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赤琰：馬英九自困於性格弱點

馬英九第二任就職典禮已於周日（20日）舉行，在半小時的演講中，他重點地講到經貿要更開放，民生問題要更放在心上，文化發展要有產業考量，政治則 強調追隨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外交強調要有更多的突破，社會發展則特別提到要鼓勵非政府組織，兩岸關係則不再談「一國兩區」，倒回去複述一切遵循「中華民國 憲法」辦事，不統、不獨、不武。

這番政策宣示，取態屬於「守」而非「攻」，是不是他的壯志雄心已在前四年磨光了？又或是自當選到上任的兩個多月以來，民調不斷下滑，就職前夕還低至二三成，民怨卻上升到六成以上，這打擊讓他失了方寸？

性格弱點 影響施政

還有一點肯定也會叫他心有餘而力不足，那便是他的政府與他的黨團之間總是不咬弦，政府怪黨團不能在立法院好好為提案護航，黨團則怨政府官員沒在政策和提案出台前好好跟黨團溝通，一旦民怨鼎沸後才叫人把關，如此下去，不但政府要倒台，連民代也要遭殃。

上述這些情況，不但反映馬英九政府沒法擺脫過去四年執政的包袱，同時也預告他今後的四年執政仍會自陷於他自己的弱點。

馬英九的執政弱點綜合起來大概有以下幾項：

一、過於執着律師的職業病，專愛往細則裏挑毛病，對自己如此便會舉棋不定，對同僚如此便會叫人無可適從。

二、馬英九過於「潔癖」，講究「不沾鍋」，怕惹上黑會貪腐，對於專業政治人物的黨工或立法委員保持距離，對於地方政圈人脈更是「避之則吉」，因此他延攬入閣的人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專業和公職官員，這些人懂得做事，卻未必懂得民生疾苦和人情世故。

三、太在意反對黨或反對他的團體或個人。本來「從善如流」是好事一樁，可是在意到給人一批評便不放心去做，變成矯枉過正，致令政策反覆。

當一個政府領導人有如此行為，威信也就無法建立，難怪他從第一任的民調高企七成左右，到了第二任的今天落到二成左右，證明他的政治威信在民間已大打折扣。

就這三大弱點來看，要在短時間內改正，恐怕很難，因為它們屬於性格使然，多於戰略性行為效應。政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向善於「見縫插針」的民進黨各大天王，勢必向他加施壓力，叫他坐立不安，即使不方寸大亂，也會舉棋不定，更多的親者痛、仇者快。

如果以他的弱點面對今後四年所要處理的重大問題，恐怕將叫人失望多於讚賞。

就以兩岸關係問題來說，馬英九頭四年落實到的三通、EFCA、「九二共識」，表面看來他居功不小，其實真正突破的是辜汪主持談判的兩會，要不是李登輝自毀長 城中間拋出「一邊一國」破壞原先的「一中各表」，再經陳水扁的台獨加持，兩岸的發展若在2000年由連戰當政，恐怕好的格局絕不下於馬。

一句「賣台」 不敢前進

事實上，無論是「九二共識」和EFCA的進一步深化發展，都有後勁不足的問題，例如在EFCA的框架下，馬英九對大陸的來客、來資、來讀三大問題都因為太在 意民進黨的「賣台」口號，而出現兩岸不對等發展的情況，前四年他有強勢民意支持而不敢躍馬前進，後四年的弱勢，更不敢想像他會不怕民進黨的「賣台」口號。

在 「九二共識」的問題上，同樣也因為怕了民進黨的「賣台」說法，而告踟躇不前。本來在今屆選舉中，他曾泛泛提到第二任內會展開「先易後難」的政治議題談判， 選後他也曾派吳伯雄到北京去放氣球，提議「一國兩區」，民進黨聞言，「賣台」聲又叫囂不停，結果在他這次就職演講中，不再提「一國兩區」。

不錯，「一中各表」是心中兩邊有其「一中」，但心照不宣，與宣之於口，就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於高調、低調，與心照的明表與模糊的區別。

