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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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

梁麗沙: Robespierre墓誌銘




■法國大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掌握巨大權力,以人民的名義創造了空前恐怖。


台灣作家楊照在7 月5日的《南方周末》發表專欄文章《為甚麽巴黎找不到羅伯斯庇爾的紀念館》中提到:「雖然經過了兩百多年,巴黎街上仍然充滿了大革命的記憶。絕大多數革命 時期的名人都有紀念館或公共陵寢,要不然至少會有一條街道,寬一點窄一點,長一點短一點,以他們的名字命名。」但是奇怪的是作為1793年到1794年法 國的重要統治者、親手把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的人──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卻沒有任何紀念館。很多當時名氣和權力不如羅伯斯庇爾的人都有以其命名的街道、廣場,惟獨羅伯斯庇爾沒有。勉强算得上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地方,作者只在巴黎近郊的工廠區找到一個叫「羅伯斯庇爾」的地鐵站。

為甚麽?作者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其中一 個理由是:除了『國王必須死,革命才能存活』,羅伯斯庇爾還在演說中留下了另一句名言:『我自己就是人民!』他不是以自己的身份,甚至不是以『公共安全委 員會』的名義,剝奪了那麽多人的生命,而是以『人民』的名義。他代表人民,他就是人民。法國人不願意想起的,就是這段人民將自己交給羅伯斯庇爾,讓自己成 為羅伯斯庇爾的藉口的歷史。以『人民』之名,羅伯斯庇爾掌握了巨大權力,創造了空前的恐怖,把『人民』變成是所有人真實生活中最怕聽到的兩個字。」

作者的文章中沒有隻言片語涉及中國的政治 現實,只是隱晦提到:「不讓這樣的事情重演,唯一的方法,就是對於那些聲稱自己代表人民的人,我們先要抱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我無意深究作者的潛台詞,只 是由「為甚麽巴黎找不到羅伯斯庇爾的紀念館」聯想到「為甚麽大陸遍地都是毛澤東的紀念館」。毛澤東是比羅伯斯庇爾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暴君——「我自己就是人 民!」這句話他沒有說出口,但他做了:以「人民」之名掌握了最高權力,以「人民」之名創造了空前的恐怖,以「人民」之名剝奪了那麽多人的生命。但是,同樣 面對這樣一段歷史,法國人不願提起這個人,不願想起這段歷史,所以巴黎找不到以羅伯斯庇爾的紀念館;但在中國大陸,毛澤東的幽靈無處不在。

最近官方以大標題大圖片的方式發佈了習近平考察湖北時參觀毛澤東故居的消息,還特別提到了他在一幅1953年毛澤東與小商販親切交流的照片前駐足良久,最後還吩咐:「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辦成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特別是在對青少年一代教育中發揮更大作用。」

如何看待歷史一直是考驗一個民族成熟程度的重要標準。1970 年時任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的一跪,標誌着德國徹底反思納粹的歷史,也標誌着德意志民族的成熟。如果習近平真的想中華民族走向成熟, 他需要參觀的不是毛澤東故居,而是文革紀念館。十年文化大革命實際是大革文化的命,把中國的國族精英殺戮殆盡,一場浩劫牽涉人口上億,非正常死亡二千萬, 比希特勒的納粹更罪孽深重。即便習近平不像威利.布蘭特那樣勇敢一跪博拿諾貝爾和平獎,也很應該清楚告知外界這場民族浩劫的主要責任人是誰,徹底反思,徹 底清算,而不是只是痛打李蓮英──這樣的民族沒有希望,只會像資中筠先生所說的:「一百年過去了,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很少國家像中國這樣,這麽長時間仍然為如 何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糾纏不清,因為這種糾纏導致整個國家的政制停滯不前,忽左忽右;而通常在關鍵時刻,都是左派取勝,好不容易換來的進步又再倒退──中共 建政六十四年,幾次關鍵時刻都是這樣。不反思文革,國人不會成熟,不反思毛澤東,中國沒有前途。

羅伯斯庇爾的墓碑刻着一句話:"Passant ne pleure pas ma mort. Si je vivais,tu serais mort!"(過往的行人啊,請不要為我哀傷,如果我還活着,你們誰都活不了!)這就是法蘭西民族智慧和成熟的表現,暴君已經成了過去,就不要再捧着他不 放了,否則他一下子復活過來,第一個嚇死的人就是你,與習總互勉。

2013年3月26日星期二

梁麗沙: 王光亞,請支持國貨!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自爆自己也是「限奶令」的受害者,他四個月大孫兒的奶粉主要靠同事幫他從香港帶回北京,限奶令一出,讓他孫兒的奶粉供應也出了問題。呼籲港人與內地人要換位思考,互相體諒。此言一出,四方詫異莫名。有人甚至諷刺道,王光亞怎麼不買國產奶粉?是對國產奶粉沒有信心嗎?

