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7月20日星期六

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文 徐承恩

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背景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道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編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記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 。

蜑家人水上人受歧視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勾結英人得名譽金錢地位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編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分,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代替的管治伙伴。

殖民主義可促本土興起解放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作者簡介﹕
徐承恩,《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作者。自覺為本土派,卻比較喜歡與左膠交往。


周日話題﹕會客送禮記



文 長毛

很多人問我,為何在離席抗議前,要送張曉明兩件禮物?
其實,我在715日立法會午宴前,在主家席走到其坐處,總共交了三件東西給他。
其一,是魯迅自書其《自題小像》之墨影印。
其二,是由笑蜀先生編輯的《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
其三,是「社會民主連線」公開信。

只不過傳媒不欲張曉明尷尬,將公開信忽略而已!這也難怪,在大家善頌善禱,冀望這位中聯辦主任到立法會作客,會是與泛民溝通的破冰之旅,又豈會報道直斥權貴的逆耳之言?函中首段直指﹕「在現在文明社會裏,任何國家出現政治犯都是恥辱,也是執政集團的罪惡」,並舉出劉曉波夫婦、李旺陽為顯例,「嚴正要求中共政府放棄一黨專政,還政權於人民,並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劍及履及,直話直說,若是稍加報道,又或據此直問張曉明,豈不大為掃興,惹來主任的黑臉,辜負曾鈺成主席的一番苦心?

「被消失」的公開信

此所以,這封公開信自然不能在傳媒公開﹕「為尊者諱」,畢竟還是庸人信條。

為何送他魯迅詩稿影印?

《自題小像》為魯迅膾炙人口之言志詩。茲在此重錄一遍﹕「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仍是廿一歲時立志之作。痛感國是因軍閥橫行而日非,立志從文,鞭撻時弊!撫今追昔,港人見中共專政不但因財大氣粗而日益跋扈,更公然遏制香港普選益甚,能不感同身受?和平佔中乃由此而起!
張曉明畢竟是讀過書的人,當我把這幀墨呈諸眼底,他捧端詳之時,不覺脫口說了句﹕「喔,這是魯迅的詩!」然而,魯迅先生的一番情懷,到底屬於這位「青年才俊」的常識範圍,抑或是觸動心靈的肺腑之言?這從他後來嘻皮笑臉調侃泛民的「篩子論」,又或殺氣騰騰痛詆和平佔中,張主任的腦袋裝的是什麼,一清二楚!
當他把魯迅詩放下,我隨即將笑蜀先生的《歷史的先聲》奉上並問之﹕「有沒有看過這本書?」答曰﹕「沒有!」「回去慢慢看,這是中共過去對人民的承諾,尚未兌現!」我不知道張曉明主任會否細讀此書;為此,我特地在書上貼了數個記號,讓之一翻而就。其中一篇是《論選舉權》,乃是中共當年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在194222日的社論。茲引述以供大家開開眼界。
該文開宗明義寫道﹕「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必須享有的最低程度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監督和管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了。本來,人民只享有一個選舉權,還不能夠算是徹底、充分的有效的民權……所謂四個民權,就是在選舉權之外,更加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這三個權,人民同時享有這四個權,才能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
筆鋒一轉,作者在另段寫道﹕「然而問題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如果,事實上人民不能享有同等選舉權;有的人有選舉權,有的人沒有選舉權 ;少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多,多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少,則普選權雖在理論上被承認,在法律上被規定,結果,還不是一句空話!我們要問的,是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將來,是不是真都能享有這種選舉權,如果現在沒有,將來也未必能,那我們必須努力促使它有、爭取它有」。

半世紀前的承諾在哪裏?
大段引文,並非我要做「文抄公」,而是中共逾半世紀以前的莊嚴承諾實在太妙,太好!歷史,也真會嘲弄人,文章往下又在另段說道﹕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剝奪,具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是包括被選舉權在內。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遍』、『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遍』、『平等』……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太棒了,簡直就是今日泛民答建制問之範本!
中共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批判,何其犀利,對民眾的承諾,何其莊嚴。我不知道張曉明回到中聯辦有否翻到此頁,讀後又會否慚愧,為他那番「篩子」論內疚?他大概應該知道,《新華日報》上述鴻文寫成之時,乃是中國八年抗戰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尚且不留情面批判國民黨專制騙民誤國,那為何今時今日,中國已無外患入侵,卻為專制肆虐所苦之時,卻不允民間異議假普選方案,不容民眾爭取實行真普選?
否則,又何來堅決反對佔領中環的一席肅殺官腔?

