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

洪清田: 周日話題 - 中策組﹕香港「植腦」工程




CPU首席顧問這位置最考膽識和膂力,「狹路相逢勇者勝」;公私大機構中,「能者居之」,有時候「自我強勢者」可以豁出去,鑽一下機構惰性的空子,主導於一時,「過把癮」,做「真主子」一陣子;但要真起「大腦」作用,還須「智/能力」,還要審時度勢,分清哪一個人文系統下和世界觀的識見、中西歷史感及現代性方向、坐標,看看大環境、大氣候。

香港百多年都在中西歷史湍流的「靜土」,不動聲息考驗人。顧汝德(Leo Goodstadt)和邵善波之別,不在個人膽識和膂力,而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之間宏觀的人文取向與取態。

(一)

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之設,是因為百多年香港「冇腦」又「無為」,竟因而不經意創出曠世souless奇蹟;二三十年前面對九七議程,英國派麥理浩治港十年佈「67-97」的局,發覺為香港設計的「冇腦」又「無為」的英式「西用中體」已過時,需要加腦和大作為,遂有中央政策組之設。

九七是中英港三方開埠以來的大變局,中國要洗脫國恥,英人要光榮撤退,港人要自由繁榮穩定民主人權法治多元開放活在「一國兩制」下,在在是歷史的前所未見的unknownsunknowns之間是系統性交叉碰撞(system clash),瞬息正反轉化分合萬變,港英十八、十九世紀的管治體制難以承受。怎樣過每一天,在在是強香港一眾頂尖高官所難;尤德猝逝,香港管治體制和衛奕信在四方八面壓力下如軟殼蟹,香港進入開放政治的新階段;不為治港高官和政府體制「植腦」、安裝一個坐標,英人不能有效管治和過渡到最後一天。

CPU是政府中百年沒有、唯一機構為港督、布政司及財政司提供intellectual input,專職統合及提升,常規化,集中到施政報告。草創時,個人特色有無限空間。顧汝德時期的中央政策組,橫向統合各政策科和政策,為操作性的政策垂直提升層次,賦予soul,和社會大眾及時代共呼吸。施政報告之外,還有服務承諾(九七後不久取消,取消可能是陳方安生和董建華罕見的一致)等新猶。他之於CPU,就如姬達之於ICAC

(二)

顧汝德和彭定康面對三方面﹕中國(北京黨政)、英國(倫敦執政黨)和香港;香港內部也面對三方面﹕政府內部官僚體制、親中勢力和民主派;親中勢力也面對三方面﹕傳統左派舊部、商界鄉事街坊保守派、漸向北望的專業界和漸靠向(中國特色)「民主」的「開明左派」。

這九重之中,顧汝德用功最深的是政府內部的官僚體制,在彭定康充分授權下抓住官僚體制這「工具」,用它面對其他八方面,有助英治到最後一天。兩人若合符節,管香港和面對中國舉重若輕,出神入化,他被稱「魔僧」。

百多年香港貼近中國又漂流於中西的歷史湍流,英人以「西用中體」產生(中國認為)的另一種中國人、政經體制、社會和文化。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政經體制咸認為「香港」換了「腦」、換了「心」,甚而不自量力、不切實際妄想替中國換「腦」、換「心」。國民教育要替香港人「換心」,邵善波似要學顧汝德,替香港「換腦」。

(三)

古今中外的權力官僚體制都必然和必須是(不同程度)封閉體系,都有其共通的本色本質本性——以文功或武力進入權力圈,形成分科格序的「建制」,分工分科又統合,有效順暢運作又「無為而為」,維持內外的秩序、資源及權利分配,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和變局,在各種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和未知中臻於一種均衡、正義及常態(EquilibriumJustice and Normalcy),令大部分人共尊共遵。

群族、社會、教會、王朝、國族、階級的組成,都在於進入人的生存的未知,以理性探索objectivity,配以主觀(subjectivity)的記憶和想像,建構社會和時代所需的均衡、正義及常態。官僚體制從事的和服膺的原理與原則、目的與標準,香港一般稱之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以之要求官員「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公事公辦」。

從知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而言,「公共利益」的定義與內涵、原理與原則、目的與標準,最終是「怎樣做、能不能趨近客觀性和客觀規律(objectivity),以及是不是開放問題和探索過程」。

一切文官體制的存在和完成任務,必須在box中自成「生命共同體」,上下各方緊密合作,跟足規章條文、政策及邏輯和程序,排除干優和劣質雜質。也一如一切「生命共同體」,文官體制也會把本身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官官相賴,排外斥異;規章條文、政策及邏輯和程序既是工作合理需要,又可公器私用於自保自肥,自我優越神聖,進而異化為貪污枉法瀆職徇私,劫持權力機構,把公產公器變私產私器。

中港之別,是貪污枉法瀆職徇私香港較少,但官僚體制(及專業界)box裏的封閉僵化、自保自肥和惰性,自我精英貴族、傲才忌才,排除異己另類,自覺不自覺也很普遍。

(四)

英人九七談判和九七後的餘熱餘光,必須整個香港政府官僚體制動起來,一改百多年一套,最大程度向社會及時代開放,以民主及民生爭取民意,把政府變成民意ipso facto授權和監督的「服務型」機構。英人撤退前這個部署,阻力除了來自香港親中人士及北京,更來自官僚體制的各層官員。二十多年前九七前後高官常對鏡頭講「你們不知政府怎做,你們不懂、胡亂批評」(現在不(敢)講)。據說不少高官到立法會備詢,給以前成績差得多的大學中學同學「質」得痛不欲生。

由「冇腦」又「無為」而「有腦」、「有靈魂」,是一個中外古今一切官僚(及專業)最害怕和痛恨的「無謂無聊」事。顧汝德要做、能做的其實極有限,「魔僧」其實有點名實不副,但百多年慣性官僚體制和官僚加入百多年沒有的要求,要這、要那,這個不成、那個不同,等於擾亂高速運作的系統,顛覆幾班人的金科玉律、政策及程序,破壞辛苦建立的、大部分人共尊共遵的脆弱均衡、正義及常態。這方面,邵善波和顧汝德是同道中人,可以「同病相憐」。

(五)

評鑑劉兆佳、邵善波和顧汝德的標準,以及判斷中央政策組的價值和功能,決定什麼應做、什麼不應做,以及和其他部門的關係,標準在於他們和中央政策組怎樣做、能不能趨近客觀性和客觀規律(objectivity),以及是不是開放問題和探索過程。

九七前我當了幾年CPU非全職顧問,講的都是香港管治精英和社會大眾百多年只做到「體」與「用」,沒有「魂」,中國是一個「文化魂」的古文明,九七後必然要在香港植入「魂」;香港需加「魂」、植「腦」,否則不但「香港」不必五十年便不保,連基本管治也難有效運作,但由中國官僚政體為香港加「魂」、植「腦」將是(另一種)勞思光講的「歷史的懲」;為香港、為中國,甚至為世界,香港必須從本身百多年融匯中西的基礎為自己加「魂」、植「腦」,我統稱之為「(人文)香港學」。

九七後我又當了幾年CPU非全職顧問,又講這些。有一次蕭硲柱給我半小時專題講解,我列出「落地操作到天外天的『魂』層」之間的十層面,以及政壇經界各人的表現。二十多年來,董建華、鄭維健和鄭汝樺、曾蔭權都大概都不知我講什麼。這可能仍要講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