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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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8日星期四

紀碩鳴:維權律師高智晟冤獄曝光




因維權而坐牢的律師高智晟身陷新疆冤獄,當年定罪由胡錦濤拍板。習李上台,各方期待法治陽光,呼籲美國領導人訪華時,向習李提出還高智晟?劉曉波?郭泉等六人的自由。

因維權而被投入新疆沙雅縣監獄的高智晟,冤獄內情逐漸曝光,當局允許高智晟家人在農曆新年前去探監。不過,探監過程被嚴控,隔著玻璃、通過電話交談的家人,所有關於高智晟的個人情況,包括案情、身體狀況、獄中生活細節都不能問,只能講家人的身體狀況。高智晟遠在美國的太太耿和在電話中哽咽著向亞洲週刊哭訴:一直沒有高智晟的消息,雖然給予一次會面的機會,我也只知道他還活著,活得好不好、怎麼活法都不知道。耿和懇請各界「關注高智晟的自由」。

高智晟是一位中國律師,因為維護中國弱勢群體的權益,更因為拒絕了官方要求他放棄一些最敏感的案件,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政府強行關閉了他的律師事務所並吊銷了他的律師執照。但高智晟一直沒有停止為弱勢群體維權,在網上發表文章,並撰寫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公開信。據悉,零六年八月十五日警方拘捕高智晟,和異見人士劉曉波被批捕一樣,是由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作出批示,當局因此更嚴厲地對待他,甚至在監禁中用鐵鏈綑綁,並以太太耿和及孩子做人質,強迫他認罪。最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給高智晟定罪,判三年緩五年。緩刑期間又遭公安綁架「失蹤」及施以酷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緩刑期滿時,法院卻再判處高執行原判三年,關在偏遠的新疆沙雅縣監獄。

一月十二日,距家人上次會見高智晟相隔十個月。高智晟弟弟及耿和父親從新疆烏魯木齊坐長途車幾十小時到監獄探視。耿和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探視僅半小時,一去就約法三章,高智晟在獄中的一切都不能問,原來的案子的情況不能問,外面的社會政治情況都不能說,只能說家裏的情況。「都只是說說父母的身體狀況,他給我只有一句話,叫我帶好孩子。如果問到了一些他們認為敏感的問題,就會掐線,探訪就會中斷。」

高智晟自己從門內走出來,隔著玻璃拿起電話對講,看上去精神還可以。盼望高智晟可以早日自由,耿和說,行前曾讓家人問一下高智晟,刑期什麼時候可以結束?高智晟弟弟說:「嫂子,對不起,他們什麼都不讓問。」高智晟弟弟問了一句,裏面能看看電視嗎?這句話還沒說完就被掐線了,獄警出面阻止,並說高智晟還沒到看電視的級別,但他們這兒有圖書館,不讓繼續往下問。

會面三十分鐘,只能講一些無關緊要的話。耿和長嘆一聲道:「十個月後見面的一個重要信息只是,他還活著,但不知道活得怎麼樣?怎麼活法?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讓問。每一次見面都帶著一封函,希望律師可以介入,但都交不到他的手上。每次探訪者都要搜身,連我的信都不能帶。」

去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國際大赦組織邀請社會各界給那些人權受到侵犯的人士寫信、寄卡片或者在Facebook上發送消息,從給俄羅斯「小貓暴動」(Pussy Riot)中被囚禁的人士,到給中國被囚禁的人權律師高智晟。耿和就一直給高智晟寫信﹕「我不斷地在寫,根本不知道他收到沒有,也不讓問。」

因為不能忍受公安的迫害,耿和帶著孩子經過二十多天的跋涉,從北京到了泰國,隨即得到美國庇護,這幾年生活安定了,兒子正讀四年級,女兒也上大學了,但高智晟受迫害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耿和說:「只想跟他說一說,溝通一下,知道他的近況。」耿和表示,她為高智晟的自由奔走非常堅定,尤其是到了美國,看到這個民主社會的自由和對人的尊重,她覺得高智晟做的是正確的。

有時間耿和就會接受採訪,為高智晟獲得自由而奔走。今年更想努力,不能坐等他的刑期。「我想得很簡單,高智晟是一個好人,好人不應該是這樣的,不應該有這種下場。」講到高智晟為幫助當事人,都會工作到很晚,他自由時,三分之一的案子都是接窮人的案子,家裏有些積蓄時,都會為沒有能力交錢的當事人減免。點點滴滴的往事,讓耿和為高智晟既驕傲又傷心。「看著他經常為社會不公而心情沉重,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高智晟走的每一步路都特別的不容易。堅持這樣的信念,不為金錢動搖,是非常可貴的。」她哽咽著說:我能做什麼呢?只能為高智晟奔走,想他早日自由,少受點罪。

五個春節不能團聚

二零零九年元月九日那一天分手,高智晟一早出門了,耿和離開了北京的家,之後,五個春節沒有在一起過了。每年節日,耿和都在躲避,有時朋友來祝賀才想起,一年又過去了,不知道高智晟怎麼樣了。「我甚至想過,如果我在監獄中,高智晟在外面,他一定會很快把我營救出來。我一直自責。」

來自維吉尼亞的美國國會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是國會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的共同主席,他最近給高智晟寫了一封信,讚揚高智晟﹕「在你個人安全和安康受到極大威脅的時候,你的信念和你對正義的追求都鼓舞著人們。」他告訴高智晟,沃爾夫和美國其他數位國會議員署名信中,「敦促奧巴馬總統在與中共領袖習近平見面時,以公開和私下的形式提出六位中國公民案件,這六位人士在他們自己政府的手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你是他們其中的一位」。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沃爾夫等人在美國國會發起「保衛自由行動」專案,呼籲關注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等在世界各地受到迫害的人權鬥士。沃爾夫特別關注高智晟的案件,把高智晟提名為捍衛自由的第一人。沃爾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說,良心犯本身就是有關政府嚴重踐踏人權的證據,高智晟是一位不屈不撓為人權以及宗教人士吶喊的維權律師,中國政府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他。

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也一刻沒有忘記關注營救高智晟,去年成功營救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逃脫山東臨沂的控制來到美國,傅希秋說,陳光誠到了美國後經常見面和通話,會持續關注他的家人和姪子陳克貴的情況。隨後,傅希秋又在美國國會推動營救高智晟的相關行動。傅希秋對亞洲週刊表示,國會人權委員會決定個例關注的方式,特別有目標的選擇案例來推動,將推動高智晟自由作為今年最重要的事項。沃爾夫給高智晟寫了信,已經寄去新疆的監獄。同時又寫信給新任國務卿克里,敦促不僅是桌面底下的外交,而且要桌面上的敦促呼籲,公開邀請會見耿和,向人權踐踏者發出公開的信號,捍衛美國的普世價值。

傅希秋表示,沃爾夫提到的六位公民包括高智晟、郭泉、阿里木江、楊榮麗、劉曉波和劉賢斌。去年習近平以中國國家副主席身份訪美時,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人士認為,集中力量解決這六人的狀況,若他們的人權狀況得到改善,其他的狀況也會有所改變。

剝奪高智晟申訴權

去年,北京維權律師黎雄兵和李蘇濱受高智晟大哥高智義委託,到新疆沙雅監獄申請會見高智晟,代替高智晟申訴,但遭到當局和新疆監獄管理機構的無理阻撓。獄政科科長請示領導後回覆,需要有高智晟本人的委託,高智義的委託書不符合要求;高智晟本人是高級律師,案件申訴不需要聘請其他律師代為申訴;以及高智晟不願會見任何家屬和律師。當局是又一次將高智晟與外界隔離。十八大換屆,新一代領袖正試圖更尊重法治人權,能否就從尊重高智晟、劉曉波等人的人權開始呢?

紀碩鳴: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 痛斥港府荒謬




保釣船金主、保釣行動委員會顧問劉夢熊痛心港府控告保釣人士的「荒謬」做法,並痛批「特區政府配合的是日本政府,不是中國政府」;呼籲全球保釣人士同聲譴責。

儘管自身處於廉署調查、爆料等新聞的風口浪尖,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聽說香港海事處針對去年登上釣魚島的「啟豐二號」船主及部分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作出控告,毅然挺身而出來到旺角保釣行動委員會記者會現場,作為保釣船的金主、保釣行動委員會顧問,劉夢熊痛心港府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荒謬」做法,更即場發言痛批:「特區政府配合的是日本政府,不是中國政府。特區政府竟然票控這些捍衛國家主權的民族英雄,你說事情是否很荒謬?全球保釣同仁要同聲譴責港府!」

保釣船「啟豐二號」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二日啟航,成功駛出香港水域並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唱國歌、舉國旗,船員被譽為「保釣英雄」,他們分別從空路及海路回港時,得到不少市民夾道歡迎。事隔半年,海事處控告保釣船東羅堪就,指「啟豐二號」非法離開香港水域。劉夢熊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再次用「荒謬」表示憤慨:「香港海事處控『啟豐二號』非法出海,我覺得很荒謬,一國兩制有一個基本原則,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放在首位的。『啟豐二號』出海保釣,完全是堅持一國原則,完全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他認為,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大道理是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啟豐二號」出海是維護大道理。

去年八月十二日,「啟豐二號」一行十四人出海,並在將近斷糧斷水下突破日方攔截,十五日成功登島。中央電視台不僅全程直播保釣船進程,登島成功後,央視更是內地媒體中最先播出消息;《環球時報》等官媒亦極關注事件,不少地方報章更以英雄和勇士形容羅堪就等人。事後遭日方非法拘捕遣返,中方還派兩艘海監船護送保釣人士返港。「壯哉勇士」是去年登島成功後,華文媒體給「啟豐二號」登島勇士的讚譽。

使中國巡航釣島常態化

之後,中國數十個城市出現反日抗議示威,聲援保釣。劉夢熊指,「啟豐二號」的民間保釣行動更推動中國漁政、海監船前往釣魚島海域巡航且常態化,「也改變了一九七一年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行政管轄權後,中國政府缺位的狀況。現在我們的漁政船、海監船多次深入釣魚島海域十二海里範圍去宣示主權。顯示我們的公權力存在,打破了日本人單方面的實際控制及所謂的國有化」。

一個多月前,劉夢熊受邀赴北京,出席了有中國三個上將、五個中將、百多個少將參與的「保衛國家海洋權益高端研討會」。劉夢熊是唯一受邀的境外人士,被安排在開幕式作主題發言。他以「保衛海權要有新思維、新策略」闡述保釣立場。會後軍方將領對他說﹕你的名字在內地很響,不是由於你是全國政協委員,而因為你是「啟豐二號」保釣船的金主、贊助人,所以大家特別敬佩你。劉夢熊指出,「啟豐二號」所產生的保釣蝴蝶效應是非常正面的,也對東北亞整個戰略形勢起到相當正面的作用。「我覺得從中國人民的感情及中央政府支持的判斷來說,『啟豐二號』登釣島插旗是非常正面和有積極評價的。」

「保釣二號」為保釣立了戰功,隨船的保釣成員是為民族大義作出貢獻的人,劉夢熊說,他們孤舟上岸,在沒有漁政、海監護航的情況下,衝破日本海上空中的圍堵成功登島,插上五星旗,這一幕是令人振奮,該大力表揚的。他們功在國家,功在民族。把他們當違法分子起訴,擺明是賣國有理,愛國有罪,多麼荒唐的邏輯。他認為,保釣行動得到了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的支持,「我的立場是,全球華人社會是一個保釣團體,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是保釣分子。保釣行動委員會七個成員所做的,是十三億大陸同胞、七百萬香港同胞、二千三百萬的台灣同胞及數千萬海外炎黃子孫想做的。他們順應民心和公理,也符合一國兩制的根本原則和利益」。他指責,港府的起訴行為是對所有支持保釣的炎黃子孫的打擊,與十三億中國人民為敵,與中華民族為敵,與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為敵,「是政治立場的嚴重錯誤」!

