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 香港落後新加坡的真正原因

早前，《南華早報》專欄作家 Philip Bowring 發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樣」。文章開頭這樣說：「最近許多文章都主張香港應該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學習， 當中不乏謬論，應當及時撥亂反正。」文章嘗試釐清，香港輿論對新加坡模式的各種一知半解 ── 例如對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國民儲蓄狀況、經濟增長速度與「即用即棄的廉價勞工」的關係、收入不均程度與香港不相伯仲、國民總收入比國內生產總值低、與香港 相反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實「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歡讀這種題材的文章，過去一兩年，也寫了好些主題相類的文章，考察的重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點、香港有何長處、為何比較之時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體的星港比較如何粗疏。

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獅城社會面向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義，認為一般民眾皆愚昧，自由開放對國家發展無益，因此不時利用國際環境險惡、國家版圖細小資源匱乏等恐懼因素， 「遊說」民眾接受威權管治、正當化對各種社會自由的規限。在這種國家治理氛圍下，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逐漸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份。

雖然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新加坡政府意識到知識經濟下社會創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發表報告，提出「讓國民具備冒險、求真與創新精神，對生活充滿激 情」的創意城市願景。不過，有新加坡學者曾質疑沒有新的政治氛圍，新的社會是否能夠破繭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報導，儘管新加坡專利申請愈來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創意成果。商界領袖甚至開始公開懷疑，家長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許創意存在。

港媒經常吹捧、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模式，多只著眼於其施政速度，對此Philip的南華早報文章有這麼一段： 「任何人只要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稍有關注、並希望政府不干涉個人事務和私營業務，自然就會清楚新加坡獨裁統治的缺點所在。獅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 重要基石」。的確，香港與新加坡行的是兩套風格頗為不同的模式，前者傾向強社會弱政府，後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機抨擊社會自由引致內 耗、拖慢經濟的意圖。不過這種說法難經考驗，原因是無法解釋為何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於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 中，仍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高於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同樣在新加坡之 上。

但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將來仍能與之平分秋息？觀乎此時此刻香港的發展，我對此頗有懷疑；香港刻下仿如黃昏，新加坡卻如 日方中。一個港媒經常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為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而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不斷被收緊的特區。

「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的局限

這個分野所以重要，是因為新加坡貴為一國，情況有別於香港充滿灰色地帶的一國兩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權政府 — 地方政府」這一環，權力界限遠較香港清晰與廣闊，因此政策制訂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動力也更高。另外，因為擁有自己的主權，新加坡更可無拘無束地擁抱世 界與「外國勢力」，成為貨真價實的「亞洲國際都會」，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發文，公開贊同美國制衡中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同時亦因為要面對一定程 度的「主權在民」、選舉壓力，政府不能不緊貼在地民眾聲音。總理李顯龍不只在選舉期才與民眾「擔櫈仔傾計」，6月時排隊買炸雞翼就令中國網民異常羨慕。

國家以少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用人唯賢(meritocracy) 、廉潔(honesty)作為施政核心教條。在國人不滿聲中，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外來人口準則，政策轉而強調新加坡人優先。為團結國人，政府主動推動 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與本土身份認同。政府重視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讓食物連銷店專斷、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更開設小販學徒計劃，令老字號小店技藝得到承傳。縱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書飽受抨擊，但白皮 書也有特地開了一個章節，講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預留綠色休憩地帶，確保本地人生活質素不受影響。政府設有Contact Singapore，積極在海外招攬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貢獻。重視國家食物與食水供應自足、減低對外來資源的依賴，是政府的重點關心議題之一。新加坡政府 遠較香港容易徵用軍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發展項目，在民意壓力下，近來也收回哥爾夫球場作發展之用。

縱然港人仍會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獅城國家圖書館沒有像香港那樣頂住保守民眾壓力，堅持不讓兒童圖書部內容涉及同性戀的書下架），但趨勢是新加坡民 眾的問政力量愈來愈大，不再溫馴。最近被指控誹謗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內籌得超過七萬坡幣，與總理李顯龍打官司。在社會愈重批判的氛圍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 也悄然發展起來。2013年新加坡年輕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屆臺灣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女配角四個獎 項，令新加坡電影在華語影壇的地位得以提升。

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卻日漸成為政治忌諱。香港因愈來愈政治正確地只向北望，開始與新加坡分道揚鑣，由昔日同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變成今天愈 加內向的「內陸城市」。談「次主權」、「自治」、「本土」、「香港人優先」，通通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香港境外辦事處不見得會與Contact Singapore 一 樣積極，聯絡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淡、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遲遲未能成事；新界東北爭議中，鮮見政府議及香港食物供應自主的一環。政府施政表現，愈 來愈難以令人相信，特區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為依歸，可以與獅城政府相提並論 ── 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連是否需要開發郊野公園，高級官員也各說各法，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絲毫不見政府會如何確保本地人原來生活質素不受人口增加影響；官 塘重建，政府在民眾不滿聲中急著拆毀小商戶數十載的心血，拆毀一切之後，地皮卻流標，過程之中完全不見官員應有的嚴謹規劃態度；領匯當道之下，小店愈來愈 難以容身，小販愈被邊緣化。政府公職的人選考慮，愈來愈傾向務虛地以「愛國愛黨」準則、政治派系立場先行，而非務實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被卸 任」是最新案例。