念刑法的中聯辦主任
「無論佔領中環的發起者怎麼花言巧語,怎麼包裝粉飾,違法就是違法,這個性質是改變不了的……這是一個禍,可以說是後患無窮的……」張曉明言笑晏晏,祝酒碰杯,同泛民議員應酬於午宴後,一派黨官嘴臉如是說。我由此想起我跟他的對話末段﹕
「你是念刑法的?」
「是。」
「但是現在問題是講憲法……」
「對,我學的東西現在不管用……」
張曉明的專業是刑法學,師從刑法名家高銘暄於中國人民大學,其師則又師從於前蘇聯著名刑法學家貝斯特洛娃、達瑪亨……等教授。於1986年獲碩士銜後,就進入官場擔任「港澳辦」主任廖暉的秘書,從此平步青雲,步步高陞,今日年方49,已貴為香港中聯辦主任,眼裏自然只有刑法,哪來憲法?1989年學運起,震撼神州,與他同輩的年輕學者、莘莘學子奮起爭人權自由,為民主抗爭,身在衙門之內的張曉明無動於中,自然不會受其洗禮,否則他又豈會倖存於官僚體系的篩子,沒有成為稗子而慘作楚囚,顛沛流離?
「我必須在此嚴正聲明,『主權在民,全民制憲』原則,是國走向民主必由之路,亦是港人實踐高度自治當然權利。我更要強調,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制訂基本法之時,港人遭剝奪了參與起草、制訂、通過它的天然權利。因此,基本法內阻礙香港市民,行使其普選特首和立法會權力的條文,都必須予以廢除,並通過全民公投的方式予以修改,以實現其對社會管治的權力。此所以,不論在2010年由包括我在內的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動變相公投,抑或在明年出現的『和平佔中』,都是港人爭回應有主權的合理抗爭。最後,煩請閣下細讀贈書,祝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但願他真會細續《民主的先聲》,也願泛民主流擦亮眼睛!


 


鄭思思: 洋垃圾,我繼續追查



我做記者,是因為有一次被人粗口慰問。

大學的時候,我排隊乘小巴,有幾個人就在我前面插隊。我遲疑很久,細細聲說:「唔該,唔好打尖……」怎知道那一班人理直氣壯,大大聲說沒有插隊,然後粗言穢語問候我。大家上到小巴,繼續全程辱罵,上車奚落到下車。我面紅耳熱,但頭耷耷,一句說話也不敢講。直至下車後,我才一邊走一邊哭。我氣得發抖,我最氣的是自已,懦弱無能,我甚至氣小巴的其他乘客,為什麼沒有人說一句公道說話?為什麼?!

不平則鳴 揭開真相

那一年,我原本還在遲疑,應否由工程轉行做記者,但這一件小事,令我下定決心做一個勇敢的人,不平則鳴。當然,做了記者後,其實還未做過什麼大事。即使今次揭發政府的回收率錯誤,或者有留港「洋垃圾」問題,都只是因為一堆的偶然和好奇,誤打誤撞揭開真相。
故事的緣起,是我們在六月發現三色桶回收商,懷疑成立了兩間公司,左手交右手,回收拿去堆填。報道播出後,的確是傷透很多環保人的心。我的採主林妙茵就拿一堆數字衝來問我,回收的膠樽原來並無回收,回收率究竟有什麼意義?高達六成九的回收率是否一個幻象?我答不出,於是,唯有由一堆數字掘起。

追查有入無出的廢膠

追根究柢,要先拆解回收率怎樣計算,開始了曲折離奇的數字遊戲。從數字顯示,原來回收桶佔回收總量的比例不足萬分之一,其餘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什麼?環保署說,全部都是出口,很多都是全球各地運來的廢料加工後再出口。這些外國廢膠和香港人的回收率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都未答到,又出現另一個謎題。為什麼過去十年,入口的廢膠都比出口多?按道理,香港人都有製造廢膠,應該入口較出口多。但為什麼每年有幾十萬噸廢膠有入無出,去了哪裏?

