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6月2日星期六

The Queen's diamond jubilee: day one – in pictures

Four days of celebrations kick off with a day at the races and events up and down the country

Queen Elizabeth II enjoys the first day of the diamond jubilee celebration at the Epsom Derby
Coldstream Guards march on Horse Guards Parade, London, prior to a series of gun salutes

A member of the Red Devils parachutes over the Epsom racecourse
A dog wears a crown and a Union flag
Soldiers of the Honorable Artillery Company fire blank rounds during a 62-gun salute at the Tower of London to mark the start of diamond jubilee weekend celebrations
A new piece by street artist Banksy has appeared in Bristol to mark the Queen's jubilee
Two year old 'knight' Vinnie Walters manages to sleep through a cacophony of vuvuzela noise created by his fellow knights of St George's church during a parade through Chichester
Union flags and bunting flutter above Regent Street in London
Melvin and Ann Newby from South Yorkshire get into the spirit in London
Boats are prepared to sail from South Quay to Tower Bridge in advance of Sunday's pageant, when 1,000 boats are expected to sail on the Thames
Families enjoy the Jubilee Family Festival in Hyde Park, London
Organ grinder Patrick Cooke entertains visitors at Chatsworth, Derbyshire. A 100-long table in the garden was provided for visitors to enjoy their picnics and celebrate the jubilee
A woman cycles on her bike, decked out with union jacks, through Ailsworth and Castor
The village of Chalfont St Giles in Buckinghamshire celebrates with a street party
Boats that will be part of the Jubilee river pageant are docked in Putney on the Thames
An image of Queen Elizabeth is created on the banks of the Thames
People enjoy a street party on Lysias Road, Clapham
A cut out of Queen Elizabeth II is displayed at a street party in Clapham
The Queen's barge, Gloriana, on the Thames

























林茵: 唔抵得錯 考證求真




文明社會,大概人人都會說,歷史是重要的;也因為知道重要,當權者總喜歡塗抹竄改,要它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民間與之抗衡,致力考據和紀錄是必要工作。

回歸前後,港人身分意識探索與舊區保育運動興起,令有關本地史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較有規模的書店開始設立香港研究一類專櫃,由學術性的歷史著述,到舊照片圖輯、風物掌故、民間生活專題研究、街坊口述史等,不一而足。

何國標從前是這些書籍的忠實讀者,現在仍會讀,但已多了一份存疑和求真的精神。

十多年前發現向來佩服的專家們,著作原來錯漏百出,「事事旦旦」,從此養成自己考證資料的習慣。

《星期日生活》偶爾收到他的投稿,談古蹟舊物街道歷史,評彈各家說法,臚列圖文證據,細緻精確,自成一家見解。

文章署名就是簡單的何國標三字,沒有任何銜頭。

他強調自己不是專家,「叫我本地史愛好者就夠,太高層次的名稱不適合我」。但對於本土歷史,他比很多人都有更高層次的堅持。「講得話有興趣,就一定要有心機求真,資料一定要準。不是怕寫出來被人抽秤,而是求求其其的話,自己都會唔滿意。」

醉心歷史,大都出於對一事一地的感情。何國標心之所繫的是油麻地,自己生活了50多年、家族百年老店「泗祥號」的所在地。如果一定得有個銜頭和身分,何國標的職業其實是木匠;泗祥號承造船舶木器、大小建築工程用的木製組件。他中學畢業就跟爸爸學木工,接手家族生意,「做木工要好準確,一分一毫都要計好,稍有差別整件貨就用不了。這種態度也被我實踐到歷史研究上。」

「權威著作」原來咁兒戲

活在內涵豐富的油麻地,何國標自小就愛懷舊文化,跟着爸爸和長輩聽南音粵曲,愛老建築舊物,口味比同齡的朋友都老一點;工餘什麼書都愛看,那時關於本地歷史的書籍還不多,寥寥數本風物誌、掌故軼事、照片圖集成為權威依據。但十多年前,兩本關於油尖旺、九龍街道的大熱著作,令他對「專家」完全改觀。一本提及上海街的紅磚屋時,說它是前油麻地郵政局,何國標多年來就生活在它旁邊,十分肯定原為郵政局的一幢已拆去,現存的紅磚屋是前油麻地抽水站的工程師辦公室及宿舍,於是在一場公開講座後,他拉着作者的助理指出錯處;助理十分愕然,「佢話『我唔知呀,有街坊話畀我聽的』,我覺得,哇,原來咁兒戲。」後來那書都沒有更正,由於是「權威著作」,今天這錯誤說法仍不斷被流傳引用。

到圖書館翻歷史檔 自己查證

另一著作就更遺憾,作者是知名度甚高的舊相片、明信片收藏家,何國標因志趣相投,經朋友介紹下與他熟絡了。不料對方出書寫他熟悉的油麻地,他發現三分之一的圖片說明都出錯,新填地街當作廣東道,吳松街當廟街;舊廣華醫院前的道路有個折角位,就被當作是窩打老道,實則那是醫院重建後取消了的一截廣華街。「我逐個錯處告訴他,諗住一場朋友,我又不是通街講,是私底下的,如果我錯,大家也可以討論。不料之後他就不再聯絡我了,可能覺得我挑戰他吧。那本書的編輯知道了這件事,來電請我把錯處列出,做個中間人向作者求證,後來那朋友採納了一部分,書本第二版改了一些,但好多錯處仍在。」

「我爸爸份人好忠厚,叫我唔好講啦,反正讀者都唔會知,無謂得失朋友。但我覺得,朋友先應該直接講,好過佢畀第二個發現嘛,我又不是要他鳴謝;而且好多傳媒朋友訪問他,用他提供的照片,如果照抄了一錯再錯,我覺得這樣不好。」失去朋友固然可惜,但本性使然,平時讀文章見到一個錯別字都極不舒服,遑論這麼多錯處通街流傳。「這次後我知道原來好多專家係大膽假設,不小心求證,有人講就當係,自己無核實過。後來我就習慣自己查,其實核實好容易,圖書館、歷史檔案館好多公開資料,服務又好,可惜無乜人去。一般人都習慣相信作者吧。」父親常說他木匠一名,居然學人鑽研歷史,攞苦嚟辛。「其實我好喜歡睇原始檔案,百幾年前的建築圖、地圖、照片文件,見到覺得好開心的。」

指正圖片錯處 不獲回應

道出歷史真相,原來常常是令人尷尬的事情。「見到傳媒寫錯了,我都會寫信給有關記者指正。幾年前《蘋果日報》訪問陳南昌的孫兒,他說南昌街是因他爺爺命名,我跟那記者講,南昌街命名時陳南昌才七歲,不可能。記者再問他孫兒,對方就『潛咗水』不回應了。香港藝術館圖片展,將上海街當做皇后大道西,我寫信給館長,也無回應,但過兩天發現那錯誤的照片拿走了。」最快樂的回憶是,2001年政府出版《香港供水150年》,何國標多年來的「鄰居」紅磚屋當然是重要里程碑。他拿着放大鏡看了一堆資料,在何文田半山的舊地圖上發現了跟紅磚屋抽水站相關的3個水井位置,雖然這資訊來不及加入書中,但水務處的工程師很高興,送了1895年興建紅磚屋時的施工圖複本給他以示感謝。

除了求真,何國標還十分重視歷史裏的小人物和無名者。1946年油麻地碧街一個賣花生的小販王水祥,才26歲就在街頭被外籍警員無辜踢死,官官相為,警員無罪釋放,他就着那警員的國籍都追問了好多南亞裔街坊,證實他不是報紙說的印度人,而是巴基斯坦人。又曾讀廣華醫院的行政報告,發現19224月有個『小婦人有名氏』無條件捐出5萬元給東華三院,自此念念不忘。「當時東華三院只有義診,未能贈藥,窮人買不起藥看了醫生也沒用。東華三院收到這筆捐款後,總理們再出7萬元,湊夠12萬成立中藥基金,這才做齊贈醫施藥的服務,之後東華三院的盈利就由以前年賺幾百元、升到每年逾萬元。90年前捐5萬元是好大筆錢,東華三院1927年在這基金裏撥款購入新填地街十個號碼的物業,才花了6萬元而已。這個小婦人做的事令我很感動,但去年廣華醫院百年紀念,都沒有人好好的表揚她。」

安裕周記﹕人民不會忘記




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著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著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黎佩芬: 六四未完