不少人曾經相信香港勝在有ICAC，但歷經湯顯明事件、亞洲週刊去年傳出北京不滿廉署「太獨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後，此情難再。香港文化產業的經濟貢獻與旅 遊業相若，且電視業為電影業提供人材孵化場，加以發展實為美事，香港電視卻因神秘的「一籃子因素」而不獲發牌，公開表態不認同政府發牌決定的顧問其後更遭 解僱。因為北望、合拍片當道，港產片港味漸淡，昔日風靡東南亞甚至全球的香港軟實力漸成回憶。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內經年積累的茶垢 ── 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李瑞環回歸前旨在提醒有關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為是打的一個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來香港模式還能保留多少正面意義，很視乎有多少港人能擺脫鄉愿、短視與犬儒的惡習。

(原文刊於信報，此為增訂版。)

鄺健銘: 英帝國統治與中國香港的民主浪潮

刻下香港政改爭議激烈，有些人士很喜歡說：「英國人百多年來也沒有給予港人民主」，《環球時報》也補充說，英國政府為香港引入民主改革，只始於(八十年 代)中英政府討論簽署《聯合聲明》。這多少意味英殖時期的管治更獨裁，本地人各種生活意願與訴求多得不到重視；現在港人在中國治下可親身參與討論政改，已 是歷史上的一大突破、一大進步，港人焦躁，無甚必要。

如果鑑古可以知今，這種說法忽視了英殖歷史中的起碼三點、與現今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1. 英帝國的運作，並非單由港人耳熟能詳的「中央政府」主導，原因是英國社會多元，且能夠透過議會向英政府施予壓力、進而影響殖民地政策；

2. 英帝國對主權的執著，其實不如想像中強烈。帝國管治者更著重保留影響力，以維持在殖民地的利益，因此「殖民地自治」甚至獨立，對需要管理全球殖民地的英帝國而言，是解決一些殖民地與倫敦衝突的良方之一，「剩餘權力」顯然並非洪水猛獸；

3. 二戰後，港英政府對香港政改發展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四九年後中共執政而衍生的地緣政治，而香港當下的社會討論，卻常有意無意忽略這一環，也因而低估了港英政府當年所需要面對的政改壓力。

十九世紀如日方中、成為全球殖民地數目最多的英帝國，其社會思潮有如泉湧，繼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福音派教義 (Evangelicalism, 重視道德行善與社會改革)、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強調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懐疑主義 (Scepticism, 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道德精神、英雄史觀與女權主義，不但推動了英國國內改革，也影響國外殖民地的政策。

當時英國社會掀起的曼撤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運動浪潮是例子之一。運動領袖Richard Cobden與John Bright倡議自由貿易主義，認為殖民地應如獨立國家一樣為自己而活、應當自治，而不應讓宗主國進行剝削統治、得到特殊商業利益；換句話說，這個學派的 理想不是主張建立帝國，而是在社群自治的基礎上構建聯邦(commonwealth)(“The object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was not an empire but a commonwealth of autonomous communities.”)。這種思潮後來某程度上影響了英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政策，二戰後英帝國的論述也以此為藍本。

英人管治全球龐大的殖民地帝國，要合符商業利益，要務是減低成本，亦因此英人也著重道德形象，以減少所需的鎮壓行動與開支。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佔領台灣 之際，曾就該如何管治台灣諮詢英法顧問意見。英國顧問建議，將台灣視如香港般的殖民地，善用當地領導階層的影響力，加以小型殖民地政府與軍事力量來管治； 法國顧問則主張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式(法國的一個縣)統治方法，視台灣為日本的「內地」直接管治。這可以見到英人的管治風格、海洋與大陸國家的政治區別。

英帝國的治理並非一帆風順，美國獨立戰爭就給英人上了一課，但英人維繫帝國的手法也因而變得靈活。「自治領」(Domainion)是其中一項產物。 1926年英帝國會議已對自治領給予三點定義，其中兩點是： 1. 自治領與英國地位平等; 2. 自治領與英國自由組成不列顛聯合國。

二戰後，英人仍想維持英帝國，但也務實地意識到英國財力已大不如前。他們維繫帝國的新方法，是主動給予如新加坡的殖民地自治政制改革。英人背後的理念是， 要加以利用戰後日濃的本土民族意識，使之有利於殖民管治。英國官員眼中，自治的好處之一，是為殖民地政府引入更多民意壓力、加快政府的社福施政效率、使之 更貼近民生，從而贏取支持。到後來，英人更選擇提拔有利己方的本地政治力量、推動殖民地整合獨立，以在財力與維持帝國力量間取得平衡。有東南亞學者研究 指，如非英人扮演誠實中介者(honest broker)一職、解決馬來亞各族各派的分歧，馬來西亞根本難以立國。

《環球時報》沒有提到的是，早在二戰後的四十年代末，港督楊慕琦治下的港英政府，已一度計劃推動香港自治政改，以重建英人的管治威望。除了以政改換取增加 政府稅收的現實考慮外，楊慕琦的其中一個考量是，英國應該吸取美國革命的教訓，重視地方自治對維持帝國的重要性。不過計劃因中共建政、變數增加而告吹。

