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則奮: 陳弘毅曲學阿世

佔領行動被清場後，中共在手執大權的習近平統領下，全面展開攻勢，務求落實習近平所謂「五個堅持」的指示，即堅持「一國兩制」、堅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推展香港民主進程、堅持維持香港經濟繁榮、不流血和不退讓。

中共在香港搞統戰超過大半個世紀，甚麼人種腳色都有，各有不同身份和扮演不同角色，策略就是要全面包圍，永不落空，「有殺錯，冇放過」。

最近一連串發生的事件，其實都是互相關連，表面看似矛盾，實質統一。一言以蔽之，就是威逼利誘，蘿蔔與鞭子齊飛，無所不用其極。極左強硬的姿態固然有 689批《學苑》港獨論、青少年軍倉促出台、大茄喱啡吳秋北倡議引入《國安法》和左報聲討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懷柔亦不乏政棍、法盲大吹二十三條立法對港 有益論，以至法律學者陳弘毅以權威姿態胡謅政改拉倒後人大八三一框架永恒不變，民主遙遙無期，並亂點鴛鴦，用幾個所謂建制民主派的人選來合理化中共落閘篩 選的措施。

黑臉惡形惡狀，面目可憎，歪理連篇，除了怯於權勢向現實低頭苟且偷生的俗世之徒外，沒有多少人會受其言行影響，反會激起義憤，令矢志爭取民主的民眾更堅定 決心，同仇敵愾。但貌似開明、擺出講道理姿態的白臉，尤其是以學術權威包裝的學者，反而更具欺騙性，往往令主觀意願良好、和理非非的一般市民迷惑，每每受 其似是而非的論述誤導，如墜五里霧中，不知所終，因而更為可惡，需要認真對付。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正是箇中典型。陳弘毅一派謙謙君子的模樣，說話不慍不火，談吐溫文爾雅，加上港大法律教授學術權威的外衣包裝，在芸芸建制派辯護士 當中，肯定最為人受落。人們不可能攻擊他的品格，因為他一直與醜聞絕緣，找不到任何辮子。人們也不可能批評他有利益和角色衝突，因為他既非政客，亦無實際 利益，教人深信他只是以知識回饋社會國家，不論對錯，是否認同，都與個人道德無關。

可是，正正是作為一個學者，尤其是法律學者，他為了政治報效，拉攏民主派向中共投誠，多番拉扯皮條不果，情急之下，不自覺地也露出了馬腳，放棄學者應該堅持的原則。


話怎麼說呢？

過去為了調和「全民提名」和提名委員會篩選的矛盾，陳弘毅率先提出了「公民推薦」，主張在報名階段，可加入公民參與元素，結果十八名學者受其啟發，提出了 有關方案，符合佔中三子堅持的所謂國際標準。人大八三一決定落閘後，為了促使泛民放棄否決政改立場，他又先後提出提委會綑綁投票和白票守尾門，目的也是誘 使泛民妥協和民眾接受。辜勿論人們是否同意陳弘毅的主張，他始終恪守在制度上尋找妥協的方法，企圖鑽盡《基本法》的空子，沒有背離法治的精神和原則。可 是，他最新以張炳良、胡紅玉和陸恭蕙幾名中央可以接受為特首候選人的建制民主派為例，企圖合理化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證明中央要求「愛國愛港」的條 件，並沒有限制民主派參選，便自覺或不自覺地偏離了基本的原則，不再從制度上的改變解決問題，反而希旨承風，以中央的意旨為依歸，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名 副其實推行人治。

問題很簡單：誰來決定「愛國愛港」的標準？在制度上永遠沒有明確的定義，只會因人而異。今天被中央認定「愛國愛港」的人選，隨時因為領導人的更變而改變。 治學理應嚴謹的陳弘毅，不去好好做學問，卻來游走於政治與學術之間做掮客，即使一片丹心，滿腔熱誠，到頭來也是曲學阿世，有愧為思想獨立的知識分子啊！

黎則奮: 中共左腳強穿香港右鞋

澳門回歸十五周年紀念，崔世安又在小圈子選舉和全無對手下連任行政長官；十八大四中全會後集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藉機主持典禮，以君王姿態南下，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宣示對港澳事務的最終決策權。

