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回應「中國機會」的兩類意見

上月在本欄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提出政策前，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的短文，收到一些讀者的回饋（有公開發表的文章， 也有私人電郵），實在令人興奮。事關在香港撰寫評論文章，鮮有收到什麼回應。多年以來，都是以個人獨白的心情來寫文章，能聽到外間的反應，無論是肯定還是 否定的，總會覺得是一種鼓勵。

我在那篇短文裏所提出的問題，其實十分簡單：究竟到了今時今日香港應該抱着什麼心態來看待內地經濟發展所能帶 來的機會？對此我確實提出了疑問和批評。而不難想像，那些疑問很容易會令人解讀為對所謂的「中國機會」的否定。於是有讀者急忙指出：誰說內地沒有機會？有 的談他見到中國發展何其壯哉，哪會有可能未有給香港人機會的道理，如果有任何問題，那只是他們未有把握和利用而已；有的現身說法，以個人經驗來說明內地機 會多的是。有讀者會如此「肉緊」的回應，並非是意料之外的事件。畢竟「中國機會」是一個大題目，如果它真的不能對大多數人張開懷抱，製造機遇的話，很多相 關的發展策略、思維都需要重新思考的了。

讀者提出的意見，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對我所用的統計數字有懷疑，覺得不盡不實。第二，跟以上的一點有關，覺得問題不在於內地沒有為香港提供機會，而是香港人沒有好好運用那些可能性（因此對「中國機會」提出疑問，有誤導之嫌）。

內地工作港人數目一直減少？

我 在〈提出政策前，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一文裏指出，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在數目上，自2004年開始有逐步下降的趨勢。我所引用的是官方數據，由統計處多 年來收集所得。按統計處所採用的定義，「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乃指屬於居港人口而於統計前12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不論在該12個月期間往內地工作的 次數及每次逗留的期間）的人士。但若只到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及／或出席貿易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則不被視作『在內地工作』。此外，來往中港兩地 的從事運輸業的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不包括在內。」該調查以居港人口為對象，受訪者須在統計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足1個月或更多日子，及 在統計後的6個月內也有在港逗留1個月或更長時間。此外，它亦「未能訪問該些於統計時在香港沒有常住居所的居港人口內的人士」。換言之，正如統計處在其調 查報告裏早已指出，而我在之前的短文內亦有提出，該調查的最大弱點是未能涵蓋那些早已因為長期跑大陸而已移民內地的人士。所以，統計資料確有其局限，但未 至於如一些讀者所以為，該調查未能統計一些每周都需要在內地工作三四天的人士。這些官方統計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再者，一些讀者對該調查的 最大保留，是它竟然會顯示出港人在內地工作的人數，近年一直減少。讀者對此有很強烈的反應，部分是因為這跟他們的主觀認知有相當大的落差；簡單的說，是他 們覺得自己從日常生活中所得到的印象，較該調查更為可靠。其實要回應他們的疑問並不困難，只要近年已長期在內地居住的港人在數目上增長（假設他們都是到內 地工作而不是退休），超過港人在內地工作人數下降的數字，便可說明港人在大陸所得到的機會有增無減。但據我所知，長期居留於內地的港人，其增幅大概跟內地 工作的港人所減少的數字相若，再加上前者包括退休人士，那麼整體而言，就算以各種形式於內地工作的港人未見減少，起碼也跟逐年遞升的期望有所落差。

對香港人才需求依然強勁？

當然，並不是所有讀者都覺得統計處的數字不能作準。於是，他們提出了另外兩個問題：一是那些統計只說明港人實際回到內地工作的情况，「而不是反映中國大陸可 供港人發展的機會」（引自張志剛先生於2014年12月17日於《明報》所發表的〈青年一代轉趨內向於發展不利〉）。按這種思路，為什麼港人到內地工作的 人數會減少呢？原因主要就是「現時這一代，就顯得更為內向，把到大陸工作和就業放在相當低的考慮」。這一種理解帶出了我在前面所提到讀者的第二類意見。

