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4年12月27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抗命者言(中)——我的自辯



__周保松





201412 11日下午四時許,金鐘清場時刻終於來臨。先是擠在我們前面的記者起了一陣騷動,然後中間空出一道缺口,警察遂從缺口湧入。我們一排排坐下來,手緊拖着 手,身體向後傾,抬頭仰視天空,時不時高喊「公民抗命,無畏無懼」,「我要真普選」,「人大不代表我」等口號。數不清的攝影機和錄影機,數不清的人頭。很 嘈吵,也很寂靜。我們好像在世界中心,卻又好像在世界之外。

良民淪罪犯 誰有權定論?

我很平靜,思緒卻不受控。我想起了蓮生,鍾玲玲的小說《愛蓮說》中的 女主角,1971年因為參加維園保釣運動被捕。我的大學時代,曾反覆讀過此書且深迷其中。我在想,從19712014,從維園到金鐘,從保釣到普選,到 底存在什麼我不知道的秘密。我又想起上星期最後一課時,我曾和同學一字一句細念《正義論》那段論愛與正義的話﹕「傷得最少的愛,不是最好的愛。當我們愛, 就須承受傷害和失去之險。」(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我的思緒,甚至回到922日,整場運動開始的第一天,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和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談「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右圖)。那天陽 光燦爛,同學清一色素白,金色光線灑在一張張年輕人的臉上,眼中滿是希冀和純潔。還記得當時我和同學說,我們活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跟着改變。

的思緒很快被打斷。第一名被捕的,是中大學生會的石姵妍同學;第二名,是學聯的鍾耀華同學;第三及第四名,是學民思潮的周可愛和吳文謙同學,第五名是學聯 的黎彩燕同學。被捕過程是這樣﹕先由負責警司走到抗命者跟前,宣讀拘捕令,然後問抗命者是否願意自行站起來。如果答否或保持沉默,幾名警察就會過來,捉緊 抗命者的手腳,再將整個人抬起來往外搬。女的由女警抬,男的由男警搬,然後押往停在數十米外的旅遊巴。

我坐在第二排,近距離看着前面的人一個一個被拘捕帶走,第一次如此真實感受到,良民和罪犯,也就是瞬間之事。一秒前,你還是自由身;一秒後,你便成階下囚。諷刺的是,到底誰有權擁有這些權力,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從哪裏來,卻正是當下我們這些坐着等被捕的人所奮力抗爭的。

快到我這一排,我轉身和背後的韓連山、李柱銘、黎智英等先生握手,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我抬頭,見到「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的橫額仍在隊伍中 間。去到何韻詩,人群起了一陣哄動,但與他人無異,她很快也被帶走;接着是何芝君老師。再接着,就到我旁邊的年輕學聯義工Mena。我鬆開她的手,輕輕說 了句,別怕,待會見。輪到我時,我向警司表明,我會自己站起來走出去,兩名警察遂將我押出人群。離開前,我喊了句「公民抗命,堂堂正正」。那一刻,是下午 五時,在209人中,我排第23

真正敵人非黃絲藍絲

我和其他208名被捕的公民,和早前伴隨佔中三子向警方自首的六十多 人,再聯同72日凌晨在中環被捕的511人,都清楚表明是在實踐公民抗命,目的是要中央兌現承諾,容許香港在2017年實現真普選。故我稱這些人為抗命 者。這場雨傘運動,從928日警察發射催淚彈並觸發逾十萬示威者佔領金鐘開始,到1215日銅鑼灣清場為止,歷時79天,無數市民以不同方式參與其 中,一整代年輕人政治覺醒,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一切都回不去了」,是許多抗命者的共同體會。

但我同時知道,並非所有市 民都認同這次運動,部分甚至極為反感,認為佔領者知法犯法,破壞法治,影響市民生計,幹着一件明知徒勞且嚴重傷害香港利益的事。公民抗命作為一種公開的政 治抗爭,必然會對其他公民及政治社群帶來影響,我們這些行動者,遂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去解釋一己行動的正當性。故我想在這裏,為我的信念做點辯護。

