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時報社論: 歐元區陷入空前困境足堪引以為鑑

過去44個月以來，全球經濟在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夾擊下如履薄冰，震央所在的美國與歐元區，卻採取了不同的應變策略。身為強權的美國，聯準會（Fed）不顧「以鄰為壑」的國際叫罵聲，兩度推出量化寬鬆措施（QE）外加扭轉操作，硬是將奄奄一息的經濟喚回魂。反觀以德、法為核心的歐元區高層，則是對違紀的南歐諸國祭出「不撙節，無金援」通牒，逼得肇事國朝野勒緊褲帶熬寒冬。

從理論面看，歐元區高層堅持撙節策略並無不當，否則區內財政紀律將永無回歸正軌的可能。然而從現實面看，撙節策略似乎走到了死胡同，新近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歐元區4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最終值下滑至45.9％，為近3年最低。3月失業率揚升至10.9％，平了歷史最高紀錄，未來恐再創新高。在德國失業率猶維持5.6％低檔之際，西班牙、希臘、葡萄牙與義大利的失業率卻分別衝高至24.1％、21.7％、15.3％與9.8％；區內25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平均達22.1％ ，西希兩國更突破51％。

當歐元區已有1,736萬人失業，每五個年輕人就有一個沒工作，懷抱歐洲統合理想的長輩執政者，已很難說服前途茫茫的年輕世代共體時艱。即使理解歐洲統合之必要的中生世代，面臨頭路不保、福利萎縮的生存困境，也已然喪失逐夢的鬥志，取而代之的是對歐元區高層與本國執政者的憎恨。擺在眼前的事實是，民怨沸騰已擊倒了歐元區十個政府，在5月6日「超級選戰日」敗選的法國總統薩科吉是第十一個，卻不會是最後一個。

法國政局變天，讓以梅克吉（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總統薩科吉）為核心的撙節聯盟面臨致命一擊。法國總統當選人歐蘭德是歐元區「刺激成長派」的代表人物，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從前財長桑默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近來也公開主張，刺激成長才是歐元區的救命丹，大有裡應外合反撲撙節聯盟的態勢。

反撙節聯盟以血淚斑斑的經濟數據，指控「德國式財政紀律」已將歐元區經濟掐到氣若游絲，唯有恢復刺激成長，才能轉危為安。問題是，由政府主導擴張公共支出，未必能帶動民間投資意願，卻可能製造出更多的蚊子建設。更別說，南歐諸國債台高築，償還舊債猶有困難，要向誰舉新債擴大公共支出？

撙節聯盟則反擊，南歐諸國已體認到削減赤字、健全財政的重要性，現階段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改革陣痛終究會迎來美好的果實，如果現在半途而廢，歐元區勢將向下沉淪。問題是，撙節聯盟的政治優勢正在流失，梅克爾現在就算願意賭上政治生命，翻修歐元區的運作機制，進而促成關鍵性的「財政聯盟」，恐怕為時已晚。換言之，歐元區經過3年瞻前顧後的蹉跎，已經將自身逼到了哈姆雷特式的兩難困境！

歐元區進退失據，已成全球經濟的不定時炸彈。對台灣而言，此一客觀變數並非操之在我，只能隨機應變，但歐元區的興衰教訓，朝野卻應時時引以為鑑：

一、福利易放難收：歐洲是稅負沉重的福利國家，民眾習於國家的照顧，一旦福利被剝奪，便怨天尤人，以選票相脅。台灣雖也是萬萬稅的國度，但民眾繳的稅沒有歐洲多，政客開的福利支票規模卻迭向歐洲看齊，長此以往，收支失衡益形惡化，政治穩定度與經濟競爭力將一代不如一代。因此，選民可以短視，政治人物卻不可以！

二、債留子孫，代怨叢生：誠然，這一代年輕人的成長環境，比上一代優渥，惟正因為「先甘」，就更不能面對「後苦」的現實。於是，跨世代的思想與競爭衝突與日俱增。舊世代在職場上延退，阻擋了新世代就職與晉升的速度；年輕人領外勞水準的薪資，卻背負了歐元區等級的負債，前景混沌，價值崩壞，世代對立若無法適時化解，勢將演變成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因此，為政者不能不正視年輕世代「懷憂喪志」的破壞性。

三、富裕層大逃離，公平正義難以實現：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從美國、日本到歐洲，都有意透過增收富人稅以填補赤字黑洞，結果卻引發富裕層大逃離。論者可以大罵富人自私、不愛國，但有錢人就是跟你想得不一樣，全球化又助長了富裕層的「無祖國性」。因此，執政者訴求公平正義，除了製造更多的仇富情緒，恐無助於縮小貧富差距，唯有跳脫二元對立框架，因勢「利」導，才能開創「富民」的積極性，進而發揮取富濟貧的作用。

四、忽視癥結，治絲益棼：希臘引爆歐債危機，也暴露了歐元區「先天不良」（未設計退場機制）與「後天失調」（未組成財政聯盟）的雙重結構性弊端，但以德、法為主的歐元區高層卻採取治標不治本的對策，錯失正本清源的黃金時機。因此，矢志讓國家脫胎換骨的政治領導人千萬要慎始，才能正其本而萬物理，切勿心存僥倖，以致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工商時報社論: 法國政治風向牽動歐債發展

對法國選民而言，一個同時兼顧減赤以及促進經濟成長的政治訴求是難以抗拒的，這就是日前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歐蘭德（F. Hollande）之所以在第一輪總統大選中取得28.6％的票數，超過現任總統沙克吉（N. Sarkozy）僅27.2％的主因。但撇開這些包著糖衣的選舉政見，歐蘭德的主張真的有助於解決歐債危機嗎？就理論上言，這的確是解決歐債危機最好的方式；但就現實來看，這卻可能是導致歐元區解體的毒藥。

事實上，這次的法國大選凸顯兩個歐債危機的根本問題，亦即太過強調減赤以提振市場信心而忽視經濟成長，並無法獲得民眾的共鳴，而以德國馬首是瞻的處理模式，更讓民族意識高漲的民眾反感。因此，在第一輪投票中除歐蘭德一如各界預期般超越沙克吉外，政治光譜分列極左以及極右派的候選人梅朗雄（J. M?lenchon）以及勒班（M. Le Pen），各取得11.1％以及17.9％的可觀票數。反觀具有中間色彩候選人貝魯（F. Bayrou）的支持率，卻從2007年時的18.57％下滑至9.13％。選民結構偏向兩極顯示法國民眾對現況的不滿，也預示著無論5月6日第二輪的選舉結果如何，勢必都將改變目前的政策方向。根據最近各家民調公司的調查，均顯示歐蘭德勝選機率甚高。

然而，歐蘭德的勝選恐將抹滅過去半年來歐債危機好不容易取得的進展。這些進展可分三個層面：一、透過簽訂財政紀律協議減低德國不願意擴大紓困的疑慮；二、在德國的默許下，歐洲央行（ECB）分別於去年12月20日以及今年2月28日兩度進行三年期無上限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有效地舒緩歐洲銀行間信貸擠壓問題；三、歐盟各國同意合併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以及歐洲穩定機制（ESM），並於今年3月30日的財長會議中同意擴大該兩機制的紓困上限，從5,000億歐元增至8,000億歐元。PIIGS國家債券殖利率乃因此明顯較去年第四季時回降，且衡量銀行資金緊俏程度的Euro Libor減OIS利差，也從去年12月1日的100.6個基點下滑至今年4月25日的39.47個基點。

這些進展之所以如此順利，在於過去半年經濟規模夠大的德、法兩國合作無間。然而，最近歐蘭德的言論，卻讓各界擔心德、法兩國恐分道揚鑣。首先，歐蘭德曾表示，法國人決不允許由市場或是金融界的壓力來決定它的未來。這樣的說法雖可帶來短暫的激情，但卻與自由市場的原則背道而馳。其次，歐蘭德亦曾表示，如果他於第二輪大選中獲勝，他將會發函給其他歐盟領導人，表達希望修改3月時簽訂的財政紀律協議，加入促進成長的條款。他甚至威脅，如果各國不同意這樣的改變，他將會杯葛已經簽訂的財政紀律協議。此外，他還希望ECB不要太拘泥於通膨目標，加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歐蘭德的政治訴求，勢將激化其與德國的矛盾。具體地說，歐蘭德雖然承諾會達成財政紀律的目標，但他同時強化訴求，主張以泛歐洲為主體支持歐元區經濟成長，其內涵有四要點：一、透過發行歐元債券的模式投入各國基礎建設、工業投資以及促進就業；二、增資歐洲發展銀行；三、徵收金融交易稅並將其用在經濟發展項目上；四、強化歐盟結構以及區域發展基金的使用效率。這些政策看似對目前缺乏成長的歐元區對症下藥，問題是財源從何而來？在各國都致力處理龐大債務時，這樣的計畫意味將由德國或ECB買單，勢難讓將在2013年尋求連任的梅克爾（A. Merkel）政府接受。此外，讓ECB從目前的通膨目標轉為刺激成長，這樣的訴求更是挑戰相當懼怕通貨膨脹的德國民眾的底線。

誠然，同時考量成長、減赤以及結構改革是解決歐債危機最好的策略。然而，歐元區的根本問題在於缺乏一個政治同盟，以致始終無法提出一個政策方向滿足各方的需求。因此，次佳的策略就成為此時唯一的選項，亦即給予高負債國時間，在各種防火牆穩定運作下，同時進行嚴苛的節約措施，在痛苦的經濟衰退下進行各項結構改革，而不是受迫債務到期壓力疲於奔命。然而，從最近法國總統大選歐蘭德可能出線，到荷蘭內閣因為減赤計畫無共識而倒閣，在在威脅著目前防火牆的基礎。2010年初至2011年中，歐債危機之所以如野火燎原般蔓延開來，就在於歐盟高層太過輕忽市場力量，因此任由多頭馬車的各國政治體制步履蹣跚地處理歐債事務，從而造成市場緊張。儘管在ECB的LTRO下，各國銀行業穩定運作，短時間內歐債危機即便惡化但應該可以獲得控制。但目前歐盟各國政治的發展令人擔憂，過度民粹的政策訴求將不利歐元區的整合，甚至引導歐元區走向分裂一途。這次法國的選舉結果，將為大選即將陸續上場的歐洲國家帶來影響，進一步牽動歐洲的政治板塊，以及歐債的後續發展。