對 於這類意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就是內地市場發展至今，對香港的人才的需求依然強勁，所以不是沒有需求和機會，而是很多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白白浪 費、放棄而已。有讀者轉傳了潘家穰先生在網上發表談論中國機會的文章（副題是「與呂大樂博士商榷」）給我，他的看法大致上屬於這一類。至於張志剛先生，雖 然沒有寫得如此直接，但他也指出「如果把這1100平方公里的範圍拉闊，那答案就一定是機會多了，這也是特首梁振英和到廣西創業的潘家穰所言。市場大了， 機會多了，是非常簡單的邏輯問題……」。

坦白說，能聽到這種樂觀的看法，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本人自問也經常在內地跑，亦時有跟本地的和大陸 的工商界接觸。近年在內地所觀察到和從工商界朋友口中所聽到的意見，鮮有人覺得大陸人才短缺，反而是擔心逐漸對香港人才的需求減少，又或者港人陸續被取 代。如今知道一些意見領袖認為今天內地仍對香港的畢業生情有獨鍾，需求甚殷，這絕對是好消息，且看特區政府會否依據他們的意見，計劃如何在這樣的形勢分析 的基礎上，訂出人才培訓的計劃，以滿足內地對香港人才求才若渴的情况。

仍須回應兩個重要問題

不過，就算假設那些提出批評的讀 者沒有高估內地對香港人才的需求，我們仍須回應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中國機會」究竟主要是對哪些港人開放？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提出政策前，請好好了解 社會現狀〉一文重新歸納了更早之前在〈這麼近，那麼遠〉所引述的統計數字。同樣，數據來自統計處，累積多年，是反覆調研的結果，而不是張志剛先生所說的 「這些現狀都只是靜態存在的一些客觀現實」。當中重要的信息是，經過多年以後，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基本上已變得高度集中於有一定經驗（這具體地表現在他們的 年齡中位數為47歲）的經理及專業人員身上，而同時對他們的學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很正常的轉變——在內地進一步開放改革，而同 時人才於質和量的兩個方面都有所提升的時候，香港人才的競爭條件會出現變化，需要具備某些專門的知識或有某些不易取替的工作經驗，才會繼續成為招攬的對 象。那些只需要一般性的知識、技能、經驗的職位，恐怕很容易便會由內地員工接手擔任。而在內地市場日趨重要的情况下，香港及跨國企業均需要熟悉國情的行政 人員。當然，港人不會因此而立即失去競爭力，但早已不再是首選或必然選擇。接近梁振英政府的人士認為情况並非如此，香港的中學生、大學畢業生只要一改其內 向性格，敢於踏足內地，機會便會擺在他們眼前，這是我近年聽過眾多有關「中國機會」的說法中，最有趣及令人鼓舞的一個版本。

張志剛先生等讀 者認為只要香港青年肯解開思想包袱，便會在內地大有前途，並非全無根據；對此他們是有一番解釋的。張先生有豐富的人事招聘工作經驗，指出過去港人到內地工 作，主要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結果。所以，他總結經驗：「個人的經驗和觀察所得，二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人，其實也不算特別外向，大概只能稱得上中度外向， 但要麼利之所在，要麼為勢所迫，他們也會考慮到大陸工作。但現時這一代，就顯得更為內向，把到大陸工作和就業放在相當低的考慮」。他的這番話甚有意思。明 顯地，他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香港青年的心態，只要有所調整，便可以踏上康莊大道。他似乎覺得香港青年期望到內地工作應取得更高的工資的想法，是缺乏遠見、 內向的表現。而我亦因此而明白，為何他對香港青年在內地市場繼續會有競爭力——他似乎假設香港的年輕人是應該期望以取得內地工資的心情與期望到內地打工。 從某個角度來看，張先生是苦口婆心。長遠來說，中港兩地差距拉近，香港青年沒有什麼道理期望自己可以享受較優的待遇；提早向內地看齊，可以確是應有的心理 準備。不過，坦白說，就算真的這樣，是否就等於香港青年在內地很隨便的就可以取得機會，我仍有很大保留。或者我是高估了內地人才的質素與競爭力，但相信這 樣去想和做準備會較為踏實。起碼我就實在很難看得到，我們的中學生如何進入內地勞動市場，並取替當地的勞動力。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討論 的是勞動力的流動的問題；要求年輕一代由他們所身處的一個物價較高的環境，遷移到一個工資較低的勞動市場去打工，而中間不談額外的物質激勵，對此我百思不 得其解。很希望日後可以聽到那些讀者的進一步說明、解釋。香港如何可以全面地向國內成功輸出高、中、低端的勞動力，這是我熱切等待的答案。