同樣的態度也發生在「美牛」問題上。美國趁選舉機會向馬英九施壓，要他當選後開禁美國牛肉進口，馬英九一口答應，當選後卻無法落實「美牛」案，因為反對黨和 民眾深怕牛毒而掀起反對運動，馬英九也因此陷於左右為難，叫美國不快，如叫島內不滿。政策左右受敵，為什麼？不敢果斷處事的弱點所使然也！

類似的問題，不計其數，看來國民黨下屆領導人的大選，非要好好防備「馬失前蹄」不可，及早在接班人問題上未雨綢繆。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選委對唐梁何的最終盤算

特首選舉快已進入尾聲，各方角力高潮起伏，選委如何選擇？相信他們應有自己的盤算；本文試就他們可能的盤算加以論析。

一：選委對唐英年的盤算

打 從候選人開始出台，唐便獲得各界看好。一說是他會得到企業界支持，尤其是大財團，因為唐也是企業世家出身，如他當上特首，企業界有信心他會繼續為香港的營 商環境把關。由於選委中來自企業界、工商界、財金界等佔比率很高，唐要取得六百席以上，不會有問題；另一說是唐獲中央器重，在中港政界人脈豐厚，自己又在 港府當上政務司司長高職，當特首唐應輕而易舉。

可是，在選委群中叫座是一回事，在一般市民中叫不叫座又是另一回事。

一路選 來，唐的民調就像患了先天性政治貧血症，始終爬不上頂峰，當范徐麗泰未明言參選前的民調顯示，她已把唐遠遠拋離；到范太退場後，唐仍然在民調上當不了老 大，期間雖有提升，就是拿不到頭位；到了婚姻和僭建問題被媒體大事報道後，他措手不及，也應對無方，民調更如吃了瀉藥，沉疴不起，與梁比較也差了一大截。

這一來，便有風傳原先支持他的選委有人開始感到為難，不知手上一票如何投法；更有人放風說，不投唐，便投白票；也有人說，提名唐不一定要投票給他。儘管有不利的風傳，原先自認是唐的鐵票支持者仍逆勢而上，堅持要唐選下去，不要退縮。

值得評析的有幾點。一、唐的鐵票肯定會盤算，如果不少建制派選委不投唐，單靠鐵票湊不足六百零一票的話，不但唐沒法選上，同時也會阻止梁當選；這一來勢必造成無一位候選人有足夠票當選，也就會使選舉進入第二輪投票。

可 是，第一輪的唐梁選委無法妥協，而泛民選委也明言第二輪會投白票，第二輪最有可能的僵局是促使選舉流選。流選的政治影響頗大——分裂建制派；削弱選委體 制，加速普選特首的政治運動；為重選加大難度，因為要重新整合建制派選委票難度甚高。因此，在第一輪投票時，各派選委都會各有盤算，也會各自陷於困境。

二、 唐的鐵票也會關注到一個基本問題：如果唐的民調一直處於低位無法向上，而票仍投唐，便會違反《基本法》指明要有「民主選舉」的要義；這樣做，將令港人覺得 選委根本不重視民意，今後會授柄於人，加重「仇富」心態。考慮到這點盤算，到底唐的鐵票會不會退縮？商界挺唐人士態度堅決，退縮的機會不高，除非有人從中 協調，但機會不大。

二：選委對梁振英的盤算

以提名梁的選委計，也有三百來人支持他入閘。當選委會選舉起步之 際，估計只有不過五十名選委是梁的鐵票，後來選情白熱化，支持他的選委跟着他的民調支持度不斷提升而增加。尤其明顯的是，建制派政黨和工會本着它們須要面 對直選的考量，不敢、也不能不支持梁，這可以從提名他的人由五十跳越三百看到。

