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競 :丘成桐點破的皇帝新衣

丘成桐教授接受《明報》訪問，惹來網民非議，令人納悶。

《明報》標題是《丘成桐批學生重抗爭輕學業》。細看全文，丘老並無否定抗爭的社會意義，他說：「關心時事固然是好的，但我認為作為一名學生，沒有任何事比學習更重要。」

可是，像《主場新聞》的某些網上言論，馬上上綱上線，彷彿把丘老的話定性為建制代表，要貶低、打壓青年學生的抗爭權利云云。

抗爭與學業不是二元對立，但是教師要學生先讀好書，跟醫生叫病人工作之餘要注重身體一樣，錯在哪裏？

最近，我聽到有唸哲學的大學生要轉系，因為覺得大學教的東西對社會的逼切問題無幫助。如果是這樣，就像從前抗戰青年投筆從戎一樣，熱情可嘉。至於留下來的，既然在學校，享受社會有限資源補貼的高等教育，那麼不論為己為人，都應該以學習為第一，那麼將來的抗爭才會有水平、有力量。

勇於責人疏於責己

不過，香港會關心時事、獨立抗爭的青年應該還是比較會讀書的，完全不讀書的，恐怕更多，而丘老的話，就正正點出了這個現象，傷害了年輕人的感情。現實是，目前受納稅人資助的大學裏最盛行的風氣，是hea（無所用心）。數年前，有學生問他的導師：「其實大學能不能hea讀呢？」導師無奈，應道：「當然可以，你甚至可以選擇在這裏做一塊石頭、一棵草、一株樹，都行。」我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否聽的懂。

原諒我不客氣吧！現在香港年輕學生的典型文化，便是勇於責人，疏於責己。幾年前，我在科技大學教寫英語報告，發現同學們文法多有錯漏，便在課堂上把大家常犯的錯處拿出來討論。結果，有同學事後在校方的評估問卷中，批評我在文法上浪費時間，「too serious, failed to arise any interests」（對，沒錯，他寫的是arise）。這種事真是屢見不鮮。

有負責學生事務的教員跟我說，很多學生寫信文理不通，平常你指導他們沒興趣，只是到了畢業年要找工作，才氣急敗壞地找你幫忙；但寫應徵信文法正確沒有錯別字只是最低要求，這時候連最低要求也沒達到，還能怎樣？

更離譜的，就不單單是英語能力，而是常識態度。有大三學生給他的導師發電子郵件，為的是要談小組習作的方向，內容大意是：「我們準備與你會面，時間是某月某日某時在你的辦公室，請回答確認。」這已不是請教問題，簡直是發英雄帖比試武藝了！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種電郵往往沒有下款，郵址也沒有發信人的名字，有時只有學號，有時只有暱稱或綽號。我打趣說，不如直接稱呼他為「親愛的某某1234567先生」，倒也貼切。

如果我們繼續對這種情況不聞不問，而自我沉醉於香港人比大陸人怎麼怎麼優越的論述，恐怕才是香港日後被邊緣化、淪為二等城市的最大原因！要知道一個地方的潛力，不用看投資銀行的分析報告，直接看那裏年輕人的學習態度就知道了。

至於我們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某程度是教育當局的自作自受。一是過分強調所謂的course evaluation，也就是每個課程完成後，由學生對課程打分評價。當中有些問題簡直令人摸不着頭腦：比如你覺得課程的東西是否太深奧？老師教的是否清晰？這種問題只能拿到學生的主觀感覺，卻不能作為教學的客觀指標；因為你覺得太深，可能只是你不用心而已。如果學生能對課程的題目和內容深淺作出客觀判斷的話，那末他應該對該門課已具備相當高的識見，乾脆由他來教便可以了。

錯在得罪了年輕人

奇怪這麼淺顯的邏輯，大學裏頭的行政人員與決策層一直無人正視。何解？結果，學生往往變成不能得罪的顧客，時間久了，虛心學習自不用說，更多是把自己學習當中的困難，看作是課程的錯、老師的錯、學校的錯；反正，不會是我的錯！可笑的是，問卷裏問「課程材料你讀了多少」，很多人的答案都沒有一半，如果醫生開刀沒帶手術刀，律師上庭沒看文件，警察出差沒穿制服，我們的學生還會客氣嘛？

另一種歪風，是由商學院學生帶起的所謂dem beat文化，也就是一大群人圍在一起跺地喊口號。這事本身沒錯，球場裏的啦啦隊，也是一樣；只是大學生是否應該多點獨立精神、批判思考？還是人云亦云，終日圍着大夥起哄？更有甚者，我看過有些人在圖書館門外組成人牆dem beat，吵鬧不堪，沒有絲毫尊重別人安心讀書的權利。個人認為，這種dem beat與近年公共討論裏頭凡事起哄、沒有思考又不尊重別人的文化，可說一脈相承。

當然，放大一點看，學生不學習，只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都不喜歡學習；「不務正業」已經是香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能怪他們嗎？因為正業都不賺錢，這個你我都知道。

社會只有金融、地產賺快錢，這種風氣其實丘老以前也批評過，他也說過大學財政權操於政府，無法真正獨立自主。然而，這些話又為何沒惹來年輕人的非議？因為這些話對他們很中聽；因為中國人的言論自由，從來都是說自己喜歡聽的話的自由。

現在我們都頌讚蔡元培，因為他在五四運動的關鍵時刻保護了學生，體現了學者的風骨；卻很少人知道，其實他當初是反對學生們去遊行的，原因也是他認為學生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他也批評那時的北大學生，關心升官發財多於做學問，就像現在我們的炒炒賣賣一樣。

所以，丘老錯了，他錯在不識時務，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年輕人；他錯在政治不正確，指出學生們不讀書的事實；他錯在揭穿了皇帝的新衣，說出了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卻不願面對的真相。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高度警惕法家治港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

自從特首選舉被媒體戲謔為「豬狼對決」以來，坊間一直以為梁振英是很有手段的人；現在看來，梁振英的手段不過爾爾。

過去《信報》林行止常提「雍齒效應」，說的是劉邦當了皇帝後，天下人心未定，遂問計於張良，張良建議劉邦生平最痛恨誰，就先賞賜誰；結果劉邦最討厭的手下雍齒首先獲得封爵，其他人看到雍齒尚且有此待遇，自然寬心。

日前，梁振英特首以私人名義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威脅狀告誹謗，可以說也是運用了「雍齒效應」——不過，那是逆用。

睚眥必報 何來「港營」

選戰以來，香港媒體壁壘分明，這本來沒什麽大不了，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都是如此。《信報》雖被不少行家視為親唐營，但在評論版看到的文章，也是各自表述，百花齊放。好像練先生評論唐、梁之分的鴻文，便指出兩者是不同利益板塊的較量，分析中肯有力，沒有偏幫唐營。

現 在梁特首上任不久，便向被視為對家陣營的報紙發律師信，難免瓜田李下，予人以法律公器打擊對手的嫌疑。而且，熟讀練先生文章的人都知道，他與梁振英之間的 對立，非今日始；當梁振英還在說「自己N屆不選特首」的時候、當普羅大眾還不怎麼注意他的時候，練先生便多番就前者的疑似共黨背景，與之筆戰。

如此這樣，難免惹人懷疑，梁振英是睚眥必報。而他卻一直說要營建「香港營」，人們也寄望他拿出領導的風範，修補選舉期間的裂痕，可是觀察他對此事的處理，不是剛剛相反？這將向懷疑他的人，發出什麽信號？

