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世紀.大學﹕教資會,你憑什麼?



文/劉笑敢

編按:近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倡「科學式管理」,憑數據來重新分配資源,理念備受爭議。退休教授、著名學者劉笑敢,自今天起,撰文分享他對新制度的所思所想。

筆者相信,目前為止,香港的大學教育整體水平和周邊很多大學相比,還是很好的。本人在港任教十餘年,升級、申請研究項目、獲獎、延聘都順利,現已欣然退休。此文乃自願分擔在職同事的壓力和憂慮,不及、不針對任何個人。

「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

近年來,一種緊張與不安的氛圍瀰漫在很多大學的科系和教授心頭。根源在於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推出以扣留、競爭、重撥的方法重新分配教育資源。對教資會的具體做法有不同解釋和理解,但清楚的是:教資會將佔大學總預算四分之一的研究經費抽起,再根據競爭結果的數字重新分配。競爭標準有二:一是RAEs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研究評審工作)的評分,二是競爭RGCResearch Grants Concil,研究資助局)研究項目的結果。第一個標準從英國搬來,雖然弊端不少,但還不如教資會所發明的第二個標準影響惡劣。然教資會恰恰要減少第一個標準的份額,加大第二個標準的份額,直到各佔一半。

看起來教資會要重新回撥的只是教育經費中的研究經費,不及教學經費,但大學系一級的預算主要就是教職員的工資,一些科系無法將抽走的可觀比例的經費爭回來,那就不得不裁員,直接受威脅的正是教育部分。因此很多系主任、院長面對隱隱逼來的削經費、裁教授的威脅,一籌莫展。這就直接干和干擾各大學正常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的比重及方向,並將進一壓縮各大學面向學生、面向香港社會服務的空間和資源投入。

這是比古代「二桃殺三士」更「高明」的現代計謀:政府不提供「桃子」作獎品,就將所有大學、院系關入無法逃的、自相殘殺的角鬥場。這是「將別人碗裏的飯搶過來吃」的低等遊戲,讓教授們本應專注於教學與研究本身的精力不得不轉向如何搶飯吃。申請研究經費又多了一重非學術的干擾和壓力。此競爭的輸贏標準是在研究項目和經費等方面的數字化標準,完全不考慮學科研究性質、方法的不同,以及研究人員的研究和教學的實際需要、態度、能力和特殊貢獻,與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沒有關係。這將嚴重破壞香港大學教育的生態環境,對廣大師生以及香港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一,這種競爭是完全不必要的。請問,史丹福、柏克萊、普林斯頓,哪間國際一流大學是靠這種模式競爭出來的?第二,這種競爭的標準是先天不合理、不公平的;第三,這種競爭將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精力轉向研究經費數量的競爭,而不是研究本身的需要和價;第四,這種決策反映了香港教育在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上 的偏差。

東施效顰的「科學式管理」

辯曰:「教資會的決策是為了通過競爭更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公帑資源。」此貌似合理,其計算公式也可謂複雜而細密。技術上的圓熟似乎可以掩蓋和美化主事者管視野的偏狹和在根本方向上的盲點。這種市場化、標準化管理模式讓我們想到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美國工廠大行其道的泰羅制。泰羅(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發明「科學式管理」的鼻祖,其管理的首要目標是提高生效率,方法是標準化。這種管理模式的確為工業發展帶來過高速增長,但是也將工人推到了極端緊張乏味的工作之中,工人不再是一個個獨特的、活的生命,而是創造利潤過程中的「標準件」。這種模式在工業界已經過時,但卻被西方教育界某些人當作法寶。香港教資會之實際決策者更趨之若鶩,一味追求市場效益和量化標準。潮流之下,大學教師承受的壓力與日增,師生關係日益淡化,教授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工人,學生愈來愈像流水線上的品。在管理者心目中,人不見了,只剩下數字和名次。

市場化和標準化管理原則的前提和歸宿都在於將教師和學生當作「物」而不當做人,將崇高的教育事業當作一盤生意,將大學當作一個公司來衡量,完全不考慮青年一代全面成長所需要的健康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將大學校園變成一個只知計算成敗得失而冷漠無情的名利場。要知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生有消費價的商品,而是培養一代代心靈健全、有責任感、有人文精神、能獨立思考、會創造的人。這樣的人,才是香港的人才,才是香港無可替代的財富,才能一代代地促進香港社會向健康、富足而祥和的方向發展,避免香港走向只有輸贏爭鬥、沒有人情暖的冷酷社會。

辦學沒有魔術棒

或曰:「教資會的決策不過是引入了當今發達國家先進的教育管理模式。」這是似是而非之論。這種對教育的量化管理模式才開始流行不過二十年左右,但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已經建成數百年,這些名校的成功難道是靠今天才流行的量化管理模式達成的嗎?芝加哥大學一個教授可以為一個本科生開《金瓶梅》的課,牛津大學一個老師可以和三兩個學生邊喝咖啡邊上課,這符合教資會奉為圭臬的量化管理模式嗎?我們當然知道,在精英教育走入普及教育的時代,由政府主導的大學不可能有這種奢侈的教育模式,但我們至少應該頭腦清醒地看到,所謂量化管理模式不是各地名校的成功經驗,更不是在香港複製世界名校的魔術棒。

在所謂的潮流面前,教資會沒有基本的反思能力,不僅隨波逐流,而且變本加厲。教資會的決定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吹風,已經引起大學校、院、系之管理層及普通教師普遍的憂慮和緊張。公開批評已經見於報端和網絡,但教資會一意孤行。多年來,筆者感受不到教資會對大學師生的關心、支持和幫助,感受到的只有壓力、逼迫帶來的經常的、無謂的繁忙和不安,好像一根無形的皮鞭在大家頭上甩來甩去,不得不根據教資會行政指令做很多明知耗時多、益處少的事。比如,教資會要求大學推行新的規範和各種評鑑,即使各種評鑑以及國際排名對中大哲學系評價都很高,但新的撥款標準一來,次評鑑結果和排名都煙消雲散。各種評鑑佔用教授教學和研究的大量寶貴時間,卻不敵一次評估後電腦幾秒鐘算出來的一個數字,既然如此,教資會連續推動的勞民傷財的各種你來我往的評鑑意義何在?

