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明：再思可持續發展

通識教育科標榜批判性思考，這當然值得鼓勵，畢竟這是培養慎思明辨的公民不可或缺的。然而如果所謂「批判」只是利用一套不加反思的框架，那麼「批判批判」只會是一道喃喃自語的符咒，鸚鵡學舌，反而鞏固了另一種偏見。「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恰恰就是這種狀況的一個上佳例子。不少學生和老師都抱覑這是一個「萬能鑰匙」的心態去運用這概念，特別是通識科考試強調要運用相關概念，在一些考試題目，比如溫家寶總理談「低污染、高安全」或者「十二五規劃」節能減排時，在答題參考都期待學生運用「可持續發展」這概念，這當然更使這概念成為思想牢籠了。不過，這其實正正是社會現況的反映，因為我們也是如此不加批判地在公共討論裏運用這概念，據筆者粗淺的觀察，環保團體也罕見質疑這概念，大概是因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口號。

什麼是可持續發展？這概念流行了好一段日子，源出於一九八七年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的The Bruntland Report，當中提出我們應對窮人的需要給予優先考慮（這點現在似乎未見強調）且要對社會組織和科技作限制，讓環境能應付現在和將來的需要。根據香港政府網頁，他們心中的可持續發展是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報告，即「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這表示可持續發展是跨世代的一種發展模式。另外一層意思是「使經濟及社會發展與保護環境的需要全面融合」，也就是說不會因為經濟發展而放棄保護環境，然而，未有清楚提及會否因為保護環境而放棄經濟發展，經濟、環境和社會哪層面較重要也是不得而知。

應該意味着可以

可持續發展大概是一個理想，那是屬應然的層次。但是，應該意味着可以（ought implies can）。意思是如果可持續發展根本是不可能的，那麼談應該也沒有什麼意義。情況等於說我們不應該殺死任何生物，包括微生物，這是不可能的，也因此說應該怎樣怎樣也沒有什麼意義了。比如朱子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意思就是飲食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但是否應該追求美味則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因為人欲是可以控制甚至壓制的。

究竟可持續發展是不是可以實現的一個理想？在本地的層次（local level），如果我們在南生圍興建豪宅，即使我們留下一些土地作保育用途，但是已發展的地方卻是受到破壞了，這創造了經濟價值，但對於環境的影響是不可逆轉的。我們在什麼意義下可說「可持續發展」？環境的保護是什麼意思？如果經濟發展是代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但將增長率減至零也不代表可以保護環境。環境的價值也不可量化為經濟價值（monetary value），也即經濟和環境未必是可共量的（commensurable），要說經濟和環境發展平衡，真的可以理解嗎？

又如果我們從一個全球的層次（global level）去探討這問題，我們都知道全球化下富國往往在窮國設廠，某程度上給窮國提供了就業機會，但卻也往往嚴重地破壞了該國的環境。這時候，我們就很難判斷經濟發展如何和環境保護取得平衡了。我們該判斷哪些人的可持續發展呢？因為富國和窮國不是同一群人。某國的可持續發展可能只是以他國為代價。如果還要考慮他們將來的世代會更加複雜。因為我們要衡量他們的利益，特別是人口會使整個計算不同。可持續軌艫（sustainable trajectory）又是如何計算的？如果僅僅靠經濟學家的公式，那豈不是陷進了經濟中心論的圈套裏？「可持續發展」似乎留了太多太多的空白，而不能作一實質的行動原則。

真的是一個可欲的理想？

另一個問題，可持續發展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可欲的理想？它仍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格局，要保護環境不是因為自然環境本身有其價值，而是因為只有這樣它才可持續「滿足」我們的需求。這僅僅是因為我們謹慎行事（prudence）而已，對於自然環境不見得就會有一份敬愛。另外，我們的需求是怎樣形成的？那些需求是否必要？這好像建核電廠的一個自我實現理由，因為興建了核電廠後會增加用電的需求，因此倒轉頭來會說我們需要興建核電廠！更「激進」的深綠思想，甚至會問環境有沒有對我們的需求？然而這都是我們「念口簧」談「可持續發展」時被消除了的問題。

