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古德明: 以直報六四



中共六四屠城,屈指二十五年,其間每一年都有識時務者說,是非功罪,應留後世評定,例如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共人民代表徐麗泰,或說「現在還未完全清楚真相」,或說「不知當年確實發生了甚麼事」,都對六四避而不談。


中共的六四,頗似南宋的風波獄。《宋史》卷四七三載:岳飛冤死風波亭之後,秦檜請高宗皇帝「禁野史」,高宗更令秦檜兒子秦熺負責國史編修,史料凡不利當權 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矣」。今天,中共也禁民間編寫六四事實,史料也遭官家焚棄更易,可見中共和高宗、秦檜實在同心同德。


高宗殺岳飛之後,諱言「岳」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八載:紹興二十五年,「詔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而建議改名者,則是左朝散郎姚岳。 這個姚岳,由於和岳飛母親同姓,又以「岳」為名,曾獲岳飛青睞,辟為屬官;但岳飛死後,他卻「自謂非飛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論鄙之」。今天,中共忌諱「六 四」一詞,就如高宗忌諱「岳」字,互聯網上容不得,報刊上也容不得。而姚岳之類德行的大人君子,則紛據要津,或做了香港行政長官,或做了中共人民代表等 等。這又是中共和宋高宗朝廷今古呼應的實例。


不過,舊中國和新中國始終不同。紹興三十一年,即宋高宗在位最後一年,岳州、岳陽同時恢復舊名;而岳飛遺屬多年拘管嶺南之後,也恢復自由,「於是飛妻李氏 與子霖等,皆得生還(中原)」。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更馬上為岳飛平反,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九三、一九五;《鄂國金佗稡編》卷九)。岳飛死於紹興十一年,至此不過二十一年。所以,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的文告說:「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 而定。」


今天,六四到了二十五周年,梁振英,徐麗泰之流還在說「真相未明」,還在說是非須待百年而定。他們只是不會呼籲中共鈎沉發秘,公布當年決議出兵的文件、共 軍屠民的記錄等等,和民間記載印證,白史實於天下。而鄧小平終其一生,對六四諸君子的拘管,沒有絲毫放鬆;繼位的江澤民、胡錦濤以至習近平,更變本加厲, 務求杜絕六四未死者生計,甚至不惜導演「李旺陽自縊」一幕,充分證明新中國畢竟不同舊中國。


平心而論,六四對現代中國人來說,不算什麼大事。六四那天,遭毒手者估計不超過一萬人。而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人死於中共手上的,應以億計。只是六四出動 黨衞軍、坦克車,殺人場面怵心劌目,令人較難忘懷而已。過去二十五年,不斷有人要求中共「平反六四」,那是笑話。當年宋室為岳飛平反,論罪始終不及宋高 宗;現在中共即使平反六四,會怎樣論罪問責,不問可知。「平反」不應是二十世紀用語,更不應是二十一世紀用語;但孔子有一句話,卻萬古常新,而且不限於六 四:「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林行止: 資料豐富理論貧乏 聳人聽聞美國紙貴




一、今年經濟學界的「盛事」,莫過於英譯法國經濟學家皮格蒂(Thomas Piketty, 1971-)《二十一世紀的財富》(下稱《財富》)的出版;這三兩個月來,冷熱傳媒的讀者和聽眾,不論西人漢人,很難不碰上談論這本書的言論。筆者的「評 介」肯定「遲來」;然而,有些話要說有點看法要與大家分享,因此不嫌「過時」。

本書原著法文,英譯為《Capti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港的論者學者一般譯為《二十一世紀(的)資本》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筆者以為都有商榷餘地;「資本」為直譯,雖然意義曖昧尚說得 過去,而譯為《資本論》,便有望題生義之誤,以此書最大的缺失為統計資料豐富而理論貧乏。因此,即使作者取書名時「心懷《資本論》」,且《經濟學人》把他 「譽」為「現代馬克思」,本報劉偉聰談及此書時亦以「法蘭西馬克思」為題,但細心的讀者應看出皮格蒂與馬克思同調的只是看淡資本主義制度,對如何矯正其缺 失的做法則完全相反。他雖然認為現行制度不公但不反對資本主義,而且相信通過連串社會、尤其是稅務改革,便能拉近貧富兩極的距離,進而達致資本主義制度下 的社會和諧,與老馬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搞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主張,南轅北轍。皮格蒂「處理階級矛盾」的手法固與馬克思不同,《財富》的理論架構, 以筆者的理解,亦嫌單薄,因此絕不能以「論」名之。

