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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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

張鐵志: 不要被恐懼綁架了我們



我們悲傷,我們憤怒,我們恐懼。

台北捷運殺人悲劇,震撼了整個台灣。

電視主持人不斷地說這事情多可怕,歹徒多壞,彷彿我們還不夠畏懼不夠緊張。

有人用羨慕口氣說,北京地鐵有多麼嚴格的安檢,地鐵站有多少公安──第二天台北捷運果然出現大批警察,彷彿這一天又會有暴徒,或者這樣就可以安撫市民。

更多人說,此人最大惡極,一定要處以死刑,並且開始攻擊廢死論者。

所以,更多死刑,更多警察,更多安檢儀器,台灣就會更安全了?

這就是我們對於重大悲劇的反應嗎?嚴刑峻法的警察國家是我們最終要選擇的理想社會嗎?
我當然也對無辜逝去的生命感到悲傷,也擔憂那些目睹慘劇的受傷者和其他乘客未來心理會蒙上的憂鬱,甚至也對生活中莫名的隨機暴力感到擔憂與恐懼。但是我知道,我們不能用國家暴力來解決我們的恐懼,不能用恐懼綁架我們的文明。

我想起看過一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改編的日本電影「惡人」,劇情講一個寂寞疏離的日本青年(偶像明星妻夫木聰飾演)愛慕一個女孩,又被那個女孩侮辱,盛怒下殺了她。

如果沒有前面他生命故事的鋪陳,只讀到殺人慘案第二天的媒體報導,我們當然會以為此人是極凶殘之人;但看了這個片的人,卻多少會對殺人者有些同情。當然, 同情不代表他沒有「惡」,也不代表他不應該被懲罰,但就如著名作家艾倫狄波頓在今年一本新書中「新聞的騷動」中所說:「我們對於一個殺害了自己的配偶或子 女的人能否產生同情心,有一大部分乃是取決於這個人的故事獲得怎麼樣的講述:我們對這個人得知了哪些資訊,我們對他的動機有怎麼樣的瞭解,以及這個人的內 心世界以多麼深刻的洞見與複雜度呈現在我們眼前。」
我幾乎也相信這個少年會有一個特別的、動人的生命故事,但這樣說,並不是說他的故事多麼值得同情,所以應該被原諒──同樣的,述說那些無辜受害者的生命故 事,肯定會更讓我們難過和憤慨。我們不是要原諒犯罪者,而是要去問:我們該如何理解和認識一個人的惡?我們是否不用對人性與社會環境有任何思考與理解,而 相信可以靠死刑來回答這些複雜的問題,並且相信這樣可以防止下一次不幸的發生?

我們真的以為死刑是有效的嚇阻,保障我們安全的措施嗎──別忘了上個月法務部才將五人執行死刑,而今天仍然發生這種慘劇。

我還喜歡狄波頓在書中的另外一段對媒體的期許,我相信這也是對我們這個社會期許:我們「要把駭人聽聞的恐怖故事(毫無意義地描述令人不忍卒睹的事件),轉變為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悲劇」(從令人憎惡的事件當中形塑出一則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媒體不應該只是製造恐懼、仇恨,而是應該增進我們的彼此理解。畢竟,每一次的悲劇與災難,都是這個社會的傷口,也都是試煉著我們如何認識這個社會,如何建立我們的社會信任,並且考驗著我們的文明尺度。

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

張鐵志: 給民眾選擇的權利




     王維基要找回香港人的文化影響力,但他的電視夢,至今看來仍只是夢。
    如果雞汁成為香港既有電視節目的悲哀譬喻,王維基的挫敗則象徵了香港市場的封閉格局與新競爭者的挫敗,而香港電視的落榜更道盡了香港政治的本質。

1015日晚上, 超過30萬人在這個Facebook網頁上按讚,而三天後,已經有48萬人。這個網頁叫「萬人齊撐!快發牌比(給)香港電視」。而20號周日,有12萬黑衣人上街包圍政府總部,抗議政府沒發牌給香港電視。

與其說這12萬人或者這48萬人是支持一個還沒正式成台的電視,不如說他們是對體制的憤怒。

1015日當天,行政會議決定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的香港電視娛樂發給新的免費電視牌照,而積極籌備三年的「香港電視」落榜。

原本許多人期待「香港電視」會帶來不一樣的香港電視節目。

近來,香港人哀號:「為何我們還要看雞汁? 」因為無線電視(TVB)一套美食節目《May姐有請》,不論做什麼菜,最後都說要加某牌雞汁─因為這是廠商贊助,因而被媒體訕笑。香港電視落榜後,雞汁更成為TVB的劣質節目的象徵,因為該台的各種節目彷彿都是加入同樣的雞汁,同樣的千篇一律,缺乏創新與想像力。

香港免費電視市場長期在無綫、亞視兩間電視台佔據下,早已失去活力。本刊在此前對於王維基的深度報道中就指出,殖民地年代由於政治考慮,不願意多開放電視台,以免難以控制輿論。其結果是亞視早已衰落,且被視為主要是看北京臉色,而一台獨大的TVB因為缺乏競爭,雖然享有巨額利潤,節目卻不斷老化。

香港的流行文化曾經是華人社會的重要基地,但過去幾年,從電視劇到流行音樂,都逐漸喪失創造力,很少能產出撼動人心的作品。另方面,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的自由市場已越來越多地走向少數壟斷,從地產、到超級市場、電力、煤氣、巴士,均為如此,阻絕了競爭與創新的可能。香港最著名的財經評論人、也是自由市場的擁護者林行止先生就說:「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電視產業不過是最鮮明的例子。

王維基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企業家的代表,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仔。他在1991年創辦香港城市電訊,挑戰原來的壟斷電訊市場,又在1999年成立香港寬頻,進軍互聯網,當時他面對香港電訊、和記廣訊、香港新電訊和新世界電話等四大固網商壟斷整個市場,王維基豪擲500萬港元,在報紙、電視上展開連續三日鋪天蓋地的廣告告訴公眾,「每一個香港人都有選擇固網的權利,」並向政府宣告他經營固網的決心。政府其後在2003年全面開放固網市場。