原來主管港澳事務的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已經大權旁落，他特意早一個星期抵澳，只是面子攸關，其言其行，實際上已無關宏旨，所以本港親中傳媒亦沒有大事報道。

至於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眾主理港澳事務的京官，在雨傘運動期間，基本上一致隱形，韜光養晦。究其原因，據悉是習近平對長期把持香港大局的中聯辦的表現極度不滿，後者不但錯判形勢，誤導中央，更在香港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勾結本港政經勢力，左右大局。

如 果估計無誤，大局抵定以後，本港親中力量和左派陣營必定出現人事調動。依靠槍桿子和筆桿子打下江山的中共，已勒令本港左派傳媒改革，爭取擴大宣傳和輿論陣 地，發揮應有的意識形態指導作用。見微知著，狐假虎威的京官和土共的黃金時代已經告終，日後更要希旨承風，緊跟習大帝的指示辦事。

習近平 在主持澳門新一屆政府就職典禮致辭時發表的所謂「左腳穿右鞋」論，反映滿腦子帝皇和極權思維的習近平「一左二窄」，根據不明白「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 平的原意，以為中國如今財雄勢大，「四個現代化」毋須再依賴香港扮演重要角色，所謂「一國兩制」政策在他主政下，便應該有不同的詮釋。

他 雖然表明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但卻以讚揚澳門在推動「一國兩制」實踐上取得豐碩成果，教中央全面管治權 有效行使，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受到充分保障，澳門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向心力不斷加強，愛國愛澳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明示香港要向澳門學習，仿效 澳門模式，落實「一國兩制」。

不論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而言，澳門均無法與香港比擬。如果習近平尊重歷史，應該知道1967年暴動後， 中共在港澳的勢力境況迥然不同，港英沒有一如澳葡政府向土共屈服，仍然維持有效管治，結果交回中國的是一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國土，還有四千億元儲備； 反之，澳門土共勢力雖然在暴動後大事擴張，基本上已控制各個領域，但澳葡政府撒手不管，黑道橫行，回歸時澳門經濟萎靡、庫房空虛、社會治安不靖，基本上是 個爛攤子。

澳門可說從來沒有實現過「澳人治澳」，澳門回歸後恢復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全是中央政策的成功。澳門賭業獨大，但何鴻燊建立的 賭業霸權，不但窒礙社會發展和進步，更大大損害澳門政府的收益。中共默許何厚鏵開放賭權，引入外資競爭，更嚴禁中資介入，教賭業百花齊放，不但釋放生產 力，為澳門創造更多商機，更為澳門政府帶來巨大賭業收益，有利社會建設和改善民生，還把黑道納入「正規」，有助解決社會治安問題。

香港回歸後至少有七年是名副其實的「港人治港」，董建華執政時期，中央的確信守承諾，沒有干預本港事務，任由特區政府全權籌劃香港的未來發展藍圖，中聯辦的角色十分低調，幾近無形。

當 時，董建華政府亦主張中港融合，但大珠三角的構思，全為建構大香港（Greater Hong Kong）而設，目的是推動香港成為區內商業樞紐（Business Hub），配合梁錦松的「紐倫港」國際金融中心概念，把香港發展成為獨一無二的大都會，既可令香港更上層樓，持續發展，同時為國家的「四個現代化」作出更 大的貢獻。

不過，董建華固然志大才疏，施政無能，政策更傾斜地產霸權，一家獨大，不但令社會深層次矛盾貧富懸殊惡化，連統治階級的建制亦 呈現分化。更糟的是，面對居港權問題，董建華不從根源着手，向中央爭取限制來港人數，反而自動要求人大釋法，率先破壞法治，自毀長城，為日後中共和土共要 求加強介入本港事務打開缺口，動搖「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根基。

2005年董建華落台後，中央尚尊重民意，力拒土共奪權，起用「香 港仔」曾蔭權，實行「公務員治港」，但中共在港代理中聯辦已藉政治危機擴張勢力，干預本港事務的聲音愈來愈大。2012年中共和土共窺準王立軍事件帶來的 政治危機，裏應內合，抬捧梁振英上台，實行「港共治港」，結果一切改變已成歷史，有目共睹，毋須贅述。

習近平盱衡大局，不可能看不到箇中端倪，不知道「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失敗，根源在於政制問題。如果不終止中聯辦對本港事務的干預和廢除功能團體選舉對社會改革的窒礙，以及權力不受制衡的特首不但可以繼續為地產霸權服務，更可以權謀私，為所欲為，香港就只會走向衰亡。