香港傳媒第一次談及這本書的,以筆者常不在港而又不擅長網上搜尋的有限閱讀,似為《蘋果日報》四月十七日丘亦生的《富二代資本主義》(見於同日的《主場新 聞》),短文內容簡潔扼要,用此題目,顯見作者了解皮格蒂要令富二代「受苦」的深意;在眾多相關文章中,筆者以為本報高天佑四月二十九日的文題最近本書主 旨:「把有錢人送上斷頭台?」請注意這個問號,它反映了作者清楚皮格蒂欲向「百分之一」開刀,惟所建議的辦法說易行絕難(以筆者的看法,徵環球財富稅根本 不可行 )!《財富》主要是論述二百五、六十年來美國、英國、法國、瑞典和德國,旁及意大利、加拿大與日本社會財富「錢落誰家」的問題。而他筆下的 Capital,包括股票、債券、土地及現金,譯為「財富」似較「資本」更能達意。當然,皮格蒂亦大談二十一世紀政府應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以拉近貧富 兩極進而紓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談的均與過去、現在及未來旳財富有關,筆者因有斯譯。

二、《財富》去年在法國出版,據作者提供的數據,賣出了約五萬本,以法國未足七千萬人口看,銷情不惡,其所以沒引起 「識字分子」熱烈討論,筆者的解讀為法國稅率已高至接近皮格蒂心目中的水平(高收入個人入息稅率百分之八十),法國有錢人(「百分之一」)已深受高稅之 苦,因此社會上對要向他們課重稅的提議,反應冷淡。法國總統奧朗德於二一二年五月上任後,很快把稅率(絕大部分稅項),尤其是物業稅、遺產稅、公司利得 稅及個人入息稅大幅提高,法國巨(名氣與體型)星、以演《大鼻子情人》為港人熟知的G. Depardieu,便因年收入百萬歐羅的稅率突飆升至百分之七十五,而移民單一稅率百分之十三的俄羅斯(普京因此待他如上賓)。皮格蒂對政治甚為熱衷, 且有把他的經濟主張貫徹到政策之志,因此二度成為總統競選人的經濟政策顧問。他曾是奧朗德競選團隊的中堅分子(因此從任教的大學請假約半年),當前法國的 高稅率有他的「貢獻」,幾可肯定。

法文《財富》出版後,在法國固引不起公共知識分子和象牙塔蛋頭的討論熱潮,英美更可說無人聞問(也許根本不知道有此書),直至英譯本面世,才掀起轟動出版 業、讀書界,以至政壇的「評書狂潮」(至今尚未冷卻;相信不少對傳媒誇誇其談的「評論家」只是拾人牙慧而未讀原著):據出版商哈佛的消息,出版二個月便賣 清精裝版八萬本(另加電子書一萬二千多「本」),同數量的書料已陸續應市,創下了該社一百零一年歷史的暢銷紀錄。和大眾化小說比較,這種銷量微不足道,惟 對非小說類尤其是早有「沉悶(憂鬱)科學」(The Dismal Science)之稱的經濟學書籍,有上萬甚至十多萬且可能突破二十萬的銷量,雖然多少與出版商安排皮格蒂赴美「促銷」,並獲邀與財長傑克.盧(Jack Lew)會面交換對「財富平均化」的意見引起社會更廣泛注意有關,但這種銷售數字,確是十分驚人。順便一提,在《財富》之前,「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為 二位流行疫症病理家合撰於二一一年出版的《測量儀何以愈平等社會愈進步》(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該書的英文本賣出約十五萬冊,創下新紀錄。這本書述說人人機會平等的重要性美國在多方面都不太「長進」,惟在機會均等上位居世界之 首,而這是美國這個「負債王國」仍為世界最強(軍事及經濟)的一項過去少人注意的根本原因!
三、《財富》譯為英文賣個「美國紙貴」(英國版這個月才面世)且引起廣泛討論,清楚說明二個問題。其一是書的內容必須 「驚世駭俗」,有啟發性建設性或危言聳聽(因人而異);其一是不管有多少人惡意貶低踐踏,英文仍是當今世界(不僅僅限於自由)「識字分子」的共同文字,這 等於英文媒介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當然,書的內容是否有新意,是「熱賣」的關鍵。以另一本去年英譯出版的法文原著《平等的社會》(The Society of Equals)為例,雖然同樣是以經濟學原理及歷史資料論述與《財富》相近的題材,且出自同一譯者Arthur Goldhammer之手,及同為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只因作者缺乏創意,沒有提出令人另眼相看的論點,遂無法引起廣泛討論遑論成為暢銷書。無論如何,大 家不得不同意的是,非英文著作在國際間影響力有限,譯為英文才能「風行全球」,這是不容否認和不應忽視的事實!

