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瑩：國民教育之爭是「一罐機緣」

國民教育之爭帶來香港民間參與改革的契機。上海交大教授夏中義編的教材，亟具峄發性。

如果說香港國民教育之爭打開了一罐蟲子（a can of worms），它也打開了一罐機緣（a can of opportunities），讓香港人審視自己被誤導的價值觀，也推動港人積極提出自己的「中國論述」，而不是被動的「取消派」。

國情教育課程引起家長群情洶湧，反映了香港中小學教育的深層問題，也帶來了全民參與、改革教育的契機。國民教育之爭牽動了香港人的神經，特區政府不可能與天下的父母為敵。政府笨拙施政，沒有道德權威，也講不出能取信大眾的道理，硬推的話，可能引致比二十三條更大的管治危機。

但另一方面，反對國民教育運動目前的挑戰不是能動員多少人上街，或爭取多少簽名，而是如何超越反對和批判，提出面對現實與將來的「中國論述」。

國情教育風波的導火線是《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教材》，這小冊子由香港教育局出錢，但編得太爛，內容偏頗，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不敢為之護航。特首梁振英退而用《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為擋箭牌，只是《指引》同樣問題百出，對所謂國民教育的內容簡單化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脫離香港的現實，不會得到社會認同，注定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國民教育教學大綱》的基本理念是「國民教育以情為本」，鼓吹「國情、真情、情懷、情感」，所包含的概念層次太低，鼓吹對國家的「情懷」，就比大陸的開明人士落後太多。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夏中義在中國推動「大學人文課程」，帶領團隊編了一套三冊讀本：《人與自然》、《人與國家》、《人與世界》，二零零二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人與國家》卷首語寫到教材的宗旨是要讓學生反思「你將如何面對故土百年滄桑，及其社會文化轉型，以期將自己塑造成迥異於卑微子民的『現代國民』」。

什麼叫合格的「國民」？《人與國家》的九章目錄勾畫了國民認知要求的脈絡：「讓記憶喚醒歷史」、「傳統與變革」、「重新點燃峄蒙火炬」、「革命反思錄」、「自由思想檔案」、「民主ABC」、「平等與公正」、「個人、社會、國家」、「什麼是知識分子」。在這些命題下，編者選進的中外作者有魯迅、陳獨秀、胡適、李銳，也有得到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亞馬提亞·森等人，合共約一百篇文章。香港的中學何妨利用現成的材料，編個簡本給中學生？

《人與國家》的編者在導言中這樣解釋國民的精義：「及格的公民應該能夠走出專制主義造就的『順民』與『暴民』的傳統籠罩，清楚地認識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應該能夠清楚地意識到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意識到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

如果這是香港「國情教育」的宗旨，相信家長和公眾都不會反對。與之比較，香港的教材指引空泛膚淺偏頗，令人汗顏。

媒體越挖越深，發現香港推行國民教育早在十年前峄動，並非今年才開始。

《中國模式》手冊不過是把話題推向風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亂不清：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卻在新高中課程中將中史降格為選修課程，讓香港新的一代，可以對中國歷史一竅不通。香港大學博物館總監曾對我說，到博物館參觀的中學生，有的連「唐宋元明清」的歷史常識都不懂。

其次，風波在媒體的追蹤報道下，暴露了香港教育的不平等：釐定教育政策的政府高官早就對教育制度投了不信任票，把子女在中學的時候就送到海外，或者選擇國際學校；有辦法的上英基學校，普羅大眾的子女才進地道的本地學校，要上國情教育課，這更使平民家長氣憤難平。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多元聲音、各種政治傾向的學校共存。辦學團體有權選擇教材，家長也有機會選擇學校。不同理念的團體，可以出版不同的教材，讓學校和家長選擇。

《中國模式》教材的問題出在其得到了政府資助，教育局有沒有資助其他國情教育教材的出版？還是只此一家？教育局是經過什麼的程序招標、評核？又如何挑選「當代中國研究所」設計教材？教材寫好後又經過什麼程序「收貨」？國民教育的經費是多少？如何分配？社會大眾有權要求教育局公開有關材料，保證公款使用公平、透明。

另一方面，公眾反對港府版的國情教育教材，特別是大眾媒體，也要避免輕易標籤化他人的想法或其他教材「紅色」。

我也反對雙重標準，譬如陳日君主教也發聲指責國民教育洗腦，諷刺的是天主教學校就是在主持大規模的洗腦工程，教授創造論，宣揚天主造人和天地萬物，和進化論唱對台戲。美國就規定公款支持的學校不得組織集體的宗教活動，但不限制個人信教自由。反觀香港，罕見社會質疑教會教育內容。

學生和家長組織起來參與校政，是改革教育制度的契機。參與中國改革是香港的宿命，香港和中國大陸是命運的共同體，寄望港人能超越對港版國民教育的反抗，進而建立對中國課程的共識。

陳婉瑩，香港大學新聞教授、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總監，曾在美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九八年來專注高等教育，推動資訊開放和教育發展。

