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明: 遲來的民主回歸

古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佔中的抗爭運動原本只打算號召一萬人參與公民抗命，但由於挾住了香港史上最大型的罷課，加上當權者誤判形勢，演變為一場對當權者而言，一發不可收拾的民眾自發運動。回顧事態的發展，九月二十六日學生罷課的最後一日，發動罷課的學聯和學民思潮在晚上舉行聯合集會。集會將近結束時，學民召集人黃之鋒號召重奪公民廣場，在場戒備的警察當然阻止，並拘捕黃之鋒和學聯的兩名核心成員。但不少學生和參與集會的市民成功進入公民廣場，並以此作為延續爭取真普選的陣地。當權者方面，為了阻止學生和市民加入聲援，封閉所有前往公民廣場的通道，並驅趕和抬走原本已在通道上的學生或市民。當權者的做法卻把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轉化成一場公民廣場爭奪戰！到了佔中三子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變成佔中運動成敗的關鍵。


公民廣場屬於公民

和平佔中的公民抗命原本是一次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即使舉辦了數次商討日，普羅大眾並不了解公民抗命的精神和意義（反佔中運動號稱得到一百五十萬人支持，扣除水分，起碼也有四、五十萬），但當佔中三子於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這場原本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卻拜當權者所賜，已自行轉化為一場十分具體、目標鮮明的公民廣場爭奪戰。由於警察繼續採取封閉和堵塞的錯誤策略，大批趕來聲援而又無法進入公民廣場的市民聚集在地鐵金鐘站外的道路上，連港島東至西的主要道路——告士打道道亦擠滿趕來聲援的市民。由於人數眾多，部分市民有意識地佔據銅鑼灣鬧市的黃金地段。同樣的佔據行動亦發生於九龍的旺角，佔中運動遍地開花，變成一場沒有領袖，也不須要領袖的民眾自發運動。

公民廣場的官方名稱是十分累贅的政府總部東翼廣場，近日政府高官不斷強調公民廣場屬政府物業，因此不能隨便進入。但公民廣場是塊露天空地，政總又不是軍事用地，如果市民無權進入政府物業的露天空地，那麼市民怎能從灣仔入境大樓走到稅務大樓？公民廣場一如中環的愛丁堡廣場，同是公共地帶，市民絕對有權進入。不過行政署在數月前，在沒有任何解釋下，鬼鬼祟祟地用圍欄把公民廣場圍上，令市民不能自由進出。這種縮窄公共空間的做法十分不合理，更違背了政府一直致力增加公共空間的政策。政府不惜增加發展商的地積比，藉此鼓勵發展商騰出地方作為公共空間，連接時代廣場和羅素街的露天地帶便是一例。事情十分明顯，如果行政署沒有圍起公民廣場，黃之鋒根本毋須號召重奪！


不提違反程序公義

行政署鬼鬼祟祟地圍起公民廣場的做法卻是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一貫處事的方法。梁振英上任後十分害怕面對群眾，就連記者的公開提問，他也盡力迴避，因此他三番四次拒絕學聯要求對話。有怎樣的主子，甘願做奴才的便會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梁振英不過是北京那些自以為君臨天下的老爺們的奴才，這些老爺們從來不會公開行事，當然不會接受公平、公正和公開的選舉。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上，除了合乎梁振英一貫處事的手法，更合乎北京的大老爺們的作風。

如果雨傘是刻下的民眾自發運動的徽號，那麼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起來的做法則是觸發一場書卷味十足的公民抗爭運動突然轉化為大批民眾自發參與的抗爭運動的標記。如果北京的大老爺要追究責任，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他們自己。

事實上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完全漠視香港對民主的追求，民主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或許有所爭議，但現時世界上的民主體制全是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講求的不是最後被選的人物是否最理想、最合適的人，而是整個選舉過程公平、公正和公開，完全合乎程序正義。從程序正義的標準而言，人大常委的決議絕對不能接受。由提名委員會推舉候選人的安排不一定違背程序公義，但人大常委決議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產生方法沿用現時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這種安排則完全違反程序公義。習慣君臨天下的北京大老爺們卻絕口不提程序公義的問題，反而搬出國家安全這種牽強的理由，否決其他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方法。面對人大常委完全沒有顧及程序公義的政改決議，香港部分輿論提出所謂「袋任先」的講法，這種講法十分取巧，既沒有否認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未盡人意，但卻以一種有覑數便要的心態，接納人大常委的決議。所謂有覑數無非是北京的大老爺們終容許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錯過了這個機會，北京以後未必會再應允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袋住先」的講法背後其實認為香港完全受制於北京，當後者對香港稍作讓步，香港便須高呼：「皇恩浩蕩！」