《財富》「文本」五百七十七頁,連註釋及「引經」,共六百八十五頁,內容如此「沉悶」、篇幅如斯冗長,非以研究貧富兩極為專業的一般讀者,恐難「終篇」。 筆者因此有一提議,對經濟問題特別是貧富不均現象有濃厚興趣者,此書不可不讀;興趣一般非研究此問題的讀者,讀通長凡三十五頁的《導言》,知其梗概,便可 「稍息」(如不讀「文本」,五、六頁的《結論》亦不應錯過)。此書的確值得放在書架方便處,以便隨時取閱,因為除可讀性高(也許與譯筆流暢有關)的《導 言》外,其涵蓋過去二百五、六十年歐美多國的經濟特別是統計財富的數據,是不可錯過的參考資料;這些資料,大都繪成或編列為一目瞭然的圖表或列表,方便讀 者查閱。不過,「多如牛毛」的數據中,有若干的真實性可信性已引起論者質疑,倫敦《金融時報》甚且以頭版頭條新聞形式報道其經濟事務編輯翟爾斯(C. Giles)的有關論述,可知此中確有一些問題;然而,皮格蒂在書中一再指出,由於不少數據並非來自「政府統計處」(當年尚無收集統計的意念,當然沒有有 關機構的設立),因此不是「絕對準確」,卻肯定可看到當年的一般情況,用為參考,並無害處。正因為如此,有人遂指出對書中某些數據諸多挑剔,也許是皮格蒂 暴得大名引致「職業性妒忌」(Professional jealousy)有以致之;克魯明對此亦大不以為然,六月一日在他的《紐約時報》專欄說得更妙:「I'm not accusing Mr. Giles of being a hired gun for the plutocracy這位諾獎得主究竟想說什麼?「你懂的!」。事實上,本書蒐集的數據不是那麼不濟皮格蒂與數名同行多年蒐證搜集整理而成的數據, 在筆者看來,即使偶有疏漏,亦十分珍貴且極之實用!

財富嚴重不均 解決並無善法.三之一

劉銳紹﹕「六四」25年的變與不變




今年是「六四」25周年。四分之一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無論如何,過去25年中國的變化,總有很多地方值得總結的。儘管官方希望人民忘記歷史,但我們既不能忘記,更必須從歷史的慘痛教訓中,研究如何強化中國的公民社會。


兩點比較突出的變化

總體而言,25年來國情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比較突出。

一是經濟的增長,從簡單的數字看,中國經濟雖然仍有巨大的困難和新增的問題(例如經濟基礎虛浮、貧富懸殊加劇、生態環境大破壞、經濟利益導致道德敗壞等),但總體趨勢是持續上升的。即使是世界銀行(非中國官方)的統計,也反映了這個趨勢:1989年,中國人均收入290美元,人均GDP 307.49美元;2013年,人均收入5000多美元,人均GDP 6700美元。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若不承認這個經濟上升的趨勢,是另一種不客觀。

