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李老闆，外判工人給你賺錢，當然也是你的責任﹗

文 安娜

 

看到新聞中國際貨櫃碼頭老頂嚴磊輝口口聲聲說與罷工工人無直接僱用關係、自己只是用家、工人待遇只是承判商責任云云，我就想，嘿，什麼年代了，還想藉詞外判來推卻責任？和黃這個集團在賺錢方面的全球化速度是超前得很，在全球五十二個國家有業務，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問題上卻是選擇性地嚴重脫節，這是典型的商人如意算盤。不過，李超人、嚴先生，這算盤在這個人類已上月球幾十年了的年代已不再打得響的了，再打，只愈顯得和黃和國際貨櫃碼頭是多麼落伍可笑而已。

毫無疑問，和黃需要一場關於社會企業責任和服務供應鏈工人權益的再教育。

也只怪香港的國際化美名一直以來其實只是資本的國際化，基本上是完全蔑視道德權益和企業責任的國際化，便利了香港企業，甚及是香港政府本身不斷外判服務，以瘦身減省成本、為股東謀福利的美名而用更低價得到相同或更多的服務，同時卻不顧當中工人權益，被責難時還一臉無辜。明明是因覑工人的血汗而賺了大錢的，又有什麼無辜的呢？

工人運動堅持 企業最終必負責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工人堅持，這些倚靠基層工人血汗而賺取利潤的企業，最後都不敢再說什麼自己與外判工人無關係的謬論，而且還得堂堂正正的發表自己如何負責任去監察外判商工人權益的社會責任報告。香港人最熟知的可能是生產蘋果手機的大陸工廠富士康，蘋果又可有富士康工廠的一分一毫股份，在社會大眾責難富士康如何軍事化管理和剝削生產蘋果手機的工人時，蘋果又何曾敢推說自己只是服務用家、和工人沒直接關係、找富士康不要找我等等犯眾憎的推過言詞？蘋果還不是得聘專人去調查狀、和關注團體開會、責成和監督富士康的改過計劃？不單是蘋果，幾乎所有龍頭跨國企業都已不會再否認自己的利潤和外判工人權益狀的關係。無他，很多跨國企業十多二十多年前已開始受過類似和黃今天狀的洗禮，對於自己利用外判服務而賺錢時的責任有過慘痛的認識，早已過了今天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那個跺腳呼冤的什麼「冤有頭債有主」的幼稚園階段，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其實跨國企業就是最大的債主。

國際社會對於跨國企業對其服務供應鏈中工人權益的責任承擔的理解，也早已不再要求停留於監察，早已更進一步地到了對其工資狀需要最終包底負責的要求。兩年前，Nike就因為在洪都拉斯的兩家外判工廠執笠而要為沒有直接僱用的一千八百名外判工人支付超過一百五十萬美金的遣散費，還得為工人提供再就業的培訓。這當然都是不是跨國企業主動請纓的豪氣承擔，都是工人運動堅持得來的，而這也定會漸漸成為國際上慣例。如今碼頭工人的抗議標語上說「養起李嘉誠、養不起家庭」、「還錢呀李老闆」，正一語道破了跨國企業利潤和外判服務基層工人困境的荒謬關係。

外判逃避責任 無知還是無恥？

3月初，福布斯公布2013年世界億萬富豪排行榜，李超人可是名列全球第八位，家財幾千億，普通人八百輩子都花不完。據報貨櫃碼頭去年收入57億，比前年增加了24%。有時我還真的不明白，這些富豪巨賈，對社會責任的理解為何就這麼狹窄，以為成立了慈善基金、捐助地震海嘯、助學扶貧等等就算是良心企業了，還美滋滋地以為可以慈善家自居，可是恰恰對於為了自己服務的工人、以勞力為自己企業賺錢的工人卻總是機關算盡，以外判非直接僱用、自己無法律責任等等不合時宜的非道德借口而逃避責任。這是無知還是無恥？

不論是無知還是無恥，這自然是與香港政府的無能有莫大關係。早於2006年，英國修訂的公司法就要求上市公司除了公布財務報告外，也要公布社會責任狀、對其服務供應商的規管等，去年出台的反貪法，英國也把貪污行為的可追索範圍延至其企業的海外商業行為，美國也有不同州份出台法例要求企業監管其外判商有沒有牽涉販賣人口和使用奴隸工的狀，歐美都有政府部門和大學發出規管外判用工行為的道德採購政策。反觀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在這問題上，一直以來都是不聞不問的。