套用澳門模式管治香港，就真的是強把中共左腳穿進香港右鞋，錯打錯處來，對中國和香港，都只會有害無益，愈弄愈糟。

黎則奮: 後政改年代革命意識抬頭

社會歷史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確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今 次歷時超逾兩個月的佔領運動，由戴耀廷構思的「愛與和平佔中行動」甫宣布開始便迅即轉化成為「雨傘運動」；在689政權假借「法治」之名以私人民事禁制令 掩蓋警方赤裸裸在旺角暴力清場後，又催生更為無政府主義的「全民鳩嗚革命」；加上「雙學」為求突破困局，轉趨激進，不理五方平台內主流民主派的反對，獨自 把運動升級，號召支持者包圍政總，只因準備不足、計劃有欠周詳和缺乏強大民意支持，結果只變成警民衝突的亂局……，都在在說明，政治運動自有其發展邏輯， 不是任何持份者可以輕易主導方向。

以梁振英為首的特區政府，一直主張以武力強硬對付示威者，9.28濫放催淚彈甚至準備開槍鎮壓，以及 10月3、4日疑似「警黑」合力企圖暴力清場，都是鐵一般的明證，毋庸置疑。即使習近平與奧巴馬達成默契，下達「不流血」的最高指示和責成特區政府全權負 責處理違法行動，以換取美國政府不高調支持香港「雨傘運動」，梁振英仍然死心不息，寸步不讓，不改強硬對付示威者和民眾的本色。

過去一個 星期，在「法治」的幌子下，名為協助禁制令申請者和執達吏清除障礙物和恢復社會秩序的警察，明顯已獲授命濫用公權，奉旨武力對付佔領者和示威群眾，肆無忌 憚的姿態和暴力的程度，令人髮指，已經激起民憤。仇恨的種子已經根植民心，尤其是年輕的新世代，社會賠上的代價，不僅是消滅了一支曾經獲得廣大市民信任和 廉潔高效的警隊，還有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威信。

如果說運動已經變質，人們不會異議，但那亦是689政權一手造成的惡果。現在問題的關鍵的確再非政改爭拗，因為梁振英堅持不讓步，按照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制訂的政改方案，一定不可能獲得通過，再展開所謂第二輪政改諮詢，實屬多餘。

在 後政改的年代，港人別無選擇，除了拒不合作，全面抵制特區政府外，更進一步的想法，就是推翻不得民心的政權。事實上，革命的意識已經開始在社會上蔓延，尤 其是在年輕人心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流血在所難免，所以和平非暴力鬥爭的信念開始受到質疑。對一些人來說，反對暴力只是策略的考慮，再非原則的堅持了。

在 運動陣營裏，常有「毋忘初衷」的說法，而所謂初衷，大抵就是獅子山掛旗後遍地開花的「我要真普選」口號了。不過，「真普選」的含義各有不同理解，最保守的 民主黨視之為不排除不同政見人士參選；佔中三子則認為是國際標準；意圖興邦建國的城邦派主張立法會議員提名；但在年輕人和理想主義者心目中，非有公民提 名，不可確保普羅市民選擇的權利。

好不容易，泛民各方各派才在電子公投中達成共識，通過支持「三軌制」，理論上已兼顧建制派和民主派及各黨各派的政治利益，但人大常委的決定一出，政改又打回原形，動彈不得。

其實，人大釋法把《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的三部曲改成五部曲，早已非依法治港。五部曲中的第二部原先規定人大常委會只有贊成或否決特首報告提出政改建議的權力，卻又槓上開花，越俎代庖，限定未來的特首選舉必須符合三項規定條件。

說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能修改根本不符事實，因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是憲制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完全可以召開特別全體會議，撤回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最荒謬的是， 人大常委會雖然在憲制上權力大於本港的立法會，但如果政改方案不獲通過，實質上也等於否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見梁振英政權所謂人大常委會決定不可更改的 說法，只是自欺欺人卸責的藉口，而非依法治國的事實。

