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記客: 民主自治與民族自決

一月十四日上午發表的施政報告，可以用乏善可陳四字摡括。不過，「不務正業」的梁振英居然在發表報告時講出以下的一段恐嚇說話，引起網上的熱議︰

「… 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3年，《學苑》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 「『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灰記按︰《香港民族論》是2013年度港大學生會學苑編輯，於2014年9月出版)。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 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說話刊於《施政報告》第十段)

同日下午在記者會，梁振英再度批評港大刊物《學苑》鼓吹港獨言論，他更點名提到《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的文章，談到香港獨立，提到民主回歸論死亡，又講 到香港要借助外力達致獨立，一是借助大陸，一是借助外國支持。對方的另一篇文章，比較了香港與新加坡的大小和軍隊人數，講到香港亦可建軍。

梁振英說，在言論自由下，《學苑》三番四次，不單作為學生會官方刊物刊登文章，結集成書，情況值得關注，值得社會討論，他認為，施政報告的有關批評並不影響港人言論自由。(信報財經新聞)

然後那些戀棧權位和功名的前殖民地高官和學者即時和應，行政會議成員林煥光批評鼓吹港獨不恰當；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去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 兆佳亦為梁振英以官方報告形式打壓言論自由護航，說《學苑》所講的香港民族自決論是眾多本土意識最激烈，因此中央及特區政府認為必須正視。

不過，雖說中共的專制意識以至中國大陸的行事方式逐漸滲入香港，畢竟香港到此刻仍是半吊子的自由社會，香港人並沒有因為梁振英的恫嚇而退縮，很多人搶購《香港民族論》，學苑亦因此加印3000本。除此之外，網上批評梁振英打壓言論自由之聲不絕。

受恫嚇的港大學生會學苑就以「狼心狠噬言論自由 特首無恥大放闕詞」為題，發聲明回應，指梁對「《學苑》的公開批評，分明是在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營造白色恐怖。」批評梁沒有聆聽年輕人在雨傘 革命發出的聲音，「對年輕人的政制訴求充耳不聞，反在施政報告大會公開批評學苑，敵視年輕世代。施政報告大會本是關乎民生大事之場合，現在竟淪為特首批鬥 年輕人的平台。」除表明「無畏無懼，擇善固執，慎思敢言」外，亦要求梁振英「收回言論，立即停止打壓，尊重每一位香港公民發表言論的權利。」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及獨立評論人協會亦發聯合聲明，「認為有關說法威脅言論、學術及出版自由，兩會對此表示極度憂慮。」兩會指「《基本法》保障港人享有言 論、學術和出版自由。上述刊物只要內容無牴觸任何法例，任何人無論是否同意其內容與觀點，均應予以尊重，倘有不滿，則應據實指證，以體現對言論自由之尊重。

特首卻以香港最高級官員之身份，在《施政報告》這份港府治港之頭號文件中，對上述刊物作出批評，此舉極不恰當，亦形同製造『白色恐怖』，打壓言論與出版自由的空間。」

聲明還特別舉港英時期港督應對學苑批評政府的做法，間接批評梁振英不願以理服人的粗暴。「本會根據《學苑》前編委成員提供資料，該刊於六、七十年代亦曾發 表多篇文章批評政府，惟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並無公開批評學生，而是向該刊寄上署名文章解釋港府施政，以理服人，而《學苑》亦作出了全文刊登。」

既然記協和評論人協會提出港英政府的「寬容」，灰記亦加記一件當年反殖事件。1970年代初相當活躍及反叛的青年政論刊物《70年代》，批評當時社會不 公、貪污橫行不遺餘力，亦對港英殖民統治表達明顯的反感。有一期他們以小童向英國旗小便作封面，抗議殖民統治，港英政府沒有追究，反而那位當年為民請命的 英國人葉錫恩女士覺得受到冒犯，向他們提出批評。

這位葉錫恩女士曾在1960年代與鼓吹港獨的馬文輝同屬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香港自治和民主化而專程到英國向殖民地部和國會陳情。諷刺的是，葉女士現在被視為香港建制陣營人物，不知她會對《學苑》的港獨言論，以及梁振英對《學苑》的恐嚇言論有何看法？

說起港獨/城邦思潮，並非始自今日。根據博客致知參考歷史資料所寫成的文章「港獨之父馬文輝：六十年代的民主運動」，1960 年代全球去殖民地和民族獨立之風甚盛，對香港自治運動亦起鼓舞作用，除了聯合國香港協會在1961年「對當時政制不民主、言論不自由、社會不平等的殖民地 政府提出大膽改革計劃，包括要求不論種族國籍的投票權及公民權利、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讓公民認識民主政府的中小學免費教育、以分區民選議會取代市政局， 投票選出立法局議員的過渡方案，及至一個全面普選的立法局。」