工商時報社論: 蘋果改變的世界：變好還是變壞？

美商蘋果股價近期在突破6千億美元市值後連跌多日，每股失守600美元關卡，高處不勝寒。在此同時，支撐蘋果高獲利的龐大供應鏈，也正面臨血汗工廠與環保污染的連串檢查。蘋果創辦人賈伯斯死後半年，世人雖然繼續擁抱蘋果產品所創造的驚喜與便利，卻也開始省思長期啃蘋果的「副作用」，不僅僅關乎供應鏈運作機制與權利分配的合理性，更在於以蘋果為首的科技業創新，到底把世界改變得更美好，還是弊亦隨之，甚至終將招致弊大於利的後果？

如果說20世紀末的科技世界，是由Wintel（微軟與英特爾）引領風騷，那麼21世紀以來的這十餘年，則無疑是蘋果呼風喚雨的年代。從2001年iPod問世迄今，蘋果創辦人賈伯斯透過歷代iPod、iPhone、iPad，在全球發動了一場「耳眼手」革命。當蘋果資通訊產品變成比家人還親的隨身必需品，使用者彈指間就可連上天涯海角，人類社會的互動模式也有了顛覆性改變。

數年前當蘋果手機剛嶄露頭角，iPhone物以稀為貴，人們的問話是讚嘆句：「你有iPhone噢？」時至今日，iPhone風靡全球，幾乎成了制服機，人們的問話變成驚嘆句：「什麼！你沒用過iPhone？」從非主流到躍居大主流，蘋果搭配豐富多元的iTunes、成千上萬的App，日復一日，滲透到更多世人的視聽感觀中，賈伯斯也順理成為改變世界的一代宗師。

當然，改造21世紀科技生活的，還有標榜不為惡的Google、以社群分享為初衷的Facebook，以及帶動數位閱讀的Amazon等等新貴。但蘋果軟硬兼施的高強本領，足堪新世紀科技世界的代名詞。

以蘋果為首的新世紀科技創新，利與益顯而易見：創新者因此享有極高的聲名與富貴；使用者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面向，獲得「揮之即來」的滿足；有志者則對網路科技寄予厚望，希望藉此縮短城鄉差距、知識鴻溝，進而改善社會。例如泰國政府最近就準備斥資16億泰銖，為小一生配備平板電腦，以期從小提升數位學習的效率。

正因為科技創新的利與益顯而易見，世人很容易忽略，甚至刻意忽視其弊。以往，Wintel餵食太多硬體與作業系統，導致消費者有時消化不良，業者也不時踢到鐵板。現在，蘋果創造了一個封閉的「懶人包」體系，讓使用者貪圖科技便利而難以自拔，芸芸眾生看似選擇變多，其實已臣服在賈伯斯天縱英明之下，也就自然而然跟著蘋果越來越快的換機時程起舞。

對於Wintel與蘋果體系而言，驅動換機潮，是在商言商，無可厚非。台商甘於微利為品牌大廠代工，也是願打願挨，無關對錯。但消費者買帳，換機頻率加速，改變了3C產品的「耐久財」屬性，鼓舞了「用後可拋」的科技創新與消費文化，卻也導致更多人力物力的不必要浪費，此其弊之一。血汗工廠與環保污染的指控， 正是由此延伸而來。

當人們仰賴科技便利成癮，就極可能被科技工具所駕馭，此其弊之二。S世代（Screen generation）與低頭族等新語彙，正是世人役於科技的最新寫照。你我周遭不乏：1、一早起床先跟iPhone、iPad（而不是跟家人）打招呼的人；2、成天抓著智慧手機檢視郵件或上臉書打卡兼打屁的人；3、出門旅遊，盯手機比看風景興趣高的人；4、餐敘聯誼，寧可傳簡訊也不當面溝通的人；5、同桌吃飯，媽媽聽著iPod、拿iPad當奶嘴安撫小孩、爸爸不斷滑動iPhone的一家人…。實例之多，不勝枚舉。

當S世代與低頭族勢力越來越龐大，這個社會將慢慢失去用心、耐性與溫度。取而代之的將是人際關係的冷漠、學習方式的速食化，以及對真實世界的冷感。若果人類社會發展到此一境地，與賈伯斯苦心營造之訴求：「人文與科技的交會口」，相差又何止千里！

相對科技創新的短利可觀又可期，或許此刻擔心科技創新會弊大於利，是杞人憂天，但科技創新絕非保健諺語所謂「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那麼美好單純。任何科技工具本身都是中性的，是人性使其產生偏差；要矯正役於物的偏差，關鍵還是在於使用者能有抗拒過度誘惑的體悟，以及防微杜漸的決心。

工商時報社論: 從「薄熙來事件」看大陸經濟政策

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因涉嫌嚴重違紀，日前被中共當局正式停止其黨職，並予以立案調查。薄熙來之妻谷開來則因涉嫌殺人罪，被移送法辦。該事件著實震撼了大陸政壇，並引起海內外的熱烈議論。鑒於「薄熙來事件」的來龍去脈中，也包含著經濟面的深層因素，該事件對大陸經濟政策的影響，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薄熙來近年在重慶主政期間，以高調進行「唱紅打黑」，並推行「民生導向」的經濟政策。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使薄熙來被視為當今大陸「左派的代表性人物」，而事實上也有一批思想「左傾」的文人，大造輿論以追捧薄熙來以及他在重慶的施政路線，並由此衍生出了名噪一時的「重慶模式」之詞。

薄熙來在重慶市的經濟及民生政策，雖然目的也是在快速發展地方經濟、追求民生的普遍富足，和其他省市當局的施政目標並無二致。但是薄熙來的主政手法卻是很特殊的「大包大攬」型，即由重慶市當局充分主控當地國有企業，及全市土地、金融等資源，以公權力直接介入相關的營運及交易活動（如有名的官辦農村土地交易所），由此掌握了大量的經濟利益，再以此為籌碼，去興建公租房、濟助經濟弱勢者、補貼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等。重慶市的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已超過1兆元人民幣，高居全大陸各省市的第4位，顯示該市官方掌握的經濟實力，相當驚人。

在這樣的條件下，重慶市當局對社會基層商民的慷慨分配及補助，是薄熙來被戴上「左派」帽子的重要原因，也使薄熙來得到大陸社會上一批人的支持。眾所週知，大陸社會當前的貧富差距非常凸顯，分配不公的問題備受議論，部分民眾亦有明顯的失落感和不滿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薄熙來昔日在重慶高舉民生大旗、強調分配的施政手法，在大陸確有一批支持呼應者，也可說該種政策在社會上擁有一定的「市場佔有率」。

如今雖薄熙來已倒台，但上述的施政路線，對大陸整體經濟及民生政策，仍會繼續發生潛在的影響。也就是說，未來仍會有一批民眾，熱切期盼大陸當局在政策上側重分配及偏厚民生。這種現象，無關薄熙來個人的宦途浮沉，而是大陸社會現勢下的一種「客觀現實」。大陸中央無論何人主政，都要面對及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大陸未來的整體經濟政策該如何加以因應呢？若用簡單化的「想當然耳」思維，則可說相關政策應該多一些「左派」成分，以安撫部分經濟弱勢民眾的心理，進而防止未來再出現另一個薄熙來式的「左派追捧」人物，來搶佔「左傾政策」的市場。

事實上，這種「以左攻左」的政策手法，在當今情勢下是行不通的。因政策之左傾，只能安撫心懷不滿的民眾於一時，長期卻會嚴重挫傷大陸經濟的根基。這項根基，就是市場經濟的機制，和「平穩較快」發展的動能。這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大陸持續努力了20年才達致的成果，當然中共主政當局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去捍衛它。

這條政策路線的最大優點，乃是可以按照市場規律和供需法則，去激發全民的經濟創造力，擴大社會財富規模。整個社會的財富充裕了，當局要根本解決民生問題或分配問題就相對容易。因此，大陸未來的經濟及民生政策，應首先檢視「社會化創富機制」是否已臻健全，如果還有什麼缺失的話，要儘快加以補強。其中，國有大企業壟斷利益、商場交易仍有政治權力介入干預等問題，都要放在檯面上去檢討及解決。無論如何，不能再回頭去走「公權力包攬」的左派路線。

日前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面，痛批大陸銀行業靠壟斷地位賺大錢，並主張開放民營資本進入該行業，以打破壟斷。這樣的政策思維，即頗有助於大陸經濟進一步的良性發展，但最好其能成為一種全局性的改革方針，以實行到經濟、產業、市場的方方面面。如此必能為最大多數的商民帶來實惠，而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也將因此而事半功倍。

工商時報社論: 馬團隊要趕緊端出牛肉來

馬英九總統連任選舉獲勝至今已近兩個月，選後各界對於馬總統的第二任期給予高度的期待。特別是馬總統獲得人民最大授權，更是從解嚴以來唯一能夠同時掌控黨、政、立法以及兩岸發展的總統，而未來兩年沒有選舉，堪稱是幾十年來罕見的黃金時間，特別有利於重大政策的改革。

然而，美國牛肉開放決策卻在媒體上吵了一個月，到3月5日晚間才由行政院以新聞稿政策宣布有條件開放，不禁令人擔心馬總統「大刀闊斧推動改革」的能量到底能夠維持多久？3月5日之前，我們看到政府的決策，仍然是依循老舊的模式，從召開只有參考層級的學者專家會議開始，表面求全，其實卻製造了政治操弄者模糊議題，將公共政策政治化的機會。過去四年、甚至十二年，台灣的公共政策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相同的政治化操弄中被犧牲，幾乎喪失理性討論的空間。這次處理瘦肉精美牛政策的模式，差一點就重蹈覆轍。

所幸陳內閣終於拿出肩膀，以具體的限制條件開放美牛進口，承諾將會溝通立法院執政黨團，提出食品衛生法修正案，並且向立法院以及全民說明對經貿、外交層面的全面影響。這個決策展現了行政院應該有的擔當，讓人民看到最高行政機關提出全面評估後的具體政策，了解到所有政策必然在不同的利益與衝突原則下，必須痛苦地取捨，最終則以國家整體最大利益為考量，馬總統以下的官員能夠一肩擔起責任。

我們過去已經多次呼籲，馬總統以下的官員，不論是行政院長、各部會首長，甚或基層公務員，都必須要「有擔當」，政府的政策才可能脫胎換骨，馬總統高喊的黃金十年才不會淪為被歷史嘲笑的口號。

