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2013：中國改革最後窗口

2013，癸巳蛇年。按照中國的歷法，是年天干為水，地支為火，意味動蕩與變化。

回望2012，究竟發生了什麼？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但2012年大眾顯然更偏好宏大敘事，學者們對於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能否保持8%的增長率的爭論熱鬧一整年。對比之下，眼皮之下的經濟乾坤顯得少人關注，雖然官方開年伊始就確定不再“保8”，將全年GDP增長目標設定為7.5%。

儘管如此，當2012年第二季度出現7.6%的增長，三年來首次低於8%的數據，卻引發業界關於經濟硬著陸的擔憂。隨後PMI與進出口等數據相繼步入年內低谷，甚至引發再來一次四萬億刺激的判斷。

如今來看，不少機構預測略輸準頭，即使世界銀行也剛剛調整中國全年GDP增速預期，由年中8.2%調低至7.7%。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中國經濟雖有遠慮，但近憂可解，2012經濟在第三季度末觸底回升，具體可以參見筆者以往專欄《中國經濟政策的教訓》、《7.6%發出了什麼信號？》。

2013年經濟如何走？ 2012年中國經濟走過了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去庫存化基本完成，2013年可能步入經濟復蘇期，進入短庫存周期的上升段，各項經濟指標應該不會差。這從近期經濟數據可見一斑，中國12月匯豐制造業PMI預覽值為50.9，上月終值為50.5，創下14個月最高水准，這表示經濟步入恢復，製造業活動在進一步擴張。

展望2013全年，經濟增速將溫和回升，同時通貨膨脹也維持溫和，對於經濟業者，這幾乎算是一個好年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可能是我們安享的最後的“黃金時間”，將要用盡過去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入世紅利的最後剩餘價值。如果無所作為，2013將是我們未來頗為值得懷念的“美好舊時代”。

更具有歷史視野地考察，中國經濟當前狀態幾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覺良好”：相對高增長伴隨相對低通脹，但是這一狀態注定不能持久。未來中國，不僅應該習慣低於8%的常規狀態，而且應該習慣將增長果實更多反饋民眾。

從2011年末以來，中國消費對於增長貢獻開始超過投資，但按照官方數據，中國當前個人消費僅佔GDP的35%左右，仍低於其他類似國家水平。以往以投資拉動的增長，事實是一種對於人民福利的擠壓，也就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分配中，象徵投資的“大炮”太多而象徵消費的“黃油”太少。

提升消費回饋公眾，並不僅僅是正義的體現，更是符合經濟轉型與效率的必然路徑。正如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所言，歐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於六個制度優勢：競爭、科學、私有產權、醫藥、工作倫理以及消費。其中的產權可謂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經濟權利共享的基礎﹔而消費則還原了工人作為消費者的本性，也間接刺激新一輪的生產。“資本家理解馬克思忽視了的東西：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試圖把他們的工資壓到僅夠維持生存是不合邏輯的。”

當前中國，最可與之比擬當屬舊日蘇聯的輝煌時刻，但是國強並不等於民富。即使當時的蘇聯俾倪歐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針見血的點評：整個冷戰中的最大困惑或許是，蘇聯為什麼不能生產一條優質的藍色牛仔褲？儘管蘇聯能生產戰斗機和氫彈，但他們的牛仔褲卻很糟。

沒有消費的支撐，再多摩天大樓也不過是鋼筋水泥森林而已，經濟轉型也是水中望月。經濟必須能夠回饋民眾，藏富於民的本質是放開管制，無論對於民企還是民眾，如此才能充分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構成中國社會良性轉型的基礎與可能。

老話說，歷史往往會發生驚人的重複，第一次是以喜劇面目，第二次則以鬧劇出現。雖然中國人沒在2012年12月21日等來瑪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卻中見証了高層人事的變動。伴隨著微博新媒體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對放鬆，以往幽微曖昧的權力政治，某種意義上以全民窺探的形式再現，日漸有演變為一場熱門戲劇的趨勢。

然而，這未必是壞事，我們離文革的距離也沒有我們想得那麼遠，“去魅化”本就應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之義。即使官方新華社，近期也破例刊發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紹七常委從政歷程以及相關言論，而常委們的家庭以及財產情況也赫然在其列。

2013年是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年，蜜月期也即將告一段落，所謂“新政”，能否落實？2013年，會好麼？筆者希望，2013年能成為期待之年，全面重啟改革之年。