冷戰期間，港英政府因一直意識到香港難以抵禦中共進擊，因此治理香港時，往往小心翼翼，以防觸發中共收回香港的行動，也因此沒有緊密配合美國針對中國的冷 戰行動，例如英人曾以BBC取締對中共構成挑釁的美國之聲(VOA)電台廣播。在此情況下，香港難以進行政改，因會被視為推動香港自治而引發中方行動。

 
不過港英政府也曾感到政改壓力。六十年代初聯合國增加了對英國的解殖壓力，這令港英政府有留意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民主自治黨的行動—這個政黨主張反共反殖、任命港人為港督，也曾向聯合國提交聯署。

刻下香港在「國家安全為上」、沒有「剩餘權力」、不能提「次主權」的大前提下，政改不但寸步難行，甚至是出現倒退──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由以往的1/8 增至1/2。八十年代為確保香港主權順利移交中國而設的「一國兩制」，曾令人有所想像；今人見到此情此景、回望過去、慨嘆今不如昔，自然不難理解。

總會有人反駁說，不要美化「英殖」。但英國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處理手法，卻給港人上了一場活生生的政治課，令他們體會更多，中英兩國處理中央－地方關係的 政治文化差異：與中國對香港的一貫辭令有別，英國沒有說蘇格蘭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有說蘇格蘭自古以來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領土、沒有說 蘇格蘭的命運應該由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人民決定、沒有說外國評論公投是外人說三道四，傷害英國人民感情。

有趣的一點是，親中人士多愛以英殖時期香港的政治狀態與現況比較，認為今日的問題當年也有；現在民眾大肆批評，是對英人厚此薄彼的「英奴心態」表現。如果 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對所謂「回歸」意義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而英殖歲月又如愛國人士 所言般不堪回首，那麼我們為何要視今昔大同小異為平常事？我們又應如何重新理解「回歸」的意義？去年9月以「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為綱、引發共鳴的學生 罷課運動，又應從何說起？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中治觸發社會情緒、管治效果不如英人的情況，並非沒有案例參考；1930年從英國「回歸」中國的威海衛，便是例子，這在1985年由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Pamela Atwell所著的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裡有詳細分析。在1898-1930年30多年的英治裡，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時間（1902-1921），威海衛的行政專員由曾任香港華民政務司、 與香港華人關係融洽、任內大力支持保良局、東華三院與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等華人自理組織的發展，且熱愛中國文化的駱克(Steward Lockhart)出任。駱克的管治風格，是盡量維持當地社會文化制度、盡量不擾民；也因為此，村民享有相當大的自治空間。這管治模式，亦與1898年駱 克考察新界、方便英人接管時所作的建議大同小異。

駱克治下，政府只訂下每年需繳交稅款，具體收稅細節由每村之長安排；雖然英人頒佈的法律與大清律法截然不同，但在實行上，中國律法傳統仍受法庭尊重，英人 也選擇性地執行普通法，以遷就中國律法；政府於1904年設立的免費學校皇仁學堂，以雙語教學，中國典籍，以及西學如地理數學，同為必修學科。因為英人著 意保留地方傳統，中國革命時期，威海衛甚至出現反革命暴力事件。駱克離任時，得到華人精英歡送，被他們讚揚為尊重學者，管治有方，同時為威海衛帶來了啟蒙 與進步。

1930年威海衛回歸中國後僅僅兩天，威海衛人便有別於英治時期，上街示威，抗議政府。當中的原因，是威海衛政府財政權力收歸南京中央政府，因此計劃開徵 新稅，影響民眾生活。事實上，中治風格與英人相反，新政府銳意要破舊立新，毫不陰柔；其發展計劃的野心相當大，支出因此快速增加，且使用權力時毫不吝嗇， 這都削弱威海衛作為港口城市原有的大都會外向性格、網絡匯聚繼而競爭力。

因為政府財政需求增加，新稅項削弱了威海衛的轉口港地位，貿易商轉用其他鄰近港口；為彰顯威海衛是中國管轄的城市，公共空間不再展示英語，這無疑是向「外 國勢力」架起一道牆；政府在基層增設官僚機構以集中權力、縮窄社區自治空間；警察介入私人生活的程度，也明顯比英治時期高，警隊工作包括確保民眾繳交稅 款，甚至調查學校出席率；最重要一點，是南京中央政府的黨組織在威海衛伸延，威海衛政府權力被架空，首任中國威海衛行政專員因與南京中央政府意見不合而被 撤職，結果威海衛發展以「國家」而非「地方」利益為依歸。

研究香港的學者Norman Miners，曾為上述威海衛專著以「香港與威海衛」為題作序，並說威海衛的往事對香港前途頗有啟示。但當時他頗為樂觀，因為相信《中英聯合聲明》能保持 香港原有性格與生活方式。到了今天，當《聲明》仍否生效也成了香港政治議題之一，就不免使人再次細味history repeats itself這句老話。 

(原文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此為增訂版)

鄺健銘: 世界視野下的中港矛盾

1920年，毛主席在文章＜「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裡寫道：

「我們所主張歡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語。不僅不願被外省人來治，並且不願被本省的少數特殊人來治。我們主張組織……完全的省自治。 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這才叫做『湘人自治』」。

