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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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梁美儀﹕狹隘本土主義的萌芽




下周二是六四事件24周年,今年跟往年不同的是,在六四燭光晚會前,充斥媒體或網絡的,不再是當年民運人士的深情總結,不再是官員或建制派人士避談六四的窘態,而是有自稱為「本土主義者」,鞭撻支聯會今年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主題,有的更呼籲港人杯葛出席六四晚會。這類言論,肯定會令20多年來堅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心痛,但更值得大家注視的是,這種狹隘本土主義是否已在港落地生根。

六四這個議題,廿多年來,在香港猶如被港人集體良知保護罩所呵護,基本上只要有任何人批評當年參與六四運動的學生或民眾,甚至迴避就六四問題表態都會受到道德譴責。近期最典型的例子,是早前有人翻出藝人黃翠如就讀中六時的電視訪問片段,當時她提及看到五四運動、六四事件便感到很傷心,竟有自己的軍隊會殺死國家未來棟樑。最近她再被問及對六四的看法,她沒正面回答,只說「當時的我,有當時的想法……現在這一刻的看法,就不談了」。結果,這位本被網民暱稱為「翠如BB」的藝人,在網上幾乎被一面倒批評。

「六四」在香港的這個保護罩,最後竟被「本土主義者」攻破。這批人覷準港人對內地人的排拒情緒,抓住內地與香港的矛盾白熱化氣氛,突出支聯會今年的「愛國愛民」主題不恰當,甚至提出六四事件,是在內地發生的事,與香港有何干?

有堅持年年出席六四晚會的人士,對這類言論不以為然,認為持這種想法的不是香港的主流。然而若內地政治制度改革寸步不進、專制霸道不改、對港政策日趨強硬,這些壞土壤會令這顆種子逐漸萌芽成長,最終或演變成分裂本地民主力量的一員。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陳景輝﹕六四紀念中的愛國和本土

城邦族揚言杯葛六四,真是看得人莫名其妙。在這個持續了24年的紀念時刻,他們卻像患了歷史的近視症般,一味聚焦當下的中港矛盾(像是「香港要獨善其身」、「我不愛蝗蟲」),從而把支聯會一句out out地的口號(愛國愛民),上綱上線成「荼毒出賣港人」云云。這完全是借題發揮。

然而,城邦族之所以能夠借題發揮,弄起了哪怕是一個微弱的風波,恐怕也反映了六四的悼念還不夠堅實。

首先,今時今日,說愛國愛民似乎有點脫離民情,這對歷史傳承也不是件好事。當然,民主名義下的愛國愛民,確曾是香港人24年前的集體情懷(當年港人高唱《勇敢的中國人》),但今天再談的話,就需要與時俱進。但這並不表示要曲解或否定它,像是當下般將之胡亂地等同於愛黨,而是可以從歷史中辨認出它的進化軌 跡。

八九年的愛國,作為一份曾經閃亮出正義的情懷,早已埋藏在「香港六四共同體」的心坎內。在支持李旺陽劉曉波等之際,人們或多或少有覑近似情懷,只是不再肉麻的以同胞自居而已,但腦海還是不時泛起八九的影像。畢竟,八九香港反覆強調的就是,中港兩地人民為了共同的「民主未來」,而互相支持的許諾。因而,愛國與否只是等閒,重點是在民主名義下的一份休戚與共的精神。

其次,在過去支聯會的悼念傳統中,都過於將六四定位為一場純粹屬於中國、發生在天安門的事件,從而忽略了它極為本土的一面。畢竟,八九六四是香港人最重要的政治覺醒,也印證了我們曾經有過的夢想、青春和勇氣,以及24年來不為什麼的記掛悼念。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六四不僅是一件國家或普世的事,因為它收藏了香港人自身的記憶、願望和創傷。

共勉之!

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世 紀 六 四 二 十 四 ﹕ 八 九 六 四 , 謎 樣 的 進 步 愛 國



文 . 陳 景 輝

今 年 支 聯 會 六 四 晚 會 的 口 號 「 愛 國 愛 民 」 , 惹 來 非 議 。 跟 不 少 人 一 樣 , 我 悼 念 六 四 的 理 由 跟 愛 國 無 關 。 我 這 一 代 人 ( 1982 年 出 生 ) 民 族 意 識 實 很 弱 , 而 在 1990 年 代 的 流 行 文 化 中 , 愛 國 兩 字 更 常 常 也 是 用 來 嘲 弄 的 對 象 。

但 近 幾 年 , 當 翻 閱 八 九 香 港 的 舊 報 章 之 際 , 我 發 現 「 愛 國 」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元 素 , 縱 然 自 己 不 太 共 鳴 。 在 遊 行 隊 伍 中 , 人 們 悲 壯 地 反 覆 高 唱 《 勇 敢 的 中 國 人 》 、 《 龍 的 傳 人 》 和 《 我 是 中 國 人 》 等 愛 國 歌 曲 ; 我 們 也 能 找 到 許 多 跟 民 族 認 同 有 關 的 口 號 , 例 如 「 愛 國 無 罪 , 民 主 萬 歲 」 、 「 中 國 人 不 打 中 國 人 」 、 「 反 對 內 戰 」 等 。 重 點 是 , 這 與 今 天 中 共 用 來 河 蟹 港 人 的 愛 國 , 有 天 壤 之 別 , 因 它 懷 有 強 烈 的 民 主 精 神 , 而 在 當 年 的 吾 爾 開 希 和 李 鵬 之 間 , 毫 無 疑 問 只 有 前 者 才 體 現 出 了 港 式 愛 國 精 神 。 這 是 進 步 的 愛 國 。

24 年 前 的 愛 國 情 懷 , 可 以 借 助 當 時 一 個 流 通 的 想 法 來 了 解 , 那 就 是 : 今 天 的 天 安 門 學 生 , 就 是 明 天 的 香 港 人 。 這 是 一 種 政 治 上 休 戚 與 共 、 禍 福 相 連 的 感 覺 。 而 且 不 只 是 「 明 天 」 , 現 實 中 , 前 途 問 題 以 來 , 香 港 人 要 求 民 主 的 聲 音 , 一 直 遭 中 共 壓 抑 。 也 就 是 說 , 香 港 人 在 北 京 學 生 身 上 隱 約 看 到 了 自 己 , 一 拍 即 合 , 成 了 命 運 共 同 體 。

而 在 不 少 民 眾 之 間 , 這 樣 一 份 共 同 感 , 夾 雜 了 一 定 的 愛 國 熱 情 , 為 什 麼 ? 或 許 , 這 和 當 時 的 社 會 土 壤 有 關 。 24 年 前 , 香 港 仍 是 個 政 治 冷 感 的 社 會 , 而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 她 是 個 由 離 鄉 別 井 之 人 ( 或 上 一 代 ) 組 成 的 中 國 難 民 城 市 。 在 這 種 背 景 之 下 , 香 港 人 若 然 選 擇 跟 北 京 學 生 認 同 , 行 動 起 來 , 而 且 規 模 擴 及 全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共 同 投 入 ( 從 藝 員 到 市 井 檔 販 ) , 那 還 有 什 麼 比 「 跟 北 京 學 生 體 內 流 同 一 樣 的 血 」 、 「 這 些 中 國 良 心 說 出 了 香 港 人 的 心 底 話 」 ( 當 年 愛 說 的 ) , 更 能 擊 中 人 心 , 引 發 共 鳴 和 號 召 行 動 呢 ?

以 上 只 是 我 事 後 的 詮 釋 。 但 無 論 如 何 , 經 此 一 役 , 香 港 人 的 民 主 意 識 受 到 重 大 啟 蒙 , 催 化 了 往 後 的 民 主 社 會 。

意 想 不 到 的 只 是 , 當 下 的 中 港 矛 盾 , 竟 將 火 焰 燃 燒 至 24 年 前 的 八 九 六 四 。 為 了 當 下 的 反 大 陸 政 治 , 就 肆 意 將 一 份 24 年 前 的 情 懷 ( 愛 國 愛 民 ) 扭 曲 抹 殺 為 「 賣 港 」 , 不 惜 杯 葛 。 這 只 是 基 於 當 下 政 治 需 要 , 所 作 的 歷 史 閹 割 。

本 雅 明 已 說 過 : 「 過 去 已 向 我 們 反 覆 證 明 , 要 是 敵 人 獲 勝 , 即 便 死 者 也 會 失 去 安 全 。 」

 
盧斯達: 語大中國主義者

李怡先生因為在社論文章〈今年本土派會出席六四集會嗎?〉講出了明白話,就被自由撰稿人彭令昭問罪,質問他為何認同「國實際上已經被黨綁架了,在香港講愛國均藏有愛黨的含意」,還扯出反國教運動那時高唱入雲的「愛國不愛黨」來連連反問。

此在明白人眼中,是夏蟲語冰,可笑之極。李怡的文章拆解了一直困擾香港二十四年的那些不清不楚的套套邏輯:香港人一直被灌輸,我們可以用「平反六四」來攬動中國政改。當中國走向民主化,香港也可以搭順風車,一切問題就可以解決。李怡提出的觀察,則將這些虛妄的想當然粉碎。首先是,六四事件已越來越不能左右中國政局,而香港所辦的紀念集會更不用說。有多少大陸人記掛這件事,你我心知肚明。中共已經金權相結,變相世襲,平反與否,根本無關大局。相信「平反六四──中國政改──中國民主──香港民主」的套套邏輯,是自作多情,無視現實。而筆者也曾論及,如果香港人不奮起充實自治,中國民主化,也只是政體改變。主從關係一邊倒,香港仍然會被她剝削壓迫的。

大英帝國也民主,但是她曾經以殖民手段奴役半個地球。所以說到底,香港的前途不是、也不可能押在中國民主化與否身上,而是在香港人面對中國能有多寸步不讓、能有多不屈不撓。我們不應將所有能量都聚焦在中國政治,去盼望中國突然轉性對我們好,這是將自身命運外判他人。

許多市民和李怡一樣,看清了這一層,所以才覺得「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是如此不能接受。因為六四事件的本質是一個人道災難,紀念的方式就應該是人道主義式的,反對國家暴力,怎可能又再僭建「愛國」魔咒?去過支聯會六四集會的人,都知道這個集會不是人道主義式的,而是不斷將悲劇當作鼓吹香港人要「建設民主中國」的煽情材料,究竟集會是悼念死者,還是鼓吹國家主義?

