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文﹕盧子健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毛澤東，《沁園春．長沙》，1925年）

1976 年，我踏入香港大學校園，搭上了上世紀70年代蓬勃的學生運動的尾班車。38年過去，真的是「彈指一揮間」。今天學生領導的佔領運動，不斷勾起我回憶當年學運的情景。當年挑戰港英殖民地統治和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學運，為80年代初學界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播下了思想的種子，和為往後30年本土民主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0年前，中英簽署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雖然有了這份文件，很多香港人還是憂心忡忡，不肯定香港將往何處去。當年的青年學生，承接着上世紀70年代學運的精神，是最積極的一群。他們憧憬在中國主權下建設新香港，做當家作主的香港人。他們是「民主回歸」路線的積極推動者。

30年後的今天，令人遺憾的是「香港往何處去」再成為熱門問題。更令人遺憾的是，回歸中國17年後，青年學生不再對前途充滿憧憬。他們一樣是風華正茂，但沒有指點江山。佔領運動雖然充滿熱情，但也帶着一片悲涼。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早前發表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結果顯示，15至24歲人士和25至39歲人士都有超過一半對香港未來發展悲觀。他們都是成長於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過去30年的實踐顯然並沒有令他們對香港未來感到樂觀。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答案並不複雜，但問題得到解決卻絕不容易。

關鍵是：北京是否信任港人、是否願意放權？香港人是否能夠自尊、自重、自主？如果答案都是「是」的話，就應該以一個以大多數香港市民代表為主體的政府，取代現在以北京所信任人士與大商家代表組成的執政聯盟。

17年證明
執政聯盟無法有效治港

回歸17年的實踐已經證明，北京所組織的執政聯盟根本無法有效管治香港，而且情况是每况愈下。17年內3位特首，其中曾蔭權也許也沒有什麼特別建樹，但他在任的7年已經是特區最好的時候。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正正不是北京充分信任的人，而在2009至2010年間曾蔭權任特首時，北京處理政改問題的態度比較開放，較積極與泛民談判和對話。

反觀今天，特區政府空前孤立，社會瀰漫不滿情緒。但梁振英的施政態度始終偏執，而北京只着眼於一錘定音，沒有嘗試在香港的不同意見中尋找盡量多人能夠接受的政策。自上世紀60年代親北京勢力發動暴動以來，香港從未見如此困局。

由「67暴動」到「97回歸」的30年，香港創造了一個繁榮盛世，不是因為英國給了香港什麼優惠。當年原來主宰香港經濟的是英資大財團，但港英政府沒有固執地只維護它們的利益，反而是順應形勢讓後起的華資逐漸坐大。香港人既勤勞又聰明，在自由的空間內創造了經濟奇蹟。

香港能否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關鍵條件也正是香港人有沒有自由的空間管治自己的地方。可是，回歸後北京並沒有給香港人這個空間，每一次都要代我們選擇特首。特區政府表現差勁，北京仍然要香港人支持這個政府，同時自己介入香港事務更深，以為自己可以管好香港。現在香港變成一團糟，原因是香港人不爭氣、「反中亂港」者攪局、特區政府不濟事、工商界不積極、外國勢力介入搞破壞等等。但北京從來沒有檢視過自己對港政策的失誤。北京所有為香港做的決定都是正確的，都不應亦不能改變。這正是目前香港困局的主要成因。


盼風華正茂的他們走出危機的困局

如果中共所有決定都對，內地就不會有「反右」，不會有「大躍進」，更不會有「文革」。鄧小平對中國的卓越貢獻，正正在於他在上世紀70年代末敢於面對共產黨的錯誤，撥亂反正。簡單的說，他的改革政策的核心思想就是向人民放權，讓中國人民尋找改善生活的方法。一個正確的戰略決策，換取到中國幾十年的持續高速增長。

所以香港 並不存在什麼撕裂的問題，其深層次矛盾亦並非關乎梁振英個人怎麼想、泛民怎麼想、學生領導人怎麼想。解決矛盾的主動權在北京，但香港人如果不想做沉默的羔 羊，也唯有堅持發聲。而這是當前僵局的要害。香港人的堅持令人敬佩，但如果北京不願意撥亂反正，這種堅持亦使政治危機持續升級。我們愛惜下一代，希望風華正茂的他們能夠走出危機的困局，做社會的主人翁，主宰未來香港的沉浮。我亦以此作為告別筆陣的願望。

（告別語：我在1986年開始在《明報》撰文，在1987年1月加入明報的新聞團隊，是我離開學院後的第一份工作。上述一切要多謝吳靄儀女士和查良鏞先生。在明報工作及其後長期撰稿的20多年中，有幸認識了很多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在他們身上學習了很多，在此一併答謝。我要特別多謝張健波兄，長期撥出明報篇幅為我的拙見提供空間。他退休是新聞界的一大損失，但作為朋友，我衷心祝願他身心康泰。新陳代謝是社會正常規律。兩個星期前我在本欄說：長江後浪推前浪。我相信：我告別筆陣後，讀者會讀到其他作者更精彩的文章。）
 