當今大學教育,美國平均水平最高,而美國各級政府對大學,包括政府撥款的公立大學,都極少發號施令,更沒有不分院校、科系的統一評鑑。如果向先進國家學習,是否應該參照美國政府對公立大學的管理原則呢?(明天續)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一九七八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張岱年讀研究生。一九八八年赴美,先後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宗教系、哈佛燕京學社任訪問學者、講師、研究員。一九九三年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高級講師、副教授,二○○一年起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後出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有《老子古今》等。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世紀.大學哲人從未遇過的辯題:研究經費可反映學術水平?
文 .劉笑敢

編按:中大退休教授劉笑敢是知名學者,見證香港大專教育經「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倡議「科學式管理」理念後的教育。昨天,劉笑敢細述教資會實踐理念時的舉措如何影響大學資源分配;今天,他再列舉教資會倡議了什麼,並提到哲人勞思光、唐君毅、牟宗三……

或曰:「研資局之項目審批過程嚴格公正,因此得到研究經費的項目量及金額可以反映各院校和科系的學術水平。」這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沒錯,研究項目申請成功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學科之學術水準和研究實力,但這只是對某些學科更適用的一項標準而已,而這項標準本身也不完全可靠。

著作優秀會受懲罰?

第一,申請研究項目的關鍵之一是撰寫研究計劃和填報表格的技巧,這不能代表申請人全面的研究能力和該項目的學術價,而申請表格對很多學科來完全是削足適履的設計。第二,這種審制度可以有效淘汰低劣的計劃,但也會否定突破性的探索,因為匿名審的同行未必理解最新的突破性研究的意圖和意義,於是最終通過的可能是四平八穩、稍有新意的研究項目。已經有學者在網上抱怨,他精心準備的研究項目不獲批准,馬虎湊數的計劃卻順利通過。第三,花錢多的項目不一定學術價高,還有可能浪費公帑,而花錢少的項目未必學術水平低。第四,以研究計劃獲得資助數額為標準等於以研究經費的投入,而不是以研究的成果為科研水平的量度,這顯然是荒謬的。

事實上,當今世界著名哲學家沒有誰是靠競爭研究經費而寫出優秀著作的。Isaiah Berlin不是,John Rawls不是,Donald Davidson也不是,勞思光、唐君毅、牟宗三都不是。顯然,一項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和學術能力並不與所花經費成正比。不花公帑一分錢,卻寫出優秀著作,不但得不到鼓勵,反而要受到懲罰,這是對誰有利的政策?對大學來,總體來,研究經費當然愈多愈好,但顯而易見的是:經費充足只是研究成果的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不要經費,少要經費,但做出研究成績更應該獲得獎勵。

香港之某些大學對教授的評核不以學刊分類和論文數量為主要標準,而是以專家評審代表作為依據,這在日常升遷、實任制等分散評審的運作中堪稱最佳方案。但是教資會要定期在全港各校作全面評估(RAEs),情就不同了。一是各地來的專家數量和時間有限,要在短時間看完所有科目領域的代表作,不可能細心周到。二是小量代表性專家要審所有學科領域的作品,因此個專家都可能要為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作審判。比如,五個專家可以很好地代表二十個領域,但他們可能要評鑑四十甚至八十個領域的著作,這對某些領域的教師就很不公平。三是這種評判結果是保密的,即使專家之評分因學派不同、或有個人成見而有偏頗,被評鑑者也無從得知,更無從申辯,但它會影響某些科系的總體得分和經費分配。

學生在這制度下如何吃虧

如上所述,教資會所要計算的原始數據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客觀、準確,在這些不可靠的數據上進行的細密複雜的「科學」計算也就徒有「嚴謹」和「公正」的時尚標籤。這種對數字公式的崇拜體現了政府對各大學管理層和教授的無端的不信任。教資會的決策有如聰明人相信自己可以發明一個對籃球、足球、排球、水球、棒球、桌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欖球都一律適用的競賽標準。其實,政府和商界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支持那些有望為香港拿金牌的體育項目,但為了香港民眾的根本利益,政府也要義不容辭地撥款支持不能拿金牌,但民眾喜歡、需要的體育項目和設施。民眾的健康就是回報,就是效益,即使無法量化評估也要投資,這是政府的責任、義務和公德。

總之,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都是造福社會的事業,都首先應該考慮學生與社會的需要和利益,不能處處用數字來評估教育與研究的效益與回報。

或曰:「教資會不想排斥任何學科,只是付之於公平競爭、獎優汰劣而已。」這是掩耳盜鈴。教資會所設計的競爭的計算公式,是有明顯的傾斜方向的。第一,科技類院校和面向市場的院系比較有優勢;第二,需要大量昂貴設備的科系有優勢;第三,需要團隊合作的研究項目有優勢;第四;需要長期重複操作的實驗項目有優勢,因為研究助理可以代替教授承擔大量實驗操作,而以理論研究為主的學科主要需要教授本人的認真讀、思考和寫作,用經費請的助理幫不上很多忙,用經費請人代課則很難找到合適人選,吃虧的還是學生,傷害的還是教育。

此外,複雜的計算公式似乎是兼顧考慮了很多方面,但是卻忽略或者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即這些方面往往是不可比的,而決策者主觀設定的權重往往事先決定了最後的結果。比如,大象比猴子體力好,猴子比大象靈活,如果要用一個「全面」的公式評估猴子和大象的綜合性優劣指標,那就要設定權重。如果體力佔總數百分之六十,那麼大象綜合指數就高;如果靈活性權重高,猴子就會勝出。引入更多的權重設定會幫助掩蓋設計者的主觀意向,但並不會增加公式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這種複雜的計算公式的唯一好處是教資會不需要直接面對惡性競爭帶來的不良後果和批評,一切不利後果都可以推給「科學」管理,沒有人需要承擔任何後果和責任。