專研可持續發展的Michael Redclift教授在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Contradictions一書就指出「可持續發展」有兩個理論和實際之間的矛盾，一是如果我們不能依靠市場，即經濟力量去達到環境的保護，我們就需要國際的約定、政策，或者規劃去達到這目標，然而我們主流的做法就只是減低外部效應（externality），即在經濟發展時減低對環境的損害（比如我們的港珠澳大橋計劃），而非考慮我們應否為了保護環境而減少經濟發展。第二個矛盾是已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鬥爭。已發展國家口口聲聲說要保護環境，保護物種，然而他們卻在發展中國家操控別國的自然資源，造成破壞，來滿足自身的經濟利益，就算她們本國做到所謂「經濟和保育取得平衡」，但其實也是透過「我請客，你付鈔」的方式。因此，當我們談及可持續發展時，實應用全球、國際視野來思考。然而在通識教育科裏，如果未有仔細論及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對環境的影響，則未能適當呈現這個概念的局限性。更根本的問題可能牽涉市場的界限在哪裏，引致全球不平等的全球秩序如何和為何破壞經濟、環境和社會等更尖銳的問題，而非只是僅僅告訴學生世事有三個層面（這是誰的分類？），我們要將他們分類（但他們是互為影響的！），我們要努力地追求平衡和諧（可能嗎？）——那樣輕飄飄而又自我感覺良好。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曾瑞明：身份的道德

近年公立醫院出生的雙非嬰兒人數持續增加，自由行在某些層面對市民生活造成一些困擾，更疑似「掠奪」本地資源，社會對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作出討，一些族群的意識甚至被激化，「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身份區別被強調。中港文化有差異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選擇怎樣描述、怎樣理解這樣差異卻叫人憂慮。比如我們開始認為香港人比中國人在文化上較高級，因為我們不會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吃東西，不會蹲在地上，甚至有人製作海報把來港的國內人描繪為「蝗蟲」或者「螳螂」。有趣的是其他城市也用這海報來描述外來人士，一時間人我之間壁壘分明，甚囂塵上，可見這種身份政治一日激起，很容易變成我們思考問題的主要方式。當中的道德界限卻被忽略了，好像在保護自己利益、文化和身份的當兒，道德語言會被視為失效。一些批評「蝗蟲論」的，要麼被評為「港奸」（也是一個身份） ，要麼被評為不了解民情的蛋頭教授（也是一個身份） ，在象牙塔中說一些一定正確的話。一定正確的話就代表不用理會了嗎？既然是正確，還要「一定正確」那為什麼大家都不恪守呢？所謂現實政治或政治現實真的不容我們判斷是非嗎？

誇大身份

「身份是建構出來的」，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說法，然而我們總很容易忘記這道理，而把身份看成是自有永有，或者不會改變的一塊鐵板。英藉加納裔哲學家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身份的道德》（The Ethics of Identity） 一書中記述了一個有趣的研究，讓我們明白我們（learning how to curse）。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一研究隊伍將兩隊不同組別的十一歲男孩分開，他們本身不相識，但恉有相似背景，都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白人中產基督徒家庭。研究人員刻意不讓兩組人接觸，直到他們和自己組別的人熟稔。後來大家發現了另一組別，就很熱衷遊戲競爭，比拼高低。兩隊甚至開始互相仇視，自己的身份也很快形成了；一隊叫自己做Rattlers，一隊叫Eagles。僅僅四天，他們便發展了自己的文化。Rattlers會筧得自己有一種「強硬」的文化，能忍受痛苦；而當Eagles打棒球時勝了Rattlers，他們卻會歸功於賽前的禱告 – 宗教，也就是製造我們身份的一個重要來源。

究竟是身份導致衝突，還是衝突導致身份，不得而知，也許是互為因果的。然而我們看到當中大家都忘記了自己相同的部分，而把差異放大。歷史學家Peter Baidwin在《立異自見》（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 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就用統計數字來證明美國和歐洲有巨大差異並不是一個事實，而只是佛洛伊德所說的對微少差異的自戀，甚至把外來者打造成敵人，來鞏固團體的團結（solidarity）。如果以美國與各歐盟國家相比，差別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明顯，比方說我們常把美國人總是十分容易墮入罪惡的深淵之中，但數據卻顯示其實瑞典和芬蘭人擁有槍械的普遍程度還要高得多呢。

這種不當想像並非承認那不是全稱命題就能解決的。因為即使我們承認某個族群也有好人，其實還是忘記了那些我們罵作「蝗蟲」的與我們都有相同之處。「香港人」這城藉身份有法律定義，會較為清晰，但即使如此仍有幾次對居港權的釋法。如果用文化身份界定的話會更困難，因此，支持香港人總是和國內人不同，但這其實只是接受了結論後再在有色眼鏡下找「證據」，而非用證據支持結論。如果把身份差異放大只是一種抗爭手段，則我們會擔心何時和誰人可用這種手段，慣性地把對方打為「港奸」或「投共」卻基本上已經成了當下的政治風景。

