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頌華: 香港觀察 - 電視風雲

香港的電視台之爭近日來鬧得滿城風雨，比電視連續劇更有看頭。本來，香港的兩個免費電視台，長期是一台獨大，根本毫無競爭可言。無線電視雄霸天下四十五年，數度易手、長期積弱的亞洲電視從來不是對手。

不過，自從2009年政府開始接受免費電視牌照申請，形勢已起了變化。三個牌照申請之中，城市電訊至今年已等了一千多日政府仍遲遲不發牌。至今月，城市電訊的造勢活動，終令三個電視台互相攻擊。

基本上，反對發牌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即無線和亞視；而市民作為觀眾和消費者，幾乎是一面倒支持發牌。兩個電視台強烈反對「濫法」，理由之一是三十五年前的佳視倒閉，證明香港容納不了三個免費電視台。然而，三十多年間，香港人口翻了幾翻，觀眾對電視節目的追求也不再一樣。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就指出，有84.9％受訪市民支持政府發新免費電視牌照。

電視霸權

先不談事件背後的政治動機，單看現有電視台的節目製作水平，就知道為何市民對更多電視台選擇需求甚殷。

先看無線。城市電訊的最大敵人，是土皇帝無線電視，「零收視」的亞視根本不是對手。在長期沒有競爭對手和慣性收視的情況下，無線的節目，不論是劇集還是綜藝節目，近十年來可說是不堪入目的流水賬，劇集題材來來去去不出爭產、爭寵、多角關係，主角換個職業，又是千篇一律的「師奶劇」，與1980年代影響著全球華語世界甚至是東南亞地區流行文化的電視黃金時代的製作不可同日而語，更遑論追上世界電視文化的步伐。劇種和題材狹窄，員工也由昔日的創作人變成流水作業的劇集工廠工人，質素自然無法提升，也沒法為觀眾帶來新的思考和衝擊，難怪曾效力兩家電視台的創作人林奕華指「無線為香港製造了整整兩代的愚民」。

除了劇集，無線新聞更因近年多宗處理新聞的手法有染紅之嫌而廣被人稱為「CCTVB」。

一台獨大，但節目質素每下愈況，不單是主流觀眾想要多一個免費電視台，連廣告商也因電視霸權而叫苦連天。據說無線的黃金時段廣告已去到幾萬港元一秒，因此廣告商亦十分歡迎有新的免費電視台，這不單可令廣告費下調，亦不用被一間電視台獨攬市場。

公器私用

再看另一免費電視台亞洲電視，情況更叫人側目。

2010年，中國商人王徵入主亞視，誓要把亞視打造為亞洲CNN。但這兩年來亞視的「戰績」，全港市民有目共睹又慘不忍睹。

比如說，今年初，亞視為到訪的重慶高官作出臨時節目調動，直播然後回放根本沒有香港觀眾會看的「唱紅」節目。

新聞節目方面，繼去年誤報江澤民死訊後，今年最爛的莫過於本來為新聞分析的節目《ATV焦點》，變成立場全面為北京和特區政府保駕護航的評論節目。九月時，該節目因抹黑反國民教育的中學生，立場嚴重偏頗，通訊事務管理局收到超過四萬宗投訴，創下香港電視史上單一節目最多人投訴紀綠的「壯舉」。

這陣子，亞視還直播其動員全體員工（有不少員工暗示是被迫出席）反對「濫發」電視台牌照的政府總部集會，並在24小時內於旗下頻道回放四次，公然違返廣播條例中一日內不能作多次回放的規定。這個「爛騷」也惹來二千多宗投訴，主要投訴其內容歪曲事實，誤導大眾，以及濫用電視頻道。還有，其晚間節目《微播天下》亦完全不顧行規，不斷抹黑競爭對手城市電訊。至昨天，又有八名新聞工作者於亞視「殉職」，遭實時解雇，其中包括曾公開撰文表示「對亞視一些人引以為恥」的記者，疑有秋後算賬之嫌。

