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 炎黃春秋冷靜應對網站被封

《炎黃春秋》網站突然被封，引發風波，官方迅速解釋因「技術出錯」所致。社長杜導正表示，現在「貪腐力量過分強大，甚至和黑社會、武裝力量抱成一團」，有關部門既然給了台階，事情就不要鬧大。習李新領導也有難處。

乍暖還寒，最難將息。邁入元旦，接連傳來《南方週末》事件、「炎黃春秋網站」事件。多年來竭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呼籲實施憲政的北京《炎黃春秋》雜誌，多番傳出遭當局禁止出版的消息，最後都安然闖關，依然茁壯立足。一月四日《炎黃春秋》官方網站突然被註銷而封閉，激起關注，引發一陣風波。官方解釋是更換服務商和備案問題所致。一月十日，網站又開通。九十歲的社長杜導正患感冒剛剛康復，一月六日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據我們的了解和分析，《炎黃春秋》網站被關閉，不論是服務代理商的技術問題，還是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的某個部門問題，還是北京市政府的通信管理部門的問題，可以說絕對不是習近平和李克強的主張，我可以用『絕對』這個詞，絕對與習近平、李克強無關，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流力量的主張。」

《炎黃春秋》常務社長、總編輯吳思至今都說不清網站被封究竟問題在哪兒。一月八日，他對亞洲週刊說：「我們也鬧不明白。他們說我們沒有信息備案，不備案是不能辦網站的。然後他們說我們更換過服務代理商，我們的網絡總監說，是有這回事。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通管局）就我們的事找了代理商，說他們有問題，代理商又承認有錯，據說通管局還要罰他們的款，他們也認罰。但是服務代理商有問題，也應該是兩年前的事了。為什麼兩年前不處理，現在忽然又處理了呢？我們也不懂。按照規定，要封網站的話，有幾個條件。說你們有問題了，你們要作出改正，如果拒不改正，那才封網。現在是通管局既沒有跟代理商說，也沒跟我們說，就把網站給封了，這不合乎流程規定。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說是技術問題，技術問題好像也沒錯，現在把責任扣到服務代理商頭上了，代理商也都承認了。」

一月七日，《炎黃春秋》編輯部召開內部會議，就此事作了通報。吳思說：「我們最初都備過案的。既然他們承認是『技術問題』，需要我們重新信息備案，我們就按手續辦，他們說十個工作日辦妥。代理商需要我們提供什麼，我們就配合提供什麼。究竟是通信管理局的責任，還是服務代理商的責任，我們只清楚的是，《炎黃春秋》沒有任何責任。」

據悉，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屬於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北京市政府雙重領導。《炎黃春秋》主要記述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創刊二十二年來頂著陣陣逆風，堅守理論陣地，展示推進政治改革的決心。《炎黃春秋》的顧問、編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的部長和部級領導，《炎黃春秋》屢屢發表說了真話而引發社會巨大思想衝撞的文章，至今沒有被當局成功「收拾」，這在中國無疑是新聞出版領域的奇蹟。當局的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署等一些部門多次要對《炎黃春秋》作出嚴厲整頓，最終都不了了之。

一月四日，《炎黃春秋》網站被封，旋即成了境外媒體和網絡的關注焦點，釀成一場政治風波，當局迅速回應是「技術問題」，憤怒的人們紛紛支持《炎黃春秋》，挺直腰板，據理力爭，要求有關部門道歉認錯。不過，「得理讓人」也是一種生存方式。

政改共識已經存在

人們普遍認為，當局封閉《炎黃春秋》網站，是因為二零一三年第一期上的新年獻詞《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一文。這篇獻詞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已經存在。這個共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實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前進一大步」，「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對權力制衡的制度體系，就是要切實保證公民權利。《憲法》中有很豐富的保障人權、限制國家權力的內容。將《憲法》和現實對照，就會發現現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為，和憲法的差距十分遙遠。我們的憲法基本上被虛置」。

　　

這篇新年獻詞還說，「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權威至高無上，依照憲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會、也不應當有爭議。既然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我們就應當行動起來，將虛置的憲法變成現實的制度體系、法律體系，就應當將現行一切違反憲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變過來，使其與憲法一致。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是一場『維憲行動』」。

網站被封，但這一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依然在市場上出售，頭條文章是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的長文《從歷史視角看十八大》。這篇文章引起政壇與學界關注，文中闡述了中共十八大最大的熱點、亮點、關注點，即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以總書記、軍委主席胡錦濤裸退，習近平一步到位，全面執掌總書記與軍委主席為特徵的時代，即「開啟了我國常人政治的時代」。

周瑞金的文章描述了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新特點、新思維，十八大報告給習近平時代預留了哪些施展空間……

談到網站被封外傳是因為雜誌刊登的新年獻詞時，杜導正說：「我對這篇新年獻詞評價很高。是我們這幾年的元旦獻詞中寫得最好的一篇，有法律根據、有現實依據，很有分寸，既現實，又尖銳。是楊繼繩寫的，我們對一些字詞作了改動。可以說，這篇新年獻詞，一個字的缺點都沒有，一個字的錯誤都挑不出來。誰要是對這篇新年獻詞有意見，可以舉行公開辯論，公開地幹，而且幹到底。對這篇新年獻詞，我們《炎黃春秋》，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後退，要幹就狠狠地幹到底。」

杜導正說：「這二十多年，基本上是一個小作為、不作為的時代，經濟上還是有發展的，但問題很多；政治上總體上看進步不大。看看習近平上任後能不能有某種程度的進步。我還是那種體制內和平的、積極的、建設性的聲音，我身邊這批人也多數是這麼一種情緒。」

他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五十多天，習近平發表了這麼多講話，作出這麼多行為，總體上比原先預料的好一些，因此又燃起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對黨中央的希望之火，希望習近平、李克強向民主法治各方面邁進得更好，人們是謹慎樂觀，比前一個時期確實樂觀了一些。

他說：「習近平任總書記後，我看好他的兩個動作，一是紀念八二年憲法三十週年時他的講話；一是他上任後沒有拜訪西柏坡、拜訪延安，而首先去的是深圳，向鄧小平銅像鞠躬獻花，他在深圳發表了講話。我覺得這兩個是大動向。加上他最近連續發表的講話，可見他大體上能跟上潮流、順應人民意願，傾聽民間呼聲。當然，現在的中央是集體領導，集體裏是各種政治成分，有主張民主政治的，也有主張保守的，也有中和的，黨內高層內部意見不很一致。」

杜導正說，《炎黃春秋》網站被封，與習近平、李克強的中南海主流的聲音是不一致的。習近平、李克強他們絕對不會同意這樣做，是下面的部門，或者北京市，甚至北京市下面的什麼部門機構，或者是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哪個單位，還是中共十八大前的思維。或者他們可能知道了一點什麼信號，於是採取這種封網的手段。應該從大局考慮，支持習李體制執政。既然當局給了這樣的台階，說是技術問題，那就不要把它鬧大，不要把這事情與《南方週末》事件扭在一起。這樣對政府、對習和李繼續往前進，並不有利。

百姓容忍貪腐背後

杜導正說，現在保守勢力、貪腐力量過分強大。他們甚至和黑社會、武裝力量抱成一團，習李要推進改革，實在不容易，十三億人經不起再折騰。更可怕的還有一個現象，即相當部分百姓對官場貪腐現象不以為然，認為他們貪污他們的，只要平民過得還可以就行，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欺負我太甚，我絕對不作反。老百姓這種情緒，又增加了改革難度。

江迅：日記者新書反思釣島之爭

日本媒體人岡田充新書《尖閣諸島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揭示日本政府強加在釣魚島問題上許多歷史虛構和人工迷彩，「遮蔽日本民眾的眼目」；他建議繼續擱置爭議。

日本媒體人岡田充與日本政府一位高層官員在東京一座西餐館用餐。那是二零一二年七月，日本政府決定採取將釣魚島（日稱尖閣列島、尖閣諸島）「國有化」措施之後。岡田充與那位高層官員談論釣魚島問題，那位官員說：「日本國內輿論已基本上統一到『國有化』方針上來了，我只是擔心，『國有化』後，中國方面會由此更趨強硬，激起兩國衝突，中國會動武搶島。」岡田問他：「中國真的會動手搶島？」那位官員稍作停頓，說：「會搶。」接著，官員又補充說：「如果把釣魚島讓給中國，中國還會再要回與那國島和沖繩本島，日本只能與中國為釣魚島爭下去。」

這是岡田充在一個月前剛出版的新書《尖閣諸島問題——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披露的一個場景。旅日華人作家、評論家莫邦富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尖閣諸島問題》以詳實的事實，毫不留情地剝去了日本政府強加在釣魚島問題上許多歷史虛構和種種人工迷彩。莫邦富說：「在釣魚島問題非常尖銳地橫?在中日兩國之際，我認為岡田先生給頭腦有點發熱的一部分日本人，澆了一瓢涼水。有些事並非僅僅是日本國內所宣傳的那麼振振有理。他認為既然不能為了釣魚島打仗，又不能把它割讓，那眼下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擱置爭議，讓島嶼問題繼續保持某種含糊性好了。」

日本對釣魚島採取「國有化」措施，使中日關係陷入恢復邦交四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正如美國《華盛頓郵報》長篇評論所指出，目前日本國內正出現一種「逐漸地、實質性地向右轉」的趨勢，日本在外交和軍事戰略方面，正採取比二戰結束以來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對抗性的政策，而日本國民對日本加速右轉的這種危險傾向，支持者還不是少數。岡田充在書中指出：這些支持者是被「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所迷住，「以『釣魚島』為首的領土問題，並不是日本所需緊急對應的重大課題。與重新啟動核電站、消費稅增稅等和生命、生活有著直接關聯的爭議問題相比，其答案不問自明」。他還針對日本《總裁》（President）雜誌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發表的對原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所作的採訪報道《日本要顯示打仗的決心》，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的危險性在於「遮蔽日本民眾的眼目」。

