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 對佔領中環的幾點思考

佔領中環是為爭取真正民主，這個目標和理念是泛民各派都認同的，毋須多辯。但有兩個執行問題至關重要。第一：何種行動方式才能令中共讓步；第二：如何確保運動最後不會像一○年政改般妥協收場。這兩個問題搞不清楚，運動只是自我獻祭的儀式，而非撼動現實的運動。

第一個問題：既然運動主旨是佔領中環，背後思路就是用實際行動堵塞政經中心，將事情推到國際層面。但要做到這效果，佔領中環那一萬人就不能全部是李柱銘、戴耀廷般的「殉道者」。

如果一萬人都乖乖束手就擒，清場行動迅速完成，堵塞中環、威懾中共的目標就無法達成。一萬人當中，必須有老練的抗爭者。他們會抵抗、游擊、不合作、最大程度妨礙清場速度。要做到「反清場」，就要有這群人，非暴力不代表束手就擒。如果勞師動眾，大家出來了，卻跟警察好好「合作」，那我們最先為何要訴諸佔領這個手段？請記住，戰場在中環而不在法庭。政府拘捕眾人後，可以不告，尤其是一眾政治明星、泛民大佬。誰說政府必然告你？中共大概不會笨到搭台讓大狀表演、給他們機會感動香港人。

後現代就是媒體世界比真實世界更真實。香港主流親共媒體冷卻議題的能力，上一次五區公投我們已見過了。認為合作被捕，就可挨告、上庭陳情、感動全香港，是一廂情願。

佔領本質就是妨礙、不合作，而不是「博拉」的手段。單純為了被捕上庭，不一定要搞萬人佔領。但只要運動實際妨礙到政經秩序，傳媒就不得不報道，香港人也會被迫面對此議題。

第二個問題：雖然消息指任何普選方案都會先經那一萬人投票加權，但去到形格勢禁的時候，中共會不會提出一個讓步方案，然後又有團體或政黨呼籲群眾應該讓步、「攞得幾多得幾多」？到時群眾無論體力和心力都後有不繼，很容易就支持妥協。即使二○一七年、二○二○年繼續是假選舉，都拿着一些無關大局的枝節讓步，視作「階段性勝利」？想清楚了，真普選和假普選之間，沒有任何空間，真就真、假就假。無論有多「進步」，假普選就是假普選！因此綑綁式行動和投票都是必要的。

另外，李德成早前指「我們現在的環境還能再差嗎」，所以佔領失敗也沒甚麼。香港絕對還可以繼續退步。佔中失敗會否拖垮香港民主鬥爭，要看它以何種方式終結。如果諸位一心犧牲、視之為最後一擊，則必會如陳雲所料。正如六四的失敗，引致大量知識分子被關押、要流亡，民主力量出現世代大斷層。後進缺乏前人的經驗傳授和理論傳承，民主人士亦失去訊息和人際網絡，之後只能作零星戰鬥、孤軍作戰，不成氣候。

因此，勸諸君參與佔中，要有所成，但要記得保住有用之身，不要盲目犧牲。香港是你們的，更是下一代的。

盧斯達  無待堂博客

 

顧鴻飛: 參與佔領中環的四個理由

戴教授的「佔領中環」義舉，得到廣泛響應，現在需要的是說服更多香港人投入這個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行動中去，筆者以為，參與佔領中環的行動，至少有四個理由：

一、這關乎我們的尊嚴。人生來就是平等的，有個人意志，「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為甚麼不可奪志？因為個人的意志被無端剝奪，個人便失去生命的尊嚴。民主選舉的價值，就是讓每個人平等地擁有體現個人意志的自由，現在有人說，選舉是可以的，但你們要聽我的，我說選誰你們就選誰，我說誰人不可被選，那個人就不能選，這是對我們人格的羞辱，我們的意志被他人剝奪，我們的尊嚴也委棄於地。

二、香港到了一個拐點。這次雙普選，是《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政治權利，日後所有的選舉，基本的格局都會在這次定下來。這次我們得到真正的普選，來日要變成假的，那不容易；但如果這次我們得來的是假普選，那來日要想變成真普選，就難上加難了。香港這個「坎」，要嘛過去，要嘛過不去，沒有第三種可能。但香港還有退路嗎？再往後退，就退到大陸那頭去了。

三、維護我們的切身利益。普選之真假，不只是一場政治秀，那是關乎我們切身利益的大事，利弊禍福在此一舉。有真普選，才有清明的政治，才有公開、公平、公正的社會生活秩序，才有身家性命的保障。法治不會荒廢，自由仍舊充份，人人權利平等，政府受到監督，這一切都取決於我們有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

四、關乎中國的未來。香港有沒有真普選，不只是香港的事，也是中國的事。香港的民主選舉，對大陸有相當大的示範作用。香港這一次能有一場完全平等、充份、名副其實的民主選舉，對大陸追求民主自由的同胞，是一種無形的鼓勵，至少讓他們看到未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相反的，若香港人接受假普選的安排，那就使大陸同胞追求民主的一線希望也要破滅了。

如果你認為個人尊嚴不值幾個錢，共產黨從來都是這樣的，既然爭不到，只好接受；如果你認為香港遲早都要被中共拿去的，你螳臂擋車只是自找死路；如果你認為共產黨獨裁也沒甚麼不好，大陸同胞都有錢了，你不反對他，他也不會找你麻煩；如果你認為中國的民主關我們甚麼事，只要聽話，共產黨總不會搞衰香港。如果你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了，你決定不參加佔領中環，那我就祝你好運。

想參加佔領中環的市民，還能想到更多理由，但其實只要一個理由已經夠了：做人沒有尊嚴，不如死掉算了！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顧鴻飛: 用「生活的淡定」面對問題？

兩會期間，杭州市長心臟病發送院不治，習近平到上海代表團參加分組討論時，談到北京天氣，說是小時候沙塵就很大，要戴口罩騎車上學，勸大家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這些問題。

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不是海內外階級敵人無中生有的。新華社報道，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空氣質量指數PM2.5每立方米超過四百微克，達到危險程度。傳染病專家鍾南山說，近年來北京市民的肺癌發病率上升百分之六十，與空氣污染有關。

老百姓受空氣污染之苦，生命普遍受威脅，習總卻要大家以生活的淡定來面對，這與他到農村去訪貧問苦，問農民家裏為何燈那麼黑，其態度落差之大，令人驚異。燈黑一點沒即時危險，每天呼吸污染空氣，造成大量居民患肺癌喪生，國家用於公共醫療的支出大增，不可以如此漠然吧？

中國人很奇怪，普遍的習性是喜歡跟以前比，以前就污染了，今天還是那樣污染，似乎污染的存在就合理了。治沙塵暴不容易，治理城市空氣污染也要花大力氣，問題不在於能不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而在於國家領導人面對關乎民眾切身利益問題時，那種輕佻的態度。

據說習近平那番話，還惹得代表們發笑。那當然，習總都笑了，代表們還能不笑？但會場裏在笑，會場外有人在哭，有人在罵，他們聽得到民間的哭聲和罵聲嗎？

五七年反右派，數十萬人家破人亡；六十年代大饑荒，農村有人吃人的現象；張志新文革中被槍殺前，喉管被割斷；這些血迹斑斑的歷史，都發生在習總懂事後的年月，那些年他騎腳踏車上學，戴着口罩，只知沙塵暴，不知道有那麼多人間慘劇正在發生。

這些慘絕人寰的事，也可以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嗎？

說得近一點，劉曉波因為一篇《零八憲章》坐牢，盲人陳光誠因為維權而在中國無立足之地，被拆遷的平民要自焚抗議，社會不公、百姓受苦的事每天都在發生，這些也都可以用生活的淡定來面對嗎？

生活本來就無法令人淡定：貧富如此不均，制度如此嚴苛，自由如此稀缺，法治如此兒戲，甚麼事都淡定，都一笑置之，人間苦難就自動消失了嗎？

很多中國人都學會了這種對一切罪惡，對不公義、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採取淡定的態度。因為一時改變不了，就只好淡定地接受，因為接受了，就變成正常，因為看上去正常，就不再有嘗試改變的要求。人人都將這種淡定合理化了，與其強烈要求改變，造成政府與民間的衝突，不如安於現狀，把不合理的接受下來，委屈自己，隨波逐流，像老僧入定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把甚麼都看淡了，那麼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的確都只是一小撮吃飽飯沒事幹的人要操心的事了。

習總這種淡定哲學，放在今天千頭萬緒劍拔弩張的社會，倒是很管用的一招，難怪連李光耀都看穿我們了，中國人都沒要求了，民主就不可能在中國土地上發生。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王慧麟﹕「佔領中環」既是過程也是目的

吾師港大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之論，泛民各派反應，好壞參半。教授言辭素來溫和理性，曾為普選聯一員推動政改，現在終於按捺不住，直接行動，正正反映了，現在連部分溫和民主派朋友，對4年一次的胧速民主談判，感到非常不滿了。

行動家John-Paul Flintoff根據自身經驗，指出一個有意義及有成果的社會行動，首先需要有一個觸動人心、有希望及願景的論述作為基礎。教授是資深法律學者，卻被部分泛民人士批評，佔領中環乃「違法」行為，作為法律學者竟然「知法犯法」，期期以為不可。