回歸主體性問題

目前這場遍地開花的抗爭運動卻是衝覑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而來，運動的一句口號是「抗命不認命」，運動雖然演變為民眾自發參與和佔據，但目標卻十分清晰。除了要求有大話精之稱的特首梁振英下台，還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並要求人大常委道歉。特首梁振英已公開表示，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是強人所難，至於要求人大常委道歉，對香港一眾親建制的人士而言更是不識大體。

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所謂不識大體恰好就是抗爭不認命的必須條件，而「袋住先」恰好是識大體的結果。可以說目前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是一場遲來的民主回歸運動，回歸這詞彙早在九七前已沿用，但似乎還未有人提出回歸的主體性的問題。當然香港回歸的字眼經常出現，既然是香港回歸，香港便是不折不扣的主體，而民主回歸的提法更帶出香港是有條件地回歸中國大陸。但無論是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和較早之前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都漠視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還未正式開始時，香港一群剛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提出民主回歸的理念。這個理念客觀上增加了中方的談判籌碼，因為這群年輕人的領袖很快便獲中共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

諷刺的是當中英談判正式展開後，中國大陸再三強調不能有三腳苐，即是說香港的前途問題純粹由中國和英國透過外交談判解決，香港方面不能有自己的聲音。中國大陸的立場有如否決了民主回歸，既然香港不能有自己的聲音，那麼連提出民主回歸也是多餘的。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提出民主回歸的年輕人，面對中國大陸否決民主回歸，竟然毫無反應，更毋須提直斥其非。回顧這段令人遺憾的往事，刻下這場抗爭不認命或許來得及彌補當年的錯失！

時令讀物﹕貫徹香港高度自治的本土論述

文 馬國明

近日有關「本土」或「本土派」立場的討論，沸沸揚揚。借用英語的講法，這次討論暫時只產生熱能，卻沒有光（The discussions generate heat but not light ） 。

香港的殖民統治既結束（起碼在名義上），「本土」是一個十分嚴肅的概念，因為廣義的殖民是指外來事物凌駕於「本土」的事物。已離開香港多年的港大榮休教授Ackbar Abbas在他那部出版於1997年的著作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更提出慎防「本土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local ）。他說﹕「The local is not easily localized. 」又說﹕「What I am suggesting is that 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 」（p.12）他的意思是「本土」並不容易「本土化」，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他這番話是基於他認為有別於印度、南非或南美洲等前殖民地，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之前的歷史。他指出﹕「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it has become today, has effectively been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 」（p.2 ）Abbas當然知道甚至參觀光了李鄭屋村的東漢古墓，他亦知道唐朝時曾在屯門駐軍，又或者觀塘（官塘）的名稱來自它曾是官方營運的鹽田；但正如香港歷史博物館裏的常設展覽說的「香港故事」，香港由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灰姑娘的故事顯然是在英國人面上貼金。問題是中國收回香港之後的「香港故事」依然是這個灰姑娘的故事，北京的「阿爺」小時很可能沒有聽過灰姑娘的故事，所以收回香港後樂於見到香港的歷史博物館繼續說這個故事。Abbas的重點在於今日人們熟悉的香港，尤其是一個「中環價值」凌駕一切的香港是英國殖民統治形成的，不是東漢古墓、屯門駐軍或官塘的鹽田造成的。他的見解早在16年前提出，對任何「本土論述」而言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他提出的是關乎「本土」的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否站得住？不過到目前為止，各種「本土」的論述似乎都未有認真面對Abbas提出的質疑！

本土論與香港高度自治密切

在各種「本土論述」中，以「香港城邦論」相關的「本土派」最為矚目，但「城邦」是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形態，早期的羅馬也是「城邦」；中世紀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城市，如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等，由於在政治上並不從屬任何強大的政權，因而亦稱得上是「城邦」。「城邦」是典型的西方歷史文化的產物，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似乎應驗了「所謂『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的溫馨提示。事實上，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十分重視的「粵語」和「繁體字」恰好由於英國殖民統治，才不曾被「胡語」污染了的「普通話」（其實是「官話」）和自1949年後在中國大陸全面推行的「殘體字」侵蝕。「粵語」和「繁體字」這兩個例子正好說明「本土」不容易「本土化」，然則「本土論述」是否注定失敗？由於有關的土論經常演變為意氣之爭，令人忽視「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即使在學術的層次上不同意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但後者清楚指出「本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這點恰好是聲稱爭取「民主」的香港泛民主派多年來忽視的。