回歸後十七年，香港社會也逐漸浮現近似的本土意識。如何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議題，已變得更為迫切。去年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

中港磨合的問題根源，既來自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也與香港因長期扮演世界自由港角色，繼而衍生鮮明的本土意識有關。　

由於一國兩制是中央地方關係的一種模式，故此參考世界其他中央- 地方磨合的案例，例如美國與波多黎各、英國與北愛爾蘭、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印尼與亞齊等，會有助思考它的現況與前路。事實上在八十年代，曾有論者建議香 港以波多黎各模式回歸。去年，菲律賓政府能與「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 歷史性地達成和平協議，在莫洛建立可能比次主權更進步的「國中國」／「亞國」，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當中的參考案例之一。

國際案例，有三點可助釐清 當前中港矛盾的現況、擴闊各方對前路的想像：一）香港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在世界其他地方均可找到先例比照，不宜將之簡化為港人面對中國崛起自卑情意結作 崇的孤例；二）本土意識不是純粹的憑空建構，將其忽略、強調「顧全大局」與照顧國家利益，無助紓減中央－地 方間的矛盾；三）本土意識可以包含世界、性格外向，比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

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

按照已故前新華社部長黃文放的觀點，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理應同等重要，不可偏廢一方（見《黃文放論特區首長》頁116、117、120、122、135）。但有兩個因素，使這個脆弱的平衡不易維持：

一）香港史專家曾銳生(Steve Tsang)在期刊論文 Maximum Flexibility, Rigid Framework: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and its Implications 裡指，一國兩制基本上是回歸前中共對港政策「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延伸，以國家利益為先，因此一國兩制承諾不一定會兌現；回歸後香港可享有何種程度的 「高度自治」，很視乎它會否損害中共的治國利益。

事實上，早在回歸前，中共的對港政策已展現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解放中國後，中共因著外交、國防與經濟利益而沒有立刻收回香港，曾被蘇聯抨擊為「有新殖民主義的野心」。71 年中國加入聯合國，隨即要求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以便他日收回，使香港名義上的「解殖」，遠比很多人想像來得 早；這亦令香港的政治前途有異於同為英國殖民地、同在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上的直布羅陀──當西班牙在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要求英國歸還主權，直布羅陀便於 1967年舉行公投，決定繼續由英國管治、否決回歸西班牙；兩年之後，更獲通過新憲法，建立自治政府。有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指出，推動國家統一，同時保留 地方特色、繼續引進外資、方便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是當初創建一國兩制的一大動機。

國家其後的一些發展，包括 八九後中國對「外國勢力」與「和平演變」的戒心大大增強、令其對港政策易於左傾，乃至近年國內群眾事件與日俱增、國家重心已由經濟增長轉移至政治維穩，均 使本質上讓國家先行的一國兩制不利香港維持自由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況且，根據香港大學新近出版的基本法研究著作 《Introduction to the Hong Kong Basic Law》，縱然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權力遠大於世界上其他地方政府（註：中央政策組委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做有關「香港涉外關係對國家貢獻」的研究報告，甚 至指香港是「次國家」，見《人文香港 — 香港發展經驗的全新總結》頁92)，但香港自主權的法律與憲制保護基礎卻不穩固，比不上如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的地方政府。

二）歷史經驗顯示，共產政權向來不易與地方多元共存。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曾有很多車臣知識份子對為弱勢社群打拼的共產黨人寄予厚望，憧憬新政權會為身處俄國邊陲的北高加索人帶來自主與自決權，但最後終歸失望，本地人的文化、信仰、經濟與語言均受擠壓與踐踏，為車臣與莫斯科埋下更多衝突種子。
至於中國，嚴格來說一國兩制最先試行的地方，是西藏而非香港。1951 年，北京與西藏達成17條協議，承諾西藏在新中國內仍能維持原來的宗教信仰、社會與 政治制度，任何最終改革方案，需事先徵得達賴喇嘛的同意才可通過。當時西藏政策的主事人，也是鄧小平。但到了1956年，中國國內掀起大規模農村集體化運 動與土改，西藏無法置身事外，最終釀成衝突、17條協議不能維持。80年代初，鄧小平對英國外相說，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正是參照當年西藏與北京的協議， 這不免留下未來香港會否西藏化的隱憂。

香港本土意識：「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

Tai-Kwan Au 在1984年寫成的博士論文 Possible Political Futures of Hong Kong 已預測 ，回歸後的香港存有「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Uncertainfuture conflict factor, 頁261)。因著鮮明的地方身份認同，香港社會對中國主導香港未來事務的抗拒，很容易會令港人本土意識更強、離心力更大，意味這個因素會否出現，關鍵在於 客觀效果上已將中港差異制度化、中港區隔明確化的「一國兩制」能否落實。