台上的人,不少都否定「限奶令」、包容走私賊、支持自由行無限量「中港交流」,可見他們是鼓吹香港要犧牲,成全中國的。近年香港人已經對這種大中國主義反感,所以更加厭惡今年支聯會變本加厲地加強六四集會的國家主義色彩。
反國教一役,主辦單位不停強調「我愛國不愛黨」,是由於戇居。他們不愛黨,但仍在國家觀念裏作繭自縛。愛國好愛黨好,都阻礙人先愛自己,令人沒有主體。愛不愛國,一個現代公民根本不用談的。權利和義務,是政府和人民、國家和地方之間的契約,其餘都是控制手段。

所以支聯會的口號,是在歪路上走得更歪,不只不將集會帶向更寬廣的普世人道主義格局,反而更進一步埋頭於國族血緣的偏執當中,對香港根本有害無益,故市民才群起反對。當日的學生,今日的港人,都有共同敵人,那就是「國家」的幻象。今日的人,絕不應該繼續膜拜這個偶像。愛國主義,就是為了國家,可以犧牲人命、可以犧牲地方,就為了一個虛幻的「大局」。因為「大局」,可以殺人,換取國民20年的噤聲和合作;因為「大局」,可以強迫西藏、新疆、香港,或者任何一個地方的弱勢為「中央」犧牲地方利益。

支聯會的悼念方式,無異於繼續在偶像上加金上油,繼續荼毒人心,鼓勵個體為國家犧牲。在這個層次,其實國和黨是無分別的,都是一道強大而剝奪個體的高牆。所以我們才會見到每一次陸港矛盾,那些每年在集會高台上的人,都會無動於衷、或者加入反對「香港優先」。在支聯會放棄中國至上之前,集會何來「本土性」?支聯會不向前走,香港人也不可停下腳步。看得清的人,只好分手。

2013年5月22日星期三

陳景輝﹕激進民主派的分裂問題




黃毓民退出人民力量,他領導的激進民主派,再次分裂,之前一次是自社民連中分裂出來。有人將問題歸咎於黨內的恩怨,也有人將它歸咎於政治領袖的個人作風,但我認為這都沒有切中問題要害。

這次分裂,反映了激進民主政治中潛藏的問題,那就是敵意失控和不斷蔓延的現象。過去幾年,黃毓民領導的激進民主派,以民主運動「沒有不分裂的本錢」為號召,但到今時今日,已遭部分網民嘲為「分裂才是本錢」。

就是說,敵人的涵蓋範圍不斷擴大,不僅要打倒舊敵人(如建制派),還將槍口對準所有溫和主義、路線不同者等。網際網絡上,以激進民主之名發出的惡毒攻擊,層出不窮,什麼飯民、佔領光環、賣港賊、雲端文化人或維穩社運等,數之不盡。

而到了此刻,激進派的分裂終於蔓延到自己團體中去。完全沒有意外,像回力標一樣,這幾年激進民主派大肆渲染的「同路人危機」,終於指回了自己身上。

這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常說,政治是敵友之分,因而,沒有敵對並不構成政治,但其實人們談得較少的是,若然政治上沒有朋友,也同樣成就不了政治。交友為苦,這似乎是激進民主派的死穴。

從朋友一端思考政治,它便意味友愛、互惠、聯合、團結和結盟。它的政治性格,體現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那就是,反對運動若要成功,它必定是建基於廣泛的社會連結和合作之上。反過來,胡亂樹敵,只會使自己陷於孤立。

說到底,政治的困難之處,也許不在於四面樹敵,而是如何創造朋友,如何將社會不同力量拉到自己的一邊,建立足以跟統治當局匹敵的反對者聯盟。

敵意失控的結果,是長出許多無謂的干戈,同路人陷於懷疑和內鬥,當權者逃之夭夭之餘,更在暗角偷笑。

2013年5月15日星期三

陳景輝﹕低調通緝有多不正常?



 
給警務處長的信

曾處長,前天我們一行11人到警署查詢自己有否被通緝。坦白說,一切因你而起,是從你的低調通緝論開始。是這樣的,佔領中環義工陳玉峰被拘捕,事態可疑,人們應取信哪一方?一是你所說的低調通緝,否則就是她因佔中而被捕。

低調通緝論之所以難以置信,是因為它違反常識。按常理,被通緝者,該是指那些應當依法立即逮捕,而又仍然在逃的嫌疑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現實似乎告訴我們,既沒有人在逃,也沒有人急於追捕。

陳玉峰的案件發生在22個月之前,而同案的其餘被告早已經受審完畢。這22個月,這位「通緝犯」竟能如常的到辦公室上班、外遊及採訪名人政要,名字更經常於媒體曝光。換句話說,她沒有在逃。若要拘捕她,實在很易。但奇怪是,警方沒有這樣做,而且不尋常地,這次通緝得慢條斯理。

你說你們是因為害怕騷擾她的同事,還自創了一個怪論叫低調通緝,這都只能令我想起處長你的名言:這個是天方夜譚!

以常人的角度來看,你們過去似乎並沒嚴肅的把她視為「通緝犯」,但直到她成了佔領中環義工之後,事情便有了轉變,依法逮捕才重拾迫切性。可能有人說,這太陰謀論了。但難道低調通緝論就能令人信服?什麼是低調通緝?是在通緝和不被通緝之間的灰色地帶?低調通緝到底是哪條法律所明文寫成的?是隨政治時機來行使的逮捕權力嗎?

處長,我們沒有浪費警力,倒是你那怪論,沒有釋除公眾疑慮之餘,反製造了更大片政治疑團。處長最好不要忘記,反國教集會結束以來,我們皆沒有被通緝的困惑,而陳玉峰事件確實是分界線。處長,你知白色恐怖是什麼?就是公權力不按正常程序辦事,而進行的政治迫害。

到現在,你還不知道低調通緝有多不正常嗎?

2013年5月8日星期三

陳景輝﹕佔領中環的禮物




佔領中環的先頭部隊之一,作家陳慧認為,佔領中環是一份給年輕人的禮物。通過行動與付出,這位中年人送給年輕人的是這麼一份信念,那就是相信,香港其實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只要香港人還未認命。

無疑,這份禮物不僅是給年輕人,它也是給全社會,以及中年人自己。跟戴耀廷的公眾形象一樣,陳慧予人的感覺,也是個溫和到不得了的作家。

這幾年,香港社會愈來愈反常,變化之大,直逼這個城市裏溫和陣營的底線。近期有兩件事件甚為明顯,分別是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的送禮醜聞,和大陸濫用賑災捐款的鬧劇。

這些事件不禁使人追問,難道連ICAC也躲不過大陸化的命運?ICAC明明是中港區隔的坐標, 也都不能倖免?事實上,ICAC只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香港政府的各個領域早已變味變質(特首、立法會、國教、法治和警權等),這不是什麼秘密。這就解釋了,人們何以願意佔領中環,因為再容讓政府放任下去,沒有普選,香港這一制將不復存在。

至於濫用捐款,就更為反常。香港人一向樂於為善,但到頭來發現,這可能只是助長大陸有關方面的鋪張消費和貪腐,不少人因而拒捐。我認為,香港的反捐款情緒是標誌性的,那就是香港人不想自己的善良再被濫用。換個講法:人們付出了,但收回什麼呢?

是的,香港人在政治上的包容、耐性和善良,都好像被用盡了,因而佔領中環就是不再等,如同宣告不能再遏抑忍讓。如同那些捐出的善意和款項,政治上的遏抑忍讓似乎並沒有換來更好的結果,反而是ICAC的大陸化。這就是港式交換結構的崩潰:香港人付出了耐性善意,卻收不到該有的回報,反而成了欺騙和剝削的祭品。

也許,通過佔領中環這份禮物,為香港交換一個更好的未來。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陳景輝﹕不是「文革批鬥」,而是公平交換!