自詡為「香港良心」的亞視，實際上猶如中宣部香港分部，其打擊對手和排除異己的手法，已完全無視公眾利益，淪為公器私用的工具，絕對稱得上是令全香港人蒙羞的電視台，收視率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亞視晚間黃金時段的三個節目，均創下零收視的壯舉（即全港少於六萬人收看）。其廣告收益近三年來大幅下跌，虧損甚至達十億元而仍未關門大吉，背後有誰撐腰大家心裏有數。

牌照風波

亞視的反發牌造勢不成，反而凝聚了支持發牌的民意，當中不少是社會賢達，包括兩名前廣播處長張敏儀及黃華麒也先後開腔支持發牌。事件也令公眾看到政府言而無信，既然當初決定發牌，現卻拖了一千多日仍遲遲未有定案，這也自然引來不少政治揣測。

香港是否需要或能否容納多一個電視台，最終應該由市場來決定。既然有人願意投資，就應由投資者自己承擔風險。如今牌照風波弄得人神共憤，政治動機已影響到投資者的商業利益和消費者的選擇權。城市電訊已向政府發最後通牒，如在十二月仍不獲牌照將入稟司法覆核。

作為觀眾，除了簽名支持促請政府批出新的免費電視牌照外，欲知後事如何，也就只能在「公仔箱」前看下回分解。

鄒頌華: 國民教育的語言偽術

「國民教育」四個字，在香港幾乎變成洪水猛獸的代表詞。除了傳統的左派教學團體積極配合政府推行外，先有教師表達疑慮齊聲反對，如今連學生和家長也加入發起「反洗腦教育」運動的行列。

自從去年預告要將國民教育納入正規課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出爐後，國民教育引起的爭議至今仍未停息。甚至連左派教師工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下稱教聯會）自己做的調查也顯示，僅有百分之三的小學教師有信心可任教和評核這個科目。那教育局又怎能說服我們要在兩個月後於全港小學推行國民教育，來個先試行後檢討這樣本末倒置的做法？這也好難叫人不相信這是中央壓下來的政治任務。

偷換概念的教育

在推動國民教育的過程中，無論是課程內容，還是教育局及左派學校的「速銷手法」也充滿偷換概念，的確令課程難逃「洗腦教育」這個罪名。

最明顯的，莫過於教育局未經招標，就動用過千萬公帑，資助由教聯會營辦的國民教育中心製作《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此手冊的內容極受爭議，其中一頁更指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同時又批評美國是「政黨惡斗，人民當災」。這種扭曲事實和轉移視線的說法，除了引起教師劣評，就連一直較沉默的學生和家長也群起反對，要求擱置推行國民教育。教育局長吳克儉自己也在電台節目中批評教材內容偏頗，不過，他同時強調，即使如此也不需要停止國民教育，理由是課程仍以德育為重，中國國情的課題只佔百分之三。而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亦辯稱手冊雖有偏頗，但不代表全部不可取，並建議教師不應只依賴一本教材施教。

這豈不是更離譜了？既然國民教育課程佔的比例小，又何需耗用過千萬公帑來製作教材，甚至建議老師有自由去放棄使用這本天價製作的九流貨色？如此國民教育，是否太兒戲？也對教育事業太不尊重了吧？父母又怎放心讓子女受這樣的教育？

指鹿為馬的「多角度思考」

面對種種指責，左派團體比政府去得更盡（更過份）──只要看看他們如何為課程保駕護航，還有看看他們玩弄語言的技巧，實在難以理服人。最常見的，就是以「有人利用港人恐共情緒做文章」來回應批評。現在我們聽得更多的，是他們並不認為自己製作的教材有偏頗，而是要讓學生有「多角度思考」。比如說，國民教育中心的主席楊耀忠作出反擊時，說公眾可以不認同中國的執政集團是進步無私，但不可否認它獲得支持；而福建中學校長黃均瑜更在電視訪問中不諱言國民教育就是要洗腦，像向學生灌輸吸毒有害一樣的理直氣壯。他也為教材隱惡揚善解釋，指課程是要討論過去三十年中國快速發展模式，而人權和李旺陽事件等與這個模式無關，故可省略之。