大家都知道Tank Man王維林的故事。二十三年前,幾個新聞攝影師拍下他擋坦克的驚世照片後,從此下落不明;其中一個猜測是,他本人並不知道自己成了世人眼中的英雄。際此周年祭前夕,網絡在流傳一張沒有王維林與坦克的照片,它是捷克藝術家一系列視像作品之一。或者可以如是想像:如果沒有六四,沒有坦克輾人,沒有開槍,中國、香港,以至世界,會有什麼不一樣?可以肯定的是,方政可以保住一雙腿,很多人不會死,丁子霖應該是個祖母了。再往下想,中國貪官也許不會多成這樣,劉曉波不用坐牢,陳光誠不用出走——如果,歷史沒有轉彎。

可悲的是,這些年來,不斷有人試圖抹去歷史,一就是否定一切曾經發生,一就是為開槍的政權開脫,也有人,反正就信了。兩年前在美國哈佛大學開展課程,系統將六四史實轉化成知識教授的何曉清博士,在課程進入第二年,遇到好些「反正就信了」的同學,讓她猛醒﹕六四沒有結束,而是一個結束的開始。 至於安裕從facebook摘下那個下屆特首當年幾乎泣血的聲明,大概亦是「件事未完」的一個例證。可在今年,一個喊了二十三年的口號,竟傳出有望成真,是耶非耶!北風說得對,估鈬㎡氣。

感謝「藝術初體驗」班底包括楊秀卓老師和中二、中三同學,提供今期「六四23周年」專題系列版面的插畫,像楊sir說的,不論如何,薪火將會一直傳下去,因為,忘不得。維園見。


楊秀卓: 那年那夜



〈瘋女人〉

中國,一個殺死自己兒子的父親,

這一夜,又凌辱了他的女兒,

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

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幾千萬年,

我的雙乳,變成了我自己的墳墓,

全身長滿了像霉菌一樣的苔蘚。

八九那年,這首由無名學生所寫的詩被貼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後來,導演舒琪先生在他拍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開首時,將它以沉實的聲調朗讀出來。影片內的受訪者中有葉德嫻女士和舒琪本人,看見兩位當時年輕的模樣,感慨良多,一晃不覺已廿三年!再過些日子,我們這輩人都能以長者身分半價睇戲了。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辭去幹了十七年的會計工作,準備揹起背囊遠走他方一年半載,打算耗盡半生積蓄後才回來,管它到時一無所有,也想一嘗浪遊自在的經歷。怎料父親患上食道癌,醫生說只可以多活九個月。由於兄長妹妹各自要搵食顧家,責任自然落在我這個無業漢身上。唯有取消計劃,留在香港陪伴父親走畢最後一程。一九八九年春,自胡耀邦逝世開始,連續幾個月,中國成為全球新聞焦點。數以萬計學生從各省蜂湧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決心為中國的前途獻上青春與激情。這段日子,我陪伴父親進出醫院覆診,接受後期的電療。三個多月來,我倆坐在電視機前見證了這一切,一同默然無語目睹學生們視死如歸的勇氣,他們以血肉之軀作工具,絕食抗議麻木不仁的政府。父親偶爾坐在身旁,目光呆滯,而且因病無法發聲,如一個啞巴。望覑他瘦弱的背影,只能一邊看,一邊搖頭,氣弱如絲,想對我說話,卻吐不出一言半語。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動亂。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香港掛起八號強風信號。我不甘心只坐在電視機前做個旁觀者,便從石澳截的士直奔向維園涼亭參加集會。未入維園大門,經已全身濕透。置身於人群中,我索性收起雨傘,任由雨點順覑周邊的傘尖滑到頭上、肩上、背上。太多的傘子掩沒了視線,我只聽到華叔的演說。後來,我跟隨數萬人從維園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前大叫口號,當時群眾的情緒非常激動,大雨仍嘩啦嘩啦地下覑,也分不清我們臉上流的是淚水還是雨水。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個情景——互不相識的民眾同一條心到來支持北京學生,在風雨中感動覑每一個人。點點滴滴,仍在心頭。

「《沉淪的國土》脫稿時,胡耀邦去世,八九學運已展開;這一篇作品在北京團結湖的夜晚誕生時,稿箋上是確有我的淚痕的。『倘若你們沉默、中國將無聲!』我一邊嗚咽一邊寫完這文章的最後一句話。」



這是徐剛先生在他的第二十七版增訂版《沉淪的國土》裏寫的一段話。十年前,徐先生啟發了我對中國生態環境的關注,令我明白水源危機的嚴重性。這十年中國經濟飛快增長,又上太空,又有美國官員到訪求助,大國真的崛起了嗎?為什麼一個大國會怕一個失明人士陳光誠、一個老婆婆丁子霖、一個書生劉曉波、一個工人譚作人、一個作家余杰(這些人有2位被監禁、一位被監視、2位被送往美國),甚至連小小一朵「茉莉花」也怕得要命?為什麼要花數千億元維穩?全中國的水源已有50%被污染,二○一九年中國的水危機可能會令這個國家從此沒落(見《信報》1/1/2010)。我單純地想,如果當年總理李鵬願意誠懇地跟吾爾開希和王丹對話,肯聆聽學生與民眾的訴求,在經濟政治改革上有多一點長遠周詳的規劃,今天可會釀成這個局面?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中國孩子〉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覑,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裏哈哈地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變成了一筐煤,

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

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哭了幾十年 還可做什麼

這是中國失明詩人歌手周雲蓬唱的一首歌。究竟詩人是含覑多少悲痛和心傷才能寫出這樣的一首歌?我驀然想起被毒奶粉毒害的孩子、在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命的小學生、天真無辜的小悅悅……還有今天五千多萬農村留守兒童,他們每年也難得與父母相聚一次。七十年代看過由劉曉慶主演的《巴山夜雨》之類的電影,故事主人翁總是哭覑臉感嘆中國人是個苦難的民族,連溫家寶也說要「國難興邦」。但哭了幾十年,今天除了有人索性叫大家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做呢?為什麼苦難至今仍舊纏繞不斷,它究竟是制度上所引致的,還是人為的?而在這些當中,我們又反思了什麼?

每年五月開始,我都會對同學講述六四事件,一講便講了十七年,從未間斷。有些畢業的同學聽了七年,每年都有不同的感悟,但我最希望的是同學能學習當年天安門廣場上大學生們的道德勇氣和堅持;敢於對不公義發聲以及對實現公民社會的追求。每當我讀到有中學生在寫給總理溫家寶的信中,要求中央當局釋放趙連海、許志永、陳光誠等維權人士,都會深深被打動,想覑有一天我教出的學生裏也會有這樣關心社會、關心世界的一個。廿三年前,一群年輕人為世人展示了他們敢於承擔的勇氣和對公義的堅持,但願這份精神能一代接一代的傳下去。

做老師的,責無旁貸。





北風:(六四23周年)北京當局有意平反六四?

今年三月間,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發自北京的報道引述消息指,溫家寶近年已分別在三次中共高層秘密會議上,提議重新評估六四事件,彌補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創傷。

這篇報道引起海內外的猜測,北京當局是否有意「平反六四」?

此後的一些現象也讓外界產生一定程度的樂觀解讀。三月下旬,有媒體報道說,中國互聯網的一些運營商突然對「六四」等敏感詞彙解禁。報道稱,網民可以在百度上搜索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網頁,以及「六四」事件的照片。有人猜測這是中國將放開信息管制,為政治改革及「平反六四」創造條件。

平反六四樂觀說法

「六四」紀念日前夕,貴陽多名異見人士於五月二十八日起連續兩天在市區人民廣場舉行紀念六四活動,來自維權網站「參與」網的消息說,整個過程持續約兩個小時,其間沒有受到官方的阻撓或騷擾。有媒體對此解讀成中國執政當局授意而為,為「平反六四」試探水溫。

中國的政治氣候自去年以來發生一些變化,似乎也為「平反六四」的樂觀說法提供了支持。早在二○一一年上半年,在中國中央軍委總後勤政委劉源智囊張木生發布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劉源為該書長篇作序。該書及序言提出重回「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二○一一年的下半年開始,北京公開關於中國未來的座談會連場召開,其中前總書記胡耀邦兒子胡德平等人異常活躍。

此後,「平反六四」等關鍵問題重新被人提起和討論。另外幾個關鍵問題包括法輪功、漢藏關係、兩岸關係等。二○一一年底,有北京傳言稱,去年大病痊癒的前總書記江澤民是愈活愈明白,想在有生之年解決兩件事件,一是作為最大受益者的「六四」事件,二是作為最大責任者的法輪功事件。會議亦稱,江澤民得到了未來接班人習近平支持。