值得重視的是，2013年是必須珍視的寶貴時間窗口，一系列重大改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系統化的全面改革應該重啟。例如，在城鎮化的口號之下，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推薦厘清市場與政府邊界的戰略任務﹔例如，推動意義重大的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推動服務型政府轉型﹔再例如，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同時，強化對債務風險的控制，其中的重點是對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債務風險的控制，等等。

經濟學家吳敬璉近些年一直為此呼籲，他的新著《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亦是重複強調“重啟改革”。他認為中國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

中共“十八大”報告講強調“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那麼，中國還有什麼路？吳敬璉斷言未來只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其一，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其二，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

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這是兩條擺在中國面前的靜靜的路，可以走上其中一條，把一條留給下次，或許再也沒有下次了，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或多或少，升斗小民，歲末總有幾分願景。幸好，魯迅還說過，“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徐瑾: 人人或可成吳英

吳英到底是暫時撿回來一條命。




等待這個涉嫌集資詐騙3.8億余元浙江女子的戲碼，仍舊是刀下留人的老橋段。各界數度請命，公眾輿情沸騰，中國最高法院拖迭日久之後，最終未核准吳英死刑，且發回浙江重審 ，同時表示“該案一審判決、二審裁定定性准確，審判程序合法。吳英歸案後如實供述所犯罪行，並供述了其賄賂多名公務人員的事實，對吳英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 ”

吳英活命，這似乎也是各個集團博弈之下的最大公約數。姑且不論為吳英請命的各路意見，即使認定吳英行為是“龐茲騙局”的經濟學者薛兆豐主張“愛市場就不能放了吳英”，也認為吳英可不必殺。

真要吳英死的，擺上台面的，似乎無非是傳言中聯名上書的十幾名東陽官員。事實上，也正是他們這一無法徹底証實的行為，使得自身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之中”，無意中將吳英推向了特權（官員）的對立面，贏得了無數輿論同情。

在此，不由得想追問一句，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吳英活著？為什麼大家那麼關心吳英？這或與吳英的性別有所關聯，更於時代症候難脫關系。無論江浙的“抬會”還是尤努斯格萊珉銀行模式中，我們都看到女性在民間金融中的比重之高，譬如以“集資詐騙罪”處死的“小姑娘”杜益敏之類。

反觀吳英，這位曾經的80後“東陽富姐”，其野心與才能，其發家與敗落，其抗爭與無奈，其哀愁與苦澀，諸多特質正好與僵化而顓頊的體制弊端一一對立起來：一介弱女子與強大公權力的不對等博弈，不正好是當下集體心態的一種絕佳映射麼？這一對比，猶如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蛋區別，你會選擇站在哪一邊？


同樣，這也是這個時代的有力速寫。中國改革三十年，規則尚在確立之中，灰色地帶無處不在，人人或都有“原罪”，每個人在將來都可能成為吳英，留吳英一線生機，也是挽留這個時代岌岌可危的安全感，也是為將來留一份希望。

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轉型，無論先富起來的還是尚在脫困的人群，二者的安全感，其實並不因金錢多少而有本質不同，對吳英案難免充滿十足代入感——難怪在民營企業家雲集的亞布力論壇內外，張維迎、任志強、王巍等人呼吁“拯救吳英就是拯救我們自己”，成一時悲情口號。

吳英運氣不差，至少比起沈大福之類。如今沒有多少人記得沈太福，這個90年代民間集資潮中呼風喚雨的民營企業家。他八十年代下海，後以節約用電“調速電機”起家。這在當時可謂一個商業創新，但缺乏銀行融資，其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民間集資。

沈本人的長袖善舞，其公司成長的同時也鋪就了不少官商關系網，生意也因此風生水起，其所創立的北京長城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為熱門的高科技公司﹔可惜好景不長，伴隨著中央收緊民間融資，沈太福的輝煌毀於一役，最后定罪甚至是貪污和行賄——今天看來不乏荒謬，北京長城公司本來就是沈太福頂著集體企業名號創立的私人公司。

時代不同了，悖謬年代淒然死去的沈太福成為過去式，但今天還有吳英。“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名目，仍舊是今天的“投機倒把罪”，斥之為“惡法”並不為過，成為懸在民間頭上的達摩斯之劍，隨時即可致命。

