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1日午後，台北傳來噩耗，勞思光先生於家中因心肌梗塞，不幸辭世。我聽後只覺胸臆澎湃，回首和先生踰四十載的師生情誼，憶起先生知遇之恩，今恩師遽去，情何以堪！先生學貫中西，以哲學知名於世而博及文史，其魂歸道山，學界又痛失一位學問泰斗！先生以一介書生，畢生背負清流議政的十架，其溘然長逝，更使華人社會痛失一位以敢言見稱的公共知識分子。
勞思光先生，本名榮瑋，號韋齋，祖籍湖南長沙，生於陝西。先生祖上家世甚榮，百餘年來，代出奇人。先生幼承家學，加上天資聰穎，七歲即擅詩能文，奠定了深厚的舊學基礎。1946年高中畢業，先肄業北京大學哲學系，就學於胡適、賀麟、湯用彤等前賢。後大陸易幟，先生輾轉赴台，於國立台灣大學完成學業。1955年，先生在台因辦報批評專權政治，不容於戒嚴下的國府，以至於倉皇赴港，其間「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堪證。先生來港後，先任教於珠海書院。1964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累遷至哲學系教授及研究學部主任。此外肩負起崇基「綜合基本課程」（即後來的通識課程）的設計。先生曾兩度赴美，於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訪問。1985年，先生自中大榮休，曾留校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及逸夫書院任事。1989年，台灣解嚴，先生重臨闊別三十餘年的蓬島，先後任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和東吳大學等校客席。自1994年起，先生應華梵大學邀請，出任哲學系講座教授，直至辭世。重返台灣後的先生，憑其學問視野，取得了學界乃至國家一再的肯定，2002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2007年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唐君毅訪問教授，2011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此外獲斐陶斐學術協會傑出學術成就獎（2000）、台灣行政院文化獎（2001）、教育部學術獎（2002），並多次主持國家講座（2002-2009），先生以耄耋之年，猶縈懷於硯席，端的誨人不惓，鞠躬盡瘁而後已。先生身後獲追總統府「褒揚令」，可謂生榮死哀。
循哲學觀念看中國的文化精神
作為學者，先生畢生最關注的是文化問題，具體言，是透過世界文化的比較、反思中國文化的特性、其變遷歷程，乃至中國文化在世界中所面對的挑戰，所涉及的危機，和可能的發展。故先生之謂學貫中西，實以「中國文化在世界」此關懷為本。如就學術著作而論，固以《中國文化要義》及《中國哲學史》之影響為最。前書先循哲學觀念說明中國的文化精神，進而剖析精神外在化而得的政制思想，乃至社會結構、宗教活動、經濟生活和文學藝術等，並藉此說明中國文化遺留的問題。例如，先生區別了第一義的制衡與第二義的制衡，並指出中國只有後者而無前者，即是說，中國傳統政治只考慮既成的政權於運作上如何可加約束，而不知政權的成立基礎和合法性問題才是根本地防止誤用權力的關鍵。這一觀點和先生作為社會批判者的角色大有關聯。至於《中國哲學史》則更是先生的代表作。就理論分析而言，書中提出了「基源問題研究法」，以說明哲學問題與現實文化處境的內在關係；就學說評價而言，則以「主體性」之顯現與否為標準，以判別各哲學流派於自覺回應其問題時的效用。全書條理分明，有學有識。康德晚年曾辨別了「歷史的哲學史」和「哲學的哲學史」，勞著顯屬後者。
引介西學：觀察闡釋之精審