碼頭工潮到了第29日,手停口停的工人既是前景未明,而和記港口也預計因罷工損失1億,情膠。且不論和黃集團近年的盈利增長,很多人其實無法理解,何以李嘉誠寧可燒銀紙式虧損,也不願花費其中的一部分,來增加人工平息爭端呢?

更無法理解的是,和黃高層霍建寧的高姿態反擊,指斥工潮是在「搞文革批鬥」,並謂工人長工時乃出於「自願」、「要求加薪20%是不合理」,云云。然而,工人方面已多次指出,如果他們拒絕那非人道的「長工時」,將不獲安排「下一輪工作」。因而,所謂「自願」或「要求加薪不合理」,竟由年薪超過1億,並站在企業世界頂端的打工皇帝霍先生說出,既是火上添油,也是荒謬絕倫。

然而,根本不存在什麼「文革批鬥」。畢竟,香港社會說到「文革」兩字便耍手搖頭,但對於今次工潮卻給予不少同情和支持,為什麼?這涉及社會日益增長的一份公平意識。從最低工資開始,社會對工資的看法就不完全建基於市場。

工人的訴求很簡單,加薪20%。我們從各方面的資訊得知,碼頭工人的工作異常艱辛操勞,而且不乏危險,但他們今時今日的實質收入卻較1995年下降了29.7%(考慮通脹因素後的結果)。另一邊廂,企業主卻在持續盈利和增長。

也就是說,工人為碼頭(也是為香港社會)付出了青春汗水生命,只望收回公平的回報,這絕不過分。一個社會的公正不僅體現在法治和政治的領域上,它同時涉及城市的經濟生活。支持工人,其實是在支持一種公平的交換:對於在碼頭交出了勞力、時間和生命的人,我們不該報以不合理待遇和冷漠。

凡此,再度印證了,香港部分資本家的財富雖在不斷膨脹,但他們的社會意識卻似乎沒有隨時代增強。

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

陳景輝﹕怪哉,「建制行動派」的踩場文化!




挺政府組織頻頻「踩場」,他們在民主派的研討會中喧嘩叫囂,既使討論會受嚴重滋擾,有一次更試過被迫中斷。問題在於,若然任憑類似情持續發生,則香港社會舉辦討論會的言論自由,實將形同虛設。

不難理解,基於財力人力的限制,民間團體舉辦的研討活動,一般沒有強力保安(尤其街頭論壇)。因而,「有心人」只需集夠二三十人,其間不斷的大叫大嚷,那就沒有任何「研討」可以正常進行。這完全是一種黑社會邏輯,純粹講求力量比併,蠻橫地威脅公民的言論自由。事到如今,警察必須介入。

然而,有建制派卻對泛民主派語帶嘲弄,聳聳肩的說,挺政府者的「踩場」,「可能是參照反政府者的做法」云云。可是,兩者到底只有表面相似,實則卻全然不同。

最近不斷以「社會行動」挺政府的團體,筆者給它安了一個名字,叫作「建制行動派」。這個名字本來就是一種弔詭。按照一般社會學所定義的「社會運動」,通常是指「既存權力結構的弱勢者」所發動的「集體行動」,而非站在強大建制一方的滋擾行為。

跟舊時「社會運動」由下而上,挑戰建制權力的行動邏輯有別(通常是挑戰政府和大財團),「建制行動派」卻是由上而下,矛頭直指公民社會的反對陣營。

這就引伸出跟以往不同的社會秩序問題。以往由於「踩場」針對的是高牆一方,高牆總能夠維持起碼秩序(往往具備足夠的警力或保安),但正在討論的「踩場」卻是針對弱不禁風的雞蛋,因而在沒有保護下非常易碎。

令人擔心的是,已有陰謀論在坊間流行。建制派滋擾者屢次得逞,警方沒有積極阻止,這是否刻意縱容?更甚者,這是否專制政權背後策動的「群眾鬥群眾」的統治術?

或許,政府闢謠的唯一方法,就是積極維護公民的言論自由。

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梁美儀﹕中央普選設框 港勿劃地為牢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日前在會見本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時,向港人展示中央為普選特首設定的大框架:特首要「愛國愛港」,不與中央搞對抗;特首候選人必須先經提名委員會篩選,簡單而言,人選要經北京「反芻」後,才給港人投票選出。不論港人滿意不滿意,這就是中央為2017年普選特首安排談判的「起步價」。

有關愛國愛港者治港的話題,將近30年。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84年會見鍾士元等人士時,就定下了「愛國者」的標準:「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至199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頒布香港《基本法》之時,向新聞界發表談話時說到,「港人治港是指應該主要由愛國者,即愛祖國、愛香港,贊成祖國統一,並且擁護《基本法》的香港本地中國公民來治理香港」。

再看喬曉陽2013年最新的說法,他們怎樣定「愛國愛港」人士的標準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與中央政府對抗」。

這個「不與中央政府對抗」的標準,可以無限伸延,批評內地貪腐問題算不算?限制內地人來港買奶粉,令內地嬰兒健康受威脅又算不算?向內地在港買樓的達官貴人徵重稅是不是跟中央對抗?說到底,所謂愛國愛港,豈不是中央對有關人選的政治審查而已。中央當前就普選特首的安排設下重重關卡,泛民人士被摒出「候選」門外的機會極高,但這不代表港人便應乖乖按北京旨意,劃地為牢,不敢越中央雷池半步。中央才開價,港人仍有議價的空間,不論是學者正推動的佔領中環行動好,還是日後政府推行的政改諮詢好,港人應為香港的未來發聲、付出,否則香港只會坐困愁城。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陳景輝﹕普選,是為了地方自治

何謂真普選?蔡東豪答道,「畀到余若薇選,就可以證明佢係真普選」,我十分同意。先搞清楚一點,普選香港行政長官,其實就是為了體現地方自治(不是獨立),而這是一國兩制老早承諾的。如果余若薇,即一個這般受到人民擁戴的香港人,竟都不能參選的話,這就不可能是自治,而是他治。何謂他治?就是當統治成了外在的東西,而非公民集體意願的延伸(如殖民地政府和小圈子產生的特區政府)。

其次,針對2017年的「爭普選運動」,現階段固然通過「佔領中環」引發了巨浪,但還未夠,還有一個需要打破的關口。容我這麼說,由於香港政府長期以來都是一個「他治政府」,久而久之,不少人對於「成立自己的政府」,缺乏豐富的想像力。像是坊間市井愛說的:「邊個做都係一樣」、「唔通畀長毛做呀」,云云。言談間,政府彷彿是個「外在的東西」。又或,它也反映於泛民過去「陪跑式參與特首」,民望都低於「欽點候選人」的現象。至少,這反映了人們對於反對派執政不存厚望。然而,「爭普選運動」若要贏取更多支持,就得扭轉局面,開拓新戰線。

民主派人士應決心提出,2017年的特首人選,和可能的執政班底(當然要組織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眼前一亮的團隊)。但這次,絕對不是陪跑式,並爭取民眾認同。首先,它具體展現出,香港人具有強烈的自治意願,強烈到要盡快組成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特首和官員;其次,普選不普選的差別,不再是訴諸抽象的民主價值,而是十分具體的事情:若然香港沒能普選,那香港人就失去了一個具體而真實的自治希望。

也就是說,如果那個人選叫余若薇(或任何人),這就如同剝奪了一個由她的名字所彰顯的自治追求,由某個具體名字所彰顯的社會未來。

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

陳景輝﹕愛港賊




日本作者加藤嘉一說過,傷害國家整體利益的人,不一定是那些被千夫所指的「賣國賊」,恰恰相反,帶來損眦的也可以是自命愛國的「愛國賊」。

這個主張在今天的香港讀來饒富意味。最近有兩個例子,一是愛字頭團體的出現(如愛港力),另一則是泛民激進政團的冒起,它們都是以捍衛香港之名義,幹着效果完全相反的事。

好比說,在「鄧忍光被指干預港台編輯自主」的問題上,不論你的立場如何,有些說話,一般香港人是不會隨口吐出,如動不動說人是「漢奸」、「走狗」、「港英餘孽」;又或,一味從陰謀論出發,將不同意見的人,打成是「為了一己私利的騎劫」等(像「港台工會騎劫港台」之指控)。

問題是,一些重要的社會價值,如言論自由,都在這一片力竭聲嘶之「愛港聲」下被遮蔽。有趣是,這種扣帽子式思維,也能在激進政團的口號中找到,並產生同樣的遮蔽效果。

話說,在佔領中環的討論中,有政團認為戴耀廷「唔夠激」,因而在網絡上啟動愛港力式的批鬥,即以護港之名亂扣帽子。例如這陣子黃洋達不斷進行人身攻擊,說「佔領中環就是佔領光環」,指「所有參與者,都係政棍」,「背棄本土權益,好與政權妥協」,云云。但自己呢,卻沒有交出行動的替代方案。

