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簡冬娜:譯名兩制




一名廿四孝父親慨嘆,由《魔法奇緣》、《魔髮奇緣》到近期的《魔雪奇緣》,怎麼香港電影發行公司好像愈來愈懶,還是已技窮?只換掉一個字就當成新片上映?香港片商確實鍾情「奇緣」,除了上述三片,隨便一數就有《逆天奇緣》、《摘星奇緣》、《白宮奇緣》、《大魚奇緣》……還未計說出來也聯想不到內容的其他「奇緣」電影。

毫無疑問,令人印象深刻的片名,有時比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更奏效,但存在決定意識,名字總先入為主,與受眾講求文化感情牽引;所以看「叮噹」成長的一輩,很難投入「哆啦A夢」。扯到政府國族層次,名字又透視了權力與尊嚴,所以韓國人很執著,先要漢城變首爾,泡菜要改名叫辛奇,連譯名都要管,爭取最大的話語權。

路姆西事件追本溯源,是翻譯以普通話為基礎,恰巧Lufsig是一頭狼,向示威對象丟「路姆西」,泄憤為本,即使看來有點幼稚,卻目的已達,而且只有廣東話為母語的人才有共鳴。粵語聲調鏗鏘,靈活、多變、刁鑽,這些優點又盡見於粗口;翻查宜家中港台網頁,只有內地給這批毛公仔中文名字,港台兩地都沿用本名,只說它是一頭狼。香港人為Lufsig改名,仍會是讓人嘲笑的路姆西嗎?還是知道它是一頭狼,只會更激更盡?承特首貴言,充分發揮創意?

只是,一丟成名湧現搶購事件後,始作俑者又把路姆西改名路福西,但到底是瑞典總公司的意思,還是避免事件發酵息事寧人的想法?但回到基本,路姆西不過是開始,說到底,不銜接廣東話的翻譯,到處地雷,路姆西之後已有「勁能樣」出爐。

在那從示威 到被驅逐的公式之外



文 × 黃宇軒

剛過去的星期三,到了港深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二○一三的開幕禮「示威」,同行的還有幾位朋友,有來自台灣的參展人、有在香港一直猶豫要不要退展的社區藝術家,也有已經退展的。事前有別的藝術家張揚,要在開幕時舉辦「互丟路姆西」大賽,在當天的氣氛下,自然想也不用想進入會場,連梁振英的衫尾也不會見到。當我們「示威」過後,被帶走的不只我們站起來舉牌的幾位。台灣友人被保安問了句「他們是不是你的朋友」,答了句「是」,就被包圍帶走;途上另一位藝術家問了句「為何連她也帶走」,他也被包圍了。聽說,連一位在策展團隊裏的職員,因帶我們入場(這本來天經地道,因我們都是參展人),也被怒目而視,差點被趕走。
驅逐。我們被驅逐到不知幾百米外的一個街口,又再度被包圍,這次來的是記者。他們見到預期的場面了,凡有特首到場之地,必有人會示威嘛,是不是?但在這公式之外,還有多少公義與道理上的問題被遺漏了?路姆西的名字改動與否,是否搶購一空,政府公關是否用來做秀,如此這般無關痛癢的問題,卻又格外反映社會近乎臨界點的躁動。父母打來問候,也懂得問我,其實你們只是站起來舉牌,保安何以可如斯粗暴,他們是否合法的?對,香港人好像快要忘了,示威與表達本來就是公民權利,只是那「從示威到被驅逐」的公式上映得太多,以至我們幾乎以為那是應該如此的結果。

不問情由被壓制你憤不憤怒?