盧子健公共事務顧問

期望青年人開創香港未來／文﹕盧子健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這一句凝聚千年智慧的古語，正好描繪了當前香港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形勢，亦描繪了我個人的心境。
 

在此先預告﹕我在本報筆陣的筆耕將於本月底告一段落。自2006年1月底開始，到10月底，我在筆陣撰寫文章已經105個月，很想休息一下。
 

最近兩年，目睹在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中青年學生指點江山的表現，更覺時光飛逝。青年學生是香港的未來，他們亦正在親手開創香港的未來。
 

上世紀70年代，我是當年蓬勃的學生運動的後期參與者；到了80年代是興起的民主運動的早期參與者。從今天的青年學生的身影，我不禁重溫當年年輕一代充滿改革社會的熱情的日子。但比較起來，今天的青年學生比當年的更能幹、更聰明、更有衝勁、更有魄力。作為學生運動的過來人，我對青年學生改變社會、開創未來的能量充滿期望。他們站到台前，也是我們這些上一代人淡出的時候。
 

經過剛過去個多月的罷課行動和其後的佔領行動，香港歷史從此再不一樣。青年學生帶動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之勢已成。我個人的印象是﹕青年學生政治醒覺的一個轉捩點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這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轉捩點。是次大遊行是自上世紀80年代後我第一次感覺到有大批青年人參與社會行動，相信其中不少已成為今天社會運動的主力。而在過去11年，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投入多次重大社會行動﹕保護維港、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等。直至兩年前的反國教運動則是另一個分水嶺。中學生的行動帶動了社會大眾的呼應，是罕見但極富象徵意義的現象。


社會整體政治意識不斷提高
 

是什麼令到青年學生成為社會運動的帶頭人，這會是學者有興趣研究的一個課題。我對這個課題未有深入研究，但過去十幾年香港的一些重要社會轉變，相信與青年學生運動的興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第一，是香港社會整體政治意識不斷提高。對此，很多時候政府官員會用「政治化」一詞來形容，帶有負面含意。其實是他們未能面對民眾政治意識的提高。現在我們經常見到很多「普通」市民都能夠清楚有力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反而不少官員解釋政策時會結結巴巴。

通識教育科肯定對提高學生社會意識起了作用，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年輕一代的成長環境。在今次佔領運動中，出現了很多我們上一代不可能想像的現象。不少父母支持子女參與行動、為子女請假以便他們罷課。在教育界，很多校長老師對罷課採取寬容態度。其中一個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例子，是一家中學的校長在集會中讓學生在討論後投票決定是否進行升國旗禮。這種通識教育比任何課堂內所做的有更大影響。
 

第二，是互聯網興起這個全球大趨勢。在互聯網的平台上，年輕一代有無數表達自己的機會。這個平台也是一個完全平等的國度，沒有真實世界中的階級、輩分、權威。互聯網亦有互動和迅速聯繫的特點。青年人本已富有動感，互聯網世界令他們如虎添翼。

佔領運動演變成為沒有領導的社會運動，並非偶然。青年人有了想法，很快便有行動，不需要領導者告訴他怎麼做。有些行動很快有人模仿，遍地開花。也會有人構思另類的行動，創新出位。傳統的很有組織的社會運動的模式，日後可能會逐漸式微。
 

第三，是這一浪青年學生的政治覺醒完完全全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出現。
 

回歸後，香港再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年輕一代更期望要當家作主。所以，在中港不斷融合的過程中，香港本土意識卻不斷增長。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是辯證的對立統一。當香港人愈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一國（中國）之內，就更重視維持香港一制的獨特性。
 

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更加強，因為他們日後還會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生活一段很長、很長的日子。他們或者是積極親手塑造自己的未來，或者是任人擺佈。他們選擇前者，我們應該感到高興。代溝可能導致不同看法，但世界長遠來說是屬於年輕一代，我們不必太狹隘，更不應霸道。
 

應尊重年輕人當家作主精神
 

今年香港青年學生的行為，被北京及其在港支持者視為激進、離經叛道，這只不過是當權者的狹隘和霸道。至於說外國勢力興風作浪、挑動香港社會矛盾的說法，更是可笑。港英統治香港百多年，結果是學生運動在上世紀80年代支持民主回歸。現在香港回歸中國已經17年，北京牢牢掌握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運作，有大量時間和用大量資源搞國民教育、愛國教育，何以青年人對國家有更大的「抗拒」呢？不難看得出，青年學生抗拒的是強權，不是中國人的身分。他們爭取的是公民和政治權利，當家作主，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千千萬萬的青年人並無二致。
 

北京和香港的當權者若不去深入認識上述社會現象，反而用上綱上線的鬥爭思維來看待青年學生運動，這是香港的大不幸。香港的未來是否光明，不在於是否國家給予香港什麼優惠，不在於特區政府制訂了什麼高明的發展策略。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年輕一代有發揮創意的空間，他們的當家作主的精神得到充分的尊重。他們有能力為香港開創光明的未來，也唯有他們才能開創未來！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香港將進入無法管治的狀態／文﹕盧子健