這位先施公司馬氏家族成員，亦以聯合國香港協會成員為基礎，建立民主自治黨，「以除國防外交權歸英國外香港人民民治、民有、民享為綱領。自治黨以反殖反共為基調，指英國殖民主義以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

民主自治黨這個綱領比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更進取。不過，馬文輝後來被一些溫和派擠出領導層。後來幾個左傾的成員「鄧漢齊律師連同(英國教師)曾健士及前 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又宣布退黨，組織香港工黨。不同於民主自治黨的反共立場，其仿效了英國工黨的政綱，更加入了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 左翼和更大膽的港獨綱領。有趣的是，工黨製作了貌似中共五星紅旗的一支六星紅藍雙色黨旗，並說將會用作未來自治政府的國旗，與現今的龍獅旗反採用英殖象徵 相映成趣。」

從這段六十年代歷史可見，無論港獨或自治，針對當時殖民統治的不堪，鼓吹者都希望透過政制改革/民主化達到目標。但英國殖民統治者始終對香港民主化有戒 心，不願及早回應香港人的訴求。戰後港督楊慕琦曾提出政制改革計劃。其後於五十年代被其繼任人葛亮洪以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為由否決。

不過，去年十月底佔領運動期間，外國傳媒報道了解密的英國外交部文件，顯示戰後香港民主不前，是中方阻撓的結果。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相繼報 道，自1950年開始，英國政府在香港殖民統治時期，便試圖推動民主選舉，但過程中遭到中方強烈阻撓，甚至威脅要採取行動。

「中方曾強力警告英方勿採取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甚至威脅如果英方在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將採取行動解放香港。而1960年，負責香港事務的中方高官廖承志曾警告，『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積極行動，解放港九新界』。

其中一份文件顯示，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告訴英國軍方，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都會被視為是『非常不友好的行為』和『陰謀』，因為中國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發生任何改變。這些威脅使得英方最後被迫擱置普選的推動。」

香港中共黨報之一《大公報》隨後發表署名崔寧的評論員文章︰美媒炒作舊檔案意在撐「港獨」，抨擊美國傳媒借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被解禁的資料，歪曲歴史事 實，無中生有地攻擊中國政府早在五六十年代就阻止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給予香港民主。「《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文章，雖然都依據解禁的外交文件資料， 但卻有意將其中的事實加以歪曲，並沒有客觀地反映當時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和負責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所表達意思，故意將中國政府反對英國企圖將香港以『自治』方 式從中國分裂出、延續英國殖民統治的『港獨』行為，說成是中國政府反對給香港『民主』。『自治』和『民主』不是同一個概念，這一點相信像《華爾街日報》和 《紐約時報》不會不知道其中的本質差別，更不用說當時英國企圖以『民主自治』方式永久霸占香港的殖民主義者貪婪的心態。」

雖然灰記也相信英國人並沒有決心及早在香港推行民主，例如直到1980年代中，港人爭取1988年立法局加入直選議席，因為中方強烈反對，當時的中國新華 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更公開大罵有人不按本子辦事，於是港英政府便在其諮詢報告「製造」支持88年引入直選的人佔少數的民意，而否決88直選。但民間做的 多次調查都顯示超過六成港人贊成88年引入直選。

不過，這些中共護航者亦無法有力反駁英國「老屈」中國，即是中國並不反對在香港推行民主，只要不把香港分裂出去。反而我們看到，無論周恩來，廖承志，以至現在中國對港官員，都把香港人爭取有別於中共橡皮圖章式的民主，看成港獨，看成外國勢力的介入圖謀分裂中國。

因此，梁振英狠批學苑，不停指佔中有外國勢力介入，完全是中共黨員思維的一脈相承。當然，不少論者也指出，乖戾、兇悍而野心大的梁振英故意「危言聳聞」， 有意識地把反建制的青年學生，爭取民主的港人與港獨鼓吹者混為一談，刻意挑動中共中央已經十分綳緊的神經，實為其「敵我矛盾」思維主導的「法家式」(即開 口閉口「依法」、「守法」)強硬管治找藉口，並以此為籌碼，期望受北京同樣崇尚「法家式」強硬管治的當權者垂青，可以連任。

不過，那些對中共還有幻想的溫和泛民及其支持者也不要天真，以為與港獨言論劃清界線便可以減少被針對，被打壓。無論是否有六十年代由部分殖民地精英階層發 起的港獨/自治運動，以至有否近兩三年興起於8、90後世代的城邦自治、香港建國言論，中共一樣把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打成「顛覆」、「分裂」活動。道理顯易 不過，在極權主義者眼中，爭取民主就是奪權，在中國，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在香港，就是「獨立」/「分裂祖國」。而兩者都被扣上外國勢力介入的帽子。