在二○一一年底及二○一二年初,一些據稱是未來接班人智囊的外圍人士開始接觸海外的「六四」事件參與者,試圖物色有代表性可以對話的對象,為解決「六四」問題鋪路。

據了解,三種可能的方案正在被討論,包括「事件定性徹底平反,對參與者徹底平反」、「事件定性軟化,參與的人全部平反」、「事件定性不變,參與的人給予一定平反」三個選項。當中最被看好的是第二種方案。據稱,第二種方案將參照當年對待「反右」的處理,即認為「反右」是必要的,但存在「反右擴大化」,除極個別人士之外,對參與者都給予平反。同樣,相關方案將「六四」定性為一場反腐敗的愛國學生運動,但不否定鎮壓的合理性。即過程當中存在過激行為,因而採取行動是必要的。絕大多數參與者出發點都是好的,給予名譽上的完全平反和一定程度上的經濟補償。

不過從反饋情來看,尋找合適的有代表性的對話對像仍是件困難的事件。對於北京當局來說,完全平反對政權衝擊太大,未必能夠承受;如果不能完全平反,「六四」的參與者又沒有人願意為此背書。另外,近來有些聲音認為,光是「平反六四」已經不足夠。接受「平反」是仍然承認執政當局的合法性,「平反六四」不能接受,必須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

一九八九年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在今年六四前夕出版的一本書中表白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沒有向鄧小平謊報軍情。這本對話錄中記述,陳希同認為,當時如果處理得當,就一個人都不應該死。外界猜測,「這種現像是否顯示中共內部已經有反省當年做法的舻象。」

揣摩上意毫無意義

不少政論學者認為,在整個國家被利益集團完全綁架之後,執政者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推動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及作為具體措施的「平反六四」。在集體不負責的決策體制之下,任何人都沒有能力推動開明的政策施行,溫家寶總理十餘次談及政治改革卻無任何實質行動就是明證。

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稱﹕「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但一般民眾的反應是,溫家寶總理此前已經談了十多次政治改革,每次在講話之後揣摩上意並作出反應的人,都碰得一鼻子灰,只聽打雷,不見下雨。

中國政論作者莫之許認為,民間沒必要去揣測執政者是不是有政治改革的動向,完全無現實意義。「試圖從細節中發現高層政治意圖,其根本成因是極權體制對信息的全面逐級控制,屁民無從獲得較高層級信息,只得採用索隱方式。但是,全面逐級控制的極權體制下,高層政治意圖往往最後才傳導到末端,試圖從末端逆推是徒勞的。在這個意義上,導致索隱的原因本身,也正是其徒勞無功的原因。」

因此,也絕無可能出現在高層也沒有作出決定的情下,會允許基層出現試探的情,例如授意貴陽民眾舉行紀念六四集會。即使要平反,從歷史和傳統來看,更可能的模式是「真理標準討論」及「九二南巡」時的做法一樣,先從個別媒體發表評論文章開始,其他媒體組織轉載,各地召開討論會,統一思想,然後各地方諸侯表態,中央再統一定調。事實亦證明,多名參與紀念「六四」集會的貴陽民眾,在幾天後被警方傳喚抄家甚至拘捕。

同樣,民眾局也沒必要可能透過某些「敏感詞」能否在中國網站被搜索來判斷上意。中國並沒有統一的「敏感詞」管理平台,且由於中文分詞的技術問題,任何中國的互聯網運營商都不可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敏感詞」組合。如果官方要實現可控的逐步放開,那也只能是從官方的新聞網站,如新華網的討論話題開始,再到國內的商業網站,如新浪、百度,最後再放開境外網站的管制。

對於執政者來講,只放風是沒有用的,一次次沒有下文的放風只能更多的傷害民眾的熱情,要有實質的動作。一般認為,從各國和平轉型的實踐來看,第一步就是放人,包括﹕一方面是釋放仍然在牢獄中的「六四」人士及其他政治犯;另一方面,讓因為「六四」及其他政治原因流亡海外的人士能夠自由進出國門。如果要「平反六四」,第一步也是放人,其他都是空談。

「平反六四」時日臨近

中國經濟已呈惡化之勢,執政當局能從民間掠奪的財富已達臨界點。就如陳平先生在其《陳平對話錄》中所言﹕「所謂中國(大陸)經濟奇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五千年農耕社會基本未開發的『自然資源紅利』;二十世紀五○年代至八○年代,三十年軍管奴隸制工業化、城市化基礎建設的『野蠻積累紅利』和『人口超生紅利』;以及近三十年經濟全球化的『全球化紅利』。輝煌的背後是三十年(二十世紀八○年代起)耗乾一切資源,二十年(二十世紀九○年代起)花光血汗積累,竭澤而漁、透支後代,時至今日,資源用光、環境污染、人口老化、外需難以為繼。」

在民間,整個社會矛盾高度尖銳並集中爆發。由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公布的報告顯示,二○一○年,中國發生了十八萬宗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較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中國的維穩政治已經難以為繼。二○一二年中國的維穩預算已經高達7017.63億元,超過國防預算6702.74億元。對於維穩的得益者來說,沒有敵人也要創造敵人,有了敵人就要誇大敵人,為體現維穩成效還得不斷加大整個社會的管制力度,從而又創造更多的敵人。維穩成為一個黑洞。維穩投入繼續擴大,國家不得不加大對各階層的掠奪,從而也製造了更多的不穩定,這也就是常說的「愈維愈不穩」。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維穩,勢必將進一步侵吞整個國家在其他方面的資源與創造力。

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二○一二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4%,稅收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2.1%。但一季度全國財政支出24118.0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億元,增長33.6%。此消彼長,執政當局能夠掠奪的財富,已經難以支持龐大的支出所需。

權力分配方面亦出現危機,薄熙來事件已經讓外界看到北京當局高層權力分配的危機。在整個國家的逆淘汰體制之下,現執政當局不僅沒有能力進行協調權力分配選出合適的人選,更是沒有能力阻止黨內的「野心人士」進入執政高層,如果不是王立軍闖館事件引爆危機,捉弄民粹的薄熙來幾乎得手。薄熙來事件亦嚴重衝擊中下層官員及民眾對體制及高層的信心。

另一方面,民間卻是暗潮湧動。在精英階層,北京公開關於中國未來的座談會連場召開。在互聯網上,近幾年興起的微博,加快了資訊流通,也從而催生權利的需求。723溫州動車相撞事故、紅十字會郭美美炫富、北京政變傳言等事件在微博平台的傳播,極度削弱了執政者的管治權威。而在二○一一年,事先被張揚的大連反PX示威,也成功通過微博組織了過萬人走上街頭。而通過微博組織的「自由光誠」運動,更是明確由維物權轉向了維人權,從維自己的權轉向維他人的權,從傳統的利益導向轉向價值導向,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意義轉折。

中國內地今年「平反六四」呼聲也遠高於往年。除貴陽多名異見人士公開紀念「六四」外,福建維權人士範燕瓊和其他冤民亦在三十日福建南平發起維權及「平反六四」集會並在街上游行。

對於執政者來說,現在是經濟死胡同和政治僵局雙面夾擊,「維穩政治」難以為繼,時日無多。問題不在於他們要不要改,而是如何改,剩下的時間還夠不夠。是由執政者自己親手結束共產黨的統治(主動轉型),還是等民眾葬送共產黨。現在還在台上以及下台的執政者能否逃過清算?