代表政府的香港海事處檢控「啟豐二號」非法出境,異曲同工的是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在釣魚島綁架保釣勇士,扣壓「啟豐二號」時,用的理由是非法入境,並強制遣返。劉夢熊憤憤的說,日本政府霸佔中國領土說我們非法入境,現在特區政府在為日本的侵佔行為提供證據,控告「啟豐二號」是非法出境,完全配合日本政府,起訴是罔顧民族大義。「民族大義、統一大業高於香港的內部事務」。

在香港,數以千計的漁船出海不需要特別批准。劉夢熊指,「啟豐二號」本身是漁船,他們出海憑什麼要海事處批准呢?何況他們出海的是中國地方,從事的是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神聖使命。香港政府為什麼在我們國家的漁政、海監船已經到釣魚島海域執行公務常態化時,還要起訴「啟豐二號」?這不是逆歷史潮流,跟國家的外交政策對著幹?

港府宣布起訴這一天,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美國,之前還指責中國侵佔別國領土,劉夢熊指,似乎在時機上很巧合,「特區政府是在一個最壞的時機,作出最壞的舉措。完全跟維護國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馳。說輕一點是政治上弱智,說嚴重一點就是喪權辱國、是通敵賣國」。

難忘陳毓祥榜樣

自從一九九六年劉夢熊的搭檔陳毓祥發起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並在釣魚島海域犧牲了生命,劉夢熊表示:「我常以他為榜樣,秉承他所說的,『保釣不分左中右,愛國不分先與後』的原則,所以這些年來,我是二千二百三十多個政協委員中出大錢、出大力、始終不渝的支持保釣行動。」

劉夢熊連續二年向全國政協遞交保釣提案,呼籲要改變公權力缺位、政府不作為的局面,獲十二位全國政協委員連署,去年增加到三十六位全國政協委員連署。二零零六年時,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連續五年去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否認大屠殺,中日兩國關係處於低谷,激起內地很多城市的反日示威。劉夢熊捐了一百六十萬買了一對「啟豐號」船,後來數次捐款一百萬,二十萬、五十萬捐款更多。二零一一年是保釣運動四十週年,劉夢熊捐出一百萬作為籌備去年八月出海的費用。他認為,個人的作用微不足道,保釣的成就是全球華人的,「起訴保釣勇士,猶如起訴全球華人愛國者」。

「香港保釣船遭海事處起訴」,成為全球華文媒體的重大新聞。連日來,中國內地的人民網、環球網、光明網、新浪網等主流網站都在顯著位置,以「香港保釣船主遭海事處起訴 被批『喪權辱國』」作報道,法廣新聞刊出「去年登釣島被譽英雄今天卻遭港府控非法出海」的報道。

不應以法律打壓保釣

雅虎山東省威海市網友「wingbeat」留言:「應該制定法律,不能以法律法規名義去壓制打壓伸張大義的行為。買個菜刀結果給關進局子裏,因為買了管制刀具而限制了人身自由?自衛反擊戰中給個無簽證證件離開邊境?」雅虎河北省邢台市網友說:「應該說違反地方的法規或者國家法律都要依法懲罰,但是因為民族大義,國家主權應該獲得豁免權,免於法律責任追究。敬佩並且支持香港同胞的愛國行動。」劉夢熊說,公道自在人心!

2012年10月25日星期四

紀碩鳴: 香港免費電視牌照風暴 




城市電訊投入三十億港元發展免費電視,已聘請七百多人,正在拍攝的電視節目近十部,但仍未獲香港政府發出牌照。城電主席王維基炮轟港府拖延,掀起政治風暴。

今年五月份,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出售香港寬頻,獲得逾五十億港元(約六點四億美元)的收入,會用三十億港元(約三點八億美元)全力發展免費電視業務。今年投入三億港元。目前已聘請二百二十名藝員及五百名幕後工作人員,正在拍攝中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將近十部。並在將軍澳建造電視製作中心。

但直至現在,王維基仍未獲得香港政府的免費電視牌照。

雖然前稱廣播事務管理局的通訊事務管理局已完成對三家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人的審批,並且在去年中已遞交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討論,但歷經逾十五個月,政府仍未決定是否發放有關牌照。

在十月十七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提出質詢。蘇錦樑回覆稱,牌照申請正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基於保密原則,有關細節不便透露。

早已參與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城市電訊主席王維基發表聲明指責政府打官腔,對「無實質內容的答覆,感到遺憾及憤慨」,因為城電數次寫信追問政府,得到的都是這類毫無內容的回覆。在政府倡議發展文化產業的政策下,王維基變賣主業,投入免費電視領域。得到的卻是政府官腔回覆。

萬事皆備,獨缺牌照。被問到為什麼牌照未出就貿然全情投入?王維基對亞洲週刊表示﹕「我可能被人誤導了。我的理解是,當時的廣管局,現在叫通訊辦,做了十八個月的審批,經過了法律研究、市場研究,建議行政長官批准這三個牌照的發放。收到這個消息,我覺得這個牌照九成九的機會能拿到,沒想到會拖十六個月那麼久。其實我一直都很審慎,這件事情並非我的作風。」香港政府一直被稱為有效率,一個免費電視牌照的決策審批卻涉及二屆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久拖不決,亦非港府的作風。

城電已等三年

王維基批評,城市電訊自二零零九年底向政府提出免費牌照申請,已超過一千多天,政府依然議而不決只有一個「拖」字,實在令人費解。

香港免費電視源自一九六七年,首家免費電視台是無線電視(TVB)。早前以有線頻道提供收費服務的麗的電視是在一九七三年改以無線頻道提供免費電視服務,至一九八二年改名為亞洲電視。期間的一九七五年「佳視」加入成為第三間香港免費商營電視台,可惜僅維持到七八年就倒閉。

幾十年來,亞洲電視不堪競爭,香港免費電視市場幾乎就是無線電視一台獨大,壟斷了免費電視市場,本地電視節目製作水準越來越不能滿足觀眾要求。雖然早前政府開放了收費電視市場,但受眾面始終有限。香港社會上一直期待政府引入競爭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以讓市民有更多選擇。

二零零九年夏天,廣播事務管理局對亞視及無線進行公聽會,會上意見多數針對無線多年一台獨霸電視市場,亞視多次更換管理層令節目欠缺香港人口味,要求發免費電視廣播牌照引入競爭。同年冬天,廣播事務管理局稱收到香港市民意見,歡迎收費電視及缳星電視申請加入香港免費電視廣播市場。

得到信息,城市電訊、電訊盈科擁有的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和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擁有的奇妙電視等三家企業分別向政府申請領取香港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娛樂計劃在獲發牌後的十二個月和十八個月內,分別開設粵語及英語頻道。奇妙電視承諾首六年會投資近十億港元(約一點三億美元),計劃開設兩條二十四小時頻道(粵語及英語),並會以模擬廣播及數碼(數位、數字)廣播形式同步播放。

在二零一一年初傳出政府廣管局已批出三個免費電視牌照,當時市場預計,如無意外,將在二零一一年十月或稍後由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行政會議提交發牌建議,行會將拍板正式批出牌照。到時候獲得新牌照的三個電視台:電訊盈科、有線電視和城市電訊,加上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共有五家電視台同時營運。這是香港五十四年電視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毫無疑問,受惠的一定是香港觀眾。

消息傳出,競爭烽煙四起。電訊盈科早前已挖掉無線電視台綜藝科約三十名工作人員。而無線電視包括編審、編劇、監製、編導加上藝員數十人投奔城市電訊。

亞視反對發免費電視牌

亞洲電視則反對港府發出三個新免費電視牌照,並於今年二月入稟高院,就政府擬多批三個本地免費電視牌照事宜提出司法覆核,亞視指稱,廣播事務管理局向行政會議提交的發牌建議沒有作充分考慮,有損其利益及令亞視陷於不公平競爭局面。不過,高院年初駁回亞視司法覆核呈請,指現階段提司法覆核言之過早。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副主任何舟教授向亞洲週刊表示,開放免費電視牌照是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何舟曾任教於美國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主要研究國際傳播及媒體政策與法規。他表示,現在科技發展令電訊和電視成為相關連的產業,是一樣需要開放市場的,「美國的電訊和電視市場就是一起開放的」。

二零一零年香港免費電視廣告市場有七十一點五四億港元(約九點二億美元),若以年增百分之五計算,二零一二年達七十八億元。如果加入三個免費電視台,廣告市場爭奪會加劇。但何舟認為,免費電視不是僅靠廣告市場,只要製作質量好,可以將電視產品賣向海外市場。「香港市場多幾家免費電視有助提高業界的水平,政府倡導創意產業,最大的創意產業就是媒體。」

近年台灣的電視劇集和綜合節目都顯得進步神速,不乏創意。事實上,台灣原本僅有三家免費電視台形成壟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開放競爭,現在除了有六十多個收費電視台,還有五家免費電視台。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教授對亞洲週刊說,香港維持二家免費電視已經數十年了,但初時服務香港四百萬人口,而且中國內地也沒有開放,如今香港人口突破七百萬,香港免費電視市場又延伸至廣東地區,觀眾起碼過千萬,「有多幾個免費電視的市場需求」。至於電視台生存問題,蘇偉文強調,香港實行市場經濟,以保障市民觀賞的權益為優先,企業生存應該由市場決定。

網絡普及民意平台有大量網民留言,用戶soulso表示:「增加競爭,節目質素有望提高!」用戶mmandyng說﹕「希望政府能盡快發牌!打破現時只有兩台獨大的悶局!」二屆政府對再發免費電視牌照遲遲不作決定,明顯有違民意。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鳴表示,開放免費電視牌照是社會的呼聲,政府不能置之不理,須盡快處理。「涉及行業競爭和利益關係上,政府要維護市場經濟原則,又要扮演市場公平的維護者。」

郭一鳴說,現有二家免費電視在與政府簽約續牌時,政府可能並沒有清楚告知,合約期間會開放牌照,這對兩家電視台可能產生不公平;而當年無線開辦免費電視台,是白手起家,現在有些是直接轉入,在投資成本上不一樣。郭一鳴認為,雖然這些都是技術性問題,但需要政府去處理,在未談妥前,貿然宣布開放免費牌照都有可能引來官司。

紀碩鳴、宋漪卉: 電訊魔童打造電視王國 

雖仍未獲免費電視牌照,王維基已全力進軍電視業,誓言打造新的電視王國。他表示香港人不開心,希望通過電視娛樂化解社會爭執和矛盾帶來的戾氣。

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主席王維基被業界冠以「電訊魔童」的稱號,他白手起家,用二十年時間打造出市值五十億港幣的電訊王國。如今,卻又將全部業務傾巢賣出,轉身進入香港免費電視領域,立志要成就另一個「電視奇蹟」。

王維基一九九二年創辦城市電訊,推動開放IDD市場,打破當時香港電訊長途電話的壟斷局面,引領香港市民走出昂貴的長途電話收費時代;十年後,他又進軍香港寬頻領域,自行鋪設遍及港九新界的光纖網絡,再次挑戰電訊盈科旗下網上行的香港最大網路服務供應商的地位。

那些年代,長途電訊服務只此一家,香港人沒有選擇的接受高價電話服務;到網絡寬頻時代,市場也不敢相信寬頻可以在香港重新鋪設網絡,展開競爭。王維基做到了,他創立的城市電訊打開了香港電訊業競爭的另外一扇門,令市場受惠,讓香港人的夢想成真。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在王維基創業的第三個十年之際,他又萌生投入電視領域的念頭,要圓一個新的電視夢。今年四月,城市電訊宣布出售香港及加拿大的相關電訊業務,將全情專注於多媒體業務。五月底完成了全部電訊業務的轉售,公司獲得逾五十億港幣(約六點四億美元)的收入,除去派息等特殊支出,留下三十億,王維基誓言要為香港打造一個新的電視王國。