難道這種賣港的誅心論不是似曾相識?而且老是沉溺於所謂「政棍」騎劫的權謀幻想中?所以說,黃洋達與陳淨心不過是鏡像倒影。遺憾是,這種意識形態正在蔓延,而且不分建制抑或激進派,都將矛頭對準相對溫和的民主陣營。

分別在於,愛港團體的所謂愛港,是以維護中央意志來體現,而激進政團,則是以「消費一種鍵盤虛擬的革命姿態」來定位,但終究殊途同歸,都是以護港之名,損耗香港的進步力量。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

陳景輝﹕邁向普選時代的抉擇




對於普選,我只想說,這是嚴肅的抉擇。中央會否落實回歸16年來,遲遲未曾兌現的「港人治港」,又或是,香港人會否為了「民主」而佔領中環。這都讓人想起沙翁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

近日的消息,均反映了中央迴避抉擇的態度,人們仍然妄想覑一個自我矛盾的機制,可以兼顧「小圈子」和「普選」等對立元素,像設立什麼「預選」機制。這其實是逃避。

讓我們承認一點,所謂民主轉型,其實就是「權力寶座」不再被任何特殊集團長期佔據(例如親建制人士),而向全體公民開放。誰才適合當特首?這都不能像以往般預先規定,因一切改由民主決定。換句話,實現普選,就意味覑一種隨權力開放而來的「民主不穩定性」。因此,香港的政制,若真要從「中央欽點」走向「普選產生」,那中央就要接受一種新的「風險」:那個由700萬人選舉出來的未來特首,並不會完全符合中央的「心水」。這才是抉擇所在。尷尬是,中央似乎沒有心理準備,接受一個他掌控之外的人做特首。

所以,我不贊同部分泛民為了安撫中央,而說「香港人務實」,說什麼普選出來的特首,必定符合中央「心水」。恰恰相反,未來的香港人特首,不可能再像董建華、曾蔭權或梁振英之類般完全貼服,純粹作為中央意志的延伸。(要是像從前一樣,那為何要普選呢?)

但這不意味香港可以不受制約,因中央擁有最終任命權。然而,所謂普選和任命,其實是兩種權力的相互節制和平衡:香港人不會選出「不被任命」的特首,但中央也該以尊重地方自治的態度進行任命,不能隨意拒絕。

這是新時代的課題,縱然複雜,但到底是無法迴避的。



梁家傑:全 港 投 票 選 爛 橙 ?

上 期 剛 談 到 , 全 國 政 協 會 議 新 聞 發 言 人 呂 新 華 的 「 愛 國 愛 港 」 論 , 是 中 央 為 2017 年 特 首 選 舉 設 篩 選 的 前 奏 。 果 然 , 不 足 一 星 期 , 京 官 和 一 班 「 香 港 紅 人 」 就 開 始 吹 風 , 說 要 在 特 首 選 舉 中 設 預 選 。

他 們 如 何 將 篩 選 合 理 化 ? 梁 愛 詩 說 : 「 三 四 百 萬 選 民 , 如 果 無 篩 選 機 制 , 如 何 順 利 選 出 來 呢 ? 」 葉 劉 淑 儀 又 說 : 「 民 主 選 舉 亦 有 預 選 , 外 國 總 統 選 舉 都 有 預 選 機 制 。 」

聽 過 兩 人 的 荒 謬 言 論 不 禁 失 笑 。 就 以 葉 太 讀 書 的 美 國 為 例 , 人 夠 多 了 吧 ? 不 同 州 份 有 不 同 的 總 統 初 選 機 制 , 有 些 只 供 該 黨 黨 員 投 票 , 有 些 則 是 全 民 投 票 , 但 終 歸 都 離 不 開 一 人 一 票 。 香 港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是 小 圈 子 怪 胎 , 只 由 保 皇 派 和 特 權 商 家 包 攬 , 普 羅 市 民 只 有 看 的 份 兒 。 若 構 思 中 的 提 名 委 員 會 不 改 這 小 圈 子 壟 斷 , 把 美 國 初 選 比 香 港 預 選 , 其 比 擬 不 倫 , 實 無 以 甚 之 !

民 建 聯 曾 鈺 成 又 說 : 「 如 果 你 說 提 名 委 員 會 提 名 就 是 不 民 主 , 對 唔 住 , 那 是 違 反 《 基 本 法 》 的 。 」

《 基 本 法 》 第 45 條 寫 明 , 行 政 長 官 是 「 由 一 個 有 廣 泛 代 表 性 的 提 名 委 員 會 按 民 主 程 序 提 名 後 普 選 產 生 」 。 十 萬 名 香 港 選 民 一 人 一 票 提 名 的 人 , 由 提 名 委 員 會 採 納 成 為 特 首 候 選 人 , 為 甚 麼 不 是 「 按 民 主 程 序 提 名 」 ?

可 是 , 據 報 有 「 權 威 人 士 」 放 話 說 , 北 京 眼 中 的 「 民 主 程 序 」 , 是 「 提 名 委 員 會 的 內 部 民 主 程 序 」 , 而 非 全 港 市 民 的 民 主 程 序 。 意 即 特 權 小 圈 子 只 會 「 篩 剩 」 幾 個 爛 橙 給 你 選 , 你 又 要 選 哪 一 個 ? 北 京 揀 完 再 給 你 揀 , 你 還 是 真 正 老 闆 嗎 ?

看 看 基 本 法 起 草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姬 鵬 飛 於 1990 年 3 月 在 人 大 的 發 言 , 該 法 原 只 規 限 回 歸 後 十 年 的 選 舉 辦 法 。 香 港 人 曾 經 理 解 , 到 了 07 / 08 年 , 就 有 雙 普 選 。 君 不 見 民 建 聯 在 04 年 立 法 選 舉 中 , 還 大 聲 支 持 07 / 08 雙 普 選 , 就 知 這 不 只 是 民 主 派 一 廂 情 願 的 想 法 。
可 是 , 人 大 相 繼 於 05 及 07 年 粗 暴 否 決 07 / 08 及 2012 年 雙 普 選 , 如 果 到 了 回 歸 20 年 的 2017 , 還 只 等 到 假 普 選 , 你 怎 能 期 待 香 港 人 有 耐 性 繼 續 等 下 去 ?

每 一 天 等 待 , 每 一 次 失 望 , 都 在 壯 大 民 主 運 動 的 力 量 。 香 港 人 已 經 等 夠 了 。 我 期 望 中 央 尊 重 基 本 法 , 兌 現 承 諾 , 推 出 真 普 選 , 別 把 我 們 迫 至 使 出 公 民 抗 命 作 最 後 板 斧 的 臨 界 點 。



2013年3月5日星期二

戴耀廷: 我們不再感到政治無力




前一陣子撰文提出「佔領中環」的建議後,收到一位年輕人的電郵,他說他與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很死心,每次從外地旅行回來,只有更不喜歡這裏的生活,但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他「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

另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正在發夢,而他就像電影《潛行空間》(Inception)一樣,讓自己的夢接上我的夢,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出來。

在我提出「佔領中環」後,確實引起很大關注,當中有支持、有反對,或是抱持觀望態度。不少人問我,為何會這樣呢?撰寫那篇文章時,我根本不能預計它會產生那麼大的社會效果;現在回想起來,相信能夠引起那麼大的關注,正正由於不少人都有着上述兩位年輕朋友的反應。

在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不少爭議,由二十三條、07、08普選、天星及皇后碼頭、反高鐵、2012年特首選舉、反國教科等,不少香港人感到愈來愈強的政治無力感——票是投了,街也上了,但政治和社會局面仍是那麼鬱悶,那種政治無力感更是愈益沉重。

當大家看到我的建議,即使它真的有點天馬行空,卻又非全無可能,關鍵在於是否有些「有心人」,可讓大家至少不再感到那麼政治無力,而且還帶來希望和轉機;因此大家都願意討論如何落實這個建議,引爆出一場沒有人預見得到(包括我自己)和還未發生的「佔領中環」的政治風潮。

四個元素 聚焦能量

「佔帶中環」為何能產生賦權(empowerment)的作用?這就來自整個計劃設計與社會運動性質的相配合了。社會運動的政治能量來自以下四個元素的相乘:一、人數;二、代價;三、計劃;四、陽光。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就可促使改變現有政策或制度。社會行動產生的政治能量是要改變其他人的取態,從而迫使政府讓 步。

「人數」是最容易明白的,過去2003年七一大遊行,就是以「人數」的「量」,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迫使特區政府擱置二十三條立法。之後,社運就不斷重複以「人數」的「量」去產生政治能量,這也是為何每次大遊行後都就統計參與遊行的人數產生那麼大爭論。

不過,大家參與遊行時所要付出的代價卻是有限的,即使令二十三條立法擱置,但能否足夠使北京政府履行「真普選」的承諾,我是有疑問的。對一個有足夠政治道德自省力的政府,或許可以,但對北京政府或梁振英政權,我卻沒有信心。「變相公投」的效用成疑也是相同道理。

