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嘉: 改架構轉思維 政府須有所作為

候任行政長官正密鑼緊鼓地組閣，並提出將政府總部架構由現行的「3司12局」改為「5司14局」；建議的重組方案中，最令人矚目的亮點之一是將現行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拆為二。

與董特首時代的「工商及科技局」和曾特首任內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相比，將來分立而成的「工商及產業局」和「科技及通訊局」，無論在角色定位、功能，還是規格和資源配置上，均顯得更加合理；反映了新政府在推動經濟和產業發展方面的雄心和承擔。

推動經濟 助市民安居樂業

梁振英先生的競選綱領勾劃了他的治港藍圖。若留意這份文件的篇章安排，便不難領略到新政府將來工作的重點所在和先後次序；特別是政綱以人口、土地和經濟作為「開門三件事」，正正突顯了「以人為本」的管治基調和「安居樂業」的發展目標。

梁先生將推動經濟列為未來優先處理的一個範疇，反映了他對本港的現以及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有覑較清晰的認識和明確的研判。政綱的「經濟篇」提到了兩組數字，相當發人深省﹕一是在過去20年間，香港的實質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3.95%，僅為新加坡的六成左右，導致香港的GDP規模已經在2010年被新加坡超過；二是過去10年本港的公共開支中，衛生、福利、教育、房屋等社會發展開支達到六成左右，遠高於同期台灣的46.3%和新加坡的42.9%。

以時間序列的統計數字作縱向比較，香港在1960至1980年代的年均實質增長率高達8.94%，但1997至2011年期間已大幅下降至3.72%；而且波動性增大，1998年和2009年還兩度出現過往30年從來未出現過的負增長。若以人均GDP比較，新加坡自2004年起開始超過香港，二者差距逐漸擴大；去年新加坡人均GDP為50,123美元，為香港的1.45倍。

香港經濟在過去10多年裏持續減速緩行，難免會影響就業、收入分配、民生以至社會流動；這正是近年本港社會問題趨於嚴重的經濟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亦可以解釋為何特區政府長期對社會領域作出數目龐大的投資，卻不能撫平日益尖銳的民生問題，更無法為每愈下的民望止血。顯而易見，本港必須重新開啟經濟發展的引擎，恢復平穩、較快速和均衡的增長，才有可能用「增量」來帶動「存量」的改善，扭轉產業結構的失衡，為消弭社會亂象和解決民生問題創造條件。這無疑是下一屆政府特別是工商及產業局的當務之急。

借鑑星洲 促產業多元發展

新加坡和香港同屬「亞洲四小龍」，曾經是「一時瑜亮」，如今卻高下分野；本港在扼腕思痛之餘，更要見賢思齊，奮起直追。新加坡的產業發展經驗中有兩點最值得香港借鑑﹕

其一是保持產業多元化。在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許多已發達地區的本土經濟紛紛呈現了「去工業化」的趨勢；新加坡卻對製造業不離不棄，將其定位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製造業在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都一直在兩成以上，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26.4%和27.1%；而最近兩年製造業實質的增長率分別為29.7%和7.6%，遠比GDP的整體增速14.8%和4.9%明顯為高。

香港社會存有一種看法，認為本港這樣的彈丸之地，只須做好一兩件事、集中精力發展少數幾個的高端服務產業，便可「單天保至尊」。新加坡無論在人口規模還是土地面積上，均比香港更加「迷你」；但新加坡政府一直注重維持服務業的均衡發展和多樣化，近年在拓展新興服務領域方面更是成效顯著。其中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就是透過大型的填海工程，發展包括金沙賭場和環球影城等在內的濱海灣（Marina Bay），將旅遊和會展業帶進新的發展台階。

反觀香港，近年在會展設施的硬件投資上幾近停頓，政府對會展業的發展願景更是付之闕如；在周邊城市奮起直追之下，本港作為區域展覽之都的「先發優勢」難免會有坐吃山崩之虞。

香港有意打造成為區域的教育樞紐，醞釀多年，仍流於「雷聲大，雨點小」；但新加坡其實已早覑先鞭，在當地就讀的外國留學生從2001年的5萬多人增加到目前的逾9萬人。

即使是香港本應最具優勢的國際金融業，近年亦被新加坡迎頭趕上。林奮強先生的《香港黃金五年》研究報告指出，2002年新加坡金融及商業服務的人力資源總量僅為香港的56%，但到2010年這個比例已逼近94%。可見，香港不但在發展新興產業方面成效不彰，在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等傳統支柱產業方面亦乏善可陳。

