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芝蘭﹕香港可再做改革示範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以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作為首個視察城市，寓意不言自明，他在向鄧小平像獻花時表示，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的方針。無獨有偶，被視為下任總理大熱的李克強亦在十八大閉幕後的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會議上，指出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決定性階段，並要求11個試點地區制訂具體政策，以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和調整利益預期。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急速發展而體制滯後所帶來的貧富懸殊、錢權交易以及貪污腐敗等問題，早已引起北京領導層以至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但由於牽涉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單是推進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談了多年仍毫無寸進。在中國改革步入「深水區」之際，作為一國下執行第二種制度的香港，對全國改革的進程又能夠擔當怎麼樣的角色呢？

既存同 更重要是求異

一國兩制的設計素來存在辯證關係，即香港與內地同屬「一國」，卻又「兩制」並行，相互之間既存同，但更重要是求異，令雙方得以在互動過程中取長補短共生共榮。而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來，正因為香港奉行與內地不一樣的制度，無論是港商到內地設廠投資、工業技術轉移，以至是專業管理經驗交流等等，都對中國改革開放起了關鍵作用，而內地經濟騰飛，反過來又帶動香港踏上了新的台階，這種「兩制」並行優勢所創造出來的豐碩雙贏成果，有目共睹。香港對於中國的價值，正正在於我們與其他中國城市不同，因此香港回歸後，除了要保持本身尊重法治、言論自由、資訊流通等各種已有的特色之外，亦應努力找出可以進一步改進的地方，務求繼續在一國之下，扮演好我們第二種制度的角色。

可是，回歸10多年了，香港本身的發展步伐卻有點停滯不前，當中政治體制扭曲導致社會內耗不止已是普遍共識。繼首任特首腳痛下台，第二任特首亦醜聞纏身，至於新當選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自今年7月上任以來，也沒有如他所願，迅速建立起一個強勢政府，除了誠信問題以及執政能力備受質疑外，關鍵的是由少數人選出的行政長官，在缺乏市民授權下，每項政策均容易腹背受敵。舉例來說，當特區政府推出BSD遏抑樓價，無殼蝸牛與有樓一族看法迥異；又如東北發展，保育團體與市場派人士亦各有主張，夾在中間的特區政府，動輒得咎。如果香港有一套公平的選舉制度，那麼社會上各方不同的意見，就可以在這個理性的平台上據理力爭，從而達至共識，避免各走極端。

先行先試 改革尖兵

2016年立法會以及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修訂，是香港改善政治體制的契機，同時也是為全國改革試驗另一條道路，若能取得突破進展，則香港人定當仁不讓，再一次擔負起先行先試的責任。事實上，內地在討論推進改革時，也經常強調「改革尖兵」的作用，冀求以點帶面地將改革措施慢慢鋪開，以免一旦決策失誤而引致重大的損失。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表示，香港應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但問題是，怎樣的中國人才是有尊嚴和榮耀呢？際此香港乃至全國改革發展轉型的重要時刻，我期待着香港可以再發揮「兩制」的良性辯證互動，在中央策劃推進全國下一步改革的藍圖中，為「一國」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李芝蘭﹕互罵當中的思考

近日香港人與內地人之間互罵，已經連續多天成為熱點新聞。當中北大教授孔慶東的言論，更觸動了大部分香港人（包括筆者）的神經。然而，部分香港網民高喊自由行旅客、雙非孕婦乃至新移民為「蝗蟲」，何嘗又不是在內地引起極大反響？退一步看，其實這種口舌之爭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爭拗在有些時候甚至可以是走向收窄分歧的手段，因為只有雙方都將不滿說出來，才能互相知道對方的真正想法，表面地過分強調「和諧」，日積月累地將分歧掩藏，最終只會帶來反後果。因此香港與內地民眾有分歧、有爭拗，不用大驚小怪，只是當我們宣示過不滿以後，便不應該繼續沉淪在情緒上的發泄、讓憤怒持續發酵，而是要踏前一步思考撫平鴻溝的方法。

就以雙非孕婦湧港產子為例，我們最直截了當的反應，當然是責怪大量內地孕婦佔了香港的脇位，令本地孕婦叫苦連天，但想深一層，鼓勵內地人來港就醫、發展醫療產業不正是2008年施政報告中香港的發展策略之一嗎？可惜踏入第4個年頭了，當時批出來預留興建醫院的幾幅地還是紋風未動，兩間大學的醫學院學額也沒有相應增加。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按照社會內一種較為普遍的共識，透過行政或司法（包括釋法或修改《基本法》）等手段阻止雙非嬰兒取得香港居留權，但隨著內地中產階層冒起，來港就醫（不單止孕婦）人數按理還是會增加的，香港醫療系統仍然有「爆煲」危機，目前私家醫院收費茘升、公立醫院醫生逃亡潮，不正正就是一種明顯的徵兆嗎﹖

宣示不滿後 不應沉淪在情緒發泄

況且，特區政府至今仍然認為，讓內地人來港產子可以補充人口新血，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然而這方面深入的討論，可以說還是鳳毛麟角。至於說內地人來港炒貴樓價租金、趕絕小商戶、買光奶粉等等，經濟學的ABC告訴我們，要創造最大的效益，我們要做的是想辦法加大供應量及有計劃地調節和管理需求，而非透過種種規限簡單地壓制、隔絕兩地交流。

內地與香港唇齒相依已毋庸置疑，香港人飲的東江水、食的家禽牲畜，主要都是來自內地，自由行旅客萦起零售業半邊天，更創造了大量就業職位。反過來看，無論是在過去改革開放30年，還是展望未來，中國要在各領域與國際接軌，又或改善本身的社會管理體制，香港亦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並不是流於空談，筆者接觸的內地人，無不讚揚香港的自由、廉潔、秩序、多元、法治等軟件。

正正由於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但凡香港與內地有任何排斥對方的激烈行動，都只會是兩敗俱傷。筆者相信香港人面對內地人（包括孔慶東）批評的時候，除了檢討不足，亦會希望對方重新審視自己的理據。同樣地，往後當我們高喊「蝗蟲」發泄不滿之時，也應反躬自省、多走一步，作更全面的思考。唯有如此，才能令香港、內地一同進步。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