重要的是,香港是我們每個人的家。如果自由民主法治公正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黃絲帶或藍絲帶,而是剝奪我們政治 權利的體制和在現有體制下享受各種特權的人。要改變這種景况,我們不可能無止境地逆來順受,然後寄望特權者有一天突然良心發現。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我們 的權利,只能由我們一點一滴地去爭;要爭,我們就必須團結;只有團結,我們才有力量。這是我們必須認清的現實。故此運動過後,我們實在不應再糾纏於藍黃之 爭,而應盡可能尋求理解,共同面對前面更為艱難的挑戰。

守法社會 為不義政府違法

公民抗命的核心理念,是指公民有意地公開地 不服從法律。為什麼要不服從?因為要做最嚴正的政治抗議。為什麼要抗議?因為政府做了極不正義的事。為什麼非要用這種方式不可?因為之前已試過其他法律容 許的方式(例如遊行靜坐或簽名運動),政府卻不為所動。如何確保這種方式能令政府改變?沒法確保。因為公民抗命是一種弱者的抗爭,同時是在公然挑戰政府的 統治權威,因此為了維持其統治,政府有很強的理由去依法拘捕抗命者,甚至給予嚴懲。更為弔詭的是,抗命者為了顯示對既有法律體制的忠誠,更會自願接受刑 責,而非主動逃避又或作出武力反抗。

既然如此,公民抗命的力量從哪裏來?從不抗命者那裏來。公民抗命的本質,是抗命者希望通過自我犧牲,激 發大多數人(包括政府人員)的良知和義憤,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社會抗爭,最後促成社會及法律改革。如果沒有大多數公民的支持,僅憑極小部分抗命者的血肉之 軀,不可能對政府產生壓力。

就此而言,公民抗命不僅是政治抗爭,同時也是道德教育。這場運動,有人認為我們不僅要佔領街頭,還要佔領人心, 爭取大多數市民的支持。這個說法,對公民抗命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得不到人心,抗命者所付出的犧牲便可能得不償失。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們才能較易理解 公民抗命理論為何特別強調「公開」(public)和「非暴力」(non-violent)這兩項原則。唯有公開,公民才有機會知道抗命者行動背後的理據 以及了解抗議之法的不公正性,從而增強對抗命運動的信任和認同;唯有非暴力,才能避免政府轉移焦點,甚至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由強力鎮壓運動。

正因以上特點,所以我們很難要求它畢其功於一役,僅憑一次行動便能達到目標,因為它不是武裝暴動或顏色革命,而是相當漫長的和平抗爭。故意違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不違法來進行更有效的抗爭,我們便沒有理由違法,甚至有義務去守法。
此可見,公民抗命是處於合法抗議和全面革命之間的抗爭方式﹕它雖然違法,但它無意否定整個法律制度的權威。或者更準確點說,它的終極目的,是用違法的手段 去促使整個制度變得更加公正。這裏面有個基本假設﹕我們當前的制度,雖然某些法律和政策極不公正,但整體而言仍然具有政治正當性,因而值得我們對其忠誠。 但我們須留意,在一個不民主政體中,因為其整體政治正當性較弱,公民的忠誠度自然跟着降低,一旦當權者對抗命行動暴力鎮壓,激起民憤,公民很可能便認為再 沒有守法義務,抗命行動遂很易演變成暴動甚至革命。以史鑑今,要避免這個局面,唯一之途,是積極回應人民訴求,推行民主改革,從根本處讓人民覺得沒有公民 抗命的必要。

贏得不同階層支持 舉世關注

如果從上述框架出發,我們可以見到,雨傘運動實在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公民抗命運動。雖 然運動最後以清場告終,且暫時無法迫使政府作出任何讓步,但卻已取得很了不起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雖然政府及不少主流媒體一直將 運動標籤定性為一場不得民心且受外國勢力操控的違法活動,但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從九月起所做的四次追蹤式調查顯示,「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分別 31.1%37.8%33.9%33.9%」。這意味着,每三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支持「非常激進十分危險」的抗命理念。調查進一步告訴我們,「共 有兩成(約130萬人)在不同時間曾到佔領現場參與支持。雖然佔領運動由學生主導,支持者卻遍及不同人口群組及社會階層」。