在日本共同通訊社擔任客座社論委員的岡田充透露，二零一二年九月末，日本出版社「蒼蒼社」找他，想請他執筆緊急出版一本有關釣魚島問題的書籍。蒼蒼社長期來出版有關中國的書籍。當時，岡田覺得時間太緊，一時不敢接受。主持二十一世紀中國總研這個學術機構的負責人、橫濱市立大學名譽教授矢吹晉聞訊後鼓勵他說：「即使時間吃緊，也應該接下來。這是有意義的事。」這樣他才下決心執筆此書。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村田忠禧等學者都為他寫作提供了諸多史料資料，為他成書出謀劃策。

岡田在書的前言中寫道，一說到釣魚島問題，日本政府官員就會產生「會被人奪走」的「受害人意識」，於是神經反射般地採取了「決不讓人奪走」的態度。岡田尖銳地向他的同胞提問：「大家卻不思考那塊領土『真的是我們日本的領土嗎？』『我們是不是在強詞奪理？』」同時，岡田還向日本讀者指出：「領土民族主義的魔力把我們的思考鎖進了國家主權這一『絕對價值觀』中……認為只有我們的利益才是『國家利益』。而把有益於對方的（言行、人物）則斥為『叛徒行為』、『賣國賊』。」

《尖閣諸島問題》一書對日本讀者說：領土問題只有三個解決方法，一轉讓；二擱置；三戰爭。那麼，你怎麼選擇？莫邦富說，儘管這是本緊急撰寫、緊急出版的書籍，但資料詳實，內容豐富，可資信賴。該書以毫不留情的犀利文字，剝去了日本政府強加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許多歷史虛構和種種人工迷彩。岡田充這位資深媒體人以嚴肅和尖銳的思想意識，向日本民眾交代了有關釣魚島問題的諸多歷史真相，全書文筆可讀性強，史料翔實，有評有述。據悉，中國內地與香港多家出版社正與日方聯繫，盡快翻譯，出中文版。

對於釣魚島問題的解決方法，岡田引述美國學者的觀點，認為維持區域穩定的關鍵是要保持良好的中日關係，要虛心向歷史學習，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建立共同生活圈。書中詳細披露了不少台灣民進黨積極保釣的史實，並說許多日本人認為民進黨以及支持者親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即便不是站在日本立場上，至少是不反日的。因此，在日本媒體以及民間很少聽到日本責怪民進黨保釣的聲音。可是，事實並非如日本人所想像的那樣。

台灣曾想送聖火上島

岡田在書中描述道，曾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出任台灣行政院長的游錫?擔任宜蘭縣長時，為迎接台灣的大型運動會，曾親自登船護送運動會聖火去釣魚島，後因遭日方嚴密攔阻，船隊抵達釣魚島附近海面，但被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大約十艘巡視船及飛機所阻，沒能實現登島目的。游錫?當時曾為此表示「遺憾」。那是發生在一九九零年十月的往事，岡田充當時在東京和正訪日的時任民進黨顧問許信良一起吃飯，談起釣魚島問題。許信良說：「日本右翼在釣魚島設置燈塔，致使台灣民眾強烈擔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許當時主張，在主權問題解決之前，可以共同使用釣魚島。岡田充說，這個建議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江迅：法國大革命啟迪中國

中共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公開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掀動各界熱讀，著作探討革命本質和成因，為中國政治社會困境提供啟迪。

北京中南海正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不少政治局委員案頭都放著這一本書。十一月三十日，穿西裝卻沒打領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一百分鐘的座談會結束前，他向與會者推薦了這本書：「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讀一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王岐山在不同場合一再推薦這本書。經濟學家華生見王岐山，王也向他推薦此書。王說，中國在世界上是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從今天外部環境看，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覆。

當下，中國學界、政界、思想界、產業界、知識界正熱議此書，央行副行長易綱、地產大老、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也都向朋友們推介閱讀這本書。在各地書市和網上書店，這部書大多賣斷貨。最近，由於推薦者的特殊身份，這本書從「圈子讀物」進入更廣泛人群的視野，一時成了人們的閱讀熱潮。身處十字路口的中國人似乎希望從這本一個半世紀前的經典著作中，尋找某種啟示。這引起人們好奇：這本書究竟有什麼魔力？人們究竟想從這本書裏借鑑什麼？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的代表著作，也是研究法國大革命歷史的重要著作。回顧那段歷史，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舊制度與大革命》原著出版於一八五六年，彼時距離法國大革命過去六十多年。在托克維爾去世百年後，他的思想和著作才在西方復興。中國一批進步開明人士早就關注研究法國大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文版於一九九二年由商務印書館推出，此際中國經歷「六四」巨大政治風波之後，普遍陷入反思狀態，托克維爾的多種著作被列為政治學的必讀書目，這書在過去幾週也成了暢銷書。

溫故知新，開卷有益。學者們解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法國大革命啟示錄」的切入點是：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於把他們推向革命；專制社會裏，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民眾「革命」時代種種不適當的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在革命過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言論部副總監何亮亮接受採訪時說，書裏有不少發人深省的觀點，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人們往往認為，革命是在人民處於水深火熱而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法國大革命恰恰是在繁榮的時候發生，所以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就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壓力減輕，他們就會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府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開始改革的時刻。當流弊被消除，人們更容易覺察尚存的其他流弊；痛苦已減輕，但感覺卻更敏銳。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北京《讀書》雜誌執行主編王焱認為，這本書是從法國政治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探討革命發生的原因。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會革命。作為一場疾風驟雨般的劇烈社會變遷，這樣的巨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不能就革命論革命，或用一些革命淵源的神話或妖魔化的辦法，解釋這樣一場宏大的劇烈的社會變遷。中國與法國都是透過革命走向現代性的國家，在「後革命時期」所遭遇的政治社會困境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史學大師陳寅恪曾經說過，西方社會中以法國人與中國人最為相似。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上的中國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從而為走出這一困境提供啟迪。

江迅：中國廢除勞教呼聲高漲

中國學界呼籲習李政府廢除勞教制度。甘肅蘭州趙梅福、湖南永州唐慧及重慶村官任建宇等人被判勞動教養，但最終解除，反映勞教制度違憲、違法，而公安局更在勞教問題上「濫權」。

甘肅省蘭州市?蘭縣農民趙梅福揹著家鄉的油餅、核桃，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上北京看望兒子，她兒子郭大軍是北京理工學院研究生。兒子安排她在學校周邊的招待所住下。

五十多歲的趙梅福家境貧寒，因耕地糾紛家裏已無地可種，只能做些小生意勉強度日，終年將麵粉製成麵條，賣出一斤可掙手工費兩毛錢，一天能有二十元人民幣（約三美元）到手就相當不錯了。九八年起，趙梅福因耕地被村委會強行收回及鄰里糾紛，多次投訴，卻遭毆打。零五年五月，趙梅福認為?蘭縣公安局在處理該案不依法履行職責、偏袒行兇者，開始漫漫上訪路。一次次上訪，一次次被拘留。零七年六月、零八年一月和七月、一零年四月，因「擾亂公共秩序」先後被行政處罰。一零年五月十四日，蘭州勞動教養委員會作出對其勞動教養一年的決定，期限自一零年五月七日起，至一一年五月六日止。趙梅福在甘肅省女子勞教所只呆了幾天，政府部門以其身體有病為由，作出暫緩勞教決定，趙梅福突然被釋放了。

這一次，趙梅福去北京見兒子，住了幾天想坐火車回老家，在北京西站還與兒子通了電話，此後兒子再沒母親的訊息。十二日，她被甘肅省駐京辦工作人員移交給蘭州市?蘭縣的截訪人員，由他們帶回蘭州，再度投入甘肅省女子勞教所。此次勞教的依據依然是兩年前的那份「勞教決定書」，即公安局勞動教養科執行對她接受勞動教養一年的處罰，因她有二十多年上訪「黑底」。這次，趙梅福再次被送至勞教所，家人收到的仍是原來的那張勞教通知書，只是落款部分手寫加了一行字：趙梅福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投送甘肅省女子勞教所，期限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按規定，勞動教養因病中止，應給家屬書面通知，並告知患了什麼病，趙梅福家人根本不知情。當病患者康復，有醫院證明，方可繼續被勞動教養。像趙梅福這樣既沒有醫院痊愈證明，公安機關也沒有新的通知，人就被投送勞教所，這是典型的程序違法，屬於非法執法，是公安局「濫權」行為，侵害了趙梅福的權利。

當下，公安局在勞教問題上的「濫權」時有所聞。湖南省永州市曾發生一起「十一歲女孩被逼賣淫」案，案件的立案和審理幾經波折，受害人母親唐慧為此多年持續上訪。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湖南省永州市勞教管委會認為唐慧「擾亂社會秩序多次被行政處罰後，仍不悔改，繼續無理取鬧，鬧訪、纏訪，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因此，決定對其勞動教養一年零六個月。唐慧被勞教八天後卻又重獲自由。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因轉發別人微博，以及在QQ空間複製、轉發和點評了「一百多條負面資訊」，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遭逮捕，隨後被處勞教兩年，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十一月十九日，在巨大輿論壓力下，勞教委撤銷了對他的勞教決定，任建宇重獲自由。

三十多萬人被勞教

一樁樁勞教事件曾引發熱議，點燃是否廢除勞教制度這一話題，社會上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響。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勞動教養對中國社會造成了無窮的危害。至零四年，各地勞教場所已累計收容教養近五百萬人。截至零八年底，全國共有勞教所三百四十八個，全國勞教場所勞教人員在冊十六萬人。自勞教制度實施以來，被勞教人員最多時達三十多萬人。這麼多人未經司法程序而被剝奪自由長達數年，甚至終身，這不能不說是個嚴重的問題。