馬總統在選後曾經「要求各部會進行檢討黃金十年政策」，根據選舉期間各方意見以及選後各方建議作整理，務必讓黃金十年在未來完成相當的程度，讓國家真正走向正軌。但是我們必須再次強調，所謂部會的檢討，如果缺乏官員的肩膀，結果仍然是紙上談兵，只說不做。馬總統必須要求執政官員，提出具體的決策牛肉，爭取人民認同，並且勇於承擔政策責任。

在選後已經提出，而且是社會各界都已經睜大眼睛關注的，在經濟部有油電漲價（能源價格合理化），在財政部有稅制改革（課徵富人稅、能源稅等），政策的難度遠比瘦肉精美牛要複雜得多，可以想見未來引發的爭議與衝突一定遠超過牛肉進口政策。但是能源價格與稅制改革才是真正攸關台灣未來的重大改革，才是馬總統所謂「大刀闊斧改革」的真偽驗證。

馬總統早在一個月前的2月3日就已經約見陳內閣成員，經濟部長施顏祥強調水電價格的合理化，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關口，台灣電力公司長年經營不善，電價又在政治與選舉考量下被不合理壓低，今年預計將會虧損新台幣1,000億元，而去年底的累計虧損更高達2,179億元。台電這幾年的財務結構已經劇烈惡化，累計虧損吃掉7成的股本，離技術性破產只有一步之遙。

財政部長劉憶如的任務也非常艱鉅，政府財政結構快速惡化是台灣的夢魘，今年中央政府債務餘額突破5.1兆元。從李登輝開始政府養成舉債度日的壞習慣，其後不論是陳水扁或者馬英九，政府舉債有增無減，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從1993年的5,000億元，暴增到今天已經突破5兆。但是台灣同期的GDP增長有限，人民實質所得更是原地踏步，快速增長的只有房價與政府債務。

不論改採彈性電費計價結構，或者提出全面的稅制改革方案，都是涉及人民荷包，勢必引發正反兩方劇烈爭議的敏感議題。但是，執政團隊沒有太多的時間，必須抓住總統連任這個黃金窗口，儘速提出解決方案。方案是一定有的，技術問題也一定可以克服，關鍵就在政府官員能不能展現勇於任事的責任心，提出政策，說服人民，爭取國會認同。馬總統剛剛獲得人民的重新任命，應該趁民意還熱騰騰的時候加速推動改革。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馬總統的歷史地位，必須建立在銳意改革的基礎上。馬總統在第一任的任期，已經完成勞保年金、政府組織改造、二代健保改革、軍教課稅等重大改革，面對人民期待更高的第二任，執政團隊的改革力度不能縮小，改革速度更要加快，唯有如此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工商時報社論: 解讀中國調降經濟成長目標

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簡稱《報告》）中指出，2012年中國GDP成長目標從過去八年的8％下調至7.5％，引來各方關切其經濟是否面臨硬著陸的威脅。然而細究報告的內涵，成長目標值的調降旨在切實進行結構轉型，改變過往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及投資的問題。質言之，中國政府將致力於產業結構調整、自主創新、節能減排等方面，且保持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報告》中其他主要目標尚包括：CPI年增率4％、進出口總額增長10％。在該等目標下，2012年中國的政策基調，將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係指對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領域，給予重點式的擴大支出規模；並注重「三農」、欠發達地區、科技創新和節能環保、水利、地質找礦等薄弱環節發展。中國政府財政赤字目標將從2011年約8,500億人民幣，降至2012年的8,000億元人民幣。

穩健貨幣政策方面，希望將廣義貨幣供給年增率從2011年的16％下調至14％。對於國家重點在建、續建項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符合產業政策、有市場需求的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但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

有別於2011年將「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作為政府首要工作，2012年改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而《報告》中清楚地指出，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是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根本立足點。比對這兩年《報告》內容亦可發現，2012年將從過去兩年的家電下鄉以及舊換新等鼓勵民眾多消費實體商品等政策，轉為積極引導消費型態轉型的結構性政策。而這個結構性轉型包含改變消費者支出能力及意願、發展服務業及擴大綠能消費等面向。

在改變消費支出能力及意願方面，將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所得，並擴大消費信貸，藉此提高消費能力；落實帶薪休假制度，藉此提高消費活動。在發展服務業方面，將大力發展社會化養老、家政、物業及醫療保健等業別，並鼓勵文化、旅遊、健身等消費，及積極發展網路購物等新型消費。在擴大綠能消費方面，將支持引導環保建材、節水潔具、節能汽車等綠色消費。顯見，2012年中國的消費政策將轉為重質不重量，特別冀望經濟在從過去過度依賴出口轉向消費的過程中，兼可帶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從過往太過向製造業傾斜轉為製造業與服務業並進；經濟成長的推動力量也可以藉由鼓勵消費進行結構轉型，提高綠色產業的比重。

在這次的《報告》中，有關投資的篇幅明顯不及2011年，顯見投資並不是2012年最主要的政策選項。但《報告》中仍提到2012年要保持投資穩定增長，並促進投資和消費良性互動。從《報告》中不難看出，保持穩定是2012年主要政策思維。而中國之所以調降今年GDP成長目標，實有三點考量。首先，2012年國際經濟成長低迷，特別是主要貿易伙伴的歐美經濟難見成長動能，外需對其經濟的推動力量將不若2011年。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也冀望透過結構改革改善其外貿的不平衡問題。

其次，過往在經濟低迷時中國當局往往透過大力放鬆信貸以及推動財政激勵政策等方式，藉由投資維持經濟高速成長。然而從2011年的發展可發現，這樣做反造成房市泡沫的問題。因此，在中國領導人世代交替之際，為求經濟平穩發展及穩定接班，溫家寶將發展策略改為較低成長、健全結構的模式，此可從《報告》所訂的財政赤字以及貨幣成長目標低於2011年，及大力發展消費、服務業以及綠能產業等看出。

第三，過往中國政府認為經濟必須高成長的主要思考邏輯在於，透過經濟高速成長帶動城鎮化的發展，藉此吸納過剩勞動力。但隨著一胎化政策推行有年，目前新增的勞動力已不若過往充沛，此從近年沿海地區缺工即可看出，難怪《報告》改以調結構及推動區域均衡發展為主軸。

整體來看，2011年的「十二五計畫」正式預告未來五年將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而從《報告》中也可看出，其將以軟著陸的方式作為2012年的成長型態。也因為中國將要逐漸改變過往高度依賴投資與出口的成長型態，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與投資相關的原物料需求成長將不若先前快速，將對巴西、智利、澳洲等出產銅礦、鐵礦砂等原物料輸出國經濟帶來負面衝擊。然而，從《報告》亦可知，未來中國的結構轉型將著重消費帶動的重點產業，例如網路、物流、服務業、綠能等，這對於美、歐、日、韓等以終端消費品出口為主的國家將帶來助益，對台灣出口大陸產品或大陸台商，也將是一個調整發展的機會。

工商時報社論: 70天的效率 禽流感帶來的教訓

台灣爆發H5N2高病原性禽流感，除了必須依「動物傳染防治法」的規定，將相關養雞場的雞隻悉數撲殺之外，農委會與防檢局更被外界質疑有竄改病毒檢測報告、隱匿疫情等情事。農委會除了已將全案移送監察院調查之外，台北地檢署更因長期追蹤禽流感疫情的紀錄片導演李惠仁告發防檢局官員瀆職、廢弛業務釀成災害等罪，連日來也加快調查、蒐證的工作。

檢視此一雞隻感染禽流感事件，政府主管官署近年來不論是處理豬隻感染口蹄疫，或禽類感染流感，按說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如何控制疫情，乃至如何讓消費者安心，以及對相關飼養戶提供補償，降低產業與飼養戶的損失，都應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SOP）。詎料這一波的禽流感事件，還是對業者與消費者造成莫大的衝擊；而主管官署農委會除了防檢局局長許天來首當其衝的為此請辭下台之外，還要面對檢調單位與監察院的調查，防檢局形同淪為這一波禽流感事件的重災戶。

針對外界指責主管官署有隱匿疫情之嫌，連日來農委會除了表示已經將相關資料移送監察院調查，以及配合靜候司法程序之外，更在本周一國民黨立院黨團所舉行的專案記者會上，解釋之所以在李惠仁提出檢舉後，何以要耗時70天才能斷定此一波的禽流感是H5N2高病原性禽流感，關鍵即在於防檢局從著手控管雞隻與雞蛋，取樣進行檢驗，檢體取得後還要舉行專家會議判斷。而偏偏第一次的會議與會專家並無法認定為高病原性禽流感，所以沒有立即撲殺，一直要到台南雞場也爆發疫情，防檢局召開第二次會議後專家們為了風險控管，才認定確為高病原性禽流感。為此事件請辭下台的許天來更指出，禽流感疫情各界有不同意見是一回事，但公務人員一切行事應符合法律規定，尤其一旦確認為高病原禽流感後，感染禽場必須全場撲殺，涉及民眾財產權益，因而政府任何措施都一定要有充分科學證據。

平情而論，農委會和防檢局官員的這一番解釋，容或被視為是卸責的說辭。但是要做出撲殺的決定，的確是要依循一定的作業流程，否則輕率認定，並據以大肆撲殺，還是會被批評質疑決策草率，傷及無辜。從而監察院介入調查本案，重點其實應該放在瞭解防檢局處理此事的過程究竟有沒有疏失，以及提出有待改進之處。

具體而言，農委會與防檢局相關人員即使沒有刻意隱匿疫情或怠忽職守之處，但是從接受檢舉到確認感染高病原禽流感，前後需要耗時70天，在疫情緊急的情況下，如此的曠日費時，無疑是有檢討改進縮短時程的空間。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的事件是來自於民間人士紀錄片導演的檢舉。猶記得在去年的塑化劑風波中，多虧有楊姓檢驗人員的「雞婆」，發覺異樣才揭露此一遭隱匿的食品安全事件。而在這一波的禽流感事件中，我們雖然尚未看到防檢局有雞婆公務員挺身而出，還好有民間人士很「雞婆」的挺身檢舉。我們認為此「舉」，其實是台灣「公民社會」成形，守望關注公共領域事務具體的表徵，主管官署如果視為「麻煩製造者」，顯然是落伍偏差的想法。我們認為強調要人民「安心」的陳內閣，在公務機關人力吃緊的情況下，如果能夠善用民間這一股「雞婆大軍」，政府施政苦民所苦也就不會淪於空話了。