「平反六四」的主動權在民間。揣摩上意毫無意義,等待「頂層設計」亦是鏡花水月,唯有繼續啟蒙、喚醒、凝聚,形成壓力,以壓促變。整個國家的維穩力量看似無窮,但具體到一個地方一個領域能夠調動的維穩力量卻是有限的,就如能像廣東烏坎的村民那樣凝聚力量展示力量,執政者就不得不權衡武力鎮壓的後果,民眾正當的需求才有可能爭取到手。維穩力量與民眾力量此消彼長,臨界點出現,巨變亦即將來臨。


黃宇軒:(六四23周年)消失的王維林與四部坦克

自從過去幾年各式社群媒體(social media)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核心元素,一切歷史記憶好像多了一重集體流通與再生的載體:每年五月左右,總有有心人分享林林總總的片段、記錄片與文字,重構六四現場。小時候就知道,家裏影音櫃裏放覑十來盒只標記覑日子的錄影帶。我猜許多香港人家裏也有那樣一個角落,角落之外的其他錄影帶逐漸變了VCDDVDBlue-ray,而那些錄影帶還在,大概後來成為了在YouTube上流通影像的源頭。保留住他們的人當年也未必想像到,後來的人可以這樣方便地尋回記憶、拿取記憶。口耳相傳,已成了屏幕相傳,一切媒介,都共同組成記憶的生態。

那些廣為流傳的影像與文字,大多都屬紀實類型,透過重述與回顧,來加固記憶的實體。今年香港終於有了六四紀念館,但在那之前,一座虛擬的紀念館彷彿一直在被築造,「展品」散落各處卻又連成一體。博物館與美術館都是現代國家講述與傳達歷史最有力的體制,每一塊碎片加起來連成連貫的敘事空間。這樣理解的話,透過「分享」與「讚好」,以及許多伺服器、電腦與屏幕聚集的片段,莫不是一所在流徙(exile)的紀念館,逛畢博物館那一翼,走進美術館,會見到婁燁的電影《頤和園》、會見到黃子華在舞台上談六四、會聽到六四歌曲的合輯;對,都是由香港歌手樂隊創作與演唱的。去年曾讓許多觀者落淚,由高登網友獨立製作的三分鐘動畫,用似是泥膠娃娃但面孔一片空白褪去五官的人物,重演那個春夏之交的每一幕。三分鐘竟配對上六十年代的膾炙人口的一曲Sound of Silence,讓Simon & Garfunkel的民謠添上厚重的新意義。

《北京,1989

六四有它自身的文化史及藝術史,與上述由聲畫流通而成的社群虛擬美術館平行的,有一直在社會存在的實體藝術品與文化事件。為香港人熟悉的幾件雕塑,新舊民主女神像、國殤之柱、自由戰士等都把回應歷史與記憶的政治,寄放在幾個圖標(icon)之上,而戲劇、行為藝術、聲音工作坊、各式當代藝術等多年來不間斷地接力在「重述」的方法之外,尋找談論六四的方則。如果說,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是回應六四的藝術創作必須處理的核心主題,那今年不斷在網絡空間被廣傳的一張照片,定當是虛擬美術館歷來最重要的「館藏」了。

那是一張經加工而成的數碼照片,將198965日在長安街上的王維林及他所面對的四部坦克車,從原有的照片中刪去,讓畫面看似空空如也,只剩下行車路上的指示線條、淺灰的道路與畫面左上角的樹影。被挪用加工的照片,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影像之一,在西方這幅照片被稱為「Tank Man」,在香港大概沒有多少歷史照片比它更深烙人心。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紐約時報》曾特別以這一影像作專題,訪問四位同時在北京不同角落拍下那一瞬間的攝影師,記下這張往後象徵一切挺身反抗壓制行為的照片背後的剎那操作。眾所周知,王維林在那瞬間過後至今下落不明,過去幾年在網絡上流傳他在坦克前不願退讓的影片讓人分外悲痛。


捷克視覺藝術家Pavel Maria Smejkal創作計劃Fatescapes中的其中一幅作品
捷克視覺藝術家Pavel Maria Smejkal選擇了這張最廣為世人認知的照片(見封面圖),放在他的創作計劃Fatescapes時,也許沒法完全預料它非常殊異的特質,會讓它從那系列照片之中分割開來。Fatescapes計劃是用數碼方法,將著名歷史照片中的主要人與物移除。這系列照片原來探索的自是著名歷史照片的意義與它們視覺再現的本質,然而六四的歷史的傳達在二十三年後依然受不可思議的高度限制這一背景,卻正好讓空空如也的長安街超越了照片系列本身的主題,自身成了具高度批判性的影像。

當然讓人好奇的是,若這張「改圖」近日在微博或其他傳訊管道出現,大陸現存的審查員的指引與思想會如何應對?王維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雖然總是被視為史上最著名的影像,但十億以上的人口可能無法將它認出來。Smejkal這張觀念藝術作,可說把六四於香港人而言至關重要的政治意涵,輕輕轉化成一張以「減法」完成的數碼二次創作圖片。在Fatescape中這張僅名為《北京,1989》的照片,所說的其實是由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悼念集會擴散開去、二十三年來關於守衛記憶的故事。《北京,1989》這張作品,根本是放在無數香港市民家中的陳年錄影帶的另一個形態。



何曉清: (六四23周年)在哈佛教六四有什麼難

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自兩年前開設六四課程,去年秋季開始課程加碼,由原來一個學期一科增設至兩科,兩班學生修畢課程後,今年春季共同組織了「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研討會宣讀期末論文,來自哈佛不同學系的資深中國問題研究教授全程參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國學大師余英時教授為學生寫賀辭。六四課程的課堂照片連續兩年成為哈佛新生課程總目錄的封面,何曉清也連續兩年獲頒哈佛傑出教學獎;一切看似順遂無虞,實則,這第二年裏,她面臨種種挑戰。於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她將經驗整理總結和分享,一次過回答關注這個課程的一些疑問。

哈佛學生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見證六四證物。


問:可否分享一下在哈佛教授六四的心得?有了第一年的經驗,第二年是否教得更得心應手?

答﹕按常理說,應該是這樣的——開新課是最難的,教過一次有經驗就應該相對容易了。不過,因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在過去二十多年在國內被有系統地刻意抹殺和篡改,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真相總是困難重重。事實上,第二年教學遇到的挑戰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真相與偏見

問﹕為什麼?第二年有什麼變化?

答﹕第一年我教的六四課是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也就是說只對哈佛新生開放,其他年級的學生無法報讀。但去年秋季哈佛一個學期就開了兩門六四課——一門是新生課程,一門是中國歷史課。這樣一來,哈佛任何學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報讀。一個學期開同樣題目的兩門課在哈佛是不尋常的,系裏也很支持這門課。一般來說,系裏喜歡開大課,吸引更多學生,不過大家覺得六四這樣的題目需要深入討論,因此決定六四歷史課也應該像之前的六四新生課程那樣以研討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與大課(lecture)不一樣,研討課是有名額限制的。我利用暑假對閱讀內容和課程安排作了一些調整,包括安排每堂課開始前先播放一段與該周閱讀主題相關的短片。這些短片多是港人製作,從《自由花》到去年新製作的卡通《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萬事俱備,只等開學。

開學第一周,一位學生在臨近下課的時候既慶幸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差點就決定不上這門課了,幸好沒有聽別人的勸告。他接着解釋說:負責義務接待他的(host family)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告訴他不要上哈佛的天安門課,因為這堂課教的是「有偏見的歷史」(biased history),並堅持要幫他填表另選一門課。這位來自歐洲的學生覺得自己意願不被尊重,決定先來聽一下課。話音未落,另外一個中國學生也說他是頂着壓力來上課的,他的另一位朋友就因為壓力不來了。另外,聽說一位中國學生也是因為「偏見歷史」杯葛我們的課。她說一看那「坦克人」(Tank Man)的海報,而不是「暴徒」打士兵的照片,就決意不選這門課。這些「偏見歷史」的說法和「頂着壓力」的感覺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但是對於班上其他剛剛從中學考進哈佛的美國孩子來說,這些傳言既充滿神秘感又有點不可思議。

同學們這樣的情緒開學沒多久又加深了。起源是我們班上的一個E同學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議論我們的課——該名中國學生在眾人面前宣稱她之前上過我們的天安門課,但覺得教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就把課dropped了。E同學是一位特別有正義感的美國女孩子,她在課堂上問我﹕我們這門課一直是「爆滿」的,是不是?到底去年有沒有人中途dropped課的?我回答說﹕是爆滿的,沒有一個同學中途放棄,而且全班每一個學生都在教學評估裏給了我滿分,不可能有同學對這堂課不滿——這點班上的同學是了解的,因為哈佛學生很看重教學評估,他們決定選修一門課前一定會看前一年學生是怎麼評價一門課的。E同學覺得很困惑。類似的小插曲,在開學初層出不窮,歷史課班上也有。

問﹕這些情況對教學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些例子,正好說明八九民運並沒有結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只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八九民運與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社會密不可分。不過新生同學不一定都明白。為此,我相應調整了教案。按照原來的課程設計,前面幾個星期集中閱讀有關六四歷史的文獻資料,後面再講記憶。可是,因為同學們一開學就要面對關於六四記憶的爭議,因此歷史與記憶的討論無法再分開,而是雙線並行——一方面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回顧分析歷史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如何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裏被記憶和解讀。當然,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公義,愛國與身分認同

問﹕可否具體講一下遇到的困難?