但願梁振英政府日後推出的青年政策、青年就業策略、未來經濟藍圖，不是基於這一種對中國、香港及香港人的想像就好了。

呂大樂：提出政策前 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

我當然明白，對於特區政府解讀年輕人的怨氣的言論（例如社會流動的機會減少、買樓置業困難等等），不能 太過認真。面對年輕人的民主政治訴求，特區政府完全沒法／沒有／不打算回應；政府的領導們轉而以經濟、物質的考慮作為社會訴求的頂替，將問題移置到其他範 疇之上，有可能是無知，但更有可能是明知不對題，也必須如此回應——好好醜醜找個題材來發揮一下，提出一些與政策有關的建議，算是對當前社會狀況有所交 代。

我並不期望特區政府領導們在政策建議上有些什麼突破，更不相信短期之內會搞出一套對策。我只想他們不要多講多錯，在缺乏對香港社會狀況有足夠認知的情況 下，開出一些無助於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施政良方」。這有可能引來更多不滿事小（因為這個政府本來就不怎樣受歡迎），浪費了一個好好的探討新政的「窗口」事 大。政策定錯了方向，不單止未能回應本來的問題，而且還會留下「手尾」，令日後調整政策，更加困難。

指年輕人無膽北上沒現實基礎

最近特首梁振英說：「一個社會的經濟要壯大，要發展，就要用好境外機遇。」這句說話本身不會怎樣出錯，錯的是他似乎並不知道，這跟為年輕一代製造創業、就 業機會，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如果他以為只要這樣講講，那樣做些什麼，便可以令時下年輕人覺得前途光明，形勢一片大好，只要個人努力上進，便有出頭之日，那 恐怕將會是大錯特錯。年輕人的未來與前途的問題，又豈止是克服北上面對新挑戰的心理障礙那麼簡單。繼續指年輕人無膽北上，錯過遍地機會，咎由自取，並以此 作為理解香港社會經濟的未來發展空間的一套政治修辭，其實沒有什麼現實基礎。