我提出「佔領中環」要參與者參訂誓約、堵路並要承擔罪責,就是在方程式上加大「代價」的「值」;當然人數也不可以少,故起碼要有一萬人才能產生出足夠的政治能量,推動政改的大山。但這還是不足夠的,因為「佔領中環」行動其實不單是一場政治運動,還是一場社會心理戰。若只是有一萬人(甚或更多)在某一時刻衝出 馬路佔據中環要道,產生的能量只在行動的一刻才釋放出來;但若人數不多、堅持度不夠、或使用武力,都會削減所產生的政治能量。

要使政治能量聚焦、放大、放射,那必須有很細密的「計劃」才能做到,並不是一群人興之所至、激情投入所能達到的。不少人認為,我提出參與「佔領中環」的種種規矩太過理想和天真,我卻說它們是基於很實際的考慮,若沒有行動前細密的「計劃」,行動失敗的機會反會更大。或許這會在聚合一萬人有困難,但若只求一萬人的「人數」 而沒有好好的「計劃」,那反會自招失敗。

維持下去 不受分解

但若能有周密的「計劃」,政治能量和政治壓力得以 聚焦、放大和放射,有可能不用真的走到中環街頭,就已經達到我們想要的政治目的。正式行動前的宣誓儀式、商討日、演習、如何處理即場參加者、現場紀律等,都要透過細密的「計劃」,把總的政治能量在正式行動前已聚焦、放大和放射出來。

「佔領中環」不是搞一場政治「演唱會」,要一定舉行才算成功;若能取得政治成果,要否真的要去佔領中環是並不重要的。

「陽光」也即是透明度,它能令整個行動的認受性增加,把政治能量進一步放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防止已儲聚的政治能量給人分化、甚或瓦解的重要元素。 2010年的政改,正是因沒有足夠的「陽光」,令泛民主派陷入分裂;但如果整個行動的計劃過程都在「陽光」之下,即使對手事前已掌握行動的所有部署,只要「佔領中環」行動的政治能量夠大,能維持下去而不受分解,最終仍會成功。

我們手上已有最有力的武器,問題只是,你是否願意、是否敢去把它提起來。
 

陳景輝﹕佔領中環,一個有待完成的民主實驗

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雖云反應熱烈,但目前為止,討論大都停留於「join定唔join」、「work定唔work」等表態式回應。這無助於深化「佔領中環」所蘊含的意念和眼界。

或許,我們需要改變討論的方式。首先,「佔領中環」所針對的是港人面對的共同處境,即中央有關2017的普選承諾,極之可能賴帳,俗稱「走數」。所謂「佔領中環」,不過就是搶先且強硬地回應這一可以預料的未來,是戴教授嘗試交出的「答案」。也就是說,既然那個「問題」是我們共同面對的,那麼「回答」的責任也該落到每個人的肩上。因而,在這個開放的醞釀時期,那些「佔領中環」支持者最好不要純粹停留在「撐」的階段,而該想想如何進一步修改、豐富及補充箇中意念,反過來,「唔buy」的人也有責任應交出另一個「答案」。

在此,筆者想進一步豐富戴教授的討論。

政治和社會的斷裂

先說清楚,在2013年的當下,沒有普選到底意味覑什麼。這不僅是「再次受騙」那麼簡單,而是政治和社會的斷裂,即香港政府已完全追不上社會步伐的難題。

怎樣跟不上?例子不勝枚舉,從國民教育、電視發牌、自由行規劃的脫節落伍,到梁振英大話成性用人唯親、損害法治和城市發展失衡,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我想說個更具象徵性的例子,就是普選本身,它更能展現,香港人和香港政府是如何失去聯繫的。

必須承認,香港的政治進程已陷於「停滯不前」。今日香港政制的民主程度,其實跟10年前差不多。回想一下,2002年特首選舉委員會是800人組成,而到了11年後的今天,也不過是1200人,只增多400,而這個城市已有700萬人口;立法會則更荒謬,直選議席跟功能組別的這個五五比例,從2004年至今,分毫不差。差不多10年了,這不是政治凍結麼?這些年,社會的每個角落,都在天翻地覆的轉變,但政府的構成卻一成不變。這道鴻溝,正是近年眾多衝突的政治母體。

「溫和變激」的結構條件

都說,今次連「溫和陣營也激進起來」,但「激進」也有它的結構條件。早在80年代《基本法》未定案前,論者已批評,中央應把「最終普選時間」正式寫下,否則這個問題將會在回歸後成為爆發點,不斷發作。接覑一切應驗了。由於《基本法》規劃的政治進程在2004年後就留了個大空白,因而之後有:2005年政改的「被原地踏步」、2010年的「變相公投」,以至當下醞釀殺傷力更強的「佔領中環」,可謂前仆後繼。這都是歷史未償的債務,結構使然的爆發點,拖延下去只會使之無休止的循環往復。

特殊性和難題

「佔領中環」在運動路線上有不少地方跟以往是不同的。它既非一味循規蹈矩的那種「和平理性」,也非網絡教主所鼓吹,突出「武力」和「以混亂對抗秩序」(這是相對於戴耀廷式「以秩序對抗秩序」,陳雲語)的所謂「勇武」。「佔領中環」首先就是一場針對統治者的不合作運動,但它不止於「將秩序中斷」,而是同一時間要求承擔後果、犧牲、非暴力、社會團結和感召他人等價值秩序。這種運動的力量,並不在於對社會基本規範進行無節制的遵從或違反,而是以公民的付出、抗命和自我規約來作出感召,這就是所謂宗教味重的運動路線。

困難是,那構思中的「一萬公民」(當然是約數),並不容易找到。因為這一次,人們需要的不止是簡單的遊遊行、叫囗號,而是付出、抗命(包括被捕)、長期佔領、宣誓和感召他人,等等。以往,這種代價較高的行動,通常由少數活耀分子來擔負,但今次則擴大到「一萬公民」身上,這絕不簡單。

進一步,我在想像那「一萬公民」的模樣,也許並不完全是戴耀廷預期中的清教徒形象。首先,對於「普選」,公民要具備一份不容延後的強烈欲望;其次,今趟的對手是中央,即俗稱的「打大佬」,這就需要更為充沛的決心和勇氣;最後,若要打贏,就得團結最多的人,包括那些分歧、冷漠、怯懦、「睇淡」的各路人群,這又要求一份跨越界限的創造力。

凡此種種公民美德的廣泛形成,更不簡單,但這肯定是佔領運動未來1年的最大挑戰:在晦暗無明的環境中創造條件,引發行動。面對這場硬仗,戴耀廷方案只是初步的勾勒,尚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補。

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陶傑: 低俗大都會




彭浩翔電影「低俗喜劇」,大陸才女賈選凝「藝評」寫香港電影低俗,演變出一場「五毛變五萬」「獎金」的風波。

港產「本土」電影低不低俗?確實比中國的趙本山相聲、唱紅歌「低俗」,但是中國電影好像甚不「高雅」到哪裏。中國鳳凰台的「鳳凰博報」,也有一篇藝評,題為「中國電影──在惡俗與媚俗間徘徊」,即有如此悲憤的控訴:

「中國電影在表面的虛假繁榮下,隱藏着瀕死的呻吟。在票房這個指揮棒下追逐,中國的電影,已經丟掉了最後的遮羞布,在赤裸裸的惡俗、媚俗、欺騙中,榨取着最後的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吧,我希望中國電影速朽。」

這篇藝評,有龔自珍之風烈,魯迅之嫉惡,我認為,更值五萬元。


香港這個鬼地方,只是做生意的城市,本來就低俗,但中國自稱「三千年燦爛文化」,賈小姐如果回頭去多關心她來自的那個地方的低俗,會對她的國家,多一點貢獻。

然後就是本地「評審團」問題了。記者翻出來,一干香港「文化人」評審,決定將公帑的獎金發放給這位「有稜角」的北京才女,其中的林姓「評審主席」,拒絕回答是否認識得獎人,但聲稱「有鼓勵朋友參選」。那麼賈才女是否林主席的「朋友」?若是,此一異性朋友,又親密到什麼程度?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決定加印花稅之前,行政會議召集人,又可不可以及時「鼓勵朋友買樓」?香港不是「內地」,香港這個低俗的「國際城市」,有個更低俗的廉政公署,一旦涉及公帑,連特首曾蔭權,上了「朋友」的遊艇,也遭到「文化人」和「知識份子」聲討。

任何香港文化人,賞識有才華的大陸女性朋友,因生提攜養育之心,只要自掏腰包,不論「鼓勵」這位朋友寫新詩,或「鼓勵」她南來旺角,包一間劏房,兼職按摩,貼身考察香港這個低俗城市人慾橫流之醜惡,以增加藝術批判靈感,提高「寫作水平」均屬「文壇佳話」,絕對沒有問題。但一旦涉及這個新詩獎那個論文獎的「藝發局」比賽評審,獎金是納稅人付的,「文化人」就要自愛,做到「比白紙更白」,在低俗的香港,在隨地大小便的自由行、喧嘩講粗口的中國小農之上,樹立一股清流,可不要亂來呀。

李純恩: 為什麼台灣出李安

李安又得了奧斯卡大獎,大陸網民第一時間歡呼起來,說中國人又爭光了。接着,又有人清醒提示,說李安是台灣人,把「中國人」套在他頭上,不是太準確,如果冠以「華人之光」形容,才算合適。