如果梁的民調最後仍能拋離對手高達兩成以上，其他未表態的建制派政黨和工會選委，也勢必考慮民調指標；但現在則要視乎「西九門」和「上海仔」風波會否明顯拖低梁的支持度。

如果選委只以唐英年和梁振英的政綱和危機作比較，那先談政綱，由於梁的政綱較注重打工仔一族，大老闆不會認同梁是意料中事，這也說明為什麼梁的民調會比唐 高；如果以危機處理能力作比較，梁可以爭取到更多選委支持的機會較高，尤其是建制派政黨和工會的選委。因為一旦盤算到下屆特首執政面對危機處理時，愈是能 力高者，便愈能克服危機，也就愈少機會把危機轉嫁到建制派議員身上；憑過去經驗所得，建制派議員與特首已發展成為命運共同體，要議員挺弱勢特首的政治後果，是會失去選票的。

談到這點，特別該留意的是，自由黨主導的選委動向，由該黨領導人的行動和放話來觀察，該黨提名時把全部三十多張選委票 給予唐；後來見唐危機重重，卻又有人放話：「不投唐，則寧願投白票」。到底是否如此，據劉健儀的說法指出，投白票只是個人的意見，不代表自由黨。若然該黨 主導的選委最後的盤算可能要看工商財金界能否拉到六百票以上給唐，如果沒有機會，他們有可能投向梁——這正是自由主義政黨的本色：看風轉，每到關鍵時刻 才作孤注一擲，過去已多次如此，不足為奇。

三：選委對何俊仁的盤算

比起唐梁，支持何的選委會比較輕易作出決定。一來他們的政治立場很清晰，除了支持泛民的候選人，別無選擇。儘管泛民有些政黨攻擊民主黨對小圈子選舉妥協而出現不和，但他們的選票不會因而大批投給唐梁，這從何俊仁仍能取得一百八十多張選委票而看得很清楚。

如果有第二輪投票而把何淘汰出局，泛民選委的盤算也會寧願投白票，也不會投給建制派的唐梁，因為泛民一直打着反對小圈子選舉的旗幟參選，目的在於藉着參選機會，把自己的政見拿出來跟建制派候選人爭長論短，捨此不作二想。

至於何俊仁為何不在唐梁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玩一玩「關鍵少數」的遊戲去左右大局，以泛民選票換取所要的政治空間？

他們之所以捨此不為，大概是盤算到自己的原則問題，輸不起也。這個原則是：對方反民主，自己是民主，正反不能有妥協空間，否則便是出賣原則了。這種盤算代價太大，輸不起！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特首選舉出現三大變數

特首選舉在媒體揭發唐英年非法僭建地庫後，選情出現急變。

第一個變數：唐英年很有可能非要退選不可，因為「揭發」未必到此為止，如果「揭發」陸續有來，一旦到提名結束後，或是到他當選後，賠上的，不只是他個人名譽，連特區政府的形象也因而受損；再加上他缺乏危機處理的經驗和智慧，早已讓人看到他不適合出任特首的一面。

第二個變數：葉劉淑儀見有機可乘，也都高調表示有意參選（曾鈺成昨天已表明棄選）。

第三個變數：儘管唐已報名參選，而且一再表示不會退選，但有些原本提名他的選委已表示提名與投票「有別」；至於原本打算支持他的選委，見他如此聲名狼藉，也有棄他而去的意思。

這一來最令人關注的是，這些游離票最後的動向如何，若第一輪投票沒有候選人得票超過最低要求的601票，第二輪也出現同樣情況，最後便會流選。

三種變數 有好有壞

這三大變數將有什麼後果，茲論述如下。

先談第一個變數的後果，可好可壞。先談第一個「好」，如果唐英年因着種種考慮，最後在投票前退選，這便是好事一樁。因為唐的要害是他的誠信之失，當他面對媒體追問僭建疑雲時，他不是即刻坦承僭建，反而含糊其辭，令人感到他有心瞞天過海。