回到《學苑》被梁振英批判的言論，老實說，如果說灰記有興趣當中所探討的事情，都是被港人的身份認同這問題所驅使。「你是甚麼人？」這的確是愈來愈多香港 人感到焦慮的問題。坦白說，灰記雖然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另有一本過期的BNO護照)，每次外出填入境表時，看到國籍一欄時，總不免 猶豫，亦不會直接寫上「中國」二字，也不想寫「香港」，因為香港的確不是國家，通常經過一輪爭扎，會填上「中國香港」。這是否如灰記這類五十後拉扯於中國 與香港之間的寫照？

而灰記以往到中國大陸採訪，亦被視為境外記者，與外國記者一樣被監控或被招待。而一些泛民人士，以及近期很多曾參與佔領的學生和市民不能進入中國境內，更令灰記思考，香港與中國的巨大差異，香港人絕不能簡簡單單被說成中國人。

《學苑》敢於提出香港民族自決等觀點，正好為身份認同感到焦慮，或壓抑這種焦慮的香港人，提供思考的材料，打開這個敏感但不能迴避的問題的缺口。一些文章 雖然有不少反大陸新移民的看法，灰記未能同意，但灰記會把這些看成對愈來愈尖銳的中港矛盾的一種回應。只有透過公開、透徹的討論/ 爭論，才能有望達至中港兩地人民(不期望官方)對中港差異的充分了解，有望令大陸人民對香港人所擁有的集體意識有理性認知。至於是否一定要「因了解而分 開」，這是後話。

正如2012年寫了《談護照國籍–論港人作為少數民族》，因而啟發了學苑同學的政評家練乙錚，在「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原載於《信報，後被 收錄於《香港民族論》)寫道︰「談論民族、思考『香港人』是否夠得上稱為一個自成一體的民族，與『香港獨立』的議題並無必然關係。歷史上的確有不少的民族 建構成了獨立國家，但是也有很多的民族並不選擇走這個方向。」練先生還「告誡」本土/民族的爭論者「切忌視自己選取的立場和看法是終極真理，對別人的不同 看法連理解都懶得，甚或不由分說要一棍子打死。」

梁振英和那些京官恫嚇學苑及本土派固然可怒，灰記在雨傘革命/運動期間，亦聽過不少城邦/本土派人士以自己為真理化身，極度排他的言論。老實說，功利地看，「港人自決/自治」運動仍在萌芽狀態，要爭取更多香港人支持，這種靠謾罵建立權威的手段是否聰明的做法呢？

另一位台灣學者吳叡人寫的「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也被收錄在書中。他的一些書話，灰記也想引述︰

「…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軌，都是造反。就在筆者行文的此刻，中 國網軍已經大舉駭入香港大學預定於6月22日舉行的網絡普選公投網站(灰記按︰由佔中三子發起)，阻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決之集體意志的和平表達與形成。 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歷史時刻，我不禁想起愛爾蘭作家 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無論雨傘革命/運動是否催生更多港人身份認同的焦慮，更多「回歸」本土想像，邊陲的香港人面對頑固的北京中央強權，沒有對決的均勢，只有民主自治承諾被背 棄的失落感，以及舉步維艱的無力感。而那句充滿矛盾的"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又有多少香港人願意體會，以至體現？

灰記客: 「地老天荒」清場時

禁制令及警方聲言會對違反禁令者「果斷」執法後，大家都在預期警方日內到不同佔領區清場。十一月十八日早上，金鐘中信大廈外添美道和龍匯道部分馬路已率先順利清場，大致沒有對金鐘佔領區造成影響。

不過，當晚十時許，據報一群網民受網上號召，指十一月十九日立法會會審議通過「網上23條」，要衝擊佔據立法會，但因人太少而未能成事。然後有一群人士，先往金鐘大台，要求拆大台及解散糾察隊，被在場糾察及部分留守者阻止。在場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與企圖拆台者爭辯。

而據稱這群人士拆大台不果，走往立法會用鐵馬撞擊玻璃大門，當時在附近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趕往用身阻擋撞擊者，最終被人推撞及拖開。有網媒記者稱張 超雄曾問在場人士為何如此做，在場人士回答說要阻止十九日立法會審議「網絡23條」，張隨即糾正並非十九日審議「網絡23條」，要求不要撞擊大門，但有人 向張說，「唔撞都撞咗」。

之後玻璃門被撞破，有人高叫衝進去，沒有人響應，撞擊者亦速速離去。在附近駐守的警察在帶頭撞擊者離去後數分鐘才到現場，比張超雄慢得多，因此有人懷疑警方有意讓帶頭撞擊者得逞及離去，甚至有人質疑警方為何警方與帶頭撞擊者如此有默契。