至於西學，先生的造詣既廣且深，可大分早晚兩階段。早年先後有康德、黑格爾、科林伍德、盧梭、拉斯基、齊克果、懷德海，以至密爾、托克威勒、許懷惻、湯恩比、卡西勒、海耶克，和邏輯實證論（如卡納普）、存在主義及現代分析哲學（如隗因）諸家等。這些引介西學的工作，實繼承了嚴幾道、張東蓀等學者之傳統，然而論觀察闡釋之精審，先生的成就每有過之。除輯於《思光少作集──西方思想淺談》的文章外，《康德知識論要義》更屬鉤深索隱、通幽洞微之作，對後學每收指南之效。值得指出者，是這些基本工夫都是先生寫《中國哲學史》以前奠定的，其意義可見。所謂晚期，指先生重返台灣以後，其間，舉凡哈伯馬斯、阿佩爾、葛德瑪，乃至後現代主義等學說，先生涉獵之餘，每能批判地融會。正如先生早期治西學並無志於成為專家，先生晚期這些興趣，亦因有感於當代哲學內部的危機和與此相關的文化危機而引起。先生晚期諸講稿，如《文化哲學講演錄》、《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等書，都是環繞着這些危機和其背後的迷思和可能的應對而提出。凡此種種，均表現了先生深邃的人文關懷，和認為人類文明應步向自覺承擔這基本信念。
先生出入百家，唯理是依，從不拘於成法或執於門戶。我常揣測先生莫非是張東蓀自詡的「古今中外派」的化身。先生論列各家，目的是汲取各家學說的「開放成素」，自由地與己見損益較量，以回應其畢生關切的文化危機問題。先生扶掖後進，悉心傳道之餘，卻能絕去崖岸，從不設門立戶，或以師道自尊，只循理性原則，為學生解惑，俾得以自由發展。先生對我輩的寬大與包容，真令像我一般被先生錯愛的生員既是感激，又復慚愧。終生都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勞先生，其治學之道與為師之道，表裏如一，放眼海內，至為難得。先生八十大壽，生員為先生祝壽的論文結集成冊，最後經先生首肯，借其詩句，以「萬戶千門任卷舒」命名，實有深意在其中。
先生年少時，本有鴻鵠之志，後雖潛心學術，卻從不以此自困。五十年代起，先生治學之餘，積極投身於社會文化的批評工作，先後於《民主潮》、《民主評論》、《祖國》、《人生》等宣揚自由民主的雜誌撰稿，對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中的亂象齊施筆伐，履行了康德最期待於哲學的「理性的公共運用」的責任。《歷史之懲罰》、《中國之路向》、《解咒與立法》和《思光時論集》等書的撰作，都在這一背景中完成。其中《歷史之懲罰》一書，便是對中國文化長久積聚而亟需正視的毛病的深切反思，包括各種觀念上的幻想與欺詐，和各種制度上的缺陷與不足。然而先生並不只是消極的批評者，先生書中提出其有名的「歷史動態觀」和「歷史的債務與債權」之說，是要勉勵國人承當自身文化長久的缺失與不足，以清償歷史的債務，並要不斷尋求改善，以建立對未來的希望，和積累未來歷史的債權，正如先生一語道破：「人是已往歷史之奴隸，卻是未來歷史之主人。」如斯壯語，顯露的豈只是學者的風範，更乃國士般的胸襟。
哲學須具經世意義
記當初從先生遊，嘗親聆先生講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一語，當年的震動與啟迪，自此在我生命中發酵。回顧先生的文化反思和社會批評工作，固要揭示一些亂象，此中，先生從不作「政治正確」之考慮，而只以理性為繩墨，和以國族及人類前途為依歸。先生行文立論，每多諍言，其運筆如奏刀，都能鞭辟入裏，切中時弊。先生深契康德之學，是眾周知，康德於《學科的爭議》書中直宣「哲學只聽從理性的法則，非政府的法則」，康德此言，先生定當首肯。四十歲生日，先生曾賦詩述懷，其中「風雨平生無媚骨，江山向晚有狂歌」一聯，直把先生嶙嶙風骨表露無遺。