這時候,也有人慨嘆說,台灣李安,香港王家衛,大陸有誰呢?於是便扯到制度上去了。

這天,正好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黨員的入黨誓詞。共產黨員的誓詞是這樣的: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國民黨員誓詞中有一大段導言,開宗明義要黨員確信「自立為立人之基,自救為救人之始。」冀望黨員可「人人都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由此制定黨員守則十二條:一、忠勇為愛國之本。二、孝順為齊家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信義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六、禮節為治事之本。七、服從為負責之本。八、勤儉為服務之本。九、整潔為強身之本。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十二、有恒為成功之本。

從國共兩黨的入黨誓言中可見,一個是以人為本,一個是以黨為主。於是便產生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於是,大陸暫時出不了李安。
 

青豆: 從賈氏貶《低俗》捧《泰囧》透視內地人的香港想像

(既然參與到賈選凝藝評獎的熱烈討論中來,我決定為這篇文章取一個仿賈氏風格的標題,就如賈氏《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及其另一文章《春嬌志明的中國想像》,此兩標題的混合。反正這世界也是你看我,我看你,然後胡亂想像一番。)

粗略拜讀過賈氏得獎文章,然後第一個反應是︰她如此憎恨《低俗喜劇》,她會喜歡什麼電影呢﹖大槪會是《人在囧途之泰囧》吧﹖上網搜了搜,果然,《亞洲週刊》站有她一篇熱捧《泰囧》的文章,題為《《泰囧》票房奇蹟啟示錄》。

孤陋寡聞的香港讀者若不知何為《泰囧》,先在此稍作簡介。此片近期在內地創下票房奇蹟,製作成本三、四千萬(人民幣‧下同),票房收十二億,大賺特賺,其投資公司光線傳媒於內地股價一度因此暴漲。此片由內地演員徐崢自編自導自演。

徐崢港人應有認識,他就是彭浩翔另一部被賈氏評為「不算好電影,但卻有趣」的《春嬌與志明》中楊千嬅與余文樂之間的第三者(港佬注意力應該都在楊冪身上,可能沒有留意到徐崢)。

但賈氏喜歡《泰囧》,卻憎惡《低俗喜劇》,並覺得後者只拍給香港本土市場看「讓人心驚」,這就矛盾了,因為《泰囧》處處是港產片的影子,而且正正是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三兄弟的翻版。那麼賈氏對香港的想像還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覺得那時的香港可以接受,而也許更貼近現在的現實的香港就接受不了了﹖

若是這樣,為什麼呢﹖按道理說,現在的香港就算對內地人再反感,歧視內地的程度無論如何不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本人上世紀九十年代由內地移民香港,在港住了近二十年,這點我有很深刻的體驗。若覺得現在這點港人對內地的「意難平」都接受不了,請靠邊站。)

八十年代港產片模式於《泰囧》借屍還魂,在內地大賣,而香港人自己對這種模式已感到索然無味。《泰囧》在香港也有上映,但票房遇冷。事實上不單在香港,在海外市場,這部中國電影票房奇蹟也賣不動——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為何內地人的「口味」好像與世界如此脫節﹖這樣說來,《泰囧》不也是主要針對內地市場嗎﹖為何賈氏又沒有覺得「心驚」﹖

賈氏憎惡《低俗喜劇》,本是個人口味問題,本沒有對或錯,但影評有一點讓人很難受,就是口口聲聲為港產片「著想」,怕港產片「誤入歧途」。這大槪正是某些內地人對香港的某些錯誤想像(不排除想得太美),以及無法接受香港在改變、香港對內地的看法在轉變、中港關係在變的事實,同時也看不到內地近年的劇變。

其中一個劇變就是,我還在內地時,那裏哪像現在這樣拜金﹖電影票房論輸贏。現在的大陸如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發達、遍地黃金、大家富起來、人人眼中只有經濟利益嗎﹖後回歸的香港,隨著成功神話破滅,近年港人正在學習反思,什麼時候輪到內地呢﹖






蔡芷筠: 關於藝發局和藝評獎的幾點補充

作為委員之一,也有記者call爆問我點睇藝評獎件事,雖然我不能代表藝發局,但我可以在這裡分享幾點我答記者的,希望讓大家理解有關藝發局更多:

1. 藝發局有不同的小組,藝評獎是由藝評小組所設立,主席是林沛理。它不是藝發局所辦的大型主導計劃,獎項所頒獎金是小組資源。藝發局委員有兩種,一類是民選,一類是委任,大約各佔一半人數,林沛理是政府委任。同立法會一樣,藝發局委員有很多不同類的人,有錢佬,有親中紅底派,但也有藝術家,也有想改革之人。

2. 藝評獎參加者必須是香港居民,評審過程是不記名,分兩階段,第一階段評判會各自收到一組的參賽者作品去評審,計分,然後交給辦事處。辦事處會排分數,然後招開評審會讓評判討論並且落實排名次序,看看有否需要檢討。已故作家也斯先生有參與第一輪評審,其後因病重而缺席評審會議。而我雖沒有參與評審,但以我自己的小組為例,在這種情況下的評審程序,意見好難一人獨大。但選舉結果明顯會就評審團的口味所影響,而在香港,我們都知道有類文化人特別喜歡高雅文化,這事實上也是一種口味。

3. 我同意大家可以不滿以至向局方反映,但我不認同要藝發局摺埋。因為目前政府對藝術的資助類別很少,一類是九大藝團或民政事務局的資助,都是有利大型團體。而藝發局是支持小型團體,獲得政府大約一億資助,有一半都落入行政和局內主導計劃,可謂雞碎咁多。但因為有業界人士做評審員的機制,算是相對政府其他機構來說比較合理和透明。它可以有一百萬樣要改善的地方,但如果要藝發局消失,我想象不到梁振英政府會願意開新架構去支持小型藝術團體和項目。

4. 如無意外,在來屆的藝發局委員選舉中,將會重新檢討選民登記資格,讓更多業界人士可以投票以至參選。這個局是香港文化藝術界忘卻了多年的決策地,所以它確實有不少親中人士「唔識藝術做藝術決策」,即使是個別民選委員也有親中團體撐腰的。和他們開會,我也有時會納悶,為什麼藝術文化界會容讓這種人代表自己?就是因為我們容許他們肆虐。以今次事件為例,藝發局中除了林沛理以外就沒有其他藝評業界代表,原因是當年選舉時完全沒有人以藝評家身份參選,那個崗位懸空了差不多三年。

5. 連藝發局主席王英偉也講過:「(例如)視藝小組主席叫李錦賢,唔鍾意你可以下屆選走佢!」。我希望大家鬧完一輪「偽發局」,可以一起去收拾失地,藝發局是一個小點,在歷史上它是前人爭取回來的。在西九出現後,我認為政府越來越希望能將藝發局陰乾,但比較起來,我認為西九才是無人能及、無人知道他是如何操作的超級大白象。

6. 最後我想起黃子華的魚蛋論:如果見到自己得五粒魚蛋,旁邊的先生有七粒,我們的做法可以是要求老闆畀番兩粒我,而不是要求老闆整走隔離先生果兩粒。在一個支持文化藝術的地方,5萬蚊一個藝評獎濕濕碎,但偏偏香港沒有完善的文化土釀,5萬蚊好似多到嚇死人。所以,如果要發展得更好,我們不是要問點解藝評有5萬,而是問,點解其他項目得咁小???

7. 係囉!點解香港政府對小型藝術團體、藝術家和作家等等等的支援得咁少??當全港的小藝團小機構分配得5000萬,而一個區議會整d難鬼燒鵝雕塑卻有一億???

蔡芷筠 民選委員 藝術教育組主席





何雪瑩: 回賈選凝 - 香港容得下低俗

這個小島,文字賣不到錢,眾所周知。一個藝評獎項換來五萬元獎金,竟然掀起波瀾。今次出奇的,不是為錢,而是因為得獎影評批評「低俗喜劇」品味差、反映港人自卑,也因為這番話出自一位北京女子口中。

對於賈選凝的影評〈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我有千百萬個不同意,其邏輯推論也叫我嘖嘖稱奇。然而批評前,有必要先討論今次新聞的處理方法。


傳媒鞏固族群定型

蘋果日報的標題為「北京女奪藝評獎 斥《低俗喜劇》辱內地人」、主場新聞報導題為「狠批《低俗喜劇》羞辱大陸人 京女奪藝發局大獎」。社會學常說種族是看世事的一面鏡子,來自北京只是賈選凝其中一個身分,偏偏以她這樣的背景大做文章;羞辱國內人只是其藝評的其中一個重點,偏偏獨選這點為題,有意無意間將她的祖籍和論點扣上因果關係。

這種做法是日常新聞操作常見的framing、「揀個靚angle」,吸引讀者看下去,卻不知不覺地為讀者預設perspective-一個經不起嚴謹邏輯推論的族群視角。正如當犯案者是南亞裔人士,報導便喜歡強調他的種族背景。這些說法都符合事實,可是讀者需謹記種族只是了解事情的其中一個方法,既非全部,也未必最好。這種新聞操作手法本身亦無重大錯誤,但過份草率卻會鞏固一些以偏概全的定型,無助討論。

