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貞停：「大富翁」遊戲 反映美國經濟失衡現實

過去幾集的《點解會貧窮》（Why Poverty）從世界各地的貧窮問題探討人類貧窮的原因，今集從一向被認為是富強大國之一的美國為出發點，以著名的金錢遊戲「大富翁」進行實驗，研究財 富分配的一些現象，揭示看似公平的遊戲，實質一點也不公平，大家從而會對世界貧富懸殊現象有多一點認知。

相信不少人都玩過「大富翁」。這是 三十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興起的一種遊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心理學家Paul Piff曾經用「大富翁」進行一項實驗。兩人對玩，一方的本錢和擲骰機會都比另一方多一倍，一開始他得到2000元，每次經過起點可取得200元，而且可 擲的骰是兩粒。至於對手，一開始只獲發1000元，每次經過起點只可取100元，而且只有一粒骰可擲。實驗發現，資本和機會都優勝的一方，明知這是一埸不 公平的遊戲，但遊戲下來，他對自己一直處上風，感覺良好，而且完全不理會對手死活，幾乎沒想過一開始遊戲規則已經向自己傾斜。

這實驗在全國 各地進行，研究過數千人。結果發現，當優勝的一方擁有愈多，就愈覺得自己所得的一切是理所當然。設計這實驗的Paul Piff解釋：「兩個玩家互不相識，擲銀決定方位，好比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背景，家裏有錢的是有錢人，他們有多一倍的本錢，還有更多的擲骰機會，比其他人 可以走快多步。美國夢的理念，是只要肯玩，人人均機會平等，但事實上，大部分人玩的卻是一場不公平的遊戲，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因為遊戲規則早就定好，物業 會被人買光，其他玩家一早就把錢拿走。」

收入差距上升逾十倍

這場不公平遊戲導致的結果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讓我們走一趟紐約市的公園大道Park Avenue，便可認識到金錢和權力，如何摧毀一向強調機會平等的美國夢。

位 於美國曼克頓上東城的一段公園大道，是紐約市最貴的地段，住在大道兩旁的住客非富則貴，而且很多都不是一般的富貴，而是超級富豪和政治權貴。居住在這裏的 有錢人，不單會花錢買大房車、豪宅和私人飛機，他們為爭取自己利益還會大灑金錢，在國會買政治影響力。他們的政治話語權愈來愈大，優勢前所未有。

沿 着公園大道向北車行大概十分鐘，便會到達哈林河的盡頭，一水之隔，卻是另一個世界。那裏是布朗克斯區南邊，美國最窮的國會選區。七十萬人口當中，近四成人 每日所賺的工資不到40美元（約310港元）。他們的收入追不上通脹，更不幸的是，對岸一班銀行家引發的經濟衰退，連累到他們隨時飯碗不保；而公立學校資 源不足，更拖累了他們子女受教育的機會。簡單來說，目前低下階層的生活比他們的上一代還要差。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Jeffrey Sachs補充說：「我小時候，美國的自我形象是以中產階層為主的國家。當然，會有少數富豪，會有窮人，但令美國人一直覺得自豪的是，中產階級佔社會的多 數，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1965年，在美國當行政總裁的收入相當於一個普通打工仔的二十倍；到今天，最保守的估計，這差距已達二百三十 一倍。無可否認，富人和窮人的收入一直存在差距，不過在過去三十年，貧富的差距不斷擴大，已變成了鴻溝。在二次大戰後的幾十年，每個美國人都可分享到經濟 收入增長的成果；但自七十年代末開始，經濟增長完全被最有錢的一成人瓜分。據2010年的統計，美國最富有的一群其實只得四百多人，但他們所控制的財富， 較一億五千萬中下階層人口還要多。

「我坐的士駛過第五大道，搜尋紐約富裕階層的豪宅，最後發現，公園大道740號才是世界統治者的集結地， 這些人可以說是主宰了整個宇宙，他們全部都住在公園大道740號。」出生於紐約的富爭議性作家Michael Gross曾經以公園大道740號為題材寫了一本書，深入描繪這座超尊貴公寓的住客眾生相和它的故事。