車仔麵大笪地=「本土」事物

「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早在1997年前的中英談判期間提出，但一直只屬北京的大老爺「說了算」的層次。建基於這種基礎的「高度自治」有如海市蜃樓，由不會也不願說粵語的中聯辦官員一手策劃的特首選舉最能說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有多麼高。經過一場所謂「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之後，「本土論述」早已自行從象牙塔跳到地上。但跳出象牙塔不等如毋須理會嚴謹的學術探討，Abbas設下的難題必須解答了，「本土論述」才不至再一次變成海市蜃樓。有趣的是Abs曾直接提及「粵語」和「本土」的關係，他說﹕「The 『 local 』 in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adopting Cantonese, the local dialect, instead of English,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 colonialist mentality can find expression in Cantonese just as well as in English.」（pp11-12 ）他認為以粵語取代英語不表示「本土化」，九七之前，立法會的辯論以英語進行，九七之後改用粵語，但只要有一群以北京的大老爺馬首是瞻的議員順利或自動當選，「本土」之說無從談起。雖然如此，語言是建立「本土論述」的基石，現代的語言研究指出，語言絕對不是一套表達某種思想的工具，相反人們必須在語言裏思考，語言有如空氣，人根本生活在語言裏。由於這個原因，語言隨生活不斷轉變，尤其是新的詞彙和名稱會隨生活的轉變而不斷出現。名稱在語言的體系裏尤其重要，中文的四字成語分別有「名不副實」和「名副其實」，十分矛盾。相同的名稱，在不同的時空裏卻會有不同的意義，像「車仔麵」便曾經是香港的勞苦大眾自食其力，在街頭利用一般的手推車安裝了既可以煮食，又能盛載多款已煮好的菜，供客人選擇。今日「車仔麵」則足以媲美「麥當勞」，同是成功的business model。現時很多小本經營的食肆紛紛以「車仔麵」為店舖的名稱。經營「車仔麵」不涉及專營權，但在香港長大的人，一看到「車仔麵」這名稱便會立即明白這一家食肆售賣的是什麼貨式。雖然「車仔麵」是英國統治香港時出現的，但卻是百分百地道的事物。反而現在的特區政府對販賣熟食的小販採取零容忍政策，日以繼夜出動「小販掃蕩隊」掃蕩，昔日的街頭「車仔麵」早已絕。但「車仔麵」這一事例說明即使在殖民統治的情下，「地道」或「本土」的事物並非不可能形成。「大笪地」這個現時只有名稱，而沒有實物的事例更能說明殖民統治下，香港的勞苦大眾掙扎求存下，往往創造了獨步天下的「本土」事物。

被壓迫的小販實現本土？

從字面意義而言，「大笪地」不過是一大笪空地而已。事實上「大笪地」無非是中、上環之間的一笪空地，根本沒有任何設施。可是一到黃昏就會熱鬧起來，有賣平價貨的小販攤擋，亦有販賣各式熟食的攤擋，更有行走江湖的賣藝人表演身手，然後販賣能醫百病的膏藥，還有為人指點迷津的「睇相佬」，總之就是應有盡有。「大笪地」絕對是「本土」的事物，因為「大笪地」的英文譯名不是意思相近的「Big Empty Ground」，而是不倫不類的「Poor People's Night Club」。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很可能是當年的政府官撰寫報告，向英國人上司解譯「大笪地」為何物時想出來的。這是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因為光顧「大笪地」的不限於窮人，但更要非議的是「大笪地」根本不是「夜總會」，後者不會離開酒、色、財、氣，「大笪地」卻完全不是那回事！只要從「車仔麵」或「大笪地」這些香港特有的事物或名稱入手，「本土論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站得住的。但必須指出，無論是「車仔麵」或「大笪地」全賴一群被香港特區政府當成是瘟疫的無牌小販，日曬雨淋，頂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才能在香港社會出現。今日的香港街頭已幾乎沒有小販了，有人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績，因為改善了香港的市容。其實今日的香港不止沒有小販，就連街道也正在消失，不少人以為今日香港的城市發展策略有助香港保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凡此種種說明一套建基於跟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相認的「本土論述」何其迫切。香港的「本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以前的歷史，也不能訴諸「城邦」這種從外邊翻譯得來的事物。小販這群「被壓迫的祖先」在無援無助，又不能背靠偉大祖國的情下，在香港的街頭掙扎求存，創造了「車仔麵」和「大笪地」這些香港獨有的事物。跟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相認，了解小販這群「被壓迫的祖先」和今日香港的緊密關係，香港的「本土論述」便能不言而喻。

馬國明: 古老石山撼地球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今年農曆年初二（2月11日），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突然宣布由於健康關係，感到難以勝任教宗一職，經過不斷祈禱和深思後，決定今年二月之後便不再任教宗。消息公布後轟動全球。