把話說在前頭之後,就讓我們回歸到賈選凝的得獎作品本身。事實上近年我也隱約感到香港人開始失去自信,變得內向,這番話出自我這個香港人而非賈選凝之口,不知會否順耳一點。

可是賈選凝的問題在於捉錯用神:「低俗喜劇」當然可以批評、低俗文化也值得討論,港人面對國內人有多心理不平衡是個一百萬研究題目,只是賈選凝將三者牽扯在一起,理據卻出奇薄弱。網上有人質疑評審邱立本擁抱大中華、林沛理精英主義,這些既有立場都不是問題,誰來當評審會沒有立場?但若他們看不出文章的理據有多薄弱,我覺得非常出奇。看低俗喜劇已是去年8月的事,整部電影的細節無法一一細數,只記得好久沒有如此盡情的電影體驗。

賈選凝說:

    ......港產片的魅力,源於通俗卻不該止於低俗,無的放矢地消費粗口與性,只會令當下港片缺失底蘊、缺乏對社會矛盾深入解讀能力的形象進一步惡化。故而,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

    ......《低俗喜劇》宣稱「不喜勿看」,但這種將「低俗」的選擇權直接交給觀眾的態度,也正表現出創作者的不負責任。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作用,因而生產一部提供低俗快感的作品,本身就是助長大眾的惰性。在香港這座根本不拒絕「低俗」、甚至刻意追捧「低俗」的城市,創作者更能利用人們跟風追逐本土文化身份的心態,將「壞品味」與「港味」劃上等號,讓人錯覺「三級片」才是港片救星。

粗口等於低俗?低俗等於差?

甚麼是低俗?這個文化研究中「高級」VS 「低俗」文化的經典討論,恐怕要另闢一萬字才能觸及一麟半爪。個人認為粗口在合適context底下,或許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粗口確是某個階層的日常生活不能少的語言,叫他們不說粗口他們幾乎失語。有趣的是他們並非「地盤佬」等一般人以為的勞動階層,身邊的不少文化青年言必粗口,以粗口討論公義問題、大是大非,絲毫不損其對話的質素;不說粗口的文化人也幾乎99%都不介意別人講粗口。

粗口只是一種溝通工具,有其文化社會背景,但我們不能忽略以粗口作包裝的內容是甚麼。在低俗喜劇而言,則回歸到電影本身,角色講粗口是否能更有效地傳達劇本和訊息?

據說相較香港電影界現實中的粗口,電影所呈現的只是小兒科。如此一來,電影中的粗口是如此的順理成章,絕非賈選凝筆下的無的放矢。然則我們是否為了避免「低俗」,迴避電影行業大家講粗口的現實,正如TVB劇中的黑社會無人說粗口一樣?如果說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責任,反映現實也許也是文化藝術的要務。當代藝術早已脫離純粹的美學體驗,不迴避以錯置、低俗、醜等刺激思考;至於為何粗口必然是美的相反,那則要請賈小姐解釋一下。她又說:

    ......當一個土大款想來港投資拍港產片,腦海中只能想到拍「三級片」。

    ......彭浩翔用這種設定,為香港的文化形象作出令人心寒的註腳:「香港製造」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不是大陸在香港心目中地位低下,而是香港在大陸心目中太過廉價。當我們冷靜反思香港今時今日的語境時,便會發現整個環境的確如此。大陸人來港炒樓、買名牌、進戲院看三級片,香港只能滿足他們膚淺的、物質的、消費的需求,但本土文化的輸出上卻很蒼白。大陸人想看港片,當然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因為如今港片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

香港電影:「仗義每多屠狗輩」

若電影「無的放失」地濫用粗口,是手法上的缺失,然而影評中沒有解釋為何電影中的粗口是無的放矢。上文賈以鄭中基飾演的廣西投資者「暴龍哥」開拍三級片,解釋為彭浩翔說香港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這兩個等號實在是想當然得過份,文中卻全無解釋何以能以小見大得出如此沉重結論。大陸人看港片可能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事實上香港的普及文化,一向不喜沉重,反而多冷靜、自嘲、黑色幽默、市井。

梁款說過周星馳作為香港流行文化icon,出色之處在其無賴:面容古惑、姿勢不恭、刻薄刁鑽。可是「仗義每多屠狗輩」,這些港式通俗(或低俗)流行文化背後,卻從不缺乏人情、道理。只是板起臉孔販賣人文精神,的確不是港人性格,這些台灣多的是。

嶺南人的靈活、莊諧並重,都為香港流行文化賦予一抹黑色幽默。對我而言香港的警匪片自成一家,近十多年來如「爆烈刑警」、「黑社會」系列、「無間道」系列等,都既有本土特色,卻盛載著滿滿對社會現實的無奈和堅持。我們歡迎國內人看這些港片,他們會發現港片原來遠不只所謂三級和低俗,可是據說這些片子在國內都逃不過被禁命運。只是香港人的確幾cool,不敢將人文關懷時時掛於嘴邊,但不等於香港人沒有文化。


「低俗喜劇」:證明香港的本土性容得下低俗

我無意為「低俗喜劇」背上人文關懷這個聽來如此沉重的包袱,可是我認為「低俗喜劇」不是在賣弄低俗,不是以低俗混淆本土性,而是一次示威,宣示香港的本土性應當有容乃大,容得下低俗有餘。

賈以「只剩下」來貶低享受「低俗」的自由,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種自由絕對值得我們引以為傲。這是彭浩翔以電影對香港對低俗有多包容、對為了內地票房應該有多遷就發出的詰問:低俗而無傷大雅、卻從不辜負大是大非,這些精神因為香港電影人顧及內地市場而慢慢消失淨盡,然而這種精神卻最值得我們保留。

賈作結語中說:

    ......港產片作為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核心資本,更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 ......

健康審美觀由誰來定義,我不得而言;然而我肯定的是,我們不需要中宣部以「低俗」、「品味」、「有否跟隨黨的政治立場」等種種原因來審查電影,反而要珍惜享受低俗的自由。香港有王家衛,有杜琪峰,有彭浩翔,他們的電影不必因為性愛場面、不符「邪不能勝正」或太多粗口為由而被刪剪,這是我們「只剩下」的自由,而這些自由背後,也不是完全欠缺大家珍而重之的人文關懷。

有趣的是,賈在亞洲周刊一篇題為「香港新聞霸權的偽善」的文章,同樣以「自由」入文,批評香港傳媒濫用自由,不夠中立客觀。香港傳媒積病甚深,絕對抵鬧,可是賈下的「濫用新聞自由」診斷,足以反映其對新聞的觀念有多片面。這又是另一話題了,有機會另闢新文再談。


陳牛: 誰在焦慮 ── 一篇藝評引發的爭論

一部打著「本土電影」幌子,實際上只賣低俗但求博人一笑的電影,連導演都承認自己只是賣弄小聰明,卻有個叫賈選凝的大陸女生把它扣緊當下的「中港矛盾」,極其嚴肅地大加批判,還得了個五萬元獎金的藝評獎,此結果一出,網上一片譁然,卻把重點放在「一個大陸人批評港人低俗」,既而演變成中港矛盾的一景,而不是深究評獎的機制,似乎正驗了賈文所言的「港人自卑」。雙方均不自覺地落入對方的套子,真是「喜劇」之外又延伸出一串串活生生的「喜劇」。

是彭浩翔的自大,是宣傳策略還是港產片的焦慮?

低成本製作的《低俗喜劇》據說只用了12天拍攝完畢,其最大的問題不是以低俗文化為榮,而是電影本身便是粗製濫造,很多笑話是由網上抄來的段子拼湊而成,新意欠奉,連彭浩翔引以為傲的「小聰明」,我也幾乎沒看到(你總不能說屌騾西算是小聰明吧,這是敢不敢或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對他這部電影表示失望的人中,不乏原本很喜愛彭浩翔的影迷。

然而彭浩翔一上來就給自己戴了頂高帽,不斷強調這是部本土電影,因為票房不錯,他自己則儼然成了本土電影的代表,然而如今的香港電影界雖然充斥著大量中港合拍片,但本土製作也依然不少,隨便挑兩個都比《低俗喜劇》好得多,卻從來沒有一部本土電影會不斷把「本土」掛在嘴邊,而忽視電影本身的質素。難道《天水圍的日與夜》不是拍給港人看的本土電影嗎?難道《奪命金》不是拍港人港事的本土電影嗎?明明製作優良的港產片一值存在,《低俗喜劇》卻在宣傳中幾乎把自己說成是近年來唯一的本土電影,甚至表達過類似「只有支持它才是支持本土電影」的說法,這對業界同行一點也不公平。

我認同《低俗喜劇》片面化了「本土」,但賈選凝一面批評《低俗喜劇》『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一面又犯了類似的錯誤,看她那篇獲獎藝評,香港電影的其他本土製作一部也沒有出現過。就說《奪命金》,八百多萬票房雖然不如《低俗喜劇》賣座,卻在口碑上比後者高出幾節,這證明香港電影並不是只有《低俗喜劇》的低俗和粗糙,也有《奪命金》的深度和優秀,賈選凝卻提也不提,而把《低俗喜劇》作為唯一的分析對象,難怪有網友說這反而是幫《低俗喜劇》捧上神台。至於低俗的片子比有深度的片子好賣,也不是香港特有的情況,大爛片《吸血新世紀》(Twilight)在美國一樣比很多好片賣座得多。

當然,不斷強調自己是「本土電影」,也許只是《低俗喜劇》一片的宣傳策略而已,因為成本低,所以抓住「本土」這個社會熱門話題來加以炒作,是最節省成本的方法。如此一來,從中能看到的頂多是彭浩翔在資源緊拙下的焦慮,何來看到港產片整個業界的焦慮?很多導演既能拍合拍片,也能拍本土製作,自己要懂得平衡而已,拍得好的不管是合拍片還是本土片,都照樣有捧場客,何急之有?