公園大道740號最初名為洛克菲勒大 廈，是已故美國總統甘迺迪夫人積桂蓮的祖父和一眾被認為造成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商家所興建。這裏曾經是石油企業高層的大本營；現在最多的一類住客，則是 對沖基金經理，他們手上掌握的財富可以和當年的石油大亨相比。公寓最豪華的單位，屬於Stephen Schwarzman所有，他曾經擔任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營運總裁，之後創立了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他為争取對富人有利的稅務政策，經常行事高調。

稅務條例極度不公平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 Jacob Hacker是暢銷書Winner-Take-All Politics的作者之一，他認為富裕階級可以積聚龐大財富並非單靠努力，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利用財富操控政治，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政策。「金權交易的循 環，在於有錢人賺到錢，便可投資在有利自己的政策，這使他們可賺更多，然後把更多的錢再放到政治上。」他說。

Jack Abramoff過去曾當政治說客。2006年他因欺詐和意圖賄賂公職人員而被判監四年。出獄後他洗心革面，出書並巡迴美國各地，提倡政治制度改革。他深 明美國國會的運作，所以大膽提出：國會議案大部分都是由政客所寫，當中顯然他們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作出發點。說客要接近有份決策的國會議員和他們的職員身 邊，無可避免地會涉及金錢交易。

《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Bob Kaiser亦有相同的看法，他說：「華盛頓一件秘而不宣的醜聞是，參眾兩院議員每星期都要花很多時間，不僅在選舉期間，而是全年無間不停地拿起電話，四 出搖尾乞憐，找人贊助經費，這樣做真可悲。」Jeffrey Sachs教授也說：「華盛頓可以說是由美國企業擁有和經營，他們花在游說工作的費用達好幾十億，很多說客負責草擬條例，花費許多金錢去資助政治活動和收 買政客。」

要反映財閥怎樣影響政府，不妨看看稅務條例。這條例有一項名為「附帶收益條款」，容許Stephen Schwarzman這類靠投資獲利的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經理，只需以百分之十五的低稅率交稅。他們這群收入高得驚人的金融業高層，所交的稅率比一個慘淡 經營的雜貨舖老闆還要低。這樣一條不合理的條款，完全是因為金融行業的游說工作做得出色。2006至今，美國每一位民主派領袖和總統，例如奧巴馬，都提出 要廢除這條款，但卻不得要領。《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Bob Kaiser說：「眾議院通過了兩次，不過法案去到參議院，對沖基金經理門早就打通門路，紐約參議員Charles Schumer，眾所周知一直都是華爾街的人。」

Schumer從金融界籌得的競選經費，拋離其他黨員，因此在民主黨內有很大影響力。 2007年6月，參議院打算立法修補「附帶收益條款」漏洞時，Schumer剛好籌募他的政治經費。只是一個月，他便從華爾街籌到超過100萬美元（約 775港元）；至於那條「修改附帶收益條款」議案，從此不見天日。

七分一人領食物援助

再看一個例子，大衛科赫 David Koch，這位身家多達250億美元（約1937億港元），公園大道740號最有錢的住客。他和哥哥經營的科氏工業(Koch Industries, Inc.)是美國第二大私人公司，業務眾多，當中最賺錢的是石油和天然氣生意，每年有過千億進賬。科赫兄弟投資在美國政治市場的金錢，可謂首屈一指，隨便 一數便包括250萬美元（約1937億港元）捐加圖研究所、200萬美元（約1550萬港元）捐共和黨州長聯合會、580萬美元（約4495萬港元）捐助 「美國繁榮」基金會、380萬美元（約2945萬港元）捐助權利法案研究所、1700萬美元（約1.31億港元）捐喬治梅森基金會……還有，國會參眾兩院 超過一半議員，都曾經接受科赫的捐助，而得款最多的是瑞安，這位在今次總統大選與羅姆尼搭檔的副總統候選人。