事實上，經過30多年的「口號」爭取，由叫「八八直選」到「2017雙普選」的泛民政客，口水多，口號更多，進展極慢。而且，部分泛民華叔早年提出的「合法主義」及「惡法鬥爭」之戰略思維為圭臬，以為示威必然要守住合法底線，認為泛民一切活動要「守法」，才能感召更多市民加入，迫使政府就範。

「守法主義」 只會自我設限

然而，時移世易，經過30年多的所謂「爭取」，現在這些泛民朋友所持守的信念，已不是華叔所說的「合法主義」，而只是「守法主義」。過去，「守法主義」之鬥爭可以成功，是因為作為對手之政府領導，本身也是「守法」者，願意按照法律原則做事，回應市民之訴求。但是，如果政府領導本身已「不守法」，領導作風侈偽，拒行社會公義，任意扭曲法律原則的話，部分泛民朋友所講的「守法主義」，只會自我設限，把行動困在法律框架內，結果處處自我受制，示威變成行街，政府睬你都傻。

近兩年，政府看穿泛民行動之「合法主義」底線，知道泛民最多只是叫口號而已，不單不聽民意，更索性變本加厲，加強打壓，現在連示威擺街站也要管制。面對新形勢，若部分泛民朋友還相信守法主義，既不合時宜，亦不是華叔以前所講的「合法主義」了。因為華叔提出「合法主義」的潛台辭是，當公義不能彰顯的時候，就需要「惡法鬥爭」，衝破「守法」的籠牢，走向公民抗命的道路。

吾師是法律學者，其「法治」論述所提出的「法治」發展階段論，最終達到「以法達義」之最高境界，就是透過法治來彰顯社會公義，而不是當社會公義不彰之時，還要大談「守法」。法治階段論的一大前提，是人類社會之「法治」發展，就像經濟基礎轉變，而生產工具、模式及關係轉變一樣，可以分階段「向前」發展，即使過程中有跌跌撞撞，有時會倒退，但總體仍是向前發展。

法治觀念隨社會變化演化發展

但對香港而言，植根於英國普通法內之「法治」論述，到底都是舶來品。Tom Bingham的小書The Rule of Law，臚列了「法治」一詞包含的元素，包括了權力分立、國會主權，民主憲政、行政限權及監督、司法獨立、保障人權等，但他在解釋這幾個元素之前，卻花了一個章節來講解英國歷史上主要的憲法性文件，猶如一個英國簡明憲政史，原因是什麼？

竊以為，Bingham的目的，在於解釋自1215年大憲章（Magna Carta）開始，英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其實就是王權旁落的過程，當中經過了貴族與王室權力的鬥爭，貴族與平民的權力鬥爭，過程曲折，既有前進，亦有後退，最終是在19世紀中葉，英王全盤交出權力，國會主權正式確立，法院全面改革走向司法獨立為止。換言之，普通法之法治觀念，是經過數個世紀的鬥爭發展而形成的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而且更隨着社會變化而不斷演化及發展。

單以「守法」「不守法」討論「佔領中環」？

Bingham沒有說到，當普通法之觀念輸出至殖民地之後，所遭到的扭曲及變化。英國普通法下的法治觀念，與英國獨有的民主政體及歷史發展分不開。但是，殖民地的法律體制下，沒有國會主權論，沒有民主選舉成分，沒有執政黨及反對黨的互相制衡，更沒有完全的司法獨立，殖民地政府宣傳下的所謂「法治」觀念，實際上只是「守法主義」。在殖民地政府眼中，好市民就是要守法。示威嘛？要和平理性。集會嘛？記得要執好垃圾。罷工嘛？不要阻人發達。但當市民談到憲政民主、人權自由等「法治」的元素時，要麼恐嚇會破壞營商環境，要麼派人監視，要麼就大力打壓，談也不能談。由是，殖民地警察就可以用「不合法」的名義，任意拘捕及毆打市民，1970年代之威利警司，就可以在維園恣意怒打保釣示威者。

然而，進入21世紀，當法治已成為全球普世價值的時候，現在香港談的法治，就應回到法治觀念的原點：香港既然是一個普通法地區，在普通法含義下的法治，還要不要有民主體制的發展，要不要權力分立及制衡，要不要真正的司法獨立，要不要行政體制限權，要不要讓市民有社會及經濟權利等等。換言之，有些泛民朋友，單以「守法」或「不守法」，來討論「佔領中環」背後的含義，甚至批評「佔領中環」不合法，本身就是陷入殖民地法治論之框架和困局內，反而正正擁護殖民地不公義之法律觀念。

吾師提出的佔領中環論，激起社會討論香港的民主發展及「法治」觀念，只是第一步。社會運動需要的，不能只是吹水鬥激進：你佔領中環，我去燒區旗。而是如何將此討論演化為一場改變社會的運動。對此，John-Paul Flintoff說到，好多時候一場講意識形態的運動，例如推動環境保護的團體及人士，素來用禍延子孫，以至對地球有害的負面及恫嚇信息，來吸引社會人士注意和支持。但他提到，這些手法對於意識形態非常強烈的人來說，比較有作用，但對於社會絕大部分意識形態不強烈的普羅大眾而言，這類高舉意識形態的做法，只會趕客。

如何將討論演化成一場運動

Flintoff說，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就是強調，假如你做了這樣那樣，就會有這樣那樣的正面好處，加上身體力行，從鄰居做起，在社區建立一種新的觀念及生治形態，則可慢慢地透過不同社區網絡，輻射與社會各階層，爭取更多人支持，變成一場改變社會的運動。

「佔領中環」已引起社會注意及討論， 透過一場大型的、有強烈及有切身關係的社會運動，可以扭轉及改變港人對「法治」與「守法主義」的看法，至少讓天天中環上班的上班族及中產，停一停，想一想，究竟我們還願不願意，讓民主發展這樣胧步的走下去？甚至思考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究竟我城的「法治」該往何處去呢？

◆延伸閱讀

John-Paul Flintoff（2012）,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Tom Bingham（2011）, The Rule of Law, （London: Penguin）

顧鴻飛: 擱置爭議積極回應戴耀廷方案

戴耀廷佔領中環的提議開始受到關注，繼梁家傑之後，李鵬飛和長毛都表示支持，而作為泛民大黨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還在為五區公投的爭議和本版同文打筆仗。

五區公投及政改談判之是非，各有各的立場和說法，事情既然發生了，不可能重頭來過，歷史經驗固然需要總結，但如爭議一時不能解決，何況將問題先「掛」起來，集中精力做好當下的事？

因為五區公投和政改談判的爭議，影響泛民團結，影響當前急務，誰最樂見？當然是中共和建制派。當年分裂已經錯了，今日還要為當年分裂而繼續分裂，甚至永遠分裂下去，誰最蠢？當然是泛民各黨派。從政的人永遠都是功利主義者，這不是指個人功利，而是全民共同的功利，算賬算到底，是算民眾的輸贏，民眾輸了，泛民能贏嗎？反之，民眾贏了，泛民也自然贏。

戴耀廷的方案是目前為止最好的方案，一方面可行，動員一萬人不會困難，另一方面也有效，癱瘓了中環，震動北京，震動國際，諒梁振英也要「跪低」。至於做這件事的政治後果，那就讓我們大家來承擔好了。你想爭民主，你又不想付代價，天底下沒有這等好事，而如果有一萬人站出來（筆者相信不只一萬），人人被判有罪，那也成了世界歷史上的大事。有份做這件大事，等於我們參與了歷史，何樂而不為？

對於雙普選的安排，梁振英施施然不動如山，如果泛民也施施然，豈不是與梁振英裏應外合？那要置香港人的福祉於何地？梁振英不急，泛民應該急，要對付梁的不急，只有訴諸行動，彼此「別過苗頭」，你不急我就要逼你急起來，不但要逼你急，還要逼你讓步，逼你服從民眾的意志。

比起佔領中環這件事，泛民過往的爭議，實在算不得甚麼。逼得中共和特區政府回應雙普選，不是比計較五區公投的是非更有意思嗎？

民主黨要放下泛民領導角色這個包袱，從前有司徒華、李柱銘，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旗，時移世易，民主黨的領袖角色淡化了，就應該接受淡化的角色，不必事事由民主黨提議領導，別的黨派甚至個人提議的行動方案，只要方向正確，策略高明，民主黨為甚麼不能作為泛民一員熱心作出回應，並腳踏實地參與？

梁家傑說他們正在籌組一個新的平台，並提議以鄭宇碩為召集人，筆者十分贊同這個安排。這個新的平台，是泛民重新團結的契機，而策動佔領中環的行動，更可以是這個新平台的初試啼聲之作。

香港市民在反洗腦教育一役表現出充分的自我解放意識，說到底，是民主運動催生了民主黨派，而不是反過來，由民主黨派催生民主運動，因此在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如果民主黨派表現遲鈍、顢頇、無所作為，那最終被歷史拋棄的，會是那些只圖一黨私利、不圖人民福祉的黨。筆者對民主黨中大量為香港民主獻身幾十年的老戰士懷抱充分的敬意，但對政治領袖來說，最重要的不一定是獻身精神，而是政治智慧和政治承擔。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李先知: 佔領中環計劃 觸動建制神經