本人在2013年9月20日於本報曾寫過一篇題目〈這麼近，那麼遠〉的短文，針對很多人嘴邊所掛著的所謂「中國機會」，提出了一些疑問。該文的詳細內容， 沒有需要在此重複。在這裏我只想很簡單的再次列出一些官方的統計數字，以供參考。首先，按政府統計處所發表的數字，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數目，早已由 2004年的高峰（當時達24萬多人）逐年減少。到了2010年，人數只有17至18萬人左右。當然，由於工作的關係，好些港人已轉為長期在內地居住，而 他們的狀況不會在上述統計中反映出來。但問題是就算我們將這類港人包括在內，基本上也看不到一種港人在內地發展事業於人數上有持續上升的趨勢。內地是否有 很多機會開放給港人（或者任何外來人士），這不應看待為想當然的事情。第二，自2004年至05年，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職業，超過八成是屬於經理及行政人 員、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高度集中於某些學歷、資歷背景的人士身上。若特區政府的領導們以為內地人才短缺，只要香港的年輕人有勇氣到大陸闖一番事業，便將 會看見金磚大道，那他們實在太不了解國情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每年內地大學有多少畢業生）。第三，超過九成的港人是透過香港公司外派他們到大陸工作的。當 然，那些香港公司可以是港資、中資、跨國資本。但重要的是，他們到內地工作的渠道，是要經過香港，而並非像其他內地僱員一樣，在大陸應聘而取得工作。我們 談論「中國機會」，必須先了解大陸的勞動市場的運作。最後，在內地工作的港人的年齡中位數是47歲。在他們之中，超過一半是年齡在40或以上歲數的人士。 簡單的說，內地經濟及香港公司所需要的人才，並非剛畢業的年輕人。這是憑常識便可以理解的事情，只是很多人都不願意看清楚現實而已。很多中年人都是以他們 在八九十年代於大陸的經驗，套用到時下的年輕人身上，在過程之中產生不少摩擦、意見上的分歧，不難理解。

其實，只要特區政府的領導們願意虛心學習，翻一翻一些官方統計數字，或讀一下坊間流傳的研究、分析（就以近這兩個月來說，可讀一下智經研究中心所發表的 《激發原動力，開拓新思維，助青年，闖出一片天》研究報告，或趙永佳和葉仲茵於12月5日在本報撰寫的一文〈青年「下流」問題的虛與實〉），便應可對目前 香港的社會狀況有更貼近現實的了解。兩批研究員異口同聲的指出，專上非學位教育背景的年輕人的處境特別困難（其學歷的經濟回報並不理想，其收入跟中五或以 下程度的僱員並無顯著分別，而他們能入職的工種，主要是文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港社會需要很實在的對策

參考半年前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有關人力需求推算的討論文件，同樣可以看到上面所提到的問題——到了2022年，副學位教育程度的僱員會供過於求，而服務 工作及銷售人員的職位持續上升。究竟香港經濟是朝哪一個方向轉變？是政府期望中的知識型經濟？還是保留大量勞動密集、低工資、長工時的低端服務業工種的服 務型經濟呢？特區政府必須認真了解和回應。

在回應具體的問題時，花言巧語、意識形態口號、政治修辭都會顯得虛浮。現在，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是很實在的對策。但在新的政策出台之前，我們先要好好的了解社會現狀。

呂大樂: 給年輕人好處 就可補裂痕？

近日特區政府的領導層與社會上的意見領袖，大談「後佔領」時期將會怎樣回應抗議人士的訴求、如何修補社會裂痕。

聽其措詞、說話內容、分析，不難感受到建制內外兩大陣營之間，是存在着如何重大的分歧：雙方基本上採用完全不一樣的思考方式、採納極不相同的社會價值作為參考，和使用兩套不同的語言。

市民不撑佔中 亦非撑政府

甚麼「後佔領」時期的溝通、和解，真的談何容易。

說得實在一點，要尋求和解，相信成功機會（如果有機會的話）甚微；現屆特區政府跟社會所結下的怨，絕非拋出一兩套新政策，針對某一些群組的需要有所回應，便可以把矛盾化解。

而我在此必須指出，這個政府與市民關係的問題，並不止存在於特區政府領導層與抗議人士之間，而是更廣泛地覆蓋社會上不同的社會階層、年齡組群等。

對大多數曾經參與佔領運動中不同行動的人士來說，他們差不多都走到跟特區政府對立的位置。而對其他同情但不一定支持佔領運動的人士而言，特區政府並不見得可以爭取到他們的支持。就算近期佔領運動的支持度有下跌的情況，亦未見得市民大眾有轉為積極擁護現屆特區政府的趨向。

盡管不少市民並不完全認同佔領運動的主張、行動、或做事的方式與態度，但他們對特區政府亦有相當強烈的意見。當政府領導層和意見領袖們在談論修補關係、和解時，或者應先好好的想一想，究竟誰是他們的工作對象。