本來,買甚麼牌子的奶粉是個人選擇,不必上綱上線。但是王光亞是共產黨高官,身份就有點不同了。中共近年大打「愛國」牌,宣揚用國貨就是愛國,領導人坐車要坐紅旗,國貨嘛,喝酒要喝茅台,國酒嘛,更害得內地一大批的憤青每到抗日紀念日就上街「抵制日貨」,攔截日本車、打砸日企。中共便是通過這樣的手段箝制意識形態,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復興」之路,不走西方國家的「歪路」、「邪路」。

中國的食品問題、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威脅國民生存的最大隱患了,但是各地都有這方面的問題出現,國內的導向思維都是以維穩為主。當局大抵是覺得這些問題一深究下去都會指向體制吧?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這麼大的事,三十萬結石嬰兒都喚不醒他們的良心,出事以來,只負責包庇涉事官員、打壓維權的家長們。三鹿奶粉是宣佈破產了,但是併入了三鹿的三元奶粉繼續存在,從來沒有從源頭檢討為甚麼國內生產的奶粉不合格。又如最近的上海黃浦江的死豬事件,已經撈起過萬頭死豬,但是死豬的源頭是哪裏、死豬是病死還是凍死的、對水源有何影響、哪些官員需要負責等等問題一概沒有答案,甚至還在水質報告欠奉的情況下,堅稱出廠水質沒有問題。他們要的是群眾情緒穩定,只要把死豬都撈起來,事件很快便過去了,群眾是很善忘的。但是出了事,不問責,不反省,難道下次不會爆發更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嗎?

不過真正要解決問題,就要從源頭去解決了,就是要走西方國家的「歪路」和「邪路」了。他們只會等待事件過去,然後高呼「愛國」來解決問題。所以君不見中國的奶製品出了這麼大的問題,中共的解決方案是一方面提高進口奶粉的關稅,另一方面拍心口保證國貨百分百沒有問題,呼籲大家繼續支持屢屢出問題的國貨嗎?愛國主義真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

王光亞很應該跟足共產黨的宣傳指引做事:「限奶令?冇問題。我的孫兒四個月大,日日都吃三鹿奶粉,支持國貨嘛。內地質檢部門說,國產奶粉質檢百分之一百合格,我很放心。」他真的遠不如當年香港的陳馮富珍,「我日日都食雞,大家唔好驚」。

梁麗沙  大陸自由撰稿人

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梁麗沙: 總理的半瓶水




昨日李克強的記者會結束後甫離開人民大會堂,就有內地女記者一馬當先衝上去台去,搶了新總理留下的半瓶水作留念,之後還得意的喝了幾口。其後,她向其他同行表示,從一開始她就盯上這瓶水了。

早有人批評本屆記者會沉悶,記者的發問不尖銳、無力度,特別是不敢涉及房地產、資本市場、官員財產公示、中日關係甚至政改等話題,指本屆總理有直面困難和現實的勇氣,總理都不懼,記者何懼?

看了那個女記者搶喝總理半瓶水的花邊後,我覺得本屆記者不是「懼」是「奴」。中國人一直都有向權力獻媚的奴性,在文革時,就有紅衞兵因為在天安門與毛澤東握過手而半個月不洗手。本屆總理未履新之時,曾以人大代表身份與各地人大代表親切交談,人大代表理論上是帶着選民的訴求和願望來參加人大會議的,但是當李克強問到他們有甚麼困難和要求時,有個人大代表竟然有點含羞的說,鄉親們最大的願望就是他能與總理握個手。

當然,最大的奴性還不是體現在那個搶水喝女記者和含羞要求握手的人大代表身上,而是體現在代表港媒的胡一虎身上。胡一虎是第十位獲得提問的人,亦是現場唯一獲得欽點的「香港記者」,大家都期待着他能夠為沉悶的記者會帶來一絲清新的空氣,至少應該問一下最近大家都熱議的奶粉限購、中港矛盾,甚至雙普選問題吧?誰知他站起來,不慌不忙地獻媚──「剛剛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您在回答所有媒體同業問題的時候,您的雙手打手勢超過了有三十幾次。這一幕讓我印像深刻,想起了十一年前,當時採訪時任河南省長的您展現出來的自信和睿智。」、「另外,我要特別說的是,我也是安徽省籍的人,但我是一個出生在台灣、工作在香港、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穿梭在兩岸三地的華文媒體人。我身旁的人萬分渴望對您本人有進一步的了解……」那個女記者喝水還只是會後之舉,胡一虎算是當眾就把總理那半瓶水喝了下去。

猶記得香港記者的尖銳提問曾經令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激動得手舞足蹈:「我告訴你們,我是身經百戰的……你們也知道美國的華萊士,比你們不知高到哪裏去,我跟他談笑風生!……你們有一個好,全世界甚麼地方,你們跑得最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呀,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懂得沒有?」今日香港記者竟然被一個當眾喝水的胡一虎代表了,可算是業界的奇恥大辱!