沒錯，老師可以使用多過一份教材，學生也可以有多角度思考。但無論是德育還是國民教育，最終的目的是要令學生對國情有全面的了解，而非只是過去三十年的所謂中國發展模式；更重要的是，教育是要訓練學生有批判思考的能力，辨對錯，是其是，非其非。但無論在任何場合，建制陣營仍停留在「每個人都有各自看法」，連各打五十大板都不算。到無可辯駁的時候，就指個別團體上綱上線，或是指國民教育只佔整個課程很少部份就了事。

就算一句句子只改了一個字，也可以改變整個意思，更何況是一個課程？而且，教育局選擇課程推行的首階段是在小學而不是中學，洗腦由較容易入手的一群做起，是不是明顯的有點過份？如此狗急跳牆，難怪習慣溫水煮蛙的香港人今次也很齊心。先有中學生打正旗號不要洗腦教育，要求與局長對話（可惜局長仍未願意在有傳媒在場的情況下與學生對話），再有家長團結一致，組成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準備籌募300萬元經費，自製民間教材抗衡洗腦教育。

正當國民還是洗腦教育的爭論正熱烈之際，李旺陽的死因報告也出爐了。港區人大代表兼鄭耀棠表示，香港人不要「去得太盡」（太過份），香港不應干預中國的事務。既然如此，那又何苦要找個紅色背景強烈的學者團去製作教材硬銷中國模式，急不及待去推行他們心目中的國民教育？

這份飽受非議的教材，正反映了當今不少中國人的思想──就算做了有違普世價值的事，只要是「中國模式」，就能合理化一切不合理事了。

當然，國民教育不止僅靠一本教材。如今香港仍是資訊流通之地，要了解中國國情，閱報上網看電視，四方八面盡是樣板教材的反調。我相信，老師和家長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上學要「多角度思考」，下課才可以「多角度批判思考」這樣又虛偽又分裂的狀態。

鄒頌華: (香港觀察) 回歸十五年前夕的三個名字

六月敏感非常，無論是北京還是香港，無論是一九八九又或二零一二。這個月，有三個名字牽動了香港人的情緒：一位是因六四坐了廿多年冤獄後，最後「被自殺」的政治犯李旺陽；一位是現代嫦娥，在中國一片政治陰霾下升空的首位女太空人劉洋；一位是為緬甸民主奉獻半生而被軍方軟禁廿載，今天終於可以踏上奧斯陸領取廿年前所頒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這三個名字，在香港的傳媒和社交媒體上交替出現，拼貼了一幅叫人百般滋味的圖像。

政治照妖鏡

李旺陽之死，稍有常識的，都知道是冤案。他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之後突然死亡，令不少香港人在感情和道義上有責任為「被自殺」的李旺陽以及「被失蹤」的妹妹李旺玲出頭。就在六月七日，香港有至少二萬五千人走上街頭，要求當局調查箇中內情。

這三星期，中港兩地官方努力為事件降溫，官員以及建制派成員的反應，成為傳媒的焦點。但無論傳媒怎樣追問，候任特首梁振英在一天內十一次表示不評論事件，香港唯一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也避而不答。至李旺陽死後的第十一日，中通社新聞稿才表示湖南省公安廳因有境外傳媒（明顯是指香港）關注事件，故要為他的死作刑事偵查。直到此時，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才」表示已向中央反映意見，而候任特首「才」與中央統一口徑敢開腔談一談（連評論也不算）李旺陽。

那些姍姍來遲的回應，無論是出自梁振英抑或一眾建制派官員，都難以得到民心。他們在事件之初，對李旺陽之死三緘其口，直至中聯辦有所「指示」，才要求「調查事件」和「向中央反映」。箇中的動機和計算，實在無法令人相信他們憑良心做事。

事實上，我們又怎能要求一位並非由香港市民普選出來，甚至連民望基礎也欠奉的候任特首去代表香港向中央反映民意呢？就算梁振英在大是大非上沒有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而只是對北京唯唯諾諾，我們實在拿他沒辦法的。記者的追問，只是羞辱這班阿諛奉承之徒，令他們出醜而已。