總而言之，先生既是學者，復為國士。先生豐富的學養，為其一直堅持不懈的社會反思和政治評論工作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先生對天下蒼生的關懷，則讓其平生樂此不疲的學術工作取得了概念以外的現實指涉。康德嘗謂哲學不應囿於「學院意義」，而須兼具「經世意義」，此一說法，印諸先生一生的學問行止，可謂毫釐不爽，對先生而言，學問與經世，是一體的兩面。查哲學理論本出自人心之轉折，根本無所謂完美或終結，而須學者一代一代去經營，人類社會的處境與挑戰則同樣層出不窮，因此也無圓滿解決的一日，而須由活在歷史中的世人步步為營地面對。人生世上，誠有種種限制，但在限制中能否以積極的態度去改變歷史條件，卻是一切興衰成敗的關鍵所在。正如先生說：「升天入地，皆屬自作。」先生晚年礙於體力，只能專注於講席，當年「入海屠龍」的氣魄已不多見。2004年，先生聯合十位中研院院士，公開反對要於立法院通過的六億元軍購案，結果促成該案最終被公投推翻，避免了一筆龐大的「歷史債務」。〔Vic：查當年勞思光先生反對的，是6,108億台幣的軍購預算；誤寫「六億元」，未免差太多。〕此一壯舉，已是先生社會批判角色的璀璨餘暉。近年據說華梵同人曾問先生是否還會寫這方面的文章，先生慨嘆說：「這些事情應該由別人去做了。」誠然，在動態歷史觀下，社會批判的路不應止於個人，先生在他有生之年，早恪盡了知識分子的本分，並為我輩留下典範。
老師大去後翌日，我陪同師母師妹赴台處理老師後事，除了看望老師，初步勘察了老師研究室和家中的書稿外，還陪同師母師妹看過位於宜蘭縣山上遠眺太平洋的櫻花墓園。正謂靄靄停雲，八表同昏，當天的霧很大，但據說如天氣放晴，可看到「龜山日出」。我按捺着滿腔愁緒，舉目天涯，設想着老師終於能放下重擔，每天都能圓滿「思光」的承諾。先生生為楚人，讓我獻上《哀郢》中的一句「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思光吾師，願您安息。
2012.10.28香港
占飛: 勞思光統攝中西哲學
嚴格說來，中國有哲學思想而無西方模式的哲學。哲學，philo是愛，sophy是智，西方哲學，顧名思義，就是重智的學問。中國哲學思想卻重德性，故西方哲學有形而上學，中國也有；西方哲學有倫理學，中國不單有，甚至更精采，心性義理之學，西方沒有。但重智的知識論，中國儒、道兩家卻沒有，只有佛家算可補其不足。
中國幾千年來沒有哲學史，只有思想史。西風東漸，為了追上「現代性」的世界，國人也治哲學史矣！勞思光學術上最大的成就是寫了《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胡適、馮友蘭都寫過中國哲學史，都寫得不好。胡適寫的只是大綱，十分粗疏，哲學成分很少。馮友蘭在大陸用唯物辯證法去寫，牛頭不搭馬嘴。勞思光此書便成今天許多大學哲學系的教科書。
基源問題研究法
這本書花了他二十年的工夫，且是他思想最活躍、精力最旺盛的時期。同期的牟宗三、唐君毅等已建構個人的哲學理論和系統。相比之下，勞思光便錯失大好時機。此書寫畢，勞思光再無從事哲學理論和系統的建構工作了。他只能把他的哲學見解寫在書中，尤其是第三卷宋明理學至清代思想。這樣一來，他便成不了獨當一面、影響後世的哲學家。不知這算不算是他畢生最大的遺憾呢？
當然，寫出一本權威的中國哲學史，也是不應小覷或低估的學術成就，何況勞思光還「自創」一套理論的設準：「基源問題研究法」。他認為這方法足以統攝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我們着手整理哲學理論的時候，我們首先有一個基本了解，就是一切個人或學派的思想理論，根本上必是對某一問題的答覆或解答。我們如果找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即可以掌握這一部分理論的總脈絡。反過來說，這個理論的一切內容實際上皆是以這個問題為根源。
」（《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
簡單地說，春秋戰國是牟宗三所謂「周文疲弊」的時代，周朝以降的社會秩序及意識形態都解體了，新秩序應怎樣建立？奠基於什麼思想？先秦諸子孔孟、老莊、墨子、法家的學說，都是解答這個基源問題。漢代則是通過天人合一論來「獨尊儒術」，魏晉玄學則是「會通儒道孔老」，宋明理學是心性義理之學……勞思光確成一家之言，梳理和評論中國哲學條理分明、眉目清晰，方便學習。