不論是記者或是朋友,都立時會問痛不痛。我倒想他們問,憤怒不憤怒?如此,就可把一腔怒火傾出。我想反問記者們,你們看覑那場面,憤不憤怒?老實說,相對於許多社運朋友,我們站在無比安全的位置,但也證明,今日香港,不論你身分為何,只要被視為「作反」,就可不問情由被壓制。月初許多參展的藝術家相繼退出了該雙年展,我也掙扎了一陣。後來得知該展的活動有不同的官員出席,就立時想像到,要是在那些場合無人打斷他們的話語,豈不讓他們行禮如儀,可以有舒舒服服地而閉門地向「專業人士」眉來眼去的時候?一想到此,就覺得無論如何要留下來,讓他們知道在這些閉門的場合,也會被揭破荒謬。

舉起示威牌不到一秒被撕破

即使是參展人,進場也幾經波折,我們也並無好好的準備,連橫額也沒寫好,帶進去的只是紙筆。也正因如此,卻沒被搜到有「示威物品」。於是進場坐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紙筆在寫。閉上眼,只想到一句「無恥特首,令文化藝術蒙羞」,徐徐寫下,身邊保安已將我們包圍起來。那真是我的心聲,我無法理解,任何以文化藝術為己任的機構,怎可能把官員到場開幕視為面上貼金,更何況那是認受性低至極點的特首?文化工作者的良知,在制度規章的面前,只能是撞上牆的雞蛋,風吹過後,所剩無存?文化藝術的聲音豈能與民情隔得這麼遠?腦裏滿是這般問題,梁振英說什麼「小漁村」與「深港融合」等時,荒謬感幾乎讓一切變得不真實。最終我們還是把牌舉起,不到一秒它就被撕破,我們有的站覑被拉走,有的被打橫抬走。沒有警告,沒有勸阻,我們要「被消失」。

還說什麼示威權?

上面一直把「示威」包在引號內,因示威本是讓無權勢者,向主宰他人生命的有權者,表達思想的正當手法。但觀乎近年香港的高度保安化,示威區只是給人對覑空氣自說自話,就像我們,連橫額也顯現不到一秒,就被撕破,還談什麼示威,還說什麼示威權?被拉覑帶走時,我還想,在場的記者、建築師、規劃師、文化工作者、各色各樣的專業人士等,你們有沒有想過質疑大會和保安何以粗暴壓制示威和驅逐我們離場?你們真的只欲沉默?真的,我腦海閃起哈維爾,他多年來說的不過就是,只要有一人憑良心站起來質疑一切,就可能有第二、第三人。連鎖反應,所欠的不過是恐懼,我們無法實踐「無權力者的權力」,最終也只會因為恐懼。

參與一個展覽的藝術家,從來就不必跟建制與主辦單位有相同政見,大會把嘉賓驅逐,如果只是出於怯懦,情理上好應該跟被驅者致歉。大會並無如此舉動,顯然是站在強權的一邊了。台灣藝術家友人遠道而來,面對不禮貌的粗暴對待,大會與主辦單位今後如何再向各國藝術家發出邀請?也許我想得太多了,我們的「示威」,未必有讓多少在場者的良心受動搖。我猜我永遠都忘不了這這個片段:被逐出來一小時後,步向觀塘海濱公園,發現公園原來被該展租用了,三四十個西裝筆挺、剛目睹了整個過程不久的人們,現在手上拿覑一杯杯香檳。香檳在陽光映照下格外金黃,氣泡不絕地向上升。也許保安的暴力,政府的不正當和與民為敵,示威者的呼喚,都絲毫沒損他們飲香檳的興致。

(本文相對個人化,有關我們示威的詳盡理據,請參考黃宇軒、陳劍青、陳可樂、盧樂謙,「聲明:在建築雙年展開幕禮上向梁振英示威」,已廣泛在網上流通)

教育現場啟示錄 系列()﹕家長們不要再被「裝越位」!

滿城盡丟路姆西——後後現代的消費主義抗爭



文 × 朗天

一個布偶,一擲成名。路姆西之名,在社交網絡連日洗版,出售它的家具公司,先缺貨,後改(譯)名,糾合成一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現象,再度發人深省。

政黨抗爭者在示威時,把狼造型、手抱老太婆的Lufsig向行政長官擲去,同時投擲的還有雞蛋。雞蛋誤中副車,而且很快便被忘記了,丟路姆西的髒話諧音卻切中了香港的文化脈絡,許為創意表現,許為快樂抗爭。