上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香港政改「落閘」，學聯和學民思潮分別發動大專生和中學生罷課，「佔中」運動發起人宣布一定會「佔中」。特區政府吹風表示10月初立法會復會後會宣布進行政改第二階段諮詢，但泛民已聲言會杯葛這次諮詢。泛民和學界組織與建制陣營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社會衝突一觸即發。

在政改陷入僵局前，特區政府施政已經舉步維艱。

任何政府的政策或者計劃，在社區、在區議會、在立法會、在傳統媒體、在新媒體、在法庭都會遭遇反對和重重狙擊。由於政改爭拗而引致泛民和公民社會與建制陣營的嚴重對立，將使本來已經夠壞的局面變得更壞。香港進入無法管治狀態的可能極大。

先看看泛民。建制陣營經常幻想泛民陣營二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其實很多所謂溫和泛民大多是投身民主運動二三十年的老將。他們過去與港英政府、中共政府、特區政府談判過多次，作過妥協、作過讓步，但至今在香港實現真正民主仍然遙遙無期。除了強烈的挫折感和無奈之外，他們很多都有豁出去、為民主作人生最後一戰的衝動。他們既沒有很多時間再等，亦或多或少受到年輕一代的熱情所感召。他們選擇抗爭，是寧願做悲劇英雄，也不想蹉跎歲月。


泛民議會開戰   勢消耗官員精力

有些人以為用民意可以脅迫部分泛民最後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這是一廂情願。2005年討論2007及2008政改時，政府方案也有大多數市民支持，結果泛民仍然選擇否決方案。今天泛民支持者比9年前更激進，也許確實有少數泛民支持者選擇「袋住先」，但他們不會是激情的少數。反而反對中央「落閘」、反對「袋住先」的人會是泛民支持者中激情的多數。沒有一個泛民政客會愚蠢到與激情的多數為敵。

如無意外，泛民會與政府在議會內全面開戰。拉布在下一個會期的早期就會出現，政府不會有半點兒的喘息空間。所有需要立法會支持的政策和計劃，會被拖延、拖延、再拖延。政府官員的大量精力和時間會消耗在議會鬥爭之中。

再看看年輕一代。學聯和學民思潮的激進表現絕非偶然。近年多次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在年輕人當中的支持度最低，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年輕人當中得到的支持是最多。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較年長人士更強烈，他們的本土意識亦較強。學界組織的「激進」是相對於較年長人士而言，我相信它們是反映了年輕一代的政治覺醒和政治取態。

不少親政權媒體常常嘲笑泛民政團被學界組織牽着鼻子走，其實這沒有什麼稀奇，青年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運動的先鋒。今年是五四運動95周年。當年的五四運動催生了新文化運動甚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說過﹕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確實如此。青年學生沒有包袱，無私無畏。青年學生運動的理想主義和激情，初時多數都不為社會主流所認同，但他們的感染力很多時與日俱增。近年學民思潮的街頭籌款成績經常都在泛民政團之上，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社會現象。今次學生罷課得到多少支持，亦是非常值得留意。


青年學生帶動社運之勢已成

青年學生帶動社會運動之勢已成。他們在議會外的抗爭與泛民政團在議會內的抗爭正好互相支援。議會內的抗爭會令政府施政癱瘓，而議會外的抗爭的後果更難預料，出現社會動亂的風險正在增加。

政府更須要知道的是﹕反對政府的不單是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民意調查顯示﹕本屆政府的支持度長期徘徊在淨負數區，而反對政府的市民多數是高學歷和專業人士。這些人未必完全同意泛民政團和青年學生運動的行為，但當它們與政府抗爭時，這些人亦不會站到政府一邊。

不久前，大批律師上街抗議中央政府發表的對港政策白皮書，不信任律師會會長的動議「意外」地在特別會員大會得到大比數支持通過；而最近「佔中」運動公布大批專業人士組成支援團隊。種種迹象顯示，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失去香港精英階層的支持。特區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學歷低、收入低和年紀大人士，至於商界的支持完全是利益考慮。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更可變成商界向政府討價還價、索取回報的依據。政府的社會支持基礎跌到歷史性的低位。

泛民政團拒絕合作和妥協、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運動興起、精英階層離心離德，幾個重大社會政治現象加在一起，香港難免進入無法管治的狀態。政治烏雲滿佈，我們只能期望最差的情况不至出現！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一個沒有認受性又要逞強的政府／文﹕盧子健

他們以專業的態度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並且表現出極大的克制。我不是在描述香港警察，我是在描述最近參與了民間全民投票和遊行示威的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市民。接近80萬市民用手投一票明確表達了對政制發展的意見，而面對着種種威嚇、日曬雨淋，再有數以十萬計市民在擠得透不過氣的香港街頭以腳來爭取普選。縱使有憤怒、有激情，但香港在7月1日沒有亂，市面沒有任何破壞。香港市民的堅持、紀律、和平、克制實在是世界一流水平。這是我們的驕傲。