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倡議的萬人佔領中環、逼中央落實真普選計劃，在社運界和網上引發熱烈討論，最新發展是普選聯大旗手、政治學者陳健民日前公開和議，並表明不會再接待來港收風的內地學者，以示對與中央溝通不再抱有期望。據悉，佔領運動在民主陣營內的迅速發酵，已引起建制派及中央官員高度關注。

有建制派人士認為，如果發起佔領運動的是社民連或人民力量等激進泛民組織，頂多只能招聚數百至三兩千人，不會得到社會大眾廣泛支持，而且很容易有過激行為，例如堵馬路、圍汽車、推鐵馬、衝擊警察等，引來民眾批評，為警方用低度武力清場提供民意基礎，因此不足憂慮。但今次發起佔領運動的是代表溫和民主派的學者，情況便截然不同。

首先，佔領運動的啟動前提，是特區政府與中央協商後，拋出一個不符港人期望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例如有不合理的提名篩選機制，發起運動的法律和政治學者會引經據典，質疑特首和中央違背對港人的莊嚴承諾，為普選設定不民主的限制，令真普選變成假普選，這會令運動較易取得港人普遍理解，進佔道德高地。

其次，發起運動的學者在民主陣營內頗有聲望，很有機會得到其他民主派政治領袖的支持，不單認可「5區公投」的公民黨和民主大佬如李柱銘、陳日君、陳方安生等會站台支持，沒有支持「5區公投」的泛民力量，如民主黨、教協、前衛基督教組織等，都很有機會加入佔領運動，迅速形成民主陣營大聯合共爭真普選的局面，動員過萬支持者到中環或金鐘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其三，今次佔領運動的發起人對公民抗命有深刻的研究，知道運動若要成功，必須堅持非暴力和平理性原則，才能感動千千萬萬沒有站出來的市民，形成不可抗禦的民眾力量，像當年50萬人上街反23條立法一樣，所以從一開始便要求運動參與者簽署承諾書，運動結束後主動到警署自首，以示尊重法治，倘若參與者真能做到這一點，由始至終堅持和平理性地非法集會，警方便沒有理據用武器對付集會者，更加沒有理由出動解放軍。只要不用槍炮，憑全港3萬警察之力，是不足以逐一把逾萬和平集會人士抬走的。簡言之，運動一旦成形，清場會極為困難。

正正由於今次佔領中環計劃有這三大特性，即道德訴求強、集會人數多、清場難度大，所以建制派非常頭痛，過去分化打壓民主派的手段未必管用，向個別民主派人士示好也不足以扭轉局面，派激進者混入集會搞事製造清場依據風險頗高，因為集會要求預先登記，有糾察監場維持秩序，一旦搞破壞行動被識破，會激起市民義憤，後果更難收拾。總而言之，建制派暫時還沒有萬全的應對辦法，這就解釋了為何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與梁振英會面時，提到佔領中環便看到梁振英面黑。

最令建制派無奈的是，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決定今年全力對付房屋、貧窮、環保等民生議題，不談政制發展，政制問題留待明年再作打算，這就為泛民人士醞釀和策動爭取普選行動計劃提供了極有利的空間，因為沒有建制派的聲音，舞台上只有泛民在演出，有長逾1年的時間去說服民眾，支持和加入佔領運動，建制派只能眼睜睜捱打，完全無還手餘地。佔領中環運動猶如滾動中的雪球，正在不斷積累能量。

戴耀廷: 政改還有時間嗎？

梁振英在回應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提問何時才開展政改的討論時，他只是簡短地回應說現在還有時間。但我們是否真的還有時間呢？若不是的話，梁振英說還有時間，那表示甚麼呢？

從過去多次政改的經驗，政改討論要在選舉年之前的三年就要開始。普選行政長官會在一七年進行，但下一次的立法會選舉即使不會全面普選，是會在一六年就要進行，兩者應要一併討論。那麼由一六年起回算三年，那其實一三年就應該開始政改的討論，但梁振英卻說還有時間，那明顯是不重視下一階段政改所涉及的複雜度有多大。

以一七年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來說，因已是終極的模式，所涉及的複雜度比之前的政改討論應更複雜。按《基本法》的規定，普選的行政長官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這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現在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是否會被完全照搬過去呢？提名委員會會否一樣分成四個界別，而各界別會否保留團體票呢？但這明顯不會符合普選要求，那麼要落實真普選就要具體商討提名委員會包含多少界別、各界別所佔的比例，並要探討如何令各界別選舉代表的方法也符合普選的要求。由於包含的界別會很多，不說談判所需的時間，就是設計及落實各界別中各團體的選舉辦法以符合普選的要求，就已經需要很長時間。只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已可能需要那麼長的時間，更不要說決定及設計提名行政長官的民主程序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

政改涉及的複雜及爭議那麼大，理應是可輕易預見得到的，但梁振英仍說還有時間，那不能不令人懷疑他根本對落實真普選沒有誠意，現在只是用拖字訣，令將來真的開始討論時，到時就可以用事情複雜、時間不夠為借口，以一些半真半假的普選模式來逼港人接受。

顧鴻飛: 支持癱瘓中環的提議

筆者孤陋寡聞，如非看港台節目，還不知道法律學者戴耀廷有「一萬人癱瘓中環」的提議，看過節目後，筆者不禁拍案叫絕，同時又奇怪，為何戴先生這個精采的提議，沒有得到社會的熱烈反應？

泛民各黨派的領袖都失蹤了？莫非他們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公民抗命的提議？或者他們竟認為，戴先生的這個提議不可行？

雙普選和取消功能組別，未來這四五年都是鬥爭焦點，民主派手上有甚麼牌，可以逼梁振英坐下來談？實際上幾乎沒有。到目前為止，梁振英以「我們還有時間」就輕輕把泛民各黨派打發掉了，而除了像劉慧卿那樣瞠目結舌之外，泛民還有甚麼對策？也是幾乎沒有。你急他不急，到了最後關頭，他拋出一個方案來，不給你時間去發動甚麼社會運動，你又否決不了他，那時他就把方案付諸實行，你能奈何得了他？實際上泛民各黨派未來數年都是任人魚肉的處境，可惜這班大佬還在發其春秋大夢。

癱瘓中環之議，說出來都會讓梁振英腳軟，更別說真的做了。當然，梁有出動防暴隊的心理準備，但到那個地步，他就要步鄧小平的後塵，準備接受歷史的審判了（他不是提議頒諾貝爾和平獎給鄧小平嗎？）。

戴先生這個提議的要點，是「備而不用」，或「備而隨時可用」，有一萬人甚至五萬人簽名，到某一個地步，大家都站出來，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辛苦一次，可謂代價小小的，得益大大的。雖然未必做，但需要做的時候就可以做，做起來又一定可以贏，為何泛民各黨派精於內鬥，而不肯埋頭做一件實事！

這件事真正做起來其實也不困難。內地民眾因政府的不公義，可以用「散步」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只是散步而已，已經逼到獨裁政府讓步。香港市民難道到中環散步的勇氣都沒有？散步不違法，人太多了，擠到馬路上去，那也是出於無奈，警方夠不夠理據控告在馬路邊散步的人，應該大有辯論餘地。退一步說，真的被警察拉了幾位領頭人（戴先生應該跑不了），到時其餘一萬人就操到警察總部去投案，且看他如何立案來控告這一萬人，如何打官司，如何判罪。

更重要的是，如此大規模的群眾正義行動，必將引起國際社會和兩岸民眾的高度注意，那就是梁振英必須面對和處理的棘手問題。梁振英想把自己弄到如此焦頭爛額的地步呢，還是想早早和民眾坐下來談，拿出一個讓香港市民滿意的普選方案呢？那是他的選擇，但香港市民就要逼他做一次不得已的選擇。

內地民眾的「散步」為何能成功？因為即使是獨裁政權，對於用武力對付公眾，也是大有忌諱的，一次六四不夠嗎？要多來幾次人頭落地的暴行，讓共產黨留下更多血債？無論如何，那在政治賬上頭是不合算的。香港政府也是一樣，萬一梁振英真的要出動防暴隊，造成人命傷亡，他也是要擔一身歷史血債在身的，他準備走到這一步嗎？民主派至今不團結，很多事都做不成，但反對國教一役，香港人不是成功了嗎？因此，只要有一個契機，有一些人動議，印幾萬張表格出來，請《蘋果日報》隨報附送，指定一個收表渠道，這事就成了。泛民不幹，我們自己來。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顧鴻飛: 中策組最不應做甚麼

邵善波的「捱打」二字可圈可點，暴露了梁班子的心事。

政府在「捱打」，打的人是誰？當然是指香港市民，因為批評政府，民眾成了梁班子的對手和敵人，要採取一切手段嚴加對付。在這裏，民意不是政府施政的依據，而是政府施政的阻力，民眾不是政府的社會基礎，而是政府的敵對力量。