瑞安本身是威斯康辛州共和黨 人，深受代表極端保守派勢力茶黨（Tea Party) 所擁護，是迅速崛起的一位國會議員。他反對加稅、反對任何經濟紓困計劃、主張削減社會保障，處處抵制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在他擔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期間 發表的預算提案，建議大幅削減聯邦預算及福利開支，同時削減富人的稅率。曾在列根及布殊年代擔任財務官職的Bruce Bartlett批評這預算案「一看就覺得荒謬，它建議減稅10萬億元（約77.5萬億港元）為減赤計劃的一部分，但減稅10萬億，意味着政府要慳10萬 億支出。如果計劃真的實行，那麼一切服務包括公路、能源建設、教育等等，通通都要廢除。」

過去二十年，百萬富豪的稅率已減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而最有錢的一小撮人，稅率幾乎減了一半。絕大部分的減稅案都是布殊當總統時通過的，其中大減資本增值稅到百分之十五，和列根時代相比，減少幾乎一半。減稅案帶來的後遺症是，美國國債增加超過2萬9千億。

Jeffrey Sachs教授認為：「政府一直經費不足，目前從稅收所得的國庫收入，已處於美國現代史上最低水平。來年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都負擔不起、學校運作大受影響、道路失修。交稅是文明的代價，如果沒人交稅，就得不到這類文明設施，就是這般簡單。

目 前，每七個美國人就有一人需要領取食物資助，其中超過一半是老人和兒童，另外四成是有工作的家庭。所以，有工可做已經不能讓美國人脫貧。目前在美國，不單 只是低下階層捱苦，連瑞安所屬的威斯康辛州，很多以前屬中產階層的人都大叫生活艱難，好像在富裕的沃基夏郡(Waukesha)，每個月便有超過六千人需 要依賴食物銀行接濟。諷刺的卻是，在瑞安的預算提案，他建議未來十年要削減1340億美元（約10385億港元）食物援助，那意味着八百萬人的溫飽將會不 保。

將公園大道一分為二的哈林河，可否將經濟成果分流給所有人？抑或象徵窮人和有錢人注定天各一方？只要政黨一日仍然要靠富豪捐款選舉，美國的政治只會繼續向有錢人傾斜，而哈林河亦繼續成為有錢人的護城河。

蔡貞停：為饑民奔走三十年 流行樂手變非洲專家

聖誕即將來臨，《點解會貧窮》（Why Poverty）紀錄片系列今次帶大家回到接近三十年前的聖誕節，重溫當年流行樂壇趁聖誕節找來英國最當紅的歌手們組成樂隊Band Aid合唱的慈善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這件事的發起人Bono和Bob Geldof喚起了世界上很多人對非洲當時嚴峻饑荒的關注，而他們兩人自此深入探索非洲貧窮問題，四出奔走找尋協助，對貧窮問題有不一樣的了解和體會。在 《點解會貧窮》之《捐錢》內，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去看幾十年前開始但至今仍未完全解決的非洲貧窮問題。

「在做什麼？」

你的答案可會是「閱報」，或是「在思考問題的答案」？抑或更精準的回答「在呼吸」。假若你還覺察到自己的呼吸，恭喜你，你還生存在這世界，世界末日沒有到來，即使有，你還活着。

一 些醫學研究顯示，患上絕症的人，當醫生告知噩耗的時候，他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家人，跟着是自己未完成的願望。平日好好的不是沒想過要留多些時間陪家人朋 友，也總有一些衝動的時刻腦海裏產生一些想法，想做些平日不會想做的事情，但這些念頭不馬上實行，轉過頭來很快就被其他事情蓋過，到有一天它可能又再跑出 來、再跑出來，只是我們有沒有再次察覺並把它實現出來，抑或隨它而去，到最後再發現時，才驚覺太遲，來不及做了。