這條被切中的文化根,消極的說法便是前陣子鬧得不可開交的港式「低俗」、不尊重傳統和略有不同、卻息息相關的反智文化;積極的說法則是「古靈精怪」,跳脫機靈,全無(道德和精緻文化)包袱的港式「創意」。

投擲對象有「狼鷹」的諢號,布偶把玩挾持的老太婆,從位置和外形上都令人想起本城政務司長。太輕易對號入座,但輕易正好是通俗的條件。一看便清楚,主觀直接的直覺到位——「你唔係唔識笑嗄嘩?」低俗?不錯,但有些人真的可以去到一個地步,連最有教養的人也想問候他娘親,沒有太多人介意丟他路姆西。

直到有人提醒大家:雞蛋呢?雞蛋去了哪裏?

路姆西和雞蛋有什麼分別?有立法會議員還高呼下次示威者可扔汽油彈哩,先不理他。雞蛋和路姆西的最大明顯分別,其實是很物質和實在的——前者可對對象構成直接的損害(雖然被雞蛋擲中不會太痛,但清洗需時,衣物也有可能無法再穿),後者的攻擊幾乎是純粹象徵的。

見證象徵的陷坎

符號的定義正好是以此代彼。象徵是縱向的替代,以具體代普遍,以下代上,以小代大。雞蛋和路姆西都可以代替飛刀、炸彈,作為抗議、喝倒彩、抗爭的象徵。丟它們,沒有真的抗爭,但宛如抗爭了,在象徵的層次達到抗爭的意義。

所以,某意義上,說髒話也是文明的,因為我丟你路姆西,便代替了我真的找你母親幹那事,隔了一重,較有文明地侮辱了你,令你明白你做錯了事,失去了被人尊重的資格。

丟了抗爭的象徵,代替真實的衝擊、暴力、不文明的一切手段等等,自然有這麼一個危險:讓人們停在象徵層,甚至內閉於這一層,一替永替,以至僅此滿足,不用實踐,不必作真的抗爭。

尤其是丟路姆西,作為還算溫和的抗爭象徵,它更容易出現上述象徵的陷坎,更容易令抗爭變得無力,抗爭者自我感覺良好,快樂抗爭的重點由抗爭轉移到快樂之上。換言之,當象徵變成現實本身,便有可能代替了同時規限了現實的可能。

令事情更尷尬的,當然便是路姆西本身是一現成的布偶商品,在消費市場分有它特定的位置,扮演被玩樂、促銷、籌款等特定角色。丟路姆西之前首先要買路姆西,就像召妓一樣,不能「叫雞唔畀錢」。消費行為以至模式的插入讓替代序列變得更複雜,因為的而且確存在這個可能,即以購買代替消費:你付了錢,便不用把行為進行到底!你買了路姆西,但沒有再拿它去丟那「狼鷹」。

究竟是誰與狼共桌

殘酷的現實正是如此!除了社民連第一丟,幾乎所有事後湧到家具店購買布偶的人,都不打算拿它再丟的吧。難道事情不正正是這樣嗎?以丟路姆西象徵抗議,到以消費路姆西象徵丟路姆西,再到以購買路姆西代替消費路姆西,並不每下愈況,反確每況愈下。

後來我們都曉得了,購買路姆西的人包括被擲者自己。

據說有高人指點,被擲者事後在他的部落格(網誌)上張貼了他把路姆西放在辦公桌上的照片,並以「與狼共桌」為題,一反他惡形惡相的高壓形象,以幽默的語氣,稱讚香港人的創意,並說也買了一個狼公仔,送給女兒作禮物。

「狼鷹」不止購買了布偶,還消費了它,並轉化了原本的消費模式,改變其意義。你們的購買最終指向反對我嗎?對不起,我也購買,但把它撥回原本的軌道——送禮、玩樂、籌款。一次消費主義下脈絡拉扯的文化爭權。

有趣的是,面對當權者這被評為「還算不壞」的回應,網民很快便有「更上層樓」的狙擊。布偶和當事人的頭給倒轉了,老太婆也索性換了林鄭月娥的肖像。心戰照片變成了路姆西安坐看公文,桌上放置的是手抱林鄭的689公仔。