身份的邊界

我們的道德直覺告訴我們應給予優先權予本地產婦，本地資源也應給我們本地人優先使用，筆者也認同這安排。但對於那些支持平等的人荳不是迎頭痛擊？支持世界大同的全球主義者是不是只是一群沒有親疏分別的「道德佬」？他們其實也不是像稻草人那樣蠢，口中腦中只是「平等平等」。他們也會、也可以承認我們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是用來成就一些價值，比如家庭和社群、忠心和友誼。與那種僅僅描繪他人掠奪我們資源的圖像不同，他們不會教育我們要自私自利，因為其實可道德地證立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即使親疏有別，然而，平等主義者或者全球主義者會堅持我們無論有任何身份，都無法不把對方視為人，因為這是大家的共同身份。Appiah指出了Nussbaum等人提倡的全球主義教育（cosmopolitan education），叫我們不要以為可用身份來思考問題，以為同一身份一定不會有紛爭。香港人有香港人的紛爭，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的紛爭。紛爭往往不是出於大家的價值觀的差異，而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對美善的看法，正正因為大家都是人，因此出現資源爭逐的問題。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不就是因為我們一樣希望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和醫療，珍重這裡的法治和自由嗎？紛爭未必會因此而消解，更漫長的政策討論可以預期。然而在這起點上處理和理解問題，會比較符合人性、比較理性和準確。因為如果起點是那些「蝗蟲」隱喻，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他們總不是人；我們不用和他們討論，我們不用理解他們。我們要做的，就只是「滅蝗」。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曾瑞明: 一個封閉論述—— 讀陳雲《香港城邦論》

時代已詭譎得叫我們喘不過氣，到處都是欺詐、權謀、滲透。除非麻木不仁或者已犬儒至極，我們不能不躁動、不安，希望自救、自強。歷經保衞皇后碼頭、反高鐵運動，我們更希望建立自己的社群身份，來對抗政權和市場向我們的「去公民化」。然而病急別亂投醫，祈求警世良言時，別要因為「啱聽」、「過癮」，就見神殺神，見佛殺佛，陷入迷霧而不自知，那就壞了。

陳雲先生的著作一向好讀，《中文解毒》也是刻下批判「壞鬼中文」的最佳作品。

然而拿起新作《香港城邦論》，看到那全知式的語調，還有不容挑戰的態度，愈讀就會愈感不安。比如陳雲說從中國來的都是間諜，但卻又說無法證實，他也不會接受任何挑戰——這實在是最差的書寫態度，特別是這種有學術包裝而無基本嚴謹的讀物，遺害可大可小。陳雲書寫的封閉性格，其實在過去其「我私故我在」專欄談鬼狐仙怪時已見端倪。看的過癮，但細心一想，那是作者自成的世界，外人根本無法挑戰真假。當用私密語言系統來評論公共世事，作者當然可以自我保護，但也失去了被批判的可能。

奇怪推論

讓我們先將陳雲在本書的思想大概勾勒出來。其實說起來，也相當簡單。筆者在通識教學期間也接觸過不少類似的思路，但陳雲的當然複雜一點，詭譎一點︰首先，中共是壞到不行的，我們不要對她有一絲希望，她不倒，固然繼續腐敗，她倒了，陳雲也認為之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也會不利香港，可能會相當「法西斯」，強搶「港女」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問有何真憑實據或者論證，作者或會叫你「走着瞧」或者擺出「不信你會後悔」之類的態度，封閉性格盡顯。

然而，陳雲筆下的英國管治，香港則好到不行，香港人因為宗主國有文明法規，是那些一片漆黑的中國人的反面。這些「大陸人」基本上是無得救的，所以香港人不要妄想自己可以改變中國，只可保持距離，你好我好。香港要自救，只有盡量獨立，但又不是獨立。因為我們是「城邦」，非國非市，一國兩制，河水不犯井水。這既是公義，又是自利，又可利國，上上之策。