與他同樣是六十後世代、並同時在中大唸書的評論家安徒說:「如果說,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五十後』要靠建立一種『獅子山下 精神』為自己造像,自我敘述為在艱難的環境下掙扎,刻苦奮鬥,並且能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那麼,『六十後』所要為自己描述的精神世界,就需要一種更加強調不依庇蔭、獨立思考、公平競爭,更加個人主義,能夠出入於物質世界,兼有務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造像。作為個體的王維基,的確是這種『後嬰兒潮』香港人的代表。」

2009年底,政府宣佈要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並主動致電邀請王維基申請牌照。王維基成立了「香港電視」,且他不僅希望成為第三家無線電視,更希望能夠帶進做電視節目的新方式,創造新的香港大眾文化。他高薪從無線電視挖角,巨額投資新設備,並且給予創作者很大的創新空間。他們拍攝的第一套電視劇《警界綫》,首集放在YouTube上播放,兩日內就有超過30萬點擊率。香港電視成為最具企圖心的申請者,也讓許多港人充滿期待。

但三年過去,免費牌照仍無消息,原本就讓人猜疑政府發會牌給他的可能性,所有人也都在好奇,王維基能燒錢燒多久?

終於,政府公布結果,在三家競爭者中,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是唯一落榜的。

為什麼不發牌給王維基?香港絕大多數人認為都認為他們是最積極的申請者。香港《明報》在上周也公佈由政府委聘一家顧問公司於20114月撰寫的評估報告,從「競爭力」、「壓力測試」和「財務狀况」比較3個免費電視牌照申請者,發現港視在競爭力和壓力測試,都較港娛優勝,只有在財務狀况上兩者打平。另外,就可持續性來說,報告認為港娛持續性不及港視,亞視則最差。即使這並非最終評估報告,但港視前身的城市電訊在20124月出售電訊資產,套現50億元,派發股息20億元之後,尚有30億元轉型發展電視業務,且20114月之後,港視開展拍劇等工作,更有營運電視台的經驗,條件只可能更好。

許多人懷疑因為是北京不信任王維基,也有人認為政府要保護兩間原有電視台的既得利益。無論如何,這些都是揣測,政府只說有「一籃子因素」─但問題正在於政府沒有公布真正的原因與評審標準,讓人們只能揣測,而無法心服口服。

因此,如果雞汁成為香港既有電視節目的悲哀譬喻,王維基的挫敗則象徵了香港市場的封閉格局與新競爭者的挫敗,而香港電視不知死因的死亡更展現了香港政治的本質─決策體制封閉不透明、無視民意。

這才是這麼多香港人憤怒的原因。因為他們說:香港人已經沒有普選了,連看電視都不得!他們要問:為何拿起遙控器,卻發現其實沒台得選?為什麼遙控器是在政府手裡,而不在人民手裡?

所以,人們撐香港電視,與其說他們是真的熱愛這個特定的電視台,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對於現在電視產業的痛心;尤有甚者,是因為他們要爭取更多元的選擇權的爭取:他們希望在生活中有更多選擇,希望市場上有更多選擇,希望政治上有更多選擇。

2013年4月4日星期四

號外: 香港電影說了什麼香港故事?



【作者:張鐵志】




香港電影金像獎將在四月中揭曉。但我們關注的是,在這個焦灼的歷史當下,過去這一年的香港電影說了什麼香港故事?就在準備本期內容的三月初,發生了《低俗 喜劇》藝評事件。顯然,評論人以及藝發局的評審們與創作者本身和許多香港讀者之間,對這部電影要傳達的訊息的理解有著巨大的歧異──這正為這封面故事的問 題意識提供了重要註腳。

香港導演北上拍合拍片,導致香港電影產業的空洞化以及愈來愈少影片認真述說香港故事,早已是港人的深沈焦慮。但這幾年的本土氣氛高漲,似乎讓不少「港產 片」獲得評論與商業的成功。除了本土與懷舊外,這些影片透露出什麼樣的香港面貌、香港精神呢?今期專題特別關注《寒戰》、《低俗喜劇》和《一代宗師》這三 部引起許多討論甚至爭論的影片,內容有導演的深度訪談、評論、《一代宗師》的迷人影像(未在電影中出現的劇照),知名評論人李照興和朗天從更整體的角度分 析了港產片的轉型和香港的主體性。我們也專訪導演陳果──他的第二部長片就叫「香港製造」,此後也積極探索香港回歸的故事;過去幾年他在北上和香港之間徘 徊,而現在即將重回香港。此外,獨立導演崔允信和幾位年輕導演述說了香港獨立電影的往昔與如今的新動力──畢竟,獨立電影可以呈現出更多元、更邊緣的香港 故事。

相對於香港電影,這幾年台灣電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當香港電影產業明顯青黃不接時,台灣商業電影卻培植出一個個新的偶像明星,甚至攻佔香港電影市場。而如 同香港,本土與草根題材的影片也接連取得市場上的成功。台灣是如何在合拍片的誘惑和本土創作間尋找自己的路?目前的方向又有什麼限制?本期有三篇文章討 論。

電影映照著現實,而現實往往比電影更精采。三月香港最熾熱的議題是普選/預選/愛國愛港/佔領中環行動,讓人深感整個城市正在躁動中迅速升溫。本期的開篇 Opinion特邀羅永生教授對「愛國愛港」的意涵提出深刻的反思。而在香港的佔領行動之前,三月九日日本福島核災兩週年之時,二十萬台灣人走上街頭表達 反對興建核電廠的心聲──這是台北近年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遊行,甚至許多藝人也走上街頭,本期opinion特別以圖片為主來展現「power to the people」。核電議題也是港人多年來關注的議題,擅長說故事的社運老將雄仔叔叔三月出版新書講述反核的動人故事,並配上年輕藝術家何倩彤的插畫,本期 feature可以先聽雄仔叔叔講古並一覽倩彤畫作中憂傷的沉默。

