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昨天，台灣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在本版發表她早前的演說，提到一九一二年的時代痕跡，提到辛亥革命二三事。今天，她集中談論孫中山先生「大夢想家」的一面，勉勵年輕人在大破和大立之間，如何保持篤定與從容……
廣州是一個革命的核心地，當戰爭要在廣州爆發時，詹天佑人在廣州。幾乎所有管鐵路系統的人都逃難去，列車停駛了，甚至也開始發生搶劫。在這樣一個不安的時代裏，詹天佑怎麼做？他把所有粵漢鐵路的主管找來，告訴大家革命就要爆發了，所有要離開的人都來跟他登記，他可以讓你們走，但是每個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細節的移交。後來發生的情況是，當街頭因革命而沸騰時，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粵漢鐵路工作，始終是照常運行的。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孫中山先生就到了廣州，詹天佑以粵路公司經理的身分接待孫先生，這已經是一九一二年的五月。諸位熟悉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就知道，孫先生很快地就擔任了全國鐵路總監，他提出了要為中國建設二十萬公里的鐵路，後來變成了我們的「建國方略」。「建國方略」提出的宏偉基礎建設藍圖包括要在十年內為中國修建十六萬公里的鐵路，一百六十萬公里的公路。這個夢想距離現實有多遠呢？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國的鐵路系統加起來不到二萬公里。到今天距離一九一二年一百年之後，現在的中國，真正營運的鐵路里程是八萬多公里。公路就遠遠超過了孫所擘劃的，有三百六十萬公里。
孫先生當時有一個澳洲的顧問叫作端納。端納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底時，見了孫中山先生之後對他很不滿意，給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澳洲記者摩里斯在七月四日寫了一封私人信，發了一堆牢騷：「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決定要盡自己畢生的精力發展鐵路，他說他幾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劃，我就磨了他好一陣子，他最後拿出一張六英尺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狂妄極了，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的不切實際，對於他目前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
關於孫中山的一些批評
這是端納私下對孫中山的批評。端納說，「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國西部最偏遠的地區，孫中山煞費苦心地用筆在各省及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條線，他用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着海岸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重山峻嶺直達拉薩到西藏，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彎沿曲折的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線是從上海經過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過戈壁邊緣到達蒙古，他還畫了許多從北到南、從西到東許多條線遍佈全國，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怎麼會這麼愚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瘋了。問題不在於他畫的地圖，你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與資金，他畫的每一條線，即使是更多的線都有可能建成，可是問題在於他竟然會以為外國資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資金給他，在五到十年內把這條鐵路建成。」
端納接着寫，然後孫中山就問他：「你認為外國資本家，會為此而投資嗎？」端納回答：「那要看什麼條件。」孫中山說，「喔，我們可以給他們四十年鐵路的使用權，不過期滿時他們要將鐵路無償的還給我們，而且保證運行良好。」
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BOT嗎？我們現在不是在做這個事情嗎？
端納說，「我就告訴孫，除非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否則即使在中國幾個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實際最有前途的鐵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國的一分錢。」端納總結說，「孫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後中國滿佈的鐵路，你想想看從越南的老街到中國雲南的小鐵路就花了八百萬的英鎊。憑良心講，一條從雲南要拉到拉薩的鐵路要花多少錢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薩，去做夏季的遊玩，或着供達賴喇嘛逃跑的時候提供方便，這條鐵路一點用都沒有。」
這是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先生身邊的澳洲顧問私底下的一個說法，有趣的是端納提供了那麼一個活潑的孫中山的側寫輪廓。一九一二，民國初始，孫中山對於政治的權力，可以放棄，但是對於建設中國的那個夢想，他緊緊的、緊緊的抓住，為之燃燒。從端納的敘述裏，你看到「孫逸仙這個人」，四十六歲的革命家，彎身趴在一張敞開的大地圖上，拿着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畫下他心中的建國藍圖。孫逸仙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大夢想家。當端納用輕佻的口氣說：「鐵路從雲南去建到拉薩幹什麼？」一百年後，回頭來看，是的，還真的就是要讓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遊玩」！