香 港新聞界「逢政府必反」的風氣，個人並不認同。可是，梁特首如要糾正新聞界斷章取義、譁眾取寵的歪風，肯定是開錯刀。他如果是找一份小報來試刀，比方說曾 經支持過他的某些立場鮮明或篡改捏造事實的報紙，肯定能讓人對其施政風格耳目一新。可是，他卻偏偏找來一份最重視分析的知識大報，衝着一位寫慣大塊文章的 學者而來；除了令一般小市民關注起原來無甚興趣、甚至不會一看的文章外，又能起到什麽作用？

團隊灰心 盟友心寒

對於一般人來說，某些早有預設立場的評論員對梁特首百般刁難乃至辱罵，早已司空見慣，我們不會有什麽好奇。可是現在涉及的，是據聞中南海領導人也會訂閱的大報，就讓人得到這樣的雍齒訊息：連《信報》也容納不下，我等更不用說了。

所 以，今次與其說梁振英沒器量，倒不如說他不智。現在誰最高興？反對他的人會很高興，惟恐政府變得強勢的既得利益也高興，怕政府推出辣招的炒家也可以高興一 下。為什麽？因為梁特首把反對他的人都團結起來了；本來被他視為對手（或敵人——如果他有「敵我矛盾」的概念）的泛民政治勢力，不論如何都會反對他。

可是以下四種人，本來應該是他努力團結的對象，現在卻會對他有了新看法：

第一種：《信報》讀者群中那些高薪高職的社會精英，尤其是金融、地產界，他們本來利益取態上就比較傾向保守不變，不會太支持梁政綱中那些偏左的社會經濟政策；但他們也是見慣世情、懂時務的務實人，對梁特首開始時都是走着瞧，現在恐怕更不買賬。

第二種：《信報》讀者群中的知識界人士，他們本來對唐、梁都不看好，不過出於對過去十年香港畸形發展的憤慨與無奈，而曾經對梁振英抱有一絲奢望。現在經過半年觀察，加上今次對在知識界素有厚望的練先生用上這樣的手法，這些人會作何想？

第三種：社會裏面廣大的中間派、溫和派，本來對梁特首還算疑中留情，希望給予他機會表現、戴罪立功的民間人士，日後出於對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的關注，將進一步倒向反對派。

第四種：也是最難堪的，就是不少真心為港、出於大局而進入或留守今屆政府，或者出於職責不得不輔助他的公務員，肯定會對梁特首的做法有看法，離心離德。

試問這個讓自己的團隊灰心、潛在的盟友心寒，既激怒溫和派又團結反對派的手段，不是愚不可及又是什麽？

再者，從前人家指摘梁振英是地下黨員，以及選舉時關於「黑金飯局」的報道，梁振英好像都沒有發律師信；現在回想，是否等於對那些指控的默認？

更讓人擔心的是，梁振英被人作出各種猜測批評，非自今日始，也不會以此事終，那以後便要以同等標準處理，否則會予人政治迫害的惡感，或間接承認的猜想。

不過，如果梁振英每次都要發律師信告上法庭，搞到紛紛亂亂，香港社會還如何承受得了？他所說的專注實務搞建設，又從何談起？

何謂「法治」 或有「新解」

梁 特首最令我們擔心的傾向是，他把英國人講的法治，理解成中國古代法家的「以法治港」，這比大陸領導人講的「依法治國」，更差了一個檔次。在這裏，法律不是 凌駕於一切的共同準則，而可能變成一種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文首韓非子的話，不知是否就是梁振英內心對反對他的人的看法？

有人說，梁振英要效法李光耀。先不論李氏的做法本身是否妥當，梁振英是絕對做不到的。因為他的權力來源，論獨立性大有不如；論威望，尚未看到實績；論形勢，目前是處於劣勢。如果凡事還要硬作強勢，根本就是判斷錯誤。

個人始終認為，社會輿論一味咬着僭建問題不放，是放錯焦點。但現在梁振英的問題，事關他的政治判斷力和包容力，是領導能力的「重中之重」。香港社會內部矛盾還嫌少嗎？我們要重新上路，正正需要一個有胸襟的領袖，梁特首的褊狹作風，令人擔憂香港未來不得安寧。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金發局須否另起爐灶？

但凡推行新政的人，大多急切求成，往往倉卒行事，以致禍敗招損。昔日董建華亟欲為香港開創新路，但最終好心做「壞事」，足以為戒。特首梁振英沒有董氏開首的人緣人和，政治形勢更為惡劣，更宜審慎而行。

上周《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金融發展局及經濟發展委員會，令人想起董建華時代的眾多星級委員會，最終不是一事無成，便是無疾而終。何也？有說公務員制度從中作 梗，但政治委任制度實施以來，特首對官員委任權已大增；有說是缺乏諮詢，但社會人心對新方向往往根本沒有共識，即使本應領導輿情的精英階層也是嚴重內部分 歧，諮詢政治又從何說起？

一番折騰 似有定位

在此情況下，梁政府重組三司十四局或多設幾個委員會，最多只是無關痛癢的微末枝節，不能改變根本；更有甚者，在過程中行事倉卒，未能與現有制度銜接，容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以 金融發展為例，如果目標是「為持份者提供高層和有效的平台，集中研究如何配合國家金融市場逐步走向國際，進一步發展香港金融業，包括在促進金融業多元化， 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家和地區中的地位和作用」云云，那麼這不是財政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的既有職責嗎？如此，何不直接責成有司，就此提交明確政 策建議？而「金融發展局」更應明確定性為輔助該司、局長的諮詢委員會（目前經過一番折騰後，似乎這個「局」也的確如此），定時提交具體工作報告及政策建 議。

其實設立一個範疇跨越不同金融服務的諮詢委員會，方向本身正確。一方面，銀行、保險、證券等等行業早已滙流，香港的既有行業監管機構卻仍然是一業一管，早年社會已有討論應否仿效英國，設立類似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的超級監管機構。

另 一方面，監管功能和促進發展功能本身存在一定矛盾，不宜由一個機構處理；因為但凡監管者必然傾向保守，設立重重關卡，以免出事時禍及己身；促進者必須積極 進取，大多鼓勵自由創新，拆牆鬆綁，以行業發展為己功。在兩者中取得平衡，是政治家的責任；但把兩種功能放在一個行政部門，必然造成精神分裂，左右為難。

從前，英倫銀行有三大核心目標（core purposes），分別是維護貨幣穩定、維護金融穩定，以及保持英國金融服務的有效性及競爭力；2004年新行長Mervyn King上任後，已把第三項剔除於核心目標之外。

堅持稱「局」 邏輯混亂

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的報告，並無就這種矛盾加以論述，也沒有交代如何與既有的監管機構整合、互動。香港既有的四大金融業監管機構，竟無代表擔當新機構成員，所謂「與監管機構和行業團體共同探討……」（見新聞公報），又從何說起？

尤 其目前金融管理局是類中央銀行，自稱的主要職能，包括「加強香港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維持及發展香港的金融基建」，那麼它須否效法英倫銀行的做法， 重新釐定自己的目標？如否，一個管理局與一個發展局的功能角色，又如何配合？順帶一提，香港回歸後的政府決策局和它們轄下機構，不管純粹諮詢，還是具備法 定乃至行政權力的，都一概統稱為「局」，實在名不正、言不順，反映了行政邏輯的混亂。