新加坡經驗的另一個值得參考之處是政府擔當積極的角色。新加坡政府將識別、催化甚至參與新興產業的發展作為一項恆常工作，尤其擅長結合自身優勢和國際網絡去洞悉、捕捉產業發展機遇；而政府積極參與甚至主導的執行模式，往往又可在短時間內令新產業成形和達至關鍵性規模。例如，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透過扶持勝科、吉寶等國家控股公司作為行業的龍頭，成功帶動海事及岸外工程業的發展；目前更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升降式鑽油台和改裝浮式採儲卸油裝置的生產基地。近年新加坡政府又主攻生物製藥業，積極延攬世界頂尖的研究人員和主要的醫藥公司，斥巨資設立生物醫藥研究園和藥劑製造園，並與大學、跨國公司合作組建科研公司和培訓機構，力爭將新加坡打造為亞洲生物醫藥之都。2010年，生物製藥業對新加坡製造業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四成。

新加坡政府推動產業發展通常離不開三道「板斧」，包括釐定目標和規劃、提供財稅誘因以及設立專責支援機構。例如，發展創新及科技是新加坡產業政策的重中之重。新加坡政府除了制定為期5年的「科學、技術和企業計劃」（STEP）之外，更分階段提高研究開發支出佔GDP比重的指標（2015年擬達到3.5%）；並組建「科技研究局」（A*STAR）及「標準與創新局」（SPRING），2010年還成立「國家生產力基金」和「生產力與創新獎賞」計劃。

新加坡亦為製造業設定發展目標，力爭在2018年之前將產值和增加值提高一倍，並維持其佔GDP四分之一的份額。而政府為製造業提供的津貼更是林林總總，企業的投資、特許權使用費、購買生產設備的貸款利息乃至建造和裝修廠房的投資，均可獲得稅務寬免。為了推動教育服務產業，新加坡於政府2003年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機構「新加坡教育」 （Singapore Education），幫助國際學生掌握到新加坡留學的各種資訊；並計劃到2015年，將留學生數目進一步提升至15萬人。

須目標清晰 合適機構資源配合

「行之正道，穩中求變」是梁振英先生的競選口號；促進經濟多元發展無疑是香港今後的必行之正道。新加坡的經驗亦昭示了﹕政府要有清晰的目標和周詳規劃，更要有合適的機構設置及充分的資源投放作為配合，才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正道」。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持穩求變；社會希望所轉變的，不單單是政策局的架構和組織形式，更是整個管治團隊的思維、心態和執行力。

黃友嘉：最低工資需要經濟政策配套

香港最低工資條例正式生效一周年，這項新制度交出了怎樣的成績單？政府統計處的《2011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披露了去年5月至6月期間僱員工資的分佈情況，正好可以作為評估最低工資實效的參考依據。調查報告顯示了，各種弱勢階層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均錄得可觀的工資增幅，明顯地「跑贏大市」。

初見成效弱勢階層受惠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的頭兩個月，低薪僱員（即收入最低的10%僱員）的月薪從2010年同期的5900港元上升至6900元，增幅達17.7%，是全港所有僱員平均加幅的兩倍有多。55歲以上的年長僱員以及25歲以下的最年輕僱員，其薪酬中位數亦分別錄得22.2%和12.5%的升幅，遙遙領先於其他年齡組別；而教育程度較低僱員的工資上漲亦相對較快，小學及以下、中一至中三程度者的增幅分別為20.1%和11.1%，均高於其他文化程度員工的7.2%。

如果按職業和行業來劃分，非技術工人、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的工資分別上升19.3%和10.7%，文員、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等白領工種只上升不足7%；而低薪人口最為集中的四大行業，包括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飲食、零售，以及以安老院舍和個人服務為主的「雜項活動」，僱員的工資上升一至兩成半，增幅在所有行業中均處於領先位置。

從這些數字來看，最低工資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有效提升了低薪人士的收入，有助於紓緩貧富懸殊和就業貧窮等現象。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企業因為最低工資的推行而承受了額外的成本上升壓力，但整體情良好，亦未觸發較大規模的商戶結業和職位流失。去年下半年，香港勞動人口的增長率回升至近10年的高位（2.3%左右）；即使在這種情下，失業率仍維持在3.3%的低位。

最低工資的順利啟航引發了社會上要求盡快調升最低工資水平的呼聲；有意見更建議應將最低工資從目前的28元時薪大幅上調20%甚至25%或以上。但必須承認，在一定程度上，最低工資亦帶來了一些預期的影響，包括增加了中小企的經營壓力，加重升斗市民特別是基層消費者、退休人士以及固定入息者的負擔；而一眾小型屋苑的立案法團要為管理費上調而煞費思量等。