遊行市民克制  前線警盡忠職守

這樣說並不表示警隊不專業。香港的前線警務人員執行涉及政治活動的任務時，是吃力不討好。但他們盡忠職守，會以專業和克制的態度執行工作。前線警員也是值得我們欣賞。

在亂中有序的香港，最難看的是特區政府，因為這是一個既沒有認受性但又要逞強的政府。

橫看豎看香港特區政府都沒有認受性。在憲制上，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並 沒有普羅大眾的授權，先天上沒有認受性。這個先天上沒有認受性的政府，並沒有通過其工作爭取市民的支持。即使是董建華政府或者曾蔭權政府都曾經有民望較高 的日子，有較多市民支持其工作。但梁振英政府長期民望低迷，不滿其表現的市民經常比滿意的多。

如果我們以選舉作為認受性的一個依據，在最多選民參與的立法會選舉中，回歸以來5次大選的結果都是支持政府的政治力量所得票數少於反對政府的政治力量。

就算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這個小圈子內，今屆政府的認受性也是比較差。這個小圈子內大多數選舉委員原本是支持唐英年，只不過是唐英年捲入了嚴重的僭建醜聞，然後在中央的強力介入下，才只有50％多的選票投給梁振英。可以說，除了中央的嫡系政治力量（如民建聯、工聯會、親共地區社團等）外，梁振英在商界和專業精英中所得到的支持也是少數。

這樣的一個政府本來應該是謙虛謹慎，但這不是市民的普遍印象。

如本文開始所言，近80萬人參與了民間全民投票和數以十萬計市民參與遊行爭取真普選，這是強大和清晰的民意，但特區政府有什麼反應呢？


看不見政府重視市民聲音

特區政府先是行貨式反應，說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聽到市民的聲音云云。這樣說法有嚴重語病。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是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並不需要政府的尊重。政府反而有責任維護和保障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

說聽到了市民的聲音，那政府會怎樣回應呢？準備做些什麼事呢？遺憾的是，我們看不見政府重視市民的聲音，也不見得有什麼積極的回應。

在過去10多 日，梁振英就市民關注的問題向社會傳遞了什麼信息呢？他說參與民間全民投票的市民跟他和特區政府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實現普選。這個取巧的說法可能令很多投 了票的人氣炸了肺。投票結果顯示大多數參與的市民都是不滿政府對真普選沒有承擔，他們不會覺得與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有共同目標。

「七一」遊行後，梁振英對遊行的真普選訴求沒有什麼表示，反而批評在中區集會的市民浪費警力。回歸這麼多年來，特區和中央政府刻意拖延實現真普選，才是浪費了幾百萬市民的時間，埋葬了他們對政府的善意和期盼。

到了上星期的立法會答問大會，再有一次機會讓梁振英積極回應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無論泛民議員有沒有離席抗議，他都可以講自己的看法。但他執着一塊玻璃碎片，讓其成為答問大會的亮點。


泛民支持者非變激進  而是政府變得孤立

上周末，陳家強局長在一個 傳媒節目上表示，現時有一個令人憂慮的趨勢，就是連溫和的泛民議員也激進化。局長所言顯示政府對香港政治形勢研判的盲點。現在不是所謂溫和泛民變得激進， 而是差不多整個泛民陣營都認為無法或不願意與政府合作。這不是個別泛民議員的選擇，而是泛民議員順應他們的支持者的看法和情緒。泛民支持者長期是社會的多 數。他們不想與梁振英政府合作，並非是他們變得激進，而是政府變得孤立。

梁振英在2012年當選特首後，過去3年「七一」遊行的人數都遠超他當選之前。反國教和免費電視牌照兩次風波所引發的社會運動的規模亦是過往所罕見，再加上最近接近80萬人參與民間全民投票，所有客觀現象都顯示政府如果不處理好大量市民的不滿和訴求，它的施政固然舉步維艱，社會也難以安寧。

在這種形勢下，一個正常的政府應該是調整自己的政策、作風以至姿態。但特 區政府不是一個正常的政府，在缺乏認受性而又民望低迷的情况下，它的反應是逞強。市民未必贊成立法會內的拉布、杯葛、擲物等等表現，但政府與建制派議員依 仗在議會內的多數，最近粗暴地通過新界東北撥款的那種姿勢實在難看之極。

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董建華一連幾天只說「早晨」，苦無對策。相對於當時的政府，現政府可怕得多。它的對策是拘捕遊行人士，這才真的是浪費警力。如果政府真的要與民為敵，自會求仁得仁。日後政府會有愈來愈多的敵人，如何管治下去，真的是天曉得！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點止自由行咁簡單！／文﹕盧子健

今年較早時，特區政府發表 研究報告，指香港對內地旅客增長仍有承受能力，引起輿論嘩然。最初特區政府官員為研究結論死撐，後來中央政府官員表示可以檢討自由行，特區政府官員馬上轉 口風。據說在閉門會議上，梁振英甚至提出自由行旅客可否削減兩成，引起零售業界恐慌和震驚。最近數據顯示自由行旅客有減少迹象，並引致零售銷售額下跌。一 眾特區政府官員急忙跑出來警告﹕削減自由行旅客數目會打擊香港經濟云云。