新政倘欠技巧 弄巧反拙

當然，可以想像，官式的回應是特區政府從來不分敵我、彼此，一直盡心盡力回應全港市民訴求。但撇開官方的一套，並且面對現實，則當政府需要團結群眾時，必有其心目之中最有把握的爭取對象，而不會漫無目的地嘗試一網打盡。

不過，問題是當特區政府要認真做好團結群眾的工作時，則應該不難發現：一是這個政府平時未能廣交朋友，到有需要時才做工夫，不單只是事倍功半，並且不容易 找到切入點；二是它最有可能取得積極回應的，就是原來已經會公開表態支持的一群，要往外拓展其群眾基礎，將會十分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若特區政府追求短期成效，要立即交出成績來，則大有可能是在一連串新政出台之後，引起懷疑，令人覺得她是向固有的支持群眾提供好處，而並非真正回應社會上不同角落的訴求。如果處理手法欠佳，甚至隨時會弄巧反拙，引起更多不滿。

官民關係不更壞 已算進步

坦白說，在現屆政府任期所餘下的時間之內，要重建政府與市民的關係、互信，差不多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要略為修補裂痕，亦有相當難度。以現時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而言，只要在未來兩年不變得更壞，其實已經可以視為進步。

所以，特區政府及其身邊的建制中人切勿以為只要新政到位，給社會各界——尤其是年輕人——一些好處，便可收修補關係之效。如無意外，到新一份施政報告發表 之時，種種所謂的惠民新政，將會成為整個社會以「顯微鏡」來細閱、評論的東西，到時特區政府如何自圓其說，為自己解圍，實在叫人充滿好奇，大家一定認真留 意與觀察了。

呂大樂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呂大樂﹕中間意見重登社會議程

近期很多人都在討論佔領運動如何退場的問題。這些 有關退場的討論，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主觀願望。很多人都想早上扭開電視機的時候，熒光幕所見到的，是抗爭現場已經空空如也的畫面。抱這種期望的不一定是 反佔領的人士；在支持或不反對佔領運動的人士之中，相信亦有一定數量，想見到群眾早日退場。這種主觀願望很大程度上是一番好意——在新聞媒體對整個運動失 去興趣（因為新聞價值下降）、政府動手清場、民情出現突轉、或運動內部出現分歧，以至走向分裂之前，這場社會抗爭已經暫告一個段落。

不過， 以目前整個運動缺乏集中的領導的情况而言，基本上不太可能會出現一致的（不論是退場還是發動新一輪攻勢）行動。沒有一個單位能跟對手談判，因為它既不會被 其他參與者視為代表，而它的發言人亦不會（更準確的說是不敢）以代表的身分自居。假如運動再持續下去，當然並不能排除有參與單位或個人會選擇先行退下，但 這跟各人以一致行動，一起宣告暫時結束抗爭，全體退場，又是另一回事。在這樣的情况下，佔領運動就只有繼續佔領下去——直至被清場，又或者最堅持的「忠實 信眾」（true believers）轉以「野貓式佔領」作為新的鬥爭策略。一天事情「未解決」，有的只可能是休戰，而不是抗爭結束。