的確，八十年代香港革新會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調查顯示，九成三受訪者贊成「維持現狀」；港督尤德委託行政局成員以港府名義所做的民調，也有類似結果。九十年代南華早報的民調發現，當被問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應當不顧中共反對加快民主化？」，83% 受訪者贊成，反對者只有12%。不過，這些民意在回歸進程上的 影響力相當有限。1972年，當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要求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時，便已暗示港人不會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有任 何角色；而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中方阻止港督尤德在談判中使用港人代表的身份，拒絕承認港人對前途問題態度的民調結果的重要性。
其實早於1980 年，著名學者、前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已著述指，港人有獨特、在政治與法律層面與中國大陸徑渭分明的身份認同。儘管港人在文化層面承認中國人的身份，王賡武 認為港人的身份認同，仍然包含一些由香港的南來人口、教育與科技水平等條件所產生的獨特地方元素。去年，以評論深刻見稱的練乙錚更甚至認 為，港人具備斯大林所論的四大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少數民族。

回顧歷史，香港獨特性的建立，源於它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的自由港定位；「外國勢力」的一直存在，為香港「本土」添加了環球性格。剛開埠時，西班牙洋銀、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以及中國銅錢均為香港法定貨幣。19 世紀末的書籍記載，香港鬧市「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 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被評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香港亦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份子、共產國際、東南亞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基地。胡志明領 導的越共，甚至成立於香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橫跨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的八大腹地，造就其經濟成就。時至今日，香港仍被評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本土」的環球性格，既孕育了全球最大的採購和物流公司利豐，亦可透過與南亞、中東與非洲有緊密連繫、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化最佳例子」的重慶大 廈充分體現。

因此要成功實施一國兩制，要務是認識與尊重香港的環球性格、避免因為過於擔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將一國兩制的詮釋偏向一國、加強操控，令其失卻原有保存「世界香港」的精神。

但一國兩制先天傾向一國， 而回歸後，亦一直不乏與原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圖像有所出入的例子，如近月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指，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小憲法、法律位階次於中國憲 法，其後觀點受到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訪問學者質疑。港人愈來愈容易從小至街道生活文化、大至法制(如 法治廉政)變異，感覺到資深記者程翔所講的「四化」(「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以及 「本土」的生存空間日益狹 小，故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下降、中港矛盾加劇、本土意識崛起，可謂歷史的自然發展結果，不算意外。

國際案例影照下的中港矛盾

放眼國際案例，自主甚至分離意識，往往源於對地方意識的擠壓排斥；繼續強調「權在中央」與「大一統」論述、不確保地方多元空間，無助理順中央地方關係。

例如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歌(Francisco Franco)治下大量輸入外地人口、推行各種語言文化政策進行文化清洗、積極消滅根植於語言與經貿網絡的地方身份認同所造成的傷痕，正是加泰隆尼亞省及 其省府巴塞隆拿本土意識政治崛起的重要成因。70年代後，雖然西班牙民主化，加泰隆尼亞與馬德里關係比以往對等、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開幕禮上省歌先於國 歌播放，但因近年地方財政自主權受到削弱引起不滿，支持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多。最近便有160萬人組成人鏈，為明年獨立公投造勢。

在英國北愛爾蘭，親倫敦、屬於外來英國國教的勢力曾長期壟斷政治，本地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政治邊緣化、受不同的社會政策歧視，因此在六十年代，民間掀起平權運動，但後來焦點議題由公民權利演變成警察暴力打壓問題，最後釀成由激進分離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策動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恐襲。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後，堅持和平進程不能將本地激進政團排拒於外，才能平息兩派紛爭，在98年達成歷史性的 Good Friday 和平協議。

美國統治波多黎各的其中一 個主要方法，是透過美商大舉投資，令其依賴美國經濟、強化波多黎各人的次等意識，讓他們相信自己無法自理、受美國主導不是壞事。但即便是有很強宿命論文 化、獨立一向不是主流訴求的波多黎各人，他們無法當家作主、居住地淪為殖民地的意識也日益強烈，對美國立場逐漸激進化。在1948 -1976年間的大選，要求與美國關係更對等、反殖民的訴求愈趨明顯，支持升級成為美國州份或獨立立場的選民增加一倍、佔逾一半。去年波多黎各有關前途問題的第四度公投，反對維持現狀的比率更創下新高、「建州」首次成為支持率最高的選項。

六、七十年代，台灣國民黨 的威權政體因為沒有對新生代漸起的本土意識予以足夠重視，令其用以統治台灣、強調「血濃於水」、以血緣串連文化與政治的大中華史觀與沙文主義受到愈來愈大 的挑戰，使原來相容的台灣與中國身份認同割裂、日本與國民黨同被視為「外來政權」、台灣非漢人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地方身份認 同的一部份。這股本土意識浪潮，為民主進程打開缺口，促使政權開放。

雖然香港情況與這些案例不盡相同，但變化主軸大同小異 — 地方自主被認為得不到重視，催生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案例中激發本土意識的因素，包括一.地方經濟逐漸被中央壟斷，其原有經濟網路的多元與重要性乃至經濟 自主度被削弱；二. 地方語言與文化空間被擠壓；三.警察親中央、高壓的公眾形象令地方怨氣加劇；四.地方新生代的本土意識與政治參與訴求被壓抑，在近年香港都不乏身影。
對於為何本土意識該受重視、不宜從略，案例之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研究巴塞隆拿、波多黎各、台灣等案例的學術著作，均不約而同地強調，本土意識的存在，都是由實在與獨特的歷史記憶、文化價值觀、地方語言、經濟網絡所構成，並非只是憑空的想像、流於本質論；