關於抗爭,還記得去年引起全球關注的廣東烏坎嗎?《號外》新任副主編張潔平過去採訪烏坎多次,三月再度前往當地,寫下烏坎民主選舉一週年後的困境與希望。
還有藝術。三月全球流行文化的最大事是David Bowie出版十年來的首張新專輯,誰比黃耀明更適合談/扮這個音樂與時尚的先鋒呢?同樣令人興奮的「對話」是甘國亮為《號外》訪談世界知名的芭蕾舞者 Roberto Bolle ,以及同團明日之星Cory Stearns。香港最知名的設計師劉小康則暢談他一路走來的心得以及今年的新計劃。
說到香港故事,本月和下月即將有幾個新刊物創刊,他們分別體現了香港的不同精神面貌:《100毛》、《what》和學民思潮的網路刊物《破折號》。本期對這些刊物做了訪談與介紹,因為我們樂見更多力量一起創造更豐盛的香港文化地景。
《號外》從本期四月號起,也有兩個新發展。其一是將隨刊附贈世界知名的藝術刊物《The Art Newspaper》中文版《藝術新聞/中文版》 ,內容包括國際和本地的藝術訊息與藝術評論。其二是,《號外》將正式進入/回到台灣市場。做為一個在香港的台灣人,我深深希望《號外》可以作為一個平台, 讓台港兩地可以有更多的相互關注與連結。

關於香港故事與本月眾人關注的普選/佔領中環議題,我突然想起哈維爾所說的,極權主義下是沒有故事的。因為極權主義消滅了生活的多樣性、開放性、神祕性, 「極權主義的支柱是存在著一個所有真理和權力的中心…… 一個由這種原則統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間;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著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將無從生長。」

我們當然希望更多不同的香港故事可以被更多不同的方式敘述著,因為這個島嶼充滿著各種愉悅、詩意、悲傷、憤怒、荒誕、而不是只有一種真理,一個中心。所以,《號外》會一直記錄、書寫創造更多的香港故事──並讓自己也成為其中一則。

註:本文為《號外》月刊(四月號)主編的話
號外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ityhowwhy

2013年3月5日星期二

張鐵志: 《紐約書評》五十年




1963年初的冬夜,兩對紐約文化界的夫婦,Jason EpsteinBarbara Epstein,以及Robert Lowell Elizabeth Hardwick,在上西區家中晚餐 。

他們談論著紐約市印刷工人進行了幾個月的罷工,造成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停刊,尤其是週日書評版的未出刊讓出版社無法廣告新書。其中一人半開玩笑地說,為何我們不自己來辦一份書評雜誌呢?

第二天,他們就去銀行借錢,並邀請「哈潑」(Harpers)雜誌編輯席維斯(Robert Silvers)和也是編輯的Barbara Epstein一起主編這個新刊物:《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第一期出刊於1963年二月一日,並從此成為英語世界最重要的知識與思想性刊物,直到五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如此。

他們說,創辦《紐約書評》並不只是利用罷工和既有報紙的停頓而另出一份刊物,而是想要「出版他們認為美國所需要的文學刊物」,要創造一種新形式的書評。

他們早已覺得美國沒有重要的書評空間。當時最重要的報紙書評是「紐約時報書評版」,但思想的刺激性不足;而此前最重要的知識界刊物《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也影響力漸失。那頓晚餐中的作家Elizabeth Hardwick1959年就寫過一篇文章「書評的衰落」──該篇文章登於「哈潑」雜誌,編輯正是席維斯──引起很大迴響。她批評當下的書評缺乏生氣,而她所期待的是「不尋常的、困難的、長篇的、不妥協的,更重要的是有趣的文章」。

而這幾乎就是三年後他們創辦的《紐約書評》的宣言,並成為他們最耀眼的標記,讓《紐約書評》成為英語世界的思想地標。看看第一期的作者:詩人奧登W.H. Auden、評論家Dwight MacDonald, Irving Howe, Philip Rahv, Susan Sontag、作家Mary McCarthyNorman MailerGore Vidal,社會學家Lewis A. Coser,都是當時最活躍的作者,後來的大師。
紐約客總編輯David Remnick在多年後說,「這肯定是雜誌史上最厲害的第一期。」

這些第一期的所有作者都沒有拿稿費,他們願意無償寫稿是因為雜誌提供了一種新風格的書評書寫:在這裡,書評文章不是對於一本書的報導或是評價,而是本身就是重要的散文或是對議題的評論。

而銷量也令創辦人們振奮:發行的十萬份迅速賣完。

這個雜誌之所以一開始就獲得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掌握到新時代的氣氛。

《紐約書評》既關注文學,也關心政治──而這可以說是紐約知識份子一直以來的傳統。尤其創刊的六零年代中期,適逢美國社會與文化開始猛烈燃燒起來:民權運動逐漸轉向「黑人權力運動」(the black-power movement) ,反越戰運動號角開始響起,新左翼學生運動也不斷前進。在整個六零年代,左翼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獨立媒體人I.F. Stone, 學運領袖Tom Hayden、左翼歷史學者霍布斯邦都是重要作者。而作為一份思想與文學媒體,他們也沒錯過那個時代的重要騷動:芝加哥八君子審判、五角大廈前的反戰遊行、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等等。

席維斯在2012年的訪問中說,「對我們來說,權力及其濫用的經典政治問題永遠是我們關心的。」在另一處訪問則說:「我們認為你必須提供一種對美國的政治權力的本質的分析──誰擁有他以及誰受到影響。」

很快地,《紐約書評》成為美國文化和知識菁英必讀的刊物。知名作家Tom Wolfe1970年一篇極有影響力的文章「激進潮人」(Radical chic)中說,紐約書評就是這批「激進潮人」的「主要理論機構」。此後更有無數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在這裡發表文章。

席維斯不斷強調,他們編輯的宗旨是:「尋找我們尊敬的作者並且幫他們找出適合討論的書。我崇敬好的作家,有美麗心靈和特殊思想的作家,並總是希望他們能做出特別的事情。」或者,讓「這個時代最有趣和最優秀的心靈在這裡深度討論書籍和議題。」

他們確實做到了。

五十年來,他們始終得以維持十萬左右的發行量,也一直是獲利狀態。(1984年時原來投資者把雜誌賣給一個德州商人,但仍維持編輯自主性。)