歷史上的歷任教宗都是任職至死。

本篤十六世的決定雖然不是前無古人，國際上的主流媒體便指出六百年前便有在位教宗辭職的先例；但六百年前的教會正處於多事之秋，由於教宗一度離開羅馬，改以在今日法國境內的一處名為Avignon的地方作為居所，引致公元十五世紀初期曾一度同時出現三位教宗，教會陷於分裂。為了解決問題，其中一位教宗召開The Council of Constance（1414-1418）。多位主教、修道會院長和神學家出席會議。會議邀請三位教宗一起辭職，然後另選一位新教宗。三位受邀辭職的教宗之中，只有額我略十二世自願辭職。重溫六百年前這段幾乎令教會四分五裂的歷史，教宗本篤十六世日前的舉動可以說前無古人。

對信徒而言，正如教宗本人呼籲，信徒必須為他本人和教會祈禱，其他的事就留待天主聖神引領。對非信徒來說，教宗辭職除了有如隕石襲地球這般突如其來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說和值得說？既然提及隕石，就由隕石說起吧！隕石是石頭，不過是太陽系裏最古老的石頭。科學家認為隕石就是形成太陽系裏各行星（包括地球）的原材料。分析隕石的構造和成分有助科學家理解地球以至太陽系怎樣形成。說回教宗，雖然本篤十六世經常被批評立場保守，與時代脫節，跟上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相比，則是毫無個人魅力可言。但恰恰這位教宗做了前無古人的創舉。

教宗這種制度有如隕石般古老。

誰選的教宗？

教宗其實是羅馬主教，根據教會的傳統，第一任羅馬主教正好是耶穌親自召叫的12宗徒之首的聖伯多祿，教宗既是羅馬主教也就是聖伯多祿的繼承者。在教會的歷史裏，教宗一職受到各種挑戰，前文提及三位教宗同時在位的事情是一例，但更嚴峻的事例不勝枚舉。教宗既是羅馬主教，自公元四世紀中，羅馬以至整個意大利半島不斷受到來自萊茵河以東的遊牧民族入侵和肆意搶掠，羅馬帝國因而崩潰。但當時的教宗額我略一世臨危不亂，更不惜調動其家族在西西里的資產接濟飽受蹂躪的羅馬居民。最後一個入侵意大利的遊牧民族名為Lombards，他們除了搶掠更選擇在意大利北部定居。雖然他們後來亦信奉基督教，但卻是桀驁不馴，不時向羅馬教廷進逼。適逢當時意大利的南部和西西里被來自今日法國西北部的諾曼人（Normans）佔據，位於意大利中部的羅馬教廷可謂腹背受敵。

更大的考驗卻是來自以君士坦丁堡為都的東羅馬帝國，把基督教提升為羅馬國教的君士坦丁為了行政上的方便把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面，並在拜占庭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後者不似羅馬，未有受到萊茵河以東的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搶略。羅馬雖然覆亡，但東面的東羅馬帝國卻絲毫無損。君士坦丁堡雖然是新建的首都，但羅馬既覆亡，東羅馬帝國當然希望培植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取代羅馬主教在教會的地位，這也是後來導致教會首次分裂的原因之一。不過桀驁不馴的遊牧民族或東羅馬帝國的進逼對教宗一職的威脅都不及意大利的複雜政治形勢構成的影響。在中世紀的年代，教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教宗則是教會之首，意大利的各大家族以至歐洲的王室無不試圖影響教宗的人選。意大利的大家族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透過安插家族的子弟當神職人員，直接染指教宗一職。由於這個原因，在1492至1503年的11年間，教會由可能是史上最差劣的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領導。

惡名昭彰的亞歷山大六世

這位惡名昭彰的教宗來意大利的Borgias家族，這位教宗有如中國歷史裏那些荒淫無道的皇帝，不但教宗一職，就連整個教會幾乎因為這樣的一位教宗而喪亡。值得注意的是亞歷山大六世在位時正值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高峰，當時身處佛羅倫斯的一位道明會修會院長Savonarola對文藝復興不但毫無好感，更組織了一次行動，在佛羅倫斯的市廣場銷眦大量蒐集得來的藝術品。Savonarola對亞歷山大六世的所作所為當然看不過眼，並大肆抨擊，後來被亞歷山大六世判為宣揚異端而被處死。