這 點比僭建的罪名更大，因為全港的僭建人數估計多達八十萬家之多，第一時間承認，同情他或諒解的人應有不少，捨此不選，卻諸多辯解，或說對地窖圖則沒可印 象，或是推太太出來承擔，這做法實在難堪。如此一個誠信出現重大狀況的人，一旦當上特首，不但給香港蒙上陰影，還會給港人一種解讀，說他對公共誠信的視如 無物。

第二個「好」，是唐英年退選可以叫眾多挺唐的大「孖沙」選委不必為一個誠信負資產的人「背書」；如此一來，這批有頭有臉的大富翁便不必跟唐的「負誠信」一起沉淪。在當前仇富之聲不斷高漲的形勢下，他們不為唐「背書」實是好事一宗。

第三個「好」，是唐退選後剩下梁振英和何俊仁，估計他們若不投白票便會投給梁，這一投也是好事一樁，因為梁振英的民調不斷提升，最近還遠遠把唐、何拋在後面，投票予梁便是投給高民意支持者的民主體現。為何不是好事呢？

至於「壞」的一面，第一，若唐堅持不退選，而又一旦當選，則會污名化了特首的職能，還叫眾多支持他的選委冒着一齊誠信沉淪的惡名。

唐英年不退選，還會促使唐梁陣營的支持者作出對決，最後出現的情況可能是：一個連誠信也欠奉的人也要投票予他，這便足以說明此種投票態度很情緒化，很不理性；這不理性的情緒化投票，是雙方支持者決裂的肇端。

財團操控 民意受損

至於第二個變數的後果，最壞的是，葉劉淑儀若真的在唐英年出現危機後參選，給人的印象是香港的選舉規則實在太過兒戲，參選人可以在最後一刻不必花什麼時間做游說工作，也不必計較民意認受性如何，也不必深思熟慮政綱，便「話選就選」。

這些參選工作梁振英做了兩年多，唐英年也作了很長時間的準備，一般普世認可的選舉遊戲規則，除了上述的工作外，更要讓候選人通過競選去淘汰對手，這是一個選舉過程，由種種競選活動做到最後投票的整個「過程」，每一環節都是民主的環節。

如果有人跳出來投機取巧，把唐梁何三個陣營的選委拉扯而從中攪局討便宜，那不是正規的參選，而是機會主義者的伎倆。另一個壞處是，葉劉認為自己有機會拿到唐英年的選委票，根本不把梁振英的高民意支持度看成是自己的阻力。

最後是第三個變數的後果，如果正如傳言所說，最後若唐退選，他的選委支持者會傾向投白票，讓梁、何均無法取得601票，最後便會出現選舉流產，這是很壞的後果。

第一是讓全世界看到這幫投白票者根本不在乎民意調查有多高的民意支持度，而是以朋黨一所貫之，非我黨非我友者，雖多數人嚮往之，我獨鄙之。這絕非民主應有的最基本遊戲規則。

第二是一旦出現「黨選」，過去競選的所有工程均告無效，因為某些人給選委團體屬意他人不能去馬，而非要拉倒重選不可，競選可以如此只問親情，不問民意，這不正是把功能選舉授人以柄嗎？這不正是大財團大企業在蔑視民意嗎？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鄭赤琰: 研究港人身份認同不能草率

民意調查涉及一個很關鍵問題——採用的文字要能「界定」，即能確切下定義，不能含糊或太廣泛而無法有精準的意涵，否則得出的調查結果便容易引起質疑。這個要求，學術上很嚴格，做得到便有學術價值，做不到便失去學術意義。

以這個要求檢驗鍾庭耀主持的「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民意調查，便會發覺一個致命的問題——無論「香港人」或「中國人」，均無法達到精準下定義的學術要求。