內地記者奴性,香港記者被代表,日媒不獲發問,《紐約時報》被拒入場,難怪本屆總理記者會被批沉悶,雖說總理不懼,你們也要問得出問題才行啊!不過話說回來,總理真的不懼嗎?萬一好像上次胡錦濤訪港那樣,有個不識趣的香港記者大聲嚷道:「胡主席,胡主席,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到嗎?聽到嗎?」那時,他真的不懼嗎?

還是懼的!那半瓶水說不定是他主動留下的呢?這才是總理與百姓的親切互動啊!


梁麗沙  大陸自由撰稿人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

梁麗沙: Life of Pig在黃浦江




上海發生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幾千頭死豬順着河道一直漂流到上海黃浦江上游。該處是上海幾間大型水企的取水段,直接威脅的是上海幾千萬人的飲用水安全。漂流至此,這些死豬才引起大家的關注。

這些豬是怎樣死的,源頭在哪裏?上海市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追查了三日,才發現源頭是浙江嘉興。此時,浙江嘉興新年伊始就有大量生豬病死的報道開始陸續被放上網。網民特別是上海網民的反應特別大:甚麼?原來這些豬是病死的?這些豬在水裏起碼泡了三個月?那上海水務局怎麼還能夠不負責任地發佈「目前死豬尚未對飲用水取水安全造成大的影響」?中國大陸沒有問責制,民意不能直接影響官員的仕途,網民的反應再大,上頭也不會聽到。所以展開討論無益,反而剖析這些豬的命運更有意義。

據嘉興當地媒體報道,一般情況下,五畝地可以承載一頭豬產生的環境污染,浙江嘉興竹林村有地八千畝,理論上,它可以養豬一千六百頭,但是竹林村的養豬數早就大大超標了。沒問題的時候,確實能產生很高的經濟效益,所以即便該村環境污染嚴重,村民也在所不計。但是今年開始出現病豬,高密度的養殖讓細菌繁殖得特別快,這個村病豬的死亡數量就達到了二萬頭。村裏的死豬處理站處理不及,村民就把死豬直接扔到河道裏。

整個中國的大農村發展模式,其實跟這個竹林村沒有甚麼分別。透支環境式的發展確實能在短期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粗暴的發展,伴隨而來的就是嚴重的環境污染。竹林村的河道和土地污染嚴重,而中國發展到今天,空氣、水、土地、食品,沒有一樣是乾淨安全的。到最後,竹林村爆發了大豬瘟,而中國……中國尚未發生大豬瘟。

環境污染已經很嚴重,官僚部門的尸位素餐卻更嚴重。此次死豬事件明明可以在源頭截住,發生這麼大的死豬事件,一個月死上萬頭生豬,偏偏沒有任何部門對事件負責,任由村民私自把不能及時掩埋的死豬扔到河道,這些違法行為也是從未被制止,甚至有當地媒體報道了,他們也未組織打撈。納稅人交這麼多稅,政府居然毫不作為。

此外還可以看到輿論監督的缺失,因為當地媒體服從於當地政府,不敢尖銳批評,而中共維穩,亦禁止媒體異地監督。於是這些死豬就順流而下,直抵黃浦江。


似乎今日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指向了環境問題,像前段時間爆發的國人全球搶奪奶粉潮,有人大代表就不諱言說,環境污染是最大原因:中國進口的種牛,一抵上海港就打噴嚏,一到飼養場就開始用抗生素。最適合養殖業的地區,像河北、陝西等又是水污染最嚴重地區。這怎能有放心肉、放心奶?而環境問題又指向了體制問題,浙江嘉興那幾千頭漂浮的死豬浩浩蕩蕩、千里奔赴,似乎就是告訴我們,中國模式其實是一種自我欺騙,中國的發展根本沒有模式,所有的一切都是通過透支環境得來的,專制的後果就是政府官僚化,發生重大事件後,官方喉舌的粉飾太平。大眾的生命安全?大眾的生命安全值幾多錢?Life of Pig !