中共十八大後沒幾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弱勢群體經濟學創始人胡星斗致函新一屆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建議立即廢除勞教制度。近十年來，學界與政界以種種方式，試圖推動廢除勞教制度的立法。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胡星斗率先向全國人大提出《對勞動教養的有關規定進行違憲違法審查的建議書》。這一年，朱征夫等七位廣東省政協委員聯名提出《關於在廣東省率先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提案》，十一月九日，胡星斗又寄出《就廢除勞動教養制度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建議書》；零七年十二月四日，江平、茅于軾、賀衛方、胡星斗等六十九名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廢止勞教制度的公民建議。零八年，北京學者范亞峰在互聯網發表公開信要求廢除勞教。一零年，學者于建嶸主持研討推動修法。近幾年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也不斷有代表提出議案，要求廢除勞教制度，或把它納入司法範疇。全國人大代表陳忠林在人大任期內，八次提出改革勞教制度的議案。到零七年，至少有四百二十名全國人大代表提交改革勞教制度的議案。

胡星斗接受採訪時說：「實行了近六十年的勞教制度，特別是改革開放後試行的新勞教制度，因其缺乏法律依據、嚴重違憲違法、侵犯公民權利，已成為當今中國第一大弊政。近來對於上訪人員的非法勞教，已引起天怒人怨，在此十八屆新領導人就任、人民寄予期望之際，我再次強烈要求：不管存在多大阻力和困難，皆請立即廢除禍國殃民的勞教制度，由此開啟建設法治國家的新政。」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律師李方平和胡星斗透過中國郵政EMS，分別向公安部及甘肅蘭州、山東青島、江蘇南京、河南鄭州寄出《政府資訊公開申請表》，申請公開上述四城市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開始的勞動教養改革試點的具體內容及工作成效。據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透露，當局承認勞教制度的一些規定和認定程式存在問題，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具體的改革方案。用來取代勞教制度的矯治制度已在上述四城市試點，不過，試點的具體內容至今仍未公布。

據了解，現存的涉嫌違憲、違法的關於勞動教養的主要規定有：一九五七年國務院公布實施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七九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八二年國務院文件轉發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學者們認為涉嫌違憲、違法的理由是：《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勞動教養卻不經正當司法程序，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長達四年之久。《立法法》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行政處罰法》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勞動教養的有關規定屬於行政規章，卻違法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行政處罰法》的處罰種類中也不包括勞動教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過十五天，可是屬於行政處罰的勞教卻長達一至三年，甚至可延期為四年。

胡星斗說，勞動教養制度既有違法治，又背離公正，它容易導致行政權力濫用、執法不公、司法腐敗，容易鑄成冤假錯案，不利於公民權利的保護，為國際上別有用心的人攻擊中國侵犯人權製造了口實。立即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是中國建設憲政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廢除勞教八大理由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周永坤認為，廢除勞教在法學界已有極大共識性，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廢除勞教的八大理由：勞教違反憲法；勞教違反《立法法》規定的法律保留原則；勞教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勞教違反罪刑相當的要求，顯失公平；勞教嚴重侵犯公民權利；勞教成為地方政府謀政績與謀利的工具；勞教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破壞黨和政府的形象；勞教違反國際義務，有損國家形象。周永坤認為，勞教在許多地方已經蛻化成為地方官員對付維權公民、打擊反腐者的工具，如果不迅速廢除它，將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問題，越早廢除，政治代價越低。十八屆中央領導執政已經起步，人們寄予希望：早日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江迅：王岐山鐵腕掀起反貪風暴

中共新一屆政治局達成「反腐開局」、「提速治腐」共識，反貪風暴來勢兇猛。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成十八大後被查的首位部級官員。中紀委書記王岐山邀請專家學者為反貪出謀獻策。輿論認為只有政改，才能根治腐敗。

北京天寒地凍，不是三九，勝似三九。十二月十日下午三點十五分，來自四川省成都的胡金瓊、孔凡英、彭天慧、周文明、李冶安、辛文蓉、趙先瓊、李衛國、張汝成、楊芳等二十三人來到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辦公地，冒著嚴寒，舉起「感謝黨中央查處貪腐李春城團夥」的字標橫幅，表達感激之情。他們都是多年來的維權上訪人，來自成都各區縣，是「李春城時代」拆遷工程中的受害人。自七日起，他們關閉手機，突破監控，分散乘坐不同交通工具進京。在中紀委大樓前，執勤武警與工作人員未對他們作出干涉。

五十六歲的李春城，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中共十八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是十八大閉幕後因違紀而折戟官場的第一位部級官員。這個重量級貪官是「政績顯著」的雙面型貪官，也是個「邊腐邊升」的能量型貪官。他以「拆城」聞名而被成都民眾稱為「李拆城」。十二月三日，他涉嫌嚴重違紀而遭當局徹查，成了中共十八大以來掀起的「反腐風暴」的一大亮點。

這場來勢兇猛的反腐風暴出人意料橫掃中國官場，重慶、廣東、四川、山西、山東、安徽、河北、新疆等省市自治區一些貪腐官員紛紛被紀檢部門停職調查。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十八大閉幕，習近平、李克強體制成形，習近平提出反腐為新一輪改革與發展的突破口，以「反腐開局」，要「提速治腐」是新一屆政治局共識，反腐有利於樹立執政威信，贏得民意認同。不過輿論普遍擔心，這場風暴過後腐敗依舊，唯有實施憲政，推行政改，制定《反腐敗法》，才能制約權力，根治腐敗。

十一月十五日，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首次亮相媒體，他以「打鐵還需自身硬」，表露反腐決心。兩天後，在十八屆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他談腐敗問題：「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習近平在多個場合談反腐，「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決不能手軟」、「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這些言辭令民泷對中央打擊腐敗的力度和廣度充滿期待。

在中央高層以反腐開局之際，各地方政府也屢屢談及「廉政治腐」，十八大之後履新的地方省級黨委一把手連日來高調發出反腐倡廉之聲。韓正履新上海市委書記後，調研的第一站是上海市紀委、監察局。新任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在市委常委會上表示，要堅決反對低俗奢靡、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新任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在一次廉政會上表示，要「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

王岐山是救火隊長

新一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這場反腐風暴的前沿指揮部，王岐山初登台便顯露身手不凡。這位指揮部核心人物是主管金融和商貿的國務院副總理，在新一屆政治局「錯配」為中紀委書記。多年來，他是中共高層「處理危機的鐵腕」代表，被視為「解決難題的高手」，從政生涯中，多次以「救火隊長」角色處理突發事件，由其領銜肅貪，顯示中共強化治理貪腐的決心。近年來金融、證券、商貿領域是貪腐重災區，由深諳這些領域的領軍人物王岐山強勢反腐，有望開闢中共反腐新格局。

王岐山團隊包括書記和副書記在內的十九位中紀委常委，五十五至六十歲為多，全都具備反腐經驗。新一屆中紀委委員一百三十人，比十七屆增加三人，有至少四分之三為新提名，被認為是適應新形勢新任務，需增加新鮮血液和專業性代表性人選。新一屆中紀委副書記有趙洪祝、黃樹賢、李玉賦、杜金才、吳玉良、張軍、陳文清、王偉。

原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曾是何勇任監察部長時的副手，在中紀委、中組部任職十五年，後任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將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納入「平安浙江」考核之中，並制定實施《黨員領導幹部防止利益衝突暫行辦法》等規定，頗獲社會讚譽。黃樹賢、李玉賦、吳玉良由上屆「留任」，而張軍和陳文清是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獲得任命，此次的當選被外界認為他們將在十八大之後的中國反腐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張軍是法律科班出身，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代表高院出任十七屆中紀委常委，熟悉紀檢監察工作。現年五十二歲的陳文清有著在公安、國安、檢察、紀檢等多系統任職的經歷，四十二歲任四川省檢察院檢察長，成為當時最年輕省級檢察長，任福建省委紀委書記時，是第一位「六十後」省紀委書記。原監察部副部長王偉這次升任中央紀委副書記，杜金才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除書記和副書記之外的常委中，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紀南為連任，其他九人首次入選中紀委常委，絕大多數來自於中央重要黨紀和政法部門。

十一月十九日，在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強調將反腐工作引向深入。中紀委印發紀檢監察機關貫徹十八大精神的通知，要求有案必查、有腐必懲。三十日，王岐山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會上，王岐山以其幹練語言，表示出空前反腐決心。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行政法專家馬懷德是與會的八名專家之一，他說，中央明確提出要建設廉潔政治，特別是要保證官員廉政，政府廉潔，政治清明，這些要求都是新一屆黨中央對社會、公泷和全黨的承諾，要兌現承諾，以「反腐開局」，形成新的「反腐高潮」，就不難理解了。

中共十八大之後，從中央到地方掀起的這場「反腐風暴」中，被查處的官員上至省部級高官，下至鄉鎮村官。

網絡反腐拿下淫官

掀起這場風暴的最早事件，是網絡曝出涉嫌違紀的原重慶市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十一月二十日，疑似雷政富不雅視頻的截圖在微博上發布。六十多小時後，重慶官方宣布免去他的書記職務，並立案調查，雷成為反腐提速樣本，被稱為「秒殺」。

二十三日，黑龍江雙城市人大代表、雙城市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孫德江被女記者網絡實名舉報，稱受到孫要脅，與他保持不正當關係，還舉報孫德江以權謀私等行為，經市紀委調查，孫德江在處置國有資產問題上有違規違紀問題，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並被免去雙城市工業總公司總經理職務。二十六日，廣東省紀委通報省國土資源廳原副廳長呂英明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二十七日，廣東英德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鄭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嚴重經濟問題，被清遠市紀委立案調查。二十八日，原廣東省揭陽市委書記陳弘平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接受組織調查。同日，山東省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的情婦舉報，單給其寫離婚承諾書，省紀委立案調查。二十九日，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原副巡視員王有明因腐敗問題被查，並被移送司法機關。