孫中山不切實際？
孫中山先生是個大夢想家，因為他所想像十年內要做的事情，要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從負面去說，哇，他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可是換個角度去看，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真神奇，他的夢想，竟然都是對的，只不過他的夢想太大、太早。他的夢想的實踐所需時間，不是十年，是百年。但是他在地上畫出的那個夢想的藍圖，後來的人用一百年的時間去驗證，他的方向和願景是偉大的。
想像着趴在地圖上的孫逸仙，我就開始思索，孫逸仙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夢想家，一個熱情燃燒的夢想家的？我就想到一九二三年他在香港大學的演講。那場演講的題目是：「我的革命思想來自哪裏？」他是這麼說的。二十出頭的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看見香港「秩序井然，建築宏美，無有干擾，嚮往不已。」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鄉，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衛，時時留意防身之槍彈完好否？年復一年，情況俱如此，家鄉與香港僅有五十英里之隔，惟兩地政府何以差別如此？」香港社會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歲的孫逸仙還不僅只是個夢想家，還是個行動者。他受到香港的影響，放假回到家鄉，他召集了一批鄉里年輕人動手挖石頭，鋪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個村子之間的幾里路給鋪起來。鋪了一陣子後發現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礙，他就去找縣長。一個二十歲的少年，非但不怕官，還會去找縣官。這個縣官也答應了要幫助鋪路，但是接下來他發現這個縣官不見了，換了一個縣官，他再去找這個接任的縣官，發現接任縣官對他置之不理。這個時候，孫中山發現這個縣官是花了五萬銀子買來的官。二十歲的少年才知道說，政府的管治原來是這樣的。
他在一九二三年演講裏說，有了這個認識之後，他就着手對政府做研究，發現在別國的政府當中，貪污是例外，廉潔是常態，但是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在中國的官場，貪污是常態，廉潔是異態。孫逸仙剛開始以為，省城的情況會比較好，不料一到廣州才知道它的腐敗更嚴重。原來，「中國之官地位愈高，貪污愈熾，最後到了北京，其腐敗又千百倍於廣州」。孫中山說，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底層縣府竟然是中國最廉潔的政府機構。這樣的震撼教育給了他一個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國最需要的拯救。今天這場短短的演講如果一定要有結論的話，那就是：孫逸仙是個大夢想家，可是他不是一個空的夢想家，因為他也是一個行動家。一個清朝的學生，會去鋪路，會去找縣官，然後希望有所突破，最後用革命行動來實踐他的夢想。有人說，民國建立，如果孫中山真正的執政，他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執政者。也許，但是我想，大破的時候，需要的是目光遠大、胸懷願景、有氣魄、有夢想的人。大立的時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腳印，忍辱負重，有謀略、有毅力的，能靜水深流的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質，我們怎麼可能要求這兩種特質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
大夢想家
之所以提及伍連德（編按：詳見昨天同題文章），是因為「伍連德這個人」在國家政治、軍事動盪到極度的時候，他專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公共衛生制度給建立起來。今天之所以講到「詹天佑這個人」是因為，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他如此篤定不移地堅守鐵路的基礎建設。在大破的時候，我們非常需要像孫逸仙先生這樣的大夢想家，讓你有一種氣魄，敢於想像非常遠的未來。在大立的時候，我們需要像詹天佑這種實踐家堅毅執著。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價值混亂的時候，可能要有像伍連德這樣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長遠的建設，以天崩地裂不變色的從容態度，一點一滴的做下去。
我們今天的台灣剛剛好距離一九一二年是一百年，孫逸仙這個人對於建立共和國的願景，我們還在他的藍圖上往前走，台灣在意想不到的另一個空間，開展出自己的一條路來。今天這個時候，我們在政府的體系裏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覺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間、價值混沌中覺得灰心，因此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間幽晦不明的時候，只要我們心裏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長遠的、有意義的事情，或許我們心中就可以有一種篤定和從容，即使外在的環境忽明忽暗，眾聲喧嘩不已，但是心裏可以自信，對於時代、對於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堅持的。
龍應台—一九七四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淡江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一九九九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期間推動本土文化及保護樹木等政策措施。及後客居香港，先後任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現任台灣文化部長。近著《孩子你慢慢來》、《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均引起廣泛迴響。
（二之二，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