寫作的行為

某些結論有道理，比如香港不要過分依賴中國，過分擔憂邊緣化，失去了自己應有的自主性，應發揮主動角色。但前提建基於「香港超好，中國超壞」的浮沙上，就似乎太危險了。比方說為何僅僅在香港出生的人會全是文明的呢？很多人僅僅是偶然生在香港，那些「不文明」的香港人是否該被驅逐出境？香港人在外在內的胡作非為大家都有眼睛看到。陳的解釋很差，幾乎就是香港人生在香港就是不同的。為何陳雲又說歡迎大陸的富人、叻人來香港，這是因為義嗎？如果中國人在共產黨統治下全是面目無光，那我們為何又要想他們的「利」呢？社會學家Malesevic在他的著作《身份作為意識形態》一書已提出我們別以為可以分開談「身份」和 「利益」，已美化自己私心，陳雲在本書則全無這種小心。我又想起魯迅在《狂人日記》的矛盾，中國人如果壞到不行，只有狂人才清醒，那麼魯迅的寫作行為是為了什麼？某些過火的態度在認真寫作不應該出現，特別是不少有心有力的青年人視陳雲為學習對象。

還有英國治下竟是陳雲描述般那麼一塵不染，恩風處處，還施予我們「民主」和「法治」——那是一種印象還是獨斷？在港英政府管治期間的社會運動者在哪裏？港英拖延香港民主化純粹因為擔心中共滲透，沒有 其他原因？隱而不宣，這是史德的問題。香港人建立自主性可以不擺脫殖民的陰影嗎？「中共萬惡、港英文明」的二分思維是我們建立身份的堅實起點嗎？這則關乎史實了。

什麼是城邦？

陳引希臘概念「城邦」，並指出阿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是為好生活而存在的」。但如果我們因 為想追求美好生活就把香港視為城邦則未免太過天真。亞氏的城邦（polis）一般被譯作英語（city-state），幾近不只等於城市或只等於國家，但也不是沒有國家和城市的元素，那麼說香港既不是城市也非國家是什麼意思？她真的可以翻譯成「城邦」而沒有讓其他意義欠缺或溢出嗎？比如亞氏在《政治學》一書論及的城邦便是有獨特歷史意義的，如人口只得幾千，可以進行直接民主，有奴隸制女性地位較低，相當精英制。說香港是一個城邦，難道正正是立足於這種優等 vs劣等的前設嗎？

談城邦的另一個重要角度就是公民會籍（citizenship）了。誰人有公民會籍本身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那既是政治也是倫理和法理問題。但陳雲傾向簡化問題，把擁抱一個地方的價值與否作為接納新移民的必要條件，甚至給人是「唯一」條件的印象，那是一個看似有理而無實際意 義的論斷。政治哲學家沃爾澤提及的「澳洲的白人」政策便引述一個澳洲的移民局長的問題︰「我們尋求一具同一性的國家。有沒有人可以合理地否決它？不是每個國家都有決定國家構成的基本權利去嗎？」根據這邏輯，任何人如果干預或破壞了種族國家的同一性，就不應容許他成為該國家的成員。如果這樣的話，旅行期間誕 下的嬰孩也不可得到該國國籍，而婚姻和同化都會受到監控。但是這代表要限制其他人的自由，而限制其他人的自由，正正是要有法理和道德根據的，同一性並不是唯一的價值。如果僅僅談擁抱價值與否作為有沒有公民身份，那就顯出陳雲高舉法治卻不理法治的一個矛盾之處。另外，怎樣判斷一個人是否忠於所謂「香港價 值」？竟然是「宣誓」這麼幼稚的建議！這大概不是怎麼「現實政治」了。或許，陳雲不會認為這是問題，因為來自中國的必然是極權派來的，必然與香港價值矛盾，因此新移民與違反香港價值已成等號。

啟智變成反智

筆者同意限制移民是應該的和需要的，但也不是這種拙劣的理由吧！妖魔化別人來建立我們的身份認同，這是不論左翼或右翼都不應接受的手段。陳雲的書裏也幾乎沒有新移民的聲音，他們只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幽靈，但他卻說他可以隨時徵引被納粹黨迫害的猶太人的故事。這就是說故事者的專權，什麼故事要講只看他的，並有必然的不可挑戰。

筆者和學生探訪「劏房」，了解世情，當中的社會工作者告訴我們新移民往往都是很想適應香港，努力自強，否則也不願來冒險，更沒有打算來弄糟香港。

我們有沒有先聽他們說話？香港有幾多人的祖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香港的公民身份和氛圍改變了幾多人的精神和行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故事，這比起一個人的獨斷，更有意義。這對於建構香港公民身份的工作，也更加實在。