五十年的路途當然不時有些轉向。進入七零年代後,六零年代的左翼激進主義轉向比較溫和的自由主義;《國家》(The Nation)在一篇分析《紐約書評》政治立場的文章「紐約書評的重生」中說,如果六零年代是喬姆斯基式的,那麼後越戰時期則是以賽柏林對自由主義、多元主義和個人自由的強調界定了《紐約書評》的氣質,且「紐約知識分子小圈子、常春藤大學明星學者、諾貝爾獎得主取代了喬姆斯基和他們的左翼同志。」

喬姆斯基也在這篇文章中說,和六零年代和平運動有關的活躍份子後來在《紐約書評》上幾乎都消失。但另方面,《紐約書評》始終關注第三世界的異議知識份子:如刊登過索忍尼辛、沙卡洛夫、哈維爾的訪談,當然也有中國的如零八憲章的英譯版。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紐約書評》再度成為反對政治的基地。小布希的當選、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爭,讓他們如六零年代般站到鮮明的左翼位置。他們嚴厲批評小布希的國內政策侵蝕公民權利,也批評所謂的「自由鷹派」(liberal hawks)知識分子(亦即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的自由派)。事實上,在2003年美國剛出兵伊拉克時,許多自由派媒體和知識分子都支持這場戰爭,但《紐約書評》的主要作者們,Thomas Powers, Ian BurumaJoan Didion, Norman MailerStanley Hoffmann, Ronald Dworkin, Arthur Schlesinger Jr.,都站到批判的前線。

席維斯說,這是因為他擔心「政府所製造出的愛國氣氛,恐懼氣氛,會打壓異議。」

不過,雖然《紐約書評》仍然具有強烈批判性,仍是英語世界最受尊敬的刊物,但也早已顯出某些疲態。例如他們的作者總是同一批人,文章觀點可預期性高,並排除了許多重要作者。尤其,五十年來都是同一主編席維斯(共同主編Barbara Epstein2006年過世),而今年他已經超過八十歲了。

這個時代還需要《紐約書評》這樣一份沈重的雜誌嗎?

一個重大的挑戰當然是網路時代的來臨。2010年起,他們設立了網路博客,提供更即時、更短篇幅的文章。對於未來,席維斯不悲觀:「一個關於政治、文學、科學和藝術獨立而批判的聲音,在現在比五十年前我們創辦這個雜誌更為需要。電子的溝通形式在每一個領域日益發展,但是他們對於文化的影響仍然是模糊的,因此需要新形式的批判性檢視。這會是紐約書評未來的核心關懷。」
確實如此。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什麼形式的新媒介,我們始終都需要最優秀和有趣的心靈與文字,去質問、去反思這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張鐵志  台灣人、文化與政治評論人,現為香港《號外》雜誌主編,著有《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剛於北京出版新書《時代正在改變:民主、市場與想像的權力》。

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

張鐵志: 一個死亡面前的反對者

圖:wordonfire.org
圖:wordonfire.org

知名小說家 Ian McEwan 如此描述他在希均斯 (Christopher Hitchens) 生前最後時光,與這位老友相處的片刻,「我們談論著書和政治,然後他睡去時,我就讀書或寫作,他醒來後我們繼續聊,或者一起看書。這個重症病房充滿各種儀器和維繫他生病的管子,但是他們看起來 都至多是裝飾性的。書本、新聞,以及這兩者背後的理念,征服了這個荒蕪的空間,或者溫暖了它,讓這個房間看起來彷彿是一間大學圖書館。」

這段動人描述不但說明了希均斯的生命本質:對讀書與寫作的熱愛,也寫透了他一向強悍的鬥志。

希均斯是過去二十年英美世界最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文化與政治評論者。他不僅博學多聞,文章多產,尤其喜歡辯論,從不懼怕爭議:他的批判對象從獨裁者到季辛格到德蘭修女,以及上帝。


希均斯也是最瀟灑的思考者──瀟灑,不只是表現在他帥氣外型,也在於他最終面對生命、面對死亡的態度,包括他在臨終前寫下這本與疾病搏鬥的小書《生命就是 堅持信念,走到最終 (Mortality) 》,以及即使他得了癌症卻從不後悔他這一生對抽煙和喝酒的熱愛,因為:「寫作是對我最重要的事,而任何可以幫助這件事的事──或者增加或深化或者強化論證 和對話──都是值得的。」

出生於1949年英國的希均斯,少年就熱愛閱讀,但主要是一個文學青年。

1960年代初的古巴飛彈危機讓他把注意力轉向現實世界:「如果政治可以以如此令人顫抖的方式強行進入我的生活,那麼我最好對政治可以多點了解。」進入牛 津後,開始更關注政治,並加入托派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在他的自傳中,他說這是「革命中的革命」,並積極組織反越戰遊行。畢業之後他擔任記者,有段時 間,晚上在街頭賣社會主義刊物。

在七零年代,他就走了很多地方,哈瓦那、布拉格、波蘭、美國南方、北愛爾蘭、希臘、塞普路斯,主要關懷都是對獨裁者和帝國主義的批判。

八零年代初他搬到美國,開始在左翼雜誌《國家 (The Nation) 》、《大西洋月刊》、《浮華世界》上撰寫專欄,嚴厲批判雷根和美國外交政策。在美國,他逐漸成為最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尤其是因為他瀟灑的外型和雄辯的口 才──他被學者 Richard Dawkins 稱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演說家」。

1989年,魯西迪 (Salman Rushdie)因為小說「魔鬼的詩篇」而被伊朗霍梅尼政權下令追殺。希均斯對於當時許多左翼人士因為強調多元文化而沒有對伊朗的追殺令提出批評、甚至替 其合理化,深感憤怒,他說這個事件集合了他所有愛與恨的對立:前者包括文學、言論自由,後者包括宗教。

在九零年代,他出版了幾本很具爭議的書,包括批評德蘭修女和柯林頓,2001年出版《審判季辛吉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說他是「罪犯」。2007年,他出版批判宗教的《上帝不偉大 God Is Not Great》,成為他最暢銷的書。

然而,2011年的九一一徹底改變了他在英美知識界的位子。希均斯嚴厲批評攻擊者是「有伊斯蘭面孔的法西斯主義」,或者「伊斯蘭法西斯主義 (Islamo­fascism)」(這個詞雖然不是他發明的,但他使其廣為流行)。