不過，解鈴還須繫鈴人，以本港現時的畸形政制設計，如果不通過革命，依法推行政制改 革，要打破目前的死局，亦只有特首有此權力。須知道，壓在香港政制民主改革頭上的大山，除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外，最主要就是立法會的建制派、特別是功能團 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沒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多數通過，任何民主方案都是徒然的。只有特首可按照《基本法》第50條賦予的權力，一旦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 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解散立法會。立法會一旦解散重選，便有機會重新洗牌，為民主改革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但與民為敵的梁振英，會為社會整體利益放棄自己連任的機會嗎？答案不言而喻。為實現民主理想，看來除了革命，或者迫使梁振英下台，別無他法。

盧兆興﹕行會運作非制度化

從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評行政會議角色不清的言論來看，行會在香港回歸祖國後的運作漸漸非制度化，值得特區高層重新檢討。

首先，行會的形象已經由於部分行會成員的停職而受一定的損害。早前的林奮強及剛剛停止各項公職的張震遠，多多少少對行會中之非官守議員威信帶來衝擊。要重建行會之威信，特首梁振英在任命行會成員時必須加倍小心，在個人誠信及財政背景方面更需要嚴謹地審查。

其次，行會之運作似乎已經非制度化，甚至是「人治」色彩濃厚。曾鈺成揭露行會現今運作不像以往的行政局，即港督如不接受行政局大多數成員之意見時要解釋，而且英國政府會看有關紀錄。

事實上，《基本法》第56條規定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會多數成員意見，應將具體理由紀錄在案。假如回歸後的特區行會及特首運作偏離第56條，這是否意味覑行會運作漸漸非制度化或個人化呢？

第三，其實行會在董建華當特首及曾蔭權時代漸漸改變其運作。例如有行會成員在公眾表達自己之意見時往往與政府立場有所不同。故此所謂「集體負責制」其實已是形同虛設。而「保密制」也間中由於行會成員之公開言論無意地受到某種程度之削弱。

第四，根據《基本法》第55條，行會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之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但媒體最近報道曾蔭權當特首後，問責官員即使是成員反而未必一定出席會議，而梁振英時期的政府為何找那些人出任行會又沒有特別原因。假如這些報道屬實的話，行會之運作，特別是哪些人可以參與會議，已經漸漸非制度化。假如行會之運作像英國的內閣制，問責高官理應必須出席會議。

但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

故此，種種舻象已顯示行政會議在回歸後之特區漸漸偏離殖民地時代之運作。假如這些改變意味覑一個政治非制度化（political 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過程，則特區政治體制運作已隨覑領導階層之轉變而慢慢改變。但望這些改變不是「人治」化之體現。否則，行政會議將不會像《基本法》第54條列明的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之機構」，而是淪為政治諮詢組織，只不過大部分的問責高官經常出席會議而已。

作者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院系主任

王永平: 橘逾淮為枳 行會沉淪記

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終於在接受警方調查後，提出辭去所有公職，獲特首梁振英接納。這是在百多年行會歷史上，由港督／特首全權委任的行會在不夠一年期間出現有一名成員休假、另一名辭職，而兩人皆被執法部門調查是否有違法行為的新紀錄。這件事當然打擊梁振英政府的威信和令市民質疑梁振英的用人能力。我想換個角度，分析為何行政會議這個品牌在市民心中大幅貶值的原因以及細數行會沉淪的經過。

說行政會議是百年名牌，完全沒有誇大其詞。留意香港政治的讀者應該記得，前任特首曾蔭權當年委任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為行會成員惹起的爭議。有傳聞指這項委任是政治犒賞，作為劉皇發將他代表區議會的立法會議 席「讓給」建制派的酬勞。傳聞真假不是重點，關鍵是不少人認為行會成員這個榮譽只能賦予被市民大眾公認為有地位、有能力及品格高尚的「上等人」。「有能 力」是指可以替政府出謀獻策，甚至在背後解決一些政治難題；「品格高尚」是指遠遠超越「無犯法或你捉我唔到」的路人甲水平。殖民時代，為了收地發展，港督 對新界鄉紳禮待有加，多方優惠，包括制定丁屋政策，但行會席位卻一向免談。所以劉皇發獲委任為成員，新界原居民歡喜若狂，但行會的社會地位卻相應下降。英 國殖民管治厲害之處是甚多。只談香港行政會議一項。殖民初期，行政會議成員主要是代表英商利益，藉此制衡港督近乎獨裁的權力。局面隱定下來後，港督便會挑 選本地人公認為最優秀的代表，把他委任為行會成員，藉此增強殖民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因此本地的名門望族，例如何東、 羅、李、簡家族都有幾代人進入行政會議。回歸前的華人行會成員全部都有多年公職經驗，由港督及司級官員長期評核，港督在委任前一定會徵詢首席非官守行會議 員（回歸時被貶稱為行會召集人）的意見。經過重重考驗才能晉身行會的男女精英，豈會惹上涉及炒樓的糾紛或者向朋友轉介的第三者借錢的困局？