二）更重要一點，是台灣案例說明，本土意識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身份認同轉變的重要特徵，是各方對地方歷史敘事的競爭。台灣本土意識崛起、重視在地文化的多元起源，與期間有論者倡議，將台灣置於區域甚至世界史中，書寫「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不無關係。

引伸而論，如果將台灣經驗套在香港，像著有《香港大視野》的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那樣，將香港置於不同地域網路(例如英殖時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東南亞與南亞)， 重新定義地方，那大概可以避免出現「血緣 — 國家」意識之下，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無「中國血緣親屬」而不合資格申請特區護照的情況。

國際案例對中港矛盾前路的啟示

國際案例不單說明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時為何需要以地方為本位，也為具體操作留下若干啟示：

一）給予地方更多自主空間，能紓減分離意識。法律學者佳日思(Yash Ghai) 研究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案例的學術論著Autonomy and Ethnicity: Negotiating Competing Claims in Multi-ethnic States，都有提過這點：有異於一般想法，實現真正的地方自主，反而更有助國家統一；
二）談判過程若只集中與地方溫和派溝通、同時把激進派邊緣化，將無助化解中央 - 地方的衝突。事實上，在七、八十年代，倫敦已嘗試終止北愛爾蘭政治壟斷局面、推動親倫敦與愛爾蘭兩派權力互享，不過未能成功。及至貝理雅在97年上台，雖 受到親倫敦勢力的政治壓力，但仍然堅持向與愛爾蘭共和軍關係密切的激進政團新芬黨（Sinn Féin）打開談判之門，最後終在98年達成 Good Friday 和平協議，相當有創意地建立讓各派管理政府不同部門的聯盟政府；
三）國際參與對化解中央 - 地方矛盾、鞏固地方自主，往往能扮演一定角色。例如新近學術著作Diminishing Confli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Why Some Subside and Others Don’t 就指，國際參與是印尼 - 亞齊案例成功處理中央- 地方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尼官員原本擔心國際參與會加劇分離主義，但由前芬蘭總統主持的協商，最後卻能同時確保國家統一與地方自主。所以早前袁瑋熙、何 雪瑩在明報撰文，說香港問題要「跳出本地框架」、「應當在國際公民社會、媒體之間大聲疾呼，告訴世人表面繁榮下香港困局， 亦應思考香港民主化對中國、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說服外界香港民主對國際形勢有影響。」，有一定道理。

香港問題在中國

對中國來說，理順中國 - 香港關係，有其國家戰略價值。按照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新著《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的觀點，隨著「美國重返亞洲和它對華的『包圍』 (encirclement) 策略逐步形成」，同時提升國家的國際形象與軟實力、進行新發展模式的壓力不斷上升，未來中國會更需要確保一國兩制、穩定香港人心，以善用其潛在的外交網 絡，和建設中國軟實力時不可或缺的香港文化。

有這種戰略考慮、以中國之大、加上近來上海自貿區一度被稱為「新租界」、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氣勢，中港關係大可不必以零和遊戲作唯一出路。

鄺健銘: 從新加坡人口白皮書看香港人口政策

近來香港政府展開人口政策諮詢，焦點放在「輸入外地專才與勞工」、「增加勞動人口」與「鼓勵生育」。不過若與港人傾慕的新加坡政府今年年初發表的人口白皮 書比較，港府這份人口藍圖，不論是對現況的鋪陳、對問題的設定、對未來方向的視野，都顯得蒼白，當中至少三個思路，不免會影響諮詢成效：

第一，關於政府輸入工作人口的理念。

諮詢文件的第一章指香港人口老化會減少勞動人口、阻礙經濟增長，而「人口遷移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因此輸入工作人口「擴大香港的人力資源庫」成為重點倡議。港府的立論不無盲人摸象的味道。

今年年初，人口學學者Wolfgang Lutz受邀出席新加坡人口政策研討會時指，現時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人口老化與經濟放慢有必然關係，例如塞浦路斯共和國(Cyprus)人口遠比德國年 輕，但經濟發展卻明顯不如後者。結論是，經濟增長更取決於人口質素(例如民眾是否有足夠想像力與創意來提高生產力、創造更多財富)，而非人口年齡與數量。

換句話說，政府要準備迎接人口老化的挑戰，要務理應是先釐清地方的經濟高增值發展願景、人口質素狀況(如年齡、學歷、工種分佈、創業狀況)，從中研究人才 短缺情況(欠缺哪些人才與所欠數量)、然後制定本地人才培訓策略、讓地方人盡其才，並且判斷地方需要依賴外力的程度、推算所需外來工作人口的種類與數量。

新加坡的人口白皮書，就有一個章節，先交代國家經濟發展願景、人口質素狀況、如何打造價值鏈與推動產業結構轉型，然後講未來人力資源的發展策略。

香港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卻沒有這種整全思維與願景，連「我們應否進行更詳細的人力資源推算研究，以評估所需的人才／技能類別……從而促進經濟發展？」都 是諮詢議題之一。據新加坡媒體報導，政務司司長認為香港可引入更多外地人才，只是基於「新加坡能，所以香港能」之類的理由。