政府對企業責任不聞不問

兩星期前，我和香港一所大學的校務處開會，討論如何制定道德責任採購的政策指引，校務處坦言，這是為了回應學生會多年來一直關注大學外判承辦商僱用的清潔工人、飯堂工人和保安員等等的權益待遇，也是因為校方也明白社會責任是大勢所趨，實在是要開始積極思量如何確保服務校園的工友的待遇。可幸香港還有大學有這自覺，明白要訂明政策，起碼承擔最基本的外判規管責任。

根據嚴磊輝對傳媒所言，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有40多名外判商，那國際貨櫃碼頭有沒有對這些承辦商進行道德規管、在合約中加入尊重勞工權益的條款呢？與其在公開網頁上吹噓如何關懷社區，還不如對為你們賺錢的基層工人認真承擔責任，對於這些公然歧視工會、拒絕與工會談判的承辦商，取消其服務合同，永不再用。

李老闆，別躲了，光明正大走出來，管好你的外判商，和你的外判工人直接對話吧。

安娜：忘記也是一種暴行

如果一個對八九六四完全沒有認識的外國人看了《沒有太陽的日子》，大概他不會很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沒有太陽的日子》不是一部次序分明地解述某 事件的紀錄片；它是一頁非常非常個人的札記。此片拍於六四事件之後，導演舒琪以此事為脈絡，採訪了多個處境不同的華人在八九後的故事，包括葉德嫻、張堅 庭、侯孝賢、流亡倫敦的詩人多多，還有他自己的二哥等。

國族的悲難驅使舒琪用攝影機詰問真相與疤痕，從他人的故事延伸到自省個人問題；由國 到家，一邊是民族悲劫，另一邊就是家庭的矛盾與爭扎。如果《沒有太陽的日子》因欠缺大量資料史實而被覺得是一部「不稱職」的紀錄片的話，它的優點卻絕對能 蓋過它的不足；那就是它的誠懇與個人化。

我說《沒有太陽的日子》很「個人」，不光是說它呈現了舒琪比較個人、隱私的一面；我是指戲中出現的 所有人，他們的訪談、表現、態度，都是真切地表達了一些來自他們個人的思考與感受。因為個人，所以各有不同；因為個人，所以好看，就恍似在同一個範圍上蓋 上多塊剪裁顏色不一的布。

純個人感受

最能表現這種「個人性」的，其實是幾個訪者之間的矛盾與分歧。多位受訪者 之中，論調最特別的是有份參與重塑民主女神像的藝術家黃仁逵。六四餘波未完全消卻，大家仍在心頭泛着六四屠殺的衝擊、悲慟和憤怒時，黃仁逵就冷靜地說他覺 得大部分參與民運的學生都是為求心安理得，希望與這個歷史潮流有所呼應；這根本算不上是中華民族的民主覺醒。香港即使有百萬人上街，情況亦然；大部分人覺 得上了街去過遊行，就是盡了責出過力，回家後可以安然的倒頭大睡。

或許在1990年，黃仁逵這番大潑冷水的話會讓不少人有微言；但二十多年 後的今天重看《沒有太陽的日子》，全片最有洞見的說話，也許就是黃仁逵這幾句。時間會替一個清晰澄明的意念辯護；那些年頭走上街的人，今天都跑到哪裏？當 中有幾多人緊守初衷，又有幾多人後悔昔日的一時意氣？話雖如此，但有許多那時滿腔熱誠支援民運的人——比如影片中的張堅庭——確實叫人動容，不能不叫好稱 道。

六四的省思

張堅庭憶述他到北京時城中人民如何小心翼翼地向外轉達六四的真相、想起因為別人說「軍隊殺人好 刺激」而幾乎動武、記起他回到家中看見電視機裏一個學生單人匹馬站在軍隊前說「自由！自由！」話到這裏，張就哭起上來。或許你可以說他的政治觀比較單純、 天真，但你卻不能懷疑他的真誠。哭當然不代表什麼，但張在說這番話時的激動、他的義憤填膺、他的深切省思，都不是裝出來的。犬儒的人可能會笑他幼稚，但無 論如何，他的言語感情說服了我。