然後演變成整晚在場人士與警方對峙，警方曾用胡椒噴霧及警棍對付在場人士，有一名女子被警員粗暴地推跌地上。部分在場人士亦有把雨傘抛向警方防線。到接近清晨警方逐步撤走防線。

第二天，泛民議員開記招譴責「暴力衝擊立法會」，破壞佔領運動的非暴力原則。而學聯和學民思潮亦發表聲明，表示不理解為何有此行動，但覺得不需要譴責。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則表示，發起這次示威者的理由有誤導成分，因為他們所指的立法會今天要通過網絡23條二讀，是假消息，且有人衝破玻璃後就四 散，不理其他行動者，這不是學聯想要的行動。他希望示威者都要做一個恪守和平非暴力、負責任，且和其他行動者共同進退的雨傘運動者。他呼籲大家不要盲動， 更不要做出置其他行動者於危險的行動。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亦說，不理解這次行動，感到困惑，亦不樂見這種衝突。他說，公民抗命就是要承擔責任和確保參加者安全，而昨天示威者衝完就走， 只會令後排市民的人身安全更危險。他又說，見到示威者和趕去調停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推撞，他說不希望同路人有肢體衝突。不過，他認為，示威者亦是主張真普 選、公民提名和反對人大8‧31決定，不需要用到譴責字眼。

黃之鋒又說，警方昨天的動員比起處理6‧13和9‧26衝突都明顯少，且警方在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時亦沒有立即阻止，他認為事件頗不尋常，不明為何有這種部署。」

而曾在大台與起事者爭論的梁國雄則認為，「事件是因有人以阻止立法會審議「網絡23條」的虛假目的發起，做法不能接受。他又質疑，有示威者聲稱行動 是要仿倣台灣太陽花革命佔據立法機構，但當時玻璃門被打爛，有人衝入去又很快離開，『呢個行為絕對對於依家舉行緊嘅和平抗命運動，係一個相反嘅效果』。」 (《蘋果即時新聞》)

一同見記者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和陳志全均指斥是次行動，前者「批評衝擊行動的策劃人，應站出來面對公眾解釋行動理據，否則等同不願承擔責任，是懦 夫行為。他相信部份衝擊青年真心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義的事，只是被利用，當時亦只有一人衝入立法會，顯示真正的佔領行動仍未失控。」後者則「呼籲留守者要慎 防有人別有用心、立心不良發放虛假消息激怒群眾，藉以採取不適合的行動。」(《蘋果即時新聞》)

網上流傳的照片，其中一個打碎玻璃門者應為熱血公民成員法國佬，而十八日晚該組織首領黃洋達亦被目睹在事發現場附近，不過黃向傳媒否認策劃衝擊立法會。

大體上，除了「熱血公民」和「本土派」人士，不少網上評論都覺得這次撞破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並不可取。評論者並非如佔中三子和泛民議員般「潔癖」， 對任何衝擊行為都不能接受，但覺得在此刻「盲衝亂撞」，又沒有人出來解釋衝擊行動的目及希望達至什麼效果(反「網絡23條」並非恰當理由)，及承擔責任 （學生領袖九月廿六日衝進政總公民廣場是承擔了被捕的後果），客觀上就令虎視眈眈的政府及親建制傳媒有機可乘，進一步抹黑運動。

灰記以為，在香港這個有「道德和守法潔癖」的城市（特別要求別人時），利用違法/衝擊行為爭取訴求是需要相當小心。雖然雨傘革命/運動是「衝」來的 -九月廿六日學聯及學民思潮代表率先衝入政總公民廣場，然後大批學生、市民被捕，跟著九月廿八日，成千上萬市民衝出馬路，聲援被困添美道的學生和市民，然 後警方亂放催淚彈，甚至有防暴警察拿出長槍指嚇示威者，引起民憤，旺角彌敦道和銅鑼灣軒尼詩道一帶亦被群眾衝出佔領。

但無可否認，去年法律學者戴耀廷倡議「和平佔中」，以違法/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已經惹來「衝擊法治」的批評。「佔中」三子亦因此不厭其煩的強調以非暴力，以「愛與和平」，希望能「感召」更多市民支持民主，令當權者感受道德的壓力。

雖然「佔中」並未如三子預期那樣發生，規模亦比任何人想像中大，自發性很高，佔領者/示威者當中很多人可能亦覺得三子迂腐，訂下很多難以遵守的規 矩，但非暴力原則卻是普遍被每位佔領者所遵守，大家亦明白要爭取更多市民支持，不能「行差踏錯」，予當權者口實，令中間市民疏離。