立場飄忽、言論不一。究竟特區政府官員在想什麼？他們有什麼政策？唉，他們這樣子處理一個重大而又敏感的社會問題，怎會令市民對政府有信心？

至今為止，特區政府官員有關自由行問題的評論，顯示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認知 流於膚淺。自由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中港兩地的社會矛盾不單表現於有多少內地旅客，還表現於香港人置業難、找分娩牀位難、為子女找奶粉難、為子女找學位 難、找一般日用品的商店愈來愈難、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難等等，不一而足。

特區政府可以制訂港人港地政策、可以以懲罰性物業買賣印花稅打擊內地人來港置業、可以脅迫全港醫院實行雙非父母的嬰兒出生零配額、可以為雙非學童設專用校網、可以推出「限奶令」，當知中港兩地社會矛盾呈現多方面問題。自由行所衍生的問題又「點止自由行咁簡單」。

同樣道理，在房屋、教育、醫療、奶粉等範疇內，政府的回應政策也是支離破碎，真正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文首提及的研究報告正好標誌特區政府對中港兩地社會矛盾的認知層次，就是聚焦在香港的承受能力。


中港社會矛盾4個層次

其實中港兩地的社會矛盾涉及最少4個層次。承受能力只是第一個也是最低的層次，但即使是在這個層次，政府官員也只有認知而未有對策。事實上，把由內地來港的訪客稱為旅客已是過於簡單化。這些來港訪客不單是來旅遊，其中不少是來購物，有些是走水貨，再有些是經商、辦其他事，不一而足。

因此，如果要研究承受能力也不單是旅遊設施的承受能力問題，而是當每天有數以萬計的內地人進入香港，進入本地市場及社會生活時，究竟香港社會是否承受得來。

這就帶出中港社會矛盾的第二和第三個層次﹕內地人對香港市場的衝擊，從而進一步對香港人生活質素和生活方式的衝擊。

零售市場只是受內地人衝擊的其中一個市場。前文提及，香港的醫療服務和市 場、教育服務和市場、房屋市場等等也受到衝擊。這些衝擊不單是導致供求關係的緊張，也會令到市場生態起變化。例如零售市場向內地訪客的消費喜好傾斜，市民 想買一般日用品或者切合本地市場需要的商品，就比以前困難。內地來的訪客尋求醫療服務時，並不是平均地增加對不同服務的需求。當很多內地女士蜂擁至香港生 產雙非嬰兒時，會令很多醫生投身婦產科和兒科，但當雙非媽媽從香港醫院消失後，這些專科醫生的供應又會變成過剩。

市場生態變化本來是正常不過的事，但如果變化的原因是外來，而這些原因又經常跳躍式變動，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不可能不受到衝擊。又除非香港人歡迎這些變化，否則主觀上他們會覺得自己的生活質素受到損害。這些實際利益的矛盾，正正就是愈來愈多香港人抗拒內地訪客的基本原因。

而更深層次、第四層次的矛盾則是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而這亦對中港關係有深刻而又帶戰略性的影響。

香港經常有關於香港人自我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最近香港過渡期計劃發表的一個調查結果是：最多人選擇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其次是中國香港人，再其次是香港中國人。最少人選擇中國人。特別令人關注的是：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當中，超過半數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單看數據不容易估計得到這些身分認同背後的思考。有關中國的負面新聞，可以是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不太熱中做「中國人」的原因。不過，根據很多其他社會的經驗，一個本來有強大凝聚力的社群，在面對「外來」的壓力或入侵時，原來社群的自我身分認同會增強。

這是否香港目前的情况，很值得研究和觀察。中央政府干預香港事務愈來愈 多，與此同時來自內地的經濟和社會勢力又愈來愈有主宰香港的趨勢。因為向錢看，香港的零售市場、消費服務業、房屋市場，甚至醫療、教育等服務都向內地人傾 斜，凡此種種，都會引起不少香港人的不滿。最諷刺的是，成長期主要在回歸後的年輕人受這些經歷的影響最深，反而對內地有最強烈的抵抗情緒。


政府應敢於挖深問題本質

要解決多層次而又多方面的中港社會矛盾，殊不容易。但最低限度，政府要敢於挖深問題本質，才有基礎制訂長遠和全面的對策。目前特區政府的表現離開這個理想實在太遙遠了。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一代人的堅持 跨地域的良知／文﹕盧子健

——悼念「六四」事件25周年

悼念「六四」，不單是為了香港，也是為了中國。

悼念「六四」，不單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人類的良知。

悼念「六四」，不單是為了這一代的良知，也是為了下一代的良知。

「六四」事件雖然轉眼間已經過去25年，我們這一代曾經為當年內地民主運動所鼓舞，而後來又因為其受鎮壓而悲痛的香港人始終不能忘記、也未敢忘記。我們堅持悼念「六四」，並希望薪火相傳，希望下一代不要忘記這場悲劇，希望他們繼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奮鬥。