誰挑起惡性競爭

事實上,教資會的計算公式是在有意挑動大學之間、院系之間的惡性競爭,先天不利的院校或科系為保住原來的百分比不被別人搶走而憂心忡忡,雄心勃勃者則力求奪得他校、他系的那一份,勝者喜,輸者憂,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決無和諧或雙贏的可能,與奧林匹克式的體育競爭根本不同。本來繁忙的大學教授又平添了壓力和緊張。

在很多情下,良性的、必要的競爭的確可以激發人的熱情和創造力,但是人為設計的、起點不公、非自願參加、以鄰為壑的競爭則是弊端明顯,隱患無窮。不僅會刺激重數量、輕品質的不良傾向,更會令廣大有責任感的老師過度操勞,或不得不減少對學生和教育的關注,或犧牲個人健康和正常生活。院長、系主任及擔任各種職務的教授更為辛苦操勞,但他們的特殊努力和付出在對研究的量化評鑑中得不到承認。少數生性豁達、有更高追求的老師在重壓下只能選擇另一種生活目標,個別不負責任的老師也可能安於應付,得過且過。

關於惡性競爭之弊,哈佛商學院百年校慶時一學生曾「商學院是培養不悅之人的工廠(the factory of unhappy people)」。原因在於學生競爭成性,在無所謂失敗的項目中也極力競爭。在校與同學爭,畢業後與同事爭,當了老闆與同行爭,終生不得安寧,何來幸福快樂?大學不斷培養這樣的人,社會能祥和嗎?得注意的是,哈佛之為哈佛的一個偉大之處正在於他們自己的教授和學生對自身的「偉大」始終保持一種反思精神,而不是自得自滿,自以為是。

(明天續)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世紀.大學教資會權力何來?
 文 .劉笑敢

最後,我們也可以想到,教資會或許也有難言之隱,因為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是吝嗇和沒有遠見的,香港政府對教育和研究的撥款在GDP中所佔比例不僅低於世界發達國家,而且低於周邊一些不很發達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和泰國。但是,我們直接面對、不得不執行的破壞性政策畢竟是來自教資會的。所以我們的批評首先要指向教資會。對香港的教育政策當有另文討論。實際上,教資會作為既無法定權力、也無行政權力的諮詢機構(見教資會官方網站),本來就不應該充當八間大學太上皇的角色,不應該巧借撥款為指揮棒,直接干預各大學、院系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的主動權。要監督經費的使用,重要的是考核教學效果如何,研究成果如何,行政開支和研究教學開支的比例如何,有無貪與浪費,不應該將焦點集中於誰得到和花掉了更多的研究經費。要修訂撥款方針也不應該挑動各大學、院系之間無謂的競爭。如果要在不同院校間進行評鑑,應該是醫學院與醫學院相比,理學院與理學院相比,工學院與工學院相比,不能讓醫學院與文學院比效益,讓理學院與商學院比需要。教資會如果真要提升香港大學的總體水平,應該研究各地一流大學豐富的成功的教學經驗、研究經驗,以及管理經驗,不能執迷於一個適合所有院校、科系的量化公式

兩件事得一提。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見到一位大型實驗室的主任,談到他們的經費主要來自於美國國防部。我試探地問,你們是不是一兩年要向國防部報告各項研究之進展。他:完全沒有,國防部什麼都不問。後來在一期《信報》上看到,國防部給史丹福大學很多經費,有人問國防部的技術官員,你們如何管理他們經費的使用?那位官員:不用管,最好的人是不用管的。這時我才完全相信柏克萊那位主任所是真。這大概就是柏克萊之所以是柏克萊,史丹福之所以是史丹福的原因。或曰,我們的制度和他們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還要驅趕所有學校和科系的老師去追逐統一的量化指標和以名校為龍頭的國際標準?

誰在狐假虎威?

由此我想到,如果政府相信大學所請的校長、院長、教授是及格的,那麼就不必對他們不停地揮舞行政的和預算的指揮棒,鞭策施壓;如果他們不及格,就去找更好的校長、院長和教授,何須殫精竭慮,不斷發號施令?難道一個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人一旦坐到了教資會的椅子上就比大學校長、院長、教授更懂得教育和研究?難道大學的成功不在於全體老師安心教書,專心研究,而在於服從政府機構的指揮棒?如果教資會真的覺得這種量化考核和評分的辦法普遍適用,是否可以讓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以及香港特首辦公室設定一個「科學的」計算公式來評判教資會及秘書處官員的專業水準和業績,由此重新分配他們的人事編制、預算經費以及下屬部門的分配方案,以便更有效使用公帑?

曾任美國總統的列根講過一句名言:「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蔣經國過:「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經濟學人》(Economist)知名主編Walter Bagehot曾經過:「政府施政如果單調乏味,那是一個好的象。」來令人痛心,教資會一系列「折騰」各大學的決策正是校園中不平、不寧、不祥之氣的根源。請教資會的實際決策者想一下,你們的權力,是只為了彰顯你們短期可量化的業績,還是也要關心一下香港學子的全面發展和香港社會的長遠需要?如果教資會真的關心香港的高等教育,真的關心香港社會未來的健康發展,是否可以組織各界對高等教育的目標、任務、方向進行一個深入全面的討論?

後記:讀過本文不同初稿的教授、朋友貢獻良多,在此誠摯謝意。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教資會,一葉障目向何方?」)


古德明: 請為拍照、冷水澆面




問:旅遊時,請人家為我們拍縱向或橫向相片,英文應怎樣?又沖洗底片,除了develop一字,有沒有其他法?