香港在中國似乎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你們有廉潔、高效的政府;你們有高質量、高標準的安全食品;北京的灰塵只吹到韓國日本,你們的空氣潔淨清新;甚至你們的民意還能得使得政府出台限奶令……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切都與你們無關。上海黃浦江這麼遠,它漂浮着死豬,關你們乜嘢事?冇,我只是記起魯平的那句質問:「你們知道東江之水是哪裏來的嗎?」香港商業電台的主持潘小濤曾氣憤地答:「東江之水哪裏來?買來的啊!」今日再問你們這個問題,是想講中國的環境資源處處都被透支……香港人,你們真的知道東江之水是哪裏來的嗎?

我們終究是唇齒相依的。


梁麗沙  大陸自由撰稿人

 

2013年3月4日星期一

梁麗沙: 這樣的中國終究讓人失望




「在大陸孩子們挨餓時,香港同胞送一批奶粉過來都是應該的,居然出台這樣的法律,把帶奶粉的人處以二年徒刑。建議『立法會』重新考慮,修改此惡法。」──潘石屹(SOHO中國董事長)


「內地在奶粉供應上有求於香港市場,這首先大概是香港的機會,而非負擔。我不知道是不是內地的支持讓香港人不在乎掙小錢了,應當尋求市場贏局的時候,為甚麼搞得像聯合國禁運一樣?」


──胡錫進(《環球時報》總編輯)

眾所周知,潘石屹和胡錫進在微博上是分屬「公知」和「五毛」兩個陣營,潘石屹曾因在微博公佈北京和上海的PM 2.5被國保約了兩次去「喝茶」,他在優酷上主持了一檔叫《老友記》的清談節目,請知名右派上去闡述「改革」的觀點,擺出來的姿態那是相當之追求民主和自由;而胡錫進卻是黨國喉舌《環球時報》總編輯,上次《南周》事件,中宣部也是第一時間透過《環球時報》的社評發佈「聖旨」。他們兩人的觀點一直有很大分歧,沒想到在「香港限購」這個話題上,他們達成了空前的一致,潘石屹甚至比胡錫進更左,真是狠狠的打了國內自由派一巴。

最讓人失望的是,像潘石屹這樣的公知不是個案,高書群、鄭淵潔、李開復、薛蠻子、王爍、袁莉等一大批知名公知全部都是這樣的觀點:大陸的孩子吃毒奶粉,你們香港就應該無條件支持大陸,否則就是缺德,限制奶粉出境更是惡法。全然不考慮香港社會因為大陸的毒奶粉事件已經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更沒想過他們的手指更應該指向的是大陸政府─你們的稅交給了誰就應該向誰要安全奶粉。

一直對國內的公知有過高的期望,覺得他們也追求公平和正義,是這個社會的中堅力量。沒想到到頭來,他們竟然也是用道德指摘了香港的法治。

這是現代公民應有的素養嗎?這與被中共一向以來洗腦的五毛有甚麼分別?中共洗腦一向就靠宣揚「內地與香港是母子關係」、「兩地同胞血濃於水」、「如果不是大陸的支持香港早就變臭港」……

正常的現代公民應該有的理念認知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它的政府是香港納稅人供養的,進行社會管理的時候,權衡各方利弊,出台了符合本地人利益的法例,即便這個法例對大陸的居民生活有一定的影響,大陸公民也應該是逼迫自己的政府想辦法解決問題,而不是像一個慣於被施捨的窮親戚突然遭遇富貴親戚斷水喉一樣撒潑打滾,指摘對方無德無義。有德有義固然不是壞事,但是用於管治社會就是扯談,管治社會當然是依靠法治。大陸要求群眾學雷鋒,結果社會風氣越學越壞,小悅悅被車撞倒,十八行人過而不管;總理要求地產開發商「淌着道德的血液」,房價卻年年高升,佔着公權力腐敗空間的既得利益者佔有十幾、甚至上百套房,被嘲為「房姐」、「房叔」,但政制不改,不妨礙官商繼續勾結,吏治繼續腐敗,道德只是一句騙人的鬼話!治國當然得依靠法治!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痛批過中國人依靠道德治國:「在道德的氛圍中,社會體系無法衝破獨裁主義者的大網,社會強制被作為公正的替代品,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於違法的行為作掩飾被認為忠厚、識大體。」

今天,香港走向了法治,台灣走向了民主,大陸的卻依舊像《萬曆十五年》裏面所說的那樣:「然而,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這樣的中國終究是讓人失望的,而精英階層的淺薄認知,更讓人覺得悲涼。


梁麗沙 大陸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