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王維基表示,放棄所有電訊業務是一個很痛的決定,作為創業者,城市電訊這間公司從零開始,創業之初只有十二個人,到今年轉售業務時,要忍痛割捨三千多員工。但為了未來的發展和多年追逐的夢想,王維基再次走在創業路上,希望打破香港的電視霸權,帶給香港人電視服務的新選擇。不知是命運還是愛好,王維基生命中的每一次創業都要面對成熟行業的市場,去挑戰尋求突破香港某些領域的壟斷,王維基肯定地表示﹕「應該說,這是上天安排的命運。」

因緣機遇,二零零八年,香港亞洲電視聘請王維基擔任行政總監,雖然十二天以後他就提出了辭職,但過程中,王維基接觸了大量的從業人員,與幕前幕後的旗下員工超過五百人談過話,「我發現這是一個很值得去做的行業,不光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且需要全心全意去經營」。這十二天,變成王維基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也成就了他一個新的抱負和理想。

王維基看到忙碌的香港人無論有錢與否其實壓力很大,香港人很不開心,王維基希望通過電視娛樂的方式舒緩香港人的緊張生活。「一個不開心的社會,就是一個叛逆的社會,無論政府有什麼政策社會都不喜歡聽,都會激烈反對。」王維基說﹕「我覺得令香港人開心,保持良好的社會氣氛很重要。」他感到香港社會需要更多的娛樂氛圍,去緩和激烈的衝突。「我希望通過媒體,調整香港人的心理令其保持良好狀況,這樣才能理性、平靜看待問題。聽說政府要開放免費電視牌照,我們想以更加注重推廣娛樂性、戲劇性、綜藝性的節目形式參與,來淡化社會的爭執和矛盾帶來的戾氣。」

一心想圓夢的王維基,早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向港府廣播事務管理局遞交了申請。他所構想的未來香港免費電視,針對外界質疑現有免費電視節目的內容題材狹窄、欠缺創意、製作不認真等問題,有電視台的節目甚至創下零收視的情況,王維基想積極創作及製作多元化的節目,為觀眾提供高質素的節目選擇。

目前香港兩家免費電視台各開播中英文台二個頻道,王維基準備第一年開播就是五條頻道,第二年到十二條頻道,直到第六年的三十條頻道。設想十二小時節目,一年後二十四小時全天播出。

隨著互聯網絡普及和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成為生活的重要部分,家庭電視只是被動型的媒體工具,移動電視連接互聯網的手機和平板電腦成為生活的主軸。城市電訊結合原有電訊業務的特長,將採用嶄新技術,結合電視與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等媒介,讓香港的電視互動起來,讓電視可以因人而易,隨人而行。

在獲得前港府廣播事務管理局已按照《廣播條例》及既定程序完成有關評核工作,並就三份申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的訊息後,城市電訊進入全面動員狀態。今年開始,為籌建電視企業,城市電訊於全港十一家大學及大專院校舉行招聘講座及即場面試,希望為香港電視業吸納新血。王維基親自到院校演講,並廣招天下影視賢才,目前已經形成超過二百二十名藝員及五百名幕後工作人員的團隊。

這些著名及有經驗的藝員中,有三分之二是香港電視業從業員,還有三分之一是從包括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等海外市場聘請來的。王維基認為,對香港人來說,有豐富內容的劇集一定是受眾的最愛,而且觀賞時間也會長。以此為突破,城市電訊側重劇本質量,招募有四十多個專職編劇,一定要撰寫出符合市場的好劇本。

現場實景拍攝劇集

城市電訊是綜合頻道會有新聞節目,但著重娛樂,是希望給市場更多娛樂性的選擇。雖然因為免費牌照遲遲未批,電視台還不能正式開播,但城市電訊已開始運作,王維基說:「我們現在已經在拍攝一些好的劇集,如警匪劇《警界線》、社會議題劇《三百形醫》、超自然探案劇《開腦儆探》等等。」城市電訊對劇集製作認真,為求氣氛和真實,拍攝二十集的勵志劇《第二人生》時,特別假亞洲博覽館舉辦了一場真正的音樂會,當晚二千八百個座位座無虛席,現場氣氛高漲。王維基說,相信劇集播出,會讓觀眾感受到極強的真實感。「這種現場演唱會實景拍攝,我想香港電視史上都沒有試過的。我希望能在開台的時候,有一千小時的外購節目,和三、四百小時自己拍攝的儲備節目。」

去年,香港政府批出將軍澳工業村一塊二十萬平方尺土地給城市電訊,集團計劃於未來三年投放八億港元,建造五十萬平方尺電視和多媒體製作中心,共有十二個錄影廠,當中包括一個佔地逾一萬八千平方呎、香港最大的綜藝節目多用途錄影廠。

建成後,將是香港第二大規模的製作中心。目前,城市電訊已經完成了該地塊的地基建設,二月舉辦了一個動土禮,政府屋宇署亦已經驗收通過,就待招標建造大樓,預計全部工程在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完成。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王維基爭取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具吸引力的免費電視節目,構築夢想、籌措資金、招募人才、拍攝劇集、蓋起廠房,並展開宣傳工作,現在萬事俱備就只差一個政府曾經公開招募賢者競投的牌照。

2012年9月27日星期四

紀碩鳴: 陳佐洱新書揭回歸談判秘辛 



曾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的陳佐洱近日發表新書《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記錄了中英在香港政權移交前的鬥智內幕。他表示最艱難的是阻止英方花掉港府當時所有財政儲備的「經濟戰」。

保證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的中英談判是一場智慧碰撞、軟實力較量。

當年談判過程中,中方代表陳佐洱一句針對港英當局飆高社福開支要「車眦人亡」的警告,引來了一場大風波,卻把中方確保香港平穩過渡立場闡述得更為明確。被英國大臣稱為「最難對付但又達成協議最多的對手」、國務院港澳辦前常務副主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著書,詳述《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披露香港回歸前中英談判過招的秘辛。

香港回歸十五年相安無事,日益繁榮,但回歸交接過程中,大事關係到國家尊嚴,家事涉及居留權和每一個香港人的護照簽發,從解放軍駐港人數到跨越不同政權的財政預算、新機場、設立終審法院,事無巨細都要縝密研究安排。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陳佐洱一家三口搭乘港龍客機,從北京飛往香港,他奉命前往香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開始了中英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具體事宜的磋商,開始了他投身港澳工作的新一頁,並寫下通過談判進而令香港政權順利移交的歷史。這些都紀錄於陳佐洱《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一書中。

為新書《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首發,陳佐洱應邀來到香港,出席新香港人的團體華菁會座談,出席新書發布會及記者會,所到之處深受歡迎。新書發布會現場冠蓋雲集,媒體蜂擁。香港的達官賢士紛紛到賀並在現場排起長隊購書,有的一買三、四本,並請陳佐洱簽名留念。

林鄭月娥出席新書發布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樂與陳佐洱共同主禮了揭幕儀式。林鄭月娥說,香港回歸祖國過程其中重要的一項,是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這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這份過渡預算案的編制和資產的移交時,她任副庫務司,「非常榮幸有大概一年半的時間,能參與陳先生書本裏所說的工作,見證了部分陳先生在本書中談及的經歷」。林鄭月娥表示:「陳主任當時希望我們的儲備能夠有二百五十億元,我現在告訴你們,我們的財政儲備現在超過六千億元。」陳佐洱即場舉起右手,伸出大拇指,表示讚賞。

《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由香港鳳凰書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劉長樂表示,已預先拜讀了著作,首次披露了中英談判相關階段的以及作為過來人的種種秘辛,凝固了非常獨家、非常獨特、非常有趣的歷史故事。「十五年後,我們重新審視佐洱先生當時的做法、言論和代表中央簽署的各種協議,更能體驗到他的良苦用心,就是為香港好、為香港民眾好、為香港長遠發展好的良苦用心。」

這樣的良苦用心以文字作了記載,令許多過來人感觸。前港澳辦主任魯平閱後撰文指:「讀完了你的大作,感慨萬千。你以生動的筆墨和第一手的材料刻畫了那個我們共同戰鬥過的、驚心動魄的年代。這是一部優秀的、可讀性和史料性都很強的報告文學。」陳佐洱說:「回憶像潮水般湧來。許多故事歷歷在目。我懷著一顆虔誠的心,一字一字把回憶記錄下來。一是真實的,二才是文學的。書寫了一年多,送請有關部門朋友們,還有領導、導師,特別是魯平主任,請他們提意見,對今天書的出版非常有幫助的,我很感激他們。」

陳佐洱對亞洲週刊表示,後半生與香港有不解之緣,雖然離開國務院港澳辦崗位,但還在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主要還是負責政協方面的港澳事務,每天要看香港的報紙,關心香港的陰晴雨雪。陳佐洱依然關心香港,關心香港人。他注意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反「一簽多行」及水貨客,以至新界東北發展問題,陳佐洱強調中港是一家人,任何事情都可透過協商解決,不贊成外界用「中港矛盾」來形容有關問題。他對於有反水貨客示威者高舉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旗感到心痛,認為「這面旗子應該進歷史博物館」。

回歸談判是艱辛的軟性較量,陳佐洱以《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還原歷史真實,書中記錄了中英在香港政權移交前一段時間鬥智的精采篇章,還不時以輕鬆的筆觸描寫談判之外的餘興。

回歸前與英方在談判桌前數次交手的陳佐洱認為,最艱難也最關鍵的是「經濟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園計劃」,即機場與港口發展策略。計劃預計花費一千二百四十七億到二千億港幣(約一百六十億至二百五十六億美元),幾乎要花費掉港府當時所有的財政儲備,並大規模舉債來建設機場、港口。結果會使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只剩下五十億港幣。陳佐洱覺得所謂「玫瑰園」對於未來的香港,可能是一枝扎手的玫瑰,當時的中方談判專家組經過謹慎研究後也證實了這一點。這樣做,英方在 「走人」之後,留給香港只能是一個窮殼子、爛攤子。對此,中方談判組給予了態度堅決的回應。

起初,英方拒絕中方介入香港新機場建設。中方隨即表示,如果英方拋開中方「單幹」,那麼,整個工程的支付以及相關債務,一九九七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概不負責。這一明確表態讓英國人重新回到談判桌前。一九九一年九月,中英兩國政府首腦簽署了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港英政府修訂新機場建設計劃,並承諾,將最初預留給特區政府的五十億財政儲備提高到二百五十億港幣。

車毀人亡論獲港人支持

香港人熟悉陳佐洱這個名字,源於當年陳的「車毀人亡論」。當年有不少批評他的聲音,令他承受壓力,末代港督彭定康更「掉包」表示中方說提高福利就要車毀人亡,還說陳佐洱講在崎嶇的山路上有一部高速賽車,賽車司機就是香港人,原話被彭定康偷換概念,把司機「彭定康」換成香港人,但不少香港市民還是支持陳佐洱的觀點。九五年他從北京乘飛機回香港,一個坐在後排的香港同胞站了起來說﹕你是陳代表嗎?你這車毀人亡論說得好啊,我們支持你。有一次他在香港乘計程車,的士司機在後視鏡裏面認出他,說﹕陳代表你那番話說得好,他們英國人走以前就是想把錢都花完,你要替我們看住這筆錢啊。陳佐洱下車的時候,司機還執意不收他的車費,陳最終堅持付了車費,並為這位的士司機簽名留念。回想起這些,陳佐洱說,當時,這些支持讓他感覺到非常溫暖。