答:縱向相片和橫向相片,英文叫vertical photograph以及horizontal photograph。請人家給你拍縱向或橫向照片,英文可以Could you take a vertical / horizontal photo of us?另一法是:Could you take a photo of us? Please hold the camera vertically / horizontally(可不可以給我們拍張照片?請縱向/橫向拿相機)。

至於沖洗底片,一般是用develop一字,但process也頗常用,例如:Where can we have this spool developed / processed?(這捲軟片,可以在哪裏沖洗?)《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以下一句的processed,改為developed也可以:I sent three rolls of film away to be processed(我送了三捲軟片去沖洗)。

問:見學生上課打瞌睡,着他們去廁所「洗洗面,提提神」,英文可不可以Go wash your face

答:go wash your face是沒有錯的,例如:Go wash your face with cold water to keep yourself awake(去用冷水洗洗面,以免入睡)。不過,較好的法是Go splash your face with cold water(去用冷水澆澆面)。另一法是:Go throw / splash some cold water on your face



古德明: 手段骯髒、並非如此

問:以下兩句,是什麼意思?──(1DAB supporters get down and dirty in a Shamshuipo clean-up。(2It is not the case that everyone confirmed to be infected with H7N9 is clustered in one small area with the same source of exposure

答:第一句較難明白的,應是down and dirty這成語。Down and dirty多是指處事使用卑手段,但也可以指「邋遢的」,例如:(1Leung Chun-ying's election campaign got down and dirty when he told lies upon lies(梁振英競選期間,不斷謊,手段十分骯髒)。(2He lives in a down and dirty street(他居住的街道很邋遢)。讀者的第一句,down and dirty當然是取第二個意思,但顯然有心使人想到第一個意思,以吸引讀者。全句意思是:「民建聯支持者不避骯髒,到深水大掃除。」

至於第二句,那位讀者不明白It is not the case五字。按case是「情況」或「事實」,例如:(1They say they love China, but that is not the case(他們愛中國,事實卻不是這樣)。(2He is said to be very learned, but if that is the case, why can't he answer so simple a question?(據他很有學問,要是如此,為什麼那樣簡單的問題,他都不能回答?)讀者的第二句,意思就是:「證實染上H7N9禽流感者,並不是人人都擠在一個小小的地方,暴露在同一環境之下。」

 

陶傑 :地鐵美景




一名白人少女在香港地鐵車廂伸腿坐在地板上,被網民拍下上載,讚揚這位「外籍少女」的坐姿娟好,美化了香港環境,並與中國乘客蹲的姿勢圖比較,引致一些愛國的中國網民批判,是「雙重標準」。

我上網瀏覽,發現這位白人少女的坐姿,確實是很美。

首先,語文用字要求精確,「外籍少女」一詞引人誤會,因為今日的「外籍少女」,可以是留學美國、取得綠卡、並歸化美籍的中國高官的女兒,「外籍少女」不一定特別「高級」,圖片裏的少女是一位白人,是什麼國籍,並不重要。

語文正名之後,就該探討美學了。白人少女的坐姿佳美,因為她穿短褲,伸長的一對美腿,線條姣秀,而且她雖席地而坐,美腿都是併攏的,證明她雖然年少不羈,但卓有家教。

第二,圖中白人美少女穿一件淺藍色T恤,米白短褲,揹一隻深藍色行囊,色彩的選擇很好,沒有半點香港人講的「娘味」。拍照的網民,必是見慣自由行遊客大嬸喧紅爆綠的強國式衣裝風格,方覺得眼前白人少女,如流水、如清蓮,在喧譟的中國人社會之中,確實是一道心曠神怡的風景線。

一個Top Shot,她很自然的坐在地上,在講手提電話,從她的衣着品味和坐姿來判斷,觀者不在現場,也可以猜到她講手提電話的聲線,必定很低。

網民很壞,也上載另一位強國乘客蹲車廂的圖片比較。這樣一比較之下,美感在哪一位的一邊,即使是瞎子,也看出來了。

盲目愛中國的人士,自然受不了,為甚麼同樣是蹲坐,你那麼「崇洋」?他們痛苦地大叫「這是雙重標準」。

但是美醜不兩立,在美學上,當然有雙重標準──譬如同樣是男人,一齣電影,阿倫狄龍做主角,跟那位什麼「香港第X才子」做主角(沒有是誰,慎勿對號自行入座),你會掏錢買票,幫襯哪一齣?

正如一個是「港英行政局」,一個是特區「行政會議」,都叫「行政」,比較之下,必定高下立判──不錯,「港英行政局」也有「官商勾結」:英國人勾結豐大班,讓豐做了發鈔銀行,但是,豐銀行有公信力,其獅子之圖徽,美感,我相信豐銀行多過相信中國博大精深的玄學文化裏的冥通銀行。

在美學的範圍中,沒有愛國不愛國的標準,而且很遺憾,在當代,你會發覺,你越崇尚美,越不「愛國」。中國人社會太多金融工商課程,缺乏美學教育,無辦法啦。

 

陶傑 :Out了的感覺

「六四」燭光會,今年因主辦單位的口號「愛國愛民」,巿場反應不佳,香港年輕人覺得這四個字老土,醞釀杯葛。

主辦人覺得很委屈,他們提出「愛國愛民」,或許一心想將這四個字的「話語權」從頭確立。然而,「愛國」這個詞彙,就像巿品,不再符合潮流。不但落後於潮流,而且帶有一股腐朽氣味。巿塲覺得厭惡,就是厭惡,聰明的人,從來不會跟巿場爭論。巿西,你千萬不要鬥氣偏要向東,否則吃虧必然是自己。
在潮流的世界,不一定都講理性。一件事情,一項商品,Out了就是Out了,沒有道理可講。

譬如香港從前有一份「華僑日報」,新聞取態健康,副刊風格正派,講文化,宣揚書畫藝術,但是有一天,忽然這樣辦報紙Out了,正如電影觀眾不想再看張活游楚帆了,如果還想再跟這個世界溝通,別無選擇,你必須改變。

「愛國愛民」這四個字,一點問題也沒有,只是今日已經跟華僑日報和張活游楚帆歸類了。不要問為什麼,只是同是暴露,今日的年輕人愛看周秀娜,不想再看狄娜了。

「愛國愛民」已經Out了,因為中國人越愛國越要移民美國加拿大,越愛國越要將子女送寄宿學校的英國。正如罵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早就Out了一樣,人「崇洋」、「漢奸」,早就不再是「抹黑」,而是像呼吸一樣正常的品味取向,甚至是恭維了。什麼「愛國愛民」,怎會不是票房毒藥?