再以經濟發展委員會為例，香港無疑需要在金融、地產以 外，發展更多實業，但是董建華時代已設立了級別相當高的策略發展委員會，由特首委任，兩大司長列席，中央政策組提供秘書處服務。這委員會的職權，包括「就 香港長遠及整體發展需要和目標，特別是社會、經濟及政治面對的問題、發展方向和策略，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範圍雖然比較廣，但卻包涵了經濟發展委員會的 部分任務，後者同樣由特首委任，並兼任主席，同樣有司、局長列席；資源重疊事少，意見不一事大，敢問有分歧時誰高誰大？

按目前的公開材料，看不到為何新的經濟發展委員會的事情，不能在原來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商議。要不然索性把前者置於後者之下，作為一個附屬委員會又如何？

目 前社會陰謀論盛行，我不願猜測這種架構安排的動機。只是純粹從行政理性來看是沒有道理。第一、政出多門必然造成權責不清；第二、即使作為諮詢平台，我們現 在的平台還嫌少嗎？第三、平台多聲音更多，沒有廢舊便立新，又未弄清楚新舊之間如何協調，徒然造成文山會海，行政低效。

行政主導 自相矛盾

香港的問題實在不是諮詢平台不夠，也不是意見不夠，而是內部缺乏跟進意見的研究調查，外部沒有達成共識的政治機制和民心；大部分的意見，只是「隨便說說」而已。說實在，參加各式委員會的雖是行業翹楚，但都是大忙人，每人能在委員會花上多少時間和心力？

況 且這些委員會都是易設難廢，日子一久，變成尾大不掉。一個行政部門，決策前要聽幾個委員會的意見？如此還說行政主導，豈非自相矛盾？除非目的是要用一個打 另一個。但大部分委員會的任命權最終都在特首，何苦？上文說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新一屆委員才剛任命，按道理應該不至於偏離特首的施政理念太遠。

由此觀之，特首如對現在的委員會表現不滿，只需一紙委任狀即可，何須在已經複雜無比的行政架構上再起風波，徒然添煩添亂？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重寫《公司條例》揭示的八大現象

香港公司法源自英國，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有說香港的《公司條例》未能像英國般與時並進，故此政府於2006年開始就重寫該例展開 諮詢，並於2009年12月公布《公司條例草案》擬稿第一期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件」），目的是要強化企業管治、便利營商環境，並讓世紀老法更能適應現 代社會。

諮詢後的草案2011年1月刊憲，並提交立法會討論，2012年7月正式三讀通過。我沒有參與也沒詳細研究，但對此階段發生的事作了一些初步了解，得出幾個有趣觀察。

一、諮詢期長達三季

首 先，目前有部分新聞業者指摘當局沒有諮詢，這完全不符事實。當局早於諮詢文件的開首「摘要」第三頁，便已明確提出這個議題：「董事的住址及董事和秘書的身 份證明文件號碼應否繼續在公眾登記冊上披露」；「摘要」全文不過四頁，文件內文第七章更是通篇討論這事，提出兩大問題徵求公眾回應，怎能說是刻意淡化隱 瞞？況且，在開展諮詢與2010年8月底結束諮詢（當中有整整三個季度）時，當局都有發出新聞稿，記者又怎會不知？此其一。

二、客觀羅列正反論據

當 前「陰謀論」、「動機論」盛行，有論者質疑今次又是政府有心打擊資訊流通乃至新聞自由。可是，當局在2009年諮詢文件的第七章內，其實已相當客觀地羅列 該否披露住址與身份證的正反兩方面論據，而且明言當局傾向保留目前公開披露住址的制度不變，只是「希望聽取公眾的意見後才就此事作出最後決定」（見 7.14段）！

如果這也是假諮詢，什麼才是真的？如果政府一早包藏禍心，又可苦當初？上周外國記者協會與美國媒體均對本港修法表示關注，但 是英國國會2006年的公司法也早已把董事住址列為受保護資料，只能向特定公共機關、信貸評級機構或應法庭命令提供，難道英國國會都是有心打擊新聞自由 （說不定也是，畢竟圍繞新聞集團的醜聞，也讓英國社會對傳媒操守產生疑慮）？此其二。

三、議員應有的責任

曾經 負責審議、通過《公司條例》的立法會議員目前對此事不是不聞不問，便是傾向劃清界線。人人都說問責，議員對自己通過的法案是否也有政治責任？固然立法會的 權力非常有限，可是議員在法案審議階段並沒有提出相關的修正案，甚至最終表決時也沒有人要求點票，很明顯，當時無人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現在有議員指出傳媒 當時沒有表示抗議。

的確，無論在諮詢還是立法會草案委員會階段，我都找不到記者協會提交的書面意見。可是當初沒有，不代表事情不重要；現在有，不代表就重要。議員的責任，是純粹反映一時一刻的民意，還是該有自己對長遠問題的獨立判斷？此其三。

四、政府應有的判斷

事件發酵至今近一周，執筆時尚不見財經事務科就此發表正式新聞稿回應，反而看到一條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委任公告，不過例行公事而已。是政府覺得這事情不 重要？如此則是政治判斷有問題，因為事件已由一項技術性修訂變成政治議題，打擊市民對政府所餘無幾的信任。有關官員至少應該羅列基本事實，以正視聽，這是 公眾的知情權，也是官員的責任。此其四。

五、與梁班子風格無異

目前輿論、甚至議員尚未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便已討論要如何抵制《公司條例》附屬法例的生效。有關附屬法例共十二條，我非法律專家，不知道廢掉其中一條，會否影響整個《公司條例》的生效？《公司條例》 的涵蓋面與當中涉及的公眾利益，遠遠超過董事地址與身份證是否披露的問題；我們動不動便要推倒重來，與梁政府為人詬病的執政風格有何分別？每次推倒重來， 都是對行政資源與社會凝聚力的消耗，最終導致行政低效，又煞有介事嗚呼哀哉地對施政水平低落批評一番，這不是很好笑嗎？此其五。

六、重點應在「利益披露」

《公 司條例》的初衷，肯定不是為了便利記者作偵查報道；偵查報道對權貴有制衡監督的作用，在目前香港社會尤其有很大積極作用。可是在《公司條例》下註冊的公司 董事不見得都是權貴，是否該有更合適更具針對性的方法，而不是要犧牲整片森林（所有人的私隱權）來拯救幾棵樹（個別權貴的地址與身份證的後幾個號碼）？相 信肯做工夫的記者，仍然會有方法在不構成誹謗下作出推敲，讓讀者自行判斷真偽。

我們該討論的，反而是如何加強針對某些享有公權力人士的利益披露，比如目前行政會議成員須登記的個人利益表，似乎並無要求披露配偶透過公司持有的利益。這個須否作出修訂？又須否延伸至立法會議員？此其六。

七、諮詢制度的缺失

殖民地時代沿用至今的諮詢制度，經此事再次證明已完全失靈。過去我指出在民主化後，諮詢政治是無法彌補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的認受性（〈磨人的諮詢政治〉，刊2011年9月16日《信報》 ）。

這 次事件更進一步突出了目前社會議題眾多，每年推出諮詢的大小政策動輒數十項，一般人根本無法專注於內文細節的可能影響。政府不可能每人一信，問清每人意 見，也不是每人都具備專業能力，看到技術性事情背後隱含的意義。這根本不是「政府是不是好人」的問題，而是簡單的時間分配與專業能力的問題。香港的政黨能 否起到代表不同利益、整合社會意見的功能？此其七。