駐港先頭部隊人數之謎

確定駐港先頭部隊的人數並如何讓英國人接受,書中詳盡透露,中方談判人員的睿智及配合默契的小故事,令讀者看到緊張的談判中還能會心一笑。當年中方定下的駐港先頭部隊人數底線是五百人,在最後一次談判時,陳佐洱心裏突然冒出「五百零九」這個數字。他解釋道,「九」這個數字在中國有很濃厚的文化內涵,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回歸的談判歷時長久,多有波折,終於走到了瓜熟蒂落之日,香港回歸在即,頗有些「九九歸一」之感,最終被接受。

英國人又提出進駐威爾斯親王大廈的中國軍人太多,中方機智地回應,這裏是英軍的三軍總部,也將是香港回歸後駐港部隊的指揮中心,按中國慣例,重要場區的防務安排設雙崗。英國人無法再有異議。

《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是部記載香港回歸重要歷史片段、揭開談判秘辛的大作,也承載了作者對國家的責任及對香港的一份熱誠。




洪清田:陳佐洱神來之筆與「離晒大譜」

這個多星期的陳佐洱,不像我二十多年前開始認識的陳佐洱,也不是我預期的陳佐洱。

陳佐洱是文教出身,教書、寫作、做記者,轉任政治和 行政事務和黨工,參與香港問題和中英較量。或許是我的過度閱讀,所以他的文人的超越式思維和心意應用於中英港三方之日的多陣多元實戰,一言一動不甘於一般 官僚的按章機械「事務操作」,而是加入個人的主觀能動性,自主創新,常常由眼前事件觸動背後和深層基本原理、規律和邏輯系統,扯動中英港三方前世今生的層 層錯綜複雜的神經網絡,結果有時是神來之筆的矛盾辯證統一,如有神助,有時卻離晒大譜,在歷史的對立面,反普世潮流。

不再虛心追尋因由

二十多年前陳佐洱有他開放思想和感情的一面,上任可能像內地開放改革初期那樣,把問題和現實估計得無以復加的大和惡化,視危機、困難為必然和自然(甚至「應然」),他自我定位和期許就是要解決問題和改變現實。

他面對香港和中英港三方的問題和現實,如飢如渴學習,「見異而喜」、「視反為正」,合了馬克思講的唯物主義者、辯證主義者「要改變現實必須尊重現實」。他還有點唯心主義者的宏大心胸心願、想像力和意識力,結合唯物主義者的方法和進程,欣然「實事求是、實事實辦」。

有一次我在文章中讚他一下,他說內部有人不滿(「你對外講好話,我們做醜人」),叫我別讚他了。

港澳辦下來後,他轉職政協,我想他的文學、文化素養和人文視野正是政協所需。政協1949年原是主權體,給人大取代後,變成具中國特色的「退休人士上議 院」,距「實」的政治和行政稍遠一點,上到「虛」的文史哲思想感情,對內近年一重點是搞民企商界關係,對外是台港關係。我想他離開黨政前線後,可能跳出當 年一趟又一趟的徒手內搏,抽離一卜、沉澱一下思緒,站高看遠一點,發揮一點(唯心主義者)宏大心胸心願、想像力和意識力,結合唯物主義者的方法和進程,產 生另一種欣然「實事求是、實事實辦」。這是中國很需要的。

這次出版傳記和記者會(920日)的發言,距我認識和預期的陳佐洱很遠,簡直判 若兩人;他仍自己釘在當年一趟又一趟的徒手肉搏,沒有跳出、抽離和沉澱。記者會的發言,不符事實和犯駁不少,這還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犯了一個錯誤—— 問英人治港的主觀動機立意而非問客觀效果,以前者為主和否定後者(是典型的千百年「中國文化病」)。

更大的問題是他的心態、思想和思維方式的倒退,令人重溫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政經建制百多年來幾個「以我為主」階段的無限封閉體世界觀。

以 前他視問題和現實的危機、困難為必然和自然(甚至「應然」)的唯物主義者不見了,如今變成「唯天經地義主義者」、「以我為標準、由我下定義」的「應然=自 然=實然=必然」,香港現實中的問題、困難和危機都是「不應如此」的,不應存在和出現的,沒任何理由存在和出現的,沒有任何正當性(也不知道怎麼會這 樣)。天經地義的大是大非竟給顛倒了,他不再虛心、務實、開放思想認真追尋因由,而是香港(世界)對不起他和他代表的天經地義。這是十足的(機械)唯心主 義者。

對香港現象感不忿

或許是我的過度閱讀,陳佐洱側面折射中國、中國中央和地方黨政機構和政策、中國人對本身及對香港十多二十年的轉變,內內外外因素、個人性格和集體性格交叉感染與激化,互為因果和條件。

最近昂山素姬在美國演講又以「學習」為主題,說「緬甸除了提供美國貿易和投資機會,還有一個機會是讓美國從緬甸發現美國本身和全球問題」。這句話原理上也適 用於香港和中國——「香港除了提供中國法治、行政、商易和金融、投資機會,還有一個機會是讓中國從香港發現中國本身和全球問題」。

香港是現 代化的「先行者」,百多年率先嘗循序漸進試換上由個體主義、世俗主義、自由、民主、科學、人權、法治、多元開放的基本準則、邏輯和原理組成「現代」的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家庭及個人。香港和香港人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個體化、自由和自主的基礎由下而上,重構個人、社會、國族和世界的 結構,讓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家庭及個人成為「次實體」和「次次實體」,由它們自治,形成內在的自由秩序,一起踐行個人、社會、國族和世 界的「動態平衡」自由秩序和形態。

這個「香港」代表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一次完整、成功實踐,創出政經、法治管治奇迹。過程中,香港自然而然和中國一套大同大異,交流、衝突和融合、差異化,也自然而然向中國示範。這是「後辛亥革命」的歷史議程和香港及香港人的角色。

近 期香港令陳佐洱不忿的現象,本身對錯是次要,最重要的人文訊息是——港人百多年由辛亥革命到今天六十年屢對中國「勸善」徒勞(又不反省)的反彈。當年我對 他說:「鴉片戰爭和香港孽種異端是國恥,但如果不能從中找出自己的問題和現實現象的正反面、轉壞事為好事,白付代價,將是更大國恥」。港人舉九七前旗幟, 如果中國不能、不願、不屑從中找出自己的問題和現實現象的正反面、轉壞事為好事,中國會怎樣?香港會怎樣?往下一二世紀的世界會怎樣?三四十年我的「香港 學」,不單為香港和中國,也為世界。

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T學院訪問學人

2012年8月9日星期四

紀碩鳴: 中國十大社會矛盾



學者鄧偉志說,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發展失衡,出現十大社會矛盾,包括權力集中﹑社會不透明﹑輿論一律﹑腐敗盛行﹑貧富懸殊﹑變相世襲﹑道德滑坡﹑剝奪農民等,這都堵死了政改之路。

中國經濟近年狂飆,現又陷入嚴冬,既得利益集團把持的社會體制整體失衡,中國陷於多事之時,社會矛盾、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已經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有社會學家歸納中國存在十大嚴重的社會問題,擔憂中國比資本主義還要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中國隨時爆發的「炸彈」,並正在發達地區不斷引爆。也有學者歸納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失衡發展留下了「十大陷阱」,阻礙了所有試圖推行的改革新政。也有學者指,中國社會瀰漫末世心態,呈現「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身後洪水滔天」的情景。有學者提出警告,中國社會這種末世心態的情景,與當年蘇共統治晚期勃列日涅夫時代的末世景觀類似。

經濟發展異軍突起,引發社會問題嚴重,早在二零零六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進入近十幾年來最好的時期,但是農民失地、收入差距加大等引發社會矛盾困擾中國發展,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最近,中國知名社會學家鄧偉志教授通過他的社會研究,提出中國一系列社會問題中最突出的十大矛盾:

(一)權力過於集中。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改的就是集權,三十多年來,中央的控制有所分權,但地方及系統的權力集中,在經濟領域同樣如此,中國有「一把手經濟」之稱,就是權力集中的表述。

(二)社會透明度太低,像毛玻璃。互聯網加快了資訊傳播的速度,無論中南海的圍牆有多高,文件上蓋上多大的機密章,也鎖不住重大事件向社會流動的資訊。「大廣播不發達,小廣播就必然發達」。政府資訊不公開,如擋著的毛玻璃,似明似暗。於是互聯網、民間拼湊起碎片化的資訊,社會更為混亂。

(三)輿論一律。媒體第一版不需要總編花腦筋,會拼版面、對尺寸就行。在權力集中、透明度低的體制下,作為第四權力的輿論監督軟弱。權力控制媒體,公器成為噴塗機器,只會添加美麗的色彩。諱疾忌醫,是幫倒忙。

腐敗已成生活方式

(四)腐敗盛行。從上到下,黨內黨外,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已經不是個案。面對事實甚至不承認腐敗是腐敗,腐爛已到發臭程度還不覺臭。或者人前奉行反腐,人後推行腐敗,白天反腐,晚上腐敗。

(五)貧富兩極分化,世界排名為嚴重國家之一。不可否認,改革開放總體上讓各階層的老百姓都有得益,但貧富之間的差距拉開,而且日益嚴重,拉開的差距超出了世界公認的警戒線,成為社會不穩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半世襲制﹑類世襲制。「老子反動兒混蛋弱化,是進步;老子英雄兒好漢強化,是退步。」無法邁開民主、政改之路,所以,指定接班、主政者劃圈、欽點,以及主要幹部調動後,再調「自己人」一起跟班的情況客觀存在。講「二代」、分「派別」都是變相世襲。

(七)道德滑坡。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上竟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如此降低公平的地位,這是歷史上罕見的,連實際不公的當權者也不敢。於是帶來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教育不公、衛生不公、社會不公。

(八)剝奪農民,城鄉差距太大。土地、廉價勞力、政策向城市傾斜。在城裏做了二、三十年的工,還被稱為什麼「農民工」,在城裏還成不了市民。三十多年的「土地財政」嚴重盤剝農民,擴大了城鄉差距。

(九)等級森嚴,特權正常化,和群眾產生距離。黨和群眾的魚水之情正在被破壞。過去反對「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現在豈止三、九!官大一級壓死人,氣死人,嚇死人。

(十)既有過度市場經濟,又有退回簡單商品經濟傾向。說過度,是指權力變成商品,靈、肉都可買賣。說倒退,是指因為生產者售價低,賣給消費者時太貴,誘發生產者自產自銷。總之,封建主義瀰散。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要繼續走社會主義的路,但近二十年出現的這些社會問題遠比目前西方有些國家要嚴重。鄧偉志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早期資本主義是脫胎於封建主義,是沒有現成的資本主義經驗可資借鑑。而今天,有條件對資本主義來個揚棄。什麼拉美現象是偽命題,那是可免的。為什麼重蹈?是沒有吸取當今資本主義或稱「成熟」資本主義之所長。他說,比如社保,本是歪打正著,卑斯麥為了撲滅工人運動烈火,穩定、壯大資產階級剝削對象,出於不良動機而做出的好事。社會主義完全可以正打正著,完全可以變被動為主動。每年公款吃喝款足以解決貧困問題。

按理說,共產黨執政理念應該是解決這些資本主義弊端的,現在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演越烈。鄧偉志認為,在弊端出現前是可以防止的,在弊端出現後也是可以解決的。「真理就在手頭,有些人也不去抓,甚至像耗子怕陽光一樣,怕真理,原因是口袋決定腦袋,既得利益就是『障目』的『一葉』。如何解決?兩個字:透明!」鄧偉志強調,只要有決心,深化改革,以體制作保,三到六個月就可基本清腐。一年後中國的廉政指數超芬蘭、挪威。不信,可在兩個省市試驗。他認為,「根本的出路在反封建,對資本主義一分為二。要如此,就要特權階層跳出特權,而要特權階層跳出特權,唯一的出路是政改。政改要點是約束權力,建立有限政府」。

十年前,中國新政成為民眾的普遍希望。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周東華教授撰寫《中國新政》一書,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建國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立國兩個時代,中國進入了嶄新的第三時代。以科學發展及和諧富國為綱領的第三時代,既是對前兩個時代的繼承,又是對改革過程出現一系列問題的糾正和改良。但他提醒,新的時代,中國改革發展面臨十大陷阱和挑戰,包括:模式轉化,能否真正跨越改革傳統?利益多元,能否形成新的凝聚力?上下博弈,能否找到制度性利益平衡關係?腐敗泛濫,能否找到有效的制約模式?增長模式,能否找到經濟平穩發展模式?公共服務,能否實現政府角色轉換?民主法治,能否在黨的執政中達到和諧統一?社會公平,能否建立有效的公平博弈機制?社會迴圈,能否在平穩發展中完善自我糾偏機制?經濟發展,政府能力與市場能力如何有機結合?

