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嫻: 認識中共的所謂「承諾」

我對笑蜀先生主編《歷史的先聲—— 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心存敬意，為他因此而遭遇到系列厄運深感難過。書中彙集了中共因要推翻國民黨奪取政權，在自己的報刊上登載要求實現自由民主人 權法治等，足以讓當時的知識人信以為真，上當受騙的言論。為歷史留下一個中共嚴重「違諾」的證據，讓後人認清中 共是一個怎樣的貨色。
十四年後，正當中共企圖破 壞「一國兩制」鯨吞香港，香港的高度自治，言論自由正以按月計的速度流失，港人正在負隅頑抗，誓要奪回自己的權利之際，本書在港再版有其深刻的意義。梁國 雄議員特別把《歷史的先聲》送給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是要提醒中共「對現承諾」。程翔先生更在《重讀歷史的先聲，拒絶假普 選》一文中把中共大言不慚，實牙實齒的文句列出，請看：

「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
這些文字與現在民主運動的訴求何其相似呀！這真是一齣荒謬絶倫的歷史諷剌劇。

然而，我仍要指出，把中共 這些文字理解為「承諾」，是天大的誤會。中共從來沒有所謂「承諾」和「守諾」的概念，他們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這些文字是政策的產物。如果我們從 道德倫理，誠信與謊言的觀念去認識中共這些文字，會錯誤地對中共存有幻想，以為中共曾經認同過，真心實意追求過自由民主憲 政，現在喝令他們遵守道德規範，兌現承諾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罵他們：你，無賴；你，騙子；你，發神經，講一套做一套，希望他們守諾改正。但他們卻無動於 衷，認為自己只是執行「政策」沒有「承諾」。這些普世價值的諾言，他絶對不能遵守亦不能解釋，這就是共產黨員毫無羞恥感性格的由來。而當他們偏不對現「承 諾」，決定流氓到底，我們便會變得束手無策，無能為力，失望幻滅而至放棄。（請參看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p.218）
毛澤東在１９４８年《關於情況的通報》一文中提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這是中共沿用至今的指示，一個共產黨員的工作就只是執行黨的政策。梁振英也不會例外。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黨的利益，每當新形勢出現時都會轉換新政策，他們的黨員在上一個政策下會講「人話」，在下一個政策時會講「鬼話」，沒有甚麼邏輯承傳可言。請回顧一下他們是怎樣翻雲覆雨地改變政策：

比如：中共建黨之初本為打倒資本主義，推翻國民黨奪取政權，建立共產主義工農共和國。但在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下改變政策，組成與國民黨合作的統一戰線。（參閱拙著p.265）而《歷史的先聲》所登載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６年的文字，卻是國共內戰時期，這時的政策又改為號召民眾追求民主自由打倒國民黨，建立新中國了。
比如：中共建國初期召開政 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封官賜爵，許下憲政諾言，把那些知識人，民主人士，安撫得貼貼服服。誰知到了１９５４年就頒佈公私合營暫行條例，對私人工商企業 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變相沒收私人工商業者資產。在程翔先生引出的文句中顯示，當毛坐穏了江山時，就無賴地宣稱：「當然啦， 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最近一年以來，香港市民大 概可以親身體會到中共政策變幻莫測的可怕了。現在回看可知，當年中英談判的時候，中共早已決心要香港社會主義回歸，但礙於港人被殖民百年，難於立即執行， 便定出：安撫民心，平穏過渡的策略，便有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發展資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政策出 台，讓港人誤以為這是民主回歸，不作反抗之想。現在應該明白，他們的概念不是「承諾」，而是「政策」，用廣東話說：「這樣講住先」。等到十六年後的今天形 勢大變：民建聯壯大了，幹部接班人培養了，新舊幹部上位了，最重要是地下黨員也已當上特首了。於是把治港策略改為：對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 造，而實施推行國民教育，加緊輿論鬥爭和執意施行鳥籠政改方案的政策也就陸續順理成章地出台了。

其實，認識中共的說法不是 「承諾」而是「政策」不是壞事，反而能讓我們看到希望。因為中共隨時因應時勢可以改變政策，只要我們能夠營造一個新形勢，針鋒相對，便可迫使中共改變政 策。怎樣才是新形勢？目前已在進行中的：改變鬥爭方式，改變行動口號，一批新領袖的興起，是一個方面。但最重要還是民情的高 漲。越來越多人看清中共的本質及梁振英背後的地下黨員身份；越來越多人挺身而出捍衛自由民主，勇於作出犠牲；越來越多各界領袖特別是商界富豪改變立場，批 評政府的不公不義；當越來越多人看到保衛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與保衛自己利益的息息相關，而不惜投身自由民主行列的時候，中共就要被迫改變政策。請大聲疾 呼，號召群眾歸隊，這是目前最需要做的。