八、論述淪為政治表態

最後，在這種成熟的民主政黨政治出現之前，我們的社會討論須何去何從？這件事情發生之初，便慣性給人解讀為「新聞自由」受威脅。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比「新聞自由」更好消費的了！

可是，採訪工作沒有那麼方便，不等同採訪受到刻意阻礙；說是影響資訊流通還可以，但不能就跟「新聞自由」受威脅劃上等號。

如果這是威脅，那麼《南方周末》面臨的「威脅」該如何形容？我們的詞彙未免太過單薄、我們的概念也未免太過粗疏！如此下去，我們的公共論述不會是實事求是的理性思考，而是淪為尋求政治正確的政治表態。這，難道就是你我追求的自由社會？此其八。

這 麼一項看似技術性、甚至順應世界潮流的《公司條例》修訂，在上周經媒體報道後迅速升溫變調，它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宏觀地審視目前的施政、議政、傳 媒和社會公共討論的風氣文化。以上我只是作一綜合整理，供讀者參考，有心人研究；因為這些現象都是早已有之，只是於今尤烈。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迷失中的香港

當歌手王菀之都忍不住要對「長生津」說上兩句，當這個簡單的臉書留言都會引來網民圍攻；當我認識的嚴肅政治學者卻對倒梁遊行失去興趣，我便知道香港人對政治的關心去到何種程度。前者故不用說，後者並非不關心，而是因非常關心而由盼望走到失望最終接近絕望。

元旦夜，維港傍。這邊廂，是倒梁遊行包圍政總，參與的反對派不是示威常客，也是比較關心時事的一群；另一邊廂，會展場內每年一度的叱咤樂壇頒獎典禮，娛樂之 餘，也充滿對社會議題的另類「討論」；從蝗蟲論到「你呃人」到反國教，從畫面到歌詞到場刊用語，再到觀眾普選「我最喜愛歌曲」，在在浮現我城過去一年社會 大事的影子，滲透着普羅大眾對時事的關心。這，讓我想起十年前的七一。

思維模式 非黑即白

的確，當政治不再只是AO高官的舞文弄墨便能自圓其說，不再只是尊貴議員的馬拉松拉布反拉布，不再只是象牙塔知識分子的侃侃而談，甚至不是我這種評論員的數黑論黃和偶爾的引經據典，政治便是一個走下神壇的偶像，讓一般人發現她原來那麼遠，又這麼近。

當 出世的神職人員都禁不住對社會氣氛表達關注，可見我們這個所謂「經濟城市」蘊含何等巨大的政治能量！朋友參加某銅鑼灣一個非常中產的禮拜堂聚會，牧師連續 三周對目前社會的撕裂與分化發表評論。聖誕前夕，聖公會大主教的聖誕文告，亦批評社會某些人一味用「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就某些議題「長期廝殺」，令各 階層互不信任、互不尊重。

撕裂源自矛盾，而這深層次矛盾不是單單的府會矛盾、貧富矛盾、中港矛盾、身份矛盾，而是直指人心的價值矛盾。剛過 去的2012選舉年，人們從最初因擔心唐英年的個人能力、官商勾結和地產霸權而對梁振英寄予期望，到後期質疑其政治誠信、恐懼香港赤化，乃至不惜一切要轟 他下台，甚至把政府的權威打倒。是否比起現實的磚頭問題，港人更關切看似虛無縹緲的價值問題？香港人，原來並不完全市儈。

這幾年人人爭說核心價值，選舉期間連城中首富也表認同；可是社會對核心價值的內涵有共識嗎？泛民主派在說，自由黨也在說；藍血中產在說，草根社運也在說：他們論說的，不可能都是同一樣東西，更大可能是自相矛盾。

個 人實在無法認同所謂核心價值就是發財權，可是過去多少人明渡偷渡來港，除了投奔自由，不也是為了逃離政治？過往香港是很多左、中、右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包 容、踏實生活的地方，為何連國共內戰、東西方冷戰與中英談判的考驗都能安然度過，卻陷入目前自身的內耗？「務實」與「包容」即便不是核心價值，至少也是我 城的核心特色？當然，務實不應是曾蔭權式的「做好呢份工」，包容也不是不辨是非的和稀泥。

核心價值 各有表述

事實上，價值是很抽象的東西，必須在具體實踐中體現，艱難取捨中考驗，逆境困惑中磨練。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一份事先準備好的禮物，九七年後交到我們手中保存起來；尋找核心價值的旅程，其實零三年才剛剛開始。

流行樂頒獎禮的主題是「土炮起來」，很反映目前社會對自我價值的追尋。場刊標誌本身已經別樹一格：一襲紅色旗袍打扮的模特兒，跨抱一支紅白藍三色的小火箭。閣下想到什麽？紅白藍膠袋？上海師傅的理髮標誌？佛洛伊德式的暗示？還是捲起了的聯合王國Union Jack？

也 許通通都是，因為它們都是過去到現在香港社會的種種；而中國的傳統騎着英國的設計起飛，是否就是香港故事的速寫？難說，畢竟當年連江澤民也要在回歸典禮上 強調：香港的繁榮歸根究底是香港同胞創造的；不過，可以肯定香港這支土炮，既有本土又有國際的一面；如果這支土炮能重新起來，也許更勝前任特首的起錨。

集體無力 轉為呼喊

我 素來對流行音樂不甚了了，只知它比大會堂內安蘇菲．慕達的小提琴奏鳴曲，較貼近一個地方的時代精神。正如六、七十年代的搖滾音樂，令人想起席捲全球的左翼 反叛浪潮；八、九十年代羅大佑的《皇后大道中》，令人想到回歸的傍徨。流行音樂印證一個時代，或如頒獎禮口號所言，有什麼時代，就有什麼時代曲。

那 麼，我們到底身處一個什麼時代？頒獎禮的高潮，是無綫電視劇《天與地》的大熱主題曲《年少無知》獲最多投票，牽動了全場觀眾的感情。如果這首曾經在反國教 佔領政總時熱播的歌代表了這個時代，香港人實在也相當無奈。追逐夢想的熱情也許餘溫猶存，但更多是「此情可待成追憶」的過去；如果八、九十年代是我們政治 上的年少無知，那末過去十幾年是讓人政治成熟的歷練？還是只剩下挫折與失落後的滄桑，猶如三位男主角額頭的皺紋刻在人們心上？

或許這些都不是。年少無知後的集體無力感，表面轉化為聲嘶力竭的呼喊，內心卻深深隱藏更大的不安。

世 事紛紜，我無力一一梳理，只知道香港已進入喧嘩吵鬧的一零年代。用前任樞機主教的話：我們身處一個思想混亂的年代。這個時代的政治必然是躁動的，因為我們 對自身是迷失的，而迷失的結果是不斷的爭吵與尋找；在香港社會對自身價值未能找到共識之前，這種爭吵與尋找會繼續存在並且激化。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不但會處於挨打狀態，甚至會從以前的導演變成配角，因為無論掌握人心還是主導思潮，都不是政府的強項。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官、商、民的分裂 vs 融合

 

香港各界對所有議題各執一詞，結果自然莫衷一是。人們愈來愈相信的，是「互不相信」；唯一能達成的共識，是「沒有共識」。最近我有幸參與社會企業「好單位」主辦的跨界講座，討論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得到很多啟迪。

在 目前分化對立的氣氛下，官、商、民三大界別能否進行建設性對話，是繼續分裂還是融合，是既重要又急切的課題。這不單是香港的問題，金融海嘯後，即使在歐美 歷史悠久的民主政體，民間社會對大企業批判日深，而政府對社會問題卻回應乏力。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的Dominic Barton便於2011年的《哈佛商業評論》中，從企業管治談到資本主義的長遠可持續性。