數字說明一切! 一個長期崇尚守法且被視為政治現實保守的社會,竟有如此多公民,冒着被催淚被打被捕的風險,承受着和家人和學校和教會分裂的壓力,為着爭取自己的基本權 利,自發地參與一場為時三個月的公民抗命行動,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更有無數個體在其中經歷深刻的政治啟蒙,成為獨立理性負責任的積極公民,並贏 得舉世的關注尊重,我們有任何理由說,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嗎?我們身為香港人,能不引以為傲嗎?中共罔顧民情,一意孤行,香港權貴指鹿為馬,見利忘義,他 們雖然暫時擁有權力,卻從此不會得到港人的信任和尊重。2014,絕對是香港的分水嶺。

佔領行動十惡不赦?

政府代補償 共同承擔商戶損失

後,讓我回應幾點常見批評。第一,佔領者長期佔有道路,影響交通,並令到附近商舖蒙受損失,無論動機多高尚,都是犧牲了無辜者的利益。這個問題不難處理, 只要由政府去補償市民的經濟損失即可,例如寬減受影響商戶的稅項。道理很簡單。這次運動的目的,是為所有市民爭取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對我們每個人 皆極為重要。由於佔領行動不得已導致某些人利益受損,那理應由所有人共同承擔。政府代表人民,政府稅收來自全體納稅人,由政府代為補償這些損失,既簡單, 也是應有之義。

第二,佔領就是違法,違法就是違反法治,而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故佔領行動十惡不赦。對於這個批評,我們可以追問一句,我們 真的在所有情况下,都有無條件守法的義務嗎?馬丁.路德.金在著名的《伯明翰監獄來鴻》中告訴我們,法律有正義之法和不義之法之別,並引用聖.奧古斯丁的 觀點﹕「不義之法根本不是法。」我們有守法的義務,因為法律能夠有效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和權利,並使得我們能夠合理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有某些法律嚴重 侵犯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就沒有必然守法的道德義務。相反,盡己所能去矯正不義之法,才應是我們的責任。

犯罪者難恃「抗命」違法

三,公民抗命就像潘朵拉的盒子,只要打開,就會後患無窮,因為任何人都可用公民抗命為藉口做違法之事。這是過慮。任何基於道德良知和公共利益的抗命行動, 抗命者都有責任公開提出道德理由來為自己辯護。更重要的是,抗命者並沒打算逃避自己的法律責任,而法官亦應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具道德正當性的公民抗命。不加 區分地將公民抗命等同一般犯罪行為,是混淆視聽。我也認同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即使在一個接近正義的民主社會,公民抗命仍應被視為穩定憲政體制的工 具,法官在處理相關案件時亦應審慎考慮背後的理由。

第四,有人認為這次佔領行動是間接式的公民抗命,而非直接違反所要抗議之法,因此很難得 到市民支持。這並非事實。從前述民調可見,由始至終都有逾三成市民支持佔領行動,而他們當然知道,佔領本身和爭取真普選,沒有直接因果關係。有人或會問, 為什麼不選擇直接公民抗命?原因很簡單,做不到。我們無法違反一條直接和人大8.31決議案相關的法律。事實上,首次提出「公民抗命」的美國作家梭羅,當 年便是基於反對美國對墨西哥戰爭及奴隸制而拒交人頭稅,最後因此而入獄一天。這是典型的間接公民抗命。

篇幅所限,我的自辯只能在此結束。我在這裏唯一沒交代的,是民主為什麼如此重要,以及人大決議為何如此不義。但我早前在這裏發表的《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一文,已就此有詳細討論,讀者可自行參考。

告別夏愨村,不傘不散

後,讓我回到現場。那天被捕後,由於第一輛旅遊巴已坐滿人,我必須在警察監看下,一個人,站在夏愨道,等候另一輛車。我不許向後望,只能直望中環。直到那 一刻,我才清楚意識到,我要永遠告別夏愨村了——這個香港人用心搭建了三個月的城市桃花源。我甚至有點覺得,我選擇坐下來,原來有另一重意義,就是站在村 口,守護到最後。