2003 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希均斯更是大力支持美國政府,因此和寫了多年專欄的左翼雜誌《國家》分裂,轉向和新保守主義者交好,讓許多人懷疑他是否為了名利出賣自己。

但希均斯從來沒有否認他對名利的愛好,但他也自信是一個有一貫原則的人。尤其深探他的思想,或許對於他的轉折不意外。一如《紐約時報》前主編Bill Keller說他的核心價值是:「理性論證、多元、容忍、自由」,所以一方面他極為反對宗教作為控制性的力量,不論是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另一方面,他也 痛恨各種主義對個人自由的壓迫,不論是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者帝國主義──喬治奧威爾是他的典範。所以結合兩者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成為他的最大敵 人。

2009年,他六十歲時,出版回憶錄《Hitch-22》。諷刺的是,這本回憶錄竟然成為他的預知死亡紀事。他的太太在他的著作後記中,曾經描 述:2010年六月,就在他在紐約要開始為這本回憶錄巡迴打書的第一天,他在早上因為心臟病發作而去醫院檢查,發現自己可能罹患癌症。她在傍晚見到他時, 「我們在陰影下擁抱,這片陰影只有我倆看的到,而且決定反抗。」

十九個月後,希均斯過世。這本書,《生命就是堅持信念,走到最終》,就是這個勇者在生命最後時光,奮力與疾病搏鬥的紀錄。他曾經寫過一本小書叫做《給一個青年反對者的信》。是的,這個好辯、好鬥的傢伙,他就是在死亡面前,也要做一個充滿知識與思想的反對者。

2013年2月21日星期四

張鐵志:一場改變歷史的個人反抗




Rosa Parks只是想要在辛苦的工作一天後下班回家,她或許沒有想要創造歷史,但是她的反抗卻刺激了一個運動,讓我們所有人的朝向正義和平等的旅程得以前進。

這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了紀念Rosa Parks在今年二月的百歲冥誕所發表的談話。

奧巴馬當然感觸良多,因為沒有Rosa Parks、沒有黑人民權運動,他或許無法成為第一個黑人總統。因為在1955121日阿拉巴馬州蒙特馬利小鎮上,她的反抗行動,正被視為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起點。

十九世紀的美國內戰之後,即使黑人不再是白人的奴隸,但是南方許多州政府仍然立法實行種族隔離:黑人不能和白人去同樣的學校、圖書館和其他公共設施,他們也不能在餐廳裡、在巴士上,和白人坐在同一個區域。此外,去投票的工人可能會被雇主開除,農人可能會難以獲得銀行貸款,因此合格選民的投票率不到一成──黑人是沒有實質公民權的公民。更不要說許多非制度性的種族歧視,以及無處不在的仇恨與暴力:在1950年代之前,有上千件的白人虐待或謀殺黑人的私刑發生。

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學校的種族隔離制度是違憲的,但在南方,仍有許多學校維持只准白人進入。

1955年,在蒙特馬利鎮,四十多歲的黑人婦女Rosa Parks下班坐在公車上,司機因為白人座位區已經滿座,要求她起身讓座,她拒絕了,並因此被逮捕。當地民權運動組織隨之發動黑人居民杯葛公車。領導這個運動的,是一個26歲的年輕牧師,他的名字叫做馬丁路德金。

這成為此後一連串黑人民權運動的起點。

1957年在小岩城,九名黑人學生註冊原來只讓白人入學的中央高中(Central High)。不但許多白人抗議,州長更動用國民兵在校門阻止九名黑人進入──這個軍人與學生對峙的照片成為全國頭條。幾天後,艾森豪總統動用憲法權利,將州國民兵歸為聯邦政府所管,並派遣軍隊保護九名黑人學生在白人的叫囂和侮辱聲中進入學校。1960年二月,在北卡羅來那州的格陵斯堡市,四個穿著整齊的黑人大學生進入百貨公司的午餐店卻遭到拒絕;他們在百貨公司門口坐下抗議,在第二天帶了更多學生來抗議;幾天後,有超過五百個學生在門口靜坐抗議。百貨公司被迫暫停營業。這個靜坐行動開始蔓延到南方其他城市。

1961他們展開「自由乘車運動」(Freedom Ride) 。因為最高法院判決巴士實行種族隔離是違憲的,所以民權組織派人坐上巴士前往南方各州檢查。許多運動者遭到白人暴徒威脅、毆打,或被當地警察逮捕。1963春天年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罕市,綽號猛牛的警察局長用惡劣的暴力對抗黑人示威者,用消防車噴水管沖倒成排的抗議者,用電擊棒毆打他們。金恩博士也遭到逮捕。甘迺迪總統深感到沮喪與憤愾,開始積極推動民權法案,禁止在公共設施實施種族隔離。

但就在這一年夏天,黑人民權組織的領導人之一Medgar Evers被三K黨暗殺;八月,一個黑人教堂被炸毀,四個小女孩死亡。月底,金恩博士領導了華盛頓的百萬人大遊行。1964年和1965年,國會接連通過重要的民權法案,廢除了各種制度以及投票體系的種族隔離。黑人民權運動終於在法律上獲得重大勝利。他們終於可以高聲說出他們唱了多年的口號:「我們終將勝利(we shall overcome)」。

美國民權運動的歷史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民抗爭史。雖然這些抗爭是在一個民主體制下進行,但是我們也看到這是一段血淚斑斑的歷史,抗爭者必須付出身體和生命的代價,而不只是請客吃飯。

Rosa Parks的拒絕讓座當然不是一個偶然的行動,她也不是一個天真的女性(或者如某些人說她是因為疲累才不想來)。事實上,她原本就是一個民運運動者,也一直鼓勵他人進行「公民不服從」,她深知,必須透過這樣的公民不服從的反抗,才能衝擊體制;她也深知,她的違反法律會付出代價。雖然她絕對沒想到,她所點起的火會燃燒起整個民權運動。