地產商變社會黑五類

香港作為一個不能獨善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體，更面臨雙重危機：一方面，我們缺乏西方國家久經磨合、為社會普遍認受的憲政傳統；另一方面，又要面對與內地經濟、文化融合帶來的挑戰。

要 求三方對話、跨界思維，本身便假設了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者是分裂的；不幸這恰恰是目前流行的主觀認識。根據這種認識，企業純粹為利潤而存在，想方設計 去避開規管，公民社會則是激進主義的溫床，政府是一頭與民眾脫節的惡魔、獨立於社會以外的黑箱；三者之間，只有政府與企業存在某種「勾結」關係，其餘都是 各自為政。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這種認識觀的因素複雜，只是這種認識觀一天不改，目前社會互不信任的氣氛，便只會變本加厲。

這種認識觀的最大缺陷是，它忽視了個人的多重身份；資本主義喜歡以人的經濟功能來界定人的存在，比如說你是會計師、建築工人、公務員等等。

「公眾利益」漸漸消失

不 過，人在世上的身份是多重的，政府裏面當公務員的人，難道不也是公民體的一員？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親朋戚友，不可能跟大社會完全割裂，不可能不感受到社會 的氣氛。過去董建華時代，年輕公務員乘的士上班不敢說去政府總部，而說自己要去聖約翰教堂，就反映了他們身為社會一員的掙扎。

企業管理層又何嘗不是？日前一個商界人士感慨地說：曾蔭權執政七年，成功讓地產商給打成社會的黑五類，也反映了這種無奈。如果我們接受自己是公民共同體的成員，那我們有沒有共同利益？有沒有共同價值觀？有沒有共同義務、權利與責任？

先說企業。現代自由經濟學派過度側重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而忽視了彼此間的互相依存關係；然而沒有後者，社會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人類也毋須過群體生活，更不可能有政治生活與政府了。

即 使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也不如此認為。Barton在論文中引述史密斯的話：「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彼此的幫助，因此同時也暴露於互相傷害之 中」。此話一針見血，道出當中的辯證關係。企業追逐利潤不是壞事，利潤只是有效利用資源生產的結果，但如果是「不計社會成本無限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便 有點不一樣了。可惜香港商界、尤其大企業予人的印象往往如此，而Barton的論述，正正是對企業短期行為的反思。

至於政府，她的本來目的 應是「公眾利益」，可是我發現這詞彙近年已經很少出現於政策論述。古羅馬時代的公共建設都刻有SPQR的字樣，意為「元老院及羅馬人民」，拉丁語有pro bono publico，意思是「為公益」，今天英語仍然使用。也許因為意識本身政權的脆弱認受性，所以殖民地政府更強調「公眾利益」，努力製造一種「善治」的形 象。

政策研究經費太少

當然，「公眾利益」從來不易界定。單是長期短期利益便夠麻煩，更別說集體與個別利益的矛 盾了。也許，這個詞彙的消失，正好反映了整合社會利益的難度。本來政黨出於選舉的需要，在尋求執政的過程中，會起到整合各種社會利益的作用。可是在香港的 奇怪政制下，政黨壯大自己的方法恰恰相反，是要讓各種利益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一者，反對黨根本沒有成為執政黨的機會；二者，比例代表制擴大了小黨派的生存 空間，而小黨派為生存往往刻意放大個別團體聲音，加強彼此差異，而非促進妥協。

政府無法建立「公眾利益」的論述，結果與公民社會之間便發展 出一種吊詭的狀況：政府仍然掌握法定和憲政賦予的正式權力，但卻日漸失去管治所需的「道德權力」；從反二十三條到反國民教育，從反填海到反高鐵，從反雙非 到反自由行，公民社會的力量所以成功，不單單因為其激進性較能吸引媒體注意，也是因為他們成功佔據了道德高地。

如果要對這十年來公民社會做一過度簡化的描述，其共通點就是弱者的充權（empowerment）過程——這個權就是「道德權力」。而香港諸事不成，乃因為掌握道德權力的人既無法律權力亦乏經濟資源；掌握法律權力與經濟資源的人，卻日漸失去道德權力。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在認識層面明白社會乃是一個比政府與商界更廣大的外延，概念上後兩者不可能獨立於前者而存在。

政 府與其糾纏於與個別政黨的利益交換，委任個別人士入閣，倒不如直接走入社會，因為一切政治支持最終必須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可惜目前政府對社會基本是忌憚多 於接觸。早前去教院辦的關於政府管治信任度的講座，我看到美國和德國領事館都有派人前來旁聽，反而香港政府好像沒有代表（除了早已退休的官員），這不是很 奇怪嗎？如果政府連民間在議論什麼都不知道，又怎能打贏輿論戰？

至於商界，可以做的很多。據說金融海嘯後，美國商界特別金融界不少人自覺與 其出來給人妖魔化，不如關起門來賺錢。這種態度恐怕只會進一步加深各方隔膜，讓企業失去發揮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機會。建設性合作與對話 （Constructive engagement）還是需要的。即使不公開支持政團，也可以鼓勵一下社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尤其是對公共事務研究的資助。

據我考究，政 府中央政策組的年度預算幾年前只是八千萬左右（公開數字），勉強能買十個太古城的中型單位。隨便找幾個大機構的CSR和公關部門的支出加起來，都要勝過； 其他經費緊絀的民間智庫，更不用說。七百萬人的國際大都會每人只花十元研究長期政策，我們的議政水平，可知一二。其他如座談會、高峰會，甚至社會議題徵文 比賽等等，都不是要等到普選才可以做。篇幅有限，有機會再談。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梁振英「百日維新」考

特首梁振英上台已過百日，相信梁先生自己也不會否定，施政的困難，要比預期高，做特首和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是兩碼子事。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梁政 府目前舉步維艱，到底是他個人問題，還是既有制度的問題？他面對的困局，是個人困局，還是整個香港的困局？梁班子實施的到底是新政，還是曾班子的慣性延 續？

說他是個人問題，我們馬上會聯想到以下種種：他的疑似共產黨身份、「語言偽術」、用人失察等等。這些，幾乎成了過去幾個月熱烘烘的輿論焦點。不過，如果我們把眼光拉遠一點，會發現：

一、他的疑似黨員身份和所謂「語言偽術」，由來已久，不是今天才被發現，傳媒在特首選戰時也有報道，為何人們到今天才醒覺？

二、梁班子某些人選的確乏善足陳。這是他缺乏容人之量？還是有能者不願出來服務社會？是用人失察？還是根本無人可用？

一線人才 何以失蹤

有人說，梁班子只是建制派的二線人才；果如是，為何一線人才不願出來？很明顯，這反映了選舉以來，唐、梁兩股勢力的裂痕。最近，行政會議新添兩位成員，可視為團結建制派的舉措。

至於民主黨派，為了爭取普選，便不能加入小圈子選出來的政府，對此我們耳熟能詳。只是作為邏輯推論，兩者沒有因果關係，因為普選是爭取的目標，卻不一定須要是行事的前提。現實政治的目標和手段，往往是不一樣的。