這立即把兩個表面不易看出、卻原本便包含在原宣傳照的意義突顯出來。第一,所謂「與狼共桌」的並非被擲者,而是路姆西,最終是特首辦的人員,以至整個制度底下的公務員。變換了位置,立刻把主次逆轉過來,全靠「狼」這個能指的雙向指涉。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被擲者本來是現實的人,經網民一倒轉,他種種荒唐、不義、倒行逆施和非理性的施政和行徑,統統有了更適合的安放。這同時是心理分析意義下神經官能症的反轉。一般以為精神病患者是一些與現實無法好好連結,無法回應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的人,現在,現實出現了不該出現的童話角色(路姆西),他在看公文(據說紙背是關於新西蘭總理婚外情醜聞的報道,人們有理由相信那其實也不是什麼正式的公文),現實才是類精神病的世界;誰說我們的社會現實沒有病?

香港正經歷的噩夢

心理分析意義下的「正常人」,透過把心靈負能量壓抑,潛藏和保留在無意識,得以好好過活、做人,在社會層面同流合模(conform),與別人好好建立關係。被壓抑的東西在夢境、神話、童話、創作中以扭曲的形式表現,得以抒發、昇華。嚴格來說,夢境成真並非好事,因為夢裏本被壓抑的、負面的東西,跑到現實裏來,其實只會令當事人感受到如墮噩夢。修辭上我們常在一次不可思議卻無比真實的現實經驗後說:「天啊,就像發了一場噩夢!」即此之謂。

在被擲者治下,誰說香港社會不便經歷覑一場又一場噩夢?

滿城盡丟路姆西,的確(只)是一個消費主義抗爭文化現象。不錯,它有無力化、弱化抗爭的危險,但在後期資本主義社會,比後現代還要後,無以名之,姑且稱之為「後後現代」的當前狀況,有什麼符號運用可以避得開消費主義呢?便以年來走俏的城邦論系列為例,論述的意識形態建構,跟打造一個軟性市場並無二致;我們可否這樣看:讀者買書消費城邦論系列,消費裏面提到的「香港是城邦」、「解殖歸華」、「華夏邦聯」神話,「治療」中港矛盾、中港衝突現實下的心理失衡?即使是本文成文所依據的心理分析理論本身,現實中也一早被資本主義建制吸納,協助形成一個為富人提供心靈輔導(好讓他們繼續安心剝削無產階級)的專業社群。無論怎樣看,光顧心理分析師及心理醫生,絕對是花費不菲的高檔消費行為。

當思想利器淪為消費品

近年全世界左翼思潮回流,馬克思主義、唯物歷史觀、政治經濟學鹹魚翻生,八九十年代一度盡領風騷的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現代、後殖民理論大幅貶值。一切當然與全球化無遠弗屆、後冷戰的「資本主義終極勝利」顯得異常難耐息息相關。一度把主體中心、極權主義、全權(totality)思維拆得支離破碎、不亦樂乎的思想利器敵不過消費主義大流,不斷被簡化、庸俗化、有意無意曲解之餘,本身也確切淪為消費商品。這時候,人們不得不從資本主義的天敵文本《資本論》(高舉生產論而非消費論)那裏回收抗爭種子,重新考慮深耕再戰。齊澤克、巴迪歐、洪席耶、阿甘本代替李維史陀、羅蘭巴特、福柯和拉康成為思潮四天王,並非偶然。

可是,難道左翼理論本身不也在被消費的命運裏嗎?年來網上言必稱齊澤克巴迪歐的人多了,作為鍵盤戰士,他們自以為天下無敵,但他們開班授徒、四處論戰,引人注目的方式,很難說不也是一些消費和鼓吹消費理論的行為。當然,本文的寫作,同樣難逃這個軌舻。