答﹕大概因為想證明我們這門課不是有偏見的歷史,新生課程的部分同學一開始對傾向於中國官方的觀點更為包容而對批評的意見則有更多的質疑。例如,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反覆強調中國現在很強大、六四已經過去西方嫉妒中國的崛起才糾纏這些問題等等,同學們也是老老實實地聽著不大爭辯。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們去燕京圖書館看天安門資料集。面對死難者的血衣,面對那些被坦克壓過連頭、手、身都無法在辨認的血肉模糊的照片,那位中國同學開始解釋中國政府是沒有辦法才鎮壓的,當時沒有更好的裝備。他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相信政府是好意的,是為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才鎮壓等等。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半個學期大量的史實閱讀資料分析,加上眼前血淋淋的證物,還有那一箱箱充滿希望的八九學生的照片——那些曾經如同這位哈佛中國學子一樣年輕的臉孔,依然無法讓他理解二十多年來天安門母親的苦苦等待與抗爭。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把資料集的最後一個箱子交還的。當我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居然看到好幾個同學在雨中等我,陪我走回哈佛園。後來這幾位同學多次要求哈佛圖書館給他們機會不收報酬義務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他們希望六四證物重見天日而不是放在塵封的箱子裏。

問﹕那次經歷對學生有怎樣的影響?

答﹕同學們開始對關於八九後的清算、媒體宣傳、網絡控制、教科書修改、天安門母親等閱讀題目產生濃厚興趣。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別人中傷我們的課程而困惑的E同學,在哈佛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新聞和網絡審查的文章,指出言論自由的中國才有希望;班上另一位同學也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五毛黨的文章。

當同學們讀到「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和修改過的教科書主題,發現裏面的論調居然如此熟悉——他們都在不同的中國學生那裏聽說過了,就愈發好奇。我開始引入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同學們在這個理論框架下有效地探討教育、傳媒、網絡、同齡人、家庭等社會化的媒介(agents)在民主社會會和非民主社會裏所起的不同作用,從而分析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與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對年輕人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影響。好幾位同學在期末論文裏不同程度地探討對後八九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大陸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身分認同的影響,以及掩蓋真相的做法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其中一位W同學用QQ的社交網絡方式與大陸同齡人探討六四問題的論文在研討會上讓人印象深刻。多位學者表示W同學的論文無論從文獻資料到數據到分析都是研究生水平,無法想像是出自大學新生之手。W同學中學期間在中國生活過三個暑假,與班上其他一些同學在大陸生活過的同學一樣,平時談起中國總是一往情深。在美國長大的孩子都明白批評政府不等於批評國家和人民——相反,監督政府是公民的責任。W同學也是當日雨中在圖書館門口等我的其中一位,我清晰記得他當時問我﹕為什麼他們知道真相還為政府辯護?W同學大概沒有料到:他提出的那個問題,竟然被一位大陸觀眾在我們的研討會以感嘆的方式表達。

問﹕是由學生組織的研討會?

何﹕是。當時的情况是這樣的﹕在研討會第一輪小組討論上,W同學宣讀完論文後,歷史課班上一位來自香港的J同學宣讀她的關於港人的六四記憶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的論文。她用自己的個人經歷說明「為何香港的年輕人會關心六四」,她用維園的燭光來回答「香港人是否愛國」。她從一個八九年後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年輕人的眼光,講述她小學的歷史老師陳先生明明知道六四不是必教內容,但依然在下課後在黑板上寫上「六四」兩個字,並向當時還是小學生的J和其他小同學講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這位陳先生又帶同班上的十多個同學參加維園紀念活動。

聽完J同學的論文後,一位大陸觀眾在提問時段舉手,並表示他不是要提問,只是想談一下自己的感受。一開始我以為「偏見」大批判又來了。結果,這位朋友說他看到J同學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對六四的關注,看到香港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再想想大部分大陸年輕人不了解六四真相,非常感慨。雖然這位朋友英文說得十分費力,說話時因情緒激動而聲音一度哽咽,但他表達的擔憂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感受到。值得欣慰的是﹕當天現場觀眾席上就有好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有批判精神、獨立思考能力、探討真相勇氣的年輕學生。J同學的論文也得到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先生的共鳴。

對那位大陸觀眾的感嘆,我自己當然也感同身受。正因為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挑戰,每一個人對真相的執著、對公義的堅持才顯得更為重要。J同學的小學老師陳先生一定沒有想到:他為同學們講述「六四」的聲音有一天在哈佛燕京禮堂裏迴響。

米蘭昆德拉把人民與強權的抗爭形容為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一九八九年,北京市民學生用血肉之軀面對機槍坦克;在八九後的二十三年裏,港人用燭光面對強權,點燃真相。維園不滅的燭光,代表着不死的民心,無權者的權力,人民的力量就算在漫長的黑夜裏,我們都不言棄。因為,明晚,維園將再次燭光點點。

六四血衣(哈佛燕京圖書館天安門檔案提供)






陶傑: 不罵曾蔭權



曾蔭權多次外訪豪遊,住很貴的套房,全城唾罵,連大陸新華社也不留情,詳盡報道,加入圍剿。

這時候,你該不該加一張嘴也罵曾一份?我認為絕不應該。有很多理由。

第一,有沒有聽過一句名言:「當華爾街的擦鞋童也在談股票的時候,就要放掉你手上的股票了。」同理,當中國官方也加入圍剿一個人的時候,不管是誰,如果你有一點政治觸覺(或者尚有點人性),即使你本來很討厭這個人,但此時也要停一停,想一想:此一跡象,是一個臨界點,不要加入眾聲的喧嘩,反而,要沉默了。
其次,至目前為止,只是住了幾天總統套房,租了豪宅,沒有貪污千億,英國人是他的師傅,但他沒有把至少八十億託一個英國人轉移海外。身為一名中國官員,有人早就指出過了:他的清廉品格,已經十分高尚。

第三,以此邏輯推論:曾特首做了中國人的高官,一切只按中國的潛規則辦事。英國人領導的時代,曾蔭權那麼規矩,換了一面旗,他即刻學得那麼壞,即使是貪,是什麼樣的「文化國情」水土,激活了曾特首身為炎黃子孫血液裏的腐污DNA?多簡單的常識?不必我再說下去了吧。

第四,以香港十五年來「當家作主」的經驗,特首A在一片罵聲中下了台,B上任,香港人很快就覺得BA更爛,開始懷念A。當B也在罵聲中下台,C挾「高民望」上任,香港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純真,開始懷念B。以此歷史規律,你們很快就會覺得「其實那時曾蔭權也幹得不錯,至少沒有……」了,既是如此,與其明天很快的後悔或失憶,於今日的落水狗,眼光就遠點好嗎,何不留點口?

當然,這也不表示曾特首沒錯。七年前,他剛上任,我私下對他說:「曾爵士,今日您很成功,擁有了一切,唯所期者,是將來的歷史名聲了。」曾先生聽了,沒什麼反應,我才省悟,這句話,可能太深了,是我不對。

只剩一個月,曾特首還有最後的機會。只要明晚,乘車經過維多利亞公園外,車停下來,他打開窗,遙望一片燭光,把向公眾道歉時留中不發,沒擠出來的眼淚,自然的釋放出來,低下頭,再開車絕塵而去,他會力挽狂瀾,在歷史留下好名聲。不要緊的,政協副主席不會給你的,你沒損失,而且,這會是歷史對你的特赦。

 
朗天: 讓曾蔭權「死」第二次


還有一個月便卸任的香港特首曾蔭權繼續傳出濫用公帑的醜聞。埋單計數,他就任以來五十多次外訪,耗去千多萬港元,尤以今年首四個月便花費四百多萬,大有臨走「斬多三」之勢,聞者無不嘩然。有人更拿他和前港督衛奕信相比,貪廉份際,確有雲壤之別。

今時今日,任何人都看出曾蔭權是專貪便宜,以權謀私(大利不敢貪,小利密密貪)的人,然而,不可解的只是為何一個人在鬧出連串醜聞,傳媒監察益盛,加上政敵(候任特首梁振英?)環伺在側的情下,仍不知收斂,甚至有變本加厲,對群眾壓力視若無睹的言行出現?