以鄧蓮如為例，她於1976年被港督麥理浩委任為立法會議員，1982年被港督尤德委任為行會成員，1988年被港督衛奕信委任為行會首席議員。1992 年彭定康出任港督，聰明的鄧蓮如帶領全體非官守行會成員總辭，讓新任港督有全新空間委任他信任的新行會班子。結果老謀深算的彭定康順水推舟，只換剩鄧蓮如 一人。1995年，鄧蓮如退居英國，並推薦王䓪鳴為行會召集人，獲彭定康同意。不談能力，王䓪鳴的社會地位和人脈網絡比起歷任行會首席議員／召集人都是遠 遠不及。假如不是臨近收旗回國，我不相信彭定康會委任王䓪鳴當此重任。回歸後，王䓪鳴先失召集人一職，後來更不獲續任為行會成員。

假如行會沉淪是由王䓪鳴當上召集人開始，1997年當上行會召集人的梁振英並沒有把握機會挽回頹勢。在董建華任內，他沒有在行會或任何公職上作出令人留下印象的貢獻。董特首因為八萬五備受批評時，作為房屋政策首席顧問的梁召集人卻刻意與八萬五保持距離。

根據《基本法》，特首有全權委任行會成員，包括召集人，無須事前得到中央同意。不過，我很難相信曾蔭權會認為梁振英是協助他施政的最佳行會召集人。身為行 會召集人，梁振英在曾蔭權主政期間經常表達與政府政策有異的獨立意見。此舉受批評時，他的回應是行會成員需要向特首負責之餘，也要向社會負責。這個「兩條 心不算多」的立場肯定不會被以前的殖民港督接受。那時，為了維護港督的威信和政府與行政會議一條心的金漆招牌，逆耳的忠言可以、甚至被鼓勵在機密會議上提 出來，但任何成員公開發表異見的後果是「即炒」。在港督眼中，行會成員的天職是百分百支持政府。唯一的例外是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行會成員赴倫敦求情。 但箇中有多少是互助配合，將來機密文件解封時便知真相。

梁振英上任後，委任林煥光為行會召集人。當時後者的表現是前所未見。他公開遲疑應否接受任命，又說假如行會召集人和平機會主席兩者揀一，他會選擇後者。事 件擾攘多天，期間梁振英表示兩者沒有衝突，大失其特首身份。上任後，林煥光在面對政府惹起的爭議時，一是像他的前任梁振英般，保持適當距離，或是拒絕露面 和表態。例如在反國教事上，林煥光說完「民意大象」後，便銷聲匿息。後來他發表北京認為港人被寵壞和迷失的言論惹起非議，卻不作回應。最近行會文件需要加上常識評估民意，身為召集人，林煥光不發一言。今次張震遠出事，他也沒有出來護航。見到林煥光的表現，梁振英可會想過他當年做召集人的情景？

梁振英上任後其中一項新猷是要求行會加大力度協助政府施政，全年幾乎無休外，行會有需要時整天開會。過去一年，行政會議是否發揮作用，提高了政府的施政質 素和效率，我看不到客觀的事實。但憑常識評估民意，今天行政會議及其成員在市民心中的地位應該是低處未見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梁振英可以否考慮在一個 「沒有議程」的行會上，讓他親自委任的成員腦震盪一天，尋找答案。

黎則奮 : 改組行政會議始能續命

組行政會議始能續命香港商品交易所事件被揭發以來，案情急轉直下，由資金不足自動交回牌照，到有人利用偽造文件企圖蒙混過關被拘捕正式起訴，期間主事人張震遠在政府內閣的地位於一周內亦三度易變，先是以私人業務為由拒絕辭去公職，然後是自動提出停職，最後因受警方調查，不得不釜底抽薪，全面辭去所有公職。