倒是快要歸回故里的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和和保安局長李少光，在掛冠而去之前講了「人話」，表示李旺陽之死疑點重重，期望能查個水落石出。當為官者不能講真話成了金科玉律時，這幾句良心話，立即換來了全城的掌聲。這個城市，幸好還未被國家的爪牙弄得體無完膚。

良心的最後防線

當然，在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大前提下，當局還是要做一點事。例如，為了避免七一當日，胡錦濤來港主持特首和政府換屆之時有太多人上街，令國家主席難堪，建制派還是要幹點什麼令事件降溫，故紛紛表示已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見云云。

但市民都知道，這都只是門面功夫，大家對未來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屢創新低。單從近日有解放軍的裝甲車在市區駛過而引起一陣子的恐慌就可知一二。即使解放軍駐港部隊指出只屬正常輪換調防，保安局和警務處也強調香港保安工作由警隊責任，絕無與解放軍合作之意，甚至連軍事專家也大派定心丸，仍然惹來不少人揣測是調動與七一防暴有關。這種草木皆兵的惶恐，反映市民對特區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有何低落。

在李旺陽被自殺的陰霾下，中國引以為傲的航天事業又進入另一個里程碑：中國首位女太空人劉洋升空了。香港傳媒也有報導，但盛況始終不及當年的楊利偉。而就在劉洋升空之際，香港傳媒另一關注焦點，卻落在另一位女性身上－－她就是為緬甸民主獻身四分之一個世紀，被軍政府軟禁多年的昂山素姬，終於能夠親身前往挪威，去領取廿年前頒給她的諾貝爾和平獎。

昂山素姬和李旺陽，也是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長期與外界隔絕，但昂山素姬受到外界的高度重視，緬甸人對她的敬愛也是對她精神上的支持；而軍政府面對龐大的國際壓力，也不敢動她。相反，李旺陽一直沒沒無聞，身在黑獄中也沒有多少人關注，直至出獄受香港傳媒訪問後枉死才猛然喚醒我們：深圳河以北，仍有很多人只因說了句良心話，做了良心事而被囚，甚至飽受酷刑對待。

在中國這個每天都有人被失蹤被意外或被自殺死的國家裏，李旺陽在大陸沒有牽起太大的漣漪。然而在香港，他的離世卻提醒許多人，我們不單止為李旺陽，我們都曾為趙連海、陳光誠、譚作人、艾未未、劉曉波等人上街和發聲。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成了中國良心的最後防線，故然令人感動和安慰，但這不是香港的光榮，而是國家在丟臉。

本來，有女太空人升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由楊利偉到劉洋，才八年零八個月；但我相信有更多人冀盼，劉曉波不用像昂山素姬，等足廿年才能領取他所得的和平獎，而李旺陽的「被自殺」冤案，也不需要等多八年八個月，才得個水落石出。畢竟，正如昂山素姬在演說中所言：「良心犯一個也嫌多。」

鄒頌華: 香港觀察：讓路，名店駕到！

曾幾何時，港產片風行亞洲，香港的戲院遍地開花，全盛時期，全港戲院的總座位數目超過十三萬，現在卻只剩下四萬多。香港碩果僅存的民營戲院新光戲院近年屢傳結業，狼來了的故事終於成真，二月中便關門大吉；位於銅鑼灣購物區心臟地帶、集團式經營的時代廣場UA戲院，也因無法繳付天價租金而讓路給奢侈品牌專門店，於今天暫時結業。

小店鋪因業主加租而被迫遷或結業，時有聽聞，但現在就連集團式經營的戲院也被迫遷出地鋪不能見陽光，要像香港的小書店搬往更高的樓層，這對香港的文化、娛樂和消費版圖帶來了怎樣的衝擊？

UA戲院在十八年前落成，現在的仍是九十年代的設施。戲院要暫別，意味著未來的戲院應有更好的視聽效果，有影迷拍掌叫好；但同時又有人發起於今天在戲院門外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反思大批旅客來港對香港生活模式的衝擊。