去年10月，我第一次到訪德國柏林。當年象徵東西歐的分裂、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的柏林圍牆，是在1989年倒下。那一年，中國的民主運動以悲劇收場。但在東歐，民主運動結束了共產黨的統治，為久經苦難的人民帶來了新生。

初次到訪柏林的旅客自不然會參觀圍牆的遺址。當我走過當年柏林圍牆曾經屹立的道路時，難免感慨萬千。過去20多年間，德國復歸統一，人民共享民主、自由和法治，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穩定，國家成為歐洲第一大國。同一期間，中國經濟翻了幾番，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整體經濟已經追上美國，綜合國力亦肯定已經晉身世界前列，但「六四」當年民主運動的理想仍然有如鏡花水月，遙不可及。在維穩的大前提下，在中國還有多少良心犯身陷囹圄？

不過，柏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歷史紀念場所不是圍牆遺址，而是紀念上世紀二次大戰期間大屠殺的一個「碑林」。共產主義曾經吸引以億計的世界人民，但在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個短暫的片段。今天儘管還有少數國家是由號稱共產黨的政府執政，但是其國家的社會制度與共產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暴政、極權和專制也從來未有停止過為人類帶來苦難。上世紀納粹黨為猶太人帶來苦難，也為歐洲人民帶來苦難，亦為德國人民帶來苦難。悼念當年的大屠殺，不單單是令當年枉死的猶太人安息，更重要的是為沒有良知的黑暗日子作見證，並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煥發德國人的良知。堅持不忘大屠殺，才使德國人走出陰霾，重建一個繁榮、穩定和進步的國家。

中國大地曾出現良知的彩虹

「六四」事件雖是悲劇，但它為我們留下了希望，就是在1989年4月中至6月初這50天期間，中國大地曾經出現過良知的彩虹。除了作為民主運動先鋒的學生外，我們見到很多同情學生的共產黨員，包括最後被罷免職務後再被軟禁的趙紫陽；我們見到很多聲援支持學生的學者；我們見到很多頂着政治壓力、冒着打壓風險來報道民主運動的新聞工作者；我們見到挺身捍衛學生的工人和普羅大眾。1989年6月3日的晚上，不少北京人民為阻截軍隊到天安門廣場清場而犧牲在長安街頭。在往後幾個星期內，眾多仁人志士、善良的老百姓掩護民主運動領袖離境，保障了他們的人身安全。

這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也是一段感人的日子。在香港，同樣有很多感人的時刻。還記得：1989年5月20日，在一個8號風球高懸、風雨交加的星期六，幾萬人由維多利亞公園出發，渾身濕透的遊行至當時位於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即是中聯辦前身）辦事處外抗議。我們毫不猶豫就坐在濕漉的柏油路上，臉上流的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淚水。還記得﹕往後的兩個星期天，過百萬人參與了愛國民主大遊行。大家是滿腔義憤，但示威行動秩序井然，沿途都有途人、商店的工作人員和司機等打氣支持，構建無數動人的場面。還記得﹕在那幾個星期內，市民捐錢出力支援內地民主運動，不論左中右、親中親英、基層中產上層等各方人士都表態聲援內地民主運動。

點點燭光為堅持作見證

1989年內地民主運動觸動每一個香港人的良知，驅動我們共同追求一個民主中國的動人理想。 6月3日和4日在北京城發生的屠殺，及其後的武力鎮壓和秋後算帳，為這個理想帶來沉重打擊。我們見證了這一段既黑暗又感人的歷史。

25年，彈指一揮間，當年的激情深深地沉澱在心底。但每一次想起「六四」，在悲痛之餘，也想起當年北京市民和學生流的血和香港市民流的淚。它們同樣閃爍着良知的光輝，超越一代人的記憶，照亮我們的心靈。每一年在維園舉行的悼念「六四」晚會上的點點燭光，就像當年在長安街頭和天安門廣場犧牲的英靈的目光，為我們執著良知的堅持作見證。望着燭光，就像在黑暗中見到光明。我不知道還要堅持多少年才會見到一個民主中國，我只知道不能讓心靈內的良知熄滅，因為這是一代人的責任，也是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希望。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 曼德拉——革命上台難 放棄權力更難

曼德拉，是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在左翼圈子中幾乎無人不曉的名字。上世紀80年代，我多次造訪倫敦，並在那裏修讀博士學位。當年每次經過南非駐倫敦大使館，總會見到有人聚集抗議示威，其中一個經常喊的口號就是「釋放曼德拉」。我初時覺得奇怪，為什麼這些人可以這麼堅持，後來明白，示威人士所要求釋放的人正正就是最能堅持的人。曼德拉在羅本島監獄被關了27年，但未有消磨他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意志。

在羅本島監獄的高牆之內，曼德拉表面上只是不堪一擊的雞蛋，但他是一隻堅硬的雞蛋。高牆不單未能夠把這隻雞蛋打碎，結果反被其推倒。南非白人政權擁有壓倒性的經濟和武力資源，結果敗於擁有巨大道德力量的曼德拉。這是上世紀末最動人的革命故事。