然 而，選舉期間曾經支持梁振英的各界名人，除了出任行政會議的，都跑哪裏去了？一方面，固然是大勢所趨，另一方面，也因為那本身只是一種很鬆散的、缺乏組織 的聯合。如果那是一個正式政黨，而梁氏又是黨主席，那麼便不用為找人而頭疼，甚至一早可以擬好公開名單，上任前便可開始研究施政的種種困難，設想好應對方 案，怎會如此狼狽？只是依賴臨時特首辦，或其他非正式的機關渠道，應付這麼多複雜問題，又豈能成事？反對派把這看成純粹的誠信問題，其實還有實際的組織問 題。

更有趣的是，那些原來支持他的民眾，又跑哪裏去了？如果我們細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梁氏在歷次民調中都遙遙領先，直到最後電視辯 論，唐英年揭秘，中聯辦明顯介入；但從3月16日至23日，梁的民調「得票」由39%滑落到35%，卻仍是最高；「三二三」民間選特首，梁得票近18%， 略高於其餘兩位，雖然棄權票佔總數55%，但真普選的話他可能還是會低票當選。3月27日特首選舉後的跟進調查，支持度51，也勉強合格。

行政慣性 被迫延續

現在，他的支持者是改變主意了？還是發現被騙了？你可以說，這正好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弱點、群眾的非理性；也可以說，選民沒有道德義務要支持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遑論這只是民意調查而不是真正選舉。

我的解讀是，梁氏在選舉期間民意上的領先，反映了社會上對曾蔭權治下貧富兩極化的普遍不滿，尤其是地產霸權和某些社會階級對經濟資源的長期壟斷。

當然，奢望梁氏能來個翻天覆地，本身就不切實際。梁氏的政綱，相對唐英年來說，只是略為偏左，用他自己的話，是「適度有為，穩中求變」。他的政治理念，是在 不根本改變——或者也實在無法改變——目前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前提下，讓經濟成果能較合理分配，紓緩社會矛盾，反過來這又會減低推行體制改革的訴求。

因此，他主張政府要在房屋、土地利用、產業政策、社會福利等方面作出較大主導作用，改變曾蔭權時代無所作為的狀況。

香港的某些既得利益，自然不會希望看到他成功；民主派跟他道不同而不相為謀，也不會希望他成功。因為他的成功，會紓緩普選的訴求；他的失敗，會反證小圈子選舉的荒謬。但是，對於廣大香港民眾呢？

也許，對於大多數低下階層而言，是希望看到他成功的，因為有實際的好處；但是對於並非單純看重物質利益的中產階級來說，心情比較複雜。選舉後期的抹黑，以及梁氏本人在選後的誠信問題，觸及中產階級近年關心的核心價值；雖然到底什麼是核心價值，沒人說得準。

在整個選舉期間，很多人害怕梁氏執政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種政治宣傳。現在看來，這種憂慮明顯是多餘的。

警惕政府 已成慣性

首先，我們要把梁班子與「政府」兩個概念分開。請記住，梁氏蒞任之初，他能帶進政府的，就只有四十來個正副局長和行會成員，連司機也許不能帶！行會尚多新面孔，局長當中，卻有九位在前朝位居顯要；而且這些人當中有多少人是他的親信？多少是各方折衷的結果？

大家不要把所有事情看作個人道德問題。無論你是何黨何派，一天也就只有二十四小時，你要面對這麼多問題，最終還得就地取材，依賴既有的行政系統——公務員，以及前朝留下的正、副局長、司長。只是如此一來，便得接受後者的行政慣性。

我以老人福利作例子，說明一下。先來看看以下這官方發言：

「如 何處理高齡津貼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提出有關高齡津貼的幾點檢討方向，主要是想從政策的長遠可持續性及公共財政承擔角度出發。我認為既然社會觀念已 經改變，視高齡津貼為長者生活補助，不單純是象徵式敬老金，我們是需要考慮在提高津貼水平之餘，引入新的入息資產審查制度」。

這段話不是出自現政府，而是剛好四年前曾蔭權的講話！事緣當時曾氏在《施政報告》表示，可把高齡津貼（生果金）加至一千元，但得加設審查制度，結果在立法會發生首次的「掟蕉」事件，最後在民情反彈下不得不退讓，擱置審查。

以 此觀之，梁班子增設「長者生活津貼」的新措施，數額雖提升到二千二百元，審查制度放寬為純粹申報，但在政策考量上，背後的思維非常有連貫性。把曾蔭權的稿 子換成現在勞工福利局局長的稿子，基本調子沒變。這就是我說的行政慣性。當然，這個例子比較突出，因為張建宗局長還是連任。

第二，另一邊的反對派，思路和論調也是大同小異。把四年前反對曾蔭權《施政報告》的輿論，稍微改頭換面，基本也跟現在無異。

這是由於曾蔭權時代長期以來的政策傾斜，以及後期一系列的貪瀆事件，讓傳媒和公民社會對政府常保警惕之心。這種不信任，已經從原來對個別人士的不信任，慢慢變成對整個政府體制的慣性不信任。以前是，除非你騙了我，我先信你；現在是，無論你做什麼，我先不信任你。

所以縱觀梁特首上台百日，令人詫異的，不是變化之大，而是變化之少——體制內的行政慣性，一如既往；傳媒和社會的不信任，也只是延續曾氏政府晚期的劣勢，變本加厲。我們與其害怕梁振英太厲害，倒不如怕他一事無成，香港繼續蹉跎歲月。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光明頂 2012-10-25談英式管治

邵力競：沒有研究，何來長遠政策？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國諺語

上文（ 〈喪失「論述權」 談何管治？〉 ，刊8月3日）以金融管理局的例子，指出依賴現有行政部門，不足以研究制訂各種政策應變方案，因為規範行政部門的法例，本身必然要求維護某種體系或制度， 因此行政系統的工作性質，必然傾向維持現狀。當然，你也可以從「柏金遜定律」來了解：我們總是看到行政部門認為有新工作需要而要求添加人手，卻很少有部門 認為時移世易而要求把自己的機關裁撤！

政策研究 資源不夠

當然，我不是鼓吹諸位用這種懷疑眼光來看待香港政府，而且我的論點主要並不基於這個理由。更重要的是第二個原因：即目前行政部門根本沒有足夠資源應付這方面的研究。還是讓我用滙率政策的例子來說明一下吧。

如果我們要點出目前香港負責思考滙率政策的最高級行政官員，撇除前文提到的金融管理局，便是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但那只是一種粗略的觀感，並 不能具體描述政府在這方面的行政資源與能力（capacity）。正如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雖然由政治任命的國務卿負責，但實際操作是整個國務院（當然還 有非國務院的軍方與情治系統）。

如果我們細看港府行政系統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單就人手而言，可以列出以下清單：

一、財政司司長本人與他的私人辦公室

司長的職責，官方網頁說是「協助行政長官督導財經、金融、經濟、貿易和就業範疇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這個範圍相當廣闊，符合這種最高層官員的位置與身份，雖無明言，但能包含滙率政策的制訂，而且也能做到前文提過，需要從多角度綜合分析，作出全局思考的需要。

只是司長日理萬機，絕無可能對滙率政策、遑論所有經濟財金政策作出長時期、有系統的跟蹤研究，他的主要工作是聽取各方意見，作出決策，世界各國無論總統、首相、部長，都是如此，毋庸贅言。至於司長的私人辦公室，則只為應付日常工作而設，並非對個別政策作深入思考的機構。

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該 辦公室與司長私人辦公室名稱接近，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衙門，下轄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分析與方便營商處，由政府經濟顧問統領。這是我理解在整個財金系統裏，最 接近研究功能的行政部門。不過，從公開資料看，該組主要負責對經濟運行作出實證計量，對最高層經濟決策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數據，但不是提供包含不同選擇及利 弊分析的政策方案。