理念被權勢邊緣化

周東華表示,民眾期待可一以貫之實施的包括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理念,沒有顯示強大的推動力,包括胡錦濤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 「就是中共親民的宣言書,執政的保險箱,因為它正確回答了在新形勢下,中共『為誰執政』、『怎麼執政』的問題,但現實中,這些理念成為理論弱勢,被利益強勢邊緣化了」。中共十八大後會否有新政,關鍵要看能否化解十大社會矛盾,需要新的思﹑新方略。

2012年8月2日星期四

紀碩鳴: 中國經濟形勢拒絕悲觀



身為北方經濟專家的陳功表示,一旦貸款開閘,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可以立即上去的,預料今後三個月就會出現一定規模的放「水」。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進入寒冬是不爭的事實,但安邦諮詢公司(ANBOUND)創始人、董事長陳功認為,這種經濟轉冷是一種凍結狀況,講通縮,講硬著陸,講經濟崩潰,都是誇大其辭,沒有準確表述中國經濟的現狀。陳功是安邦首席研究員及著名財經作家,為政府及企業提供諮詢。作為北派的經濟學家,接受亞洲週刊訪問,陳功具體分析形勢,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並不悲觀。

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投放四萬億人民幣救市,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又開始轉差,陳功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簡單而清楚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貸款的凍結,大量項目因此而停滯,一些新項目不能上馬,影響了經濟增長,這部分主要影響的是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而他們又恰恰是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所以導致經濟下滑了將近兩個百分點。陳功相信,同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旦貸款開閘,一切又將恢復,最起碼增長速度是可以立即上去的。「預料今後三個月就會出現一定規模的放『水』」。

而第二個原因是很多人沒有觀察到的問題,這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陳功說,事實上,中國的經濟結構一直在調整,只是不是向著好的方向調整,而是向著壞的方向調整。經濟高漲期,大量的江浙企業家挪用企業生產資金炒作股票,炒作樓市,這個炒樓團,那個炒樓團,搞得很熱鬧。原因很簡單,搞生產不賺錢。中國實際正在靜悄悄地從一個消費品製造大國的位置挪開了,這是非常重大的經濟結構調整。一旦樓市和股市出現問題,生產恢復談何容易,因此出現經濟凍結是必然的現象。至於外部環境的影響,那其實是一直存在的,從二零零八年開始就存在,根本不是今天的問題。

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有效

面對經濟增長放緩的局面,北京宏觀調控,多次放?銀行準備金率,降低利率,但見效甚微。陳功指出,中國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財政政策遠比貨幣政策有更重大的影響力,因為中國經濟是以投資為主導的,大家更關心的是資本投入而不是效益,所以關鍵是有錢,而不是錢的成本。只要看看南方高利貸的利率水準就可知道了,這點利率變化計劃可以忽略不計的。「所以利率工具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充其量只代表了某些方向,起到了一發信號彈的作用。只是現在看來,由於大環境沒有配合,這一發信號彈基本是放空了。」

為提振經濟增長,尤其是為平穩增長,進入五六月份,北京有放寬項目審批的跡象,市場出現中國救經濟再推「四萬億」的呼聲。陳功認為,所謂「新四萬億」這個問題也是非常複雜,作為長期跟蹤研究中國經濟的智庫,安邦從未觀察到中央政策的明確表態,相反媒體傳出的消息倒是有鼻子有眼睛的,非常明確,所以這可能僅僅被認為是一種「風聲」或是某些領導人的暗示。而智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例如安邦就在「新四萬億」以及「辦幾件實事」的說法出現之際,立即做出有力反應,強調現在就是困難時刻的拐點,政策面上再堅持一下,再挺一下就會過去。事實也是如此,很快的消息面就發生了變化。

依陳功估計,中國六成以上的經濟學家們持有看淡經濟形勢的跡象,但同時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認為,經濟可能會從下半年好轉。「除了少數以瘗街為能事的人之外,我觀察到的可以說是一種出奇一致的共識,這就是,中國經濟絕非糟糕透頂。」

美元升值有利中國出口

即使今年「保八」可以成功,但「宏觀不差微觀差」的觀點,的確存在。陳功也認識到,很多企業對此感受強烈,生意不好做。他認為,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宏觀肯定是由微觀組成的,國有企業在今年上半年完成一萬多億的利潤,而在還不錯的二零一一年,全年也不過是兩萬多億的利潤,所以這一塊差別不大。再看淨出口,這也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人以為中國的出口受到了國際市場的很大影響,其實由於美元升值,美國市場的購買力開始增強,這對中國出口是有利的,而近月有些「出人意料」的順差數據也證實了一些看法是正確的。大致看來,雖然中國經濟增長的凍結,對企業微觀層面的確有影響,但這只是因素之一;另一個因素,恐怕也與企業微觀層面在「憶甜思苦」,感受對比有關係。

陳功  1960年出生,安邦集團(ANBOUND)創始人、首席研究員與著名財經作家。中國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碩士生導師;中科院信息學會理事;北京城市學院競爭情報研究所研究員;同時也是中央能源戰略研究項目(2005)的負責人之一,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資訊項目的負責人之一。北京市應急指揮中心的戰略研究顧問,北京市政府信息辦戰略合作項目的負責人之一,上海市城市經濟發展戰略瓶頸問題研項目的負責人。


紀碩鳴: 專訪中國知名財經評論家葉檀
中國經濟春天還很遙遠

消費貧富兩極分化嚴峻;企業困難已經從沿海蔓延到中西部。中國有兩場經濟硬仗要打,產業結構必須調整,貨幣必須市場化。如果此戰不贏,改革將倒退幾十年。


還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機之初的零九年十月,葉檀撰寫的《拿什麼拯救中國經濟》論著出版,雖然有政府強行投入四萬億拉動經濟,並言之鑿鑿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但讀者在葉檀的描述中還是看到了正處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葉檀措詞強硬的提醒:經歷數輪經濟變革,產業領域市場化之船行到江心,卻遭遇金融危機的狂風大浪。要保住新興工業國的改革成果,中國有兩場經濟硬仗要打,產業結構必須調整,貨幣必須市場化。如果此戰不贏,改革將倒退幾十年。

如今,中國經濟早已不在可以猶豫不決、徘徊左右的十字路口,而是處於由不得拖延的風口浪尖。有中國財經「葉女俠」之稱的葉檀再次呼籲,人們相信清末的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能帶來同治中興,中國經濟轉型期,現在也應該有鄧小平、朱鎔基式的強權改革人物,推動中國徹底完成工業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葉檀坦承,如果經濟增速反彈就代表了中國的「經濟春天」,那麼「六月份的出口數據、房地產開始好轉,固定資產投資上升等,可以說已經有些暖意了。我甚至認為,三季度還會擴大反彈,只要基建規模擴大,數據反彈在即」。但她表示:「這並不代表中國經濟整體好轉,經濟寒冬遠沒有過去。絕大部分企業都步履艱辛。我認為,中國企業在過大關,要邁一個很高的門檻。」

剛剛從西部寧夏考察回上海,葉檀看到,去年還是沿海的地區企業經營困難,歷經艱辛。如今,企業的窘困已經蔓延到中西部地區。「我到廣西、寧夏這些最內陸的地區,今年訂單大規模下降。重化工業包括鋼鐵出現停工。他們告訴我,企業家沒有那麼心慌過,比二零零八年還令人擔憂。零八年還有盼頭,中央砸了四萬億,鼓了勁,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大家都在熬,等待嚴冬過去。」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與零八年金融危機相比有什麼分別?

零八年時思想統一,全球經濟寒冷百年一遇,必須要砸錢「保八」,當時反對聲音不大。最大的問題是突如其來,農民工就業下降會引發社會問題的憂慮,所以砸錢救經濟成為市場合拍的聲音。這一次是溫水煮青蛙,一方面是經濟下降,另一方面東部沿海還招不到工人;一方面說出口下滑,另一方面看看煤炭市場還不錯。中國經濟變得撲朔迷離,預期特別混亂。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有人說短期不好,有人說長期不好。現在還遭遇四萬億的後遺症,地方政府大量投入配套資金,債務危機顯現。債務一上升,就擔心金融體制有問題。你再砸錢救經濟,反對的音量就比零八年時要高不知道多少倍。但你不投入,困境就擴大。

不久前還是批了一些項目,能見效嗎?

砸錢肯定要批項目,湛江鋼鐵項目批了,前期投入會很大,幾十個億都要下去。但它生產鋼鐵板材,卻發現沒有市場了,板材主要是造船、汽車用,現在汽車銷售在減縮,影響板材,造船更不行了。即使馬上投入生產,產品也賣不出去。生產的東西沒人要,批了項目也沒有大用。

零八年金融危機,主要的問題來自外圍,政府救市後,認為中國最早走出金融危機。今天,外圍情況沒有變化,我們又遇到什麼情況了呢?

外圍經濟影響不能全部覆蓋經濟寒冬的原因。這次出口訂單是下降了,但現在是全身的毛病。如產能過剩,看似小毛病,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只要刺激出口、房地產上升、內需一起來,全都可以解決。但你要知道,所有的經濟產能安排是依中國出口最高量、房地產及基建投資最大量的數值計算。比如鋼鐵,是以中國出口量最高值時沙盤推演,天然就產能過剩,所以,現在的產能過剩很難解決,因為每一個省涉及到增長,都不願意壓自己的產能,大家盼著別人壓產能。這牽涉地方經濟利益,很難調控。

外需不足內需補,有多大的補缺效應?

六月份出口有些好轉,但美國歐盟市場情況還是不行,中國企業費盡九牛二虎的精力在開拓海外市場,包括非洲、中東。但美國和歐洲是火車頭,其他地區難帶動。只有靠拉內需,中國內需總體還是平穩的,最低時約百分之十二、十三,高的時候是二十多增長。但中國的產能大,內需市場小。中國內需主要是二塊,一是房地產,二是汽車,那就涉及拉不拉房地產、拉不拉汽車的問題。除了房地產、汽車,目前還沒有哪個內需消費領域可領跑,實現不了短期替代。中國消費很不好的現象是窮富兩極分化,可以到國外旅遊的,大手筆購物比外國富豪還霸氣,是奢侈品的金主。窮人呢,就住在城鄉結合部,每個月賺二三千塊錢,牙縫裏都省不出來。

你對中國經濟的擔憂主要在哪方面?這樣的情況會維持多久?