邵善波說中策組是政府的工具，梁振英利用中策組這個工具，要動用一切資源和手段，將不利於他執政的民意壓制下去，其企圖心彰彰明甚。

民意永遠都在那裏，民意不是被人操作出來的，是民眾對執政者的觀感。梁振英上台那天，四十萬人上街遊行，他還未執政，為何有那麼大的對抗性民意？很簡單，那表達了民眾對小圈子選舉以及那個蹩腳的選舉中暴露出來的醜惡，有極大反感，那便是民意對他施政的最初警示。

梁振英和邵善波都是地道香港人，可惜在香港生活幾十年，至今仍不知道民意為何，不知道大多數香港人在想甚麼，最在意甚麼、厭惡甚麼、希望甚麼。香港人現在最怕是大陸化，最希望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最不能容忍出賣他們的利益，強詞奪理也好，巧言令色也好，只要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那就沒有人情講。

一個人每天被人打十次，每次打十巴掌，偶爾一次少打一巴，他會感激涕零；但一個人如果從未被人摑過，突然被無端摑一巴，他會和你拚命。香港人和大陸人不一樣，不習慣被人掌摑，現在有人作勢要動手，你以為他們會作甚麼反應？

香港人要求很簡單，民主步伐就按《基本法》好了，但我們原有的自由、法治和人權，一分一毫都不准動，你以為這裏動一點，那裏動一點，人人都不會在意，你這樣判斷就大錯特錯，香港人現在每一條神經都繃緊，金睛火眼盯着政府，看看你們還能把我們的利益出賣多少出去！

邵善波主持中策組，如果好好把握民間脈搏，替政府搜集民意，讓政府依據民意來制訂和實施正確的政策，那是幫了政府大忙，至少讓政府施政少一點偏執。但如果反過來，他幫政府出手去壓制民意，把民眾當敵人來辦，恨不得掃除清光以免「阻頭阻勢」，那他作為梁振英的工具，恰恰也就暴露了梁振英與民為敵的初衷。

因此中策組最不應做的事，就是與民意對打。首先是身份問題，民眾是主人，政府官員是僕人，主人對僕人不滿，說上幾句，僕人就要反口對罵，依常理這個僕人應該炒魷魚。其次是效果問題，因為從打壓民意的動機（不捱打）出發，要假設民眾都是低能兒，可以欺瞞恫嚇，本來很多話不說還好，一說了更犯眾怒，那不是火上加油？最後是責任問題，中策組自稱是政府的工具，中策組胡說八道，煽動更強烈的反對聲音，政府更失民心，施政更寸步難行，最終誰負責任？還是梁振英自己。

一個小圈子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本來應該戒驕戒嗔、夾起尾巴做人，好好看民眾的臉色行事，現在反過來，要居高臨下蹂躪民意，這正是香港大陸化的一個苗頭，邵善波此言一出，恰恰提醒香港人，「狼來了」不是假的。

憑邵善波的本事可以掌控民意嗎？筆者倒有興趣看看他的表演。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顧鴻飛: 掌控輿論並非掌握真理

邵善波從幕後走到幕前，說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話，雖然振振有詞，但邏輯之混亂、思想之幼稚令人吃驚。梁振英找了這樣的人主管中策組，真要自求多福了。

按邵的說法，政府掌控的輿論陣地太少，所以一直挨打，需要拿出更多資源，包括賣廣告來為政府宣傳，才能扭轉劣勢。事實是否如此？舊香港的傳媒江山今已大半淪落，《文匯》、《大公》不說也罷了，紅色商人掌控的傳媒還少嗎？兩間免費電視台，一則紅到出汁，一則是是但但，連無綫都特地做了一個《講清講楚》的節目，讓政府官員免費去宣傳自己的政策，而真正能代表市民發聲的，也不過有數的兩三家而已。如果這樣還不夠，那只好請中共再出招，逐一收購所有傳媒，一統「天下」，但那樣就能保證操控了社會輿論嗎？

中共在大陸絕對控制全國輿論陣地，報紙不聽話就把主管抓去坐牢，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無遠弗屆，全世界覆蓋率第一，但你去茶樓公共汽車上聽聽，老百姓如何罵中共！如果掌控了傳媒就天下大定，那就不必再拿天文數字的金錢出來維穩了。

曾蔭權不是也籠絡了幾個文化精英去做政治化妝嗎？結果如何大家有眼得見。

問題不在於你在甚麼地方說話，而在於你說甚麼、怎麼說，問題也不在於你掌控多少傳媒，而在於你掌握了多少真理，這不都是常識嗎？邵善波昧於這樣簡單情理，居然還振振有詞，多年讀書都讀到哪裏去了？

梁振英政府是小圈子推舉出來，本來就缺乏認受性，這是他的先天不足，個人其身不正，巧言令色，底下的官員又有樣學樣，公信力低落，這是後天失調，而這個政府面對的，是七百萬供養着他們的納稅人。七百萬人是主人，政府官員是僕人，主人如果對僕人說三道四，不論說得對與錯，不都是天經地義的事嗎？美國的奧巴馬、俄國的普京、台灣的馬英九，誰不被民間罵得狗血淋頭？一個政府如果不是壞到極端，即使被眾人罵，也不至於把他罵下台；相反的，以誠懇的態度傾聽民間的聲音，倒更容易得到人民的諒解。

政府做錯了事，只有聽批評改弦易轍才是正道；政府做錯了事，百般砌詞狡辯，諉過於人，只是更令公眾討厭而已，並不是政治化妝。政府的政策得人心，不需要做甚麼宣傳，市民自然會支持，政府政策不得人心，即使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人會上你的當。像國民教育那種荼毒下一代的事，憑你三寸不爛之舌，能說得做父母的都如聞佛祖開示嗎？

「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那是獨裁統治的惡習，時維二十一世紀，香港人大多數都受過良好教育，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愛甚麼恨甚麼，人人心中有數，不勞邵善波再費心機來教育我們。邵善波不如替納稅人省了那點錢更好一點。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盧峯: 高靜芝是李蓮英還是慈禧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先生以清末弄權太監李蓮英暗批中央政策組顧問高靜芝女士，認為由她把持重要公職任命權不合體制與成規。「李蓮英」的比喻實在有創意，也跟熱播中的電視劇有點呼應。但從實際權力來看，高靜芝其實也有點像在幕後垂簾聽政掌生殺大權的慈禧太后。

這樣的說法絕對沒有誇張。按照特首梁振英的指示，往下來所有政府委任的公職包括大學校董、重要諮詢委員會成員都要諮詢高靜芝的意見，都要由她統籌，經她篩選。原來負責相關工作的公務員以至主要官員都只能靠邊站，讓她最後拍板定案；任何希望進入政府建制吸取經驗及資料，建立人脈網絡的人更需要主動討好巴結高女士，更需要投她所好。這樣的權勢威勢不是有點像慈禧太后嗎？

但是，香港既不需要「李蓮英」，也不需要「慈禧太后」，更不需要一個不倫不類的大內總管總攬人事大權，更不需要一個類似內地「政委」或組織部長的人物為進入諮詢委員會的人作政治審查。

大學校董會、諮詢委員會是政府聽取不同意見的重要架構，是吸納社會各界精英為公眾服務的重要途徑。從港英政府時代開始，這個諮詢網絡不但強化官民溝通，不但令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可聽取多方意見，更能為政府政策添上合理性及合法性，減少獨斷獨行的味道。而為了讓諮詢體系有效運作，不管是前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都讓政府部門的高層公務員、問責局長負責物色人選加入相關諮詢委員會，好讓委員會成員既熟悉有關政策也對政府運作有一定了解及興趣。

現在梁振英指定由不熟悉政府運作，不了解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需要的高靜芝總攬人事大權，決定所有大學校董會及重要諮詢委員會如交通諮詢委員會的任命，這勢將出現「亂點鴛鴦譜」的情況，令大學校董會或諮詢委員會成員質素下降，又或令諮詢委員會充斥不熟悉政策與政府內部操作的人。結果，整個諮詢體系將會大大削弱，政府也將難以在制訂政策措施時吸納有份量的意見。

事實上特區政府管理的政策及事務多種多樣，從城市規劃到管理廟宇到郊野公園都有，從金融服務發展到小販管理到殮葬服務都涉及。高靜芝一個人根本不可能每一方面的人才都認識，不可能每一方面的專家都了解。由她越過各政府部門總攬人事任命怎可能不出差錯，怎可能不出問題呢？

高靜芝亂點鴛鴦譜固然令人憂慮，更可怕的是她可能化身政治審查員，把諮詢委員會變成「梁粉俱樂部」，變成梁振英支持者大本營；只有支持梁振英選特首或支持梁振英政策的人才能入圍，獨立不阿的人或持不同政見的人則被排斥在外，不可能參與諮詢工作。這樣下來，特區政府便只聽到一把聲音，便只知道一種意見，再沒有人能及時提出異議，糾正政府的失誤。當特區政府如此偏聽時，它的施政將會跟市民的需求相距越來越遠。

同樣令人擔心的是貪腐問題。應該看到，進入政府重要諮詢架構對不少人來說是「上位」的好機會，是讓他們了解政府及建立人脈的機會。過往由公務員負責人事任命自然沒有問題，但現在由一個人獨攬大權，希望躋身大學校董會或其他諮詢組織吸收資料及經驗的人便會千方百計向高靜芝示好，跟她拉關係，希望得到青睞。這樣的過程有可能出現利益輸送及交換，最終演化為嚴重的貪腐問題。