我們問過很多回收商,其中有殷實的回收商朱小姐坦白承認,會將混雜在外國廢料的洋垃圾,例如尿片,各式各樣,棄置堆填區,比例大約有一兩成,和出入口差距佔入口一兩成的比例合。

面對面訪談 環保署答不出

我們亦多番問政府,在報道播出前有書面查詢,亦有面對面訪談,但環保署都答不出,只是用「巿場變化」來形容。於是我們在報道之中,把數據鋪陳,指「每年10萬噸到58萬噸」的差距數額,按「都市固體廢物總量」的數字比對,得出「或佔全港所有固體廢物一至兩成」的質疑,沒料到引起軒然大波。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雖然公開承認回收率有問題,但她斬釘截鐵反駁﹕「洋垃圾肯定不是去堆填區!」政治助理區詠芷在面書上,雖然錯誤引述我們報道的數字,但指控有線電視報道「偏頗」。坦白說,政府大大聲說我錯,我第一個感覺是好驚好怯,就像當年小巴上的我一樣,面紅耳熱。我並非指政府是「無理插隊」的人,官員和我崗位不同,可能看法不同,只是我一樣的懦弱,害怕面對官員對質駁火,即使報道每一個數字,每一句說話,我們都是反覆論證。

做記者要勇氣 別怕反對意見

不過這次不同的,是小巴上的乘客換了人。公司同事據理力爭,尋找事實真相,繼續追訪業界、學者,提供專業意見。環境局回答說,面書的講法非並官方立場,政助亦都在當晚刪除留言。而陸恭蕙亦都由最初說「肯定不是去堆填區」,變做「應該不是去堆填區」。

我不是說自己的報道毫無漏洞,因為實情可能如政助在面書所說,入口出口差額涉及有回收商報關時虛報數字,有洋垃圾棄置堆填區,但未必有差額這麼多。我只是要提醒自己,做記者要有勇氣,客觀論證,不要害怕反對的意見。回收商朱小姐亦都承受很大壓力,她收到很多同業的責怪電話,罵她愚蠢罵她多事,但她仍然堅強,說不會講大話。真相是愈辯愈明。
洋垃圾的真相其實還未解開。出入口數字是否有問題?是否有人虛報,有部門把關不力?究竟真正有幾多噸洋垃圾棄置堆填區?我們繼續追查。

鄭思思 (有線電線新聞記者)

星期日現場﹕環保不浪漫



/圖 阿離

霪雨霏霏的初晨,駱克道街中傳來一回回「乒鈴」之聲,45個雨衣人頂滲面風雨,在大街熙攘喧囂之前,把一筐筐玻璃樽倒放到垃圾箱之中;車滿,又恍如螻蟻般把垃圾箱死命推回盧押道垃圾站,不斷往回。每星期的周四五六由上午6時半至11時,都有他們的身影。黎梅貞(April)穿著那件逾年未棄的膠雨衣,兩手各夾幾瓶猶有餘酒的玻璃樽,匆匆步至,「很多時人們開了一瓶酒,只喝一點點,就丟掉」。她揚手一放,把玻璃樽卸下竹筐,再閃身後巷中。

垃圾紛陳的黑巷中,靜靜擺放她們要尋找的未得之物,「玻璃樽放在後巷是犯法的,每逢洗巷就要推走,又或者官員來巡巷也要清走。工友有時會提醒我們來拿,甚至試過打電話來叫我們推走,似足走鬼,我就立即吹雞叫人去推。有時候,推開了垃圾桶,自己還要幫忙掃垃圾」。雨水與地下的廚餘餿水攪混成一灘,她想也不想就踩進去,俯身、蹲彎,翻檢一袋袋濕脹腥臭的垃圾,為的,是一個個別人在Happy Friday尋歡一晚後棄之如屣的玻璃樽,「玻璃是不應該被亂掉的,應該還給它們一個價值」。發起「玻璃再生璀璨」計劃的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和項目統籌April3年來成功回收玻璃1300噸,屢屢被傳媒歌頌為「感動香港」的環保鬥士。然而感人背後,實踐環保工作的苦處卻沒多少人體會;而痛處的根,不少是源自政府部門整體的各自為政,以及對環保意識的欠缺。

闖入官僚大觀園

3年裏激起一片「乒鈴」玻璃回收之聲,令那窒息在「垃圾」名下的價值重新出土的,並非傳統環團,更非環保署,竟是一個扯不上關係的工會——泥頭車司機協會,而工會「sisterApril,竟披甲上陣成了回收大將。

92年成立的泥車會,一直主理改善業界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日復日在堆填區和填土區載貨穿梭,捱得金睛火眼的泥車司機,卻發掘出廢墟中沉澱各種可用之物,「(司機)大佬們說,如果泥石可以循環再做就好了」,April說。然而回收泥石藍圖宏大,工會根本無力構想,「但在看泥石時也看到一種東西,我們年輕時是不會亂掉的,那就是玻璃樽」。憑藉小時候「按樽按回幾毫子」的簡單想法,工會上下堅持玻璃有價,一個不能少,更大膽子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遞上「玻璃再生璀璨」計劃書,倡議玻璃樽回收再造成環保磚。

