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國安會」 何所為而立 ?



× 程翔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最出人意表的一項決議,就是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究竟這個「國安會」,何所為而立?其目的、作用、功能、組織、運作是什麼,當局完全沒有透露相關資訊,所以本文只能就有限的資料作出判斷。

當十一月十二日新華社發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消息後,《人民日報》馬上發表一篇文章,把中國的「國安會」與美國的「國安會」相提並論,以力證其必要性。但是,美國的「國安會」在1947年成立時,其目的明顯是因應外來威脅的(指蘇聯冒起及當時方興未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後來才慢慢加上對內因素。中國的「國安會」,卻是從一開始就有明顯國內因素。何以見得?且看看三中全會公報[1]

公報說:「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覑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這裏說得很清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作為「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個部分而提出來的,不是在涉及國防外交的段落裏提出來。這就說明它的針對性是「內憂」,不是「外患」。為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對「創新社會治理」這個共產黨專有名詞作出解釋。

所謂「創新社會治理」,是中共摸索出來的一套「維持社會穩定」(以下簡稱「維穩」)的新辦法。中共從2004年開始,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開始試驗一種所謂「網格化」的社會管理方法(詳下文)。這個方法應用在2008年的奧運會上發揮了它的作用,突顯了它的威力,所以到了2009年,為了應付所謂6521事件(即國慶60周年、西藏叛變50周年、六四20周年、鎮壓法輪功10周年),同年出現這一空前敏感的時刻,就把奧運「非常時期」的「非常規化」(即比平時更嚴厲)的維穩措施實行「常規化」,全年實施。這一年平安度過後,中共視之為成功的社會管理辦法,遂在2009年底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正式向全國推廣。所以,本來只適用於一時(特別事件、特別日子)一地(北京、上海)的臨時性措施,便被作為一項恆常措施,推廣到全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中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足見所謂「創新社會治理」,立足點完全是為了鞏固中共的統治。

「創新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所謂「網格化」管理。所謂網格,就是將城市空間劃分為一個個的「網格」,使這些網格成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將城市管理與服務對象劃分在細分的網絡當中,通過信息技術來對網絡內的人、地、事、物、情、組織等進行信息的監控、採集、管理、應對和完成上下雙向溝通的管理過程。每個網格化裏面配置四員:網格管理員(社區居委管理人員)、網格協管員(機關包片幹部)、網格警務員(片警)、網格監督員(老黨員、4050人員[2]、人大代表等)。這些人負責了解網格內的人、地、物、事、組織信息,對群眾的訴求、社區中的不和諧因素等,進行「格內」處理。政府通過「網格四員」對轄區範圍內的人、地、事、物、組織五大要素進行全面的信息採集管理,收集地理位置、小區樓棟、房屋、單位門店、人口信息、民政救濟、黨建紀檢、工會工作、計劃生育、勞動保障、綜治信訪、鄉鎮特色、志願者服務、市場商舖、安全生產、特殊人群、治安信息和消防安全等信息等。

除了「網格化」管理外,「創新社會治理」的另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所謂建設「六張網」。

2009年底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公安部長孟建柱因應「奧運維穩模式」奏效,決定把非常時期的非常做法常規化,提出建設「六張網」,即: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虛擬社會」防控網等,要求做到:點線面結合、人防物防技防結合、打、防、管結合、網上網下結合,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云云(2009121日中國新聞網)。

超級維穩機器

綜上所述,所謂「創新社會治理」,完全是為了內部維穩的需要。因此,在強化「創新社會治理」的大方向下建立的「國安會」,很明顯也是服務這個對內維穩的總目標。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國安會」的設立,不為「外患」,只為「內憂」。至於「國安會」如何強化「創新社會治理」,目前我們只能看到大方向,細節還沒有出來,所以無從判斷。但可以預料,這將是一個「超級維穩機器」。

那麼,中共眼中的「內憂」是什麼?就是「蘇聯式崩潰」出現在中共身上。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的憂患意識倒是很強烈的。他今年一年來,曾經三次提到要避免發生「蘇聯式崩潰」。