不過，即使援引、善用民間力量，政府體系還是有必要好好檢討行政流程，強化提升時效。在行政流程方面，是否一定要有這麼繁複的公文流程？相關法令規定是否因為防弊重於興利，反而在施政時自縛手腳？更重要的是公務員只強調一切依法行事，相對的有關時效的掌控往往不在優先考慮之內，以致社會各界與政府機關打交道者無不對政府效率不彰感到痛心與無力。而在資訊快速流通的今天，時間的蹉跎更會帶來國家整體競爭力與應變力的削弱。所謂「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這一波禽流感事件即使主管官署沒有隱匿疫情，檢驗認定撲殺也一切照章行事，但前後需耗時逾2個月，無論如何算不上是有效率的表現。我們期待新內閣都能記取教訓，隨時記得效率的提升，才能急民所急，苦民所苦。

工商時報社論: 一條繩子後面的一頭牛

有一個坊間流傳的笑話：某甲因案被移送，法官問：「你做了什麼事？」某甲回答：「我在路上看到一條繩子，把它帶回家，就被抓起來，移送到這裡。」法官說：「侵佔一條繩子，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向繩子的主人道歉，把繩子還他就好了。」某甲說：「問題是繩子後面還綁著一頭牛，檢方說我犯了偷竊罪。」

美國牛肉進口問題，表面上看來只是某項農畜產品可否進口的農業貿易問題，若說牛肉進口是笑話裡的繩子，則這條繩子後面所牽動的那條「牛」（衍生的相關問題），卻非常複雜。

其實，這個事件與前面的笑話相反：笑話裡是繩子牽著牛，現實的美國牛肉問題，卻是「美國牛」牽著繩子。這條繩子把農委會、衛生署、外交部、經濟部綁成一團，而且「剪不斷、理還亂」。「安心內閣」才剛上路，就得處理這個讓民眾不安心的事。

如果美國牛肉的進口只涉及國民健康，問題就很單純。只需農委會與衛生署合作，召集專家學者研究，提出添加於動物飼料的瘦肉精培林（Paylean）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研究。若確認培林對健康確實有害，則不論進口或國產，任何含培林的肉類，一律禁賣；反之，則在不影響國民健康的可容許含量下，不分國產或進口，均准予上市。誠如閣揆陳冲所說，這是個專業問題，應回歸專業。

然而，陳揆前述說法只是把問題切割到對健康影響的一面，使之成為純粹的專業問題。事實上，國內養豬協會近日來動作頻繁，激烈反對，雖然其訴求理由是國民健康（因培林在國內是禁藥），但美牛若允許進口，對國內農畜產品市場必然帶來重大衝擊，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某些歐盟國家對培林的禁用，一般都認為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以健康為名，行保護畜牧產業之實。換言之，美國牛肉的進口夾雜國民健康與產業保護的雙重問題。

更有甚者，由於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除了總統大選外，部分的參眾兩院席位也要改選，事關美國農業州許多國會議員的政治前途，如果美國牛肉出口至亞洲各國能順利「達陣」，對歐巴馬總統及某些國會候選人而言，是實質利多。

坊間傳言，美國政府決定將「美國牛」與「美國入境免簽證」綁在一起，因此已經夠複雜的美國牛肉進口，由國民健康與產業保護的雙重問題，「升級」為外交、健康、與產業的「三合一」問題。

甚至還有更嚴重的說法是，「美國牛」不只與「美國入境免簽證」綁在一起，還與「TIFA」談判綁在一起。如果傳言屬實，則經濟部也「晉升」為「苦主」之一。有道是「一條牛被剝好幾層皮」，本案卻是「一條牛綁死好幾個部會」。

政府處理這種跨部會的問題，依慣例都是由看似最大的「苦主」出面澄清，因而本案就由農委會找專家幫培林尋求解套，開了一場專家會議，幫培林正名為「萊克多巴胺」( Ractopamine)，強調萊克多巴胺（培林）只是幾種瘦肉精的一種，萊克多巴胺在某些國家被使用多年，未曾傳出對人體健康有害的科學報導。

然而，外界質疑農委會邀請的專家群不夠周延，以致其結論無法取信於大眾。甚至開玩笑說農委會竟也迷信改名可以改運，以為把培林由商品名改為學名萊克多巴胺，就能讓社會大眾接受，實在是白忙一場。

眼看農委會滅火不成功，陳揆也幫忙解套，他強調自己沒有預設立場，而應依「專業考量，風險管理」原則處理，並且強調「乙型瘦體素」（瘦肉精的學名）中，克倫特羅（Clenbuterol）毒性比培林高都可用在氣喘病用藥中，代謝快且毒性低的培林卻不能用在動物飼料，令他不解。

其實，陳揆可能是裝糊塗：藥品和飼料本來就不相同，幾乎每種藥品都有副作用，但「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療效即使有副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下，也被容許販售；至於飼料，若其在動物肉中的殘留物對人體健康被證明有害，則是被完全禁用。以陳揆之博學多聞，豈會真把藥品和飼料混為一談？應有其用心良苦的一面。

其實，這個看似複雜的問題，核心只有兩個：健康疑慮與產業衝擊。處理步驟其實也很單純：先解決健康疑慮問題，若確實有礙健康，則無論是國產或進口肉品，均一視同仁，不得含有培林殘留物。反之，若培林的殘留量在一定程度下不影響健康，則由衛生署公佈解禁，並且准許合乎規定的肉品進口，而由農委會編列預算補貼受衝擊的國內業者。

雖然從產業經濟學角度觀之，若開放進口會使國內業者節節敗退，應是業者本身競爭力不如人，而無補貼之必要。

然而，若考慮本國業者所承擔的損失，可以換來「美國入境免簽證」、TIFA談判順利進行等外部效益，則包括外交部與經濟部，都應該在「受益者付費」原則下，編列預算補貼畜牧業者。如此，「安心內閣」才能讓民眾真正安心。

工商時報社論: 歐元仍將屹立不搖

歐元集團主席榮克(Jean-Claude Juncker)同時也是盧森堡總理日昨發表聲明，宣布歐盟暫緩原定15日召開之財長會議，並將會議延後至20日召開，使得原本以為歐盟將在會議上通過對希臘的第二輪1,300億歐元紓困，再次出現變數。國際金融市場也因而再現波動，歐元兌美元延續震盪下挫，並觸及1.30美元的這一波低點。由於該計劃對於避免希臘違約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會議核心國家的態度卻轉趨強硬，使得歐元的後勢，以及歐元是否解體再度受到關注。

其實1,300億歐元第二輪援助計劃的大部分要素大致已經就位，但是歐元區財政部官員仍舊對於希臘政黨領袖對協議的承諾不甚滿意，於是延後會議時間，希望藉此對希臘增加壓力。然而如果希臘第二輪救助計劃擱淺，3月償債高峰來臨時，希臘將直接面臨破產窘境，歐元則將真的直接遭受打擊。

對此，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經濟事務官員提出警告，希臘違約將造成「毀滅性後果」，並呼籲歐元區各國政府盡快批准希臘紓困計劃。目前歐洲央行和法國政府，態度一致支持上述看法。但明顯地一些歐元區國家，特別是仍然保有AAA信用評級的國家，已經對希臘失去信任，他們不相信希臘會有兌現承諾的一天。一位歐元區高級官員就公開指出，德國、芬蘭和荷蘭正失去耐心。

其實希臘經濟規模佔歐盟生產總值的比例僅有2％﹐其債務規模所佔比例不及3％。因此希臘若退出歐元區，恢復原來的貨幣德拉克馬，則希臘可以讓貨幣貶值，重獲自主權，還可以恢復經濟增長。過去幾年，英國沒有使用歐元，土耳其也不是歐盟成員國，似乎也沒有受到什麼不利影響。再者，五年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判受挫，反而使其目前的經濟形勢和股票市場走勢比歐盟要好得多。

因此早在一年多前希臘剛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時，就已經有許多分析機構認為，將希臘逐出歐元區，可能是最好的解決方案，而且應快刀斬亂麻。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報導和分析，甚至認為乾脆讓德國退出歐元區，讓德國馬克升值，歐元就會貶值，則歐元區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也解決一大半。

不過，以德、法為核心的歐洲國家可不是如此想法。因為希臘如果退出歐元區，將會帶來連鎖效應，造成其他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家的恐慌，而其導致的歐元區混亂成本，一定大於幫助希臘的成本。而且有主權債務問題的國家如果紛紛退出歐元區，則歐元形同瓦解，以往為建立歐元而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等於南柯一夢，重新回到原點。

回顧一下歐元的成立，就是歐洲人要以團結的力量和美國抗衡，打破美元獨大的局面，並希望藉此重振歐洲的輝煌。而且歐洲國家以意志力達成歐元統合，並以此為傲，實在不肯因為希臘的違約事件而低頭，進而破壞了歐洲人創造歐元歷史的成就。

再者，歐元上路之前，其實已經醞釀達數十年之久，眼前的希臘危機，對於有歷史使命感的歐洲人而言，也許只是一小段波折而已。在大西洋的另一岸，美國不斷地提出「歐元崩潰論」，更令德國和法國為核心的歐元區國家，很不是滋味，當然不會輕易讓歐元解體。

在過去這段期間，歐盟各國和希臘，雖然反反覆覆討價還價，並且不斷出現新問題，讓歐元匯率也呈現漲漲跌跌，不過歐盟（EC）、歐洲央行（ECB）和國際貨幣基金（IMF）也不斷建構防火牆，包括歐洲央行的三年期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明顯緩解金融體系壓力，歐盟的歐洲穩定基金（EFSF)以及歐洲穩定機制（ESM）即將完成改組等。因此核心國家內部已逐漸形成共識，「即便希臘面臨無秩序的倒債，歐盟已經構建好足夠的防護措施，能夠避免希臘危機擴散」，也因此歐盟當局逐漸對希臘的態度轉趨強硬，因為現在希臘如果真的退出歐元區，雖然歐盟官員形容為「毀滅性後果」，但一般認為，歐元雖然會有震盪的危機，應該不至於嚴重到歐元崩潰。

再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由於危機的發生，才得以讓歐洲的核心國家，可以假解決危機之名，強化歐元區國家的合作，並建立更有約束力的機制，使歐元的結構更為強化，未來更有力量與美元抗衡。

另外，崛起的中國也不希望美元全面掌控全球金融市場的發言權，這也是何以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表示，一定會協助歐元的穩定。溫家寶日前又重申，歐元是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的主要投資選擇，明確表達對歐元的支持。至此，歐元將繼續存在而且不會崩潰，應是極為肯定的，只是歐元匯率將視希臘危機的解決程度而波動，則無法避免。