是的,沒有出路。這便是全球化全面宰制的困局典型表述。不過,Aporia(全無出路)的意義,正好在於它同時也是出路——沒有出路的出路。如果路姆西現象還有其正面意義,難道不便由路姆西把被擲者置於桌面的反宣傳照一下子道盡?就在我們驚覺身處現實噩夢這當兒,除了立刻行動起來還可以有什麼選擇?誰說丟路姆西拖了真正革命的後腿?後後現代消費主義社會的革命便是這樣的!無法掙脫被消費,因而也不怕淪為消費品,不避後現代戲謔或什麼別的標籤,以消費對抗消費,以加倍的消費推翻加倍的消費。容我援引德勒茲的塊莖(Rhizome)式聯繫觀念——沒有誰INOUT、誰主誰次的問題,彼此糾結在一起,在沒有出路的地方,看見不義者,手裏有什麼,便向他投擲過去!也許那是雞蛋,也許那是消費布偶路姆西。

馬家輝:大明沒有劫



古裝電視劇《大明劫》被不少網民看成中國現的影射和中國未來的預測,皇朝盛衰,帝國起落,肯定誰都逃避不了治亂循環。

人世風光如歲月,迢迢蕩蕩,浩浩頹頹,好日子壞日子總得要過下去也過得下去,然而江山權勢說變就變,成榮敗自有天命人情,妄想千年不易,若非癡,即為狂。「天崩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當變幻來臨,時間到了,回頭望看,必知世上癡者狂者何其多。

其實像《大明劫》之類古今聯想並非初現,若干年前早有北京大學前輩在微博感嘆,當下中國極似晚清,新的出生,舊的未亡,新舊交替形成巨流漩渦,亦像暴風,把中國人全捲進去,且看起義槍聲何時響起,而響起之後,又是否有足夠的人犯險呼應。前輩今年初退休了,提早下崗,聞說跟在課上網上經常多言不無關係。

大明劫、大清劫,皆為今昔對照的歷史比較,提供了很有意義的思想趣味,但不管當下中國跟昔時帝國有多少嚴重相似的管治危機,此時此刻終究有昔時所不能比擬的壓制能力,如網絡監控,如出版審查,如傳媒操弄,如城管部隊,如國安公安,如出境控制,如這樣如那樣,皆比昔時更有效於打開一張天羅地網,讓老百姓的言論與行動無所逃於天地間。就說清末好了,康有為梁啟超維新失敗,且為流亡,旋又潛回;孫中山更不必說了,他和他的革命黨同志奔走南北以至海外,進出如入無人之境,運軍火、籌經費、演講座談、撰述出書,種種作為皆在清廷的眼皮底下進行,風險是有的,但「自由度」亦是高的,滿清韃子下令通緝卻仍拿他沒轍,最後由袁世凱裡應外合,終止了皇朝命脈。

請問今天若有人敢搞革命,能有這樣的「自由度」嗎?更何,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氣候下,賺錢是王道,買樓是王道,炒股是王道,旅遊是王道,吃喝玩樂是王道,縱有孫中山再世,振臂一呼之後,不知道能夠說服多少人願意犯難跟從?

也別忘了今天有昔時所無之「出口」。不滿意管治現狀?努力賺錢吧。賺夠了,可以申請移民美加澳洲以至南非,往外跑。或想辦法讓孩子到香港讀個碩士,花十多萬元人民幣,九個月後高速取得文憑,即可留港找工作找伴侶,再留個幾年便成為「新香港人」了,替家族在香港「留個活口」,亦是不錯的選擇,所以懶得革命。

或像大明,或像大清,但不一定有劫。時代不一樣了。

安裕周記﹕愛國心




紅線女的首本戲到底是哪齣說法紛呈,有指是《荔枝頌》,我卻覺得《搜書院》和《昭君出塞》更好,尤以後者最出色。改革開放初期,紅線女曾在廣東電視台自道《昭君出塞》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提升,那時紅線女已是公認的國寶級演員,卻謙稱「從唱法到唱腔,我都有了改進」、「請大家指正」。廣東的粵劇界無人可以超越紅線女,藝術雖云有後天培養因素,但天賦則是決定的主因。紅線女一去,廣東粵劇如何栽培青出於藍的花旦,此是後話。