事實上，過去超過五十日的佔領，沒有發生重大暴力和破壞，商店如常營業，佔領區行人如常。幾次混亂和流血事件，主要是因為反佔領暴徒、黑社會暴力，以及警方濫用武力所致。

即使如此，佔領日久，港人那種根深柢固的「道德和守法潔癖」便浮現，加上政府和主流傳媒影響輿論的操作，壓力便轉移到佔領者，特別是組織代表身上，時間愈長，壓力愈大。

而在政府耍花招，實際上不回應的拖延手法下，民意逆轉亦毫不出奇。在衝爛立法會玻璃門事件發生前，中大的最新民意調查，反佔領超過支持佔領的市民，支持撤離佔領區的市民亦大幅抛離支持不撤離的市民。打破玻璃門與警員對峙事件相信會進一步影響民意。

以禁制令方式清場，預期在一、兩星期內在各佔領區發生，逆轉的民意和衝擊立法會事件會否給予警方「無任方便」，放手打壓示威人士而不會令民意反彈？警方會利用一些搞事者製造藉口對留守者施行不當的暴力？

以民事禁制令方式處理「佔領」事件，不少有識之士都提出極大質疑。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於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雨傘運動與法治」論壇，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 列顯倫在總結發言時指，高等法院在原訴人未能保證能有效執行禁制令，以及只聽取一方的陳述(留守者沒有機會答辯下)便頒布禁制令，是一個「奇怪的命令」。

他表示，禁制令申請者潮聯小巴公司在十月二十日向法庭申請緊急禁制令，法庭即時作出處理，甚至未有傳召受影響的佔領者出庭答辯；但申請者在禁制令發出後，又從未進行清拆障礙物行動，而法庭竟在首份禁制令未獲執行時，再頒佈第二次禁制令，他形容程序奇怪。

列顯倫又指旺角佔領區禁制令是試圖以私人訴訟解決公共秩序的問題，做法耐人尋味。他認為如果法庭頒布禁令，而又無法執行，本身已是損害法治，基於其執法難度，法庭不應作此決定。

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在同一場合指，政府擬動用龐大警力（傳聞7,000警力）幫私人公司執行禁制令，變相以公帑執行民事訴訟的判決，程序上完全錯誤。(謎米新聞)

其實佔領者一早明白自己公民抗命屬違法行為，警方可以利用公安條例驅逐/逮捕他們。事實在上，佔領道路是一種非常手段，希望迫令政府回應民意，但也 清楚要付法律責任。而政府的選擇是回應民意還是將群眾運動鎮壓下去，鎮壓就有可能引起更多不滿。過去五十多日，警方曾施放催淚彈和毆打示威者，令更多市民 不滿政府。於是他們學乖了，利用一些黑社會分子、暴民毆打佔領者或製造混亂，藉口執法而施暴，藉此抹黑佔領人士。

然後再找識做的私人團體申請禁制令？第一，就是轉移視線，把佔領者的政治訴求掏空，令人以為只是一群人堵路造成另一群人的不便。第二，把法庭拖落 水，利用大部分人仍相信法庭可秉行公義，由法官頒布禁制令，進一步把佔領者「塑造」成不守法的刁民/暴民，而警察只是被邀請執法，並非不聽民意的政府的鎮 壓工具。

而高等法院和上訴庭法官此次頒下禁制令，並下令警員可拘捕違反禁令者，客觀上為政府的政治議程服務。這是否「三權合作」的開始，往後會否「三權合作」變成常規，令人關注。

而港人的「道德和守法潔癖」，會否縱容法庭為政府/政治服務而不自知，縱容政府帶頭破壞法治而不自知？

這陣子，各佔領區內部開始討論如何面對可能的清場。「勇武」的旺角區出乎意料，大部分灰記接觸的人都說不會與警員硬碰，特別人少的話，硬碰更不智。 留下被捕亦不會是一個選擇，除非人數眾多，警方亦不能輕易進行拘捕。提出多時的「無限復活」，即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而社民連和學聯達成共識，無論在 哪個佔領區，會盡量呼籲佔領者留在街道，實行公民抗命。

也許一些佔領組織者內心也覺得盡快清場並非壞事，至少為接近兩個月的佔領作個小結。也有佔領者樂觀地認為警方如何也清不了場，因為支持留守的市民已下定決心，佔領區不會就此消失。

繼續佔領是否必要？是否對運動有幫助？現在關鍵是很多留守者不甘心北京和特區政府沒有半點讓步便退場，生怕一旦退場很多人便會洩氣，運動無以為繼而 消沉。的確，北京立場僵硬，特區政府對北京唯唯是諾，短期內要有所突破不大可能，倘若佔領區能「無限復活」，甚至能扺抗清場，即表示有相當數目的市民仍覺 得佔領有其作用，即使對政府壓力不大，能有形的凝聚市民，深化民主討論，亦不失為一種可行策略。