就當今天是末日已過，你活了下來，何不趁這重生的機會思考怎樣不讓生命白過。唱作歌手Bob Geldof和搖滾樂隊U2的主音歌手Bono的故事，可能給你一點啟示。

「這場饑荒是我們這時代之恥，是對人類的控訴，可悲的是，一張中間有個小洞的七吋膠片的價值，竟然相當於一條生命。」這話出於愛爾蘭流行歌手Bob Geldof的口，他所說的這場饑荒是三十年前發生在非洲埃塞俄比亞的一場大饑荒。

震撼畫面

1984 年10月開始，電視新聞上陸續出現埃塞俄比亞骨瘦如柴的饑民畫面，他們不是零星散落的出現，而是一眼望去看不清的一整群人。這畫面襯托着記者的報道：「這 場災難的規模令人驚嘆，在科勒姆山中有二十萬人在求援，但難民中心的食物僅能供應十分之一的人……」Geldof也在電視上看到這則新聞。多年後他還能深 刻記得自己看着這畫面當時的心情：「正常地，你看新聞不致流淚，但若見過我所看到的……確實會受到巨大震撼。」事後，他和同鄉兼老友Bono分享他的難 受。Bono回憶當日的情景說：「在電視新聞中看到這種事情發生，我不知該做什麼，而Geldof就說：我不知道可做些什麼，但我肯定要做點事。我就想， 嘩！我喜歡這態度！」

Geldof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震撼的心情譜成歌曲，然後找來英國最當紅的歌手們組成樂隊Band Aid合唱歌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並灌錄成細碟，趁聖誕檔期推出發售。結果唱片推出後第一個星期便賣出一百萬張，登上暢銷榜首位。之後連續五星期排在榜首，共售出超過 三百萬張唱片，籌得款項高達6000萬美元，但這筆款項放在救濟數以十萬計的災民身上，只是杯水車薪。Geldof於是想到把活動擴大，半年後，一場大型 搖滾音樂會Live Aid在英、美同時舉行，並且透過電視直播，讓全球一百五十個國家近二十億觀眾一同參與這場義唱活動。

這活動把全球的焦點都集中在埃塞俄比亞的饑荒，無論是個人或是組織，以致各國政府，都開始向這個非洲國家捐款，結果演唱會籌得超過10億美元；食物及救援用品開始湧入當地，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

「音樂會後，我和太太去了埃塞俄比亞，逗留約五個星期，沒告訴任何人。回家的時候，我們心底裏感受到貧窮並非只是遭逢不幸那麼簡單。」Bono於是四出探究導致非洲貧窮的根源。

非洲的困境，內戰是主要原因，另外，也是由富裕國家而起。在冷戰高峰時期，東西方陣營為拉攏非洲國家，甚至向非洲的獨裁者提供援助和貸款。但到了九十年代冷 戰結束，西方國家便開始要求非洲國家償還貸款。結果，巨大的債務償還，令非洲一貧如洗，但富裕國家就一直拒絕承認責任。

「Bono跟我談如何行動，問我怎麼做。我告訴他可以利用他名人的影響力。因為名氣就像貨幣一樣，有它的價值可以拿出來用。」這次輪到Geldof鼓勵Bono為取消非洲債務做一點事。

非洲宣言

在 1999年全英音樂大獎頒獎禮上，Bono有機會發言，他當着台下嘉賓和電視觀眾發表他的宣言：「銀行不會取消那些債務，除非政客要他們這樣做；政客不會 叫銀行這樣做，除非我們要求他們出手。我為此而來，你們支持我嗎？今晚有一位朋友來了，他已改變世界。拳王阿里就在這兒，起立！」他穿過為拳王阿里高呼喝 采的嘉賓們，將一個預先準備的假獎座頒給阿里。頒獎禮的主持被這出其不意的舉動嚇得不知所措，但這次突擊，卻吸引了全球媒體大篇幅的報道。

Bono 和Geldof就這樣豁出去了。1999年，他們趁八國峰會在德國科隆召開，親身走去向各國領袖游說。兩人的名氣令得這些政治領袖們樂於靠近，所以他們有 機會接近這些發達國家的元首，取得他們的減債承諾。當Bono最後連美國總統的支持也得到後，他以為大功告成，但事後才察覺原來總統一人的承諾還不夠，背 後還要說服另外五百三十五人，那就是國會議員。