二是民氣的提升。具體表現為維權事件大幅增加,反映民不怕官,敢於抗衡和爭取。由「六四」至1992年,由於官方大力打壓,民間保護權益的活動一度沉寂,但3年後,民間維權運動明顯抬頭。1992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沒記錄人數)8000多宗,其後年年上升;至2009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100人以上,因100人以下的太多了,已不計算在內)多達9萬多宗。由於增幅驚人,官方從2009年起不再公開這類數字了。不過,民間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從地方政府方面綜合資料,發覺官方的數字偏於保守,至2013年,實際維權事件已增至16萬宗。

對於上述現象,官方的解讀是:經濟上升是「黨和國家的政策對頭,人民喜見樂聞願幹」;維權事件增加則因為「官方保障了人民的表達權利」。誰都看得出,這些解釋只是在自己臉上貼金。事實上,中國經濟走出公有制的框框,是民間不順從官方政策,努力創出私營經濟之路(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的「秘密自留地」就是典型事例),迫使官方慢慢順應而已。所以說,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上升,體現了人民求變的力量,而非官方的先知先覺;維權事件增加,是人民醒悟,而不是官方寬鬆。

進一步說,即使25年以來出現上述變化,但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變,不單沒有改進,反而不斷倒退。且舉「六四」前民眾提出的3項訴求為例:

更重要的問題反而倒退

(一)1989年民眾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回顧這25年,貪污腐敗不僅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以前,貪污100萬元已是大案,如今,不過億元也不算大案。涉案官員級別愈來愈高,多名中央大員紛紛被民眾揭發。官方自己也承認,今天的貪腐已成了結構性、集團性的問題,深度和廣度均嚴重惡化。江澤民和習近平也說過:「如不可善將亡黨亡國。」

貪腐問題急劇惡化,皆因中共迷信自我監督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導致它的反貪腐行動不敢觸及核心問題,不敢動大手術。例如:

‧「先黨紀,後國法」。大凡黨員出事,必先黨內處理,看看會否影響黨的管治,更重要看看會否影響其他高層官員;如有需要,並在可掌控的範圍內,才考慮公開用國法處理。這就人為地造成「走後門」、「保護網」之風。

‧劃線和派系文化。凡局級或以上的官員出事,同級黨委無權處理,要由上級黨委處理。餘此類推,形成互相保護的派系,結果視乎內鬥的勝負而定,加強了人治因素。以薄熙來和周永康事件為例,前者經多番較量,才能公開處理;後者至今仍在角力,以致消息滿天飛,到頭來均不能真正反貪。在這種文化之下,習近平的「打貪腐」基本上只停留在副部級官員(「多名省部級官員下馬」只是籠統湊數而已)。

‧死守「同體監督」,不願「異體監督」。這是內地「反貪專家」的說法,即自己人監督自己人,不受黨外力量監督,更不受民眾監督,因為一旦開放監督的權力,官方就難以自保了。

(二)1989年民眾要求政治改革,但25年來真正的政治改革絲毫不動。舉例說:

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黨政分開」,逐步理順黨政關係,給人民一個放權的感覺。豈料,江澤民上台後,慢慢走回頭路,除直轄市之外,大部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黨委書記兼任,以便把黨的政策帶入地方人大和政府。江澤民本人也「以身作則」,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鄧小平也沒有這樣做),胡錦濤、習近平照辦煮碗,成為高度集權的慣例。

1989年民眾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但中共至今只停留在行政改革和效率改革之上。真正政治改革的兩個核心問題——分權和輿論監督,一點也沒有碰過。

(三)1989年民眾要求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但25年來,新的高牆不斷增加。例如:

‧中共「十三大」也認同「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一年之後,3批人士在官方同意下着手草擬《新聞法》,但「六四」鎮壓之後,《新聞法》不再提了,宣傳部門的打壓和監控力度大大加強,不聽話者紛紛受壓甚至被捕,例子多不勝數。

‧新興的網絡媒體突破傳統,但官方也成立新機構,打壓新媒體發展。除了中央宣傳部加強監控之外,還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分拆職能,成立國信辦,專門監控和禁制互聯網。近期,涉及網絡信息和言論的拘控事件驟增,反映官方打壓的新動向。

不過,雖然官方的打壓政策不變,但我對中國的未來仍有信心。信心來自民智不斷開發,公民社會漸次成長,中產階級不斷鞏固,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執政者如不設法順應這一潮流,只會碰上愈來愈大的反彈,徒增管治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