工商時報社論: 希臘鬧劇遲難落幕

希臘國會終於2月12日按照歐盟（EU）、歐洲央行（ECB）及國際貨幣基金（IMF）三方代表團要求，通過延宕多時規模達33億歐元（約占其GDP 1.5％）的財政節約措施。市場曾熱切地企盼，歐盟會在2月15日的財長會議通過第二輪1,300億歐元的紓困案。然而，2月14日歐元集團（Eurogroup）主席榮克（J. Juncker）的聲明稿雖然對於希臘國會通過財政節約案以及其與三方代表團的努力表示歡迎，卻將歐盟財長會議延後至2月20日。該延後有一部分是因為目前希臘與三方代表團尚未完成額外刪減3.25億歐元結構性財政支出協商，更重要的是，歐盟亦尚未收到來自希臘執政聯盟各黨領導人執行節約措施的書面承諾。

榮克的聲明凸顯出，自從2010年5月正式接受紓困至今，希臘始終無法切實執行承諾，已讓核心國家感到不耐。之所以無法達到減赤的目標，雖然有一部分是因為希臘經濟衰退的程度超出擬定紓困計畫時各方的預料，但更令國際借款人不滿的，厥在於其執行不力。事實上，希臘對已經承諾的方案食言已不是新聞。例如，2011年為取得更多的紓困金，希臘曾承諾要在2015年前賣出規模達500億歐元的國有資產，然而該目標不斷下修至150億歐元。2011年只透過國有資產出售計畫取得17億歐元，遠較原先目標50億歐元為低，至於2012年的目標則從93億歐元下修至47億歐元。此外，希臘曾承諾要在2015年削減3萬個公務人員職缺，然而至今僅裁撤1,500人，而2月12日通過的法案更將目標下修至裁減1.5萬人。

除了政府執行效率不彰的問題外，政策搖擺不定更讓國際借款人不安。希臘前總理巴本德里歐在2011年10月26日接受國際紓困條件後，隨即於10月31日拋出公投議題，讓政府領導人信譽掃地。雖然隨後換上資深歐盟官員帕帕迪莫斯擔任總理，但目前希臘內閣仍是以巴本德里歐領導的社會黨以及薩馬拉斯領導的新民主黨所構成。今年4月大選後，預料也將由這兩政黨組成聯合內閣。屆時極有可能接任總理的薩馬拉斯更不斷在2月12日國會通過節約計畫前後表示，就任後將會與國際借款人重新協商。難怪榮克會強調，第二輪紓困金只會在收到聯合內閣兩黨領導人書面承諾後，才考慮發放。

這次國際借款人之所以會採取如此強硬的態度，除了與希臘過往不佳紀錄有關外，相較於兩年前希臘第一次接受紓困，此時若讓其倒債的傷害遠較兩年前為低。首先，ECB於2011年12月進行三年期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的確緩解金融體系壓力，而歐盟的歐洲金融穩定工具（EFSF）以及歐洲穩定機制（ESM）也即將完成改組，因此核心國家內部對希臘問題逐漸形成「即便希臘面臨無秩序的倒債，歐盟已經構建好足夠的防火牆，足以避免危機擴散」之想法。其次，希臘債信問題也逐漸與其他PIIGS國家脫鉤，例如，從1月底市場獲知希臘可能無法順利取得第二輪紓困金開始，義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10年期公債殖利率仍呈現下降趨勢。

但不可忽視的是，目前看似健全的防火牆仍然脆弱，因此若希臘真的倒債，勢必會對市場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具體地說，雖然ECB的LTRO能緩解債信危機惡化，但若希臘發生無秩序的倒債，歐洲銀行體系將立即面臨資產減記導致資本適足率不足的問題，勢必引發一定程度的信貸擠壓。此外，雖然EFSF與ESM即將完成改組，但在3月1日正式簽訂改變該兩紓困基金的決策架構前，動用EFSF以及ESM 仍然需要所有成員國的同意，目前的紓困基金顯然仍屬僵固。

不過，如同帕帕迪莫斯總理所述，希臘不是獲得紓困就是倒債，並將陷入混亂、失業、蕭條漩渦，且無法待在歐元區。因為在不斷的財政節約措施下，希臘經濟將持續衰退，若無法取得紓困金，不但政府會面臨倒債，國內銀行體系更會出現嚴重擠兌而造成金融秩序大亂。在兩難的情況下，未來最有可能的發展是，趕在2月20日歐盟開會期限前，兩黨領導人及時簽署書面承諾，並與三方代表團針對近一步的刪減結構性支出達成共識。

第二輪紓困案的談判陷入僵局顯示，希臘與國際借款人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且不斷爆發的希臘民間示威抗議，更加深政治體系的動盪。若未來經濟持續陷入重度衰退，則目前看似合理的減赤目標勢必難以達成，而希臘政府在失去民心以及國際借款人喪失耐心下，第三、第四輪紓困金的協商將會窒礙難行。因此，希臘走向倒債並脫離歐元區，已不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選項。對歐盟言，必須儘早做好希臘可能退出歐元區的準備，讓EFSF及ESM更具彈性以及可操作性，並提出可行的銀行增資方案；ECB也必須做好適時提供市場流動性的準備，以避免可能發生的金融動盪及其帶來的擴散效果。

工商時報社論: 有政經大改革，才有歷史新定位

馬英九總統順利當選連任後，春節期間竟然在「閉門思過」；雖說是「閉門思過」，但一般推測其目的應是規劃國家未來發展的政經格局。從他任命陳冲組閣，以及主導第一階段內閣改組的老幹新枝搭配，可以看出在沒有選舉連任壓力下，他所企求的應是「計天下利，求萬世名」；亦即在歷史定位上，成為一個有開創性的偉大總統，這也是各界對他未來四年的期許。然而，要有開創性，就需要有大格局，若還在現有的框框內微調，勢難達到前述的目標，因此未來四年務必推動積極的大改革。

有鑒於此，我們要從現實層面，探討馬總統在未來四年如何開創新局。難以迴避的是，他要有再修憲的魄力和努力。記得馬總統在2008年剛就任時，嚴守現行憲法所謂「雙首長制」的權責分際，退居二線卻飽受各方批評；為了不辜負當時750萬選票的託付，馬總統先從執政黨主席以黨領政做起，逐步提升其實質領導能量，反而贏得正面肯定。另外，此次二合一選舉，朝野焦點都只在總統大選，而且馬總統以689萬票高票當選後，主導此波內閣改組也受肯定。可見社會大眾對政府體制的認知，及馬總統目前的實際作法，在本質上都幾近總統制。雖然修憲門檻極高，然而要成為有歷史定位的總統，應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開大闔主導修憲，以符合各界期待，並奠定可大可久、權責相副的政府體制。

其次，馬總統要有魄力與能力處理台灣社會三個最封閉的體系：司法、醫療和國防。司法體系在馬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藉著「法官法」建立法官和檢察官的評鑑制度，加上規劃中的「人民觀審制度」，或許能讓封閉且自行其是的司法體系，得到一些改革開放氣氛。醫療體系則在楊志良卸下衛生署長之後，因其大肆爆料，而讓許多「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傳聞，得到一些證實，期望馬總統進一步關切，使醫療風氣得以改善、醫療資源不致浪費。至於國防體系的封閉情況，近年來雖因軍中人權提升而有所改善，然而各軍種之間及各軍種內部的黨同伐異，時有所聞，有賴三軍最高統帥的關切與導正。

至於在經濟與社會問題方面，馬總統應盯緊新內閣，加速處理台灣長期以來環環相扣的幾個基本問題：稅制不公、貧富差距、產業外移、就業失衡。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終目的在於重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堅實豐裕均富社會。在稅制方面，應以課徵資本利得稅，作為達成均富目標與矯正稅制不公的主要工具。另外，應開徵能源稅，除了永續發展目的外，還能擴大稅基、健全財政。甚至因為富人的能源消耗大（例如豪宅、私人飛機與奢華汽車等之耗能），課徵能源稅使富人的稅負相對提高，與前述課徵資本利得稅都有部分「富人稅」的效果，從而有助於縮減貧富差距。

令人遺憾的是，近日媒體報導，新任財長劉憶如宣稱「任內絕不開徵證所稅」（次日即澄清無此宣稱），不動產利得實價課稅也「還有很長的路」。其實，多數先進國家都有資本利得稅之課徵，卻因稅率長期偏低，邇來被各界批判為貧富不均之要因，致有主張另外加徵所謂「巴斐特稅」（富人稅）等之建議。至於我國，不但迄今未課徵證所稅，對於不動產利得也未依實價課稅，因而成為稅制不公與貧富差距之重要原因。馬總統應指示財政部為所當為，並支持財政部力抗各方壓力，才能成為有擔當的國家領導人。

再者，要有效地讓中產階級不流失，甚至壯大堅實，對於產業外移所導致之就業失衡情況，應有效導正。但是導正之道不在於限制或禁止國際分工，而在於有效發展在地產業，讓在地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填補因產業外移所產生的職缺。例如，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擔任政務委員時，曾提出「台灣科技產業的降龍十八掌」，有創意又實際，應儘速跨部會合作，予以落實。經建會則應加強規劃推動「根留台灣」與「全球招商」的產業發展策略。至於兩岸ECFA後續協商則宜進一步加速推動，好讓陸客觀光及台灣農漁產品出口持續增加。上述各點都有助於彌補因產業外移所導致的就業失衡，因此馬總統不但要為長遠的未來發展奠定根基，也要為迫在眉睫的問題盯緊內閣運作。

最後，我們要誠摯地呼籲，大選前若干扭曲市場機能運作的人為操作，應該回到正軌，諸如油、電、水的價格，都應該反應其效率運作下應有的價格水準。刻意壓低能源與用水價格，不但容易造成資源浪費，也有礙社會的永續發展。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中油、台電、台水等公營事業的虧損，最終還是要由全體納稅人負擔。

進一步言，偏低的油、電價格，將使出口產品的成本結構被扭曲，以致形成對外國消費者的間接補貼。另一方面，若因油、電、水的價格依市場機能提高，而使低收入者無法負擔，則宜由內政部以社會救助方式予以補貼。亦即，市場歸市場，社福歸社福，涇渭分明不容混淆，才是馬總統應有的大格局。