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

因為從來沒有一部香港電影會像《低俗喜劇》這般強調「本土」,而它又似乎確實因為這樣的宣傳策略以小博大,而獲得了不錯的票房,於是「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土片和合拍片之爭,大概是香港才有的爭論,我認為此爭論主要源於中國和香港兩地觀眾之品味差異一直被誇大了,因為我不相信美國人可以拍出美國人喜歡看同時全世界又喜歡看的電影,香港人就拍不出香港人喜歡看同時別的地方又喜歡看的電影。我一直相信電影是一種世界性的語言,電影裡可能有些文化背景未必所有地方的人都能領會,但分辨電影好壞的標準大同小異,鑑賞能力人人皆有。

合拍片的出現,當然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一部香港電影通常很難以完整的面目進入中國市場,有的不是只剪掉一兩個「不雅」的畫面,更多時候是因為意識型態的問題而被改頭換面,比如《無間道》第一部的結局被改成劉德華最後被抓,像話嗎?像《低俗喜劇》這種電影當然更加不可能,這類題材,基本上還沒拍出來就已可肯定沒有任何可能會在大陸電影院裡上映,但有此「勇氣」的不是只有彭浩翔一人,不說杜琪峰,連據說「已投共」的蕭若元也投資拍了幾部進不了大陸的低俗電影。於是,問題來了,不低俗的《奪命金》、低俗但是講古代的《肉蒲團》算不算本土電影?

一部電影本土與否,不但要看市場目標,其實還有眾多的因素,包括資金來源、題材等等,有的人還很看重參演和參與製作的人員是否清一色的本地人。我支持本土創作,但與本土與否比起來,我更重視創作的質素,不過我也嘗試問問這樣的問題:《桃姐》有大陸資金也有大陸人員參與,但故事講的完全是香港的故事,又算不算本土?《寒戰》資金來自香港,部分演員來自台灣,有國際團隊參與製作,講的是香港本土的題材,又算不算本土電影?合拍片出現以前,以香港資金拍攝的武俠電影,故事與香港本土無關,又算不算本土電影?

誰在焦慮?

我不知道多少人是衝著本土兩個字去捧場《低俗喜劇》,又有多少人潛意識裡把支不支持《低俗喜劇》當成港人的一種身分認同,或者又有多少人真心覺得它是好電影。賈文爭議出現後,也有人大喊「香港文化,你賈選凝識幾多」,以「你不懂」來回應批評,我想到在豆瓣見過的一個人,那人貌似是在北京生活的港人,她相當不滿那些給《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人,她認為只有港人才看得懂《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大陸人都是因為看不懂。中國大陸無論官方民間,回應外界批評時都愛用「你不懂中國國情」來回應,當香港同樣遭受外地人的批評時,我們其實可以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在「我們就愛低俗你吹咩」之外,能否想想除了《低俗喜劇》,你真金白銀地支持過多少部香港電影?

賈選凝接受採訪時直言討厭《低俗喜劇》,她的獲獎藝評就帶著這種強烈的情緒,雖然寫港片焦慮,但從字裡行間看到的首先是她本人的焦慮,除了直斥導演彭浩翔是「不負責任」,形容《低俗喜劇》是垃圾,還說喜歡這種娛樂至上的片子,就是「港產片的誤入歧途」。杜汶澤接受訪問時說過「低俗是港產片的核心價值」,其實就如之前黃洋達在facebook上載一張女支持者的照片加上一句「給你一個加入熱血公民的理由」,大概只是一句搞搞氣氛的玩笑話,也被焦慮的賈小姐視為「大言不慚」。近年來香港社會氣氛雖然轉變,越來越講「政治正確」,但正如彭浩翔另一部電影《春嬌與志明》所描述的那樣,港人本性貪玩,不正經起來可以沒有下限,港人和大陸人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即在於此,也是春嬌最後還是選擇和北京男友分手,去和志明復合的原因。

賈小姐說彭浩翔利用了「貶低大陸人」的政治正確,但她也有大陸文化裡固有的一套政治正確,什麼可以拿來開玩笑,什麼不可以,比如從她的藝評看來,大陸人不可以被拿來開玩笑,開大陸人玩笑就是歧視,就是精神勝利。但在《低俗喜劇》一片裡,也不無開港人玩笑之處。其實,這種嘲人也自嘲的娛樂電影,笑過也就算了,何必認真?

當然賈小姐的有一些批評,無論對《低俗喜劇》本片,還是對香港社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認為港人倒是可以用釋然一點的心態去面對,比如她說該片「連彭浩翔電影一貫為觀眾提供的敘事樂趣也付欠奉,它甚至不是個有結構的故事」,這就說得一點也沒錯;「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high至極」,從該片的賣座和港人現在對賈一文的反應來看,這個說法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偏差;甚至一句「創作者嘲弄整個行業的玩世不恭中,並未提出思考與反省,反而以極傲慢的態度調侃業界,將電影生產的複雜狀況簡化為資本與性的交換」,也正說中了彭浩翔在該片表現出來的傲慢,這種觀點其實早在電影上映時已有人說過,我也聽過一些從事電影行業的對彭的不滿。

在這次事件中,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這篇文章是如何得到一等獎的,藝術發展局為何可以拿出這麼大筆錢來嘉獎藝評,而不是對文化藝術本身提供更多的資助?一篇3000字以下的藝評可以這麼容易拿到五萬元獎金,為何聲譽良好的本地文學雜誌《字花》卻難以申請到資助?重藝評而輕創作,如此本末倒置的推廣藝術之法,究竟是哪些渾蛋想出來的?



有網民報料賈曾在亞洲週刊工作,而圖片顯示合照處很有可能是亞洲週刊的辦公室或場合,而資料顯示賈曾為亞洲週刊撰寫三十篇文章

而邱立本為亞洲週刊的主筆與總編輯多年,當然與比賽時同期,作為一位如此深資歷的總編輯,會否不認得自己週刊寫了三十篇文章的作者?

再者,連超市抽獎都要避嫌不許員工及家屬參加,以免有利益衝突,為何官方機構涉及公帑主辨的首屆藝評獎竟可如斯兒戲?


 

陳景輝﹕中港矛盾下的港產片和藝評獎

首屆「ADC藝評獎」金獎得主,是北京評論人賈選凝,她狠批港產片《低俗喜劇》醜化內地人,這引發激烈批評。

問題有二。首先是針對藝發局的。藝術發展局的評審讚揚作品具有「顛覆性」、「稜角」和「強烈觀點」云云。然而,評審為何用這些元素,視為衡量「藝評」質量的主要標準呢?為何不以另一些元素來衡量呢?諸如「細膩」、「深入」或「淵博」之類?最奇怪是,這裏所謂的「顛覆」或「稜角」,並不是指向那些形式及美學批評方面(如評論電影拍攝手法),而是近年非常熱鬧的話題:中港矛盾。這是「藝評獎」的定位麼?即「鼓勵」趕快在熱鬧話題中作出簡單表態?這是一般的文化評論抑或藝術評論?「藝評獎」的名字需要改成「時/文評獎」嗎?

其次是賈的文章本身,她說電影「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云云。問題是,香港電影傳統從來不是販賣健康,更遑論一套低俗搞笑的電影。指控「笑片」歧視,到底是廉價的,像《新精武門》和《國產凌凌漆》一類經典笑片,周星馳不是拿日本人和大陸公安來「搞笑」嗎?其文化意義,難道又是一句醜化說了算?問題是,差不多所有笑聲背後,都預設了一套文化定見,否則觀眾就笑不出來了。關鍵在於,好的電影能從那些陳腔定見裏提煉出幽默感。

像《低俗喜劇》開的玩笑,如大陸投資者的人慾橫流、大學教授的假道學、醩模的「搏上位」和港產導演的「唔識撈」等,既預設了社會既存的文化定見,也包含了抵死而觸碰禁忌的奇思怪想。若有人只看見中港矛盾,只看見「醜化大陸人」,這無疑太簡化。更不要忘記,這齣電影為觀眾帶來的最終和解:大陸投資者和香港監製齊齊賺大錢。只想說,對於這一和解和搞笑的喜劇公式,認真你就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