我們認為，梁振英指示由高靜芝獨攬、人事任命大權不但損害行之有效的制度，更將令政府變得偏聽，更將令政府出現貪腐危機。像這樣的安排還是盡快取消吧！

梁美儀﹕高靜芝成組織部長？

特首梁振英上任以來，諸事不順，最近就連原擬在中央政策組增設一個全職顧問職位的建議，亦惹起爭議。無他，皆因政府在事前沒有諮詢議會及公眾下，突然建議中策組擴權，一擁爭奪輿論民意主導權，二擁諮詢法定組織人事委任過目權，外界擔心中策組會否成為梁振英政府的中宣部，但個人更關注其中一名全職顧問高靜芝，在中策組的角色。

政府近日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中清楚列出，高靜芝的職責，是負責有關為香港未來發展培養和建立參與公共決策人才儲備的「政策議題研究事宜」。不過，高靜芝前日在回應傳媒就其中策組職責的查詢時，回答得坦白，說自己「不是做研究的人才」，自己沒做政策研究的經驗。那納稅人花280萬年薪去聘請高女士，所為何事？那政府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豈不是欺騙議員，欺騙公眾？

按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梁振英及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近日的公開言論，高靜芝主要負責為特首「揀蟀」，若有合適的人選便可推薦給特首；將來3000多個官方委任的公職，包括諮詢組織及大學校長、校董等任命，都要讓高靜芝過目，以免重蹈過去因各部門欠缺統籌，致一人兼多職的情。

政務官體制對梁振英心存芥蒂，甚至採取有限配合態度，在政圈已是公開的秘密，如今梁振英反攻出招，將重大諮詢組織等人事任命權收歸旗下，那將來他大可委任更多願意為梁政府或北京護航賣力的人士進佔重要職位，培育更多愛國愛港人士的論政新血，抗衡傳統的政務官系統。

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負責黨組織的建設、幹部隊伍建設以及人才隊伍建設。高女士，像不像是梁特首的組織部長？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魯姜: 中策組自食其果

中央政策組主管邵善波是個「惹火尤物」，到立法會申請開位撥款，本應「低聲下氣」，想不到他堅持一貫「好辯」本色，不單明言自己須「食君之祿，擔君之憂」，更為中策組的功能定下令人嘩然的新解釋。

宣示立場 令人嘩然

站在公眾立場，我們歡迎更多高官像邵善波一樣，可向立法會、傳媒和市民「解畫」，且毫無保留地把個人立場和作風公諸於世，因為這個心戰安排絕對有助提高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問責高官的議政能力，亦可讓真正有能者把本事展露人前。

邵善波「藝高人膽大」，在立法會的表現是否為人接受，還得看未來幾周的輿論走勢，但最少也應可得到「勇氣可嘉」和「表裏如一」等較持平的評價。

到底中策組應該做些什麼？邵善波其實已向政府和公眾提出這個疑問，也鼓勵持份者加入和討論。

過去在顧汝德時代，中策組的功能幾由他的專業能力、信念和人脈去猜測評估。由於顧汝德橫跨政府、傳媒和大專多個不同界別，在不同工作崗位均有資深參與，且建立廣泛人脈關係和獲得頗佳評語，所以公眾對他和中策組的工作雖然所知不多（稱顧氏為「魔僧」、視中策組為「心戰室」），但好感和信心其實相當不俗。

蕭炯柱接任中策組的時間不長，也頗低調，但足以反映這個部門的功能和公眾期望——它只是政府架構中的一個輔助和支援部門，可由任何政務官出掌，其人毋須任何特別專業經驗和資歷，亦不應因此而引起不必要的公眾期望。

其後禮聘劉兆佳教授出掌中策組，卻把這個安排和理解完全打破；因為市民對劉兆佳有着頗為一致的期望。

況且除了劉兆佳，還有多位學者陸續加入，後來甚至連《信報》讀者十分熟悉的練乙錚教授也投筆從政，公眾對中策組的期望自然更高。希望愈大，失望愈大，這是人之常情。政府始終沒人肯說清楚中策組的功能，公眾亦沒有較為一致的期望和意見。

到曾蔭權聘請劉細良加入中策組，成了曾蔭權和政府心戰室一員大將，與中策組的基本功能互不從屬，亦令中策組為人所知的部分變得更加含糊。

諫官宦官 一線之隔

如今中策組仍有學者擔任要職，主責民調和政策研究，但由於人手和經費不足，能做到的自然有限。

中策組有大量全職和兼職顧問，一方面為政府出謀獻計，另一方面亦為他們提供「認識政府」、「服務政府」、「支持政府」的培訓。至於今天中策組的心戰室功能，根據邵善波的「介紹」，卻全與過去的做法大相徑庭。到底中策組扮演的是「諫官」、還是「宦官」的角色，政府內部也有不同意見。

「諫官」是正能量用詞，「宦官」是負能量用詞，亦是批評者用來抹黑對手的標籤和手段，但兩詞同樣是向政府獻計，希望政府推出的政策能順利通過，問責官員的民望不斷提高，只不過立場和手法不同。

劉兆佳、邵善波言詞予人的印象是「宦官」多於「諫官」；顧汝德、練乙錚則是「諫官」多於「宦官」；由於已有先例（珠玉）在前，劉、邵的角色和印象當然不易為人接受。

況且中策組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是主動接觸（不一定能成功團結）更多不同界別和立場的持份者，聆聽他們的意見（由民調到會面），以及建立更多有效的溝通；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印象，這功能將不易進一步開展，遑論擴大支持者的對象和網絡。

中策組的尷尬處境，其實與港台大同小異，政府對他們的期望和要求，與公眾有着明顯分別，邵善波與鄧忍光的取態和交代手法截然不同，原因之一是邵善波來自民間，鄧氏則承襲公務員系統。

顧名思義，中央政策組本來只是主理政策研究，以補特首辦和個別部門的不足，但顧汝德的加入，令心戰室的功能不證自明，但顧汝德的低調，令邵善波今天的高調難為市民接受。顧氏雖是「始作俑者」，但他對心戰室功能和成敗關鍵的了解，明顯比今天特區府心戰室的成員更勝一籌，亦令梁班子變得一籌莫展。

角色「中立」其實有助自己成為「中間人」，以及容易為政府找尋「梁粉」。「梁粉」一詞的負能量不斷提高，中策組若以發掘栽培「梁粉」為己任，首要任務是把「梁粉」一詞變為正面，令游說對象和市民不會抱有戒心。高靜芝成為中策組成員，當有這個重任，且看邵、高兩位如何扭轉乾坤，令公眾對中策組的角色和重要性 能盡快達致共識。

顧鴻飛: 不可讓基本法變成紙糊的盾

十八大刪去十七大原有的「嚴格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的重要條文，那可能意味着，中共已覺得《基本法》對管治香港綁手綁腳，不太好用，準備將它「抽象肯定」而「具體否定」了。

這一次是不是「狼」真的來了？整個管治香港的政策來一個大轉彎，日後對港干涉越發深廣，而香港人將面臨日漸嚴酷的政治壓迫？

通常政策調整基於對形勢的判斷，而對形勢的判斷又基於對現實的掌握，中共通過大量不同渠道掌握香港，理應對香港現實情況有清醒認識，但從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港獨」話題，可見中共掌握的香港，離現實很遠。

近年來香港是有激進傾向上升的趨勢，這種趨勢是由對港極左政策造成的，一個七百萬人的城市，有個別年輕人思想激進是無可避免的，但香港人整體來說都相當理性，中產階級構成的社會中堅，不會認同非理性的暴力抗爭，彼此有不同意見，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溝通辯論，因此單憑個別人的激進，進而判斷香港整個社會有分離傾向，那是昧於現實，又失之武斷。

八九六四期間，因為天安門廣場有個別針對鄧小平的言論，再加上李鵬陳希同誇大渲染，引致中共中央將學生愛國運動判斷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有外國勢力介入的反革命暴動，將一個人民和平表達的社會運動引入血腥鎮壓的深淵，導致大量平民死傷、知識界大逃亡，而中共也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至今仍無法解脫這個歷史包袱。

可見一個錯誤的政治決策，往往來自於對現實的錯誤掌握，而中共的對港政策如果大轉彎，顯然也是從對香港社會的錯誤判斷開始的。

其實香港人的心態很簡單：我們原先擁有的不要剝奪，而我們希望的民主，只要按《基本法》來實行就可以了。我們不會要求太多，至少不會在《基本法》允許的範圍之外去作任何不切實際的要求──如此還有甚麼好擔心的？個別人要搞港獨，就讓他們去搞搞看，看他們能搞出甚麼名堂來，實在搞成「大事件」了，再出動駐港部隊也不遲。何苦因為個別人的妄動，而將大多數香港人都拉下水，都當敵人來辦，更因此不讓我們有好日子過？