對信徒而言，這是一段極之不光彩的歷史；但對非信徒來說，這一段歷史卻是曲折離奇。佛羅倫斯無疑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搖籃，但羅馬才是文藝復興大放異彩之地。事實上，羅馬教廷是文藝復興最主要的贊助者，米高安哲羅的曠世傑作固然成就於梵蒂岡的西斯汀教堂，拉斐爾最傑出的作品《雅典學派》同樣是梵蒂岡裏的一幅壁畫。惡名昭著的亞歷山大六世對文藝復興雖無甚貢獻，但起碼他不會像Savonarola那樣要銷眦當時的藝術品。他的繼任人Julius II為了消除亞歷山大六世的一切痕舻，邀請米高安哲羅和拉斐爾到梵蒂岡成就二人的曠世傑作。總括而言，歷史裏的教宗面對各種挑戰，亦受盡各種考驗，教宗這一古老體制一直運作至今。近代的教宗更不時做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若望保祿二世以首位波蘭教宗訪問波蘭，萬人空巷，直接動搖當時的波蘭共產政權，亦間接促成蘇聯的解體。古老的事物一樣可以令人意想不到，或許這也是教宗本篤十六世辭職對非信徒們帶來的信息。

馬國明：香港民主運動的盲點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泛民雖保持關鍵少數席位，但在地區直選出現得票多卻失議席的情況。選舉過後，輿論直指泛民選舉策略拙劣。另一方面，泛民的整體得票率下降，所謂「六四黃金定律」已被蠶食。其實早在選舉之前，泛民的選情已令支持者無所適從。個別泛民黨派互相攻訐，「投共」帽子更滿天飛，這種情只會令泛民原有的支持者心灰意冷。事實上，新一屆立會選舉的投票率雖創歷史新高，但泛民整體得票率不升反跌，或許說明泛民在選舉之前自我製造的亂局早已埋下挫敗種子。

泛民的亂局源自二○一○年的「五區公投」和政改風波，當時作為泛民最主要政黨的民主黨對前者態度曖昧，早已引起投身公投的黨派不滿。其後民主黨支持一個既沒有路線圖，亦缺乏普選時間表的政改方案，惹來出賣民主的指摘。無論如何，政改一役令原本不過是鬆散、缺乏組織聯繫和必須紀律的泛民黨派連聯手否決「不夠秤」的政改方案的唯一共同目標亦消失了，泛民四分五裂。從社民連無緣無故（起碼對一般泛民支持者來說）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主打狙擊支持政改的泛民黨派，令情亂上加亂。

如何落實雙普選現分歧

本文的目的卻不是要諉過於任何個別人士或黨派。泛民在政治上節節倒退的原因絕非由於策略拙劣或互相攻訐所致，這些不過是泛民失敗的病徵而已。泛民黨派之間唯一共通的是爭取盡早落實雙普選，但二○一○年政改一役令泛民黨派之間對如何盡早落實雙普選出現嚴重分歧，詛語亦從此未曾間斷，在這種情下當然無法共同製訂有效的選舉策略。因此需要問的問題是泛民黨派之間除了「爭取盡早落實雙普選」，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足以促成泛民黨派之間放下歧見，一起奮鬥嗎？答案顯然不是，眼前便有由一群十多歲的中學生發起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在學生們鍥而不捨四出抗議下，已成功發展為一場全民運動。有評論者認為泛民的老大哥民主黨嚴重老化，跟當前的香港社會脫節。

但正如剛辭去黨主席一職的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己剛六十歲，對從政者而言並不老。事實上，六十是耳順之年，六十歲的人思想最成熟，人生體會亦深刻，正好是一展所長的時候。現在何俊仁要為民主黨選舉挫敗而辭職，對民主黨支持政改感到反感，甚至覺得被出賣的泛民支持者而言或許是活該、抵死。但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一方面表明知道有關支持政改的批評，但另一方面卻一再強調當日民主黨採取的是一條理性、溫和、務實的路線，以後亦會堅持此路線。何俊仁的堅持或許勇氣可嘉，卻促成一場激進路線對溫和路線的無謂爭拗。當前香港民主運動迫切須要面對的是「西環治港」、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眼前的「國民教育」無非是取悅中央政府的一項政治工程，旨在解決香港回歸，人心未回歸的問題。

不過所謂人心未回歸的問題實似是而非，首先根本沒有什麼香港回歸，有的是香港主權移交或中國大陸收回香港主權。所謂香港回歸是中國大陸一廂情願的想法，即是說香港回歸，人心未回歸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回歸。何俊仁和其他民主黨核心成員應該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中國大陸和英國談判香港的前途問題時，中國大陸一方不斷強調香港前途問題是中國和英國之間由外交談判解決的問題，中國大陸不斷強調沒有任何人能代表香港，還十分生動說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不能出現三腳苐，即由中國、英國、香港三方面共同商議。在整個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過程裏，香港只是旁觀者，但談判涉及的恰好就是香港。這一段並不是年代久遠的歷史現在已絕少有人提及，但這一段歷史充分說明香港人的身分一直不被中國大陸接納。