穩中求進長遠影響待察

事實上，最低工資實施才剛剛滿一年，它對勞動市場特別是邊際勞工就業的長遠影響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逐漸顯現出來。過去兩年恰逢香港經濟的擴張時期。以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計，2011和2010年香港經濟分別增長8.7%和7.3%，是回歸以來第二和第三高增幅；去年私人消費開支增長13%，更是近15年來之冠。內部消費暢旺，加上訪港旅客突破4000萬人次；旅遊、餐飲、零售這些以提供本地服務為主並且聘用大量低薪僱員的行業，在這次經濟景氣中最為受惠，自然亦增強了對最低工資的承受能力。同時，市民的整體收入亦在去年水漲船高，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突破了多年停滯不前的窘，從2010年底的18,300元上升至去年底的20,000元，增幅達9.3%；這亦為商家轉移部分成本壓力提供了較大的空間。

不能否認，本港的最低工資的確是「生得逢時」。但「花無百日紅」，如果下一次經濟周期逆轉來臨，退去繁榮時期的鉛華浮影，被遮蓋的種種問題可能就會浮出水面。

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亦就最低工資水平諮詢公眾。委員會將來考慮調整最低工資時，會參考「一籃子指標」，包括整體經濟狀、勞工市場情、競爭力及社會共融等的四大範疇的14項指標概要，而詳細的統計指標和資料更多達36項。這反映了委員會對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量全面周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是單一、概括性的政策手段，其實並不可能同時迎合太多不同種類的政策目的。

筆者認為，委員會固然要用不同的指標作為參考，但在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時，最重要還是要掌握好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要在保障工人基本權益的前提下，將對就業特別是最邊緣勞動階層的影響減至最小。委員會可以利用統計處蒐集的資料，就最低工資水平對就業的影響作敏感度測試等量化分析，日後亦應對最低工資與失業率的實際關聯變動建立一套監察系統，以便為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和調整提供定量依據。至於最低工資對可能衍生的其他影響，政府則應「打組合拳」，用更有針對性的其他政策手段去逐項解決。

治本之道提升產業結構

統計處今年的報告裏做了一項技術修訂；在換算時薪時，參照最低工資條例的相關定義，將一些以往剔除不計的休息及用膳時間亦計算在工作時間之內。按新方法計算出來的全港員工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2.4元，比2009年調查所得的58.5明顯為低；相應地，28元這一最低工資初始水平，其實是相當於工資中位數的53%，而不是先前普遍認為的48%。世界各國的最低工資一般都訂在入息中位數45%至50%之間或以下；例如，2006年英國為45%，加拿大、日本和美國分別為40.5%、33.3%和30.7%。相比之下，本港的首個最低工資水平其實已不算低；日後再向上調整，相信很快就會居世界「領先」水平。

一個相對工資中位數較高的最低工資，可能會對整體經濟帶來多方面影響，甚至會加劇經濟結構失衡和勞動市場錯配。例如，勞動生產力被薪酬增幅所拋離；中小型商家面對更大的經營壓力而難以維持，令本土經濟進一步向集團式經營傾斜；中層僱員不是最低工資的直接受惠者，反而有可能因為企業的成本增加而導致薪酬待遇的增幅相對滯後。要應付這些問題，政府必須考慮推出相應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例如為低收入者提供交通津貼和其他補助等；而更重要的是，本港應從改善產業結構入手，創造更多高增值的職位。除了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就業容量較大的支柱產業，例如旅遊、酒店、會議展覽、航空運輸等行業之外，拓展醫療、文化產業等新興優勢產業，亦有助於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個人服務型職位。

香港最低工資開局良好帶來了兩點啟示：一是最低工資的水平必須切合社會的實際情，更要建基於勞資以及各方的共識；二是透過推動經濟增長創造更多高生產力的職位，才是從源頭改善勞工待遇的治本之道。循覑這兩個方向，香港最低工資制度能否取得長遠的成功，既要靠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努力，亦有賴新一屆的特區政府「遷舊秩，壯新猷」，以積極的產業政策推動香港經濟開創新局。

黃友嘉: 助內企「走出去」 香港顯特殊角色

香港一直是內地與世界的連接點；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窗口作用與日俱增。1970年代末起，香港為內地製造業引進資金、技術、管理和海外市場網絡；1990年代後，香港金融市場為內地籌集了大量資金；而從本世紀初開始，香港則逐步加強對內地服務業的參與。香港不斷因應內地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調整定位，在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之餘，亦提升和壯大自己的經貿功能、產業實力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

港窗口作用與時俱進

近年，配合國家對外開放格局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為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並舉的新形勢，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對外投資中介的角色日益吃重。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淨額至2010年底達3172億美元，當年的投資流量為688億美元，佔全球5.2%並居第5位。目前，內企在海外的投資約65%是在香港或者透過香港進行。