香港人「搵食艱難」，他們會「得閒」到天天去造反搞事，惟恐這個親手建造的繁榮都市，變成一個血流成河的九反之地？大多數香港人都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家庭小康，心思都放在供樓和養育孩子，執政者如不去招惹他們，不動他們的「奶酪」，他們根本不可能受個別激進人士的影響，每天上街去暴動。只要稍微了解香港人，都不會得出這裏會有「港獨」的結論，而把「港獨」抬出來，只為更嚴酷地管治香港製造輿論罷了。

《基本法》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上，由中共主持制訂，是讓香港人在回歸後仍保持一定安全感的法律文件。如果《基本法》也可以不「嚴格」遵守，那還有甚麼需要嚴格遵守呢？執政者無法無天，老百姓也無法無天，那是目前大陸的社會現實，香港淪落到這一步，那就真的「大陸化」了。

譚惠珠嘗言：「《基本法》對港人來說是一面盾」，這話沒錯，但這面盾最好是真正的盾，如果《基本法》可以不「嚴格遵守」，這面盾就變成紙糊玩具，根本擋不住中共的矛。香港人如失去《基本法》這面盾，我們的好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顧鴻飛: 十八大開鑼，政改零期望

中共十八大今天開鑼，會前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政治局常委七人或九人，誰上誰下，都說得煞有介事，還說內部鬥得不可開交，名單隨時有變。筆者以為，鬥是有的，但幾十年都鬥慣了，內部自有一套平衡和協調的機制，只是開會前鐵屋子一樣密不透風，大家都在胡猜而已。

習近平上台會有甚麼新氣象？有人說啟動政改，有人說平反六四，筆者覺得都太樂觀了，習近平有沒有大開大合的氣魄暫且不論，剛接了班誠惶誠恐，怎麼敢有大動作？即使有甚麼大動作，也不是他的，是新老班子有了共識，他來推行而已。習近平至少要用一兩年時間來平穩過渡，站住腳了，然後如果有自己的思路，再嘗試開新局。

中共實行政治改革的機會，筆者越看越渺茫。溫家寶三番五次說政改，結果連樓梯都沒響，人影更不知在何處。對溫家寶的政改之說，吳邦國以「五不搞」唱對台戲，讓人猜不透他們悶葫蘆裏在賣甚麼藥。其實以政治局常委一個九人執政最高層，怎麼可能在大方向上互相對立到這種程度？那政治局常委還怎麼開會？一開會豈不是要劍拔弩張，不歡而散？筆者倒是覺得，溫與吳是在唱雙簧，溫家寶的政改是對自由派說的，讓他們少安毋躁，政改會有的，只是要等時機；吳邦國的「五不搞」是對保守派說的，意思是你們放心，溫家寶那一套是不可能發生的。兩個人各自分工安撫了左右兩邊的民意，自由派天天伸長了脖子盼望，盼不到了，就說要體諒中央改革派的處境；保守派則金睛火眼盯緊時局，稍有甚麼風吹草動，就跳出來大吵大鬧。

中央的如意算盤是把需要作痛苦抉擇的時間盡量拖長，最要緊是維穩，其次是把經濟再搞上去，把甜頭再分多一點給百姓，百姓的生活滿足感再多一點，要求政改的民間壓力就再少一點。再捱十年二十年，百姓日子像新加坡那樣了，大家更沒有再付出改革代價的犧牲精神，那時便再也不會有人要求甚麼政治改革。

時間是最要命的因素，趕得及的話，中共不必搞甚麼政治改革，就可以像新加坡那樣，使獨裁體制千秋萬代持續下去：社會趨向一定程度的公平和合理，自由多一點，人權普及一點，法治應付一點，社會矛盾緩和了，惡性事故自然少下來，只是民主就永遠別想了，一黨天下有驚無險，如此他們的子子孫孫都可以享萬年富貴。

不管改革派還是保守派，中共都是一個整體，各派都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內部可以鬥，但不能鬥到一拍兩散，一拍兩散對誰都沒有好處，倒是爭到足夠時間的話，世局慢慢穩定下來，以中國人的民族性來說，做新加坡人也沒甚麼不好。

而筆者以為，對中國人來說，最糟糕的選擇就是新加坡模式，國家會富，人民會乖，獨裁者會長命，老百姓會麻木。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盧峯: 落區騷比四十萬人大遊行重要？

左閃右避了半天，梁振英終於停下來回應有四十萬市民參與的七一大遊行。可惜，他的所謂回應沒有任何實質內容，沒有任何針對性，只是充滿了空廢的語言與模稜兩可的態度。更讓人氣結的是，梁振英有意無意間低貶四十萬人大遊行的重要意義。他說：「市民的訴求，無論是用任何方式表達的，包括昨日遊行表達訴求的市民，無論人數有多少，我和我的政府團隊會認真和虛心聆聽……。」按照這樣的說法，四十萬人自發上街表達訴求跟四十人閉門諮詢對梁振英來說沒有分別，他不會特別重視，不會特別放在心上。但是，四十人的諮詢會真的可以跟四十萬人大遊行相提並論嗎？四十萬人大遊行真的只是一般的表達方式嗎？

對於我們來說，對於市民來說，四十萬人願意冒着酷暑走上街頭，忍耐警察荒謬的遊行安排走上街頭，當中的決心、耐心、誠意絕非其他表達方式可比，當中反映的民怨民憤更是不容小覷。若果梁振英及他的政府把四十萬人大遊行視為一般表達意見的方式，輕視它的重要性，那他可真是錯估形勢，錯估民意民心。

除了低估輕視四十萬人大遊行的意義外，梁振英對遊行市民的訴求幾乎完全沒有回應，只像「人肉錄音機」那樣不斷說會按自己的政綱辦事。只要在七一那天在灣仔、銅鑼灣街頭走一走，只要聽一聽看一看傳媒的報道，任何人都知道參與遊行的四十萬市民有幾個主要的訴求，其一是要梁振英就他的僭建及謊言作清楚、老實交代；其二是要徹查警隊打壓新聞自由事件；其三是繼續追究李旺陽寃案。此外還有大量政治與民生議題包括取消功能組別、打破地產霸權、改善退休保障……等。

可是，梁振英在昨天的回應中對這些訴求不是左閃右避就是含糊其詞，有很多甚至提也不提。就以僭建及謊言為例，接任前幾天，傳媒揭發梁振英對家中的僭建物前言不對後語，一時說買入時已有，一時說不記得何時出現，到最後又說是十幾年前的事要先查一查。市民對梁振英以謊言掩飾謊言的做法早已大失信心，認為他誠信破產。誰知梁振英在四十萬人上街後的不知悔改，仍不肯老實及清楚交代，這還算是真心聽市民意見嗎？

此外，對警察肆意打壓採訪自由及新聞自由的問題，梁振英推說警隊正在進行調查而不肯評論，連從原則上支持新聞自由、採訪自由的話也不肯說。像這樣的特首，能說虛心聆聽市民的訴求嗎？

至於其他政治與民生訴求，包括取消功能組別及李旺陽寃案，梁振英更是提也不願提，彷彿訴求不存在那樣。像這樣的表現能算是認真聆聽市民心聲嗎？

為了表示自己虛心聽取民意，梁振英昨天走訪了幾個地區，辦了幾場會見市民的活動；又說自己用一張摺凳，一支筆及一本記事簿就能跟市民溝通，蒐集市民對不同政策及事務的意見。梁振英大概很喜歡那些落區騷，還覺得這樣做可以顯示他親民。實情是這些落區活動根本是一場戲，由他自編自導自演，意見聽不聽更是誰也不知道。假若梁振英真的有心聽取民意，重視民情，七一那天晚上他就應該拿一張摺凳坐在政府總部外跟遊行市民對話，用紙和筆記下市民的訴求，而不是在會展大禮堂欣賞煙花！

 

絲絲世語：虛心聆聽還是心虛迴避 - 李怡

梁振英回應七一遊行，指巿民在政治、社會及民生等方面的訴求，無論人數多少，他與其政府團隊，都會虛心聆聽，認真回應。

如果他真是「虛心聆聽」的話，他不會迴避「人數多少」，而會沉痛表明人數有數十萬之多，他也不會迴避大多數市民提出的是關於他這個「大話精」的人格訴求，是要他下台的訴求，而主要不是政治、社會、民生訴求。他的「認真回應」若衷心誠意，就會表示要認真思考市民的這個訴求。

當然他也可以表示對自己的人格、理念、執政有信心，那他就該說，儘管有許多市民要他下台，但他會解釋清楚他早前回應僭建的前後矛盾，他相信他日後的執政會得到市民支持。

但他只空言「虛心」，然後就閃，拒絕回答記者提問。因此可證明他說的「虛心」仍是假話，實情是「心虛」。

李怡

顧鴻飛: 追查真相不要疲憊麻木

七月流火，四十萬香港人用自由的腳步，在英皇道、軒尼詩道上，走成一條憤怒的河。

每十八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在遊行隊伍中，還有大量認同遊行理念而未及或未能上街的人。烈日蒸騰下，男女老幼揮汗如雨，不為任何個人利益，只為心中一點未泯的道義，中央如還未能聽到香港人的心聲，那中央就有點耳聾了。