事實上，香港的經濟發展願景向來不清晰，更枉論如何做到人盡其才、確定所需外來人才的類別與數量。從過去的四大經濟支柱到六大產業再到現在的四大潛力行業 群，重心產業一直在變，政府卻不曾檢討各個產業成效、解釋變化原因。縱然現屆政府視文化創意產業為香港四大潛力行業之一，但有評論估算，港府最近令人無從 捉摸、難從市場角度理解的「三挑二」電視發牌決定，就可引致每年八十億、與新近落成的郵輪碼頭造價相若的經濟損失。

政府建議在某些行業引入更多外勞，同樣值得商榷。以建造業為例，政府指現在行業出現人手短缺，引入外勞可增加彈性、避免增加本地勞工淡市時的失業率。但數 據顯示，現時香港註冊建築工人數字較2007年增加四成一，原因是發展局自2010 年起推行「強化建造業人力訓練計劃」來培訓本地人才，今年發展局局長更強調有信心計劃可滿足業界未來數年的人才需要。因此增加輸入外勞是否必要？會否拖低 薪金、打擊員工積極性、損害建造業向來高生產力的經濟效益？這些問題諮詢文件都沒有提到。

第二，關於人口變化與空間規劃如何配合。

諮詢文件的前言說，「一個可持續的人口政策須在創造經濟財富、所有人享有平等機會和更優質生活三者之間，取得平衡」。但平衡如何取得，文件沒有提供線索。

就算假設港府不設人口上限的決定合理，它也難自圓其說，為何作為一份未來藍圖，諮詢文件沒有演算未來人口在不同情景規劃下的增長速度與數字、沒有建議合適的未來人口數字、沒有分析城市空間能否應付未來人口變化以確保「更優質生活」，從而為公眾提供更多參考。

新加坡的人口白皮書就有個章節，講述除房屋與商業發展外，如何預留空間發展綠色休憩空間，確保人口增長後的生活質素，這多少助長了新加坡社會的保育意識與 行動。雖然白皮書引發社會爭議，但大都圍繞政府的各個人口推算與背後邏輯，焦點清晰。前總理李光耀與吳作棟也曾就國家合適人口數字表達意見。

事實上，回歸前已有建築學學者指，香港發展規劃「缺乏整體發展目標和意識形態，只有功利目的而沒有社會理想和文化取向」，但問題至今依然嚴重，例如關於是 否需要開發去年令香港獲《經濟學人》選為全球最宜居城市的郊野公園，來應付人口增長，近月發展局局長與政務司司長就有相反意見。對未來人口變化模糊不清的 諮詢，只會令香港距離「優質生活」目標更遠。

第三，關於「家是香港」。

文件引言以「家是香港」為題，也建議鼓勵港人回流，但如何留住正在進行新一波移民潮、「失家的感覺」愈趨強烈的港人？這份關鍵詞大概只有「增加勞動人口」、稱得上「只有功利目的而沒有社會理想和文化取向」的文件，卻交了白卷。

源於「本土」生存空間日益狹小的焦慮感，已令很多港人有「失家的感覺」，而類似情緒在近年外來人口快速增加的新加坡同樣可以見到。考慮到公眾反響、本土身 份能增強社會凝聚力，新加坡政府撰寫人口白皮書時，已不斷提到「核心新加坡人」的概念，近來也變得更強調「本地人優先」。

事實上，對於如何照顧「本土」、減低近年內地遊客、「雙非人」、新移民為本地原來生活方式帶來的衝擊，香港民間不乏方案。例如去年，學者沈旭暉曾建議香港 學習巴哈馬設立旅客專區，避免本土庶民生活文化受到干擾、繼而湧現「美國遊客蝗蟲論」的經驗，亦曾指出港府可從審批時進行考核入手，處理香港人口政策內容 的「非本土化」危機。但在文件，卻不見有相關延伸討論。

從這三點可以見到，港府民望低沈，其來有自。

（原文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

延伸閱讀： 新加坡人口白皮書

鄺健銘:國際案例映照下的中港矛盾（下）

放眼國際案例，自主甚至分離意識，往往源於對地方意識的擠壓排斥；繼續強調「權在中央」與「大一統」論述、不確保地方多元空間，無助理順中央地方關係。

西班牙 — 加泰隆尼亞

例如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以大量輸入外地人與各種語言文化政策，進行文化清洗、積極消滅根植於語言與經貿網絡的地方身分認同所造成的傷痕，正是加泰隆尼亞省及其省府巴塞隆拿本土意識政治崛起的最大成因。70年代後，雖然西班牙民主化，加泰隆尼亞與馬德里關係比以往對等、19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開幕禮上省歌先於國歌播放，但因近年地方財政自主權受到削弱引起不滿，支持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多。最近便有160萬人組成人鏈，為明年獨立公投造勢。

英國 — 愛爾蘭

在英國北愛爾蘭，親倫敦、屬於外來英國國教的勢力曾長期壟斷政治，本地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政治邊緣化、受不同的社會政策歧視，因此在六十年代，民間掀起平權運動，但後來焦點議題由公民權利演變成警察暴力打壓問題，最後釀成由激進分離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策動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恐襲。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後，堅持和平進程不能將本地激進政團排拒於外，才能平息兩派紛爭，在1998年達成歷史性的Good Friday和平協議。