事實上，佔領區已逐漸形成一種社區狀態，不斷有支持「佔中」，甚或好奇市民前往實地觀察。他們很多都享受在沒有汽車廢氣的街道漫步，灰記就曾看到一 個小童拖著父母走在彌敦道上，然後大聲說難得馬路冇車行俾人行；一個在附近當流動小販的八十多歲婆婆每晚都和朋友一起落旺角，說要撐學生；每晚亦例必有市 民排隊領取黃雨傘小飾物、有人在自修室看書溫習、小組、論壇式交流充滿彌敦道佔領區每一個角落…

誇張點說，佔領區就有點像當年的延安，延安是中國青年學生，以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民嚮往的「革命基地/聖地」(當然中共背叛了它的革命承諾)，佔領區是香港青年學生，以至追求民主自由的一個「基地」，逐漸發展成一些有別於平日由政府及財團主導的「正常秩序」的社區。

一些可能微不足道的經濟活動，訴說現存的「正常」經濟活動的不正常，例如涼茶、果汁小店老闆每晚在佔領區售賣樽裝涼茶、果汁。毫無例外，涼茶小店的 老闆，一對年長夫婦向顧客訴說地產主導的經濟，把小店壓得透不過氣，他們不斷遷往租金較平的地區經營，但現在已沒有租金相宜的地區，只能等待支撐不住結業 的命運。

佔領期間，旺角彌敦道旁少了佷多食環署職員，令不少流動小販可以安心做生意。而一些食肆亦因往佔領區的人光顧而生意增加。當然也會有店舖因佔領而生 意受影響，最明顯的是彌敦道旁的連鎖金舖，因為大陸旅行團少了來旺角，但相信這些連鎖金舖在其他地區的生意可彌補佔領區的損失，如果買金仍是大陸旅客的主 要活動。

換言之，佔領區至少惠及部分庶民經濟，並非如外間所言，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而即使佔領區被清掉，那裡曾經發生的可能性，將會啟發部分香港人。事實上，不少人都質疑清場等於回復正常的說法，認為現存政經秩序並不正常。例如為何電車或巴士司機要加班才可有足夠生活的工資？

事緣工聯會屬下的工會，組織司機訴說佔領後，令他們失去加班機會，藉以「抹黑」佔領運動影響他們的生計。但不少人批評工聯會不去捍衛工人權益，爭取 合理工資，反而把工人要加班才能賺到生活所需合理化，是本末倒置。事實上，正正因為政制不公，向商界傾斜，令工人權益未能伸張。工聯會不去鞭撻不公的政經 秩序，反而當群眾起來爭取真普選，爭取邁向較公義的政經制度，反而拖佔領運動的後腿。無他，緊跟中共的外圍組織，隨著中共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兼中 國演變成權貴/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基層的福祉便只能讓路，合理化一切中港的現存政經秩序。

也許佔領區壽命的長短，某程反映有多少港人向現存政經制度說不！

灰記客: 在抗命時代，「開明」建制，「開明」所為何事？

不少評論指這次人大常委會定下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極保守框架，最傷心的是「開明」建制或所謂中間派。灰記會問，那麼那些爭取民主幾十年的香港人呢？他們是否要投江自盡？

但灰記想深一層，這些開明「建制」或中間派，的確有傷心的道理，因為他們也是或也想做king maker，甚至希望參選特首，而理論上框架越寬鬆，他們發揮的機會越大。

這些「開明」建制早前聯同一些「溫和」政客及學者，包括「泛民」政客和學者，發出39人聯署的聲明，據稱發起人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聯署者包括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工聯會陳婉嫻、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港大校長徐立之、提出「13學者方案」的王於漸、劉佩瓊，以及戴希立、馮可強，還有泛民「18學者方案」的羅致光及張達明、民主黨的吳永輝等(聯署的人有很多都是選委)。他們呼籲爭論雙方一邊讓一步，達成可以妥協的政改方案，避免政改原地踏步對香港管治所造成的嚴重衝擊云云。

曾鈺成被視為傳統「愛國」陣營最「開明」的人物之一，2012年行政官選舉，原來大熱門(認定被中共「欽點」)的唐英年表現差劣，更因爆出僭建醜聞，令他的公眾形象急速轉壞。社會議論紛紛，唐英年是否退選亦成了一時焦點。當時曾考慮過「參選」但最終不去馬的曾鈺成，主動透露梁振英曾致電他，表示不會爆他的黑材料。梁振英則例牌否認。

曾鈺成的舉動被解讀為對梁振英有所不滿，故向公眾顯露他的囂張跋扈，也曲線「反映」當時兩個候選陣營互爆醜聞，梁振英聲稱毫不知情並非實話。不少論者曾指出，中共內部，包括在香港的地下黨，不同派系權鬥激烈。鍊乙錚指曾鈺成所代表的是「土共」非主流的力量，而梁振英則是某些紅色資本和本地二線資本家的利益代理人。亦有人指曾鈺成屬「老愛國」，年青時是為「共產主義」理想而被中共統戰，梁振英則屬「愛國新貴」，並非甚麼理想主義者，追隨中共純為個人利益。