十二月一日，深圳市原副市長梁道行涉嫌嚴重違紀問題，接受組織調查。同日，廣東順德公安局副局長周錫開被網絡舉報有價值上億住宅及商鋪，紀委介入調查。四日，重慶涪陵區執法局文化執法支隊官員吳虹被網絡舉報不雅照片，官方回應屬實，立案調查。六日，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長李亞力涉嫌濫用權力包庇兒子襲警而接受省委和市委調查，後被「雙規」。同日，中紀委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八日，安徽黃山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汪建設被查處。同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城地區紀委證實，烏蘇市公安局局長齊放被網爆包養「雙胞胎情人」，被免去局長職務接受調查。同日，山西太原小店區人大代表李俊文被網爆有四個「老婆」，生育十個子女被查實，他因涉及其他犯罪行為，人大代表資格被暫停，已取保候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分析認為，近期反腐敗案件的一大特點就是「動作快、下手狠」，以往都是新一屆一中全會領導人產生後，二中全會才會有明確舉措，這次是新一屆一中全會後，立馬行動。貪腐案公開的比例增加，也是近期中央高層反腐一大特點，每年都要查數十萬案件，以往不會任由公開報道，但這次不同，公開報道的力度明顯加大。

梳理發現，接受調查的這些「問題官員」中，因網絡微博揭發後才「東窗事發」的佔絕大多數。從網絡上曝出問題到停職調查往往短短幾天，速度之快實屬罕見。中共十八大後反腐亮點之一，則是網絡反腐進入史上最好時期。中國擁有超過三億微博用戶，這一功能巨大的網絡平台透過一系列揭腐行動，掀起一場網絡反腐風暴，成為一道新景觀。有學者認為，後十八大時期的反腐「提速」是各級地方政府對「官員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戰略構想的解讀和實踐。反腐列車「提速」，對腐敗行為「零容忍」，中國方能平安駛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高速」時代。但是，由網絡輿論引來的「迅速反應」也折射出權力監督和反腐查辦機制有待完善。

二奶成為反腐利器

今年是中國懲防腐敗體系五年規劃收官之年。零五年一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中央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和文件規定六百一十六件，各省區市制定反腐倡廉相關地方性法規和文件規定一千五百三十八件。反腐文件越來越多，腐敗現象卻越來越廣越來越深。腐敗本是積年沉蚒，在經濟飛速發展中越演越烈，成了一切社會矛盾衝突的根源。

官員貪腐正在出現新動向。「小官大貪」、「天價禮品」、「子女炫富」、「情婦反腐」、「民生貪腐」、「裸官現象」等，這些反腐倡廉領域裏的新詞、熱詞也是未來中國反腐工作新課題。與官員貪腐新動向一併出現的還有反腐的新形式。從「表哥」、「房叔」到「不雅書記」，這種經網絡曝光、由網民參與的網絡反腐熱潮正改變反腐格局。對於官員隱秘生活的舉報，網友戲稱，「家中失竊、二奶翻臉、日記丟失」，已成為反腐三大利器。線民舉報，借助網絡形成輿論壓力，司法跟進調查、挖出貪官，這一新型反腐模式一夜間成為中國反腐生力軍，腐敗官員聞之色變。網絡反腐反映出反腐機構對網上舉報資訊的回應積極，正如有網友戲稱，網民和紀委的關係進入「蜜月期」。

不過，學者們認為，「民意倒逼」的被動式反腐不該成為常態。中共中央黨校副教授吳輝指出，網絡反腐是公民參與反腐直接的、有效的重要途徑，政府與線民形成了良性互動。但不可否認，它只是制度反腐的一種補充。已有社會輿論反思，網絡舉報魚龍混雜，虛假資訊易誤傷當事人，有時更會出現偏離法制軌道的「民意審判」，影響司法公正。

呼籲《反腐敗法》

曾參與中紀委座談會的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認為，靠網絡反腐在當前形勢下有作用，但不是長遠之計，長遠看還是要靠制度、靠法制，因此，《反腐敗法》的出台勢在必行。他在中紀委反腐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了這一觀點。他說，《反腐敗法》對反腐而言尤為重要，把整個反腐敗體制化、機制化、法制化，法制化才能將反腐敗機制的許可權及運作程式做統一整體設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周淑真表示，盡快實行官員財產申報應是反腐敗的突破口之一，申報財產並公示公開，應作為提拔領導幹部的前提。反腐專家建議，健全反腐敗法律體系，著手解決權力過於集中、權力尋租等突出問題，才能實現「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將反腐納入法治軌道，靠立法，靠司法，靠制度來推動反腐倡廉工作，而不是透過搞運動式、風暴式反腐，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易發高發現象。
 

胡星斗呼籲憲政反腐

反腐敗最重要是憲政、制約權力，避免重蹈胡錦濤反腐失敗覆轍。

北京中南海習李體制以反腐開局，力圖提速反腐。對此，北京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學者、弱勢群體經濟學創始人胡星斗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我對新一屆領導人印象非常好，我相信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都希望政府能更廉潔。但我沒把握說，他們是真反腐，還是做表面文章，颳一陣廉政風暴，風暴過後社會腐敗更嚴重。十年前，新領導人剛上任，反腐力度也很大，還說要落實憲法。十年過後，回頭看，我有被欺騙的感覺。過去十年，腐敗級別越來越高，腐敗數額越來越大，腐敗從經濟領域擴展到各領域。」

胡星斗表示，習近平最近說，憲法的生命和權威在於實施，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似乎要實行憲政，從根本上說，腐敗是由於權力不受制約造成的，憲政就是規範權力，制約權力。習近平的講話可以理解為要實施憲政，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口號，只是表態而已，未來如何還很難說。能否實施，取決於利益集團較量，甚至會受各種權勢人物左右，習近平想實施憲政而做不到，因此對未來還很難樂觀。

胡星斗說，關鍵是敢不敢而有沒有魄力治本而不是治標，要公開官員個人和家庭財產，要讓財政更透明，讓司法更獨立，讓媒體在預防腐敗、揭露腐敗方面起更大作用，讓審計監督部門更獨立，有沒有決心做這些事，目前還看不明白。當下，中國正經歷一場反腐大風暴，或許能揪出很多貪官，中央到地方主要官員都很重視紀委的作用。

紀委是中國特色的反腐機構，是共產黨國家特色的反腐機構，有它的價值，這麼多年來，透過中紀委系統查處腐敗案很多，包括薄熙來。但僅僅有中國特色的反腐敗機構還不夠。時下，中國的網絡反腐也熱火朝天，但網絡反腐是發展中國家的特色，不僅是中國特色，也是越南、印度等一些國家所重視的。

其實反腐敗，最重要是普世價值和普世制度的建立，即建立現代預防腐敗制度，這方面要有所突破，否則反腐敗僅僅是一場風暴。只有建立現代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中國目前處於新舊領導人交接時期，各級官員還在觀望，心裏忐忑，不知道新領導人是真反腐還是颳陣風或者作一場秀，目前無從斷定。李春城案是由其他案牽扯出的，與新領導人上任沒什麼太大關係，即使新領導人不上台，恐怕也會被調查。

江迅：七常委是過渡權力中心

中共七常委班子是弱勢組合，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也是過渡性的權力中心，在五年任期內進行政治改革並不樂觀。但李克強排位第二當總理將有助施政，可望擺脫溫家寶當總理卻處處受限的窘局。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半年，北京作家梁曉聲創作的《知青》四十五集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台熱播，反響強烈，爭議不斷。有說蹉跎歲月中，展現了一代人情懷；有說美化知青生活，美化文革歷史。半年後，這知青一代闊步邁進中南海。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一屆七常委踏上紅地毯。他們中間有四人是當年知青。

知青，即知識青年，特定歷史時期的稱謂，指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自願或被迫從城市下放農村做農民的年輕人，知青總人數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之間，文革時期是高峰。新七人政治局常委中，有四人是知青，被視為「知青朝代」。現任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一九六九至七五年，是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知青、黨支部書記；現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一九七四至七六年。是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知青；現任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一九六八至七零年，是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公社太平大隊知青；現任中紀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一九六八至七一年，是陝西省延安縣馮莊公社知青。多年知青農村艱苦生活的磨礪，令他們入仕前「接地氣」，了解民間疾苦。

這七常委，較上一屆九常委少了兩席，看似兩席增減，實則決定習、李新政能否邁出關鍵一步。七還是九常委，反反覆覆已經折騰近一年。習近平力主七常委，最終堅持成功，他政治智慧的持力可見一斑。十二、十三屆都是五至六位常委，十四、十五屆都是七常委，十六、十七屆都是九常委。如今，由九常委退回七常委，權力結構有重要變化。九常委，權力分散，處於平權狀態。七常委，權力相對集中。此前，總書記胡錦濤更多時顯示的是「召集人」角色，新一屆七常委中有了「核心」，決策能力提升。以中央政法委書記為例，十年來的十六屆、十七屆都由政治局常委出任，十八屆僅由政治局委員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退出政治局常委之列。

十六屆政治局，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由政治局委員升任常委，五年後的十七屆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這些年來，中央政法委統管公安、國安、檢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門工作，嚴重干預司法獨立。十年後的十八屆政治局，七十歲的周永康卸任，由政治局委員、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長孟建柱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一九六八至七三年，孟建柱是上海前衛農場知青，在供銷運輸站船隊當水手和調度員。在上海任副市長、副書記，江西任省委書記期間，低調幹實事，口碑不錯。