連戲院這些供大眾娛樂的場所也失守，變成樓上鋪，不能全怪遊客。地產霸權這個毒瘤恐怕才是真兇，看看以下數字就知道，何以銅鑼灣成了繼紐約第五大道後全球租金最高的地段。

地產霸權趕絕戲院

時代廣場UA戲院每月租金一百一十萬港元，據知，其一年的營業額約四千萬港元。而法國奢侈品牌以二千萬元天價月租奪得戲院的鋪位，這是一個即使戲院天天全院滿座也不可能負擔的數目。據推測，該名店也預計如其尖沙咀分店般，每月營業額過億，二千萬元月租，真的不算什麼。

在六至七十年代，政府發展衛星城市時，於賣地招標時規定每一千人口要有三十八個戲院座位，以吸引市民遷進新市鎮。戲院不單是消費場所，還是文娛生活的一部份，八十年代全盛時期，香港的戲院有一百二十多間。現在呢？隨著時代廣場UA和新光戲院結業，戲院總計有四十八家，戲院座位與人口的比例是1:179（數據由香港旅遊協會提供），遠不如其它亞洲城市（如台北是1:78），只是略比曼谷好一些。

戲院衰落，與現代人娛樂模式改變（如家庭影院的普及）當然有關，但最致命的理由，仍是租金瘋狂上漲，令戲院無法營運下去。現在許多戲院已沒有大銀幕，而是一院多線的迷你影院，且都設在商場內，是零售商店多於文娛設施。許多人口稠密的地區，更是完全沒有戲院。時代廣場UA和新光結業後，銅鑼灣其餘三間戲院的一千三百多個座位就要照顧整個灣仔區至北角的市民需要；九龍的佐敦、深水埗和新蒲崗，以及新界的上水、粉嶺和大埔更是連一間戲院也沒有。經營戲院多年的崔顯威直言，戲院數量嚴重不足，是剝奪市民欣賞電影的權利。

乏味的消費娛樂景象

戲院撤離市中心，取而代之的是連鎖式名店，這將是一個怎樣的局面？瑞銀最近發表的《2012 年，每平方米可賺幾錢？》研究報告指出，香港零售業已漸漸變得單調和千篇一律，無複過去百家爭鳴的零售文化。

的確，當你來到昔日有小銀座之稱的銅鑼灣走一趟，日資百貨公司受不住高昂的租金而在多年前已全面撤出，代之而起的是一間又一間的鐘表珠寶店、國際高級時裝品牌、化妝品店、星級酒店和餐廳，通通都是全球集團式經營。現在的局面，已不止是容不下小商店那麼簡單，而是連本地集團在國際連鎖品牌的「強勢入侵」之下，也面臨生存空間收縮的問題。

以上這些店鋪想賺誰的錢，最終受惠的是誰？答案再明顯不過。這種全面依靠內地旅客消費的經濟模式，連文娛空間和百年老店都要讓步，變相是邊緣化了具消費能力的普通市民。在這個中港兩地人矛盾加劇的時刻，香港的地產商再次利字當頭，確是叫人十分氣憤。當我們指責部份內地同胞財大氣粗時，我們香港還不也有很多勢利小人？

曾經，香港的戲院是百花齊放的，好些戲院更會播放特定的類型片。如今，銅鑼灣、灣仔和油麻地多間色情影院早已銷聲匿跡；以播放藝術電影聞名的影藝戲院雖起死回生，但已遷離灣仔，而且不再以文藝片為主打，為了交租也不能不上映較有票房保證的電影；唯一的民營戲院新光也完成它的統戰任務（新光曾是香港左派大本營，主要上映國產電影和上演粵劇，回歸前是舉行國慶晚會的地方），儘管經過粵劇界多番救亡也將於二月中無法續命。的確，對負責營運新光的聯藝機構來說，既然已無政治目的，何苦還要每月繳交數字驚人的租金？

華麗的商場和商店，香港從來不乏，失去的是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