中國企業家長期游刃於市場與政府之間，其間不少處於違法與合法的地帶：如果嚴格以過時的法律執法，不過是使得多數人處於違法境地﹔而選擇性執法，又使得權力可以濫用生殺予奪之便。具體吳英行為的定罪，可以商榷之處不少，將吳英簡化為企業家精神代言人與中國版麥道夫都失之武斷，但不可否認，吳英案背景與中國金融抑制的制度因素難脫關系，這點筆者已有表述（《吳英生死》），簡而言之，在司法范圍內，即使承認惡法亦有其效應，但吳英至少罪不至死。

吳英的故事，少了鄧小平保護年廣久的傳奇色彩，但也趕上了變革的時代節拍，多了公共空間的介入，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一方面，民間企業倒閉潮正在倒逼體制改善，眼下各金融實驗區政策也不斷出台﹔另一方面，網絡時代也規避不少暗箱審查，使得吳英案得到媒體持續關注。最終，除了諸多名人以及網友的力挺外，還得到溫家寶總理在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出台中的表態。

也正因此，最高法院駁回吳英死刑，首先看似回應了各界呼吁，值得肯定。但深究之下，其表態也充滿曖昧，這或是規則正在確立時代的普遍態度：最高法院一方面裁決吳英案發回與吳英案本身關系錯雜的浙江重申，同時又認定一審二審準確合法，這使得下一步的重審公正性令人質疑。

中國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權力，曾經部分下放，導致不少問題，2007年起改為“死刑除依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事實上，正是這一更改也使得吳英案出現轉機，這也向我們展示了當下中國司法權應歸中央的必要性，至少避免很多不可回頭的錯誤。

吳英免死之後，下一步如何？是秋後處置還是徹底重審？是個案特辦還是修訂法律？刀下能留人，自然也不錯，但是這樣的把戲也上演了幾千年，如果到今天還沒有一點進化，那麼難免令人沮喪。吳英案的意義，並不僅僅止步於吳英，而是關系每一個個體如何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公民的合理介入正是社會良性循環的開始﹔筆者也希望，藉此可以改善中國的民間金融地位以及現行滯后法律﹔吳英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吳英從來不只有一個，比起個案的突破，更需要體制的重新規劃，這也與建構更有安全感的公共生活息息相關。

徐瑾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財經評論員

徐瑾:金融改革事關轉型成敗

元旦一過，儘管空氣仍舊清洌混沌，但市場對於來年卻不乏新鮮期待，1月6日與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正是如此。

這一會議在中國金融領域地位不菲，每一次都對應著金融業巨大變遷。第一屆會議始於1997年，對應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可謂內憂外患，也正是那次會議啟動中國銀行業改革大幕，也確立了金融業分業監管原則，証監會與保監會得以成立﹔第二屆於2002年召開，國有銀行業上市重組得以加速推進，銀監會也應運而生﹔第三屆則在2007年，其間中國農業銀行與國家開發銀行改制成為亮點，中投也因外匯投資需要而成立。

也正因此，在近期經濟疲弱、股市低迷境況之下，本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頗受矚目。嚴格來說，本次會議應該在2010年召開，卻因種種變局延遲至今，討論議程也幾經變故。從最終出台8項部署來看，與諸多前瞻有所迥異，不少期待落空。

首先，爭議頗多的金融國資委未見明文。這一議程其實從200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就已經引起廣泛討論。隨著國有銀行的改制與上市，其后境外投資者的引入與退出，金融國資委一直是一個惹眼話題。但是迄今為止，關於其定位與必要性仍舊模糊尷尬：又一個國資委，還是效仿匯金模式？是一行三會之外的監管者，還是單純行使國有資產代理人角色？

筆者認為，無論從經濟效率還是有效監管角度，金融國資委未必是一個好主意。如果上述爭議未能回答，那麼也許下一個五年的金融工作會議上，金融國資委仍舊可能懸而未決。

其次，業界熱議的利率市場化並未入局，這令人非常遺憾。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中國金融業綜合實力力顯著提升，當前到了有條件也應該加速利率市場化的時刻。2011年11月末，中國金融業總資產達119萬億元，比2006年末增長149%﹔2011年9月末，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2.3%，比2006年末提高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為0.9%，比2006年末下降6.2個百分點。

利率市場化是一個老話題，無論十一五規劃還是十二五規劃，甚至在第三屆金融工作會議部署之中，都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至於與利率市場化配套的存款保險制度，雖然入選十二五規劃，卻在本次議程中未見提及。