胡錦濤裸退被譽為中國的進步

胡錦濤決定「裸退」（卸下所有職位），由總書記習近平直接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集黨和軍大權，四個月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習近平集黨政軍於一身，重回新人全面接棒的格局，就胡錦濤而言，有人讚他「高風亮節」，有人指他「意興闌珊」，不管如何，胡錦濤在最後時刻作出「裸退」決定，贏得掌聲和致敬，為中共權力交接體制性安排，寫下亮麗一筆，更被稱為中國歷史一大進步。

二零一三年全國人大換屆，李克強出任國務院總理。七常委布局下，李克強緊隨習近平而位居第二。中共十五、十六、十七屆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排位都在第三，即朱鎔基排在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之後，溫家寶排在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之後。但自李克強起，重新改回總理排位第二的安排。身為總理的溫家寶，在諸多領域都沒有「話事權」而無法插手，只能仰天吟詩，空懷壯志。作為「實際做事」的總理排位提前，李克強可望擁有更多空間，習李體制名正言順。

八十六歲的前總書記江澤民一再「死去活來」。春天以來，他頻頻在媒體露臉，接見咖啡連鎖品牌星巴克總裁，為揚州泰州機場題詞，致電關切揚州地震，為中國社科院新出史書作序……輿論指他不甘低調安享晚年，十八大前仍擺出「領導核心」架勢指點江山，顯示影響力仍在，話事權仍有。在他幕後操控下，七個常委中，有四個與他關係密切，或經他一手長期栽培。中國的「老人政治」下，因年齡過高而卸任退下的兩代政治局常委，幾乎每人都強力參與操控，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於是，政治局九常委？七常委？各種版本的名單滿天飛。

從權力來源和年齡結構看，這七常委班子是弱勢常委組合，完全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唱紅打黑擁毛的薄熙來保守勢力，因突發事件，遭清除而剔除出政治局常委班子，汪洋、李源潮等力倡改革的勢力，也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因此，這經平衡、妥協而產生的七人常委，令一度寄予厚望的社會改革派陣營大為失望。可以說，這是一個過渡性的權力中心，習近平和李克強可步入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其餘五人或因年齡關係，都只能是任一屆常委。未來五年，是習李體制探索布局、點火備戰的五年，因此，這一新意不多的保守班子在五年內很難有所作為，政治改革大動作談何容易。

江迅: 香港廉署反貪的制度解密

《零容忍》記錄了廉署對香港反貪成就的貢獻，中共十八大前夕在北京高調出版，且獲高層青睞，喻示此書的政治借鑑意義和警示含義，被視為中共有意彰顯反腐決心的一種信號。

中共十八大前夕，薄熙來、王立軍、薄谷開來案分別作出處置或判決，此際，一部《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四十年肅貪記錄》在北京高調出版。這部被稱之為「全球第一政治清明樂土的制度密碼」告示讀者：官場必知的明規則，從政必避的暗陷阱。「零容忍」再度成為大陸官場公務人員流行語。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以來，貪腐落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中，除原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外，有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軍中有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有九十多名省部級高官因違法、違紀落馬，其中有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湖北省長張國光、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福建省委常委荊福生、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家盟、遼寧省高級法院院長田鳳岐、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等，還有相當一部分腐敗蛀蟲來自大型央企、國有商業銀行和副部級高校，如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中國移動黨組書記張春江、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天津大學校長單平等。

中共越來越認識到腐敗是執政面臨的最大威脅，中共生死存亡繫於是否反貪和能否倡廉。恰逢十八大召開前夕，中南海面臨新老交接，按慣例，這種敏感時期，重大出版選題都謹慎處置，延後放行。然而，中央電視台《朝聞天下》、《東方時空》等節目大篇幅報道「廉政公署：貪腐零容忍」，而這部三十萬字的紀實作品《零容忍》也高調亮相上市，且獲高層青睞，顯得相當微妙，喻示此書的政治借鑑意義和不同凡響的警示含義，被視為中共有意彰顯反腐決心的一種信號。

鳳凰衛視首席時事評論員何亮亮撰寫的《零容忍》，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這家出版公司的主管部門是國家安全部門，此書能在敏感時期高調推出，引起一些人士猜測。據出版社透露：此書尚在印製之中，武漢、長沙、上海、廣州等地紀檢部門和黨政宣教部門紛紛接洽出版社，批量採購此書，北京、成都等地多所黨校和行政培訓學院也與出版方聯繫，詢問邀請作者何亮亮前去演講事項。

《律師文摘》創辦人王俊秀認為：何亮亮的這部作品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以來的社會發展為背景，以廉署所偵辦的多起驚心動魄的大案要案為經緯，全面揭示了香港廉署在肅貪工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頗具參考價值。《零容忍》詳實而客觀記錄了香港的反貪成就，以及它一路走來所遇到的風風雨雨，揭示香港廉署的歷史、功能和作用，闡述為什麼在香港這樣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廉政程度會如此之高，為什麼廉署使貪贓枉法者聞風喪膽。香港的廉政公署也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政治清明的重要制度。《零容忍》是難得一見的反腐紀實。

香港廉政公署簡稱「廉署」，英文全稱為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ICAC，是香港打擊貪腐的權力部門。廉署英文名稱的意思是「獨立反貪公署」，「獨立」乃是這一機構的精粹。當下香港已是一個很難看到標語的社會，但有一條標語幾乎每個香港人都家喻戶曉：「香港勝在有ICAC」。香港的法治與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廉署這一獨特機構。作者在書中描述，廉署成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之前，香港社會貪污相當嚴重，於是在一九七四年通過《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一個「與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都沒有關係的獨立的反貪組織」，即香港廉政公署，揭開鐵血反腐序幕。廉政公署獨立於香港政府的架構之外，擁有極大的相應權力，廉政專員直接對最高行政長官負責。香港回歸後，根據《基本法》，廉署繼續執行其法治守護神的功能，全權獨立處理一切反貪污工作。

作者在書中介紹說，廉政公署由三個部門組成：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係處。這三個部門的工作分別是調查、預防和教育，三管齊下對抗貪腐。「三位一體」的架構成為廉署高效的組織保證：一方面透過執行處全力肅貪，讓腐敗分子逢貪必被抓而「不敢貪」；另一方面則將反貪重心前移，透過審核政府部門的工作，堵塞貪污漏洞，使相關人員「不能貪」；透過教育宣傳讓市民「不想貪」，培育反貪防貪和廉潔自律的深厚土壤。香港能成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城市之一，廉署功不可沒。

何亮亮說：「在香港生活近二十年，對香港的法治及文明程度有較為直觀的感受，並由此產生了揭示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原因的衝動。」為了寫作本書，他對香港廉政公署進行了多年深入持久的觀察與分析，搜集了大量難得一見的資料。何亮亮說：寫這部書，絕不是「趕形勢」、「逐熱點」的刻意籌謀，也不是有意選擇薄熙來、王立軍案處置之際而推出此書，以吸引眼球。《零容忍》暢銷，表明社會還是崇仰正面價值的，他希望這本書對中共黨政官員有借鑑參考，「公眾對反腐倡廉的前景還是充滿信心的」。

香港廉署一直秉承「零容忍」，態度特別值得借鑑。書中談到香港廉署廉政專員湯顯明的一番話：反貪的關鍵不是「嚴懲重判」，而是要做到「逢貪必被抓」。在他看來，「死刑並不能阻嚇貪污犯罪的發生，因為只要有高利潤在，殺頭的生意總會有人做；而『逢貪必被抓』則屬那種肯定賠本的買賣，不會有人做。所以，反貪機構的關鍵是要做到對腐敗『零容忍』」。調查顯示，這部書吸引了許多關心時政的青年讀者，許多讀書頻道的網評顯示，讀者普遍希望本書介紹的經驗能夠教育從政人士。隨著出版銷售，「零容忍」成為用以敲打官員的警示口訣。

此書的監製宋強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回歸後，廉署根據基本法繼續執行著其法治守護神的功能，名聲遠播內地，引起了內地媒體和民眾的極大興趣。對於國內的反腐工作，香港廉政公署的肅貪成就，頗具很高的參考價值。」因為廉署反貪制度完備，執行到位，屢破大案要案，包括中國內地相關政府機構在內，都在研究和學習香港的反貪經驗。

宋強說：「香港成為全球仰視的廉政高地，其制度優勢不言而喻，高效反腐已成為社會共識，內地重視香港廉署經驗由來已久，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電影《廉政風暴》開始，廉政公署的威名在內地已深入人心，『喝咖啡』成為流行二十年之久的名詞，不過相關的制度啟示，在理論界有些紛擾。畢竟兩地政情、制度有別，但廉署的肅貪力度和在香港政府運營方式，吸引著內地讀者。他們希望有一部高品質的關於廉署主題的著作，以供全社會了解借鑑。至少給關心黨風政風建設的讀者一些內在啟示，現在這部作品出現了。」

廣東政要肯定廉署模式

早在二零零八年，《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出現在深圳市政府官方網站上。關於反腐工作，《綱要》明確提出借鑑香港特區廉政公署模式，研究創新反腐廉政的工作機構和運作模式，透過特區立法賦予其必要的許可權，拓展監督的範圍和職能，授予必要的手段。零九年，廣東政法領導人就高調肯定香港廉政公署「國際社會譽為經典的反貪模式」。廣東要在繼續堅持原有紀檢監察體制機制優勢的同時，按照懲處、教育、預防、監督的基本職能調整力量，整合資源，優化機構設置。廉政公署別具借鑑意義。然而，廉政公署再好，也不可能拿來就用，它的形成和運行有其獨特的社會、體制和文化環境。

何亮亮: 《零容忍》

內容簡介

　　