「說實話，很多國會議員，甚至一些參議員，根本不會想見Bono，但議員們的工作人員卻想。 他們會站在走廊上不經意的跟你說：你必須跟他見面。」美國國會預算主席John Kasich說。連共和黨參議院多數派領袖Bill Frist也說：「他可以走進任何一個參議員的辦公室，因為助手們會說：那是Bono，我要他的親筆簽名，要讓他進來。」

Bono特地從愛爾蘭飛到美國，結果，憑藉他的名氣得以接近議員們進行游說，美國國會終於妥協，免除非洲一半的債項，而美國這決定亦帶動其他發達國家仿效。

救 援、減債雙管齊下，困擾非洲的貧窮就解決了嗎？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Paul Collier認為：「能令債權人面對現實是一種勝利，消除債務也是面對現實的表現，這個轉變有用，但不代表有新的資源轉到非洲，因為債務原本已無法償 還。」有多年投資銀行經驗又曾經從政的政治財務顧問Shriti Vadera也認為：「人們誤以為援助和減債是靈丹妙藥，可以解決得了非洲的貧窮問題。但它們根本不是萬靈丹，只是重要部分，但絕不是最重要。減債只是第 一步而已。」

要減除貧困是非常複雜的工作，但Bono同Geldof義無反顧，決定繼續爭取。Bono在訪問中說：「當看到我們的行動有 效，就很難再放手離去，返回正常的生活，做一般的公民，我和我的樂隊其實也很想我能這樣做。」這次，為使扶貧工作產生更大影響力，Bono和他的夥伴開始 為非洲滅貧設計總體規劃，目標不僅要爭取撤銷所有剩餘的債務，還包括對抗疾病、增加援助、實現國際間和非洲訂立公平的貿易協定。為達到以上目的，他們在華 盛頓正式成立一個游說機構Data，而且四出籌集資金準備長期作戰。

微軟創辦人蓋茨成了他們募捐的重要對象。蓋茨說：「同事跟我說了幾 次：Bono想跟你見面。我就想：對於貧窮問題，數字和成效我都很認真的……而他是個音樂人，所以跟他見面不是我優先要做的事。」幸好蓋茨最後還是順了同 事的意見和Bono約在一間酒店見面。二人坐下來談非洲的問題，結果一見如故。蓋茨回憶當日的印象時說：「雖然他來自截然不同的背景，但我感到驚訝的是， 他居然那麼清楚政府援助的事，還了解債務紓緩的相關情況。見面後我跟太太說：Bono真是了不起，令我吃了一驚。」最後，除蓋茨外，富豪索羅斯同斯科特都 各捐款100萬美元，支持Bono和Geldof的工作。

游說富豪

2002年，二人成立Data之後，機構的 首要任務是希望美國可以向非洲供應抑制愛滋病毒的藥物。美國是富裕國家，本來可以向非洲供應藥物，但是國內的保守派卻認為，愛滋病純粹是濫交而來，基於宗 教原因，他們拒絕施予援手。Bono知道計劃要取得成功，要先得到一位最重要的人的支持，他就是當年新上任總統——喬治布殊。

共和黨前參議 員Jesse Helms被認為是美國極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公開形容愛滋病毒是邪惡的，但他是布殊的盟友，所以儘管Bono的朋友認為無需理會這保守政客，但 Bono卻回答說：「我不只要跟他合照，還打算邀請他來演唱會。」結果，Jesse Helms真的應邀出席U2的演唱會，反應也令眾人大吃一驚。「我坐在Jesse身旁，那經驗很特別。音樂會開始前，在貴賓室大家聚在一起握手打招呼，參 議員們就像十三歲女孩一般想上前跟Bono握手。坐在後面看着這情景，我感覺非常有趣。」一位目擊現場的人說。