曼德拉是一個出色的革命家。他沒有把自己局限在非暴力的規範內，但主要以非暴力手段迫使白人政權讓步達至不戰而屈人之兵。白人政權主動交出政權，使南非長期流血的衝突結束，這個成就殊不簡單，為世人稱道。曼德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實至名歸。不過，曼德拉令人特別尊敬的原因，不在於他領導黑人解放運動取得勝利，更因為他在取得勝利後所展示的胸襟和遠見。

不算帳不報復 團結大多數人

跟很多其他革命者不同，曼德拉取得政治權力後，並沒有對失勢的政治集團或人物秋後算帳、打擊報復。以暴易暴，是不少革命者未能避免的陷阱。可是，仇恨也為成功的革命者埋下失敗的種子。革命是要擊倒敵人，但上台執政卻要盡量團結大多數人，要求截然不同的情操和技能。出色的革命者亦因此很多時變成糟糕的執政者。

曼德拉出獄、當選總統以至上台執政，一直展示包容團結的廣闊胸襟。他對白人固然實踐平等尊重的理念，他對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甚至曾經直接逼害他的人也展示了寬恕的包容。這是難得的胸襟，這同樣是因為曼德拉的遠見。除了維持整個南非國民的團結和諧外，曼德拉亦明白白人掌握了知識和技能，是國家發展和經濟增長所不可或缺。他對白人寬容和團結，說到底也是為了黑人的福祉。

上世紀南非黑人爭取結束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統治時，喜歡以南非當地非洲土著民族的原來用語稱呼自己的土地。他們稱呼南非為阿扎尼亞，就好像前南羅德西亞後來變成津巴布韋、前西南非洲後來變成納米比亞。曼德拉上台，維持南非這個國家名稱，一個似乎簡單的舉措，象徵性地確認南非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白人與黑人享有同等的地位。

比較為人熟知的故事是他支持國家欖球隊贏得欖球世界盃冠軍，這個故事後來拍成了電影。在南非，欖球是由白人壟斷、富有種族主義象徵意義的運動。曼德拉以巨大個人權威令黑人放下成見，令欖球變成全國全民共享的運動。他這樣做不單令白人對新的黑人總統領導的政府放心，更重要的是令白人把曼德拉也視為自己的總統，為黑人領導的政府確立了更鞏固的地位。寬容的政治手腕一舉數得，顯示曼德拉也是一個富有遠見和謀略的政治家。

不少領袖退下來仍愛「發熱發光」

我最欣賞曼德拉的地方，卻是他主動放棄權力，當了一任總統後便退下來，退下來之後也沒有對繼任人指指點點。這看來很易做的事，往往卻是很多第一代革命政權領導人做不到的事。不少原來的革命英雄終於變成了悲劇英雄。

非洲不少領導人一在位就是幾十年。南非毗鄰的津巴布韋，其總統穆加貝由1980年國家擺脫白人種族統治後一直當總統至今，由革命者蛻化成為一個獨裁者。中國也是一個不幸的例子，中共的領導人不單是第一代，甚至是以後的若干代，都不願意交出權力。他們退下來後，也喜歡繼續「發熱發光」，或者安排自己的親信至下一代班子，發揮其影響力。因此中國官場才會出現「裸退」這個可笑的詞語。退本來就是退，只不過因為很多中共領導人退休時不是全退，才出現裸退這個說法。

曼德拉領導南非黑人民族解放成功當上總統後，其政治威望足以承托他推行任何措施。相信很多南非人很樂意見到他擔任總統直到離開人世的一天。但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不單可能晚節不保，更會追隨了很多新興國家的惡劣示範，成為了國家進步的絆腳石。

曼德拉是一個偉人，不是聖人。但他幾方面的偉大之處﹕盡量以和平手段促使政治轉變、以包容推動團結、以寬容對待政治對手以至敵人、自願交出權力等等，都足以為世人垂範。全世界人一齊哀悼和懷念曼德拉，顯示他雖已不在人間，他的成就和示範的價值觀將會長存。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 深層次矛盾循序漸進表面化

一個好的戲劇劇本應該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如果免費電視發牌事件這齣現實政治劇有一個劇本的話，這個劇本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可悲的是，對香港人來說，這不是一場戲，而是殘酷的現實政治。過去幾個星期有關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的發展，難免令很多香港人沮喪。

上星期立法會辯論應否依據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有關免費電視發牌的文件，捅穿了中聯辦游說立法會議員這個馬蜂窩。親北京政客和傳媒的辯解是中聯辦有責任維護行政會議保密制。批評者也是針對覑北京干預立法會投票來批評，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中聯辦游說立法會議員，不過是北京掌控和駕馭香港這個大劇本之中的一個片段。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極力否定這次免費電視發牌風波與北京或者政治有關，未知是他真的這樣想還是他的策略，但他這個觀點與按環境證據推論所得的結論不同，不足為信。如無意外，目前政府的免費電視發牌決定，正正就是北京干預香港的結果。這一場戲也是北京對港政策大劇本的一部分。這個劇本的主題是主導過去10多年香港特區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一場一場的政治戲，把這個矛盾逐漸清楚呈現在港人眼前。