於是有人提起偷情的快感,愈曉得被人監視事情愈危險有時人便愈想做那些事。可惜大抵不會有太多人認為曾蔭權會追求這種刺激,於是我唯有想像一種貪污的強逼症,一種不得不(繼續)沾上污點的心理傾向……

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樂》通過黑格爾哲學來思考政治活動的奇異享樂,這種享樂本身並不直指貪污,卻可以有相關的成分。在第二版序言,作者便用玩鼻屎的例子來闡明「享樂」的性質。

齊澤克引述著名女作家西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h)的文字,提到她想慶祝「摳鼻子獲得的不正當快感」(頁104-5)﹕

「有那麼多種細微的感覺變化。一個精巧的、尖尖的、有指甲的小手指能夠抵覑乾痂的下面,和鼻孔裏鼻涕的薄片,然後把它們拉出來看毛,用手指捻碎,把細小的硬片彈到地板上。……從孩提到現在,不知道自己偷偷地弄髒了多少桌椅了。或者有時候可能鼻液有血。……上帝啊!那帶給我的是多麼興奮的滿足啊。……看到一個意外的奢侈而又令人討厭的『鼻涕海洋』,我會為賞識的震撼而發抖!」

齊澤克指出,他所要析述的政治因素享樂,便是類似普拉斯的這種細微的快樂,並且不必要探討它們什麼深層意義。「它們就是自身,某種結(knot)圍繞覑結,各種各樣的愉悅循環」。所謂循環,當然是指摳鼻子本來便是要清潔鼻子,但快感不來自因而帶來的潔淨,而是既擁有潔淨的身體,同時可以享有髒物。我們需要清潔作為形式,因而可以「忍受」以至享受髒物;那作為污點的出現,讓我們一下子碰上實在界。

毋須動機的政治享樂

實在界是以現實中出現的污點而為我們覺察。這是心理分析的常識——你我最不想面對,最想排斥、避開的,才是真實之所在!要面對、喜歡,甚至擁抱實在,我們便要曲線一點,例如透過無意識的途徑(當中最常見的,當然是發夢了)。

如此便來到我們思考的核心——就算很壞的人,我們也不會想像他的死亡。(死亡是如此真實!)即使他們已在現實中死了,我們也不接受,所謂不死幽靈籠罩覑我們的意思,正是如此。已死的東西揮之不去,令我們困擾萬分……對於香港人來說,什麼是已死的?難道不便是所謂殖民統治嗎?難道不便是所謂貪污政治嗎?回歸之後,解殖不成功,反而新殖來臨,這是前者的幽靈不散;廉政大倒退,曾蔭權等高官帶頭揭開讓市民看到貪官重來的帷幕,則是後者的鬼魂來附身(haunted)。

陰魂不散的貪污政治

心理分析對父權的提醒是﹕父親不曉得他已死去,所以他仍活覑(以幽靈方式),我們必須提醒他,讓他死第二次!放到曾蔭權問題上便是﹕有人不曉得他的威權其實一早消失了,因而加倍濫用職權,人們必須令它死第二次!

對於這「必須死兩次」的說法,齊澤兄在另一部著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有精彩的說明﹕

「我們都看過這樣經典性、原創性的卡通場景﹕一隻貓走到懸崖邊上,但牠並不停步,牠一直平靜地向前走覑,而且盡管牠已經懸掛在空中,腳不覑地,但牠沒有掉下去——牠什麼時候掉下去?當牠向下看,而且意識自己懸掛在空中的那一刻。這種異想天開的意外關鍵在於,當貓漫步於空中,好像實在界在片刻間忘卻了牠所擁有的知識;當貓最終向下看時,牠才想起來,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掉下去。」(頁184

歷史上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拿破侖第一次被放逐時,並不意識到他的歷史角色已經終結,他和法國人沒有接受這事實。必須來到滑鐵盧,他才在戰場上醒覺﹕原來他其實一早已經完結了。

讓一切徹底完結的第二次死亡

本已「玩完」的人與事,以幽靈或活死人(喪屍)的方式「賴死唔走」,我們不但不去提醒他們,不讓他們死第二次,反而甘心承受,默認其合法性,無非是因為實在界的難以忍受。用以前的說法(如弗洛姆),是「逃避自由」。實在界透過貪污,教我們掩面輕嘆,吾不欲觀之矣。民主的紛擾亦復如是,確認其難受的必要性,有助認清理性與非理性的辯證關係。

還是齊澤克寫得好﹕「民主使得一切種類的操縱、腐敗、煽動式政治成為可能,這倒是真的。但是一旦我們除去了諸如此類的畸變的可能性,我們就會失去民主自身……」,「掩飾我們稱之為『形式民主』徹頭徹尾『非理性』的特徵,是徒勞的。……只有準備把自己的命運移交給『非理性』冒險,民主才是可能的。……」(同上,頁204

理性不得不通過非理性實現,「貪曾」死第二次之際,即使不悔改,我們自會明瞭一切。



信報社評:腐敗無可容忍 肅貪由上而下




踏入六月,二十三年前北京那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那一幕鐵腕殘暴的流血鎮壓,又在世人腦海中憶起;一闋闋可歌可泣的片斷、一個個可悲可恨的畫面,再次呈現於國人眼前。

二十三年過去,當年高舉「反腐敗、爭民主」大旗遊行示威的年青學子,今天已是中年人,但他們看到的是民主幾無寸進,腐敗卻愈演愈烈。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旗下的《環球時報》日前刊文,提出中國無法根治腐敗,惟有把腐敗控制於民眾允許的程度,正正反映出中國的貪腐問題,已到了常態化、合理化的極其嚴重地步, 說是病入膏肓,也不為過。

雖然《環球時報》那「適度腐敗論」的文章,引來網民群起而攻,內地媒體口誅筆伐,但無可否認,文章道出中國一些眾所周知的現實情況,透露出部分當權者心底裏的想法。

首先,中國的權貴階層並不接受民主制度,因為真正的民主選舉會動搖他們的統治地位,所以上述文章直指「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腐敗,民主也無助於腐敗問題解決」,並以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作為佐證。這一種抗拒民主的心態,在中國官場堪稱普遍。

文章又指出,中國民間的「腐敗痛苦感」突出,此與「為人民服務」的官方政治道德深入人心有關,這也說中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心聲。

中國的高層官員,有不少憑「承襲」父輩功勳與權威而躋身權力中心,有着「我老子打天下,我來坐江山」的想法者,大不乏人。他們認為,民眾應該看開一點,不應 要求他們無私地「為人民服務」,而是允許他們適度地以權謀私、適度地累積財富、適度地享受奢華。至於「適度」的尺子,也只能由有權有勢者來掌握了。

文章還列舉官員適度腐敗的「難言之隱」,包括工資低(不能高薪養廉),退休後失去權力就無法賺大錢,故須「未雨綢繆」。結論則是不能用「反」和「改」去解決腐敗,只能靠「發展」使問題迎刃而解。換言之,只要官員的貪腐不是太過分,民眾就應容忍,更不要抗爭。

事實上,中國今天的貪腐,民眾已經見怪不怪,無論是官場還是民間,「潛規則」的泛濫程度,簡直無孔不入,無處不在。而在貪風暴烈之下,受益的是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受害的是無權無勢的普羅大眾,受損的是整個國家民族。

或許「適度腐敗論」把權貴心中的秘密說得太白了,輿論的反響也太大了。中共官方《求是》雜誌昨天發表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四月的一篇講話,強調要着力解決 民眾身邊的十個方面腐敗的問題,不斷以反腐倡廉建設新成效取信於民造福於民。有分析認為,賀國強的講話,是為《環球時報》的上述文章「消毒」,以正視聽。

賀國強提出的十個腐敗問題,涵蓋拆遷、礦產開發、教育、醫療、食品藥物、國企貪污、基層腐化、黑惡勢力「保護傘」、買賣官銜職位、作風道德敗壞等等,足見腐 敗病毒傳染之廣、為害之深,而中央亦明白若情況繼續惡化,則民怨足使社會動盪、政局不穩,故必須有所表示,有所動作,以安撫人心。

可是,賀國強提出打擊貪腐之道,只集中於加強基層幹部的教育、管理,強化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卻非「由上而下」地切實制訂倡廉肅貪的措施和法規,根本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例如當中央要求地方官員公布財產及親屬為官從商的資料,但高層大員不帶頭,這又怎能說得過去,怎能成事。

二十三年前的「六四事件」,由悼念胡耀邦揭開序幕。正是像胡耀邦這樣廉潔奉公、兩袖清風的領導人,才值得民眾尊敬和懷念。中國的腐敗問題要改善,除了改革體制、強化規例、嚴格執法以外,還需要更多像胡耀邦那樣的高層。