Bono和對宗教虔誠的右派 政客打關係，目的是要釋除大眾對愛滋病的誤解，而他也確實做到了。Jesse Helms不但承認自己過去對愛滋病人懷有成見感到悔咎，更重要的是他還協助介紹Bono和Geldof認識總統布殊，而導致布殊在2003年的國會聯席 會議上，促請國會在未來五年投放150億元，協助情況最嚴重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區各國對抗愛滋病。

成因複雜

從 1984年組織Band Aid、Live Aid，用歌聲喚起人們關注非洲的貧窮，三十年來，Bono和Geldof為非洲問題不停奔走。他們現在的行動目標已轉了新方向，Data亦改組成為 ONE。在尼日利亞和南非成立辦事處，聘請當地人當顧問。他們不再談拯救生命，而是要推動非洲的農業發展，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得到公平貿易對待。

他 們高調的行事和宣傳，卻惹來一些非洲維權人士反感，認為他們在基層所做的工作被二人的鋒頭蓋過而受到忽視，更質疑他們「如果真的想改變非洲的情況，為何不 來跟我們談談？我們對基層的真實情況十分了解。有時我們覺得受到侮辱，因為非洲問題已經有所進展，只是有些人利用它去做其他事，例如Geldof會告訴你 這是Live Aid帶來的成果，但事實並非如此。」

埃塞俄比亞反對黨領袖Gebru Asrat也認為，單憑Geldof一個人的力量，是沒法為埃塞俄比亞帶來什麼改變，因為只要一日仍由專制政權執政，貧窮問題都不可能解決。但他承認二人對那些能提供援助的國家，確實影響巨大。

雖 然無法確知Geldof和Bono在非洲的扶貧工作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力，但是在過去十年，透過他們的努力，已經讓六百萬愛滋病人得到治療；八個國家的瘧疾 死亡人數減少一半；而兒童死亡個案每天減少了一千七百人。正如救助兒童會總幹事Justin Forsyth所說：「他們讓數以百萬計本來會死亡的兒童生存下來，多了四千萬兒童可以上學。瘧疾、愛滋病毒和愛滋病問題上有了突破，這些都是拜他們所 賜。數以百萬計的人參與他們各類大型活動，即使不是全面成功，也是一大進步。」

蔡貞停：不讀書等着窮 上大學立即窮 知識不能改變命運?

《點解會貧窮》（Why Poverty）紀錄片系列首兩集闡釋了人類貧窮歷史及以一個北非個案說明女性在脫貧路上的角色，今集從知識角度探索貧窮問題。

「知 識改變命運」一詞一度高唱入雲，特別在中國。但知識能否改變命運？命運會否因擁有知識而得到改變？放諸今天中國的情况，或許有人再提這口號時，也不會像過 往般振振有詞。看看陳為軍導演的紀錄片《出路》，你一定會為片中那位高考取得低分，卻為脫貧而將要付出高昂學費上民辦高校的王盼着急；也會在大學生萬超身 上感受到畢業即失業，工作難求的那份無奈；甚或對民辦高校導師王振祥打着教育幌子四出招生誤人子弟而感到不耻。但，這卻是中國的現實。導演把每天在中國各 地重複上演的場面，濃縮在五十分鐘的片子裏，讓人反思知識改變命運，教育是解决貧窮的一條出路的天真想法。

陳為軍好像特別喜歡用三個個案來 說他的故事。在前作《點解要民主——請投我一票》（Why Democracy-Please Vote For Me），他選了武漢一所小學三個三年級生競選班長的過程，一窺一場富中國特色的民主選舉。今次製作《點解要民主——出路》（Why Poverty-Education！Education！），他同樣選擇武漢作為拍攝場景，主角一樣也是三人：王振祥，湖北省一所民辦高校的導師；萬 超，湖北武漢大學珞珈學院應屆畢業生，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王盼，湖北省赤壁市應屆高考生，高考得388分。