紅線女的傳奇在於一九五五年一個清晨直奔冷戰下西方眼中的「紅色中國」,擔任廣東粵劇團副團長。五十年代紅線女是天之驕女,大老倌之外更是名演員,導演李翰祥在回憶錄說,五十年代國語片著名女演員白楊片酬約兩萬港元。其後中聯電影公司成立,吳楚帆張瑛等影帝自願減片酬,以兄弟班形式組成公司推廣優秀粵語片,吳楚帆在自傳承認,為中聯拍戲收四千五百元一部,推了外邊幾部片約,收入減少了兩三萬元。以此推測,紅線女以當時最紅粵語片女演員身分,天后級片酬之高可以想像。五十年代彌敦道一幢五層高唐樓約三四萬元,當時影人置業是沿地段「買巴」,一買就買下某號全幢而非某號大廈一個單位,以今日計算,同一條馬路上的一幢樓宇至少上億了。

因此,五十年代香港右派人士一度所謂紅線女因「財務原因」北上大陸云云,顯得完全無說服力之至,這應是冷戰年間國共相爭的貶人話語。因為就在紅線女離港北上前一年的一九五四年,她出資一萬五千元加入中聯,「拮据」之說更難成立。這樣,紅線女盛年回到大陸,最有可能的原因,便是她這六十年間所說的「熱愛祖國」。

紅線女曾接受訪問,談到回大陸是因為對當時港產粵語片粗製濫造看不過眼,她說,某導演喊了一句「開麥拉」,就由得演員自彈自唱,導演去了吃飯,回來大喊一聲cut就了事。香港部分當紅粵語片演員,當年正是由於不滿粵片製作馬虎,揭竿推出「願光榮與粵語片同在,恥辱與粵語片絕緣」,這是一九四八年四月,距離中共建政僅一年半。一九四九年二月,後來成為中聯董事長的吳楚帆在一次聚會上代表粵語片界發言,「它(粵語片)和中國的政治一樣黑暗腐化、巧取豪奪,不能自由,不能好好的幹,是不是這樣胡里胡塗下去?中國的政治是不是也就這樣胡里胡塗下去?不會的,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解放的洪流從北方到南方」。

這些言論實反映國民黨治下的人心思變,這股紅色大潮由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延綿到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香港由於殖民地貌似中立的身分,成為國共兩黨延續內地的第二戰場。《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指出,「四十年代後期至五十年代初期,國、粵語影壇有多個共一百多人組成的『讀書會』,組員分組聚在一起,學習進步的文化藝術理論及政治理論」。在《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中的〈舊影話〉,沈鑒治說,由於國民黨在大陸貪污腐敗,早已失去知識分子支持,電影界人士都有一股「愛國熱」,長城電影公司的司馬文森,「在公司中組織了讀書會(其實是學習馬列主義)」。因此,當年的粵語片清潔運動,主觀上是粵語片實在太不像樣,客觀上有中共統戰的結果。


電影公司學習馬列主義

今天回望歷史,從提升電影製作水平以及相關的社教化層次而言,中聯確實立下了不能磨滅的作用。然而,歷史也與人們開了一個天大玩笑,昔年吳楚帆義憤填膺振臂一呼「迎接新時代,鄙棄舊日子」、「中國的政治黑暗腐化、巧取豪奪,不能自由」,放在今天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合用,連中共都說如此下去「亡黨亡國」;吳楚帆等影人純樸期待民族翻身國家茁壯的赤子之心報效新中國,萬萬想不到中共後來落得如此田地。五十年代如紅線女般回到大陸的不少,包括乒乓球好手容國團,這個經濟學者張五常的童年玩伴,離開筲箕灣遠赴北京,終於在一九五九年世界賽奪下男子單打冠軍,為乒乓成為國球寫下豐功偉績的歷史鋪墊。可是文革一來,「香港關係」成為罪名,容國團自戕而亡,張五常在紀念文章說到當年在加拿大得聞容國團自殺,「淚如雨下」。