歷史的改變常常可能是偶然的,但是這些改變卻需要必然的信念和行動,歷史之河才可能出現轉向的契機。

2012年12月11日星期二

張鐵志: 1970年的那一槍




這位七十五歲、頭上只剩稀疏白髮的老先生經常獨自走在喧囂的群眾中──各種街頭的社會運動,不論是環保的、人權的。老人常常是眼睛泛著可愛的笑意,而當他談起人權問題時,你又總是感到他的誠懇與執著。

周圍的朋友對他總是無限敬意和喜愛,這倒不是因為四十年做的事,而更多是他過去十幾年一直在民間社會從事人權運動,以及很少人到他這個年紀卻仍然不懈怠。

不過,四十年前,他確實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紐約開槍刺殺蔣經國──雖然他並沒有打中。

生於1937年的黃文雄,如同那個世代的台灣人,經歷了日本皇民化統治,1945年日本戰敗後對回歸祖國的期待與失望,二二八事件的槍彈與血腥,以及五零年代肅殺的白色恐怖。

也是在五零年代,他的青年時期,他被「自由中國」所啟蒙。進入政治大學新聞系後,他認識了一些來自東南亞的僑生和美國來的學生,從他們口中接觸左翼思想、禁書和美國民權運動。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思想日益萌生。

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兩名學生因為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逮捕,深深震撼了和他們有來往的研究生黃文雄。這一年他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讀書。

彼時的美國正是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民權運動,整個社會被青年力量巨大地翻攪。尤其到了六零年代後期,運動者的氣氛開始從抗爭轉向革命──不了解這個氣氛,就無法理解為何黃文雄會做出如此激烈的舉動。

1968年四月,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被暗殺,讓無數美國黑人與白人陷入悲傷與憤怒。因為他一直主張非暴力的和平運動,最終卻死於暴力,而幾年來的校園反戰運動也無法阻止美國繼續轟炸越南。於是,黑人運動中出現了主張武力反抗的「黑豹黨」,以白人學生為主的學運組織「民主學生聯盟」也出現了主張暴力行動的派系「氣象人」──他們製造炸彈放置在公共或商業建築。除了美國,德國、日本及許多地方的學生運動都開始「走向革命」,他們相信非如此不足以阻止越戰,或者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他們也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殖民革命,激進氣氛瀰漫著校園。

彼時黃文雄正在在康乃爾大學念社會學博士(同時期李登輝也在康乃爾大學念書),在學校中他和左翼學生多所來往,深受影響。1969 年四月,康乃爾大學的黑人學生持槍佔領宿舍,抗議學校的種族主義和建立黑人研究的速度太慢。其中的幾個領導份子都是黃文雄的朋友。當然除了參與美國左翼學生組織,黃文雄也參與了台灣人的異議組織。

這一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準備一步步接他父親的班。1970418日,蔣經國赴美訪問。在美國的台灣人團體進行各種抗議,如當他在白宮訪問尼克森總統時,他們在白宮前舉行反蔣抗議,散發傳單:「台灣需要的是自由,不是軍援! 」

424日,蔣經國到紐約市的廣場飯店(Hotel Plaza)參加餐會。已經計畫數天的黃文雄終於等到這一刻,他突破警察封鎖,對著蔣經國開了一槍,但他的手當場被警察打開,沒有擊中蔣經國,並且當場被逮捕。在被數名警察壓在地上時,黃文雄掙扎著吶喊:“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s!”這句話也是他的故鄉島嶼上無數人的心聲。

在被起訴後,他竟然得以棄保逃亡。這又是一段傳奇。

國外流亡26年期間,他參與許多國際人權工作,但是為了保護他的朋友們,這段經歷他始終沒有公開說明。黃文雄在日後解釋他之所以要進行刺殺計畫,主要是希望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挑起國民黨黨內權力鬥爭,藉此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以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參與美國學運的左翼青年,他也「私心希望多少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個考慮,那時大發越戰財的台灣已是美軍的後勤基地。」[1]

1996年,台灣解嚴後的第九年,黃文雄終於回到台灣公開露面。他是台灣最後一個海外黑名單人物。

回台後,黃文雄一直持續從草根人權工作,曾擔任臺灣人權促進協會會長等職位,而沒有像大部分知名異議份子享受民主化之後的政治名位──他曾經一度擔任陳水扁時期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委員,但是後來因為不滿陳水扁的人權政策而辭去。今年政治大學頒給他榮譽校友,他也沒有出席。黃文雄不在乎任何名位,而是念茲在茲地為人權而努力。

當年的那一槍可以說是打在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的政治轉型正是從那之後開始:保釣運動、大學雜誌、蔣經國的「革新保台」、72年增額立委選舉。有人說,是那個未遂的刺殺,刺激了蔣經國思考為何台灣人如此痛恨國民黨,因此推動改革。他是否真的這麼想,我們無從得知,而那一槍是否真的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啟動鳴響也很難論斷。重要的是,從彼時之後的民主化進程至今還有許多未臻完好之處,還有許多公民的權利保障需要被建立。所以,黃文雄從不懈怠地繼續閱讀、寫文章、上街頭,直到現在。

他從來沒有停留在四十年前那一槍 。

 
[1] 黃文雄:〈四二四那天,我開了一槍〉,《台灣請聽我說》,天下文化出版。

2012年11月2日星期五

張鐵志: 奧巴馬帶領美國進入後種族時代?




1.

2009年一月奧巴馬就職總統那一天,美國資深眾議員、六零年代的民權鬥士約翰路易斯說,歐巴馬是出現在「塞爾瑪的那座橋的另一邊。」

1965年二月在阿拉巴馬州的塞爾瑪鎮(Selma),警方用皮鞭及木棍驅趕黑人註冊投票的隊伍,並開槍打死一個幫助選民註冊的牧師。當地的黑人民權運動者,包括年輕的約翰路易斯,組織了一場遊行抗議,在三月七日從塞爾瑪步行到十年前民權運動開始的起點:蒙哥馬利(Montgomery) 。但是,幾百人隊伍在走出塞爾瑪鎮的橋上,就被警察的棍棒和催淚瓦斯猛烈襲擊,上百人受重傷,約翰路易斯的頭骨也被打裂。這一天,被稱為民權運動史上「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