第一次,今年初南巡講話。他說: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爾巴喬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中,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第二次,在八月十九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他說:

加強黨和國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意識形態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世界上沒有一個明智的國家政權會放棄而不利用這種政治資源。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主導,甚至失去了對有害意識形態的識別和自衛能力,就會患上意識形態的失語症。那麼,各種精緻包裝的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普世價值」、西方憲政民主、西方公民社會學說、歷史虛無主義,以及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之類的意識形態就會趁虛而入,瓦解社會的精神秩序,填充人們的信仰空間。蘇聯的解體、蘇共的垮台、東歐劇變,是前車之鑒。

第三次,在國慶節期間,他要求全黨高級幹部都要利用國慶節觀看一套紀錄片《居安思危——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這套紀錄片共四集,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集﹕蘇聯最後的日子——世紀大悲劇引起的反思;

第二集﹕把自己推向滅亡的政黨——多黨制引發的惡果;

第三集﹕被「休克」的國家——經濟私有化帶來的衰敗;

第四集﹕阿爾巴特街的迷牆——指導思想多元化造成的混亂。

蘇聯崩潰前敗象 中共身上呈現

從這裏可以看出,對習近平來說,他茲之在茲的事,就是避免蘇聯式崩潰發生在中共身上。這一點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蘇聯崩潰前的各種敗象,今天都在中共身上呈現出來。大陸網民丁曉宇(筆名旗山居士)列舉了前蘇聯解體前種種社會亂象,與中共今天的狀都非常相似。例如:第一,前蘇聯解體前,每年發生流血事件近20萬起。第二,前蘇聯解體前,維穩經費和國防經費基本持平。第三,前蘇聯貪污腐敗橫行,高級黨員享有特供。第四,前蘇聯解體前發生高通貨膨脹。第五,前蘇聯解體前,GDP不斷升高,國民生活水平卻不斷下降。

這種驚人的相似,就令習近平很擔心中共政權會否在自己任內喪失(蘇聯立國74年而亡,中共立國現在已經64年,習近平假如任期10年,中共就立國74年了,到了蘇聯亡國的時限。到時中共能否繼續執政下去,就要受到這個大限的考驗)。

習近平的擔心可以理解,但方法卻完全是錯的。要避免崩潰,中共必須厲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加強控制。這次三中全會政治改革的措施無影無蹤,卻搞出一個超級維穩機器叫做「國家安全委員會」,那肯定是與長治久安的目的背道而馳的。

註﹕

[1] 引自《三中全會新聞公報》。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裏,放在第13章《十三、創新社會治理體制》裏。

[2] 4050人員是指處於勞動年齡段中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的,本人就業願望迫切、但因自身就業條件較差、技能單一等原因,難以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的勞動者。簡單而言就是中年失業者。

盛世顯微鏡﹕中國改革顛覆世界



× 溫曉連

三中全會閉幕翌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出現了令人不安的畫面,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百多名穿著得花枝招展的小學生,列隊歡迎也門領導人來訪,旁邊當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學生不但展露覑機械式的笑容,還要不停地一邊蹦跳、一邊高喊覑歡迎辭,對這群連也門在地球哪一個角落也不知道的小學生來說,他們這類異常亢奮的動作,是否出自內心,筆者十分懷疑。

這類「人為」的歡樂氣氛,在中央層面,早已絕舻了多年,但習近平上場後,差不多每次接待外賓或隆重儀式,都得動員數百個小學生充作布景版。這種舊共產國家沉醉的排場,在上世紀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北韓外,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過去半年的政治氣氛,就跟京城上空揮之不去的霧霾天氣一樣,令到很多人感到異常的沉重,難怪有一名北京大學教授早在半年前,就用了天氣比喻當前的政局﹕

「你們如果關注社會動態,就能看到天邊在積聚覑烏雲,就能聽到烏雲中醞釀的風暴。敏銳的人都能看到,風雲變幻,暗潮湧動,前途莫測。」

在今年年中時,還有很多人半信半疑,對習、李新政仍然充滿覑期盼,但到今天,不要說異見人士和知識分子,連京城裏一般的中產白領階層,還有腰纏萬貫的土豪商賈,都已切身感受到一股實實在在的政治寒流在四處竄動,精神上的壓抑遠超過過去廿四年任何一段時期。