西方研究法變奏
說「基源問題研究法」是西方研究哲學史的傳統方法的變奏，雖不中亦不遠矣！勞思光也承認，西方哲學重理論性、邏輯性和系統性，後人喜辯駁前人的思想、見解、系統來自立門戶，故用「基源問題研究法」治西方哲學史很合適。但勞思光亦承認，中國哲學邏輯性和系統性不強，後人往往引述經典中幾句話或段落便大加發揮，闡述個人見解。用西方的方法梳理中國哲學，究竟是否全然合適，是否有欠客觀，不無爭議。
在1946年，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出版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評論一般。大家有興趣讀西方哲學史的話，我也絕不推薦大家讀羅素此書。再版時，羅素加個
「A」字，變成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占飛膽粗粗的蓋棺論定，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也只是A History而不是The
History，或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話雖如此，但今時今日，要讀中國哲學史，捨勞著其誰歟？
腹有詩書氣自華
勞思光二十五歲在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三年後（1955年）來香港，在珠海及崇基教哲學，一教便教了三十四年。聽說，他以自由主義者自詡，很重視言論自由。一天台灣有戒嚴令，他便一天也不肯往台灣。1987年，蔣經國解除了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1989年，勞思光已退休，才重回台灣清華大學出任客座教授。
對台灣已是如此，對中共勞思光更從不買帳。他死前，有人力邀他到北京，看看母校北大，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據聞，勞思光只問了兩個問題：中共有沒有改變了鎮壓言論自由的管治方式？我勞思光有沒有改變了原則？既然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沒有」，他便沒有再踏足神州大地半步。
勞思光出身名門望族，寓居香港仍帶貴族風範。不論寒暑，每次見到他，尤其是上課，他總是穿着整齊西裝（可惜他個子比較小，穿西裝略欠筆挺）、白恤衫、煲呔，一副英國紳士模樣。
理性冷靜
他講課十分認真，從不遲到，埋位便開講，講足兩小時，從不欺場。他記憶力驚人，上課頂多帶一張小紙片，寫下要講的重點，從不帶書本或筆記，純靠記憶引述名家著作，不單教中國哲學史時不帶自己寫的《中國哲學史》（占飛聽他的課時，他還未寫完此書），就算教西洋哲學史，甚至給高年班學生修讀的「康德」，他也可以憑記憶引述任何經典。聽說，勞思光辦公室及家中很少書，因要用到的書，他已讀得滾瓜爛熟，瞭然於胸，全部背誦得出，不必翻查。今天這樣的學者，恐怕已屬稀有品種。
牟宗三講課也是「手空空，無一物」，站上講壇便滔滔不絕，隨口引述經典名著，但牟老為人飛揚灑脫，隨手拈來一句話「天命之謂性」便說足兩個鐘頭，說到那裏就是那裏，令你懷疑他有沒有備課。勞思光則剛剛相反，為人理性冷靜，講課綱目分明，理路清晰，邏輯緊密，一點多餘的閒話都沒有，筆記下來就是一篇文章。那個年頭的中大學生運氣可好，得以親睹兩類截然不同的大師的風采。
聽這些大師級的學問家講課，旨不在他們的思想理論，他們的理論已經寫入著作裏，看他們的著作便可知。關鍵在看、學他們怎樣入手思考（approach）問題和做學問工夫，沾染點點滴滴的才華氣度，也夠終生受用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