既不懂得如何「愛國」,更無資格「愛民」。中國話有成語「愛民如子」,「愛民」是中國皇帝的權力和責任。在西方文明國家,你做好一名公民就了,連英國首相也不必「愛民」,因為你是民選的,你向國民盡領導之責即可,正如一個打工仔,不必愛你的老闆,做好你份職責就可以了。

中國文人生來十分沉重,愛國愛民?這個包袱太偉大了。在On-line時代,一切但求逼真,上路最好輕身,一切講感覺,感覺不對的,會受到唾棄。

正如一般豪宅或偽充的豪宅,不知何時開始,進門的賓客要把鞋子下放在門外,換上主家賓傭遞上來的一雙酒店帶回來的白海棉拖鞋。不要跟全香港的主爭論,鞋子下,放在門外,只穿襪子進門來等換拖鞋吧。

陶傑: 山中七日

特首的表現,中國政府據不是太滿意,認為「貨不對辦」。壹傳媒報道,中方已經動「Plan B」計劃,考慮換人。

然而港澳辦主任即召見香港漁農界人士,指出中方並無意更換特首。

如此否認,論調十分中性。以中國的脾氣,如果真無此事,又是香港的壹傳媒報道,中方一定高調「闢謠」,加幾句:「境外敵對勢力造謠分化、別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之類,如年前香港的亞視報道江澤民逝世,中方闢謠,對不會跟造謠者客氣,即使對方是自己人的亞視,一定有一副架勢。

現在沒有。是什麼意思?中國的政治,及精確的計算,有時是非常理性的,讀中國,心思要縝密,還要有記憶力,加一點推理。

現在就換人,確實困難,因為實在太沒有面子。尤其這一位,當初工商界和許多有識之士,均向上晉言,期期以為不可,認為還是唐英年先生的心術人格,比較正派。哪知道中方認為香港商界要找代理人,勾結外國勢力什麼的,你越要異議,中國越要跟你鬥氣,於是圈選了另外那個。

最後商界想妥協,好了,不要唐先生亦可,另找一個行不行?例如也相當正派的曾鈺成。但中國也不行──中國的心理,是一個「疑」字先行,你越要質疑我,越是有反骨,你這是什麼意思?是美國幕後叫你們聯合起來奪權搞我嗎?中國人愛鬥氣,一鬥氣的情緒,就沒有道理可講。

事情發展到今日,自然令人遺憾。外國人的「彼得定律」:一個人,都可能被提拔到他力所不能及的高位。追究責任起來,是誰交上這個名字、拍胸脯這個人一定行的呢?中國人社會到這一,都你看我、我看你,無人願意承擔了。

這是香港必然走向沒落的理由,無可逃避,也沒得抵賴。然而當事人總算有一點高明:他會運用中國人制度的「優勢」,他當日能突圍而出上得去,自然也能做到你沒有辦法替換掉。就這樣膠僵着拖下去。所以這場戲接下去尚有大把看頭,不要毛躁,看下去吧。




梁文道: 教主




雖然「本土派」的部份主張看起來那麼像港澳辦發言人所的話,雖然他們叫大家忘記六四的主張在效果上幫了中聯辦一把;但我並不以為他們是高明的「五毛」,潛伏的「土共」。要下這種近乎陰謀論的斷言,不只需要更精密的推論,還必須有足堅實的證據。尤其「本土派」中的核心人物陳雲,我不會輕易地扣他帽子;相反地,我很認真地看待他的論,將來還要好好地嚴肅討論。

因他而起的爭議卻是一個很好的起點,能讓我們暫時檢視一下今天香港公共討論裏的一個有趣現象。比如他的一些粉絲,我發現他們有時候會用「戰無不勝」和「算無遺策」這樣的詞語去形容他們心目中的「教主」。坦白講,在我有限的見識範圍之,過去幾十年只有另一個人時常被人誇讚為「戰無不勝、算無遺策」,那個人就是毛澤東。而今天的香港,卻一下子出現了幾個「永遠正確」的「教主」(除了陳雲,另一位當數毓民),這難道不是個很好玩的現象嗎?

比起恭維「教主」,更有意思的是「信徒」們批評乃至於攻擊對手的方式,因為那些動輒從猜測別人動機入手的分析,因言廢人加上因人廢言的浮泛判斷,以及務求把對方罵臭罵倒的修辭(例如「奸」和「賊」一類的字眼),全都讓我想起了當年共黨發起的幾次政治運動。直到現在,大陸網上的「五毛」都還很喜歡把自己不同意的人稱為「漢奸」和「賣國賊」,就和我們的本土派把包括李柱銘在的人物叫做「港奸」及「賣港賊」一樣;分別只在於把「漢」與「國」換成了「港」而已。

為什麼自詡為「更高等種族」的這群人的思維方式與用語習慣,會那麼像他們最瞧不起的「強國盲毛」呢?為什麼理論上最反共的人,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卻變得盡得老共真傳?