上屆政府為不發3牌鋪路

梁振英經常把問題歸咎上屆政府，不少人對此不以為然。但平情而論，確實有不少問題是前朝遺物。免費電視發牌問題也不例外。

上星期通訊事務管理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甚有參考價值。通訊局在2011年向政府建議向3家申請機構發免費電視牌。2012年初，似乎政府已經在想辦法否定通訊局的建議，於是要求通訊局多做顧問報告，為不發3個牌鋪路。

原本上屆特區政府是積極推動為免費電視市場引入競爭，所以才有主動邀請王維基參與市場的舉措。同一個政府在正常情況下是不應該突然改變政策。如無意外，上屆政府是收到來自北京（或者其在港代理人）的信息，就是不希望新的免費電視台衝擊現有電視台。也是大約在這個時候，現有兩個免費電視台高調反對發新牌。現在回頭看當時的事態，是各方面以行動配合為政府轉向開路。

上任特首曾蔭權本來是資深公務員，深知政府決策的潛規則。在沒有足夠基礎否定通訊局建議之前，他不會貿然而動，於是希望做新的顧問報告後找到下台階，卻因通訊局企硬而陷入僵局。曾蔭權是聰明人，反正自己餘下任期無多，於是順勢把問題留給今屆政府。

梁振英與曾蔭權的分別是﹕在無法改變通訊局的立場時，他索性不再做通訊局的工夫。據通訊局的說法，自今年2月起政府便不再與其就免費電視發牌問題「通訊」。梁振英及其班子或者以為自己的處理辦法已足以應付改變政策所帶來的震盪，又或者他們知道自己不是曾蔭權政府，不能拖5年不做決定，唯有硬覑頭皮挺過這一場仗。

免費電視牌照這一場風波，其實是回歸以來大大小小不少政治風波的延伸。這場風波的特點在於所涉及政策是一個「入屋」的話題，因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我們認知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提供一個範例。

主導香港回歸以來政治發展的深層次矛盾源於北京的一個想法，就是以為在收回香港政權後就可以在制度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逐步掌控和駕馭香港。《基本法》原來承諾在2007年香港可以實現雙普選，反映中共滿有信心在10年左右掌控香港的大局。

可是，董建華在第一屆任期內諸事不遂。北京和香港本地左派就怪罪到公務員頭上，於是引進高官問責制來「廢宰相」（當時是陳方安生）及以政治任命官員凌駕在公務員之上。但結果董建華第二任的情況更糟糕，引發2003年「七一大遊行」，終於導致董先生提早下台。

遺憾的是，北京沒有從董先生當政碰壁而總結出其掌控香港的意圖引發香港民眾的反抗，其所作的結論反而是不能對香港太放手，也不能只是依靠一個特首，而是要全面介入香港政治，在社會各界建立親北京勢力，在文化、傳媒、教育、青年工作這些意識形態領域必須寸土必爭，務求做到除了政權回歸外，人心也要回歸。

北京後來「承諾」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和2020年實現立法會普選，是為2003年後新的對港工作方針定下另一個時間指標，預計再多10年左右，北京應能掌控和駕馭香港。

不過事態發展並不如北京如意算盤所想。過去16年多，有不少香港人附庸權勢，但更多香港人是據理力爭、負隅頑抗，當然也有一些香港人是冷漠或沉靜。很多分析認為香港近10多年的「空轉」是因為政治制度缺陷所造成，這是未有深入認知深層次矛盾而形成的淺見。在未能掌控和駕馭香港之前，北京不會讓香港有一個既有民意基礎而又強而有力的政府。另一方面，香港市民不甘心只做順民，即使沒有民主也盡力維護原來的自由和生活方式。這個深層次矛盾就是香港政治的主旋律。

試看看免費電視牌照風波。王維基曾講過不會搞中央十台，這個「魔童」怎可能駕馭。通訊局本來是政府委任，現在反而變成可以牽制政府。我們香港人會覺得這正是香港的制度優勢，要講法治、講程序、講專業、講制衡。在北京眼中，這恐怕是英國人埋下的釘子，使中國政府在收回香港政權時，才發現原來權力並非集中在決策核心手中，而是分散在大量不同法定機構之中。

港視風波﹕未來矛盾衝突先例

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引發大量市民上街，民意一面倒反對政府決定，顯示香港市民不願輕易屈服。很多內幕消息傳出，顯示政府內部也有很多反對政府決定的人。行政會議成員大難臨頭各自飛，顯示他們也不敢公然挑戰香港主流民意和價值。這是矛盾的一方面。

矛盾的另一方面是北京不怕拂逆香港民意以求達到掌控香港的目的。現時令香港市民特別擔心的是﹕梁振英樂意和積極配合北京掌控和駕馭香港。免費電視發牌風波的教訓是﹕香港人以為是制度優勢的東西，在他眼中並不算是什麼。曾蔭權認為要轉個彎才敢做的事，他直闖過去便成。

因為梁振英這種管治手法，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會愈來愈多的浮到面上。如無意外，免費電視發牌風波只是未來類似矛盾衝突的一個先例。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