不在「保八」,而在轉型,就目前情況很難。我走遍東西部,看到的景象是大家都在苦熬。維持多久我不知道。現在大家都說要改革,官員、學者、企業家都盼改革,關鍵問題是誰都說不準該往哪裏改。都在說,做的是表面文章。短期看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兩會後,中央出台「非公經濟三十六條」。當時要求壟斷行業,包括鐵道部都要拿出細則,向民資開放,但事實上做不到,很多地方都是假的,沒放開。

現在中國關鍵問題是「敢問路在何方」?

大方向是清晰的,一是城市化,你只有走城市化這條路,包括發展三線及中西部城市,現在也在做。另一個是促進內需,有一個財富重新均衡分配的問題,讓大家都能消費得起。但發展到現在,你說有沒有特效藥?唉,還真沒有。最多,政府主導說,我把重點項目都投放到中西部,都放到高端製造、新能源方面,但要記住,政府主導的成本是很高的。你到無錫去看看,新能源由政府主導,大筆的投資推進,已經有二千億砸下去了,但五年十年會沒有產出的。江西賽維投太陽能,負債了六十億美元,銀行、信託幾百億砸入,到處去建「多晶硅」,但多晶硅價格一下跌,這家企業一夜間崩盤,要政府填底。我覺得接下來是金融市場化、發展內需、發展均衡消費的過程。中國和歐美競爭,不是在最高端上。如出口到東南亞的機床,只要中國人做的,價格就比德國人便宜一半。中國最好的企業是中端的一塊比較強,需要培育的是中資階級消費階層,在國內有品牌,國內消費者認同,有市場,就能盈利,有正向循環。中端的如不突出,讓中國原來最具競爭力的企業萎縮掉了。

有人說,中國經濟有二十年的高增長,你怎麼看?

問題是目前能否邁過這個坎,邁得過當然可以,但這個坎正在邁,剛開始邁,你就下勝利結論了。我接觸很多企業和地方政府,我覺得我不能輕易得出一個結論。我只是就事論事,看實際情況,比如三季度數據會好,如果房地產起來了,基建投資下去了,數據當然會好,但不一定就代表中國經濟好轉了,並不是實質問題的解決。

中國數字經濟的春天很容易看,或者說也已經看到了,但要解決中國實際經濟發展的問題,可能這個春天還在期盼中。我告訴你一個實例,廣東惠州有兩大項目,有央企的化工項目和三星的出口項目,惠州的GDP閉著眼睛都上了百分之十幾,但說明不了問題。不管中國是城市化、促內需發展市場,總而言之,要讓市場、法律發揮獨立的作用。

葉檀1973年生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專攻政治史與經濟史,著名財經評論家。《每日經濟新聞》主筆、《解放日報》經濟評論員,央視財經頻道特約評論員。主要從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金融等領域寫作。著有《拿什揦拯救中國經濟》、《中國房地產戰爭》等。

紀碩鳴: 中國經濟陷寒冬?南北兩派大激辯




中國第二季度GDP增速跌破百分之八,上半年對外貿易增幅也激降,不少工廠停產,並提早出現民工返鄉潮,人民幣初現貶值,引爆中國經濟是否陷入寒冬的爭議。南北兩派的專家激辯,意見分歧。非主流和南方的經濟學家認為,民間企業和人民無法從「保八」中獲得好處。融資難、勞工成本上升,是中小企業面對的困境。主流和北方的經濟學家則對中國的經濟情況樂觀,認為不會硬著陸,還有很多牌可打,「保八」沒問題。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七月三十一日主持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今年經濟形勢特別嚴峻,全因中國經濟的寒流一陣陣襲來。

最近中國的企業經營困難加劇。浙江省人大上半年浙江省經濟運行情況調研資料顯示,溫州市三千九百九十八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今年已有一百四十家相繼停產,產值同比下降的有二千七百七十六家,下降面達五成七;中國媒體報道,農曆春節才見的民工返鄉潮在廣東、江浙,甚至河南、山東提前出現;上半年對外貿易增速僅為個位數的百分之八,較去年同期二十五點八的增幅下降了十七個百分點。

中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破八,回落至七點六,雖屬世界最高,但有人擔憂含水份:其中政府投資佔了約六成,以電力及煤炭消耗計算,增速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三點三至五;人民幣初現貶值,不僅在五月份暴跌百分之一點四,更在七月觸及一人民幣兌零點一五六三四美元,創出自去年九月底以來新低。

盛夏中的中國經濟進入寒冬,主流經濟學者們卻並不擔憂,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隨著調控手段的加強,中國全年經濟增速維持在「八」以上問題不大。著名經濟評論員葉檀則對亞洲週刊表示,相信政府以調控手段「保八」不成問題,但並不能解決經濟寒潮中的實際問題。她說﹕「主流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從來都沒有、也不會悲觀。企業的慘況,宏觀數據不一定可以反映出來。」面對中國經濟的嚴冬,學者們意見分歧,互不相讓。

比起二零零八年來勢洶洶的金融危機,今年夏日的經濟冬天並非突如其來,專家一早有預示,北京也不斷採以政策調控,只是效果難以彰顯。中國要保「八」,但誰都知道,中國經濟的熱度,已經沒有可能重蹈零九年應對金融危機時重砸四萬億人民幣(約六千三百億美元)催生GDP的覆轍,中國經濟困境的零八年急性發作正轉向經濟困境的慢性蔓延。該如何看待這一次經濟寒流?走過了上半年的寒冷,是否已經看到經濟的春天?對中國經濟前景,中國社會出現少有的分歧,總體上講,經濟學家及專家們不悲觀,中國的企業家們深深失望不樂觀;主流學者不悲觀,非主流學者深深擔憂不樂觀;北方學者不悲觀,南方學者不樂觀。

進入多事之年的二零一二,中國經濟歷經跌盪起伏,被視為中國經濟最大難題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從一月份的百分之四點五快速下降到五月的百分之三,出乎市場的預料;而經濟增速從去年四季度的百分之八點九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百分之八點一,同樣出乎意料。而這樣的回落還只是剛剛開始。

儘管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強調,國民經濟運行緩中趨穩,繼續保持適度較快增長,百分之八點一的速度不僅高於發展目標,而且從世界範圍來看也是比較高的速度。但他的話音剛落,第二季度GDP較上年同期增長降到百分之七點六,創下零九年第一季度以來的增幅最低水準,連續六個季度放緩。

六月份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百分之二點二,創二十九個月來新低,亦低於市場預期;反映上游物價的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按年降幅也進一步擴大至百分之二點一,按月亦下跌百分之零點七。從工業生產情況來看,日均發電量、鋼材產量、原油加工量等同比增速下降,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不佳。很多傳統意義上的支柱性重工業、製造業企業都面臨「陣痛」。

作為香港前店後廠的廣東東莞,中國最早形成的製造業出口基地。今年形勢逆轉,第一季的GDP增速僅為百分之一點三。帶來的「好消息」是,今年東莞企業不用擔心夏季高峰停電,以往每週「開四停三」,今年大約在「開六停一」。

雖然還沒有傳聞中的大規模企業倒閉關門的現象出現,但明顯的事實是,經濟不景氣導致有些工廠直接停工,或開工不足,從而減少了供電企業「拉閘限電」帶來的影響。據說,東莞工廠訂單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利潤下降了近三成。今年二月,東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為百分之負十二點五,三月份為負一點六,四月份為負零點九,五月由負轉正,累計增長了零點七。東莞企業又開始了經歷風雨飄搖的年代。

曾經有七千多人的東莞永盛鞋廠,佔地足有近兩個足球場,現在只剩下五百多人在把守。永盛鞋廠的大門口貼出了「廠房招租」的告示,投資者準備撤廠走人了。這樣的告示在東莞工廠區隨處可見,但招貼多,詢問者寥寥無幾。

相同的情況在上海、崑山等台商集中區出現。上海台商協會副會長徐征鑑向亞洲週刊表示,上海及蘇州、崑山等地台商經營困難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雖然還沒有如外界傳說般關閉,高成本已讓企業難以長期維持,包括匯率、企業的「四金五金」、各類稅收,以及寫入「十二五」規劃中最低收入薪資每年要調百分之十以上,令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企業盈利不斷下降,遲早難以承受。

身兼奐鑫控股公司總經理的徐征鑑表示,外銷訂單並沒有明顯的減少,但營商環境惡化,讓企業進入經濟的寒冬。「雖然,台資企業要回遷並不容易,但過去投資中國大陸凍結台灣員工的情況,在一些行業逆轉,現在是凍結招聘大陸員工。」

經濟形勢嚴峻,讓總理溫家寶坐不住了,在上半年數據即將公布前後,溫家寶展開密集調研,他到江蘇,並在南京主持召開遼寧、江蘇、浙江、安徽、廣東五省經濟形勢座談會,表明經濟有下行壓力。回到北京,先後召開經濟專家和知名企業家兩次經濟形勢座談會,聽取意見。還專門將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持不同意見的專家請到中南海,兌現兩會期間承諾,「面對面地聽取他們意見」。

座談會上,溫家寶說,當前重要的是促進投資的合理增長。要重視對新技術研發和新興產業的支持,尤其要在鐵路、市政、能源、電信、缳生、教育等領域抓緊做幾件看得見、鼓舞人心的實事,以提振投資者信心。

「抓緊做幾件看得見、鼓舞人心的實事」的表述,讓人聯想中國是否又要大量投資、大批項目,以確保今年增長過「八」。與此同步,央行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兩次降息,在中國貨幣利率調整歷史中前所未有。自今年六月七日,中國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將從百分之三點五調降至三點二五,一年期放款利率將從六點五六調降至六點三一。這是自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所作出的頻率高達五十多次的調整利率的重要一次。

七月六日,中國央行再次決定,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零點二五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零點三一個百分點,人民幣開始連續實施兩次降息、放大流動性策略,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及個人住房公積金存貸款利率相應調整。理論上講,目前中國的一年期貸款利率較幾週前降了二點四個百分點。

不過,前總理朱鎔基的秘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就提醒中央推出政策前,「要沉得住氣」,「既不要急著踩煞車,也不要忙著加油門」。零八年金融海嘯期間,中央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方案,後被指引發了通脹、樓市泡沫等後遺症。參與總理座談會的中歐國際商學院教授許小年表示,在經濟下滑之際,人們又將希望寄託在財政刺激上。就像吸毒上癮,每次討要鴉片,而且劑量一次比一次大。但這一次不一樣了,不僅鴉片存貨見底,而且到了真藥難救的地步。

事實上,今年以來,北京幾次推出貨幣政策,多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多次降息,但效果都不明顯,連對股市的刺激作用都有限。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溫家寶到四川省調研時指出:「要清醒地看到,當前經濟還沒有形成穩定回升態勢,經濟困難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總理憂心忡忡。

林毅夫指不會硬著陸

不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是有信心預見中國經濟好轉。剛卸下世界銀行副行長職務的林毅夫作出回國後首次公開演講,他認為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並繼續維持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高輝清對亞洲週刊表示,中央的總體大調子是穩增長,兼顧長期發展,不管說、做,都是兩方面兼顧。「今年出現經濟小幅下滑是可以接受的,沒有必要達到前幾年那揦快的增長速度,所以年初將之調整為七點五,而且按過去經驗推算,實際中應按百分之八來執行,這本身就是認同了經濟小幅下行的事實。」