利率市場化為什麼是金融改革核心？中國改革已過三十年，基本市場經濟框架已經搭建完成，但是涉及關鍵要素的價格機制卻仍舊缺失，譬如能源，譬如利率。價格雙軌制之下，必然是體制內機構獲得尋租機會，而體制外個體付出高額贖金——中國銀行業高得“不好意思”說的利潤中絕大部分來自存貸利差，而近些年諸多民間金融亂象不過是利率管制之下的必然結果。

與此同時，溫家寶總理的部署中不乏意料之外亮點。除了投資者看好的“提振股市信心”之外，不少媒體將重點聚焦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事實上，筆者認為這更多出於綜合平衡想法。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一口號其實是十二五規劃之類文件中的老生常談﹔本次又一次提出，其意義或許在於暗示，金融改革不是為房地產政策鬆綁。

金融的根本意義是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在識別風險與機會的過程中，促進實體經濟的更好發展。也正因此，正如中央銀行不會將鈔票印刷成虛擬經濟專用以及實體經濟專用一樣，無論強調為實體經濟服務與否，隻要設置好正確的金融體系、設置正確的金融參數（譬如利率），金融必然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

筆者認為，溫家寶諸多部署之中，最值得肯定也最為人忽略之處在於再次肯定了民資開放。“對推進股權多元化，切實打破壟斷，放寬准入，鼓勵、引導和規范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參與銀行、証券、保險等金融機構改制和增資擴股”。這一表態超出了以往諸多文件綱領，如果貫徹得法，事實上對於推動中國金融體系建設大有裨益。

回頭追問，金融改革為什麼重要？對於以投資與出口驅動的亞洲國家來說，伴隨著經濟的增長，必然在某一階段面臨結構轉變的巨大壓力，否則極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中國或許已經到達這一階段，金融領域改革已經到了不得不改地步。

讓我們在再回顧一下所謂中國模式的經濟邏輯。之前，由於農村勞動力邊際成本（及邊際生產率）為零，產能增長隻取決於資本積累的速度。這意味著，每一分新增資本都可以攫取邊際產出為零的農村勞動力，典型表現為農民工，從而保証資本內部報酬率大於零。諸多失敗的國有投資仍舊可以被經濟增長消化，這也造就了我們今天仍舊享受的“經濟奇跡”。

這一經濟增長模式並非沒有盡頭，如今步入轉折點。隨著沿海一帶農業就業人口比例降低至26.4%（2009年），這意味著沿海一帶即將跨過以農村勞動力獲取增長階段。由於勞動力邊際成本不再為零（事實上，沿海一帶農民工工薪近年多以兩位數水平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明顯，投資內部報酬率因此面臨降低壓力。

按照日本學者青木昌彥的研究，中國目前處於從農村勞動力比例降低導致的增長階段（庫茲涅茲型增長）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階段（H增長）轉換的過程，這一過程又與人口紅利降低（乃至消失）重疊，增加了未來增長的艱巨性。

新階段游戲規則開始改變，需要更有效率的投資才能驅動經濟增長。這意味著，金融系統以及資本市場重要性大為提高，其資本配置功能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大量寶貴資源仍以低廉價格提供給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的項目，譬如地方政府國營企業投資項目，那麼將無法保証宏觀經濟的健康成長，甚至債務與銀行危機也會可能接踵而至。從國際經驗而來看，在這一階段往往也是社會各階層矛盾分化的階段。如果資源被權貴階層壟斷，導致金融抑制以及資源的不合理配置，那麼該國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大歷史角度考察，中國經濟之騰飛，得益於市場化紅利的釋放，這已經是業界共識。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之前，不少人士認為制度紅利消耗殆盡，尤其在金融領域難有建樹。事實上，正是在金融領域，存在很多領域亟待鬆綁，不僅事關一時一地經濟增長，更有望為中國下一階段經濟成果轉型帶來動力。

剛剛過去的一年是鄧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他在那次明確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如今，金融地位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改革成敗事關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不可不做，不可不慎。

展望未來，難點有二。一方面在於約束地方政府，尤其是對金融資源的壟斷與濫用，另一方是如何在加強監管基礎上促進金融自由化，其中包括對民資的開放、利率市場化、匯率機制改革等。盡管計劃屢遭變化沖擊，但成立健全現代金融體系，一直是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主導思路。本次會議也邁出了一步，但是未來更多配套制度改革落實，不僅需要金融體系的自身改善，更需要配合配合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問責、透明機制有序展開。這並不是一條坦途，需要更多勇氣與智慧。或許在此，可以借用90年代初朱镕基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一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財經評論員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