愈個人的故事就愈好看，大抵是因為愈是來自個人，就愈是真摰。《沒有太陽的日子》用上不少旁白，例如舒琪訪 問他二哥與母親的段落裏，首尾都有感想式的旁白。這些旁白都不是預先寫好的，細聽就會發現是經歷了那段對話訪談後的省思。此片的緣起是因為導演有話不得不 說，但製作期間拍攝已成了主動回應與追尋未知的歷程，其反省性質與誠意，由此可見一斑。此片本周四晚上八點，於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九樓獨立媒體播 映，導演舒琪會出席映後討論，有興趣者可以親身驗證片中一眾受訪者及導演本身是真情抑或虛意。

 

盧子健: 六四．仍然沒有忘記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是對香港市民關乎六四事件心情的準確描述，23年來都是如此。

3年前，六四事件20周年，我在本欄一篇論及六四事件的文章中提出，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事件，因為它是一場巨大的悲劇，它喚起人們的良知，它為中國人民帶來希望。3年過去，六四事件的悲劇、良知和希望的性質，使我們仍然不能忘記。

先談談希望。六四事件過去了23年，事件性質未平反，中共沒有認錯，政治體制的民主成分未有增加，人權受壓的例子比比皆是，這些都是令人沮喪和挫敗的事實。

可是，今日中國公民社會的活躍程度跟六四事件時期相比，有如雲泥之別。最近陳光誠事件引起舉世關注，其中最值得留意的不是中美的外交角力，不是陳光誠的個人勇氣，而是他得到一眾熱心人士的幫忙。這令人想起當年六四鎮壓後不少民運人士能夠逃離中國，中間亦是得到大量有心人的幫助。人心不但沒有死，而且充滿頑強的生命力。

陳光誠、艾未未、趙連海、胡佳、劉曉波等一個又一個的個案，顯示在中國全面實踐人權法治是漫漫長路，但這麼多仁人志士的名字亦同時告訴我們，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一天一天地成長。

八九年民運訴求焦點集中在反對貪污官倒、爭取民主人權。今天公民社會的訴求比當年更廣更深得多。除了民主人權外，政府的社會政策、企業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和文化保育、勞工權益和職業安全、食物安全和消費者權益等等，都有公民社會的影響所在。

八九民運過去了23年，並非很多人會把它與今日的公民社會狀一併談論，也沒有足夠論證顯示八九民運與近年公民社會的發展有什麼關係。可能目前公民社會的活躍成長更多是因為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而造成，但我總覺得八九民運為其後公民社會的發展播下了種子。種子還需要陽光與水分才能茁壯成長、開花結果，但沒有種子就不可能有花果。

八九民運能夠帶來希望，有強大的生命力，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良知元素。

在人類歷史上，縱使幾經打壓、強權埋沒，良知都會找到出路。當年歐洲殖民地主義者在北美洲、在大洋洲屠殺大量土著，把有色族裔作為奴隸或苦工買賣，最後都要面對歷史的譴責，歐美澳紐多國政府一一認錯。

較近代和較接近我們的，曾經有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南韓的光州暴動。當日有份鎮壓人民的政黨或者消亡，或者要承認錯誤。

最近令人鼓舞的例子是緬甸。昂山素姬被軟禁超過20年。手無寸鐵、看似弱質纖纖的她以道德力量迫使軍人政權改弦更張！

良知呼喚 薪火相傳

在香港，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能夠歷23年而不衰，究其原因，是良知的力量在承托。近幾年，有關紀念活動逐步實現薪火相傳，是因為青年人為八九民運的良知呼喚所感動。「九十後」的一代，在八九民運時仍未出生，不會有當年目睹鎮壓屠殺情景的人士的激動情懷，但他們為何仍然會投入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這是因為良知是超越時空的。良知是人類因子的基本成分，否則我們就不會由遠古時代的森林定律逐步發展到今天保障人權自由的體制。每一個當權者都希望能永遠改寫歷史，但那是不可能的，否則我們今天所學習的歷史就不會有暴君、不會有腐敗的王朝，他們早就會使真相永遠埋沒，只餘下千秋萬代歌頌他們的文字！

八九民運的良知賦予我們堅持其理想的力量。一場慘痛的巨大悲劇可說是從負面令我們不能忘記六四事件，但這23年來中國的公民社會所展示的巨大生命力，亦令人無法不懷念六四事件。八九民運人士的鮮血讓中國的民主人權土壤變得更肥沃，現在不同的維權運動和公民活動爭妍鬥麗，正是「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我們絕對不會忘記。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