三月十五日,詹森總統在國會發表支持民權運動的演說,他說,「在塞爾瑪發生的事件只是一個偉大運動的一小部分。這場運動觸及了美國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州。它是美國黑人為了爭取完整的美國幸福生活而努力奮鬥的運動。因此,他們的志向也應該成為我們的志向。因為,不僅是黑人,實際上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克服前人遺留下來的偏執與不義;這些事情是我們無法繼續前進的障礙。而我們終將克服一切(We shall Overcome)。」

剛從塞爾瑪監獄出來的金恩博士,看到電視上白人總統的這段話,且引用了他們這句民權運動最重要的口號「我們終將克服一切(We shall Overcome)」,不禁掉下了眼淚。六天後,他重新展開這場為期五天的遊行,並邀請許多好萊塢名人和歌手一起加入遊行。

這一次,他們終於走過了這座曾經流血的橋,來到蒙哥馬利的州政府廣場。金恩博士再一次發表他令人激動的演說:「還要等多久?不久了,因為道德穹蒼的弧線儘管很長,但它彎向正義的那一邊。」這句話,成為歐巴馬後來最愛引用的名言。

2007年三月四日,正在競選總統的奧巴馬來到塞爾瑪演講,他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融入塞爾瑪的歷史, 他把民權運動的領袖定位為摩西,而他是屬於約書亞世代:「有很多人穿過門外那座橋……他們希望彼此一起邁出那些步伐,但是摩西開始的這段旅程要由約書亞們來完成。今天我們深受召喚,要做我們時代的約書亞,成為找到我們自己過河之路的一代。」



2.

當奧巴馬的父母在1960年結婚時,種族通婚在許多州仍然是違法的,黑人仍然是美國的次等公民。但民權運動已經從五零年代中期勇敢地開始挑戰那個不義的體制。
種族矛盾更是當年美國社會的根本衝突。六零年代中期雖然通過重大民權法案,但並未解決黑人的不滿與憤怒,因此在1967年的夏天,許多城市的黑人貧民區出現大規模暴動。事後,聯邦政府組成特別調查委員會,他們下了結論:「白人從來沒有徹底了解_──而黑人從來沒有忘記──白人社會和黑人貧民區的出現脫不了關係。是白人社會創造了和維繫了黑人貧民區。」

民權運動確實廢除了許多根植於南方的種族主義制度,但是民權運動也標誌著新的種族政治的成形,因為尼克森採取所謂的「南方策略」而當選總統,從此建立共和黨的保守主義聯盟。南方策略指的是共和黨利用南方白人對民權運動進展的嚴重不滿,而把他們從民主黨手中爭取過來。從七零年代後,幾乎每任共和黨總統都有種族主義的象徵性動作。1980年列根競選總統時,前往1964年三名民權運動義工被謀殺的密西西比州小城,但他不是去悼念他們,而是去支持當年州政府進行種族隔離的權利。1988年,老布希總統在競選中不斷談當時一樁黑人囚犯強暴白人女子的案件,來剝削白人的恐懼。他的主要競選策士就承認,「只要我們在南方一再談這個案子,我們就會贏」。

多年來共和黨的南方策略,使其主要靠白人就可以當選,例如在兩千年的選舉中,小布希只拿了百分之九的黑人選票。2006年的眾議院選舉中,民主黨取得多年來首次大勝,在各種人口類別中都取得多數,只有南方白人有六成投給共和黨。根據皮尤民調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白人選民中有52%自認為是共和黨,黑人中只有8%,拉丁裔是22%。即使南方白人工人的經濟利益是與重視富人的共和黨矛盾,但由於種族牌再加上宗教、墮胎等所謂「價值」議題,使得他們支持共和黨。

但另一方面,當共和黨選民越來越只剩白人了,尤其是沒有大專學歷和鄉村的白人,民主黨則是在高學歷、宗教虔誠度低的白人中不斷增加支持,更遑論在非白人的選民中一向具有高支持,而當美國的人口結構是越來越不白時,共和黨也將越來越難選。2002年就有一本書叫做「崛起中的民主黨多數」 (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指出此一現象。



3.

1961年出生的奧巴馬,是真正的「六零年代之子」,但當時他還是孩子,而且不住在美國大陸上,沒有真正經歷那個時代。他的黑人種族認同既是天生的,也是後天選擇的,是他追尋而來的。在他成長過程中,直到他在哈佛念法學院,都不斷著思考他的黑人身分,並且認真閱讀關於黑人解放運動的各種文本。

他的混血種族身分成為他競選的利器與障礙。奧巴馬競選團隊一方面要緩和白人選民的恐懼,強調他不是一個會控訴種族主義的人,但另一方面,又要向非洲裔美國人強調他的黑人認同──他常常被批評為不夠黑並且不是美國早期黑奴的後代,他與一般非裔美人的成長經歷完全不同。但也有許多黑人選民甚至擔心他可能被暗殺,因為他們還記得六零年代的傷痛。歐巴馬在不同選民激發起美國人心中最深處的希望與恐懼。

他的策略是把自己的故事放在民權運動的脈絡中,「大膽運用這一場波瀾壯闊的美國民權運動的語言與意象,使之作為自己的總統選戰利器。」如美國紐約客雜誌總編輯大衛雷姆尼(David Remnick )在「橋:奧巴馬」[1]所說。但是和老一輩民權運動領袖不一樣的是,他並不是訴求作為黑人利益的代言人,而強調他是超越傳統種族區分。因此,他的故事或者民權運動的故事,不只是黑人的故事,而是一個美國向上的故事。但除了民權運動,他很少主動去談種族問題 。

但在2008年競選期間,他卻遇到了危機,而不得不正面面對美國的種族問題。那是歐巴馬以前教會的萊特牧師(Jeremiah Wright),用非常激烈的字眼批評希拉蕊和白人。對歐巴馬來說,最安全的選擇或許是發表澄清聲明後,趕快迴避這個議題;但他沒有迴避,而是幾天後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演講,一個可以進入美國政治史的演說。