工商時報社論: 發展經濟才是硬道理

第13任總統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脫穎而出，獲得連任，我們在此申表祝賀之意。雖然馬總統勝選感言中強調會重視台灣經濟，並協助青年人實現台灣夢，但我們依舊要提醒馬總統，未來4年台灣經濟將面臨全球及區域的挑戰，如欲實現承諾，政府就必須大刀闊斧的進行經濟結構的改革。

從本次選舉的結果可以發現，經濟才是民眾最關切的，只有改善經濟才能獲得選民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全球經濟在金融海嘯、歐債風暴的籠罩下，景氣循環愈趨不規則，這雖不是台灣的問題，但台灣的外貿依賴度高逾7成，出口產品過度集中，因此每次受創都比日、韓來得深。2009年金融海嘯時如此，預料今年歐債風暴的衝擊，亦復如此。因為這4年台灣產業結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這將是台灣未來經濟最大的罩門。

歐債風暴雖早已影響去年美、歐的經濟，但由於希臘、義大利等五國今年2、3、4月到期的債券，每個月都在600億歐元左右，這是筆驚人的數目，若這些國家無力償債，必將牽動信心危機，而重創全球需求。如此一來，台灣的出口豈能不受波及？雖然外界都認為這次的歐債危機不會像四年前金融海嘯的猛烈，但如今全球經濟變化愈來愈沒有法則，景氣的起落愈來愈撲朔迷離，馬總統自不可掉以輕心。

今天台灣除了面臨景氣衰退的風險，還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好的產業結構能降低台灣總體經濟的衰退風險，像南韓的面板、半導體、造船、汽車、通訊產品，占其出口比重極為均勻，都在7％左右。但我國僅電子產品占出口比重已近30％，復以台灣產業多數循代工模式，這樣的產業結構非但使得台灣經濟容易大起大落，並且國民所得也不容易提高。如果這個結構不改變，四年後馬總統要實現人均GNP達到3萬美元，其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

歷經這場選舉，馬總統其實也深知民眾關心的不是總體經濟成長多少、人均GNP多少，民眾最關心的還是就業、所得與貧富差距的問題。過去兩年政府部會門口總有一張海報如此寫著：「中華民國，精采一百，經濟果實，全民共享。」事實上，這幾年有時經濟成長雖有不錯的表現，但是根據官方的調查可以發現，廠商實際加薪的比率並不高，從國民所得統計的資料更可以發現，2010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44.5％，不僅低於10年前50％的水準，也創下歷年最低。這說明在當前台灣這樣的產業、賦稅及勞動市場結構裡，縱令經濟成長超過10％，也無助於提升小民百姓的收入。馬總統這兩年來經常強調「經濟成長可以改善所得分配」，但從這些年的薪資、國民所得統計的數據看來，馬總統必須調整這個思維。在追求成長之餘，必須調整產業、賦稅及勞動市場結構，才能實現充分就業及提升中產階級所得，並改善貧富差距。

台灣除了有內部產業結構調整的急迫性，在南韓近年來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下，也讓台灣備感威脅，因而政府相關部會已開始積極與貿易夥伴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TA）。我們認為政府積極尋求經濟結盟是對的，但必須記取當年為加入世貿組織（WTO）而輕易承諾調升米酒酒稅的教訓。不合理的米酒酒稅雖在馬總統主導下回歸正常，但這個教訓卻不能忘記，否則簽訂更多的FTA，非但無法解決小民百姓的經濟處境，反倒惹出許多問題來。

馬總統得以連任，接下來將依據其所規劃的黃金十年進行改革。根據黃金十年的願景，希望未來黃金十年是「和平的十年、建設的十年，幸福的十年」，政府將會進行相關法規鬆綁。我們贊同不合時宜的法規確實應該予以刪除，但是在有關勞動市場的法規部分，如果要談鬆綁這件事，恐怕必須三思。世銀每年公布的經商環境評比，以往包括「聘僱員工」這一項，但近兩年已加以排除，我們相信世銀已顧慮到評估經商環境好壞，本來就不應該以解僱勞工的難易、開除成本的多寡加以認定，因而有此一決定。由此可知，當我們在黃金十年願景裡談到法規鬆綁時，必須體會勞工的感受，否則黃金十年對勞工而言，何來幸福可言？

我們肯定馬總統過去4年兩岸開放、因應金融海嘯的創新作為，相信馬總統也必然能為未來4年、甚至10年的台灣開創新局。惟其間非但有全球景氣衰退的挑戰，還有內部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選民已把這個重責託付予馬總統，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馬總統當然得全力以赴。我們認為，在這些內外動盪的情勢中，只要馬總統一切施政能多替小老百姓著想（正如米酒一樣），相信必定能帶領台灣在未來幾年創造另一個經濟奇蹟。

工商時報社論: 選出今日台灣的子產、貝拉斯科執政團隊

1980年美國總統大選，雷根在參選的演說中一再提問：「你們生活是否比過去四年過得更好？」雷根以失業率加上通膨率來陳述美國經濟的困境，並稱此一綜合指標為痛苦指數。雷根動人的演說加上痛苦指數的威力，讓他贏得大選。此後各國反對黨在大選時，莫不效法雷根來爭取選票。

雷根所處的年代正逢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高漲引發的高通膨及高失業經雷根妙手一加，成了痛苦指數，讓痛苦有了具體的量化指標，也使得當時尋求連任的總統卡特百口莫辯，連任失敗。

這就是民主政治。在那個石油危機的年代，連年的停滯通膨讓美、歐紛紛出現政黨輪替，政治人物縱有再偉大的理想與執行力，只要面對經濟處境艱困的局面，就很容易被對手拿來嘲諷揶揄。至於對手是否比較好，是否有解決失業問題的妙方，選民通常不會想這麼多。於是只要失業率一升高，所得一減少，執政黨的連任之路就愈加坎坷。

在熟悉選民的投票行為後，這三十年來各國政治人物逐漸學會討好老百姓的方法，那就是對於一年半載可以看到成果的措施，加速推動，至於五年、十年才會有成效的計畫，則放緩執行。於是調降稅率、加發津貼年年有提案，一切施政但求獲得選民的好感，而置國家財政困境於不顧。今天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等歐元區國家，財政會困窘到這步田地，就是如此一步一步討好選民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歐元區的債務風暴也算是向全球的選民們示警，若再只圖降稅、社福等一時之快，最終必將導致國家經濟的崩潰。

我們的選民應該從這場歐元區的風暴學得一個教訓，不能再以選票來鼓勵那些只會開減稅、社福支票的參選人，而是要將選票投給那些誠懇篤實為國家經濟發展、財政健全付出的人。也許這些人一時半刻拿不出成績，但應該給他們時間。只有選民具備這種素質，國家經濟政策才不會永遠只在降稅、社福的競賽中打轉，也唯有如此，才能遠離財政危機，而建立永續的成長能量。

我們都讀過子產執政的故事。西元前六世紀春秋時代鄭國政治家子產執政之初，進行經濟改革，民眾恨之入骨，唱說：「取我衣冠而儲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但三年後改革成效顯現，民眾改唱：「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由此可知，我們如果希望選出像子產這樣的治國人才，就不能以股價是否跌破七千點、痛苦指數是否升高或老農津貼加碼幅度大小，來做為投票的依據，而是應該以其執政期間的具體施政作為來評判。這樣的施政作為，未必都有量化的指標，但憑選民以這四年總體的印象，理性地加以判斷。

其實，子產這樣的例子不只古代有。2006年國際銅價大漲，智利的國營事業為全球最大的銅供應商，營收大幅成長；看到政府收入大增，智利的民眾及學生都要求提高補貼。時任智利的財長貝拉斯科堅決反對，堅持必須要有「審慎的財政政策」，儘管排山倒海而來的示威，他也不為所動。透過穩健的施政，三年之間為智利創造了龐大的財政盈餘，於是開始以這個盈餘協助170萬戶低收入家庭，貝拉斯科終於成為內閣最受歡迎的閣員。

我們由子產、貝拉斯科這兩個例子可以明白，選擇一個好的執政者何其不易。由於人們總是著眼於短期利益，如果子產、貝拉斯科也得經過選舉，他們極可能會紛紛落選，如此一來，何其可惜。但如果我們肯冷靜的思考、理性的選擇，不為造勢活動的激情所左右，就必然能選出台灣今天的子產、貝拉斯科，如此未來四年才有前景可言。

近來兩黨對於自己執政時期的經濟表現各說各話，他們都可以舉出一堆數字來證明自己執政時的經濟成長較高、貧富差距較小、所得較多、失業人數較少。選民看了這些論述必然會感到迷惑，何以同樣一套數字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仔細看，政治人物都挑選對自己最有利的「時間點」來宣揚自己的政績，因此比來比去都是自己好、別人差。這樣的政績比較，實在是毫無意義可言。

我們認為，這十多年來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誰比較有心建設台灣經濟，誰比較有心改善台灣的外貿環境，誰比較有心致力於經濟弱勢者的照顧，民眾生活在其中，應是點滴在心頭。只要民眾不為短期激情的選舉語言所左右，並以歐元區債務風暴為借鏡，理性投下神聖的一票，自然可選出今日台灣的子產、貝拉斯科執政團隊，而讓台灣經濟步向繁榮穩定的未來。

今天就要進行四年一度總統、立委選舉投票，我們籲請所有選民理性抉擇，投下您珍貴的一票。

工商時報社論:投票前夕，和平理性看兩岸政見

喧騰時日已是經年累月的2012年總統大選，即將在明天開票結束後正式收場。由於兩岸政策是這次選戰的重要議題，藍綠候選人這方面政見的對立非常尖銳，使部分選民左右為難。為此，我們要以和平理性的態度，提出一些檢驗標準，以供選民做抉擇的參據。

首先要強調的是，兩岸和平是絕頂重要的條件，有此才能使台灣穩健及永續發展。因此，各候選人所提出的兩岸政見，一定要以維護兩岸和平為大前提。如果有候選人的相關政見不重視這個條件，甚至隱含著致使兩岸局勢動盪的因子，則其並非選民們的最好選擇。

其次要重視的是，相關政見的條理是否周延和可行。因兩岸事務是「現在進行式」，候選人當選後，很快就要落實執行，幾乎沒有準備期間。因而候選人所提出的這方面政見，都應是「真槍實彈」的，不能只是空泛的選戰語言。在這種情況下，選民們就要睜大眼睛看，哪個候選人的兩岸政見講得最周延、最貼近現實形勢和最具可行性。如果發現其中有人打高空，那最好不要選給這樣的人。