而兩年多前的特首「選舉」，梁振英出選引起很大的爭議，不少建制中人或明或暗都不想梁振英當選，anyone but CY是當時政圈十分流行的一句話。周梁淑怡曾在電台透露，當時也曾經希望參選的葉劉淑儀，遊說自由黨提名她的時候，曾經講過「CY會害人，我唔會害人」，除了反映葉劉為求「上位」，無所不用其極的機會主義性格(後來照樣面不改容加入梁振英政權的行政會議)，也顯示梁振英在很多建制中人心目中的「恐怖」形象。

但不喜歡還不喜歡，當北京決定要梁振英當選，派國務委員劉延東南下「指令」建制派選委放棄唐英年時，大部分建制選委都乖乖歸隊，最多敢怒而不敢言，選擇轉軚為梁振英站台者亦不乏人，如富二代鄭家純。高調表示不滿的只有企業已經國際化的李嘉誠一個。

梁振英的當選，沒有令這些建制選委「覺醒」，中共善變，「背信棄義」乃家常便飯。或者一些短期的「甜頭」，所謂既得利益，又或者在他們身上有更根深柢固的一些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例如「務實」，例如「不要與阿爺對著幹」，令他們不敢向中共篩選、操控的選舉說不。

灰記要批評的正是這些非共，即非傳統「愛國」陣營的建制選委，以及那些自命「開明」的建制選委。他們應該反省，為什麼起初的deal一定是唐英年？

為什麼任由中共擺佈？這個已經是對中共而言安全系數很高的選舉委員會，但這些大部分中共信得過的選委，依然不能行使自由意志，要聽中共「吹雞」，為什麼？

歸根究底，這個特首選委會(如政改通過，就會變成提委會)，在中共心中就如人大、政協，一些表明有權，但實際是走過場的「權力機構」。而那些對中共高層有影響力的大資本家選委，明知這個小圈子選舉是走過場，一早就懂得中共「政治協商」的真諦，在非正式場合就自己心儀的人選表態、遊說，並透過自己的代理做同樣的事情。

唐英年起初成為「眾人之選」，邏輯很簡單，他是很多本地大資本家的「子侄」，同聲同氣，他的父親唐翔千與「退而不休」，想當「太上皇」的江澤民關係非比尋常，他在建制中是一個harmless的人，容易受操控的人。是本地大資本家和中共都可接受的人。

但適逢中共領導層換屆，薄熙來聯同周永康「造反」，內鬥前所未有的激烈，一些本地二線資本家、聯同中聯辦，以及一些不甘寂寞的土共強硬派等乘機推舉梁參選，而唐英年「競選」表現不濟等因素，最終令中共順理成章決定提早實行「黨人治港」，以期「穩定」香港局面。

即使有傳聞說中共高層選擇梁振英有被騙的感覺，但中共治港政策步入「黨人治港」則應無懸念。而無論唐英年的如何不濟，以至梁振英的如何不擇手段搏「上位」，都只反映這個中共要百分百操控特首選舉的荒唐，連選委門自由選擇唐或梁也不讓。而大部分的選委則甘心為這種荒唐背書。

來到2014年政改爭論年，中共不但要1200個選委過渡成提委之後，繼續這種中共指定的「黨人」才能當候選人的荒唐，而且為了保證百分百的操控，更把提名門檻由之前的15%，提高至過半提委提名，然後要全港選民為這種荒唐背書，美其名為沒有國際標準的「普選」。

而原來2014年的這種荒唐，也可能是中共操控下的人大常委會濫權的結果。9月8日《蘋果日報》刊登題為《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撰稿人施路指，根據04年4月人大常委十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人大常委在第二步行使權力時，有二個明顯限制：一是只能審查特首的「修改」請求，二是只能對該請求就「是否修改」作出「確定」。而特首梁振英於7月15日提交給人大常委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下稱特首報告），除了請求人大常委就「是否修改」作出批示外，並無其他請求。對特首普選制訂「框架」並不在特首的報告之內。」

換言之，人大常委會這次只能就特首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作出修改作出批示，而非作出如何修改的批示。先不談人大常委會的涉嫌濫權。他們作出那個延續荒唐的「普選」框架，只懂遷就中共百分百操控欲望的選委們，包括這些自稱開明的建制派是否也需負上責任？