其後,我再沒有回去過。我幾乎忘了。1220日晚上,我從中環碼頭坐的士過海,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我驀然發覺,竟又置身金鐘。從車窗外望,連儂牆上又有了許多新的許願,一張一張,不傘不散。


安裕周記:難以開口道再見



這一年毫無疑問永遠在我們的人生記憶裏揮之不去,抓著將逝未逝的一切,成為這年的無比印記。接連兩個月的佔領行動,在今年的最後幾十天成為這個海港城巿的憶念。歷史將記著二一四年的香港。

這中間夾纏了大量人和社會的紀念,從金鐘大馬路變成營帳處處到旺角十字路口汽車蹤影全無一片人海;從八十年代開始的民主回歸到今天的回歸但質問真正的民主 何在。香港今年真正經過了大時代,姑勿論持哪種立場的都會同意二一四年的香港與別不同。過去幾年,我總在年末之際寫一篇「傷逝」思憶,今年也不例外,然 而二一四年的主題不全是消逝,更是對過去的回憶。在凜烈寒風頟烈天的當下,憶起消失的人與事,不一定是傷春悲秋,只是依依不捨,難以開口道再見。

香港巿民目擊這個城巿的巨大變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中英聯合聲明》同在今年塵歸塵土歸土。這些我們成長過程中的慣用語忽然都在這年被 賦予另一種意義,比如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得意義上與一九八四年時完全不一樣的「一國兩制」並失去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八個漢字 的佚失可說是這一年的最大傷逝,無聲無息悄然隱去,至於「一國兩制」則孤伶立於寒風當中不知何去何從。呂秉權寫中共領導人曾經七次提到香港巿民「當家作 主」,但歲暮寒夜這七百萬人訝然發現原來三十年的民主大夢到頭來「夢裏不知身是客」。

民主從承諾到跳票

社會對這一年因著認知的不同出現迥異的看法,有人對佔領運動看法正面,也有人對佔領街頭心有咕嘀,然而問心一句香港民主是不是以跳票告終兩方都心有所感。 所感在於不要說是哪一種類型的普選才是香港所要,是如今大陸趨之若鶩的新權威主義那種抑或幾乎要打翻在地再踹一腳的西方主流那類,不一而足,核心是普選特 首比此前承諾的晚了這些年才是令人啞口無言。因此若說二一四年的另一感受深刻的是對世事再認識,是昔年的承諾流於今天的捉字蝨,勉其而言,這是信任的一 點一滴消逝。

卻道真的不捨得說再見的是高倉健,他的去世令人感觸良多。高倉健逝世消息出來那天下午,與朋友談到他時不知何故突然心情激動。說實在不算是高倉健忠實影 迷,初次邂逅是一九八一年初冬的東京,新宿車站南口五米高巨型電影廣告是他與倍賞千惠子的《驛》;那年至今不忘的是在青山學院大學附近的電影院第一次觀看 黑澤明的《我對青春無悔》。那是日本意氣風發的年代,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一億中流」,全日本一億人口都是中產階層,日圓所向披靡,就在這繁榮底下,高倉健 是日本西海岸遠處那片大陸上剛從文革折騰後倖活下來八億中國人民的心靈補足。《追捕》及《幸福黃手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門打開一條縫後若隱若現的第二 個世界,為政治運動過後累得賊死的中國人民帶來人性的年代。

高倉健帶給中國人性年代

同一年去世的還有漢名李香蘭的山口淑子以及吳清源。與高倉健一樣,他們仨都在中日崎嶇不平的年代飾演過某一特定角色。李香蘭去世消息公布翌日,《朝日新 聞》從更高的層次評論李香蘭,〈兩個名字一個願望〉專稿從東北偽滿一個日本女孩講到她回日本後致力促進日中友好。我無心裝載李香蘭是日諜抑或漢奸的討論, 只是想到在風雨如晦的一百年間中國和日本的恩怨情仇。日本侵略中國,蔣介石以德報怨,是蔣先生受制於雅爾達協定不得不如此,抑或真心從中日永遠友好出發, 俱不可考,但事實是日本一些人根本沒有這種想法。我想起日中友好協會的「日中不再戰」巨大條幅;再是八十年代大陸與日本合拍的《一盤沒有下完的棋》,說的 就是吳清源的故事,歌頌中日棋王的友誼不因戰火受到衝擊。到今天,合拍這部電影的德間電影公司似是漸次隱沒,中日友好在如此國際氛圍下成為泡影,慶應大學 小島朋之教授的「日中關係決不會倒退」之語,隨著小島去世,成為既不可望更不可即的虛幻期許。