上世紀70年代以前，香港曾經是個貪污盛行的社會，連消防隊救火、醫生給病人急救都要收黑錢，否則消防員到場後就會按兵不動，而醫生則會看著病人在死亡線上掙扎，拒不施救……香港警界、政界的貪污腐敗狀況更為嚴重，一位後來在廉署反貪風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韓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詞：「貪污在香港警察隊伍中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自然。」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後，如良醫診病，捏住政府機構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此才真正迎來了廉潔的黃金時代。《零容忍》系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肅貪記錄，作者何亮亮從內地移居香港近20年，是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

第一章  反貪的關鍵不是「嚴懲重判」，而是做到「逢貪必被抓」

2012年的香港，無論政壇還是經濟界，都發生了幾件「大事」：3月29日，全球華人富豪新鴻基地產掌門人郭炳江、郭炳聯兄弟及香港特區政府前高管許仕仁被捕，後獲保釋。4月底，廉政公署懷疑唐英年觸犯《選舉條例》，在選舉期間作虛假陳述，並在與選委聚會時提供紅酒款待，因此廉署要求其提供相關資料。

　　

上述事件均為廉政公署的大動作，令港人對該機構贊賞有加，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接下來廉政公署自己卻出了大事。

　　

今年4月30日，廉政公署三名調查員在「窩輪天王」吳鎮濤造幣案中，因妨礙司法公正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分別被判入獄18至30個月。消息一出，全港嘩然。

　　

廉政公署簡稱「廉署」，英文全稱為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ICAC。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香港曾貪腐盛行。廉署成立後短短數年，香港便躋身全球最清廉地區之列，目前在「透明國際」180個國家和地區排名中位居第12位，在亞洲則僅次於新加坡。與之相應，香港廉署也走過了從最初被質疑到很快確立強大公信力的過程。

　　

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於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獨立於香港政府的架構，廉政專員則直接對行政長官負責。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廉署全權獨立處理一切反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由三個部門組成：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系處。這三個部門的工作分別是調查、預防和教育，三管齊下對抗貪腐。

　　

貪污授受相悅，是一種非常隱蔽的罪行，要進行調查並在法院內把犯案者定罪是非常困難的事。因此，廉署獲以下三條法例賦予的廣泛調查權力，以打擊貪污，它們分別是：《廉政公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廉政專員湯顯明強調，反貪的關鍵不是「嚴懲重判」，而是做到「逢貪必被抓」。在他看來，『死刑並不能阻嚇貪污犯罪的發生，因為只要有高利潤在，殺頭的生意總會有人做﹔而「逢貪必被抓’則屬那種肯定賠本的買賣，不會有人做。所以，反貪機構的關鍵是要做到對腐敗「零容忍」。』

　　

廉署有兩句經典廣告詞，在香港幾乎婦孺皆知：「香港，勝在有ICAC」﹔ 「廉署保密，密密實實」。

第二章 當賄賂成為基本生活必須支付的成本

1973年，內地仍處於「文革」之中，而一水之隔、位於珠江出海口的香港，彼時正在經濟起飛期，一片繁榮景象。

　　

不過，這一年3月，香港爆發了第一次大股災，恆生指數由1700點暴跌至500點。經歷了1972年全民炒股的熱潮，港人從沒見過這種股市暴跌的全民恐慌。還是在這年的3月，發生了逾萬教師反對減薪的大游行，規模之大在香港史無前例，港英政府被迫收回成命。

　　

夏天，災難仍未消停：第一個名揚國際的華人功夫巨星李小龍暴斃，世界華人無不為之震驚和悲傷。

生活還是要繼續，而困頓中的人們其實很擅長從生活中找到樂子。這一年，香港的無線電視台首次按年舉辦香港小姐選舉，當時19歲的台灣美人林青霞首次出現在《明報周刊》的封面上，這些都是港人茶余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

　　

政府也在試圖改善民生。這一年，港英政府從稅收中積累了大量資金，開始興建公屋，為中下階層的民眾提供符合基本要求的租金廉宜的住房，市民的居住條件逐漸改善，生活水平也在逐漸提高。

　　

經濟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香港從開埠以來就在英國殖民當局的統治之下。在經濟起飛之前，香港經濟主要依靠自由港地位從事轉口，經濟規模不大，官員的貪污和腐敗問題不是很嚴重。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香港的制造業迅速發展，成為亞洲主要的輕工業生產和出口地區。隨著財富的迅速增加和積累，官場特別是紀律部隊（包括警察、海關、出入境管理、懲教、消防等部門）內部缺乏約束和懲治機制，官員貪污受賄的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市民為了維持生計及快速取得應有的服務，只好被迫用「走後門」的方式。當時「茶錢」、「黑錢」、「派鬼」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不斷出爐，市民不僅熟知門路，甚至將賄款當成生活中必備的一部分開支。

　　

當時貪污在公共服務機構中相當嚴重，例如救護人員送病人就醫前要索取「茶錢」，消防隊員開水喉（自來水管）滅火要收「開喉費」，醫院病人也要「打賞」給打掃的清潔婦，才能取得開水和便盆，所以當時市民只要使用公共資源，就必須要賄賂。賄賂，已經成為基本生活必須支付的成本。

　　

而貪污在警察單位中更為嚴重，當時受賄的警務人員包娼包賭、販毒賭博樣樣來，警察尤其是各級警官普遍收受賄賂，民眾到警察機關辦事都要送紅包，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潛規則。

　　

警察腐敗，造成了社會秩序嚴重混亂，市民苦不堪言。這時人們才真正認清貪污之禍。60年代中期一度在社會上頗有影響的反對港英（港英政府簡稱，下同）統治的情緒也開始抬頭。

　　

此時香港大學生保釣一代已經產生，香港培養精英的主要學府香港大學這一年的畢業生中，包括了一批今日香港政界、工商界和文化界的名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思潮開始在大學生當中激蕩，而這種思潮也開始在社會上蔓延，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殖民當局的腐敗十分不滿，各種抗議活動此起彼伏，對港英當局構成了極大的壓力。

　　

港英其時已經很明白，如果不能比較徹底地展開反腐並且從制度層面防止腐敗，港英的殖民統治將會受到強大的挑戰。

　　

葛柏案即在此時爆發，而查處葛柏案直接催生了廉政公署的誕生。

江迅: 公開聯署信質疑薄熙來案審理

七百多名中國及海外華人學者、退休高幹、維權人士致函全國人大常委，要求認真審議罷免薄熙來全國人大代表決議。公開信質疑審判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程序不合法，並抗議八十餘家對薄案持異議的網站被封殺。

距離中共十八大召開不到半個月，一封七百多人（截至十月二十三日）署名的致全國人大公開信，就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案的處置和審理提出質疑。他們認為涉及薄案的所有審判存在事實不清楚、證據不確實、程序不合法的問題。此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十月二十二日下午，薄熙來案公民聯署發起人之一劉金華由四川啟程赴北京，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當面遞交公開信與公民連署名單，簽名人正透過各種渠道關切他的行蹤與安全。

當今中國，在很多問題上，關於「左」「右」之爭、姓「社」姓「資」的爭論，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共十八大前夕，有關中共內部左右之爭的傳聞甚囂塵上，關於政治改革的討論早已沸沸揚揚。身居高位而鋒芒畢露的薄熙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轟然落馬，再度暴露一黨專制的弊端，突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共能否順應歷史潮流和主流民意，乘十八大召開契機啟動政改進程，令國人矚目。此際，這封就薄熙來案而致函全國人大的聯署信正是這場博弈的焦點之一。

這一聯署信，由被圈內人譽為「毛主席好戰士」的原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北京大學法學院法理學教授鞏獻田，以及劉金華等各界人士發起，組織者是「人氣頗高的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紅色中國網版主李民騏等人。簽名聯署的各地各界人士在十九日有三百多人，二十日添加二百多人，其中有北京的韓德強、張宏良、左大培、孔慶東、韓毓海、劉永佶、張文木、黃紀蘇、江湧、金一南、劉仰、上海的時寒冰、香港的王紹光等中國各地人士，以及美國、加拿大、柬埔寨等地華人。

聯署信致函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信中說，新華社九月二十九日報道，記者二十九日從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獲悉：二十八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收到重慶市人大常委會關於罷免薄熙來全國人大會代表職務的決議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將依法提出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審議並公告。

信中說，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剛決定對薄熙來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卻在同一天就收到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罷免薄熙來人大代表職務決議的報告，這樣做是否符合《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他們強烈籲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真審議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的這一報告，聯署信提出三方面具體理據：

一，罷免薄熙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是重慶市人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提出，還是常務委員會五分之一以上組成人員聯名提出？請公示有關證明文件。二，罷免案寫明的罷免理由是什麼？請審查事實和證據。證據是否確實而充分？在證據與論證的事實之間，是否能形成邏輯嚴謹並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證據鏈？三，重慶市人大常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時，薄熙來是否行使了法律賦予的權利，即讓他在主任會議和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申辯意見，或書面提出申辯意見？這一申辯意見是否由主任會議印發給與會者，並提請全體會議表決？請向全國公民公告薄熙來依法行使申辯權的證據。

聯署信說，眾多黨員幹部和公民對薄案有不同看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是國家立法機關，是最高法律監督機關，是代表全體人民的，不是某一部分特權者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就薄熙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報告的審議既必須法律審核，也必須事實審核，這是「依法治國」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必須審議報告是否符合人大代表選舉法，是否尊重被提出罷免的代表的法定權利，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應清楚公告。聯署信強調，令人震驚的是，薄熙來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近年大多數政治局常委曾造訪重慶並對其工作予以肯定，又在官方傳媒作為正面典型報道而引起廣泛關注，就連這樣的人的正當權利「都受到如此閃電般侵犯的話，何談什麼普通公民權利的法律保護呢」？