以「香港人」來說，不要說其「政治認同」無法得到一個精切的定義，連其法律定義也要分好幾個層次界定。先說「政治認同」的問題。

一 百五十多年以來，基於新界租借條約的局限，中英對港人的政治身份同感棘手，因為「港人」雖在行政上交予香港殖民地管轄，但是英廷所發的帝國「屬土公民」 （Dependent Territorial Citizen）的身份連自己也沒有一個底（即不敢硬撐），每當「港人」進入中國政府管轄的內地犯上「觸法事故」而被扣留時，英廷便束手無策，無法與中國 政府提出有效交涉，因為中國政府（包括國民政府或清政府）的國籍法內不承認他們的外國籍歸化。由清廷開始，便只接受「港人」使用「同胞證」，後來改稱「回 鄉證」出入內地，而不承認「屬土公民」的身份。

「港人」身份 五花八門

這情況維持到九七主權回歸前的中英談判桌上，最後也因種種考慮，讓港人持有中國公民身份的同時，也可持有英廷發出的「英國國民（海外）」（BNO）身份；即使如此，英政府仍然不給予這種身份的「國民」享有本國國民的同等待遇，甚至連居英權也欠奉。

由上所述，可見所謂「香港人」也者，就政治身份來說，根本無法塵埃落定，也無法對這身份問題作出精準界定。加上香港人口流動有如流沙，1945年香港戰後人 口還不到五十萬，到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碰上中英談判主權移交，大批港人移民他鄉、各類工人缺乏，也同時來了大批外勞和外商。為鼓勵來人留下，港人身份證 也作出寬鬆的開放政策，例如「抵壘政策」即時發給身份證給非法成功越過「防線」的大陸來客（1980年結束），後來又發身份證給更多的外來僱員，令「香港 身份證」五花八門，有「三星」的，有「合法居留」的，有「帶職居留」的……，後者多屬家庭傭工，最近還因為他們的身份可否轉換為永久居民而作出司法覆核。

諸如此類，說明「香港人」的身份在過客匆匆的現實下，無法堅如磐石，即使想自認港人，中國政府也好，英國政府也好，百多年來，各說各話，政治上沒法給你一個共識的政治身份，連自己也感困擾。

分區調查 更為精準

接下來再談「中國人」的身份問題，也一樣難作嚴謹的界定。最明顯的例子是，1949年內戰打出海峽兩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到目前為止，各自也承認 中國仍未統一，國際外交關係與後者維持邦交的仍有三十來國。就邦交國來說，肯定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對「中國人」的身份問題也因此各有區別。

香港在港英時代，雖然因為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邦交，不便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正式往來，但對於民間慶祝「雙十節」掛「青天白日」旗的人，卻是採取不干預政 策，因此在此的「中國人」也都不統一。處此情況下，答案到底是這一邊的「中國人」，還是那一邊的「中國人」？能不引起質疑嗎？何況，政治身份認同也者，一 般的理解涉及「政治效忠」，這一來，政治認同也就不是那麼隨便了。

既然「香港人」和「中國人」都容易引起定義上的困擾，受查者沒可能提供精準的訊息，也就顯而易見了。儘管這樣的調查做了二十年，不能因此而變成學術上的合理性。

比較完善的問法是，把「XX人」的文化價值觀、社會關係網絡等能代表身份認同的問題組合成一套問卷，這樣做較易突破受訪者的「心防」，同時也可避免其他因素 擾亂客觀條件。香港作為一個人口萬象圖的國際都會，更不應該「速遞」式地以「香港人」當作身份調查來設計問題，或以「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或對立的問 題設計。

要研究香港的政治身份認同，不一定要與中國的認同並列，但可以先來一個「假定」——假定香港自中國經濟開放和後冷戰全球化經貿雙管 齊下的發展大形勢下，香港的流動人口相對本地人口比率愈來愈大，尤其是低薪和非技術工人和大陸商企更是猛晉；在這形勢下，泛國家社區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苗頭茁壯必壓縮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針對這個「假定」去做民意調查，可以設計很多問題，大家可輕易觀察到：在港島人口特點可分好幾個社區，北角閩南社區、中環和半山華洋雜處社區、上環以西與港島南又是兩個不同社區……，只要根據這些社區特點設計問題，組合起來便可更準確地研究到香港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對比了。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