 
明報社評: 黨報社評認無法根治 反貪腐仗未打先認輸

中共對貪腐的警惕上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不是今天的事,從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到改革開放年代的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胡錦濤,在各種場合以各種形式都提出過亡黨亡國的警告。雖然中共建政後殺過貪官劉青山、張子善,但貪腐從未斷尾,而且有愈發惡化的趨勢,儘管黨代表大會或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上,反貪腐已經成為不能或缺的工作目標,可是依然故我,貪腐不減,民怨不息。

涉及貪腐的官員,近年經官方傳媒揭露的,前幾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巿委書記陳良宇,上星期是原鐵道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都是中共紅人。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貪官是中共用以作為反貪教材的人辦,更多的中級下級官員貪污沒有揭發,因為只要把蓋子捂開,肯定臭不可當。

國民黨貪腐失大陸  中共應引以為鑑

中共把貪腐和亡黨亡國拉上關係是有歷史因素,翻開中國歷史,絕大多數的改朝換代,都因為人民不滿貪官污吏引發,近者如1949年前的國民政府,中共奪得政權,客觀上是當時社會對國民黨貪腐無能的反彈。事實上,國民政府內部那時亦察覺貪腐的存在,於是才有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這一幕。然而,皇親國戚以及種種利益鏈,使得蔣經國無法一打到底,不僅成為蔣的憾事,更成為大陸變色的其中一個觸媒。中共目睹這一過程,於是才有第一代領導人的「殺劉青山、張子善,管住幾十年」之說。

於治國而言,中共提出亡黨亡國論調,顯見事態已是不能不下重藥,可是,內地社會近期出現一些異論,令人對中共是否真心實意打擊貪腐有所懷疑。上周二,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反腐敗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攻堅戰〉社評,文章從劉志軍開除黨籍移送法辦,講到貪腐者不斷冒出,「前仆後繼」。讀下去,社評筆鋒一轉,「中國顯然處於貪腐的高發期,徹底根治腐敗的條件目前不具備……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民眾允許的程度」。

這篇社評令人質疑中共反貪腐的原因,一是決心不足,「條件不具備,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二是「民眾允許的程度」。反貪腐是涉及14億中國人民福祉,也是中共存亡所在,這場鬥爭失敗的話,中共亡黨亡國可期。然而,《環球時報》卻冒出一段「沒法根治」之說,仗未打先認輸,作為中共機關報的旗下報章亦如是說,反貪腐決心由此可見。且,所謂無法根治,也是以偏概全,不要說別的,就以香港為例,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港貪污遍地,可是廉署成立後到今天,香港社會基本掃除貪腐,廉潔和法治成為香港向全世界誇耀的核心價值。40年前若說廉潔是香港核心價值,必定會被喝倒彩收場;今天香港能與內地不一樣,便是40年前被認定是不可能任務的反貪腐,如今取得成功。

至於「民眾允許程度」更是不知所謂,內地民眾對貪腐一步不退,決不相讓,是因為貪腐已經侵蝕他們的生存權,君不見近幾年內地常有官商勾結強拆民舍,最終是村民抱覑炸彈與貪官同歸於盡。要民眾在忍讓貪腐程度上妥協,豈不是等於要繼續忍氣吞聲下去、繼續被貪腐剝削折磨?內地傳媒全是官辦,縱然其中不乏有良心的新聞工作者,但由上而下的操控,在「維穩」前提之下,任何社會不滿,皆在維穩這一藉口下壓成粉末,縱觀《環球時報》這篇社評,予人這種印象相當強烈。

黨報維穩遏抑民怨  一旦爆發引火燒身

維穩把社會上的怨氣都壓縮到一個小小的空間,中共把怨氣的發泄視為挑戰政府的行為,大力打壓;《環球時報》則捨正路而弗由的說「難以根治」,冀圖把千千萬萬股對貪腐的不滿轉向消弭。這種一手硬一手軟的做法絕不可取,縱然一時之間取得上風,控制了大勢,但到了最後,怨氣愈積愈多大爆發,那時即便再加強壓都無法控制,終致引發翻天覆地的巨變。國民黨丟掉大陸,有軍事上的原因,更大的是失卻民心之故,中共一些人不信邪,終會導致更大的悲劇。

盧麒元:人民幣正規化




一度熱議的人民幣國際化話題終於降溫了。大家已經不願再提起這個貽笑經濟史的偽命題了。

當然,這個偽命題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創造。用人民幣國際化這樣的偽命題,嚴密遮蔽人民幣現實存在的核心問題。通過嚴密遮蔽人民幣的核心問題,國際金融資本可以輕鬆操縱人民幣管理主權。這並不有趣,他們的目的與他們的說詞是相反的,他們正在遲滯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進程。這讓我想到了佛說三段論:「佛說國際化,既非國際化,是名國際化。」

貨幣問題非常具有哲學特質。鼓勵你國際化,其實就是阻止你國際化。為什麼?因為,人民幣國際化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當單純的人們將結果當成原因的時候,結果將永遠不會出現。再簡單一點兒說,人民幣至少還是人民幣,才存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命題。當人民幣變成美元兌換券的時候,人民幣可能很國際化了,但已經不需要人民幣國際化了。因為,人民幣已經死了。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荒唐邏輯

筆者曾經研讀世界經濟史,筆者特別認真地研讀了世界金融史。筆者驚訝地發現,古今中外都沒有本幣國際化這樣的偽命題。英鎊沒有,美元沒有,所有貨幣都沒有。請小心,有人特意到北京來講秦始皇統一中國貨幣,講得北京冬天都要開花了。但是,統一等於國際化嗎?莫非,他們在鼓勵中國管理層統一世界貨幣?管理層開始動心了,管理層一旦積極了,他們就開始提供機制了。為了鼓勵世界人民使用人民幣,中國政府首先要做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負責任是需要一個負責任的機制的。當然,為了不讓左翼知識份子攪局,這個機制最好回避立法和司法程式,最好對底層中國人高度保密。於是,他們急於造成既定事實(這就是那個所謂的機制)。他們拐彎抹角,製造了一個頂層和底層都聽不懂的概念: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The RMB rate forms the mechanismRMB exchange rate formation mechanism)。機制(Mechanism)一詞,中國人太熟悉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最怕聽到機制。上一次他們玩機制,就搞出來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波。這一次,機制帶著風波又來了。機制,就像是一句魔鬼的咒語。

筆者對人民幣國際化這個概念感到震驚。為什麼,英國人當年沒有搞英鎊國際化?美國人當年也沒有搞美元國際化?為什麼,中國人就一定要搞人民幣國際化呢?筆者知道,一種貨幣國際化是外匯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而絕對不是行政干預的結果。黃金成為國際貨幣,就是市場自然選擇的結果。就是上帝,也不能讓磚頭成為國際貨幣。當然,除非你瘋了,你非要接受用磚頭兌換任何商品。今天的中國人很無奈!今天的中國管理層是很瘋的!他們非要接受用廢紙兌換任何商品!你不信嗎?所謂的人民幣回流機制,不就是接受廢紙兌換中國商品的制度安排嗎?看清楚了:美元→人民幣→商品。這就是那個偉大的機制。難道,這個偉大的機制能夠造就新的秦始皇嗎?別逗了!不能不告訴大家一個公開的秘密:必須首先統一全世界,才能最後統一世界貨幣!真的,這是必須的!

筆者必須指出,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安排,例如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等等模式,是國際金融資本對中國貨幣政策的綁架。就本質而言,這種通過出讓貨幣管理主權換來的人民幣境外存量,與人民幣國際化風馬牛不相及;恰恰相反,在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幌子下,人民幣被迫實現了與美元的深度捆綁,成為更加被動的美元兌換券,僅此而已。筆者對本國的一些金融專家感到詫異,他們試圖通過行政干預增加境外的貿易人民幣、投資人民幣、儲備人民幣,他們意圖通過特定方式(例如人民幣離岸中心)推動人民幣進行一次國際化大躍進,他們真的天真到無邪的程度了嗎?

二、人民幣的核心問題

人民幣緊迫而現實的問題根本不是國際化問題。人民幣的核心問題在於,中國政府作為人民幣的管理者,已經喪失了部分人民幣的管理主權。在喪失了部分人民幣管理主權之後,中國經濟結構開始因貨幣極度扭曲而陷入畸形發展的狀態。作為一種特殊商品,人民幣價格已經被極度扭曲了。人民幣對外被嚴重低估;人民幣對內被嚴重高估。人民幣的極度扭曲,正好折射出中國社會分配被極度扭曲的殘酷現實。這是中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有些人認為,現在讓渡出去的國家金融主權仍然不夠,他們希望通過所謂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出讓中國的金融主權。

第一、為什麼人民幣對外被嚴重低估?