《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離世帶來的是另一類的淡淡哀傷。水門案由他指揮而起,由他指揮作結,一份嚴格而言是地方報章的兩個年輕記者硬是把美國總統 從白宮拉下來。這裏毋須再次頌揚這一歷史事件,不過,儘管美國政府通過軟的硬的手段企圖卡住傳媒拉往有利自己的一方,但像布拉德利以及伍德沃德、伯恩斯坦 這些編輯和記者,在這場寸土必爭的搶奪當中,最大程度地捍衛了美國人民的利益。布拉德利去世,長年是新聞上競爭對手的《紐約時報》給予極高評價。無他,在 美國陰霾密佈獨夫當道的日子,布拉德利和他的伙伴曾經為一種叫「監察政府」的自由戮力打拼,保住了鐫刻在美國憲法上「吾等人民」(We the People)的紅塵青山。

不容青史盡成灰

一四年痛於一些人與一些事的傷逝,當我們檢視這些已成青煙的歷史,會找到一個共同點:勿論對錯,他們都曾經年輕過。與之相和應的是《我對青春無悔》, 一九四六年的舊電影到今天仍然在日本起著振聾發瞶的心靈衝擊,在於片中帶出的濃烈理想主義色彩。法西斯年代的京都帝國大學法律系學生,因為反對軍國主義死 於獄中,妻子捧著丈夫骨灰回到夫家家鄉,飽受白眼之際她想起丈夫一段話,「日本人民要十年後才感謝我們做的一切」。日本著名影評家佐藤忠男的解說講到人們 心坎——《我對青春無悔》讓人有「如同獲救的解脫感」。

這一年離我們而去的還有下列的他們,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曾經或多或少受到他們的影響。歲末之際,這些身影「不容青史盡成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都湧上心頭。

邵逸夫:遠超大亨層次的電影工業巨擘。香港從蕞爾小島變成東方荷李活,得力於這位高壽而去的巨人。有人會記得邵氏的《不了情》,我則難忘六十年代末殺得腸穿肚爛的剛陽電影《獨臂刀》及《邊城三俠》。

尤西比奧:葡萄牙足球運動員,渾名黑豹,生於莫桑比克的天生神射手。一九六六年世界盃足球賽,北韓對葡萄牙一役,儘管葡萄牙先失三球,但憑他個人獨取四球,最終以五比三反敗為勝,四十年後的C朗至今仍難望其背項。

吳天明:中國第四代電影導演,代表作《老井》、《人生》等。文革過後的陽光燦爛日子,吳先生的西安電影廠獨成奇葩,培育出中國第五代國寶級導演張藝謀與陳凱歌等一大批。

鍾期榮:香港樹仁大學創辦人兼校長。殖民地治下的私立大專校長,傳承中華文化的典範,夫婦二人之力變賣家當用來作育英才。教育家絕非高高在上對學生說三道四評頭品足,而是如鍾校長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雷奈:法國電影導演,新浪潮左岸派導演的主要代表。不容爭議的大師,今天人人講對戰爭懺悔,他一九五九年已經拍成《廣島之戀》,敝人禿筆無法言傳,請找來一看。

渡邊淳一:日本作家。為港人所熟悉的是又是電影又是電視的《失樂園》;《男人這東西》也有可讀性,晚期寫出大智若愚的《鈍感力》。對日本二戰角色他有看 法,在〈一百種理論不如一份良心〉,他寫道:「日本不願意道歉也必須要道歉,因為我們的父親、祖父或者曾祖父,他們的身體裏流淌著和我們一樣的血。雖然我 們的家族認為他們溫文爾雅,但他們畢竟在那場癲狂的戰爭中,成為癲狂的人。」