團結泛民的新共同議題

另一方面，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即使在後九七年代仍是有增無減。連特區政府的一些舉動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如梁錦松出任財政司長期間，以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勉勵香港市民積極面對經濟不景。香港社會隨即引起一陣憶苦思甜的情懷，而「獅子山下」的歲月正好是香港脫離中國歷史軌舻的歲月，亦即是說香港人的身分有其獨特之處。其後特區政府無視民間要求保育天星碼頭的呼聲，拆掉大多數香港市民有深厚記憶的天星碼頭，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本土意識運動，又再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到數年前北京政府向香港送禮，放寬內地省市居民到香港旅遊的限制（即所謂自由行）。雖然大量內地民眾到香港旅遊有利香港經濟，但亦突顯了香港人和內地民眾的文化差異，間接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或許恰好由於特區政府以至北京當局眼見後九七年代香港人身分的意識有增無減，於是推出「國民教育」，希望改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對香港來說，有關「國民教育」的構想最嚴重的問題是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值得珍而重之，尤其是這個身分曾經被香港現時的宗主國無情地踐踏。民主運動必然涉及身分政治，民主的意義不外乎是說任何人，不分種族、宗教、性別和性取向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很明顯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不斷叫喊要雙普選，這些年來從未能提出另一能團結整個泛民陣營和振奮泛民支持者的議題。

我們香港不但在自己的前途問題上做旁觀者，就連我們自己過去脫離中國歷史軌舻的歲月，不是被當權者以一句空洞的「獅子山精神」概括，就是被英國殖民者有自己臉上貼金地說是經濟奇蹟﹕香港由小漁村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無論是香港的過去或香港的未來，香港都沒有和不被容許有自己的聲音，民主派當然要為弱勢社群發聲。我們香港人的意識不是被刻意踐踏，就是被認定是政治不正確。無論是溫和民主派或激進民主派也不能迴避為香港人身分發聲的責任。雙普選是關乎香港前途的問題，早在上世紀八○年代北京方面已牢牢操控覑香港的前途，絕對不讓香港方面有自己的聲音。但起碼對於我們的過去，對於「獅子山下」的歲月，除了當權者貪一時方便而提出的所謂「獅子山精神」，究竟當年的香港市民具體地做了什麼讓他們在殖民統治下不但活過來，而且活得精彩。無論是溫和或激進民主派都不能迴避為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發聲的責任！

馬國明：劏房局長揭示的政治局面

被傳媒謔稱「劏房局長」的發展局長陳茂波跟傳媒玩捉迷藏玩了七天後終於現身面對傳媒的質詢，陳茂波選擇現身的日子顯然預早計算好。

當天正好是中國首位女航天員和「神州九號」的其他成員到訪香港的日子，陳茂波選擇這個日子現身起碼有航天員們相助分散注意力。

這種計算表面上是高超的公關技巧，問題是陳茂波此舉不過是重施故技而已。

陳茂波曾於8月5日深夜11時59分發表聲明，事後被記者協會嚴厲批評，因為深夜11時59分才發聲明，記者固然無法跟進，更突然打亂了文字媒體的工作。對電子媒體而言，陳茂波的聲明如同雞肋，尚差一分鐘便是零時，一般家庭觀眾早已入睡，收聽或收看電子媒體的人絕不會多。陳茂波選擇深夜的時分發表聲明顯然是存心淡化事件。雖然被嚴厲批評，陳茂波卻依然選擇重施故技，利用航天人員為自己掩護。從公關伎倆而言或許是高超，但陳茂波早有前科，被嚴厲批評之後仍是依然故我，故技重施，只會令人更加反感。

事實上，陳茂波現身之後翌日，多份報章選擇以他的劏房事件為頭條新聞，並認為他的辯解是狡辯而已。由於多份報章對陳茂波的辯解已作了詳盡和十分有說服力的分析和駁斥，這篇文章毋須重複累贅。早在陳茂波的劏房事件曝光時，已有評論慨嘆，陳茂波作為梁振英競選團隊的中堅分子，自梁振英在中聯辦的積極干預下，獲選為第四屆特首之日，陳茂波便知道自己必被委以重任。

事實上，政圈耳語盛傳陳茂波將會是梁振英競選政綱中政府架構重組後新增的副財政司長一職的人選。無論如何，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後，陳茂波既知自己會被委以重任，便應及早安排，結束所有有可能涉及利益衝突或受公眾質疑的業務和商業投資。但陳茂波卻偏要等到傳媒揭發其妻子為股東的公司名下的物業經營劏房時才匆匆劃清界線，聲稱自己與其妻參與的公司無關，對該公司的業務更毫不知情。陳茂波的妻子則發表文字聲明，聲稱該公司的物業出租時租約訂明不得分租。其後傳媒追查得悉該公司購入有關物業時，買賣合約上寫明該物業已分租，陳茂波和妻子先前的聲明立即被質疑與事實不符，陳茂波本人更被認為缺乏誠信，絕不可能擔任要職。