此外，要審視兩岸政見的「含金量」。因政府當局運作兩岸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為台灣民眾帶來生活的福祉，其中的主軸是經濟上的利益。因此，選民們在投票前有必要好好算計一下，哪個候選人的兩岸政見，最能為台灣整體帶來經濟利益。當然，不只整體利益，社會各群體的利益分配也很重要。候選人除了要有能力創造「兩岸紅利」外，還要善於公平合理分配該項紅利，避免因兩岸交流而擴大社會上的貧富差距。這也是選民們必須重視的課題。

另要注意，兩岸政見是否能維護台灣的尊嚴。眾所周知，兩岸政策雖然要追求和平和經濟利益，但也不能丟失台灣在兩岸互動上的尊嚴。如果候選人的兩岸政見可以使台灣不必自我矮化，就能和大陸進行協商，並爭取到經濟上的實益，則此種政見是可取的。截至目前為止，我政府在這方面並沒有偏失。至於未來是否有能力保持成果，則需在本次大選中，讓選民按其政見重新加以檢驗。

還有，兩岸政見和國際關係政見的互動，也是值得重視的。台灣和大陸的交流合作，如果能和台灣的參與國際活動「相得益彰」，則這樣的兩岸政見是可以大大「加值」的，也是能為台灣民眾帶來「利益最大化」效應的。關於這方面，此次大選各候選人都有所著墨，只是大方向迥異。有人是從兩岸攻向國際，另有人是從國際進軍大陸。選民們務必從主客觀環境現實去好好掂量，哪一種作法才是最有利的。

至於藍綠候選人熱烈爭論的「92共識」問題，我們一向認為，這根本不是問題。換言之，該共識之存在，乃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雖然它並無形諸文字協議，但至少其多年來一直是兩岸雙方當局的一種「默契」或「相互諒解」，否則兩岸的互動交流不可能如此地長期堅持下來。因此，支持「92共識」的候選人，理當被選民們「加分」。也盼望否定該共識的候選人，能在政見上儘量包容「92共識」，以擴大其和後者的「公約數」。

嚴格說來，在當前的現實環境下，台灣的選舉很難出現「完美的」兩岸政見。各候選人這方面的論述，都是優點和缺點並存。但是，從台灣民眾的需求來看，各種兩岸政見的內涵，還是有高下之分。選民們只要按上述的尺度去作檢驗，當不難發現，哪個候選人的政見是比較能帶來福祉的。

無論如何，選民們在做抉擇時，一定要排除激情的成分，從大局著眼，為長遠考量，以做出最理性冷靜的決定，千萬不能為了一時的意氣而率爾投票。如果選民能深思熟慮，則選後的兩岸關係形勢必然也是和平和穩定的，這樣就會使兩岸雙方更有條件，去追求和平發展和互利雙贏。反之，如選民們懷抱著對兩岸的激情去投票，則無論何人當選，選後的兩岸關係也必然會動盪不安，說不定會使台灣在面對大陸時，既失裡子又失面子。所以，對兩岸問題的和平理性和深思熟慮，應是選民們在投票時最重要的心理素質。

工商時報社論:選前「舍我其誰」選後「盡其在我」

孟子「公孫丑下」第十三章：「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南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九:「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今年的總統大選，原本是各方期待「揖讓而升，下而飲」的高格調選舉，卻因各方候選人「舍我其誰」的決心，再加上幕僚團隊「畫虎不成反類犬」烏賊變烏龍的拙劣演出，讓候選人反倒惹了一身腥，以致四年一次的大選過程，再度成為割裂台灣社會的惡性循環，令人失望。

這些日子以來，在各方候選人「舍我其誰」的強烈企圖心下，單以廣告檔數及金額就十分驚人。根據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的估計，在去年12月25日至31日期間，國民黨方面就砸下3,524檔廣告，約新台幣2億元；民進黨方面則砸下約1,917檔廣告，約7千多萬元。雖然國、民兩黨都予以否認，但是這些日子以來，國、民兩黨在各種媒體上對選民頻頻「轟炸」的事實，卻是不容否認，也顯示兩黨選戰的激烈程度。

坊間傳言及各種媒體民調都認為總統當選人應是馬英九與蔡英文「雙英」其中之一（關於此點，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則認此為媒體及民調在誤導大眾），從而推論親民黨最好的情況是靠宋楚瑜魅力，在政黨得票上突破5％門檻，在分區及不分區立委席次上多多益善，好讓親民黨及宋楚瑜本人未來可以在政壇上扮演關鍵第三勢力及監督者的角色。

國、民兩黨的競選態勢，仔細觀察，與四年前有所不同。在2008年國民黨是以「氣勢」取勝：靠著陳水扁8年執政的貪腐形象，馬英九聲勢簡直如日中天，而雖然當時立委選舉日期早於總統選舉，許多立委候選人仍因著馬英九光環而當選，甚至盛傳有些選民不熟悉的候選人，只因為與馬英九的合照頻頻出現而當選。因而坊間戲稱「陳水扁是馬英九的最佳助選員，而馬英九是國民黨立委的最佳助選員」。相對地，民進黨在當時，背著陳水扁貪腐執政的包袱，策略上只求少輸為贏，結果也幾乎潰不成軍。

時移境遷，馬政府執政將近四年，擁有執政者的行政優勢，加上馬政府的清廉形象，又有兩岸經貿的「和平紅利」、陸客觀光促進風景區繁榮、2010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0.72％等賣點加持，在檯面上來看，馬英九連任及國民黨立委高額當選應是囊中之物。然而，從媒體的民調數字來看，2008年的選舉光景不再，今年馬英九甚至可能陷入苦戰。

一般人只用「民意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來說明這個現象。事實上，經社變遷長期趨勢的負面結果，不論誰是始作俑者，現任的執政者，就是天經地義的承擔者。執政黨因為只陶醉於這四年來的短期績效，忽略了長期的負面趨勢，以致於表面上是與最大的反對黨對抗，實際上卻是與不滿的社會異議者抗爭，而民進黨則借力使力，接收這些不滿人士的票源。「三隻小豬」之所以能造成熱烈迴響，正是這個現象的彰顯。

社會的長期不滿趨勢，有些是執政黨已經圓滿處理而獲得多數支持者，例如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趨於和緩，甚至友善相待，這是反對黨一直難以破解之處。然而，更多的長期不滿趨勢，有的直到選前最後一次立法院院會才予以處理，例如通過土地五法以實現「居住正義」，看似馬總統意志的貫徹與任內的重大政績，但對居住正義長期不滿的民眾，則認為三年多都不處理，直到選前才處理只是選舉操作罷了。

又如長期以來因產業外移，以致民眾失業，早已是兩黨的「歷史共業」，但這個趨勢並未因馬政府執政而扭轉，受到失業衝擊的民眾又把這個帳算在馬總統頭上。至於中產階級漸漸流失，社會上財富不均的兩極化情況日趨嚴重，雖同樣也是兩黨共業，但三年多來，甚至本報社論再三呼籲，馬政府似乎也沒提出讓人「有感」的方案，致使反對黨抓住把柄，抨擊「馬英九背後站的是財團，我（蔡英文自稱）背後站的是台灣人民」；奇怪的是，近日國民黨還在媒體上猛打企業家的支持廣告，好像在幫蔡英文背書。

本週六的大選，本質上是測試民進黨除了基本盤之外，還吸納了多少的不滿民眾。國民黨今年的選舉，既無四年前的氣勢可用，改打文宣策略，規劃得十分綿密。除了前幾波的政績牌與企業家牌之外，猜想最後兩波除了學術界1,700位代表性人物的支持外，另一波將是強化弱勢關懷（不只是前一波的楊玉欣廣告）。這些廣告加上選舉造勢，若能將不滿群眾的選票拉回，或是不滿群眾的票數有限，則執政黨仍具勝出的優勢。

面對這場激烈的選戰，我們期勉各方候選人，不論選舉前如何地「舍我其誰」，選舉後各方候選人及其支持者務請以「盡其在我」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心態，坦然面對選舉的結果，如此才是國家社會之福。

工商時報社論:從「鄧小平南巡20周年」看兩岸關係

對大陸改革開放影響至鉅至深的當年「鄧小平南巡」，至今即將屆滿20周年。由於當時該事件也推動了台商大陸投資，且和兩岸「92共識」的形成具有密切關係，因此如今在該事件20周年即將屆至之際，兩岸各方有必要去重溫其積極性的意涵，以作為未來推動兩岸關係的參考。

該次的南巡，是鄧小平自1992年1月18日起進行的南方視察之行，主要的行程在廣東的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該次南巡之特別值得回顧，是因鄧小平在行程中發表了空前轟動的「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等重要談話，因而催生了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使大陸以往的「計劃經濟」體制漸次走進歷史。這個事件，堪稱為大陸真正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改寫了東亞乃至全球的經濟格局。

當年鄧小平南巡談話曝光後，全大陸迅速掀起了經商熱和投資熱。官方則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話語奉為圭臬，一切施政，都轉而以「三個有利於」為著重點，即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整個大陸的政經氛圍變得活潑，包容性亦大增，著實體現了「經濟是最高的政治」之決策思維。

在如此的氛圍下，兩岸關係發展也開始躍進。台商大陸投資，即是自此時開始茁壯和深化。之前台商投資的落腳點，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幾個經濟特區，且主要從事加工出口，僅有少數台商前往其他地方進行布局。但自鄧小平南巡後，大陸台商普遍把投資經營的眼光，擴大到四面八方。從此開始，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地點持續增多，經營行業別也漸次擴散，且對大陸內銷市場的試探風氣也流行起來。

而在兩岸政治互動方面，當初雙方海基、海協兩會首度面對面協商，就是在鄧小平南巡結束後不久的1992年3月下旬，於北京舉行。同年10月末，兩會舉行香港會談，正式觸及兩岸政治定位的重大議題，在討論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我方提議，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來表述一個中國，即「一中各表」。而大陸海協會對我方的該項提議，當時回覆表示尊重及接受。這就是著名的「92共識」之由來。

回溯當時，兩岸關係剛走出長達40年的緊繃對峙局面，而竟能如此迅速地形成上述共識，主要原因是那時兩岸主政者，都有誠意為兩岸關係解套，以追求雙方的互利共榮。其中在大陸方面，是鄧小平南巡後，大陸全面的經濟發展熱，使其決策層充分體認到，對台灣經濟產業資源的引用，具有高度的必要性，因而當時大陸對兩岸關係各方面的事項，都表現了較大包容力。