然而，大部分建制頭面人物繼續為這「決定」護航。而那些「開明」建制除了例牌表示失望，很多都不約而同呼籲「泛民」考慮「袋住先」︰

「『框架無論是怎樣都要接受』，強調之後大家亦不能停滯不前︰『情緒發泄後，香港政制如何向前走？大家都要傾，要有機制去做。』」(戴希立《巴士的報》)「呼籲泛民不要『講死』否決方案，呼籲他們在情緒表達後，也要平心靜氣思考未來發展。他形容，自己的態度較積極，希望在狹小框架中，也可能可找出可妥協的空間，如研究如何擴闊提名委會選民基礎等。」(馮可強《巴士的報》)「『拉倒政改不會令中央對港政策更靈活、寬鬆；若通過，爭議可放下，製造新契機，令泛民與中央溝通。』」(曾鈺成《明報》)而幾個月前表態支持梁錦松參選下任特首的馬時享，雖表示對人大「決定」失望，但又認為是踏前了一步。

觀乎建制，即使自稱「開明」，對中共無論怎樣難以接受的offer，無論如何「傷心失望」，都只會千方百計遷就，從來不會說不，心態與那些明明有權自主推舉特首候選人，以及投票選舉特首的選委如出一徹，即無論中共要令甚麼人當選，他們也只會千方百計遷就，從來不會以選票說不。

說穿了，有「務實」，「不要與阿爺對著幹」的心魔，也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無奈，當然最重要是有利益瓜葛。最近有線《新聞刺針》就揭露，漁農界曾先後接受大陸官方二十億元「補助」，而在漁農業被香港政府刻意式微的今天，竟在選委會有六十席。他們的存在就是效忠中共，然後得到金錢的好處。而相信漁農界並非孤例。

而「開明」建制代表曾鈺成，明明早於年前在不同場合已說過「泛民」不能入閘參選不可思議的話，但北京落閘排除「泛民」參選人後，又說希望「泛民」可以盡量如他們般遷就中共。曾鈺成這「泛民」怎可能對一個排除自己陣營的人參選的方案呢？正常的人都不會這樣想吧。

這些「開明」建制是真的覺得受「傷害」也好，為願意跟他們合作的「溫和」泛民找下台階也好，真心誠意為香港做點實事也好，都要顯示一點guts，首要任務是切實回應人大常委會的荒唐，如果人大常委會濫權的指控成立，應該敢於走出來要求人大常委會數收回它的框架決定，讓香港內部再從詳計議。如果要說服泛民「袋住先」，首先要中共承諾消除這個框架的荒唐成分，泛民老人李柱銘說過，如果完全開放提委會的組成，由市民普選產生，可以接受。「開明」建制願意為此而努力嗎？

其實，即使「開明」建制願意這樣做(灰記很懷疑，因為他們遷就中共的心態與其他建制分別不大)，他們也只是少數。建制大部分人，不管為了什麼原因，不是早已遺失自由意志，就是仰望威權的人。

而當不少尚未遺失自由意志的人走出來向中共的荒唐說不，並奮起抗命，例如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罷課，例如7月2日公民抗命被捕者擺街站宣揚理念，例如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撰文講述「新抗命時代」，香港人應如何抗拒奴化和自由被蠶食…時，9月8日免費報紙《AM730》刊登了那位最有文采的「開明」建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文章《不顧後果》，內容是「重新評價」希臘神話英雄普羅米修斯，以及他弟弟艾皮米修斯。

文章其中一段寫道︰「歸根究柢，是誰做事不顧後果而給人類惹禍呢？其實是普羅米修斯。人類要承受宙斯施加的苦難，完全是因為普羅米修斯觸犯了天規。

他應當知道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知道他自己根本沒有力量和宙斯對抗；他既有大智慧、有先見之明，怎麼看不到他的叛逆行為必然給人類帶來嚴重後果
呢？」

不少論者看後都認為曾鈺成意有所指，例如借普羅米修斯批評那些不計後果的抗命者，為香港人帶來災難。如有興趣可看看以下網絡文章︰《852郵報︰曾鈺成怪罪「盜火英雄」？》；《魚之樂: 普羅米修斯的抗命 — 評曾鈺成議員的〈不顧後果〉》。 灰記倒覺得曾鈺成此時此刻提到宙斯心胸狹隘而擁有巨大權力，實屬可圈可點。如果以黑暗代表現況，盜火譬如期望打破困局的抗命。那些不斷遷就的人只是
甘願活在黑暗中的「寧靜」，任由巨大權力擺佈。再說，如果大家都如建制派一樣，害怕激怒中共而不斷遷就它，會迫出中共「承諾」雙普選的時間嗎？如果不繼續抗命，中共會忽然「良心發現」嗎？

的確，抗命會換來當權者施加的苦難，結果難料，但如果如普羅米修斯弟弟艾皮米修斯一樣，怕得罪宙斯，完全聽命宙斯，給什麼就接受什麼，然後只懂後悔莫及，只會步那些建制選委(不管開明與否)的後塵，遺失自由意志，不懂適當時候say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