每天在官媒裏看到的,是中共的槍桿子與筆桿子無時無刻「亮劍」,畫面與用字殺氣騰騰,無怪乎文革再起之說甚囂塵上。

政治全面倒退

習近平究竟把中國帶往何處?三中全會後,已漸見明朗,就經濟上開放,政治上全面收緊。習近平對毛澤東的崇拜,看來比起他對父親習仲勳的敬仰更深更徹底。毛澤東出身農民,在深山裏從殘酷鬥爭裏成長起來,他遵從馬克思主義,崇尚理想主義,天不怕地不怕,喜歡無法無天,信奉鬥爭哲學,精通帝王之術,如果習近平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那未來十年的施政,必離不開毛的鬥爭特質。

習近平班子在上台之前一段時間裏,致力研究了兩個課題,一是法國大革命歷史,二是前蘇共倒台崩潰的成因,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正邁向「亡黨亡國」的邊緣,要力挽狂瀾於既倒,唯有汲取蘇共倒台前的經驗,一方面要牢牢控制武裝力量與官員的意識形態,一方面要保持經濟活力,給統治機器提供最基本的養分。

由此可以預見,未來十年,政治上的全面收緊可謂毫無懸念,中共的統治模式,會由改革開放以來的寡頭壟斷,即黨內派系間有限度制衡,倒退回半世紀前的權力高度集中,近乎極權統治的原始模式。習近平打覑改革的旗幟,超越憲法,在人大、政協、國務院,甚至是中共體制,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正顯示了他對權力的無窮慾望。

普世價值 VS. 中國模式

前蘇聯崩潰後,全世界人民基本上達成了一種共識,就是極權統治必定會覆亡,唯有歐美的民主憲政體制,才可確保國家民族長治久安,這就是普世價值的基礎元素。

中國政府現在提出的改革藍圖,目的就是要顛覆普世價值,證明人民只需要金錢、物質,與及虛幻的民族自尊,其他人權、自由、民主甚至是宗教信仰,都可以視作無關痛癢的擺設。這一套改革模式,既可以用物慾來麻醉人民,又可以保持統治階層長久的執政地位,可以說是最符合中共的利益。

今次中國改革的成敗,受影響的已不單單是國內十四億人,還有其他經濟還未起步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獨裁者野心家正虎視眈眈,靜候覑這套改革理論的成功經驗,時機一到,他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廣大蟻民灌輸一種概念——財富與民主自由,只能任選其一。

這套觀念成形後,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的,未必是幾千公里外的芸芸小國,而是中國大陸邊陲的香港特區。

前文所述的那名北京大學教授,最後還向即將踏入社會的畢業生,作了以下的叮囑 ﹕「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你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果你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

不少香港人還以為我們在一國兩制的保護下,內地的政治離我們仍然很遠,但筆者幾可肯定,這名北京教授提出的囑咐,不久將來也可適用於香港了。

香港鯰魚論﹕林煥光怎麼辦?梁振英怎麼辦?香港怎麼辦?



× 洪清田

BBC幾天前訪問海爾的張瑞敏,他介紹說8萬員工中有一小部分人組成2000間「鯰魚公司」,自主經營、獨立運作和核算盈虧一段時間,讓每個人成為自己的CEO,以保持公司感應和回應市場、社會與時代的活力。

CCTV的《大國崛起》中,三四百年前荷蘭遠洋商船運回沙甸魚,經常大量死亡,後來無意間發現如艙裏夾雜幾條鯰魚,沙甸魚的存活率大增。原來沙甸魚好群集親和,會因過擠缺氧休克而死;鯰魚好動,刺激沙甸魚散開一點,多吸點氧氣。海爾的「鯰魚公司」念頭可能來自《大國崛起》。