聯署信說，百姓對幹部貪腐深惡痛絕，都主張嚴懲不貸。然而，為什麼對於薄案卻一反常態，質疑聲音這麼大？「問題就在於它是以路線鬥爭開篇，以刑事犯罪落幕。對全球矚目的薄熙來案中的尼爾‧海伍德死亡案，卻以一種讓世人無比驚駭的草率的司法運作匆匆走過場。涉薄案件的審判，其證據可疑處之多，被告辯護權利被剝奪之甚，被告近親屬應有權利被踐踏之不可想像，法院審判時間之短，被告認罪之快和最後陳述之奇，該案件在世界的影響之大，而國內外輿論質疑聲之強烈……它將作為無法無天的典型案例載入世界審判史冊」。

聯署信認為，涉及薄案的所有審判存在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程序不合法等問題。是否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偵查、起訴和審判？是否嚴格執行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從處理薄熙來事件一開始，當局就違法、蠻橫地封閉了所有持異議的網站八十餘家，官方網站甚至連個人博客也不讓發表不同意見，完全堵塞和切斷了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同黨的領導機關和人民政府以網絡溝通的最好最快的管道，在資訊社會的今天，這樣的做法是極為野蠻和反動的」。

聯署信說，「一個號稱是人民政府的封網行為，不是擴大而是消滅人民民主，不是擴大而是縮小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不是豐富而是貧化民主形式，不是拓寬而是堵塞民主管道，不是保障而是蔑視人民的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不是保證而是害怕和敵視人民當家作主」，「對於政府的這一違法違紀行為，必須盡快依法依紀予以糾正，如此嚴重剝奪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專橫行為，必須堅決糾正。同時，依法追究有關人員法律責任」。「以上依法提出的各項意見，請吳邦國委員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採納，並付諸實施；如不採納，請根據事實和法律公開、詳細對不採納的理由加以說明」。

六四天網黃琦支持聯署

被視為「中國第一家人權組織」的中國六四天網創辦人、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負責人黃琦率先發布這聯署信。十月二十三日，黃琦在成都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人權無國界、人權無左右。不管是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派，我們任何時候都反對任何組織使用有悖人權的任何方法侵犯公民權利。只要言之有理，說之有物，不管是權重的高官還是普通的農民，只要人權被侵犯，我們就為之吶喊。今天薄熙來人權遭侵犯，我們就站出來說話，明天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人權遭侵犯，我們也同樣挺身而出。不允許當今中國漠視人權事件一再發生。」

江迅：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生死疲勞」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曾經表示，作家太富貴寫不出好作品，太窮困也不好，而在相對中立的狀態，作家既可了解貴族上層，又可隨時接觸下層民眾。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全球中國人是一大鼓舞，顯示他多年來在文字上的「生死疲勞」，終於獲得全球文壇的桂冠，也帶來現代中國文學的最高榮譽。

《生死疲勞》是莫言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魔幻現實筆觸的重要實驗。

他將面對全球媒體的鎂光燈，也將會在瑞典發表重要的演講。讓一個叫「莫言」的人，站在大庭廣眾之下演講，頗有幾分諷刺意味。三十年前，當那個名叫「管謨言」的人，把自己名字中間的「謨」字，一分為二變成「莫言」時，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一私自改姓易名的叛逆行為所包含著的意義。

他說，當時只是想很多作家都有筆名，自己也該有一個，於是用了「莫言」。當他注視這個意味著不說話的筆名時，想到了多年前父母的教導。那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極不正常，人們普遍喪失安全感，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只有欺騙和防範，許多人因言招禍，一語不慎，帶來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後果。他偏偏是饒舌的孩子，記憶力好，口語表達能力好，又有著人前說話的強烈慾望。但每當他欲施展說話才能時，母親總提醒他：少說話啊。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離開父母的眼睛，他還是要滔滔不絕地說。

被人們普遍認為離諾貝爾文學獎距離最近的中國作家之一的莫言，六歲進學校讀書，他因罵老師「奴隸主」受警告處分。從小他就像自己筆下《四十一炮》中的炮孩子，有著以三寸不爛之舌而舌戰群儒的衝動。不過，這個以「莫言」為戒的山東漢子，後來把說話的慾望全都傾注在小說裏了，在作品中，能時時讀到充滿進攻型的語言。

但在生活中，莫言總是謹言慎行，從不見他放大炮。在他的長篇《豐乳肥臀》受批判後，他選擇沉默，以擱筆兩年的決絕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在頒獎典禮前夕，莫言接受了訪問，似乎不再「謹言慎行」，千言萬語，何若「莫言」。

你說過作家不能太富貴，怎麼理解？

先說一個很樸素的民間故事，有個養鷹的說，獵鷹不能吃得太飽，牛肉吃多了，它就沒必要去追襲獵物了，但也不能太餓，餓過頭就飛不動了，只能吃得七八成飽。既要有體力，也要有那種追捕獵物的慾望才行。作家也一樣，太富貴了，家裏僱了四個褓姆，出門有兩個保鑣，有億萬身家，他創作的動力就基本沒有了。這種時候，他的心靈無法與普通人溝通，文學說到底還是反映底層人的文學，反映下層人的生活，反映不幸者、受迫害者、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生活。

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不是也有描述貴族生活的嗎？

更多的還是反映最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態，反映人生疾苦，這樣的作品才有廣泛的群眾性，才有社會期盼的價值。一個作家一旦富貴到相當程度之後，與下層的人們群眾那種血脈之間的聯繫就切斷了。因此太富貴就很難寫出好的文學來。當然不能太貧困，吃了上頓沒下頓，首先就要解決溫飽問題，要解決養家餬口，這樣的條件下去寫作，也就顯得很奢侈。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與下層群眾保持一種密切聯繫，這樣才可以處在一個相對中立的狀態，既可以往上看，了解貴族的上層人物的生活狀態，又可以與下層人隨時接觸，如此上下自如，才能寫出比較立體的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的小說。

你怎麼看當代文壇不少作家熱衷玩技巧的現象？

這是每一個作家都要經歷的一個過程，年輕人總是蔑視過去的經典著作，尤其對現實主義的作品，喜歡玩技巧，玩結構，玩語言，玩意向，玩象徵。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意識到，這些東西都是華而不實的「花活」，遠離了小說起源和小說存在的最根本的價值。小說是講述故事的一種方式。自從十八、十九世紀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小說推到一個頂峰之後，讓後來的小說寫作者感到相當尷尬的境地，如果按照這樣的寫法來寫作，前面的高峰是無法超越的，因此才有了後來歐洲和美洲的新小說的流派，純粹從技巧入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法國的新小說，各種各樣的講述故事的小說技巧，事實證明都是曇花一現，只有現實主義的好好講故事的小說，是常春不衰的。

從你的作品看，都在好好講故事，是否就是你的追求？

說書人是小說家的鼻祖，聽書人就是要聽一環一環揪人心魄的故事，每段故事都留有懸念，講述故事是小說起源的最根本理由，也是小說家的天職。到我這樣的年齡，慢慢悟到，一個小說家歸根結蒂應以講故事為天職。當然這種講故事也包含了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環境。這大概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作家們走過的坎坷路，經二十多年的探索，意識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說的技巧，儘管拓寬了小說的表現手法，但如果把講故事忽略的話，勢必會讓越來越少的讀者更少了。最近這幾年，法國、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誕生了很多前衛的小說流派的作家，已經回到好好講故事的本質上來。當然講故事並不排除小說技巧。

德國漢學家顧彬尖銳批評說中國當代作家「沒有受過完整教育，不懂外語，所以很難寫好小說」，你怎麼回應？

顧彬是我老朋友了，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去德國，他熱情接待我，交談甚歡。中國作家應該有一種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不要一聽到刺耳之言就暴跳如雷。顧彬的觀點是偏激了一點，作為漢學家，面對浩如煙海的當代中國文學，閱讀量難免掛一漏萬。我相信有很多符合他好小說標準的當代文學作品，他沒有讀到。

顧彬認為中國作家沒有表現出獨立思想，對人生和社會的獨立思考不夠。這種批評有道理，應引起警醒。我們長期以來在那種集結化的環境裏，儘管對這種集結的模式化的思想深為反感，但就像一只鳥在籠子裏長期被關，突然被放出來，儘管可以飛翔，但它飛得是不自由的，是那種被關在籠子裏的狀態限制了。就這一點，顧彬作為讀者，有權發表看法，不必非要跟他辯論。

你說，顧彬的觀點偏激了一點？

他有些觀點並不那麼嚴密，從邏輯上講是有漏洞的。比如他認為，中國當代作家所以寫不出世界水平的文學作品，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其實沈從文小學都沒畢業，我說沈從文是我們的「擋箭牌」。儘管顧彬也對我作了嚴厲的批評，但有一個顧彬在邊上發出刺耳的聲音，絕對比沒有要好。他讓我們認真的思考，不要沾沾自喜。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判斷跟顧彬還不太一樣。

總體上，你怎麼評價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

我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取得了可以用「輝煌」兩字來形容，即使長篇小說沒有《靜靜的頓河》（俄國作家蕭洛霍夫的作品）這樣的偉大作品，但在中篇和短篇領域，我國許多作品完全能與世界上優秀作品媲美。我不太同意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比較，他認為當代文學不如現代文學。

我們這一批作家不如當年魯迅、沈從文、張愛玲那一批作家，這種說法基本成立，魯迅他們達到的時代高度，現在的作家確實很難達到。但是從總體水平上講，當代作家比五四作家要高，只是缺少高峰。當代文學是一片高原，現代文學有幾座高峰，從普遍的高度講，當代文學比現代文學要高。

江迅: 薄案掃除十八大障礙

薄熙來威脅最大的是他的極左統治手法：唱紅打黑踐踏法制。他的垮台，為中共第五代執政的習李開啟政治改革的條件，中國有可能接受普世價值，進入憲政民主。

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倒台遭處置，給當前甚囂塵上的毛澤東派極左勢力致命重創，是中國將告別「紅色災難」分水嶺。