陳婉瑩: 曾蔭權達沃斯發言判若兩人

曾蔭權發言沒有官腔，用短句、直接。他提出新視野，強調價值，但又結合草根訴求。

坦白說，我過去對香港特首曾蔭權沒有好感，他講話乏味，像帶著面具，掛著勉強的笑容。我最不解的是他向港人派錢六千元的政策。這是個有錢不懂花、活該挨罵的笨政府。但我必須承認，他在剛結束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現出色。在香港說曾蔭權的好話頗有「風險」，但公道話還是要說。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舉行的「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展望」是論壇的重頭戲之一，聽泷近千。和曾蔭權同台的六位講者，包括IMF總裁拉加德、世界銀行行長佐力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等重量級嘉賓。即將開場時我坐在第三排，和後面的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梁卓偉聊著。梁給iPad我看，提起當天《明報》用頭版頭條批評曾蔭權在二零一一年出訪頻繁，有浪費公帑之嫌。梁沒生氣，只是有點無奈的說，出差不輕鬆啊。「昨晚凌晨一點要和香港通電話，酒店房間還比不上香港大學的宿舍」。

開場了，《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Martin Wolf主持。我近距離看著曾蔭權，其他講者都凝神注視在台上講話的人或者在做筆記，曾特首卻直視前方，臉無表情，腿上放個iPad。他偶爾游目四視，好像心不在焉。日本經濟財政大臣古川元久讀完講稿，談及日本債務危機和潛在的風險，中規中矩，但沒有亮點。最後輪到曾蔭權。我想慘啦，他要讓香港丟臉了。

誰料，句子從他的口中奔騰而出，語調流暢，遣詞有力。他還是那副撲克臉，但和在港時判若兩人。

他呼籲歐洲領導人必須果斷地對經濟危機採取果斷行動，解決歐洲債務危機並重塑信心。「一定要有信心，信心來自於政府的果斷行動，動作要快，要狠」。

他提到香港九十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中的經驗。他說：「我從事公職四十多年，大半和公共財務有關，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擔心。」

他是唯一提到窮人和草根群體的講者。他說：「我們不能光照顧那些提供資金的銀行，要照顧中小企業、草根。你要幫助窮人，保證他們能活過去，幫助他們重整債務，能支付帳單。」

他認為在解決這些宏觀經濟問題的過程中，二零一二年至關重要：「二零一二年要活下去，記住，一定要照顧民眾，我們服務於人，公共服務就是為了人而服務。」不到五分鐘，曾蔭權講完了，全程沒有看iPad或紙條。會場爆出自發的掌聲，其他的講者都沒得到這熱情的反應。

從演講藝術來看，曾的表現能拿高分。他沒有官腔，用短句、直接。他提出新視野，強調價值，也結合草根訴求。他談過去經濟發展，但把宏觀經濟個人化，語帶感情。台上再來一輪討論，曾蔭權再講了一段話，又一輪獨家的掌聲。

會後中國多位企業家對曾蔭權表現讚不絕口﹕「他的英語很厲害。」長期駐倫敦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師琰說：「我真想向他致敬。他講話很給力，直指問題核心。」曾蔭權在國際場合為何與他在香港會出現這種巨大的反差？特首辦一位助理說：「他在香港不可能說這些話。記者只會追問他怎麼回應孔慶東。」「他講英語比廣東話好。」我想，也許他在香港給媒體和泛民主派議員罵多了，得到鍛煉，到了國外，草根成了順口溜。

更可能的是時勢造英雄。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氣氛充滿焦慮，出席的政治家強顏歡笑，但是憂心忡忡。歐債危機未見解決方案，美國自顧不暇，中國經濟放緩。更可怕的數字是十六至二十四歲人口的失業率：阿拉伯國家百分之九十，美國百分之二十三，英國百分之二十二，西班牙百分之五十。全球失業人數達到兩億，其中七千五百萬是十六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每年有四千萬人加入就業年齡人口大軍。大家知道，高失業率會帶來不安、抗議和動盪。阿拉伯之春的衝擊未完，「佔領」運動風起雲湧，二零一二是危機四伏的一年。

達沃斯今年的主題是「大轉型、塑造新模式」，要尋求超越現資本主義的新架構，這是個巨大的挑戰，命題高遠，但是談何容易。香港的情況和歐盟不能相比，但是挽救經濟要以人為本的原則還是一樣，彈丸香港的曾蔭權像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喊破了皇帝新衣的神話，使人耳目一新。

曾蔭權今年卸任行政長官後去向未知。我倒覺得中央政府可聘他出任國際場合的發言人。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的影響力日增，急切需要有能力面向國際社會的發言人。前特首董建華講話態度過於官方和接近中共正統。從曾蔭權在達沃斯論壇的表現看，出任北京的「國際發言人」游刃有餘。

陳婉瑩，香港大學新聞教授、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總監，曾在美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九八年來專注高等教育，推動資訊開放和教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