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以及轄下的財經事務科

除非將來設立副司長，否則局長便是財政司司長的直接下 屬，當然有責任幫助後者提出滙率政策方面的建議，但跟司長一樣，這種位置同樣要投入大量時間應付議會傳媒、解決人事紛爭、簽署各式各樣看似無聊但卻是保障 香港既有制度有效運作的行政文件，以及各種不一定有意義但卻不能不為之的社交酬酢，可謂煩不勝煩，非外人所能明。

各有雜務 難作研究

至於局長下面的政策科，便是傳統名義上負責政策的部分。可是，以實情較之，當中真正有可能與滙率政策沾上邊的，只有以下幾個職位：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 （財經事務）1」【註一】、財經事務科第五組（包括首席助理秘書長一名、助理秘書長兩名），以及一個六人的研究小組【註二】。須要指出的是，前面四位官員 負責的事情煩多，即使包括滙率政策也不可能對此有太多關注，單單是第五組的職責，便包括以下各項：

一、有關銀行政策及法例；二、債券市場發 展；三、伊斯蘭金融；四、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就銀行、貨幣及其他有關事宜的聯絡工作；五、香港就金融服務有關事宜參與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委員會、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組織，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即OECD）金融巿場委員會所涉及的工作。

滙率政策，也許勉強歸屬於第四、五項。可惜的是，這兩項工作的表述，完全是從事務性方式定位，也就是「參與」什麼什麼機構，與之「聯繫」、「溝通」、「協調」，這種表述方式非常行政式，跟我前文提到金管局的局限一樣，是不可能突破既有框框的。

以上節錄的都是公開資料，正如我以前提到，應變方案有機密性的一面，公開的職責如此寫可以理解，如果內裏實際運作也是這樣，那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看到，在港府的巨大行政系統裏，真正能就滙率政策作全局思考的位置，不出以上幾人，從司長到助理秘書長，不過六個；而且各人雜務纏身，能花在政策思考的時間少之又少。老實說，如果筆者以前的親身經驗還勉強可以借鑑的話，那是會嚇怕你的。

議題沒趣 更應重視

當然，讀者對我以上的觀察可能會有幾點質疑。第一種是比較犬儒的想法，就是香港的政策，從來就沒有什麼研究，也不用研究，因為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為了壟斷財閥服務的；他們早就把自己的財富國際化了、全球分散投資了，還用管你港幣的死活？

況且，由於美元全球流通最廣、政策透明度最高、投資工具最多元，與之掛鈎等於分享一種無形紅利，即使近年貶值，也是穩定有秩序的貶值，完全可作風險管理，對從事金融炒作的行業與階級，利大於弊。

我 不能說這個錯，可能這就是現實。但是，滙率政策關乎一地之衰榮，尤其作為一個高度複雜、自詡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對於這麼一個影響到普羅大眾財富，間接 牽涉到中國金融穩定的政策，總得有個說法。港府內部資源投放如此薄弱而不集中，那是挺可怕的，隨便找幾個國際炒家高薪禮聘的研究部門，都可以超越。

第二種質疑，就是香港不用研究，乾脆讓北京來研究，不就可以了嗎？聯繫滙率不也是英國專家想出來的嗎？這比較複雜，後面有機會再分析。

第三種質疑，就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見證了聯繫滙率誕生與成長三十年，肯定有想過我提出過的這些淺顯問題。沒錯，所以他提出的觀點我前面也有引述，我毫 無懷疑個別官員的能力，目前負責的局長更是經濟學者。仔細的讀者應該注意到，我討論的是職位，從來沒有涉及個人經驗多寡或能力高低，因為我更關注的是制度 的問題。

我要提出供大家判斷的命題是，透過聯繫滙率這個例子，檢視香港到底有沒有常設的、制度化的政策研究能量，特別是制訂具體實際應變方 案的能力。因為個人無論如何天縱英明，都有盲點，而且會有離開崗位的一天，制度的優點是發揮團隊的力量，並且確保制度記憶的延續性（否則政府換屆或某人下 台——這在當今還真不少，下任連檔案也找不到，還說什麼危機管理？）。

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這個命題也許不太有趣，反正肯定不會讓人起哄、上街，遑論影響投票，但不是說它不重要；反過來說，我們不去重視這些不太有趣的議題，香港早晚會有更多人起哄、上街。因為今天不努力思考問題，明天便要努力解決問題。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註一：財經事務科共設三名副秘書長，在公開的職務範圍中沒有直接跟滙率政策有關的官員，只有負責金融、銀行及證券事務的「副秘書長（財經事務）1」 比較接近。順帶一提，「副秘書長（財經事務）1」這個官方稱謂，如果改成「財經事務第一副秘書長」，是否比較符合漢語的習慣用法？筆者並非語法專家，但總 覺得香港政府官員的中文名稱有點彆扭，可能是因為從英語Deputy Secretary（Financial Services）1直接翻譯的結果。

註二：因為沒有公開資料，該組研究內容為何，是否包括滙率政策，筆者無從得知。

邵力競：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

「如果你把全人類的創造力放在一邊，再把全人類的所有問題加起來放在另一邊，那麼前者無疑會比後者更有力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如是說。

香港人對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會陌生，和平獎得主親臨演講卻很少。尤努斯本來是經濟學者，卻得到和平獎，就更添傳奇色彩。

原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孟加拉獨立，本來在美國任教大學的尤努斯一腔熱誠回到母國，卻碰上大饑荒，看着國人挨餓而死，令他頓感自己學而無所用；他目睹很多窮人受高利貸所迫，萌生窮人信貸的念頭，遂決意走出象牙塔，創辦毋須抵押、專門服務鄉村窮人的微型信貸。

一個老婦得到幫助後供養女兒念完大學，成為醫生，尤努斯看着女醫生和老婦走在一起，頓感老婦如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說不定也能成為醫生。

貧窮非由窮人製造

「貧窮並非由窮人製造出來。」諾獎得主一再強調，貧窮有它的制度基因。

這句話用在當今香港，一樣值得我們深思。當然，什麼是制度，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譬如有些人指摘綜援制度養懶人，所以要削減；也有人說所以拿綜援，是因為在壟斷經濟下，很多人失去自力更生的能力。尤努斯大概會偏向後者，因為在他看來，沒有人天生想做窮人。

可怖的是，制度不單單是能看得見的機構（institutions），更多時是影響我們思想的概念模式（conceptual framework）。比如當初他勸說銀行向窮人貸款，銀行便以窮人沒有信譽（creditworthiness）為由而拒絕。

可是銀行所以存在，不正正是貸款予缺錢的人嗎？尤努斯無法明白這種信貸模式的邏輯，決意自己搞起微型銀行來。開始時很困難，但是2008年金融海嘯，華爾街跨國大行相繼倒下，須要向納稅人集資，尤努斯的微型銀行卻開到紐約市去，證明窮人的信譽並不比有錢人差。

身為經濟學者，能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足提出批判，很難得。不過，他也不是唯一的，即使大炒家索羅斯，都指出近二十年金融機構賺取的暴利，在歷史上並非正常；尤努斯難得之處，是他並沒有停留在批評現實的層面。