回歸十五周年的日子過去了，胡錦濤來了又走了，梁振英上台了，但事情還沒有完。

梁振英至今未交代僭建問題的真相，他是否在特首小圈子選舉中作了不實陳述也未水落石出。一個誠信大有疑問的人，要領導香港五年，且不論他有多少富民安邦的良策，這樣的人日後代表香港到世界各國去丟人現眼，我們香港人還有面子見人嗎？

梁振英死口不認，誰也撬不開他的嘴巴，只要足夠厚臉皮，有中央撐腰，我們似乎也拿他沒甚麼辦法，但如果我們就此放棄追究，那結果是又一件涉及公眾利益的懸案的真相被掩蓋起來。

一件事是對是錯，情理只有一條，我們正常人判斷事情的是非，是要以真相作基礎的。沒有真相，是非判斷會有大誤差，所以一事當前，不是先求是非，而是先求真相；有了真相，在一個開放理性的社會，作是非判斷不難，因為社會有基本的價值標準，而真相，恰恰是一個未有民主機制的社會最難以得到的東西。

掩蓋真相是專制統治的慣技，所有野蠻的、不名譽的、見不得人的勾當，都在陰暗角落進行，而事實永遠被謊言掩蓋。曠日持久的追查終有一天會疲憊，更多新的惡性事件發生，又會分散原先的注意力，政府指望的就是人們的疲憊、麻木以至遺忘。李旺陽事件至今沒有下文，政府答應陳光誠要追查山東地方政府為非作歹的承諾至今也沒有下文，更早一點，溫家寶對徹查四川豆腐渣校舍的承諾，至今也沒有下文。真相在哪裏？沒有真相，人間正義又何從提起？

我們往往善於提出問題，而忘記求索答案；我們往往滿足於批判，而忽略作批判的依據；我們往往一件事未做完，就忙着去做第二件事，因此我們永遠都得不到答案，得不到真相，也永遠做不成一件事。

僭建事件糾纏多時，傳媒多番求證，各種證據正逼近真相，以梁振英自相矛盾、錯漏百出的說詞，已經側面證實他心中有鬼，但我們面對一個疑點處處的「嫌犯」，竟然束手無策，這終究是最大的悲哀。

因此，即使四十萬人大遊行體現了民意，即使梁振英說甚麼「謙卑」、「行之正道」，他還是不能逃脫交代真相的責任。不交代真相，市民就不應放過他，不交代真相，就是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貼近民意也好，穩中求變也好，都等交代了真相再說。

這一次，香港人應該下一個決心，就是一定要追查到梁振英僭建問題的真相，我們能不能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就看我們能不能追查到這件事的真相，不追到真相，誓不罷休！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吳志森﹕上街，是基於失去核心價值的恐懼！

梁振英剛剛宣誓就任第四屆行政長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專機剛剛離開香港。30多度的高溫，40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梁振英下台」的喊聲震天，由銅鑼灣維園，到添馬艦政府總部，幾乎沒有一刻停止過。

新任特首剛上台就被數以十萬市民叫喊下台，香港歷史上從未出現，相信也是世界罕有。新鮮出爐的領導人如此不得人心，不外乎以下幾款原因：一、靠舞弊買票造票上台；二、選舉不公，早已鐵定誰可當選，民眾不服；三、權力不合法。梁振英屬於哪一款，大家不妨對號入座。

我在銅鑼灣的街站籌款，由下午3時站到晚上7點，密密麻麻的遊行人士在我面前經過，沿途口號不絕。我不是香港大學的精算學者，也不懂他們認為科學的方法統計人數，但以我多年觀察的經驗，今次遊行，參與者情緒之高漲，氣氛之熱烈，訴求之憤怒和直接，只有2003、2004年可以相比，那兩年叫得最響的口號，是「董建華下台」，而今年，是「梁振英下台」。

打從心底的恐懼

梁振英大宅僭建，前言不對後語，以大話軃大話，惡化為誠信問題，被封「梁振英，大話精」，固然是催谷民眾上街的一條最直接的導火線。但是，如果沒有其他更深層原因，絕不會激起市民怒火燎原。

深層的原因是什麼？不是負資產，不是失業，更不是SARS，而是打從心底的恐懼。

恐懼什麼呢？恐懼自由倒退，恐懼法治不彰，恐懼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終有一天全被拿走。

梁振英靠西環扶植上台，無論由提名到投票，都有阿爺插手的影子，已是洗不掉磨不走的鐵一般事實。由商人治港，到公務員治港，到今天赤裸裸的幹部治港，香港逐漸回歸到中國南部的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大家有目共睹。

由問責官員到行政會議，充斥覑紅色背景的忠貞之士。律政司長曾經做過廣東政協，文化局長虛位以待，由根正苗紅的幹部二代擔任，審計署長如此要職，竟由被疑有誠信前科的好友出任。行政會議更是不堪入目，滿是紅色政黨到極左紅人，看得令人心驚肉跳。

警察經常使用不必要的強大武力，兩米水馬加強裝胡椒噴霧，打壓和平示威，動輒以政治檢控阻遏示威抗議和表達自由。記者大聲提問指違規擾亂秩序被警察帶走禁錮，連新聞自由都危在旦夕……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恍似一刀一刀的被凌遲，我們的恐懼是，香港人，你本來擁有的，還可以剩下多少？

「我沒有說我不受感動」「我從來冇否認花棚是我起的」「我唔否認唔等於我證實，我唔證實唔等於我否認」……新特首的慣性說謊和巧言令色，引發更大的反感和恐懼：這個人說話，我們以後還可以信任嗎？

基於失去香港核心價值的恐懼，梁振英上任的第一天，就激發了40萬人上街。

呂秉權﹕七一大遊行前後的巧妙安排

特首梁振英計算精確，七一大遊行後翌日即率新班子落區，為面部仍曬得有點赤痛的40萬上街市民消消氣，試圖用誠意換取時間以化解民怨。然而，梁振英的精確落區，只是七一大遊行前後的幾個巧妙安排之一。

七一遊行前，來港收風的內地公安斬釘截鐵問：「遊行人數會否多於50萬？」由此反映，中央在遊行前已預估上街人數一定不會少，起碼將達三四十萬，否則決不會以2003年的人數和惡劣形勢作比較。依此思路，中央和特區政府官員是以較複雜的香港民情作為背景，為國家主席胡錦濤安排行程。

因此，胡錦濤在香港回歸15周年大會暨梁振英就任特首的典禮上，對梁振英提出的四大任務之首，是要求他「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胡總給與其餘的任務依次為：努力維護《基本法》權威、努力提升競爭力和努力加強人才培養。

物換星移，香港回歸10周年，胡錦濤在同一場合，亦對曾蔭權提出過四大任務。當時胡總發出的頭號任務為「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執行一國兩制」，但「堅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只排最後。

5年而已，香港民情已發生激烈變化，中央要求香港的工作，由當年排最後的「堅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變成今日首要的「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而對社會和諧穩定的提法，5年前尚用「維護」字眼，代表社會和諧有一定基礎；但今日的社會和諧穩定，卻要「努力促進」才有，意味民怨日深，幾乎失守，中央如何不擔心？

在此民情下，5年前曾落區家訪、今年聲言要「深入了解香港市民生活和期盼」的胡錦濤，最終在水馬、鐵馬和鐵警陣之中，沒能與市民親密接觸。

或許，當局對市民當年向胡錦濤「告御狀」仍猶有餘悸。

當年，市民向胡總投訴「蚊患」，有關方面旋即滅蚊。今年，筆者相信，港人向胡總投訴的是「官患」。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梁美儀﹕40萬人核心價值捍衛戰

2012年的七一大遊行，大會聲稱有40萬人參加，雖然主辦團體、警方及兩所大學所公布的遊行人數大相逕庭，警方與大會的數字相差更達5倍，不過這4個機構公布的數字均顯示，今年參加七一遊行的人數，是繼2003年及04年後第三多人參與的一次。

回看最多人參與的03年及04年兩次七一遊行，同期失業率分別高達8.2%及 6.9%，今年呢？答案是3.2%。當年太古城單位的平均呎價約2900元，現在呢？約1萬元。此時此刻，太平盛世，為何仍有這麼多香港人冒熱上街？

走在遊行人群中，清楚看到市民今年的主流訴求，不再是保飯碗、倡就業等「貼身」民生議題，而是將矛頭直指剛宣誓就任的梁振英，示威標語都是嘲諷他是大話精，沒誠信，當不同政團嗌咪大叫「梁振英下台」時，遊行市民都熱烈和應。其次是要求中央徹查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事件，還有反對中央干預香港事務、捍衛新聞自由，也有要求保留政府山的。

中央趁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期間，公布新一輪「送大禮」內容，可惜，在當下幾乎全民就業的情下，這些舉措再收不到政治降溫之效。經過李旺陽事件、梁振英僭建問題，還有警方在胡錦濤訪港期間壓制示威與傳媒的點點滴滴，已讓香港人感受到，回歸15年後的今天，香港的政治低氣壓，已把大家壓至幾乎透不過氣來。