一份計劃書,開啟了荊棘滿途的回收路。首先,April需要向ECF解釋「工會是什麼」,「我們是第一個工會踩進去拿資助的,我們不是綠色團體,他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09年遞上的計劃書,擾攘一年獲批,並要兼做回收工作。想法幾近天真的她們,自以為在酒吧區設幾個回收桶,請一個兼職回收員一星期當值三天,便能處理盧押道與駱克道30多間地舖酒吧的玻璃樽。然而,單是擺放回收桶的位置,「地政署立即給我們刮一巴!他們首先問我們﹕香港有沒有回收玻璃政策?」環保署回覆她說,沒有。

沒有回收玻璃政策,卻批准玻璃回收計劃,實在匪夷所思;而各部門相互隔閡、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性,也叫一腔熱忱的她好生氣餒。計劃之初,為了一個一星期佔用3個上午的回收位置,April也要與環保署和食環署周旋兩、三個月,「食環署首先say no,說沒有地方,又不是他們的業務云云。幸好有個義工是食環署職員,他很好,好肯行多一步,不會框住自己,覺得因為自己是公務員就要在框架下做事,幫我拆了很多招」。義工說,有人收樽,能減少食環署的工作量,給官員一下打動;然而署方仍堅持反對,乃因惶恐市民投訴,「官員說,如果有市民投訴聲音嘈吵,哪個負責?那是聲音污染,負責的是環保署。污糟呢?因為是清潔的問題,環保署說與它無關,但食環署又覺得,本來沒有投訴,因為我們(回收)才有人投訴,怎可以要他們負責?我聽到這裏就說,我負責啦!」一介草民怎能負責?「食環署不與NGO協商,它要對口的是署,署同署、官同官,不是官同民。」在萬念俱灰之際,她乾脆撥電話給食環署官員,又罵又求,最終得對方肯首一試。

爭取半年 放一個回收桶

官僚系統對本子的極致執著,令April吃盡苦頭。例如買手套,計劃書預算兩對防手套,稍稍為義工添一兩雙勞工手套也被質疑,「交單時他們說,『你(計劃書)沒有勞工手套這一欄』,就是跟本子辦事」。一分一毫,署方都計個清清楚楚,若這份超卓謹慎用於計算回收率和棄置在香港的洋垃圾數量,廢物處理政策必定更臻完備。

最經典的,是一個放在盧押道垃圾站的回收桶。April的「成功爭取」,花費半年;那小小空間,還不到垃圾站面積的二十分之一。為了這個讓有心人不至失望的小小可能,她出盡九牛之力,呼籲支持者電郵聯署爭取盧押站設置玻璃樽回收桶,「情人節我們更送花給環保署長和食環署長,對他們說好欣賞他們讓我們回收玻璃,但如果能多做一步,回收就能更暢快」。堅持半年,環保署把站內原本用作回收廚餘的空間轉交April回收玻璃,但食環署卻要求她們另聘人手看管回收桶以防製造「混亂」,「我們沒有錢,而計劃書也沒有。我們知道有(回收桶)對大家都好,就應該做」。由於掣肘多多,回收桶每天只能開放4個小時,令有心人錯失回收機會。政府在環保政策中,經年呼籲市民要合力把環保文化融入生活,惜物減廢,力求市民合作,然而實際操作卻處處留難有心人。事實上,政府的每位高官要員自身有否堅忍持行環保信念,不自困在框架下匍匐,以同樣的誠摯回應市民的決心?

環保工作 要自己踩進去

決心滿滿的April坦言,「搞呢壇我老了5年!」一星期3天要坐23蚊通宵小巴由大埔到灣仔,準時六時半開工收樽,風雨不改。為了收樽,還要翻檢一袋袋垃圾,又不敢把垃圾放地,怕收告票;在路上推車,車重難動絲毫,推玻璃跌在路中心,狼狽又危險;為了回收更多玻璃,她每每要逐家逐戶游說酒吧,希望他們「賜樽」;又要揹一塊環保磚到處宣傳玻璃回收再造的好處;由於資助是公帑,因此不想行政支出過大,她自己的人工也減了。但這一切也沒令她退場,「我們撤退怎算?沒人會承接,那兒落雨又被雨淋、太陽又曬到正一正,我都曬黑了!車又多廢氣又多,但如果不讓它繼續存在,是一個損失,第一是因為得來不易,第二是因為這是一個很symbolic的事,市民一想起,就是到灣仔回收玻璃」。