他也沒有走傳統慈善事業的路。慈善事業只能把錢送出去，卻不能讓錢回籠幫助更多的人；微型信貸卻是要讓還款和利息能夠借出去幫助更多的人，生生不息。

把傳統銀行做的反過來

至於創意如何落實？「很簡單，所有傳統銀行做的事，我都反過來做。」

尤努斯身上沒有經濟學這門科學的憂鬱，反而多了一份哲人的幽默。一小時的演講，沒有浮誇的演繹、沒有壓人的氣勢，卻自然閃耀動人，突出的不是哈佛工管的 Powerpoint簡報技巧，也不是反建制式的嚴詞批判。他指出傳統經濟學對利潤最大化的狹隘迷戀，但卻不否定追求利潤的企業的存在價值。他只是指出人 類的理性，遠比經濟學所說的理性廣闊；企業可以為賺錢而生存，也可以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存在；賺錢是手段，卻不可能是目的，因為人類要回答的終極問題，是我 們為何而活。

大道並行而不悖，我想這是他獲得和平獎的理由。他以行動家的魅力，說明原來要改變世界，不一定要推翻現狀；既批判現有制度，卻也不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因為改變世界更需要的是人類的創造力，而不純粹是破壞力。

令人鼓舞的是，尤努斯指出改變世界毋須等待制度的改變，而完全可以在個人層面付諸實行：隨便找五個你可以影響或幫助的人，便是一個開始，重點是需要落手落腳去做。

他 的話告訴我們，改變世界需要付出力氣，只是更多人卻是希望世界可以為自己而改變，所以改變是如此艱難。當今世界面對的問題，相信不比歷史上某些更動盪混亂 的時候複雜；孟加拉社會的不公，相信比香港過之而無不及。諾貝爾和平?得主的話，對我們這個熱烘烘的八月天，是否一道平和卻又不失激勵的清涼劑？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

邵力競：喪失「論述權」談何管治？

「我們需要危機感和明確行動——穩固的銀行、堅實的削赤計劃、有力的管治，以及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狀況的有效應變計劃。」

——英國首相卡梅倫於八國峰會

前文〈假如聯滙脫鈎──從一個老問題說起〉（刊7月26日）提到，香港有需要在各種危機尚未浮現前，就繼續實施聯繫滙率可能遇到的種種狀況，研究好應變計劃。

現在，大家只須把眼光放遠一點，就知道這種研究的重要性。今年5月中，希臘可能會退出歐羅區的傳聞甚囂塵上，外電報道歐洲各國包括非歐羅區的英國，甚至遙至印度，都正就歐羅可能解體擬備應急方案。

雖然財金官員不久便作出否認（因為任何「放棄希臘」的方案都可能變成自我實現的期許，吸引炒家狙擊歐羅），但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作出相關的準備絕對正確，就 好像日本政府預演地震疏散計劃一樣，目的當然不是希望地震發生，而是以防萬一。筆者尤其相信，以德國人凡事講究計劃條理的性格，制訂此類計劃自然不過。

無論如何，我所提的滙率政策，只是現代政府面對的種種複雜形勢下，其中一個政策議題而已。尤其香港既要在全球化之下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又不得不面對一國兩制下與宗主國的微妙關係，而且這個宗主國在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又矛盾重重，我們要面對的議題是何其困難！

各種議題 矛盾微妙

這就更加突出了政府內外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政策是否有足夠的brain content。類似須要研究的政策議題有多少？

據說，《是的，首相》這一齣經典電視劇有這麼一幕：公務員之首覲見剛剛獲女王任命為首相的民選政客，手上捧着兩大疊文件。他指指右邊的文件，告知首相那是落 實該黨競選承諾而草擬的政策文件。首相把文件翻了翻，就問他：那左邊的那幾份又是什麼？答曰：那是按照你的政敵在野黨競選承諾而草擬的政策！

雖說這個故事誇張地挖苦了民選政客如何受制於職業官僚，但也真實地告訴我們一個完全政治中立的專業行政系統，如何未雨綢繆，做好備用政策。香港雖然沒有實行 政黨輪替，但在剛過去的特首選舉，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何俊仁也許自己也知道沒可能當選，但是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人上台的話，很多政策都須要做出某些微調。

社會議題 無法主導

就拿梁氏最近為人詬病的「港人港地」為例。政綱明明寫着「如住宅市場過熱」這句話，民粹政客把之形容為「縮數」，自然牽強；但是如果政府真的等到有需要的時候，才來研究什麼方案可以推出，那恐怕就跟過去幾年曾蔭權政府的得過且過，沒什麼兩樣了。

又譬如我們目前面對的「雙非」問題，是八年前就可以預見的。為什麼？因為沙士以後伴隨着中央開放自由行，便已經有很多醫療界的說客，游說政府吸引大陸的有錢人，發展醫療產業，大家只要翻查當年報道就可以找到相關言論。

不過，由於曾蔭權政府沒有就此可能引發的惡果，有系統地做出應變方案，遑論防患於未然，以致後來問題不可收拾時，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社會上聲討之聲此起彼 落，提意見的你一言、我一語，紛紛亂亂。這時即使做出回應，已是後知後覺，予人見事太遲之感，更何況政府還是無法拿出一個方案，做出一個有力的說法，反而 提出「雙非」嬰兒可以彌補本地出生率下降的歪論。

我注意到，香港學界與評論界不少人指出港府失去了「論述權」，無法主導社會議題，政策制訂處於完全挨打的回應狀態；即使做得對，也只能為各政黨（不論泛民派還是建制派）當作民望提款機，予取予攜，變成各種「成功爭取某某」的競選口號。

不過，如果把這種情況看作純粹是政治公關的失敗，便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打個比方，如果輿論陣地是個戰場，取得論述權便等於掌握了戰爭的戰略主導權；但 是如果我們只看到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便簡單地埋怨前線士兵作戰不力（公務員不配合），後方有人從中作梗（建制派鍋裏反），而不去思考整個作戰方案的制訂與 實施出了什麼問題，便有點見樹而不見林了。偏偏過去董、曾兩屆政府都似乎是走在這方向上。這方面我會在後文加以闡釋。

應變方案 何以難訂

無論如何，針對不同情景的應變方案是須要在「和平時期」就想好的，不能夠臨急抱佛腳。可惜目前特區政府實在已是捉襟見肘，擁有十六萬兵力的行政機關看似雄壯，為何沒有條件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原因如下。

首先，是角色尷尬。就拿我們的聯繫滙率作例子吧，金融管理局設有專責研究的部門，相信包含各種專家人才。但是，該局的官方功能是維持貨幣及銀行體系穩定，當中包括管理外滙基金，以及——這是很重要的——「在聯繫滙率制度的架構內維持貨幣穩定」；換句話說，該局主要的定位是一個執行部門，它本身的使命或任務 （mandate），便是維持現行制度的有效運作【註】，要求它自己檢討乃至廢掉自己的使命，是不切實際的。

再者，前文提到聯繫滙率該否檢 討、如何檢討、檢討後無論廢存如何執行，當中牽涉面既深且廣，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互相影響，隨時更涉及國際關係，即使是金融專才也不見得能全面應付。 也就是說，須要針對這類影響廣泛的政策議題，做出尋根究底的通盤思考，雖然必然依賴相關部門作出技術投入、提出意見，但又不能完全依賴單一行政部門。

註： 外國某些中央銀行往往要兼顧不少政策目標，譬如德國《聯邦銀行法》規定的法定目標，主要便是保持價格穩定。規定香港金融管理局職能的是《外滙基金條例》及 《銀行業條例》，當中沒有提到通脹、經濟增長或全面就業等政策目標。早前任志剛的文章亦提到可否對目前法例賦予金融管理局的權限，作更廣闊的延伸解釋。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