先回到前面的公式:美元→人民幣→商品。這個公式為什麼成立?道理非常簡單:用高估值貨幣兌換低估值貨幣就可以獲得估值差價。在技術上,這就叫做匯兌盈利。

請注意:匯兌盈利是中國政府刻意進行政策安排的結果。其奧妙在於兩個一方面:一方面,讓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一方面,讓人民幣資產價格不斷上漲(有時候近乎瘋狂地上漲)。這樣,你只要完成美元→人民幣→商品的流程,匯兌盈利就形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考慮何時套現了。

問題一,為什麼我們允許人民幣對外被嚴重低估?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嚴重依賴資本投入。為了吸納國際金融資本,必須提供匯兌盈利,以吸引國際金融資本進入。顯然,我們成功的實現了吸引外資的任務。但是,我們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個代價的慘重程度,不亞於兩次鴉片戰爭。

問題二,為什麼外資會大規模進入中國?因為,我們提供了天文數字的匯兌補貼。這個補貼表達為資產和商品的超低價格。資產和商品的超低價格,意味著資源流失、環境破壞、勞動力剝削等等。也就是說,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實現了GDP的增長。

上述兩個問題,構成了人民幣對外嚴重低估的現狀。

在經濟學上,本幣嚴重低估,意味著,向外輸出通貨緊縮,向內輸入通貨膨脹。在政治學上,本幣嚴重低估,意味著,對外讓渡國民福利,這是後殖民主義的經典範例。

請注意筆者的結論:由於貨幣真實購買力與貨幣幣值的變化存在明確的時間差,中國向美國輸出的通貨緊縮(美國通縮的原因和QE存在的基礎)的影響,以及中國吸納的通貨膨脹(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極度膨脹和人民幣嚴重超發行)的惡果,均未能充分表達。所謂未能充分表達,意味著中國潛在著巨大的經濟危機。

其實,人民幣的真實購買力是極端脆弱的。如果中國取消匯兌補貼,人民幣估值將出現大翻盤。這也是西方學者人民幣崩潰論的邏輯基礎。

第二、為什麼人民幣對內被嚴重高估?

稍具金融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運行50萬億GDP需要多少基礎貨幣。或者,中國基礎貨幣的存量應該運行多少GDP。建議大家按一按計算器,就知道未來通貨膨脹會以幾何級數增長。請不要驚訝,管理層的瘋狂是沒有止境的,特別是當管理層一再僥倖獲得某種投機性的成功之後。

筆者驚訝於管理層的膽量,他們竟然敢用房地產(所謂的城市化)吸納超額發行的貨幣。要知道,憲法規定國人個人並不擁有土地產權,這是明目張膽的通過貨幣操縱,進行國有資產變相轉移。當中國的一部分私人非法獲得巨額國民財富的時候,也埋下了巨大的道德和法律的隱患。當一個國家的道德和法律全部失效的時候,一旦惡性通貨膨脹降臨,必然引爆疾風暴雨式的革命。

那麼,為什麼要對內嚴重高估人民幣?一句話:利益!

在中國,人民幣不僅僅是單純的貨幣。人民幣是進行再分配最便捷和最隱蔽的工具(財政職能)。嚴重高估人民幣,使人民幣持有者(政府、國企和普通國民是基本存款者)讓渡財富給人民幣借貸者(金融特權擁有者),實現了共和國財富的垂直轉移和水準轉移。所以,中國在近二十年間,凡是接近金融特權的人全部迅速暴富。結論並不樂觀,中國通過嚴重低估人民幣,在製造超級富豪的同時,也重新製造了流氓無產者。

三、恢復主權貨幣地位

我們曾經擁有管理人民幣的一流人才和強大能力。要知道,我們的執政黨發行並管理過各種類型的貨幣,執政黨管理貨幣的經驗已經長達85年了。其中,大部分時間都是非常成功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共兩黨的決戰,率先在貨幣問題上分出了勝負。本質上,國民黨是被通貨膨脹打倒的(國統區惡性通脹);而共產黨很好地管理了通貨膨脹(解放區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至於軍事勝利,只是最後完成政權交接的必要程式而已。

但是,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朱鎔基等厲行金融體制改革,此次改革事實上顛覆了中國人民幣管理的傳統(正確)邏輯。同時,他們並未遵循主權貨幣管理的一般性(正統)邏輯,他們甚至沒有建立起中國進行貨幣管理的完整管治結構。他們採納了西方學者的建議,使用了半主權貨幣管理的權宜性措施(後殖民主義的所謂發展經濟學邏輯),這就是所謂的聯系匯率制度。在讓渡了部分國家的貨幣主權之後,人民幣在國際金融資本的壓迫下,逐漸步入極度扭曲的狀態。關於對朱鎔基等經濟政策的整體評價,以後將做專題評論。

現在,我們重新提出人民幣正規化的概念。其核心內容是,我們必須恢復人民幣的國家主權貨幣的地位。也就是說,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權力擁有一個正規化的主權貨幣。

國家的貨幣管理主權,本質上是本幣的定價權。本幣的定價權,是政府對本幣購買力的管理。就形式而言,是對貨幣流通數量和貨幣使用成本的管理;就內涵而言,是政府對財富分配的管理。

第一、中國必須建立人民幣管理的基本原則。關於人民幣管理的基本原則應該上升到憲法的高度。管理層只能在法律框架內操作。其中,人民幣管理主權必須成為憲法條款。今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出賣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主權。

第二、中國必須建立人民幣數量管理的基本準則。管理層需要清晰界定人民幣發行和流通數量的極限,管理層需要精確測算人民幣發行的邊際效用,在此基礎上建立人民幣數量管理的基本準則。今後,絕對不允許任何人通過濫發人民幣以達成經濟增長或財富分配的目的。

第三、中國必須建立人民幣成本管理的基本準則。管理層需要清晰界定人民幣利息與真實通貨膨脹的關係,管理層需要精確測算人民幣利息對通貨膨脹所產生的邊際效用,在此基礎上建立人民幣成本管理的基本準則。今後,絕對不允許通過強制實施實質負利率掠奪國民財富。

第四、中國必須建立人民幣購買力均輸平准的物質保障體系。貨幣價格的管理,實際上是資產價格和商品價格的管理。對此,我們在邊幣時期和人民幣發行初期有足夠多的經驗教訓。深諳貨幣管理的人應該知道,功夫在詩外。國家不能掌握大宗商品的國際定價權,而妄言所謂人民幣國際化,無異於癡人說夢。

人民幣正規化,在理論上也可以理解為,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但是,必須保持清醒,這是有管理和有控制的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這與世界銀行提供的匯率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方案完全是兩回事。

四、緩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

筆者一再撰文阻止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

筆者在此再次說明阻止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原因:

1. 人民幣離岸交易屬於正常商業行為,政府無權、無義務更無必要進行行政干預。由政府建立所謂中心,藉由政府提供清算的承諾,實際上必然變相延伸為政府提供補貼。政府在未提請全國人大同意的前提下,動用國有資產(剝奪國民福利)對國際資本進行補貼,涉及違法甚至違憲的嚴重問題。請有關方面三思而後行。

2. 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兩回事。人民幣國際化,是人民幣國際貿易和人民幣計價債券和人民幣計價股票國際交易發展的必然結果,跟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沒有任何必然聯繫。不下大力氣去搞人民幣計價債券和股票的國際交易市場,而搞什麼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實在是本末倒置。

3. 要高度警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成為人民幣洗錢中心。

4. 要高度警覺規模龐大的離岸人民幣流向,避免離岸人民幣成為美聯儲QE的蓄水池。

5. 要高度警覺離岸人民幣交易的價格操縱問題,避免離岸人民幣交易價格倒逼在岸價格,從而間接控制人民幣的數量管理和成本管理。

在不能清晰明確回答上述五個問題的情況下,建議暫緩建立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人民幣正處於極度扭曲的狀態,不要再增加它的風險了。

總之,我們不僅僅要學會獨立思考,我們還要學會創造性管理(制度創新)。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足夠大的規模了,中國人應當建立管理經濟的自信了,中國人有能力管理好一種主權獨立的貨幣。筆者相信,香港人也有能力管理好一種具有主權特徵的貨幣,香港可以率先取消聯繫匯率制度,重建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為祖國淌出一條路子來。無論如何,人民幣都應該結束美元代幣的時代了,中國應該結束輸出國民福利的時代了。我們的人民幣必須實現正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