百多年來,香港就是中國的「鯰魚」,五千年同質文化中的異類,背負殖民地的民族原罪,卻本身活出奇異精彩,又有意無意間警醒中華混沌大鐵籠裏的沙甸魚群。林煥光在行政會議,也突然變成一條「鯰魚」,「檢討論」客觀上給行政會議和建制一個沉寂中的警醒,公開講等於是把問題開放、引發公眾的討論,讓全社會一起進入問題、學習自治管治和公共決策。這是昏頭轉向的香港亟需的。

幾年前,林煥光和港大陳祖為合作為智經智庫進行一次自治管治和公共政策的public engagement研究。三四年前我在香港教育學院(HKIEd)主理的「人文香港」計劃,請他來專題演講「多元社會的行政、管治和政治」,演講稿全文刊於《明報》,後與張信剛、李焯芬、葉國華、陳文敏、張炳良、黃紹倫、蕭柱、楊森、也斯、翟紹唐等二十多位的演講稿合成《人文香港》乙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林煥光是「非典AO

由「佔中有教育意義」到「期待深切檢討」,林煥光都從一個「學習態度」的視角看事態——由現實事件出發、多層面了解事態、超越個別案例而上升到更高層次,探討背後、內裏和之上的「深層次原理、矛盾和問題」,形成政經社會人文的多層面系統,再回歸現實事件和個案的應用。這個過程是「學會學習」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和方法論(methodology)的基本功。

AO的專業事功、倫理和操守(professional ethics)之一是「上面提/問的才答、沒提/問的提/問也不要提/問」。林煥光是「非典AO」,有自己的眼耳口鼻、腦和心,「全人」自主介入生活和現實,知道與明白天地之大,知道與明白官府、權力和政策「玻璃屋」之外有另一個世界、一個不受控制的世界、一個自發自生的世界。他讀Kafka和《萬曆十五年》等政經文史哲書,看進念二十面體看了二十年,或有點intellectual interest猜想「文字與數字的明確條理系統」之外的「前邏輯」混沌holism

七八十年代的「後六七」地區行政改革和諮詢,當「正統AO」一如後來工商專業界精英從政者左支右絀、苦不堪言時,他的「非典AO」能力大派用場,默默游走於「個人、群體、社會、時代和政府」之間如魚得水;八九十年代開始,穿插於香港各方和中英港,幾次政府和個人危機都明快恰如其份處理。香港內外三十多年的行政和管治由單元單軸向多元多軸的「政治化」轉型,給了他一生的機會,直至今天(香港由多元多軸多向自由反向變單元單軸單向集中)。

陷入「你我敵友」的取向

現在香港「政治化」的環境中,凡事愈來愈對人不對事,漸漸先問「你我敵友」,以「你我敵友」決定「是非對錯」和「高低優劣」。他身在「梁營」,卻是抽離出來,回顧和審視一番,其實只限於就決策過程和決策水平的「高低優劣」而言,不涉決定的「是非對錯」,卻被雙方坐實為「你我敵友」的取向。兩邊像小布殊那樣要分「we/us or they/them」,視他的「賽場旁述」為搖擺不定、自陷被動,一致要他「走人」。

他和陳祖為研究和在香港教育學院「人文香港」演講的是public engagement,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多元互動、溝通與決策關係,怎樣一起各持己見和凝聚共識、共同承擔後果和反省檢討。現在面對的卻是政府內部行政會議各種觀點之間的多元互動政治關係(可稱之為internal engagement),該是他始料不及的。被記者逼問下,他按幾十年政府的運作慣性,援引public engagement的法則要求internal engagement反省檢討,造成的震撼,正反映engagement在現實中多麼波譎雲詭,更反映香港自治管治和公共政策問題的嚴峻,亟需由政經到人文、出入虛實的全盤「深切檢討」。

現代化是知識、權力、資源和利益由極少數人向普羅大眾的開放和擴散。參與決策、異見分歧及反省檢討沒有才不正常。社會精英與精英之間、大眾與大眾之間自己也無休止互動起來(或可稱之為common engagement),與政府和社會之間的public engagement、政府內部的internal engagement並行。決策、管治和政治、行政更見複雜兇險。