高輝清認為,經濟增長適度調整是可接受的,必須忍受;在經濟下行情況下仍保持很好的就業,更奇特的是農民工工資在上漲,但又難招到,甚至中西部都是如此,這樣就沒有必要再刺激。「前段時間也批了一些項目,目的是保證百分之八,按我的經驗,一旦能保八,大規模推政策的可能性就小了。六月份數據出了後就被認為觸底了,所以還會推一下,但不會出現批幾百個項目的情況了。」高輝清並不認為當前經濟有多大問題,因為這是無可避免的,做多了,可能還會出大問題。不過,他擔心,外需不足,一般企業利潤減少,國有企業虧損嚴重,前五個月的利潤實際上是負增長的。「這些企業還沒有轉換模式,結構沒有調整。企業的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就業就會出現問題。」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指出,上半年中國經濟下滑,中國崩潰論的唱空聲再起,但他相信,二季度經濟見底,三季度可看到增長回升的局面,全年可以達到增長百分之八。即使在國際市場,梅新育也認為中國有競爭優勢,「在範圍經濟層面,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在中國經營生產,半小時就可以配套,中國之外可能要半個月」。他認為,製造業利潤率低,是黎明前的黑暗,熬過去就是春天。

北京安邦諮詢公司高級研究員賀軍相信,短期內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這是因為中國規模夠大,今年可達五十萬億,「中國政府還有多方面促進經濟增長的『牌』,保八沒有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吳慶有信心的說,對中國經濟短期不必那麼悲觀,中國政府手中還有很多牌可以打,股市中還有那麼多錢,大家都在等。知道中國政府是有能力把經濟刺激起來。「就看他什麼時候出手。早點下手,力度可以小一點,晚了,力度就要大。」

和北方經濟學家的樂觀相比,南方的專家們對中國的經濟形勢不感樂觀,招商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表示,六月和上半年宏觀資料已經公布,中國GDP增速已降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新低,儘管決策層不斷「加大政策預調微調的力度」,但迄今未見明顯效果,從六月資料來看,經濟下行的趨勢仍將繼續,下半年經濟反彈的空間不大。

內需疲弱企業去庫存

他認為,六月資料值得擔憂的有三點,一是進口較差,不但進口總值環比連續第二個月負增長,而且像原油、銅、鐵礦石等大宗原材料進口量也維持負增長,這顯示內需相當疲軟,企業的去庫存仍在進行中;二是工業用電量繼續接近零增長,特別是重工業用電量未見好轉;三是六月信貸資料,在季末衝量的局面下,仍不足一萬億,且中長期信貸僅提高百多億元,信貸結構反而趨於惡化。

廣東社科院境外熱錢專家黎友煥和劉東亮的觀點相仿,他表示,中國經濟實際面臨壓力遠大於統計數字公布的壓力,所以各級政府目前都很緊張。更令人擔憂的是,據黎友煥指導的多個課題組研究,六月底已確認中國許多行業出現通縮苗頭,通縮趨勢已經確認。黎友煥強調,儘管中國經濟不致於硬著陸,但軟著陸所需時間遠超市場預期,今年中國經濟見底可能性不大。儘管黎友煥並不否認十八大前會出台一系列政策提振經濟,但他認為這並無法阻止經濟下滑。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襲來,中央狠砸四萬億提振經濟,全國上下提振的首先就是信心,專家學者、官員企業家同力齊心,沒有分歧。今天,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社會各界、經濟學界出現截然不同的聲音。中國著名諮詢機構安邦集團創始合夥人、首席研究員陳功指出,中國的經濟學家圈層,包括有政府經濟學家、學院經濟學家、社會經濟學家、民間學者。經濟學家本身在政府內部做事,是官員,也是學者,這是政府經濟學家,往往是直接制訂政策的人;學院經濟學家是教課的人,但桃李滿天下,影響力也不小;社會經濟學家,不在政府,但在網絡世界裏面混,有自己的地盤和影響力。民間學者漂著的很多,或網絡,或公司,或饑,或飽,也有自己的飯吃,這就是中國「經濟人」的生態。

中國的經濟學家分南北兩派,南派相對較弱,北派則超強。陳功認為:「北派經濟學家圈層複雜,有政府經濟學家,有學院經濟學家,有社會經濟學家,還有更多的民間學者,與南派經濟學家比較單純的構成相比,北派明顯有著四比一的優勢,而且與經濟政策的實際決策圈比較近,所以影響力一向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北派經濟學家中理想主義者甚多,甘願奉獻者甚多,所以這也是中國經濟思想的重要發源地。」事實上,經濟地理因素也影響到南北兩派。南派的代表在上海,北派的代表在北京。陳功說,南派更關心的是現實,如股票,如資本,基本討論問題不離這兩個東西的左右。北派的視野則較宏大,與戰略的關係比較深厚,所站的高度也不一般,所關心的問題往往涉及國計民生的諸多方面,系統性較強。

無論是主流還是非主流,無論是南派還是北派,就是中國需要非推進改革不可是沒有分歧和高度共識的,分歧是怎麼改。上海行政幹部管理學院、國家證券分析師周東華則認為,三十年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但沒有建立長遠發展機制,「官員、主流經濟學家的眼光越來越窄,只看眼前的問題,忙於眼前救火,整個中國發展就是短期經營」。周東華認為,中國發展不在一個保八的數字,而在保持穩增長的機制是否形成。「為了保八,中國付出了時間和改革機會的代價,今後要算總帳的。」

中小企陷錢荒困局

二零零八年,為了「保八」,中央投入四萬億,加上地上配套資金達到二十萬億,但兩年後就不見效了。隨著經濟刺激計劃退出,貨幣、信貸政策的逐步趨緊,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再次成為焦點話題。多地曝出中小企業遭遇「錢荒」困局。民間金融市場顯得空前繁榮,四處找錢的落泊老板眾多。業界人士稱,現在許多地方的中小企業面臨的情況比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時還糟糕。當時是訂單一夜間突然消失,死了也乾脆,現在訂單倒有,但原材料、勞動力、匯率、資金等多座大山一起壓來,一下子死不了,活著又看不到希望,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煎熬,讓很多中小企業痛苦不堪。

上海一家做交通安全防護設施的企業,以外向型為主導,高峰時超過一億人民幣的營業額,總裁王陽明表示,今年訂單增加而不是減少,由於銀行毫無理由的將去年一千五百萬元人民幣貸款抽回,造成資金不足而不敢接單。「這樣的情況已經多次,這次實在熬不下去了,我已將一部分生產遷往安徽,本來想東邊不亮西邊亮,想不到剛建廠房落戶,當地政府融資平台也因財政困難而關閉,一個地級市發生二十七家企業面臨倒閉的困境。」

王陽明坦言,經營企業二十年,沒有遇到如此困難的情況,生產成本上升,工人以維權折騰,沒有人好好幹活,「你給工人調換工作,他不幹要維權,政府勞動部門還支持他們,要給予賠償。有的工人拿了賠償再找工作,勤勞致富的中國價值觀被丟棄了」。王陽明正在與美國洽商,準備把一家廠遷到美國,美國政府正與勞工商議降低薪水,以吸引投資,對工廠來說大概可以省下百分之三十的成本。如果這成為趨勢,中國製造業空心化的危機開始呈現。王陽明說:「這都是逼出來的。」

陳偉中從美國回來,在上海、北京、成都、瀋陽有四家廠,做高分子材料的管道,質量好,在各地城市建設中受歡迎。遺憾的是,市政建設都由政府控制,陳偉中實際上是和政府做生意。這幾年來,陳偉中身心疲憊,正準備把經營了九年之久的北京企業關閉。

該企業的設備均由加拿大進口,產品質量在北方市場口碑好,但這些年,山西大同、太原、滿洲里等地方政府拖欠貨款,官司打贏了也拿不到錢,「你不可能叫政府破產。現在政府為追求GDP,項目都是先做了再報,你相信政府,結果就上當了。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可以保住『八』,對企業有什麼意義呢?」

《中國大拐點》作者袁劍表示,中國經濟的保八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沒有任何歷史和邏輯上的證據證明:低於百分之八的增長速度,就會引發社會動亂。日本多年都不增長,社會仍然安定和諧。在中國,保八的政治本質,實際上是強勢利益集團對弱勢階層及廣大民眾的一種政治脅持。「中國的問題是,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已經下降,甚至遠遠低於八。現在的需要的是:改良政治,重建社會。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思路去『保八』,在政治上飲鴆止渴。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預測不聽也罷,你可以去查查他們的預測記錄,他們的預測成績可能比股評家還要差。更不用說他們在長期戰略問題上的判斷了。」

事實上,這一輪經濟滑坡,受困的不僅是企業,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經濟寒冬中發抖,中國地方政府累積的債務達到十五萬億,房地產調控,讓地方政府減少了財政收入,有六千萬龐大隊伍的公務員過慣了大手大腳日子,面對寒冬極不習慣,有的加緊對企業的盤剝,又無異於殺雞取卵,出現惡性循環,中國經濟仍然充滿荊棘。

2012年7月19日星期四

紀碩鳴: 今年黨慶總書記為何不講話?



今年中共黨慶一反慣例,不開大會,總書記不作重要講話,因為薄熙來事件難定性﹑黨內意見多樣﹑十八大政治報告及人事安排未拍板等;而深層次的焦慮還是無法袪除自身的權貴化,也無力重拾「為人民」的創黨信念。

與中國共產黨九十誕辰隆重紀念相比,今年「七一」黨的生日有些冷清,中共中央沒舉行重要的紀念活動,總書記胡錦濤亦破例取消了「重要」講話。共產黨生日不開Party,總書記不作「重要」講話,這在十七大以來甚為罕見。雖然《人民日報》發表了七一社論,提到黨所面對的四方面危機,但還是去年胡錦濤講話的內容。來自北京的消息稱,薄熙來事件後,黨內意見多樣,加上十八大在即,高層人事安排未定案、政治報告未定稿、薄熙來事件未定性,胡錦濤索性不講話,以免不必要的揣測。

自二零零六年建黨八十五週年紀念,總書記胡錦濤作重要講話以來,中共中央年年舉行黨的生日紀念活動,有重要講話。唯獨今年,在「十八大」換屆前夕,胡錦濤取消了他最後一次紀念黨的生日的重要講話,深藏玄機。有北京黨建專家向亞洲週刊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中不斷出現黨內分歧以及嚴重的社會矛盾,在「十八大」召開前夕顯得極為突出,黨內爭論要定調,十八大政治報告要定稿,薄熙來案要定性,都要在即將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集中拍板。「中國共產黨始終需要面對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此時,重要講話能講什麼呢?」

亞洲週刊獲悉,北戴河會議還要確定的是,十八大換屆,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是否還依上屆領袖的慣例,繼續留任軍委主席。據悉,已有軍中高層致信中共中央,建議軍委主席胡錦濤繼續留任;但也另有黨內意見,建議中央高層換屆一律「裸退」,讓新上任領袖全身接班。否則,十八大後,新任國家領袖還將面對「元老」,會無所適從。這也要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一決斷。

不過,剛主編出版英文版《中國的未來——習近平傳》、《中國的道路——李克強傳》兩本書的中國問題專家蒯轍元向亞洲週刊表示,準備接班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實際上對未來的改革充滿理想,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走上執政崗位,一定會依執政黨的黨章,體現共產黨的創黨價值。五月二十一日在全國創先爭優理論研討會上,習近平稱,共產黨員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執行者」。近年,作為中共業已成定局的第五代接班人,習近平屢屢提及「共產主義」,被外界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習近平可能的執政思路和方向。蒯轍元說:「習近平執政,首先還是要面對走什麼路舉什麼旗的問題,深化改革中,共產黨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不得不面對的是貧富兩極化、貪腐久治不癒、黑社會猖獗等問題,社會更關心的是「民生導向」、「共同富裕」、「唱紅打黑」以及重拾「為人民服務」等共產黨價值在多大程度上值得肯定?新時期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到底是什麼?是否仍然需要維護共產黨的創黨價值?中共建黨九十一週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後,共產黨是誰?代表誰?為了誰?身份認同不得不重新提出思考,這關係到,作為領導中國六十三年的唯一執政黨,還能將紅旗打多久!