(變成你的敵人二之一)

翻版敵人

凡是認真關注過海外民運史的人,大概都會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不少反共反了半輩子的人,如今起話來,有時竟然比共黨還像共黨。遇到自己喜歡的情勢,便是「就像春風吹拂了大地」;遇到自己厭惡的人物,則他「包藏了不可告人的陰險用心」。這些聽了就叫人打呵睡的措辭,實在是老派共黨教育烙下的印痕。在這一點上,我倒是非常贊同陳雲,他們的中文「中毒」甚深。

語文是思想的工具,同時還結構了吾人認知世界的框架。比起表面的語文使用,這批反共老將在思考敵友關係時的表現,才真叫做怵目驚心。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三年前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魏京生和一群理論上都是同路人的民運人士對他的激烈攻擊。他們認為劉先生的得獎,是因為他夠溫和,乃中共可以接受的人物。既然這麼和,又為什麼要被抓去坐牢呢?有一種法是這樣的:其實這全是苦肉計,目的是增加劉先生的聲譽,使他成為中國版的曼德拉或者昂山素。等他出獄,就能乘勢當上體制的改革派,不定還能當個部長甚至國務院總理了。

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呢?可這些話的人卻認真得不得了,似乎真的相信劉先生和黨改革派有默契,真的認為他有一套計算週全的方案。當然,他們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只有一堆自以為是推理的猜想。而這一切猜想的起點就只在於劉先生和他們在某些事情上的看法不同。他們將觀點的不同擴大為立場上的極端差異,與人格上的高下之分,甚至還把對方推到最終的敵人那頭(也就是共黨),變成不可彌合的敵我矛盾。

這整套思路就建立在捕風捉影的傳聞,心動機的推測,以及非我即敵的判斷之上;正好全是他們心目中的共黨的慣技。為什麼反共反得最激烈的人,到了最後卻變成自己敵人的翻版?為什麼他們會把自己陣營的觀點之爭搞得像是共黨在整肅革命隊伍?有人會從權力爭奪的角度解釋,有人還會懷疑這是不是嫉妒,更有人反過來指責他們才是真正投共的高級五毛。我的答案留待下次再談;但是我願指出,只要你一循着這條思路去談人家的動機和私心,可能就會墮入相同的陷阱了。


(變成你的敵人二之二)

盧峯:香港競爭力排名將不斷下跌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昨天發表最新全球競爭力報告,去年名列榜首的香港今年跌兩級至第三位,美國則成為今年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瑞士緊隨其後排第二。香港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的排名也從第四跌至第五,反而中國及日本的排名則有上升。
其實,香港競爭力下跌是路人皆見的事,唯一稍為令人驚訝的是下跌的幅度不算大,排名還保持在第三位。到明年、後年,香港的排名肯定進一下跌,甚至可能跌至十名以外。

為甚麼香港的競爭力排名將持續下跌呢?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企業生力下降,不是香港上班族變得懶惰,不是科技水平落後,而是在於政府與政治的無能、耗與混亂。
政府。自從梁振英在去年七月上任以來,他打着有為政府的旗號,揚言要大展拳,指點香港的經濟發展。這種背離自由市場理念的政策取向不但跟香港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相違背,更足以削弱投資者的信心,令大家心存觀望。最糟的是梁振英用人不當,班子質素參差,根本沒有能力推動經濟發展。梁振英上任不到一年,他班子的重要成員先後出事,先有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先生因嫌欺騙房屋津貼被迫辭職,接任的陳茂波又因為房及利益衝突而誠信受質疑,根本得不到市民的信任。到最近,被視為頭號「梁粉」的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主事的商交所捲入詐騙及偽造文件案件,不得不倉皇辭去所有公職包括市建局主席及行會成員,告別政壇。張震遠及商交所案件會否牽連更多政界人物暫時不得而知,但梁振英的親信接連出事卻已大大挫傷政府的公信力。

用人不當固然是大問題,無人可用則是另一個大問題。梁振英能當上特首,靠的是中聯辦的扶持,香港各界包括建制派人士支持他的不多,有的甚至跟他有嫌隙。再加上梁振英自己剛愎自用,容不下不同意見或黨派的人,只懂任用「梁粉」。在這種「一左二窄」的用人方針下,梁振英班子只會越來越不濟,越來越弱,直接影響政府的管治效能。當政府管治效能不斷下跌時,香港的競爭力排名怎能不拾級而下呢?

除了政府不濟外,政治僵局及不斷激化的爭議也將削弱香港的決策效率及經濟表現。由於北京方面對香港的政制發展不斷設限,對落實雙普選缺乏誠意,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的死結始終解不開,這也令政府根本沒有辦法及能力就重大的爭議或發展作決定,不管是填海、環保、基建都像死胡同那樣毫無寸進,一事無成。另一方面,政制停滯不前令政治變得兩極化,令激進政治力量及做法成為主旋律,討價還價及互諒互讓的過程不復存在。在這種兩極化、激進化氣氛當導下,拉布成了議會的常態,甚至財政預算案也要勞動立法會主席「打茅波」剪布才能勉強通過。未來幾年有關普選的爭議將會更激烈,北京、建制派的冥頑不靈將會引發大量抗爭、抗議活動,政黨之間的矛盾將會更尖。當整個社會被撕裂,當政治變成你死我活互不退讓時,不要長遠發展計劃難以通過,正常的社會政治運作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任何撥款或法案都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通過。這樣下來,香港的競爭力怎能不大打折扣呢

馬傑偉:六 四 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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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DVD … … by each crime and every kindness, we birth our future.


李純恩: 迷思得頭痛

今年維園舉行的紀念「六四」會,因為「本土派」對主辦機構「愛國愛港」的口號反感,可能會因此杯葛。

這件事情看起來是香港「民主力量」的分裂,本應是當政者樂見的,但實際上,卻是給北京出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因為所謂的「本土派」的主張,在北京看來就是分裂主義,分裂祖國和香港,那就是「港獨」。

對於北京來,香港人念念不忘「六四」不可取,但「港獨」更加有害,如果香港人都聽了「本土派」的話,不去維園參加燭光會了,那就意味着有更棘手的事情發生。所以在理論上,如果「六四」集會和「港獨」一定要二選其一,北京當然寧可要大家去維園點蠟燭算了。「兩害取其輕」嘛!