他首先說,如果我們再不面對美國的種族問題,就會像他的牧師一樣簡化現實,並只是放大現實中最負面的部分。然後他談到黑人與白人不願在公開場合講、但深植於心中的憤怒,他說,雖然萊特牧師仇恨白人的言論不對,但是我們必須瞭解他們那一代的人成長背景,瞭解他們在那個種族不平等結構下的挫折與辛酸。而許多黑人面臨的不公義,例如教育與經濟資源,乃至社區的公共設施的不平等,至今仍然存在。

所以,「這些羞辱、疑惑和恐懼的記憶並沒有消失,他們這些年的憤怒和苦悶也依然存在。」「這些憤怒是真實的,如果只是一相廂情願地希望他們不再憤怒,而不瞭解他們的根源,只會更強化種族之間的誤解和裂痕而已」。

在這裡,他為那些具有歷史遺忘症的白人,上了一課黑白種族史。但是他接著分析為何部分白人也覺得是種族問題的受害者。

他說:許多中下階級的白人不認為他們因為膚色而獲利。他們並沒有自動獲得許多好處,並且一樣在這個時代面對經濟的困難。然而,當他們看到有黑人因為種族不正義的歷史遺緒而在工作上或大學錄取被特別照顧,他們當然覺得不滿,因為他們不認為過去的種族不正義和他們有關,如今卻要背負這些責任。右翼政治人物過去剝削這些不滿,而打造了八零年代雷根的社會基礎。然而,要說這些白人的憎恨是被誤導的或是種族主義的,卻不承認他們背後的焦慮,也只是擴大種族間的矛盾。

要解決種族問題,奧巴馬說,黑人應該要接受歷史的負擔,但不要成為歷史的犧牲者;應該要追求生活各方面的社會正義,但是也要認知到,他們和白人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是更好的健保、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機會等等。對白人來說也是如此,造成他們生活困境的不是矯正種族不平等的政策,而是「充滿內線交易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的貪婪,以及被特殊利益支配的華盛頓政治」。

他的結論是:美國現在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繼續這種鬥爭與分裂的政治,繼續在電視上不斷播出萊特牧師的激烈言論,讓這成為選戰最重要的議題;然後下一次選舉,同樣的爭執、矛盾繼續發生。另一個選擇是,是去面對和解決這個國家真正重要、不分種族都面臨的議題。

「如果我們現在選擇走開,如果我們只是退回到各自的角落,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團結,並且開始去解決更實質的問題。」



4.

奧巴馬最終勝利了。許多黑人和白人──尤其那些經歷過六零年代之前種族隔離、並在六零年代經歷民權運動的人們──流著淚水說,他們從來沒想到,這輩子可以看到一個非裔美人當選總統。

當參議員路易斯說奧巴馬是出現在「塞爾瑪的那座橋的另一邊」時,這一方面指的是,歐巴馬的當選是民權運動的成果,是那一場遊行,以及無數場抗爭、謀殺、暴力所換來的驕傲果實。另一個意義是指歐巴馬可以成為種族之間、世代之間的橋樑、和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橋樑。

然而,奧巴馬的勝利意味著美國已經正式超越種族主義,已經進入了「後種族」時代?

事實上,美國的社會經濟乃至居住場域都依然黑白分明。1967年黑人暴動之後, 聯邦政府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的結論「美國有兩個社會,一個黑,一個白,是分開且不平等的」,至今仍然如此真實。黑人社區仍然有低落的公共設施、匱乏的教育品質、及嚴重失業率等問題。黑白之間,仍然充斥各種偏見與不信任。例如,2009年,白人警察錯誤逮捕了哈佛大學的黑人教授,歐巴馬說這個白人警察是「愚蠢的行為」,而引起不小的風波。

尤其是共和黨。面對越來越不白的美國社會,共和黨原本就有選舉危機2008年的大選,歐巴馬成功了建立一個包括不同族裔的新聯盟,但共和黨依然是以白人為主體。蓋洛普民調在2009年初做的結果,十個共和黨中有九個是白人[2]。但他們不是去爭取其他族裔的選票,而是要固守白人選民,例如在歐巴馬當選初期,右翼陣營流傳著各種奧巴馬不是美國人的奇怪言論,並要求歐巴馬出示他的出生證明。

這幾年共和黨批評歐巴馬是「大政府」,反對全民醫保、主張刪除社會福利,看似經濟論證,但背後其實有強大的種族意涵。當羅姆尼說他不在乎百分之四十七依賴政府的選民,其實這些拿政府福利──例如老年醫療保險(Medicare)──的人中有許多都是支持共和黨的白人,只是這些共和黨支持者中許多人在認知上都不認為自己接受了政府補助。美國著名民調專家Stanly Greenberg對共和黨的研究指出,共和黨的白人工人選民對於福利政策的理解就是拿他們的稅去補貼窮苦黑人。所以,保守派如此反對奧巴馬推動的全民健保,主因之一就是因為這個方案會將現有的健保大幅擴張到非白人群體,所以他們的反對可以動員選票。深具影響力右翼電台主持人Rush Limbaugh 就公開說:歐巴馬是要放棄白人工人階級家庭而要爭取非裔黑人的支持,以及「奧巴馬要對白人工人家庭說再見:我們對你們的選票沒興趣;我們不在乎。」        顯然美國右翼仍然沒有超越自己的種族主義。大選這一年許多州推動修改選舉辦法,要求選票在登記投票時要出示有照片的身分證明,就被民主黨視為有種族歧視意涵:因為黑人或其他少數族群沒有身分證明的比例遠白人高。

奧巴馬自己也知道這個現實。在最近接受美國滾石雜誌的訪問中,他說「我從來沒認為,我當選總統,我們就會進入一個後種族的時期。但另一方面,我的一生看到了種族態度如何改變並且改善….當我在各地旅行時,許多人會說一個非裔美人的總統對黑人男孩、女孩來說是多麼有鼓勵性。但別忘了,對許多白人男孩、女孩來說,一個黑人總統是很自然的。這是他們成長時所看到的總統,而這就是態度的改變。」

但態度的改變顯然是不夠的。奧巴馬或許出現在塞爾瑪橋的這一邊,但在他的前面還有許多橋要跨越。


[1]大衛雷姆尼,「橋:奧()巴馬」,台北:八旗出版社,2012年。

[2] http://www.gallup.com/poll/118937/republican-base-heavily-white-conservative-religiou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