精明能幹鏡花水月

如果說陳茂波早應在梁振英當選之日便及早勸說其妻出售經營劏房公司的股權，避免自己日後會被封為劏房局長，那麼梁振英由當選起便應立即解決其私人物業的僭建問題。但二人都沒有掌握時機，而且當事情被揭發後，二人的即時反應都是迴避責任。當更多資料曝光後（如梁振英物業的木架花棚是購入之後加建的），二人都試圖採取拖字訣。梁振英首先回覆記者說要回家翻查資料才能回答，後來則說留待日後一次過回答所有問題。

在拖字訣的運用上，梁振英有如大師，而陳茂波則不過是「小學雞」而已。不過無論是大師或「小學雞」，梁振英和陳茂波都是公眾人物，當公眾有所質疑時便應立即清楚解釋，消除公眾疑慮。採取拖字訣只會令公眾滿腹疑團。尤其是梁振英，他一副精明能幹的模樣，又處處顯示自己平易近人，「急民之所急」更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口號。不少評論者早已指出，以他那般精明，尤其是他能令香港一眾商賈大跌眼鏡，成為第四任特首，實拜對手牽涉僭建所至，他應不會掉以輕心，忽視自己物業的僭建問題。除非正如他提出的解釋一樣，他不過是一名產業測量師，連屋宇的圖則也看不明，因而對自己家中的僭建物懵然不知。但早有評論指出產業測量師的職責無非為顧客評估物業的價值，如果不能分辨物業裏是否有僭建便根本無法履行職責。梁振英的辯解如果成立，那麼他便是一個不合格的測量師，所謂精明能幹不過是水月鏡花而已。

解疑團良方﹕香港自治

上述有關梁振英僭建風波的評論全是拾人牙慧，毫無新意。這裏重提無非要說明梁振英的僭建風波已拖延多時，梁振英的如意算盤似乎是要拖至人們完全淡忘。梁振英的策略似乎甚為成功，或許恰好因為有梁振英的示範，身為下屬的陳茂波便有樣學樣，同樣試圖採取拖字訣。當然陳茂波不是梁振英，同是拖字訣，陳茂波卻表現得非常拙劣。但如果陳茂波像梁振英那麼高明，問題也不會因此而消失。

以目前已公開的資料顯示，梁振英私人物業牽涉的僭建問題遠不及唐英年的地下王宮那麼震撼。梁振英當選後不斷強調他的政府行事果斷，不會蹉跎歲月，又說他的政府會開誠布公。但偏偏涉及梁振英物業的僭建問題時卻一味採取拖字訣，梁振英的拖字訣愈成功，他領導的政府便愈難令人信服。以梁振英的精明不會看不到這一顯淺的道理。當梁振英最新任命的局長人選陷入備受公眾質疑的劏房事件時，梁振英並沒有像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那樣，敦促陳茂波面對公眾，解釋公眾的疑問，反而怪責傳媒未有全面報道陳茂波和妻子對事件的澄清。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不止是梁振英私人物業僭建或陳茂波和妻子經營劏房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可以說是個別人物的個別事件而已，但兩位個別人物的個別事件的處理手法卻是雷同，即使高下立見。兩件事件的處理手法不過是不斷玩弄公關伎倆，對於公眾的疑慮卻是置若罔聞。

馬國明:周日話題 - 攝影有啥可怕要禁止

雖然攝影這種技術早在19世紀分別由兩名發明家幾乎同一時間發明，而且在今日21世紀裏發揚光大，但對於攝影的作用和社會意義的討論卻有如鳳毛麟角。即使今日很多人舉起手中的流動電話便能拍照，接著把照片傳送到社交網站。一旦被人廣為流傳便立即成為熱門話題（巴士阿叔事件便是一例），攝影的社會意義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課題。