雖然在這之後，兩岸關係陸續發生了一些風波，雙方當局有了多次的齟齬摩擦，使彼此無法對「一中各表」進行深入討論及形成文字協議，但實質上，「一中各表」仍能潛移默化為兩岸雙方間的一種「默契」，給彼此留下「各說各話」的灰色地帶，因而它雖無文字協議，卻也一直在檯面下支撐兩岸關係發展。這種現象的背後，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就是台商大陸投資的蓬勃發展。換言之，台商的大舉投資大陸，並為兩岸帶來了共同利益，這種情況，使兩岸雙方當局多年來一直能儘量以「各說各話」的模式，來處理兩岸政治問題。這樣又為兩岸經貿的進一步發展，保留了空間。這是一種「兩岸特色」的良性循環。

總而言之，今天台灣內部因選戰而激烈爭論的「92共識」，當初之形成，和鄧小平南巡後的兩岸經貿熱潮實有密切關係。它是來自客觀需求和實質需要，而非兩岸雙方在較量陰謀詭計。如果今天台灣仍有發展兩岸經貿的需求，則政治人物實無必要去挑戰「92共識」之存在。讓它繼續以「潛在」、「默契」的形式，使雙方當局保有各說各話的空間，並支撐兩岸經貿進一步發展壯大，而為兩岸雙方造就更大的共同利益。若是不顧實質需求，而一味用抽象政治語言來挑剔「92共識」，那將嚴重挫傷兩岸經貿建構，而對台灣經濟帶來得不償失的後果。

工商時報社論:中國國力攀升與人民幣國際化

儘管中國內部金融問題不少，特別是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房地產價格面臨下調震盪、銀行體系商業化改革裹足不前，但對外則表現搶眼，形成強烈對比。不僅GDP規模在2010年超越日本而僅次於美國，早已實現1950年代「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夢想，估計2012年的進出口總額也將取代美國，一舉躍升為全球最大貿易國。

隨著中國國力大幅攀升，人民幣的國際角色自然也跟著水漲船高，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對外無論是外交或經濟領域，顯然都更有自信，官方說法也開始出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佈局構想

2009年中國國務院即宣布，「到2020年以前，要把上海辦成與人民幣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此後便高舉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旗並做積極部署。然而人民幣能不能真正國際化，箇中虛實卻頗值得玩味。

貨幣國際化的主要特徵在於外國人得以且願意持有，並可在境外流通，其實現通常有三個階段或層次，分別為貿易、金融資產的計價與結算，以及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元即把貨幣國際化的角色發揮到淋漓盡致，大概囊括了全球6成的外匯存底與85％的外匯交易。許多國家彼此之間的貿易與投資雖跟美國無關，卻多以美元計價，最典型例子要屬國際油品等大宗物資的交易。其次為歐元，雖然近年來狀況不斷，但仍活躍於東歐與環地中海地區，也佔有約2成5的外匯儲備比重。其他如英鎊、日圓與瑞士法郎等國際貨幣，也都扮演一定角色。

就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而言，成果較為豐碩的部分主要還是在鼓勵雙邊貿易結算使用人民幣，以及透過香港此一人民幣「離岸市場」（境外交易中心）發行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券，並逐步允許透過這些債券所取得的資金參與中國境內股債市場。

至於在人民幣作為各國央行儲備貨幣方面，近3年來中國也已經和包括南韓、馬來西亞、阿根廷等14個國家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bilateral swap agreement），這部分倒是象徵性的意義居多。

捨美元而用本幣作為計價與結算單位，好處則在於可節省企業轉換貨幣成本並降低匯率風險。從2009年7月起，中國開始試點推動國內企業與港澳及東協國家進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隨後並延伸到中俄邊境貿易。

才短短不到兩年功夫，中國透過人民幣完成貿易的金額在2011年已高達3,000億美元，佔對外貿易約1成比重，2012年甚至可達到15％。中日雙方更在日前宣布，未來兩國將致力於利用彼此貨幣直接貿易。也由於目前超過6成的中日雙邊貿易乃以美元計價，此舉勢必進一步拉抬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更可能會引發其他國家群起效尤。

然而，不等市場自然演化水到渠成，中國急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也並非萬無一失。主要由於人民幣看漲，其他國家出口到中國樂於賺取人民幣，然後在香港開設人民幣存款帳戶；但這些國家的進口商卻無此動機，絕大部分仍然選擇透過美元計價與支付。這一來一往，一方面讓人民幣在香港持續累積，目前約有1,000億美元，預計2012年更可能達到3,400億美元，且因為人民幣的境內（被低估）、境外匯率不同，形同造就炒匯與投機空間；另一方面又不正常地加大中國外匯存底（尤其是美金）的增加速度，不僅跟當初藉由人民幣計價以擺脫美元的企圖背道而馳，更在穩定或壓低人民幣匯率的政策下，等量釋放出人民幣，為中國帶來額外的通膨壓力。

現階段中國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之所以會出現上述難題，其實也跟國內金融條件尚未完全具備有關，尤其是人民幣尚未允許跨境自由兌換（資本帳開放）所衍生的後遺症。問題在於，中短期內中國要完全開放資本帳仍然相當困難，因為這將削弱官方掌控匯率水準的能力，除非中國徹底放棄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否則應屬空談。

香港做為人民幣第一個離岸交易中心，也是觀察人民幣國際化成效的最佳櫥窗，實驗性質可說相當濃厚。但究竟會對香港經濟將帶來何種影響，恐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工商時報社論: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未來諸事苦」

李白「戲贈杜甫」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或作「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看到股市在去年12月1日還有超過1,000億元的成交值，此後則幾乎每況愈下，到昨日甚至出現低於500億元的的「窒息量」。在此期間主管機關金管會一再喊話、頻放利多，甚至在北韓領導人金正日12月17日猝逝後，行政院還請出副院長陳冲領軍，率領國安基金進場護盤。惟利多加護盤的結果，只是讓台股從12月19日的兩年半最低收盤價6,633.33點，拉升至維持在7,000點上下，但是股市成交值卻一直沒有起色；尤其是近日的窒息量，更讓人想起李太白詩：「借問因何太瘦生？」答案則應是「總為『未來諸事』苦」。

未來諸事，包括金融面、實質面與信心面。在金融面，首推歐債危機，因為在今年二至四月，歐豬五國（PIIGS，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西班牙）的主權債務正值還債高峰，估計至少需要2,500億歐元來支應。然而直到現在，具體解決方案仍然「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歐洲央行去年12月21日提供高達4,892億歐元的融資額度，是對歐元區523家銀行提供流動性，而不是對歐豬五國的主權債務提供還債財源。至於IMF、ESM及EFSF雖然號稱將提供5,000億歐元協助，但詳細規劃及配套條件都還在雲端，因而只能說是口水救市。歐債問題若不能順利解決，將使全球金融危機擴大的機率暴增，因此大型投資機構忐忑不安，在「現金為王」（Cash is the king）的心態下，從亞太市場提款機抽回資金，乃是正常合理的策略。2011年外資在台灣股票市場的總買入金額為5兆7,480.82億元，總賣出金額為6兆257.30億元，累計賣超為2,776.48億元。少了外資的投入，台股成交值自然難有好顏色。

在實質面上，全球最大信評公司標準普爾發布亞洲各國今年最新經濟成長率（GDP年增率）預測，值得參考。標準普爾指出，由於美國今年只有低度成長，歐洲市場則小幅衰退，因此全球經濟將依賴中國大陸這個僅存的火車頭，但大陸今年經濟成長也被標普下修到7.7％至8.2％。在全球不景氣及大陸經濟成長趨緩下，以出口為導向的亞洲國家，今年經濟成長將出現「暴跌（plummet）」態勢，亞洲四小龍今年GDP普遍下修。

標普去年9月發布亞洲國家今年GDP預測時，還預期台灣會有4％的成長，但最新預測值下修到2.3％至2.8％，遠低於國內外其他機構之預測值。至於中華信用評等公司則指出，受景氣趨緩影響，台灣部分企業信用品質已經開始弱化，尤其是資本密集及出口導向產業。中華信評去年下半年下修13家受評企業的「評等展望」。至於今年信用品質最弱的產業，將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其次為運輸、航運，以及鋼鐵、塑化等。至於「3D1S（LCD、LED、DRAM、Solar）」等4大「慘」業，中華信評指出，銀行對這4項產業放款總額已達6,000億元，占銀行總放款餘額的3％，如果全部違約，將吃掉銀行業2到3年獲利。在實質面隱憂重重之下，投資人把資金抽離股市，乃是正常反應。

至於在信心面上，距離大選投票日越近，選情越加緊繃，在看不出任何一方可以明顯勝出的情況下，投資人對於未來的不安，充分表現在股市成交值上。整個2011年12月計有22個交易日，僅在12月1日成交值超過新台幣1,000億元；其餘21個營業日中，成交值超過新台幣700億元以上者僅有6個營業日；成交值未達新台幣600億元則有5個營業日。

相較於2010年的日均值1,151.01億元，及2011年全年日均值1,092.88億元，更可以看出12月的股市實在是超級的冷，也間接反應股民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這種焦慮，顯示股民對於選舉結果是否影響上市櫃公司獲利趨勢的憂慮。以目前上市櫃公司的獲利，有越來越高比重來自大陸投資的趨勢觀之，股民們需要的是候選人能提出當選後不致影響這個趨勢繼續進行的保證。

要言之，股市成交值的萎縮，在本質上其實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國外因素歐債危機的金融面、明年我國出口與成長可能衰退的實質面，以及總統大選兩大黨候選人都未能讓投資人安心的信心面。股市成交值的萎縮，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正是國內外投資人趨吉避凶的理性行為。如果要用違反市場法則的方式去促使股市成交值成長，才是揠苗助長的不理性措施。

正如陳冲副院長的名言：「『市場』就是每個人有不同的解讀才稱之為『市場』，如果超跌，對很多投資人來說反而是買點。」一旦很多人都認為市場超跌，就會不約而同進入市場，在正常情況下，量先價行，亦即股市成交值會在市場行情回升之前先成長。既然如此，也毋庸勞動國安基金每天去撐盤、護盤與充量、衝量。換言之，讓屬於市場的回歸市場機制，政府與政黨所應做的反倒是：不要成為妨礙市場正常運作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