「老實講,環保工作一點都不浪漫。當我們很浪漫地想如何搞一個綠色社區,其中那些工作是分了給工友去做,如果自己踩進去,才看到那個挑戰。為什麼工友會如此?為什麼東西放不好?因為我們未埋位。所以我一直都叫黃錦星過來執下樽。」April笑說。

回收精神 不靠錢 靠身教

黃錦星沒有執樽,卻在今年2月發表諮詢,建議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推動玻璃樽回收,向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並由政府委聘承辦商負責收集及循環再造,「他們首先說徵費,第一就是要處理錢,但我們第一是想,怎樣叫那些酒吧佬乖點,肯源頭分類」,「酒吧覺得,只要付錢就會有人執,但我們的目標是要他們去做」。April說,最重要是令到人們了解,自己有一個社會責任。

要人體悟到自身的社會責任,談何容易?April卻說﹕「人會影響人,(見到別人拾樽)心入面不安樂,自己要改變一下。」收樽3年,她遇到的反應都很正面。一些死不回收的酒吧經理,見她們日復日的在門前辛苦執拾,最後竟自動獻樽,「有人在美孚拿過來,又有次有個市民打電話跟我說他在香港仔隧道塞車,出了隧道就飛的過來」。一班住在南區的美國人,特地來找她,希望她在該區新設回收點,最終爭設了赤柱公眾回收站,還有一個設在九龍佑寧堂,「公眾回收桶有好大挑戰,因為人們什麼垃圾也會放進來,我們也控制不了。但我們到今日也認同有公眾回收,因為這是一個過程,有一個實體東西存在,市民就會去回收,慢慢改善和分類,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出現的」。

一個個可能性在滿腔決心的土壤下漸漸開花,甚至在泥車司機的心,「對工會是很大突破,他們一直只關注自己的地盤,自己的事就責無旁貸,但再看遠一點就很少。這次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是和社區有關係的,是密切的,被社區認受」。有些司機大佬理事甚至落區執樽,跨出環保一步,「(他們的)視野是闊了,覺得自己在推動綠色運動,有點成就,在環保(工作中)他們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把「一個都不能少」的感覺再生回來

「如果政府真的去做,是要有決心,但她沒有這個決心。」筆者記得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3年前曾就廢物處理問題批評當屆政府﹕「我睇唔到政府佢要做個將軍,佢要帶領我去打仗,佢係有計劃,有好多資訊畀我,有好多例子可以睇到,我係可以打贏呢場仗。」

言猶在耳,現屆政府今日已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率碰灰失守,怎能讓市民相信其「打贏呢場仗」的決心?April說,把玻璃樽交給她的人都充滿信心,因為他們知道樽收回後能循環再造至環保磚;相比起來,市民一直勤懇收集的廢紙鋁罐膠樽,若非傳媒揭秘,也不知道原來99%回收物也是轉送大陸,真正在港回收的只有幾稀。

環境問題不會選擇出現在個別一屆政府的施政年度,它處於一種持續運行發展的狀態,無法真正「解決」,必須持續應對;而環境問題也是環環相扣的,不能切割出只有一個部門處理,應把環保觀點主流化。以回收玻璃為例,不但要有回收商,也需要循環再造的技術和工業,更要有市場支撐環保產品銷售。在這個串聯的系統中,政府各部門都要有一種環保意識,April說:「不是我自己顧自己的地盤,視野跨越不到,就做不到,政府其實可以想多點。」

計劃資助本在今年6月暫停,但April依然照樣出車收樽,「拒絕人是不容易的事 ,我們唔收唔安樂」。邊收邊等待延長計劃和新一期撥款結果,「我們整天說,當回收玻璃政策推出,我們就收手了。我們不一定只commit在一個地方,要做的事做到了,就已經很好」。April整天說自己是「不務正業」,但那種專心致志,卻敲響了不少人的心,「我們是零利益,又無(創造)appointment,但最重要是創造了一個經驗,告訴別人,這是可能的」。

傳統環保團體普遍不從事回收玻璃,嫌它數量不夠多,運費也貴,「宏觀角度(玻璃)是小,但我們覺得一個也不能漏。如果可以回收到的,為何不做呢?」,「從無到有,大家才會珍惜,但一直有就沒這麼珍惜了。要讓市民覺得,可以回收的,一樣都不能放棄,這才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