篇幅所限，只是企圖指出陳雲「理論」的封閉性格，提醒普羅讀者而已。諸君勿把事情弄複雜了。香港需要觀點，但也需要更縝密論證過程。如果是這個時代將一個以批判為己任的作家變成獨斷，啓智的變成反智的，那也未免太令人神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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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在facebook上的回應：

青年中大哲學系畢業生曾瑞明在《信報》用了大半版，評陳雲《香港城邦論》，題為「一個封閉論述——讀陳雲《香港城邦論》」。以下是他提出的質疑和我的解答：

1.他說香港人也有壞的，不能盡說香港人比大陸人文明，故此說我說的是論斷，是無法證實的「封閉論述」。我答：普遍性的社會判斷，基於長久的觀察及例證。 大陸有極多的假貨、毒貨，路途見死不救，案例罄竹難書。香港人也有壞的，但行事有法律及道德底線，社會也有正義感，當然我這是無法證實的論斷，即使我用好 多社會科學的論著來支持，也這是推斷，無法證實。因為只要有一個香港人是壞蛋，這種推斷就失效。然而，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用的論證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歸 納法、證偽法和實驗狀態之假設不同。這些方法學的問題，讀哲學的人應該清楚吧？

2.曾君質問我說大陸近年的新移民會充當中國間諜，要我提出證據。我在書中已經說過，這些新移民是被動地呼應中共的指揮，區議會種票和回港投票已經證明。當然，這些左翼會追問，投票是暗票，你陳雲怎麼知道種票的人、坐旅遊巴士回港投票的人，一定投給土共呢？

3.曾說，那些不文明的香港人是否要驅逐出境。我答：書中從未有此論述，反而書中表明，香港容許多元價值，香港人可以反對香港，批判香港。

4.曾君質問我，為何會不歡迎大陸孕婦，卻歡迎大陸富人、聰明人來香港投資，這是合乎正義嗎？我答：曾瑞明根本無法理解什麼是Realpolitik和政治現實主義。

5.曾君問，要大陸人宣誓效忠基本法和認同香港價值，是要建構同一性的身份認同嗎？我答：根本不是。大陸移民經過香港批准入籍之後，宣誓只是告訴他們香港 的價值，他們入籍之後，可以持反對意見，甚至動議修改憲法。這是《香港城邦論》明明講了的。這是正常的民主共和精神。你們左翼要當我是右翼法西斯，要貼標 籤，請你們確實徵引我的書中段落，不要胡說。

6.曾君說，我無機會給新移民發言。他教通識班的時候，帶學生參觀劏房，社工告訴他，新移民好想融入香港，也不想搞壞香港。我答：正是要融合新移民，故此 必須限制移民及陸婦產子，使得香港有足夠資源照顧新移民，避免他們邊緣化和貧困化，這是負責任的移民政策。我在《香港城邦論》也寫了的。

7.奉勸這些左翼青年，在批判《香港城邦論》之前，好好再讀一次。當然，好多人就是讀不明白，無法接受政治現實主義，無法理解我提出香港要排斥中共干預但 歡迎中國借助香港，香港要排斥陸婦卻要歡迎大陸富人來港花錢和投資的現實態度，特別是讀哲學系和文化研究出身的左翼分子。

總結而言，為何香港會有這麼戇居的左翼青年呢？我的看法，是由於往昔英國執政香港，用政治現實主義操持香港政局，調停了東西方的政治冷戰和中港之間的經濟 合作，令香港得益，但這種英國式的利益政治和歷史智慧，沒有傳授予香港社會及學界。故此，香港有極其愚昧的商家，也有極其愚昧的左翼，但好少正常執政能 力、議政能力的香港人。這是方便英國殖民地的愚民政治，我在《香港城邦論》也批判了的，《香港城邦論》是要批判性的承繼英國的殖民政治和文化的，並非高舉 英殖的，我用了整整五頁（頁169-174）來論述，曾瑞明就是讀不到。

最後，《信報》用的書的封面（見下面的轉載），上有香港市徽，這是誤導的，刻意誣衊陳雲高舉英國殖民主義，配合曾瑞明的攻擊。此書封面，並無此香港市徽！香港也有造假的，也有不文明的，這便是個證據。曾君要好好利用《信報》這個證據，下次再寫書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