清楚不過了，40萬人前日是為香港打了一場核心價值捍衛戰，明確地向北京和涉及嚴重誠信問題的新任特首梁振英政府公然宣戰，告訴他們，即使經濟好，市面繁盛，大家仍寧可汗流浹背，在街上走上三四個小時，就是為了捍衛香港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等港人向來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豈容你們粗暴摧眦踐踏！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張華：查清死因，又有何難？

很多人懷疑，李旺陽屍體已被匆匆火化，還能查清死因嗎？難道找神婆去「問米」，又或鑑定骨灰？

若中共當局有決心查出李旺陽如何「被自殺」，只須用他們對付李旺陽的手段，查問廿四小時看守他的國保人員，以及主診醫生、護士，李旺陽的同房病友（事發當晚突被搬到走廊），也可查問負責解剖的法醫、解剖時在場的邵陽人大代表等。這十多人的口供，對查明李旺陽之死，還是很有用的，更何況李旺陽妹妹李旺玲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拍下李的死狀。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上周四說，湖南公安機關已組織有經驗刑偵專家，對事件進一步調查，有結果後將即時公佈。

筆者相信，北京當局擔心事件進一步發酵，將刺激更多人七月一日上街，令來港參加回歸十五周年活動的胡錦濤尷尬，於是放風說湖南公安正調查，既顯示他們回應港人訴求，使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得以脫身，也為事件降溫。不過，李剛的說法徹底暴露北京當局壓根兒就不想查明李旺陽死亡真相。

目前幾可肯定李旺陽是「被自殺」的，最大嫌疑正是廿四小時看守他的邵陽國保人員（看管異見人士的公安），而事發後湖南公安在全省監控李旺陽生前好友，現在由湖南公安自己查自己，能查出真相嗎？如有誠意調查，至少應由公安部牽頭成立專案組，並由獨立而又有公信力的專家參與，否則，像溫州高鐵慘劇調查小組，成員多與鐵道部有千絲萬縷關係，傳媒質疑後才撤換部份成員，但仍是國務院自己查自己，而非全國人大主導，這樣的調查報告根本沒有說服力。

過去十年，公眾關注過好數十宗離奇命案，但除了○三年廣州孫志剛案，其他在看守所發生的離奇命案，包括雲南李蕎明「躲貓貓死」、河南王亞輝「喝開水死」、湖北李文彥「做噩夢死」、浙江何舍彪「睡覺死」，還有浙江溫州村長錢雲會在村口被貨車輾斃等，最後都不了了之。孫志剛案則因為剛上任的溫家寶插手，才找出他是被打死而非當初公佈的心臟病死，隨後全國取消收容遣送制度。這是胡錦濤及溫家寶上台之初，還想勵精圖治，自此有了「胡溫新政」之說。但今天，他們還有這種政治決心嗎？而且，查清了李旺陽死亡真相，對胡、溫不僅沒絲毫好處，還有可能牽連湖南省委書記、胡錦濤嫡系親信周強，令他在十八大晉身政治局蒙上陰影。在此情況下，胡、溫怎會查清李旺陽之死？所謂調查，只是為七一遊行人數降溫的權宜之計。

絲絲世語：為阿爸默哀為阿媽默哀

繼對六四燭光集會表示「我不是說我不感動」後，候任特首梁振英又再施展他的狡獪語言技巧，在街工活動應要求為李旺陽默哀，次日，被追問是否為李旺陽默哀時，他即說「唔係」，他是為「死咗嘅、過世嘅人默哀」。所以，他可能是為阿爸默哀、為阿媽默哀，也可能是為鄧小平默哀、為毛澤東默哀，甚至為希特拉默哀。

梁振英對要求中共釋放李旺陽妹妹不表示意見，卻說相信當局對李旺陽事件的調查，會認真而專業。邵陽當局的調查結果會如何「認真專業」，我們不妨用來衡量梁振英日後處理政事會如何「認真專業」的準則。

狡獪語言是既想討好市民，又不想因此得罪中共。也就是既想當妓女又想立貞節牌坊。

如此欺詐世人扭曲自己地做人，還是為自己的人生默哀吧。

李怡

顧鴻飛: 維穩至上便不會有真相

建制派一窩蜂表態，要求中央徹查李旺陽死因，一時間個個都「人權」上身，突然勇敢，等到中聯辦領導人也出聲，一切便都「真相大白」：中央要求建制派趕緊統一表態降溫，以免風波發酵。如此看來，李旺陽死亡真相似乎有機會大白於天下。但表態儘管表態，真相還是不會有着落。原因很簡單，如果維穩是最高原則，真相便要服從維穩。有維穩一日，便不會有真相。

邵陽地方政府胡作非為，不但抹黑中共形象，而且使中共陷於政治上的被動，中央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邵陽公安中的違法分子交付法辦。那樣犧牲甚小，政治上得益甚大，更可建立以法治國的榜樣，但中央為何不當機立斷處理此事？以中央無上權威，一聲令下，還有甚麼真相查不出來？

查案或許需要時間，但有一件事是即時可辦而且即時可釋公眾疑慮的，那便是下一道行政命令，要求邵陽地方政府馬上釋放李旺陽妹妹李旺玲，讓她出來面對公眾和傳媒，公開解釋關於屍檢和火化的問題。下這道命令不需要時間，也絕對符合現有的法律，只要先走出這一步，中央決心查找真相的態度，至少先讓海內外華人有信心。

但筆者認為，中央不會下這個命令，因為中央也不打算真的查找真相。

中央要地方維穩，地方政府維穩不力，中央就要追究責任。如果地方政府在維穩時做過火了，造成人命傷亡，中央又事事去追究責任，那日後誰會下大力去做維穩工作呢？我去維穩，死了人我要「上身」，那我不如放鬆手段，免得有刑責；但手段一放鬆，維穩豈不是要打折扣。維穩做得不狠，風波四起，中央豈不是又要問責？

因此，有維穩至上，就沒有法治，沒有法治也就沒有人權，沒有人權也就沒有真相。說到底，中央要維穩，就無法追究真相；即使真相有了，也不能公開；即使公開了，也不能對有關犯罪者追究刑責；即使追究了刑責，以後還要對有關責任人給予補償──不如此，還有誰會為他賣命？

整個悲劇的怪圈就連中央也沒有辦法。中央豈不想樹立開明而公正的形象？底下一些芝麻綠豆小官，為個人利益草菅百姓，要中央孭鑊，中央豈不憤怒？但維穩不是中央幾個人可以完成的，要靠層層官員用命，一則以責任約束，一則以利益引誘；要是凡事都講法治人權，手段自然不夠毒辣，民間反抗彈壓不力，一個小火花引爆大炸藥庫，到時上下都不得安生。因此，中央對地方的胡作非為，實際上是一種放任和包庇的態度，不如此，維穩就成空話。

香港人大政協說的都是空話，要實際一點查真相，應先要求把李旺玲放出來。一個女人死了哥哥，她自己沒有犯任何罪行，公安憑甚麼把她和家人扣押起來？要查真相，先要把她放出來──先做容易做的，再做難做的；容易的已經不做，難的還能指望嗎？

顧鴻飛 自由撰稿人

呂秉權﹕「法治湖南」一鋪清袋

墮馬的薄熙來以「唱紅打黑」作生招牌，湖南一哥省委書記周強則以「法治湖南」為主打政績，開口埋口「法治湖南」，說法治環境已成為地方核心和至關重要的競爭力，並將建設「法治湖南」責任攬上身，押上賭注，聲言黨委書記是此事的第一責任人，恍如謝偉俊般變身成為「法律超人」。

然而，李旺陽突然站覑死亡和當局眦屍滅舻的處理手法，令周強自摑嘴巴，「法治湖南」一鋪清袋。

周強被指是胡錦濤的愛將，團派出身，畢業於素有法學界「黃埔軍校」之稱的西南政法大學，曾任司法部法制司長、前司法部長蕭揚的秘書，其後再兩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2006年空降湖南。周強是眾多省委書記之中，具備最良好法律背景的明日之星，他高舉建設「法治湖南」旗號是順己、順勢而行，外界一直對他捍衛法治抱有厚望。筆者猶記得今年3月，周強在全國兩會的湖南團開放日之中，自信地侃侃而談法治，我們一眾中國組行家精神為之一振，以為到了公民黨的記者會一樣。

只可惜，李旺陽「被自殺」戳穿了周強經營多年的「法治湖南」，什麼要突出「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人人守法」統統變成「講一套，做一套」的虛話。政府為維穩帶頭不守法，周強如何服眾？

邵陽僅距離周強省委辦公廳200多公里之遙，「法治」周強卻鎮它不住，任由其以維穩為名，對異見人士濫施法外酷刑、極刑，並縱容地方眦屍滅舻、株連禁錮打壓家屬好友，將局面弄得萬劫不復、一塌糊塗之時，周強才遲鈍介入，責令省公安廳對案件進行刑偵調查，免得令七一訪港的胡錦濤尷尬。原來法外有法，人上有人，講法治不如講政治！

薄熙來治下的重慶講人治，局面弄得一團糟；但連最講法治的湖南，亦能如此無法無天，中國的法治真大有希望！

「法律不是擋箭牌」，前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如是說。在「法治湖南」，周強的「擋箭牌」有為李旺陽擋過箭嗎？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