「讀書是當今社會最好的出路， 至少在中國，那是肯定的。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所以我們在座各位應該都有一個共識：讀書不僅能使我們獲得強大的精神世界，更能夠 讓我們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高品質的生活……」王振祥每次在招生講座上都會說出這番開場白。而招生會的背後，學校各個導師都有任務，男老師負責搞講座，女 老師負責打電話叫學生來聽講話。王說：「我們出去的任務是每場講座平均要叫三個學生去交100元(人民幣，下同)的註冊費，去年是300元。去年我大概講 了五十場講座，當場註冊的學生只有十一人。」

民辦院校淪為商業性質公司

中國有着全世界最龐大的高等教育系 統，2008年各高等院校的入學人數高達二千九百多萬，但只有出色的一群能考進國家資助的大學，其餘的便要付出高昂學費入讀所謂的民辦院校，王振祥現在工 作的弘博教育便是因應國家推行教育產業化和市場要求而設立的一所民辦高校。「教育產業化實行了這麼多年，基本上所有的優勢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城市裏，農村孩 子沒有良好的教師團隊，考不上重點大學，所以就只能來找我們這類院校。我們對高考分數沒太多要求，最終又會發他們一張文憑，但我們只是一間商業性質的公 司，不是一所學校，嚴格來說它只是一家公司。」王振祥在學校，不，嚴格來說是他在公司正職是平面設計導師，但他最重要的差事卻是開辦招生講座宣傳學校，難 怪他形容自己就好像銷售員一樣，要四出去拉顧客。

「中國三大暴利行業之首，就是招生啦！反正我們招得比較好的那年，招了大概五千人，每人學 費12500元一年，那就是5000萬，不少啊！所以老闆賺死了。但是城市的小孩不上當，他們得到的諮詢比較多，知道招生是怎麼回事；那些農村孩子比較單 純，上大學前他們連電腦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王振祥經常要到鄉郊地區辧講座，因為農村有着他最大的客源。

根據王振祥的招生經驗，王盼肯定 是他的目標對象。這位農村中學生寒窗苦讀但在高考中只取得388分。去年中國一共有九百多萬考生報名參加高考，以王盼這個分數，一般大學都不會收她，這一 點她很清楚，所以她為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擔憂。「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如果我現在選擇輟學出去打工的話，想要讓我父母過得好點肯定很難；但是，如果我讀完大 學出來的話，應該會容易一些。」王盼的媽媽是殘障人，歲半的時候被家裏養的豬咬了一下，十隻手指只留下一根，所以現在她只能在地盤當散工賺點零錢。為日後 打算，她把全部寄望都放到女兒身上。王盼高考成績欠佳，王媽媽氣在心裏卻不敢發作，怕刺激了女兒，反要倒過來安慰她好好繼續升學。做母親的一直認為，沒特 別技能和文憑的話，女兒要找一份好工作將很艱難。

大學失業生屬第四弱勢社群

中國仍有不少人相信一紙大學文憑是 脫貧的出路。大學應屆畢業生萬超過去對這看法也深信不疑，直至經過這幾個月來的應聘、面試、試工、再應聘、面試，還是找不到一份長工的慘痛經驗後，他的信 心才開始動搖。他口袋的錢已經剩下不多，又不好意思再跟家裏要，所以他實在很焦急要找份工作安定下來，否則就很難在武漢再待下去。

「現在房 租一個月要500元，每天午飯3.5元乘以二十五天，電話費按130元算。每月最基本的生活費就要937.5元，這還不包括其他費用支出，比方說日常用 品。一個月的工資就這樣構成的，就沒了。」萬超是典型的「蟻族」，這是近年冒起的一個新詞，指的是畢業後無法找到工作，或是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市的一 群大學生。在社會上他們被視為是三大弱勢社群，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社群。