中共九月二十八日發布消息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雙開）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中南海胡錦濤和習近平聯手達成共識，清除「紅色災難」，為中共十八大掃除障礙。

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總裁曹思源接受採訪時說，薄熙來的要害是極左統治。據報載，薄熙來共有七宗罪，其中對中國人威脅最大的莫過於他的極左統治，集中表現就是在重慶開展並欲推至全國的唱紅打黑。「唱紅」的核心是謳歌極左路線、謳歌階級鬥爭和專制獨裁、謳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鼓吹個人崇拜、鼓吹暴力崇拜、鼓吹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鼓吹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黑」實際上是黑打，在營造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階級鬥爭的恐怖氣氛之下，剝奪公民人權、踐踏國家法制、私設公堂、濫施刑罰、大搞逼供信。酷刑所致，斷送了數十條生命；製造了千百起冤案，剝奪了私營企業家億萬資產。這些合法的私有財產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戰利品。經薄熙來、前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之手「充公」，相當一部分由其自肥，剩餘一部分由其任意支配用於收買人心、沽名釣譽、欺騙民意，嚴重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

曹思源說，薄熙來、王立軍治下的重慶，幾年之中搞了一場十年文革復辟的預演。他們的失敗，並不是被外力擊破，而是內訌的結果。主子給奴才的那一記響亮的耳光，意外地打翻了自己的船。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老天有眼、百姓有福，避免了薄熙來「入常」篡位、再亂中華的一場大劫。西南黨魁栽了跟斗，實際上是出於偶然性；而當年他往上爬、大展拳腳、為所欲為時，並未受到體制的約束，這是何等危險啊！國人千萬不可太過僥倖而自迷。為此打油詩一首以警之：

曹思源即席吟《中秋打油——為薄被法辦而作》：「年年秋節秋風爽，壬辰中秋新聞暢：西南黨魁薄老二，終於倒台出了黨。當年呼呼登高位，制度使然豈能諒！神州人禍何日除？唯有憲政大開張。」

曾被當局關押勞改二十多年的中共老人鐵流聞悉薄熙來被查處的消息，旋即作打油詩：「大快人心事，雙開勃起來（薄熙來）。唱紅為惑眾，打黑在奪財。口內崇毛調，掌中篡黨牌。畫皮終剝去，腐惡令人哀。」鐵流接受採訪時說：「雙開」薄熙來，大快人心事。中共當局敢於「雙開」薄熙來，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胡錦濤、習近平終於「雄」了起來。「十年文革不僅嗜殺了數千萬條活鮮鮮的生命，還徹底摧毀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優秀的文化傳統」，「我堅信神州大地會很快掀起一個重新評價毛澤東是非功過的熱潮！被掩蓋了幾十年的歷史真相與事實，會有一個廓清。同時，為中共第五代執政的習李開啟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條件。中國有望接受普世價值，穩步進入憲政民主」。

鐵流說，薄熙來的問題不只是貪腐，而是以「唱紅打黑」進逼中央回歸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恐怖時代。薄有強硬的紅色家庭背景，在中南海的大牆內有龐大的人脈關係，與當代權貴利益集團有切割不開的利益。當下，毛派勢力很大，無論在黨內和民間都不可小視。在最近反日示威遊行中，不少城市都出現這樣的標語：「釣魚島是國家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他認為「文革」中發生的一切血腥暴行，只能由毛澤東一人負責。「四人幫」不過是助紂為虐的幫兇，元兇是毛澤東，「浩劫」首惡是毛澤東。元兇、首惡必須受到法律審判。他建言中共十八大落實鄧小平生前指示：重新評價毛澤東。不然當前各種亂象無法平息，治標必須治本，「本」，就是重新批毛評毛。

時下，中國民眾正度「中秋‧十一」長假。人們吃著月餅，論著釣魚島，想著薄熙來：薄熙來與毛澤東有什麼共同點？副手都叛逃，妻子都被判死緩，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都無法無天，大搞運動，喜歡萬人簇擁唱紅歌。文化人趙農在微博上說，這次處理薄熙來與以往的處理陳希同、陳良宇還是有所不同，多少帶有路線鬥爭含義，清除毛左，是執政者和社會各界的共同願望，期待新的博弈規則出現，在政治互動過程中，推動有效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認為，原本以為十八大可望在十月召開，現已宣布改在十一月八日舉行，延期原因有二，其中之一是薄熙來的罪案還沒最後定奪，中央發布的消息中稱，「調查中還發現了薄熙來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這就為討價還價留下了充分的餘地。難道查了幾個月還沒有查清嗎？不是沒有查清，而是沒有確定哪些可以入罪，哪些需要掩蓋下來，定什麼罪？判什麼刑？這些都還在拉鋸博弈之中。

任慧文：政治局勾勒十八大路向

正當海外媒體和專家普遍預測中共十八大將於2012年10月中旬召開之際，新華社9月28日電訊稱，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開會議，決定中共十七屆 七中全會於2012年11月1日在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將向十七屆七中全會建議，中共十八大於11月8日在北京召開。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十八大會期的公 布，顯示中共高層已就與十八大相關的重大問題達成共識，十八大的各項籌備工作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如果說中共總書記胡錦濤7月23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的講話為十八大定了基調，那麼今次政治局會議的上述表達則應為十八大勾勒了更為清晰的路向。

重大問題 達成共識

消息人士說，關於「中共高層已就與十八大相關的重大問題達成共識」，指的主要是：

一、十八大政治報告基本敲定，這從胡錦濤「7.23」講話可知端倪；

二、中紀委向十八大提交的工作報告已經審議；

三、十八屆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人選基本商定。

引人注視的是，十八大政治報告的草擬，相信凝聚了中共理論家、中共黨建專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各方面專業人才的智慧和心血。

北 京政界人士指出，為了確保十八大順利召開，特別是為了防止腐敗分子、叛逃分子混入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等權力架構，中共最近先後處理了薄谷開來 案、王立軍案和薄熙來案等國內外關注的三宗大案要案，尤其是把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使薄熙來 成為繼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之後，第三位因違反黨紀國法而下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再次彰顯高層對反腐敗的決心，也為十八大組新班底 掃除了障礙。

四個「全面」 未來目標

消息人士續說，今次政治局會議強調，中共十八大「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 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攻堅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這個表述與五年前定義中共十七大為「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會」，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即中共十八大面臨着更加嚴峻的背景：一是國際形勢空前複雜，美國重返亞太，聯合中國周邊國家尤其日本對中國頻頻施壓， 千方百計阻撓中國崛起；二是國內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各個領域的改革仍處於「深水期」，官員腐敗難遏，社會矛盾突現，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三是政壇突發事 件特別是薄熙來事件引發了種種議論，出現了不少雜音。凡此種種，無不對十八大造成頗大壓力。

有鑑及此，今次政治局會議透露，十八大將有四個 「全面」，即：全面審視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大勢，全面把握中國發展新要求和人民群眾新期待，科學制定適應時代需求和人民願望的行動綱領和大政方針，對 全面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戰略部署，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 人民福祉，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四個「全面」的表述，實際顯示了十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從中可見，中共高層認 為中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要牢牢把握機遇，沉着應對挑戰，繼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凝聚社會共識，無懼無畏地繼續推進改 革開放，在改善民生方面要有新進展，保證民眾過上更好生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層對「小康社會」的表述，已由「全面建設」上升為「全面建成」的新提 法，相信十八大會像胡錦濤「7.23」講話那樣，提出「在未來五年為到2020年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

內憂外患 任重道遠

消息人士又說，中共高層及時處理了薄熙來事件，為十八大組新班底掃除障礙，顯示這一代領導集體在大事面前不糊塗，給人留下了對執政黨對國家負責任的深刻印象。

但 從中紀委關於薄熙來案和審查報告可見，薄熙來從1993年擔任大連市市長時起，直至後來升任遼寧省、商務部領導職務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 都嚴重違反黨紀。然而薄卻被一再「帶病提拔」，直至進入中央權力核心。這就暴露了中共權力監督制度長期形同虛設，黨建存在嚴重問題。這也不禁使人想起習近 平2012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習近平強調，黨要管黨，強化監督，對黨員和幹部「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早發現、早提醒、早 糾正，才能防患於未然」；「要建立健全黨員黨性定期分析、民主評議黨員等制度」，令黨校黨員深受感動，認為習近平對幹部問題的「三早」——早發現、早提 醒、早糾正，是對幹部的真心愛護和悉心培養，如果全黨都行「三早」，定能挽救不少幹部。不論習近平的「三早」是否針對薄熙來問題而發，但若對薄熙來早行 「三早」，也許薄不至於墮落如斯！因此，習近平的「三早」，應黨成為各級黨組織的制度，應當列為黨建的重要內容。

進而言之，既然習近平於中 共十八大接胡錦濤的班成為中共、中國新的最高領導人，國人自然對他寄予厚望。因為從現代化國家發展發達的歷史看，法律出身的領袖人物往往更有助於國家的興 盛。中國好不容易盼來像習近平這個法律出身的領袖人物，國人期盼他能開創依法治黨治國的法治新局面。不過習近平接班不可能一帆風順。時下國人對黨政官員至 少有四大不滿：利用職權，買官賣官，貪污腐敗，圖當裸官；以錢為本，與民爭利，欺壓百姓，欺上瞞下；經濟上揚，道下滑，見利忘義，外遊出醜；外交軟弱，喪 失國威，陷美圈套，「龍困淺灘」。由此以觀，習近平是在「內憂外患」的背景下接班的，可謂任重道遠。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習近平「7.24」發表的「五大獨特優勢論」，顯示其深諳政壇常青樹應有的中庸之道的理念，有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體的力量共同振興中華。且看習近平屆時如何運籌帷幄了。

2012年10月3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