所以,這天我打開報紙,看着支持今年「六.四」集會的人和杯葛集會的人在報上的論壇版為各自主場辯論,我倒沒去想什麼「民主力量大分裂」,而是忽然代入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十分有趣地發現,萬一迫不得已,就得發動群眾,去維園參加「六.四」集會,以壯大維園的人數,來突顯「港獨」不得人心。你,今年的維園燭光會,會不會多出許多來自民建聯、工聯會的生力軍



塵翎:在維園

悼念是心的事情,心愈清明,悼念愈純粹。

悼念六四,何時何地,都是各人自己的選擇,自己的事情。但是在維園,六月四日,可以看見很多美麗。看見父親帶孩子來,看見孩子扶公公,看見不認識的人互相點燃蠟燭,彼此遮擋強風,看見坐下的人為旅人騰出空位,看見完場後人們清理垃圾刮掉蠟滴,井井有條離開,看見很多禮讓,很多安靜,很多堅持,很多自重。

一片黑衣,一片燭海,是這城市年最真善美的風景,沒有之一。你會但願這樣的風景永遠不曾不必出現,然而,史的惡浪翻捲推展至今,它仍然可以維持這個樣子,除了文明的質素,沒有別的。這幾乎是這城市還能「宜居」的理由。

集體的聚集何其重要,集體的良知是一頂保護傘,保護個體的良知。有天安門母親悲觀地,一萬人聚集的運動不會有甚麼效用,當年一百萬人上街也是給鎮壓了。這就是權力施暴的傷痕,它要你從此受驚、害怕,不敢再起來,最要命的是,它使你徹底灰心喪志,使你不再相信群眾的力量。你無所依憑,四野無人,就只能被馴服,被失憶,或被流放。

在維園,史的匣子再給打開,一百萬人的初衷歷歷在目,死去的已不能復生,迷途的或許會找到記憶的道路,回到現場。這裡有成千上萬的香港人,年復年點上燭光,黑夜有多黑,燭光就有多亮。你是引路也可,互相取暖也可,驅趕猛獸也可,這光,最終照亮的,畢竟只是此時此地此心,眼前的臉,和周遭的人。這一,其實並不足,但在凶險的時代浪濤裡,這年復年的一,已經足,成為永恆。




王慧麟: 維園燭光 告別中國

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正在應考高級程度會考。我的考試時間相當長,由四月直至五月,因為我要考「中國史」。那是一個未改制的中國史科,共有三卷是的,三份考卷,分兩天,共考九小時。

翻開當時准考證(見圖),我考完經濟科之後,約有兩個星期準備中史科。但隨後兩個星期,好不平靜。電視畫面整天到都是北京的學運消息。還記得有一,正與家父熱烈討論個人考試及前途之際,就被眼前的電視直播嚇呆了。電視上正讀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是日後著名的四.二六社論。

自此已經沒有太大心情準備考試,心緒頗不寧靜。中國史卷三是斷代史。中史老師避開了全宇宙都選擇的隋唐史,另闢蹊徑,轉攻清史。修讀清史,好容易民族主義上身。尤其是清中葉衰敗之後的種種事件,從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中間的光緒新政、維新變法、甲午戰爭、義和團、八國聯軍等等,都是一連串所謂「喪權辱國」的史紀,讀畢往往義憤填膺,有頭顱灑熱血的熱情。

當時一邊看報看新聞,追看北京學運最新情,一邊卻要「死念」康梁變法失敗原因評析、甲午戰爭清國戰敗理由甚至英帝治外法權等模擬試題及答案,愈讀愈熱血沸騰,丁汝昌附體, 有千斤重擔兩肩挑、中國前途在我手之感。正是外邊打到飛起,自己卻要平復翻滾的心情應考,有立即劈筆拒考,飛去北京投入學生運動之衝動!

後來的事……大家也清楚。

我輩沒想「香港人vs中國人」

人生第一次上街,是六四屠城之後。中史老師好心,逐個學生打電話,一起上街。我負責買黑布,也順便買了一件黑衣。買布的時候,街的老闆,知道我買來參加遊行,給我一個點頭,以示支持。

至於高考,中史科考獲A(1),順利考入港大。這是另一個故事。

畢業後,百無聊賴,在學兄李植悅介紹下,進入了政團工作。在九七年之前,大都在做議員助理及政策研究的工作,經常要落區幫手。在九七年前,民主派的議員助理或政策研究的同輩,六四或多或少是驅使參與公共政策研究,以至無悔無怨地,天直十多小時工作的原動力。我輩當時相信民主派前輩的分析,認同「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認同「中國無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口號(還未至於論述那麼高層次),認同既然中國一時三刻也沒有民主,在後鄧還是政治肅殺的年代,香港民主派更要緊守崗位,做好中國土地下之民主示範單位,接好民主棒,爭取民主,寸土必爭。

這是一個相信香港的民主發展,是必要、也是需要與中國民主發展扣連的年代。在九七年前,華叔有一次在民主黨黨校講座,談到香港民主運動時,不是從八八直選談起,也不是由二次大戰後港督楊慕琦的政制改革談起,而是由1925年省港大罷工及鄧中夏談起,講到香港與鄰近的廣東省人民,如何一起英勇抗英反殖。華叔由這段史談起,我輩聽教聽話,咸認同香港與中國(至少是省)應放在同一視角下策動群眾運動,行裏應外合之效,對香港及中國命運繫於一線之口號沒有提出異議,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在香港參與群眾運動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更要先搞一輪身分認同之腦思想鬥爭。

回想起來,中學時中國史科的教育,六四的洗禮,以至大學畢業後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從來不會質疑甚至懷疑有所謂「香港人 vs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爭論,更遑論把它當作是一個「問題」。當時也不會想到,建設民主中國這句口號有什麼問題,更不用討論應否杯葛出席六四燭光會(儘管過去我只是出席了兩三次),以至上升至國族論述之層次。參加六四之示威及悼念活動,就是一件很自然之事,既不會在出席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不會問自己之國族、族群、身分以至性別立場,然後再反問,自己應否因為自己是不是認同愛(中)國,才決定出席。

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

然而,一代人,都有他們那一代的群眾運動。我輩的群眾運動,六四必然在心中排在首位。但八十後或之後的一輩,卻不是六四,而是七一。我輩對六四仍有一份執著,因為我輩對民主中國仍有一絲希望(可能現在這一絲只有一毫米那麼幼),因為我輩仍認同,當時北京的民主運動,希望終有一天,德先生和賽先生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遍地開花。在我輩的目光之中,六四不完全,甚至並不是一場本土民主運動,而是一場香港或港人有份參與及支持的中國民主運動。