上一兩代人築起「民意牆」

我 之所以這樣說，並不因為那是我想見到的情况，而是環顧目前香港社會的狀况，實在很難想像，突然事情於某天出現一種戲劇性的發展，和氣收場。事實上，由爆發 佔領運動那一天開始，一般香港市民所盡的最大努力，不是要爭取某一種結果（事關他們對佔領運動的態度並不一致），而是要防止某一種結局的出現。對很多年輕 的、憤怒的佔領運動參與者而言，上一兩代人一天到晚嘴邊掛着八九六四的悲慘經驗，是一種怯懦的表現。在他們眼中，老一輩人都是怕事之輩，不敢為了理想而準 備付出（或甚至犧牲）。但明顯地，他們並未有為意，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之所以有法而未能施，不能以更強硬的手段來清場，那倒不是因為梁振英足智多謀，巧 施拖延政策，以至出現現時的膠着狀態，而是政府無法判斷一般市民對硬朗的手法有何反應，所以不敢輕舉妄動。上一兩代人不一定同意佔領行動所為，但卻肯定不 能接受出現武力鎮壓的場面。頗為諷刺的是，他們的（至少在不少年輕人眼中）「怯懦」、「怕事」、接近神經質的「杯弓蛇影」（經常以為快會出現武力清場）， 為香港社會築起了一面「民意牆」，十分有力的限制了警察在控制場面時所能使用的武力。那些「怯懦」、「怕事」的上一兩代人其實在扮演着一個守護年輕學生的 角色——對中老年的人來說，就算學生所做的並非全對，政府也不可以武力清場。

當然，那一面「民意牆」並非永遠無條件地「生效」；到目前為 止，民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會否再次受到某些刺激而大力反彈（但也有可能沒有反應）？那是相當處境性的事情，難以作出準確的預測。事實上，也正因為民眾的 反應難以完全掌握，佔領運動人士和特區政府雙方均有需要為如何爭取民心的問題而煩惱。

現時的形勢就是這樣的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膠着狀態。這 一來是因為佔領運動與特區政府之間，誰也沒有辦法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二來則是特區政府的道德權威薄弱，基本上只要稍為判斷失準（例如覺得當日民眾的衝擊動 作，已到達容許施放催淚彈的狀况），便無法抵禦民意的強力反彈。簡單的說，特區政府是怯於民意，不敢隨便動手。但正如很多社會人士早已指出，民意的取向、 狀態不會永遠保持原狀、不發生變化。而儘管香港社會的確因為佔領運動的爆發而出現撕裂，以至社會大眾紛紛在過去個多月內所發生的大小事情，都難以不採取某 種態度。在這個意見、態度變得鮮明的過程中，「黄」的變得更「黃」，而「藍」的亦變得更「藍」。但這並不表示原來處於中間的人士全部靠邊，如果不往「黃」 的一方轉，便要往「藍」方靠。中間的意見雖不清晰，但仍然存在，甚至遠較很多人所想像中的重要。佔領運動人士和特區政府雙方所要說服的，不是「黃」的還是 「藍」的，而是那些處於中間的大眾——經過一個多月的佔領行動之後，究竟中間的意見會搖擺向哪一方的問題，又重登社會議程之上。

或較很多人想像中重要

現 時社會上很多討論的焦點，多放在退場的問題上。但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於究竟中間的意見能否接受佔領行動再次啟動？能否接受出現新的佔領點？會否接受在 未來的日子裏出現「野貓式」的佔領行動？這些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假如答案都是否定的話，便等於佔領運動已再無本錢將行動升級，而它的政治力量亦會隨着 佔領運動漫無目的拖延下去而逐日遞減。而當中間的意見對佔領運動的看法，由支持或諒解（例如覺得年輕人的行動乃出於一種對理想的追求）到轉為只是同情（例 如不明白為何沒有妥協的空間，只希望年輕人不會受到武力對待）的時候，就算佔領人士堅持留下來，那恐怕他們的行動也不再是一個社會運動了。

那麼，是否佔領運動拖延已久，於是特區政府便可為所欲為呢？如前面提到，情况也不見得如此。引發大規模衝突的清場行動，仍然是中間人士所不想見到的。特區政府和警察所能做的，依然受到制約。

誰懂得跟中間的意見溝通，那一方便能夠控制下一階段的發展。

不要太早宣布現時的香港社會是「黃」與「藍」的對決。中間的意見雖然沒有組織，同時也不一致或明確，但其作用卻可能較很多人想像中的重要。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