聯繫群眾變為對付群眾

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六十多年,有執政理念的追求,但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周東華教授認為,中國共產黨始終有一個執政為誰的問題。市場化下,追逐效益為優先,為人民服務的理念雖然沒變,但出現了黨的理念和實際操作的分離、市場化運作的制度設計缺陷,尤其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導致得利者和失利者之間嚴重衝突。「走入中國基層,共產主義理想過時了,為人民服務不提了,聯繫群眾變為對付群眾,執政黨應該代表誰﹑為了誰變得不清晰了。」

共產黨員信仰什麼?黨章總綱開宗明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經濟高速發展中改變了一切,中國一部分人得到了富裕,丟失了理念和信仰。在這個事事講利益、誠信缺失、道德淪落的社會,不少地方領導和老百姓計較利益,甚至強佔利益。早年共產黨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創黨價值模糊了。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改革的呼聲高漲,作為執政黨,不斷改革是追求,問題是,丟卻身份的改革,會走向哪裏呢?蒯轍元稱,人事會是中共十八大的亮點,注重舉什麼旗的問題同樣會是亮點。

前不久,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BBC知名時事分析節目《新聞之夜》主持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專訪,他迴避了「您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Are you a Communist)」的提問,只強調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被網民批評:「一個中國駐英大使,連自己是不是『共產主義者』都不敢說清楚,非常可笑。」「連共產黨員都羞於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分子,那不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了。」其實,如果問一個中共黨員的終身奮鬥目標是什麼,很少會有人願意按黨章的說,但如果說想賺多少錢,地方GDP增長多少,一定可以說得很清晰。

黨員沒有信仰,目標缺乏和迷失是目前中國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問題。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系駱思典教授向亞洲週刊表示,中國一直受姓資姓社問題的困擾,今天的共產黨到底代表了誰?「我在一個講座上還講呢,中國共產黨的英文速寫是CCP,原意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但是中間那個字母『C』也可以換成Confucianism或者capitalist,那就成了Chinese Confucianism Party(中國孔子黨),或者Chinese Capitalist Party(中國資本黨)。我認為,後兩者都在中國共產黨內體現。從政治形式來說,我們還可以稱其為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但是從經濟角度來說,就有些不倫不類了,就是什麼樣的經濟和資本形式都有。這是一個各種模式的結合體、混合體。你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可以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駱思典搜集了很多社會調查,比如半月談內部版、改革內參、內部參閱等等。裏面有很多調查沒有公開發表,問大學生相信什麼,其中還有百分之十七點二相信共產主義,百分之七十二只相信自己的成功;但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學生認同美國好萊塢電影裏面的美國價值。還問大學生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他們認為這對前途有好處,好找工作,並不因為真有信仰。

官僚利益集團主導

事實上,即使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鄧小平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四項基本原則」;江澤民提出: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胡錦濤以人為本的表述: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新三民主義」。習近平提出了「權為民所賦」,都在新時期明確了共產黨是誰?為了誰?但這樣的認同,在部門或者地方並沒有實質的支持。

《中國大拐點》作者袁劍接受訪問時表示,改革精神在一九八九年成為轉捩點,之前的改革主要是全面參與、全面擁護、基層與上層良性互動構建出來的歷史運動。而其後,中國改革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發起、官僚推動、官僚控制、官僚解釋、官僚(利益集團)成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但到地方,文化發展就變成產業發展了,提升軟實力變成建設硬實力了。各地大力打造文化產業園區,僅文化部認定的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園區)就多達一百三十四家,各省市縣都大張旗鼓建園區,據說形成了一萬個產業園區的規模。搞的項目無非就是動漫、演藝場、電影拍攝場、美食城、娛樂場、文物展覽等等,大量佔用農地,沿用的還是三十年前的「開發區經濟」,還原為房地產項目。

文化變成產業,這個產業便沒有了文化。自中央提出發展文化,北京圈內盛行轉行,地產商找項目要投資文化產業園,連山西煤老板也找到北京,投資電影、投資畫廊、投資古董,轉身成為文化人。律師、法官都想著找項目投電影,也有的將自己的企業貼上文化標籤包裝上市。中國經歷過全民經商、全民挖煤、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甚至全民炒大蒜,現在進入了全民炒「文化」的階段。在政府強大的財政及政策支持下,有巨大利益可以分享。

據了解,二零一一年全國公共財政文化體育與傳媒共投入一千八百九十億元人民幣(約合二百九十三億美元),完成預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執行數比上年增加了三百四十八億元。二零一二年的財政投入超過二千億。文化背後巨大的商業利益讓利益集團躁動。連潛心向佛的四大佛教名山也紛紛摩拳擦掌,準備上市或者已經上市。媒體披露,普陀山已組建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計劃兩年內上市並已進入了上市預備輔導期;峨眉山已於九七年十月上市,九華山今年第三次闖關A股,五台山上市被政府列為重要工作之一。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周東華教授指出,共產黨理念全面喪失,任何中央的決定最後都變成權貴利益,無法逾越利益集團的控制,然後沿著權貴設計好的資本渠道流向自己口袋。

在吃吃喝喝的產業化中,腐敗越演越烈。中國發展高鐵項目,鐵道部長劉志軍涉貪落馬,最近中央向全國黨員幹部傳達中稱,其腐敗金額達到三百億人民幣,並涉及一批官商勾結的腐敗者。軍隊現代化建設中,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因貪污挪用公款一億六千萬人民幣被判死刑緩刑。最近,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因經濟問題被免職查辦,據悉,其涉貪金額是王守業的好幾倍;國有企業成為壟斷企業,也成為腐敗的溫床。國企高層貪腐情況仍然嚴重,涉貪金額呈倍數增長。《法制日報》旗下的《法人》雜誌發布《二零一一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指因涉貪而被捕或被撤職的企業家由零九年的九十五人飆升至去年的二百零二人,翻了一倍有多。當中八十八人為國企高層,佔總數四成四,人均涉貪金額達三千三百八十萬元,相當於零九年的三點五倍,至少二十人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大多屬於電力、鐵路、航空和糧食等壟斷性行業。

曾經登上胡潤百富榜的光明集團創始人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七億九千萬元,他去年一審被判死緩。其他涉貪者如東航股份公司駐南韓辦事處原總經理黃舒生涉案金額逾三千六百萬元、中國移動通信重慶公司原董事長沈長富涉案金額逾三千六百萬元。

不久前,山西國有企業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報案謊稱被搶三百萬。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後,警方證實被盜錢財總價值近五千萬元。腐敗亦越來越集體化、集團化。去年山東查處一起偽造金融票證案,涉及官員二十人,其中廳級官員九人、處級官員六人,涉案金額高達幾十、上百億人民幣。

三大利益集團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在「中國改革(二零一一)年會」上提出,中國當下已經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第二是以官員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第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與之相對應,中國社會實際上產生了三大富豪群體: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以及地產資源富豪。

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統計,中共黨員二零一一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三萬名,達到八千二百六十萬人,佔了中國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六點一。人數依舊龐大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佔有絕對統治力和話語權,他們也擁有絕對的財富。一零年四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該報告披露:地廳級以上官員已形成官僚特權階層。這個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八至二十五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二十五至八十五倍。

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網站公布,該局二零一二年度收支預算為五十億元,其中,廣州市公務員公費醫療一年花費十四億元,遠遠超過廣州二百一十萬農民醫保總額。四川什邡興建鉬銅冶煉廠而引發警民衝突,《時代週報》記者何光偉在微博發布文章,稱負責該項目的宏達管理層和董事裏,有現任或歷任副部官員二人、廳處級官員至少九人,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前德陽市副市長、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等,鉬銅冶煉廠完全是官商勾結的產物。

從上至下,中國瀰漫銅臭。從官商勾結、權利交易,到欺詐、色情、食品不安全,都和錢有關。作為執政黨,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無法體現,為誰執政不明確,為誰服務模糊不清,追逐利益成為頭等大事。一切向錢看,各行各業紛紛仿傚。一對新人在上海一知名酒店辦喜宴,支付了定金,想換大一點的宴會廳,酒店總經理批了,營業部經理說沒有。客家拿出五千元人民幣打點,經理才笑容滿面說,可以想想辦法,並告訴廚房、服務員該如何打點才能保證質量。一位港商回鄉證過期一天,他帶著已換領的通知書回香港領新回鄉證,深圳邊防死活不給出關,最後商量,罰款五百人民幣,給予一次性出關便利。

北京一家知名部隊醫院的退休老護士長介紹一位病人給她的一位醫生學生,病人遞上二千人民幣酬謝金,被醫生扔了出來,加碼到五千,醫生才「熱情」接待。老護士長聽說後氣得發抖說:「革命軍人救死扶傷的理念哪裏去了?」

時下的革命軍人也是講金不講心。為解決徵兵難、人才少問題,去年廣東二十一個地級市徵兵,東莞各鎮街為吸引大學畢業生當兵,重獎二至四萬元人民幣,連國家代償大學學費等,總額近十萬元。網民質疑,青年參軍可能只是看中軍隊優厚待遇,根本無心報國,中國軍人質素每況愈下。

有移民美國的華僑,為了讓孩子從小培養艱苦樸素的習慣,通過關係將在美國讀中學的孩子送到某市的警備區鍛鍊一個月。一日下午陪孩子去報到,警備區軍官滿臉酒氣來接待,說中午老鄉請客,託他幫忙提幹。這位華僑聽了嚇一跳,中午喝酒,萬一有戰情怎麼辦?軍隊提幹也要託人走關係?週末孩子回家,告訴父親,他考試一百分,另外二個軍訓的學生考九十多分。一問才知道,原來孩子被抓差代替警備區官員參加考試。

軍隊「向錢看」,全因為缺少理念,忘了自己的身份。北京還發生「海軍大戰保安」事件,海軍總司令部後勤部一名大校軍官率四十餘名軍人到北京中海航賓館,欲強收軍方租給賓館的建築。賓館保安與員工奮力抵抗,雙方爆發衝突,最後警方出動百餘警力平息事件。網民譏諷,海軍敢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揚威,為何不敢收回釣魚島?

執政黨迷失了身份﹑宗教並不自由的現狀,使中國成為沒有信仰和理念的國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肖知興撰文指稱,中國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棄船心理和末世心態,呈現「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之後洪水滔天」的情景。肖知興認為,零八年九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及一一年七月的溫州動車事件,是中國社會的兩個重要節點。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內陸、偏底層的民眾,溫州動車事故傷害的主體則是新興的中產階層。體制扮演了一個面目不清的角色。

群體事件十八萬起

末世心態加重了政治社會危機。今天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將批評反對的言行統統消滅在「萌芽」狀態,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長的時期。聯繫群眾是共產黨的傳統,現在聯繫群眾變成如何對付群眾、維穩群眾。據公布的資料,二零零三年全國發生群體性事件六萬起,二零零八年是十二萬起。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公布,中國二零一零年發生了十八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較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預料的很透徹。

本來是發動民眾、領導民眾的執政黨,反過來要受到民眾的考驗。過去的一年,頗多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重要事件發出歷史的回聲。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週年、辛亥革命百週年、「入世」十週年……歷史的刻度,讓共產黨可以更大的尺度考量自己的身份: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上海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張偉表示,社會主義以蘇聯為代表的經典期,是運用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認識,提出的社會主義方式一是消滅私有制,二是一黨專政,這段歷史已經走過了。「未來的路不管怎麼走,總是要打出社會主義旗號,因為是共產黨領導。必須進一步擺正的是,執政黨代表什麼?為了什麼?」

中國現在正面臨「經濟和政治轉型」的拐點。民眾期望中共十八大不只是一次人事重新布局,而應該重拾共產黨創黨價值,堅定自己的身份認同,順應民意,克服權貴利益集團的阻擾,推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依法治國,舉好為民服務的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