從知識論和方法論而言,英式「行政主導」的專制專權伴以諮詢制度和開放媒介及信息,是把當權者的主觀認知及意願向社會大眾開放,讓各方主客觀一起從正反各方面進入問題,找尋人、事和義理的客觀性,接受客觀規律的檢驗。政府內部各方間的internal engagement、政府和社會的public engagement,以及社會精英與精英之間、大眾與大眾之間的common engagement三者一起交叉動起來,有其本身的歷史規律、動力和能量,不大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香港這三層面目前都超越傳統中國和當今中國的認識、接受力和承受力。

梁振英應順水推舟

競選前梁振英講了幾年「內交」,但這次免費電視發牌,他卻按中國理解的「行政主導」,用盡機械化的「行政主導」的粗放權力,半途隨意改變前朝定下的發牌規則和標準、政策和軌,違反各層大眾的合理期望和諮詢制度,一意孤行對幹,視滔滔天下如無物,似不知進入什麼「深水區」,完全低估問題、對手和社會、事理的分量,關關硬闖、動輒保密,被迫解釋愈說愈多拂逆香港自由市場及創意產業的常理和常識(例如企業、市場與政府關係,創意與競爭的關係,免費電視與資訊自由及生活方式的關係),愈掙扎愈幾敗俱傷。這個月有大量「自造危機」的正面教材和「危機處理」的反面教材。

這不是梁振英三十多年來第一次。他如要檢討,就檢討這些。檢討這些必利己利人利天下。他如是大格局,應順水推舟,請林煥光主持一個專題檢討研究。如純為公關得分,他回應林煥光時除了聲明林煥光期望的「深切檢討」不是檢討發牌結果、而是程序,以及強調發牌合乎程序公義外,可以加一句:「行政會議設計和運作就是這樣,讓多觀點、多角度自由、透徹討論;任何決定不論對錯,之後都會深切檢討和有改善的空間;也是『行政主導』的『頂層設計』的一部分」;最後可以感謝林煥光這「鯰魚」。

「一國兩制」史無前例,梁振英及林煥光、香港及中國都需要虛心學習(從「學習」的角度看,中港是「學有先後」的「同道中人」)。有問題不是大問題,最大問題是逃避問題。梁振英應留林煥光發揮「internal engagement」作用,重整行政會議功能。他如駕馭不了「雜質嘈音」的行政會議,怎管治整個香港?行政會議內應該不會不成熟到分幫拉派,大家面左左,不能共事共存;如真是這樣,佔中和反佔中豈不是都要移民遷界?香港人多元社會怎一起活下去?

打開局面:互教互學

歷史等待中國認識和承認香港的時代先進性,從肯定香港之中找到「中國問題」的處方,給贊成改革者前路和前景。林煥光如不能不離開行政會議,如有心,正可以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外面世界的public engagementcommon engagement有跨越香港、中國和世界的無限空間,讓他把「個人、群體、社會、時代和政府」之間的紐帶重新接駁起來。

個人和社會的和衷共濟,香港各方講了三十多年,搞了十來次運動,卻沒進入「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小圈子近親繁殖、依偎取暖,只是公關和政治酬庸及表態。林煥光可試試打開局面,方法是建一個「政治管治及公共政策領導人才」學習班和自訓班,不是誰教誰(香港問題全世界沒誰可以教誰),而是回到春秋戰國的「互教互學、教學相長」,以及文革時的「人人是老師、人人是學生」。

這個學習班和自訓班的十要:

1)面對現實、從現實出發;

2)尊重個體、差異平等、由下而上;

3)跨越多元、高於現實;

4)認識香港、認識中國、認識世界;

5)學習個人與群體的中外古今模式;

6)聯繫「個人及家庭經歷、生命及生活」與「社會、國家及世界」;

7)對香港、中國、世界的期望溝通;

8)溝通與求同存異、求異存同、共識與行動;

9)體制和決策;

10)反省和檢討、學習與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