回到七一,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香港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牽動大部分香港年輕人的心。2003年之七一示威,讓八十後一代看到香港的希望,是他們那個年代的群眾運動,催生了之後更強烈的香港人主體意識,告別了「獅子山下」式的I love Hong Kong,而是重新建構對香港的認同,催生了日後皇后碼頭、反高鐵以至菜園村的抗爭行動,一場立足本土的社會運動。

正當我輩部分朋友,仍勉力理解和嘗試明白本土社運的發展及意涵的時候,民主派前輩卻變得手足無措,對於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的情,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清來龍去脈,以至部分前輩至今還認為,菜園村明明是一個房屋安置政策的問題,為什麼要把它扯到城矛盾以至規劃公義等議題。

年輕人主體意識爆升、躁動,催生了一個朦朧的本土意識,以至本土認同。而且,相關討論在網絡有愈來愈烈之勢有因應本土認同而生的本土性與中國性的爭論,有因為本土認同而催生了國族認同的討論,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矛盾(if any),政治上則是質疑「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的論述,認為香港民主命運可以甚至應該與中國命運割裂,甚至應如何建構一個,以香港人為主體的香港史,而不是由北京當權者定義的香港史,所以既然中史要必修,則香港史亦同時要獨立成科及必修!

這些意識形態之對立與罵戰,對民主派前輩而言,是一件火星的事情。因此,當「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惹起了紛爭,他們確實破頭,因為他們不理解或不知道,原來年輕人的主體意識已經爆晒燈,也不理解年輕人在網絡世界上的討論,已經去到何等程度。兩個世代,出現另類的「數碼區隔」。所以,當有青年朋友提到,六四事件是否應該有本土視角的時候,民主派前輩怔了一怔,因為他們腦裏面,還是認為六四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在香港之中國人,參與的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麼要有本土視角?

問題是,主體意識之上升,就等同本土化,就等同族群矛盾、在地土以至最後之去中國化嗎?這次支聯會的口號,特別是有關「愛國」、「愛民」的網上或社會討論,則見這幾個概念不斷去。事實上,個概念都有其背後的系譜,極需要詳細梳理,但可悲的是,網上及主流報章,並不是意識形態討論的場域,結果是,你用族群意識開帖,他就用香港中國、一邊一國講港獨回擊,你用國家認同開帖,他用去中國化還帖,一時之間又變成誰是真正本土,誰是假本土真賣港的口水討論!

對普羅市民而言,這些論爭都在互聯網發生,的確「離身」。我輩好多「正常生活」朋友上網,談的不是風花雪月,就是子女playgroup,平日對政治無甚興趣。他們會一年復一年地去六四維園悼念死難者,相信也不太理會(或者不理解)這些論爭的起及走向。但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討論愈烈,遲早也會燒到現實社會。當「中國人 vs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國族認同以至主體性等語言進入尋常百姓家(就像台灣一樣,在民主化之後,身分認同等學術語言走入群眾及選舉)之後,已不再是學術語言,而是街坊語言,也不是談論Stuart HallFrantz Fanon,而是談論為什麼柴米油鹽衛生巾都給強國人搶光光。對街坊而言,主體意識的呈現,是藥房買不到奶粉,是嘲笑強國人喝益力多居然可以豐胸,而不是什麼後殖民性的主體意識覺醒。

悼六四 想像美好中國

悼念六四,是一種對民主中國的期待,到底,還是懷一種對美好中國的想像。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從來都是兩回事。假如有人,因為六四是人類災難而得香港人悼念的話,這沒有錯,但是全球各地,天都有災難發生,例如為何不在年九月十一日,在香港維園搞一場悼念美國九一一死者的悼念會,向紐約消防員致敬?願意出席六四會的話,到底心底裏,還有一點兒「中國」的存在。有親北京人士常,不希望看到六四會有那麼多燭光。好的,今年支聯會在自己隊友亂踢波,開罪了丁子霖,結果不喊「愛國愛民」,沒有了「國」。假如未來幾年,六四會出席的人數愈來愈少,又或者在表述、口號以至文宣都沒有了「國」,北京官員也不要沾沾自喜,可是一個「告別中國」的開始



 


陳惜姿: 我的六四

是否出席維園六四燭光會,一直是個人決定。反正年都有一張萬點燭光的新聞圖片就是。

今年,有人打本土派旗號呼籲人不要出席燭光會。我不知道支持這想法的人有多少,但他們努力發聲,就好像人多勢眾了。

正因有此爭論,迫我回首前塵。從小,我沒太多接觸地人,中國距離我很遠。八九民運發生時,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尾聲。那一年到底有沒有考試,我完全記不起。懵懵懂懂的,便參加了這場運動。

那時我住在港大的宿舍,八號風球高懸,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天安門廣場學生宣布食。有幾個聚在電視室看新聞的堂友,要走出去,我又跟,從薄扶林道走到維園。在撲面的雨水裡,透過濕透的眼鏡片,看到一個史系的老師,他問我是哪個系的,然後對我舉起了拇指。那場風雨,好像淋醒了如在夢中的我。

升上二年級,我們開始關心中國,那時候的情懷比較單純,同學聚在一起會討論中國如何才會好起來,還會唱一些「想想中國,那是我未曾踏足過的家……」的民歌。三年級,會選一些當代中國的科目來讀。畢業旅行,想也沒想,回大陸去。

畢業後做了三個月中環OL,悶得發慌。想到廣場上奮不顧身採訪的記者,心裡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然後便入了行,到現在也沒有離開。

我開始認識和關心中國,自八九民運始。廣場上的學生,是我的同齡人。

在今天某種定義裡,我是「大中華膠」,關心中國的民主發展,以及環境和民生問題。六四燭光會去了廿多年,來來去去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告訴中國政府:我們仍然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