近日有尖沙嘴的名店阻止市民拍照，社交網站隨即發起抗議，類似事件曾發生在長實集團主理的所謂「活化古蹟計劃」的1881 Heritage。

近日阻人拍照的DOLCE&GABBANA是名店1881 Heritage何嘗不是名店，不過多了古蹟這個幌子而已。市民自願為這些名店拍照無非是仰慕名店的盛名。市民拍照後，珍而藏之的有之，傳到社交網站跟朋友分享的亦有。對名店來說，市民的做法有利而無害，名店為什麼要阻止？據報章報道，DOLCE&GABBANA的人員阻止市民拍照時曾說只准內地遊客拍照，不准香港市民拍照之類的話。時移世易，九七之前，內地人被稱作「亞燦」，今日香港市民卻在自己的地方受到歧視。箇中原因無非是內地豪客購買力驚人，全世界的著名品牌紛紛進駐香港開設旗艦店就是要吸納內地豪客。香港一般市民除了瀏覽櫥窗，便只能舉起相機或手機拍照留念。對於每月付出數以十萬計租的名店而言，這些在店舖前拍照留念的香港市民不過是「搞搞震、冇幫襯」，阻住人家搵食的一群，阻止拍照已是最客氣的做法，借用警方的慣常講法則是最低度的暴力。

原意呈現現實促進變革

因此值得探討的反而是市民在名店前拍照留念的舉動，記得數年前政府硬要拆卸天星碼頭，碼頭最後一日運作的當天，十數萬計的市民蜂擁而至，拍照留念，為的是要留下「美好的回憶」。有關當局宣布拆卸牛頭角下鸷後，市民同樣紛紛專程到那裏拍照，同樣是要留下「美好的回憶」。在香港長大的人，沒有人會不曾乘搭天星小輪﹕在興建海底隧道前，渡海小輪是連接港島和九龍唯一的交通工具。拆卸天星碼頭，把渡輪服務邊緣化，市民蜂擁而至拍照留念，其實是不自覺的無聲抗議。牛下亦有同樣的意味，昔日的公屋建在市區（如北角鸷、蘇屋鸷）或鄰近市區的範圍，今日的公屋則建在偏遠的上水、粉嶺或天水圍，市區的地皮悉數留給地產商。到牛下拍照留念，留下的其實不只是個人的美好回憶或是帶著濃厚懷舊意味的集體回憶，而是留下呈堂證供。起初發明攝影時，人們對這種嶄新技術的社會意義毫無認識，只曉得拿繪畫來比較，攝影因而傾向圖像主義（picturalism），又不斷舉辦攝影沙龍比賽，以美感來判別照片之間的高下。後來才發現照片可用作呈堂證供。德國思想家班雅明那篇聞名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更淋漓盡致分析了攝影技術的社會意義在於呈現一種新的社會現實，一種人的肉眼見不到的社會現實，攝影可以是一種促進社會變革的技術。如果沒有攝影，香港市民對六四的觀感跟官方的版本不會有重大分別，去年初的茉莉花革命，矢志推翻獨裁統治的阿拉伯青年冒死拍下軍警武力鎮壓示威者的場面，然後上載互聯網，將軍警的暴行公諸於世。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群眾事件時屢遭武警粗暴對待，甚至拘押，原因無非是記者的相機會揭穿所謂和諧社會的神話。

港人無力購物揭社會矛盾

攝影是一種促進社會變革的技術，市民湧到天星碼頭和牛下拍照，有朝一日歷史法庭開庭審判特區政府時，市民拍到的照片定可作呈堂證供。市民在名店前拍照又有何社會意義，拍到的照片怎樣促進社會變革？本地的報章大篇幅報道市民拍照被阻之餘，卻未有任何探討問題的意圖。香港雖仍享有辦報的自由，但報章對各種事情的認識仍有待提高。市民在名店前拍照，性質雖然跟天星碼頭和牛下有分別，但當中的社會意義同樣不能忽視。今日香港名店林立，特區官員沾沾自喜，以為是政績昭著的明證。一如內地富豪到香港炒賣樓宇，推高樓價，內地「自由行」的豪客吸引全世界的著名品牌進駐香港，同樣推高店舖的租金。剛過了100歲的彌敦道，二三十年前還會出現「單眼佬涼茶舖」這樣的平民化店舖，現在見到的幾乎全是金舖或珠寶店。如果「雙非」嬰孩攻破香港的醫療體制是「自由行」的不良副作用，今日香港名店林立，彌敦道變金舖街同樣也是「自由行」的不良副作用。香港的街道原以服務香港市民為主，當然香港一直吸引不少外地遊客到訪，尖沙嘴一段彌敦道便以服務遊客為主。市民或許也曾在尖沙嘴一段的彌敦道拍照，但從未聞被阻。九七後經常聽到「溫水煮蛙」，但這種事其實發生在香港的街頭。名店或金舖不是為一般香港市民而開設的，因此才會被人阻止拍照。在名店前拍照的市民或許是以照片代替自己沒有能力購買的物品，但這個卑微的舉動已足以暴露香港社會的矛盾。當香港看似四處閃耀生輝，璀璨奪目時，香港已不再屬於香港市民了，在名店前拍的照片呈現的是一種香港市民無處容身的社會現實，這些照片同樣是歷史法庭開庭時的呈堂證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