萬超每天仍然忙碌參加面試，自我介紹，自我 期許。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一份銷售工作，但是一星期的考核期未過，他便因為不熟識試算表的運作而被裁走。之後，他再找到另一份排單員兼要負責送貨的差事，怎 料上班的第一天便因為塞車而遲到，被主管訓斥了一番；但更恐怖的是，中飯的時候同事告訴他，他們新來的十多人當中，老闆說只會留下二人。「今天老闆說公司 不是慈善機構，我們這十幾人當中，只會留下兩個人，我問的時候，她沒給明確的數字，說底薪是不定的，說了這麼一句敷衍的話。我覺得工資至少要1500吧， 不然的話連生活都保障不了，如果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那麼工作也沒有什麼意義了。現在我對自己的預期工資是1800，我對工作沒有什麼定義，只要能掙到錢就 行了。真的，現在租房子都成問題，結婚、買房只能是一種奢望。我感覺這個社會已經完全失去了那種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的宗旨，現在這個社會讓人看不到希望， 有權利的人一直壓榨沒權利的人。」

聽着同事的嘮叨，萬超心裏十分認同，當初他都沒想過，憑着手上的一紙文憑，根本找不到什麼出路。他說： 「想到這個事情就很煩啦！為工作，為生活。工作上沒我想像中那麼簡單，之前以為自己100%能拿下來連過度期都不需要。再加上剛開始工作，本來就沒什麼錢 嘛！但是又總覺得錢一下子就沒了。不說想做什麼，連想吃個飯都不敢吃，可能生活就是這樣子，一點辦法都沒有。」

自1999年中國推行教育產 業化政策後，高等教育開始變成了商品。每年高考，成績最好的學生可以進入國家的重點大學，其餘的就要支付高昂學費入讀民辦高校。萬超就讀的武漢大學珞珈學 院是依托武漢大學成立的一所獨立院校，也是教育產業化下出現的產品。過去十年，中國的民辦大學數目增加了三十倍，畢業生的人數也數以十倍計地上升，結果， 造成每年超過二百萬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困局。

「畢業生最低工資標準是1200元，他們不吃不喝，學費也得四五年才能賺回來。你說我一個教 平面設計的老師，也要像傳銷一樣，跑到每條村子裏去招生，那我的學生出來又能做什麼呢？」王振祥口雖然這麼說，但是每次在招生會上他還是鼓如簧之舌希望打 動學生的家長把子女送到他的學校。經驗告訴他：「開場三分鐘先要講個故事，講這個故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家長在十分鐘之內把眼淚流出來，那就成功了。只要把 家長拐騙到手，學生就不用談了。」

農村孩子上大學靠親友賒借

王盼最終獲一間名不經傳的理工學院取錄，她母親知道後表現得比她還雀躍，而且決定擺十桌酒席慶祝一番，趁這機會也好問鄰居親友給他們送點學費錢。

「學 費是多少？」王盼的公公問。王盼的媽媽說：「加起來要2萬多元一年，三年就是6萬多。」「那真是不得了啊，管他呢！反正好歹是個大學。即使不請客，親戚還 是會送禮，考得好壞都一樣，考得好的話也就是心裏開心一點，風光一點。你拿去給王盼吧！」婆婆硬把一團鈔票塞在王盼媽媽手裏。農村人送子女上學，全靠親戚 朋友幫忙，有錢的送錢，沒錢的就先借。

近年「看病難、房價高、求學貴」已經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高等教育改革向產業化發展，已導 致大學學費上漲到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程度，所以有「考得起讀不起」的說法。目前大學四年學費，相當於一個貧困户六十年的收入。很多家長為讓子女升讀大學而 要四出借貸，有的甚至因為負擔不起學費覺得對不起子女而自殺。

「不讀書是等着窮，上大學是立刻窮」，這句話深刻總結了中國目前在教育資源不 足、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出現的社會困局，此片的導演陳為軍對這困局感到消極，他說：「從隋朝推行科舉開始，中國人一般都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大部分人都認 同孔子所講的『學而優則仕』。但是自推行教育產業化之後，很多低下階層的人已被剝奪了這機會，社會流動已流動不起，所以令到很多人沒法改善生活。如果一個 社會沒有流動機會，人民就沒有希望，這個社會也沒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