內企紛紛走出國門，一來是因為「能力所及」，二來亦是「勢所必然」。經過多年的迅速發展，內地企業的實力今非昔比；2011年在《財富》雜誌「世界500悤」榜上有名的國內企業已達59家。但必須承認，大多數內地企業主要是靠規模和低成本的優勢取勝，而這種「粗放型」擴張的經營之路已經愈走愈窄。內企要突破發展瓶頸，亟需改善應用科研、設計、品牌等高附加價值領域，亦須強化國際供應鏈管理，特別是對海外銷售網絡、售後服務以及原材料的採購等上下游環節進行垂直整合；同時，內地的工商與專業服務行業要真正邁向世界級水準，亦必須走國際化路線。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海外的收購合併，正是企業實現從「外延型」增長向「集約型」轉軌以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歷史上，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台灣，在成為出口貿易「大戶」以及錄得持續順差之後，均出現企業大舉對外直接投資的熱潮；近年中國企業在國際投資舞台上異軍突起，其實亦非出於偶然。

「雙重」身分造就特殊角色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天然「起跳板」和最佳拍檔，除了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市場輻射力強、營商環境佳、配套服務一應俱全，以及身兼金融中心、商貿中心、航運旅遊中心以及跨國企業總部中心的集成效應之外，更有賴於其得天獨厚的政經地位。

香港在主權上是中國的一部分，卻又是獨立的關稅區，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保持與內地不同的政治體制；香港的經濟和市場管理達至國際領先水準，但其監管制度又對中央政府維持高透明度。這種特殊的「雙重」身分便造就了香港獨一無二的「緩衝帶」和「防火牆」功能。

由於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中國企業直接到外國投資或收購時經常遇到阻力。近年「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一些國家的政府對中國企業在全球的業務擴張持懷疑態度，甚至加以阻撓和干擾；典型的例子是華為於2008年收購3Com以及2011年收購3Leaf的計劃，都因受到美國國會和政府的壓力而受挫。內地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如果以香港子公司的名義或者透過與香港企業聯合到海外投資資源、礦產或者高科技等行業，相信有助於降低政治敏感度和減輕當地政府和民眾的抗拒感。

隨覑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國內企業「走出去」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如果內地企業將海外營運的據點設在外國城市，則可能要任命外國人作為名義股東及董事，亦必須在當地註冊和接受當局監管；這無異於把一大筆財富置諸國家的控制範圍以外。但內企若以香港為基地管理位於全球和內地的資產，國家在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亦可對企業境外經營活動維持有效的監管，確保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安全性不會被弱化。內地企業在香港建立進軍海外的「橋頭堡」甚至境外總部，相信中央政府會樂見其成。

不少分析預測，內地每年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勢必在不久的將來超越其吸引外來投資的流入量；以2010年內地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57億美元來估算，這已相當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47%。內地企業借助香港的平台走向國際，亦是給本港注入高能量的經濟活動，對本港的實體產業、金融、就業甚至物業市場發展所能帶來的正面作用實不容小覷。當然，面對日新月異的形勢和激烈的城際競爭，本港不可用「有麝自然香」的心態去守株待兔，而是要檢視自己的硬件和軟件的配置，及時改善和提升針對內地企業的服務，才不會與這個歷史機遇擦肩而過。

多管齊下提升硬軟件

例如，近年香港市區的會展場地已相當緊張，更遑論能否滿足日後內地企業大舉「走出去」對會議和展覽設施的新增需求；香港有必要探討如何突破會展基建不足的瓶頸，特別是應將會展中心第三期擴建工程盡快上馬，以配合未來市場發展的需要。

再者，愈來愈多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進軍國際的踏腳石，自然會需要更多精通兩文三語，兼且了解兩地法規、制度、文化的專業人才。例如， 2010年內地企業以併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達297億美元，佔流量總額的43.2%。配合內地企業對外併購活動方興未艾的趨勢，香港有必要進一步增加熟悉有關業務的各類專才的供應。

香港專業服務雖以高質素和高效率著稱，但不能否認，本港有些服務的收費相對較高。例如，香港IPO上市的費用一般都高過新加坡；而本港專責工商事務的律師費用不菲，甚至貴過美加等發達國家。看來，香港亦有必要增強特定專業領域的人才培養和引進，將收費水平維持於較合理水準，才能保持對內企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香港寸土寸金，高昂的商廈租金居世界前列。除了須從增加供應覑手之外，本港亦可在舊區重建以及規劃新發展區時，考慮引入以吸引內地企業為主題的中心商務區（CBD）概念。特區政府最近提出「起動九龍東」的構思，擬將啟德、九龍灣及觀塘發展成為第二個商業核心區；結合內企「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來看，這項計劃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和策略意義。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特區政府還可從「G2G」的層面上「發功」，以玉成其事；例如，爭取中央和內地省市的支持，進一步放寬內企來港手續以及對人員進出境、資金調度的控制；並可考慮設立一個由兩地政府、工商界代表組成的機構，負責統籌、協調和推廣的工作。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洪流撲面而來；香港，你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