連日來，梁班子一眾高官和行政會議 成員先後出來為政府護航。推薦張震遠續任市建局主席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說「對商交所財困一事不知情」，強調市建局沒有張震遠亦可運作如常；衞生及食物局局 長高永文說「張震遠辭職是負責任的表現」，不會影響政府運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說話含糊，但意義與高永文相若。

最後，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表示一年前已知情，但公司財困與個人財務狀況無關，如今「張震遠辭職就是建立了防火牆」，所以不會影響行政會議的公信力。

官員解畫 互相矛盾

這班權貴的說話不單互相矛盾，狗屁 不通，還間接確認特區政府其實早已知情。至於政府何以遲遲不正視和解決問題，是否有人刻意包庇，甚至利用公權在張震遠潛在危機瀕臨爆發時刻意給予公職（據 本報余錦賢的專欄透露，如果不是東窗事發，政府還正積極考慮委任張震遠為港鐵主席），從而增加他的融資能力，讓早已沒有商業價值的商交所得以苟延殘喘下 去，則可說是欲蓋彌彰，不言而喻。

還是傳統左派資深人物陳婉嫻和曾鈺 成說得清楚明白。陳婉嫻在《730》的專欄直截了當地指出：「辭職，等於完結？未必，可能只是開始！第一單醜聞，還可帶點陰謀論，說是敵對攻擊；第二單， 尚可用對立抹黑來解釋，但醜聞接二連三出現，就令人懷疑，到底是否因急急組成班子而產生的問題？抑或委任這個班子的人有問題？」

行會成員 濫竽充數

曾鈺成的矛頭更直指行政會議，批評它非驢非馬，既不像監察機構，又不像參謀，認為政府應該總結經驗，認真作出檢討，尤其是香港行將普選特首，更須釐清行會角色。

眾所周知，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管治模式一直沿用舊制，行政主導，最高權力機關行政會議照搬行政局一套。可是，淮河之橘，回歸後卻變成枳子，完全發揮不到應有的政治效用，尋且每下愈況，結果淪為今天拉雜成軍、濫竽充數的不堪局面。

在殖民地時代，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所有施政政策，行政局都是實質操控本港政經命脈的政治代表人物，遇上危機，亦有匡扶政府渡過危機的責任。所以，儘管有說殖民地時期港督、馬會、滙豐、怡和是香港四大統治力量，但港元出現危機時，扮演中央銀行角色的同樣是擁有特權的滙豐。
末代港督彭定康履新時，為了配合還政於民的非殖民地化政策，第一個政治任務就是改組行政局，新的組合盡是工商界和社會精英，財團角色逐漸淡化，代之而興的都是頗孚民望的真材實料的人物，包括中英雙方早已取得默契共同培育接班的董建華。

港英管治時期，行政局是有實權的機關，重大政策決定，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出，如果行政局成員大多反對港督的政策，必須記錄在案，港督返英述職時要作解釋。不過，自回歸以後，行政會議部分成員明顯屬政治任命，首屆至少有五個共產黨員，既反映中央不全然信任行政長官，要有自己人作近距離監察，亦有迹象證明土共在回歸時藉主權治權更變，借機意欲奪權。左派元老吳康民便曾多次在《明報》撰文，強調未來的行政會議應是擁有實質權力的集體決策機構，可見土共的野心不少。

改組行會 重建公信

可是，無論董建華、曾蔭權以至梁振英，都不希望將決策權與行政會議成員分享，即使董建華管治時期成立執政聯盟，政黨黨魁入局，目的亦只是確保政府政策在立法會有足夠票數通過，執政聯盟只有扮演保皇黨角色的份兒，至今沒有改變，難怪曾鈺成當年有「有辱無榮」的慨嘆了。

要實現民主，真正落實「港人治港」政策，長遠而言，不能不發展政黨政治，讓社會上代表各種利益的政治力量，通過相對理性文明的方法取得政治決策權，從而分配社會資源。

不過，普選特首之前，現時角色模 糊、功能失效、個別成員能力備受質疑的行政會議，必須先行改組，才可能挽回行政機關的公信力，特別是一些明顯不夠班的成員如張志剛、鄭耀棠、張學明、羅范 椒芬、李慧琼和林奮強等人，都應該下堂求去，否則只會劣幣驅逐良幣，原有的人才固然無心戀戰，亦難以吸納有志報效社會的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