從紅線女到容國團,如此盛名都無法在階級鬥爭年代獨善其身,紅線女能夠挺過中共建政最黑暗時代,得享天年,最為大喜;容國團不幸去世,類似悲劇文革期間天天上演,只是港人無法全面得悉。然而話得說回來,五十年代著名人物回到大陸,除了當時大陸生活水平與香港相差不遠,不少更是信膺「祖國發展天天向上」,更有是中共在港尤其文化界統戰工作做得出色,把演藝界統得不僅認同中共政權而且更組成讀書會,絕不簡單。中共在戰爭及和平年代,視統戰為法寶,最厲害的是爭取得被統戰一方的「推心置腹」的認同和自感「受到重視」,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被蔣介石父子軟禁超過半世紀,獲釋後接受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訪問時透露,周恩來曾與他談話,似是倚重甚力,周對張說「我希望你能領導我們」。周恩來當時是中共二號人物,竟對張學良說出如此話語,張豈不直墮網中,仆心仆命。

「推心置腹」到「受到重視」

台灣專門研究中共統戰的學者楊開煌在《中共「統戰會議」之分析——兼論兩岸學界對統戰之研究》指出,中共運用統戰,在戰爭年代令一己實力由弱而變強,一九四九年後,中共為鞏固政權仍然頻繁地運用統戰策略。成形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理論,在中共多個年代都起重要作用,建政之後的一九五○年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當時中共內要重整國民經濟,外有朝鮮戰場戰火,毛澤東於是提出「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方面有所緩和,有所讓步」,除了要使工人農民等擁護中共,「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一大氣候之下,統戰工作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和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在主觀建構的和緩氛圍中,中共逐漸掌握主要的社會力量,包括知識分子,相信這一指示也由北京南下嶺南以及香港。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就提到五十年代初學友社組織組員學習,必須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社友對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滿有憧憬。

循此歷史折線追尋,五十年代初期,在文藝界有司馬文森的讀書會,在學界有學友社的學習小組,儘管中聯始終不是左派團體或外圍組織,但主要成員一路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想以及對呱呱墮地中共的認同,在文化界擰結成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亦為長時期處於反共恐共的香港社會帶動親近北京氛圍。這種愛國氣氛加上中共在韓戰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短兵相接互有勝負而不致一面倒,在知識分子圈子起了無可比擬的統戰作用,在冷戰的大環境之下,英國哪會容下這些統戰高手,司馬文森於一九五二年被遞解出境,回到北京後,先後擔任駐印尼及法國大使館文化參贊。

文化統戰的功利價值

然而,統戰的作用在歷史長河當中畢竟是短暫並且是功利性,文化大革命把些當年費心勞力構建的上層建築全數摧,紅線女、容國團、姜永寧在文革之中吃盡苦頭甚至不堪侮辱自盡,儘管個別「衣不漸寬終不悔」,但目睹好友陸續出事,司馬文森遭迫害至死,當年的認同感一掃而去。李翰祥在《銀海千秋》有兩個章節講到吳楚帆的思想巨變,頗能說明統戰經不起時間考驗,更說明中共在有求於人下的虛與委蛇,以及一旦主權在握之後翻臉不認人,對於在「推心置腹」之下迷糊的一些人,也許此時此刻會起驚醒之用,毋須因為幾句統戰美言而「為伊消得人憔悴」。
李翰祥找吳楚帆是因為別的事,吳楚帆見到李翰祥,問李知道他是「左仔」嗎,李答「知道」,還說中聯是「前進」的公司,很不錯。吳楚帆告訴李為何退出影壇,原因是文革狂席捲大陸香港,文革期間認為對的,事後全都證明是錯,自己雖是左派,但自覺對朋友對國家熱忱熱愛,不明白怎樣變了成巿民眼中的「左仔」,其後閉門思量,恍然大悟被騙,就像北方拐帶小孩那樣,孩子被人一弄,就像「催了眠,跟人在海裏瞎撲騰」。一問一答之間,吳楚帆對中共的失望溢於言表,但是相對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紅線女,其後移居加拿大的吳楚帆是幸運的,他失去的只是幾幢房子的戲金以及盛年時候對中共曾經甚殷甚切的愛國心,得到的是自由,即是像《昭君出塞》首句「盡把哀音訴」的言論自由、用腳對中共投不信任票的自由。如斯經歷,影帝半世紀水銀燈的日子從未見過,想必亦從未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