黃金子:二戰期間朝鮮「慰安婦」,今年一月於南韓去世,享年九十歲。黃金子終身未嫁,到去世都等不到日本政府對她說一句道歉。黃金子過世後,南韓的倖存「慰安婦」剩下五十四人。

朱啟禎: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八十年代駐美國大使,第一流的外交官。中國八十年代的外交官多像朱大使那樣的文雅,不是把嗓子開得老大的低水平官員。必須一提的是朱大使前任的兩位章文晉及韓敘,把外交工作做到貼服,尤其韓敘,老布殊每年都請他到白宮過聖誕。
馬奎斯:哥倫比亞作家,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寂》和《愛在瘟疫蔓延時》。拉丁美洲文學四百年來第一人,作品反映出偉大的拉美人民所感所想,為拉美文學從此在世界各大文學獎如拾草芥揭開序幕。

謝瓦爾德納澤:前蘇聯外長,格魯吉亞總統。戈爾巴喬夫年代的外長,一九九一年初,美國欲通過聯合國達成決議,準備對伊拉克用兵。美國想組織反伊聯盟,志切說服蘇聯入局。謝瓦爾德納澤便是聯合國內游說戰的主角之一。

鄭仰平: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的英方翻譯。本是香港政府首席翻譯,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交鋒時,是他在旁邊把鐵娘子的英語一句一字翻譯為國語;可以想像,當中必然涉及「一國兩制」的真諦何在。

李察艾登保祿:世界級的英國演員及導演。電影以外,他更替英國廣播公司的紀錄片擔任旁白,表演藝術的多面手。

羅賓威廉斯:不是笑匠,卻以笑容給為越戰咒詛得無法逃脫的美國社會帶來另一片天。《早安越南》是笑中有淚的反戰電影,尤其是在列根——老布殊的總保守年代大賣,實屬難得。

龍剛:香港粵語片導演。六十年代的本地新浪潮表表者,著名作品包括《英雄本色》,以釋囚謝賢出獄後的掙扎重回人生為藍本。八十年代吳宇森的同名作品,是向二十年前的龍剛致敬之作。

陳子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積極參加中國大陸七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被官方稱為「六四黑手」。陳子明具有非比尋常的人文及政治視野,他長期受監視,其受難恰可比照出中共對於民主的打壓強度,已到達無法讓人容身的地步。

馬航三七○及馬航一七航班:馬航三七○於三月八日離開吉隆坡前往北京,起飛兩個多小時後在雷達上消失,全機二百三十九人下落不明。馬航一七航班於七月十七日飛越烏克蘭靠近俄羅斯邊界疑被導彈擊落,機上二百九十八人無一倖免,至今仍未知是被哪一國部隊的導彈擊落。

廉潔:一九七四年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同年生於香港,歷四十年而不衰。前政務司長許仕仁干犯貪污罪成立,「廉政香港」之說正式宣布死亡。

羅孚:前《新晚報》總編輯,中共在文化界的統戰高手。一九八三年羅孚在北京被拘捕,指他「泄露國家機密」,判刑十年。羅孚幼子羅海雷於《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稱,父親獲釋後否認當間諜,堅決說,「我從來沒收過美國人的錢」。

潘多:中國攀山運動員,藏族。她是世界第一個從珠穆朗瑪峰北坡登頂的女子攀山運動員。今天回看當年的上山裝備,只能夠嘆一句那是用生命拚回來的成就。登山代價是性命及斷肢,每一步都可能走向死亡。

黎堅惠:「時裝達人」的稱謂恐怕不能全面形容這位潮流文化先驅。香港文化舞台稱呼她是「時尚教母」,帶來的其實不止於潮流,而是更為走前的人生態度。

土井多賀子:日本社會黨前黨首,日本首位女性眾議院議長。日本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女性有投票權,土井是在這一社會巨變之後四十年的一九八六年,走上眾議院議長之席。社會黨政治取向中間偏左,六十年代起被視為日本良心,可惜在右傾之風罡烈的今天,勢力已不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