美國 — 波多黎各

美國統治波多黎各的其中一個主要方法，是透過美商大舉投資，令其依賴美國經濟、強化波多黎各人的次等意識，讓他們相信自己無法自理、受美國主導不是壞事。但即便是有很強宿命論文化、獨立一向不是主流訴求的波多黎各人，他們無法當家作主、居住地淪為殖民地的意識也日益強烈，對美國立場亦逐漸激進化。在1948至1976年間的大選，要求與美國關係更對等、反殖民的訴求愈趨明顯，支持升級成為美國州份或獨立立場的選民增加一倍、佔逾一半。去年波多黎各有關前途問題的第四度公投，反對維持現狀的比率更創下新高、「建州」首次成為支持率最高的選項。

台灣國民黨 — 原住民

六七十年代，台灣國民黨的威權政體因為沒有對新生代漸起的本土意識予以足夠重視，令其用以統治台灣、強調「血濃於水」、以血緣串連文化與政治的大中華史觀與沙文主義受到愈來愈大的挑戰，使原來相容的台灣與中國身分認同割裂、日本與國民黨同被視為「外來政權」、台灣非漢人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地方身分認同的一部分。這股本土意識浪潮，為民主進程打開缺口，促使政權開放。

中國 — 香港… …？

雖然香港情與這些案例不盡相同，但變化主軸大同小異──地方自主被認為得不到重視，催生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案例中激發本土意識的因素，包括﹕

一，地方經濟逐漸被中央壟斷，其原有經濟網路的多元與重要性乃至經濟自主度被削弱；

二，地方語言與文化空間被擠壓；

三，警察親中央、高壓的公眾形象令地方怨氣加劇；

四，地方新生代的本土意識與政治參與訴求被壓抑，在近年香港都不乏身影。

對於為何本土意識該受重視、不宜從略，案例之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研究巴塞隆拿、波多黎各、台灣等案例的學術著作，均不約而同地強調，本土意識的存在，都是由實在與獨特的歷史記憶、文化價值觀、地方語言、經濟網絡所構成，並非只是憑空的想像、流於本質論；

二，更重要一點，是台灣案例說明，本土意識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身分認同轉變的重要特徵，是各方對地方歷史敘事的競爭。台灣本土意識崛起、重視在地文化的多元起源，與期間有論者倡議，將台灣置於區域甚至世界史中，書寫「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不無關係。

引伸而論，如果將台灣經驗套在香港，像著有《香港大視野》的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那樣，將香港置於不同地域網路（例如英殖時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東南亞與南亞），重新定義地方，那大概可以避免出現「血緣—國家」意識之下，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無「中國血緣親屬」而不合資格申請特區護照的情況。

予自主空間減分離意識

國際案例不單說明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時為何需要以地方為本位，也為具體操作留下若干啟示：

一，給予地方更多自主空間，能紓減分離意識。法律學者佳日思（Yash Ghai）研究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案例的學術論著Autonomy and Ethnicity: Negotiating Competing Claims in Multi-ethnic States，都有提過這點：有異於一般想法，實現真正的地方自主，反而更有助國家統一；

二，談判過程若只集中與地方溫和派溝通、同時把激進派邊緣化，將無助化解中央—地方的衝突。事實上，在七八十年代，倫敦已嘗試終止北愛爾蘭政治壟斷局面、推動親倫敦與愛爾蘭兩派權力互享，不過未能成功。及至貝理雅在97年上台，雖受到親倫敦勢力的政治壓力，但仍然堅持向與愛爾蘭共和軍關係密切的激進政團新芬黨（Sinn F in）打開談判之門，最後終在1998年達成Good Friday和平協議，相當有創意地建立讓各派管理政府不同部門的聯盟政府；

三，國際參與對化解中央—地方矛盾、鞏固地方自主，往往能扮演一定角色。例如新近學術著作Diminishing Confli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 Why Some Subside and Others Don't就指出，國際參與是印尼—亞齊案例成功處理中央—地方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尼官員原本擔心國際參與會加劇分離主義，但由前芬蘭總統主持的協商，最後卻能同時確保國家統一與地方自主。所以早前袁瑋熙、何雪瑩在《明報》撰文，說香港問題要「跳出本地框架」、「應當在國際公民社會、媒體之間大聲疾呼，告訴世人表面繁榮下香港困局，亦應思考香港民主化對中國、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說服外界香港民主對國際形勢有影響」，有一定道理。

零和遊戲非唯一出路

對中國來說，理順中國—香港關係，有其國家戰略價值。按照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新著《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的觀點，隨「美國重返亞洲和它對華的『包圍』（encirclement）策略逐步形成」，同時提升國家的國際形象與軟實力、進行新發展模式的壓力不斷上升，未來中國會更需要確保一國兩制、穩定香港人心，以善用其潛在的外交網絡，和建設中國軟實力時不可或缺的香港文化。

有這種戰略考慮、以中國之大、加上近來上海自貿區一度被稱為「新租界」、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氣勢，中港關係大可不必以零和遊戲作唯一出路。

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