最近有一篇文章《為主而 活》投稿宗教刊物遭拒，說是「政治敏感」。宗教刊物也自我審查？我慨歎地說：「基督徒持守聖經中的公義精神不是搞政治。如果我們自我設限，傳播為中共度身 定做，得到中共認可的，刪去公義精神的福音，這種殘缺的福音所能做就的必是一批沒有戰鬥力的基督徒。」

同理，香港「真普聯」的三 軌政改方案，應是「缺一不可」的現在式，為破解篩選，非要「缺一不可」不可，是現在民主派要企硬的訴求。而「非缺一不可」則是將來式，聽說是因為預知政府 將來的方案必會「缺一」而預先宣定。請問一下，這有必要嗎？我們為甚麼要預先自我設限，為政府度身定做一個「非缺一不可」 的宣示？

正當一批又一批勇敢的民主鬥士不顧一切地跳進抵抗入侵的戰壕，忙於深挖掩體，加固沙包作出堅守的決心時，卻有人主張把三份一戰壕移後，設下一個決口讓入侵者進入，正是未曾短兵相接已經宣佈退卻，大大消弭眾勇士們的鬥志，是絕不可取的。

我在此呼籲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戰士們，要愛護「團結」像愛護自己的心臟一樣，把「團結」置於一切之首。營做一個團結的新形勢，迫使中共改變實行假普選的錯誤政策，還我們一個真普選。

梁慕嫻: 答喬曉陽—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

首先，我必須申明，我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受香港風土文化熏陶而成長的人。我曾加入以地下形式存在的中國共產黨，即中共香港地下黨，成為中共香港地下黨黨員。我熟知中共的思維方法，鬥爭策略，可以看穿中共在香港所作所為的目的。因而，我絕對有權利，有義務，有責任為香港事務仗義執言。

最近，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委喬曉陽先生與親共派議員會面時的講話，我必須指出，有一個大原則上的錯誤，違反了基本法。

喬先生口口聲聲說：「鄧小平不止一次強調，『一國兩制』要講兩個方面都不變，既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也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既然承認「一國兩制」下香港是基本法授權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得承認它所具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功能，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制度（三權分立；議會制；選舉制）以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愛國定義，公民教育等）都不能改變還要繼續發展。發展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是香港人的權利。（請參看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就是硬道理P.176）
但是回歸十多年以來的事實證明，中共卻是屢屢違反香港資本主義社會不變的基本法規限，不斷侵犯香港，企圖改變香港既有的資本主義面貎，使她日漸赤化。由高官問責制到迫令曾蔭權變成吳三桂打開大門，大量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方便地下黨人，親共派人士滲透港府，特區資本主義政府開始變色。更長期干涉香港電台編輯自主權利，限制新聞自由。又濫用釋法權干預香港法治，令終審法院逐漸失去權威性。還用「國民教育」，迫使學校設科，務使香港下一代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去年，更霸王硬上弓，把一個地下黨員特首強加於香港人。這許多事件在在說明，中共正無間斷地想方設法違反基本法，改變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

現在，喬先生又再火上加油，就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向港人發炮，抛出行政長官的基本條件是「愛國愛港，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一底線，再次干涉香港包括選舉權、被選權、提名權的資本主義選舉制度。中共的愛國愛港標準，港人都明白，就是不能寫出來的愛國愛「黨」，喬先生不敢直說。但香港人奉行的是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愛國標準：愛中國的土地，文化和她的人民，不會愛黨，與中共的愛國涵意大相徑庭，李柱銘、何俊仁、余若薇等都是憂國憂民的資本主義愛國者。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人，對總理、省長、市長、特首、司長、局長的要求都有一個共識：就是要有理念、有高尚操守、有承擔、有誠信，然後是領導才能和工作魄力，絕不會認同一個說謊的領袖，絕不會把「愛國愛黨」作為首要條件。喬曉陽的特首條件偏離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很遠，是做就腐敗幹部的大陸標準。故此，香港人也有權不允許「愛國愛黨」的地下黨員當特首。

喬先生承認，所謂「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是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規定的，他希望老百姓心中有桿秤，自覺不提名，不選舉這類人。這是典型的「中共特色」不是香港特色，皇上不會直說，要下級揣測領導的意圖。香港人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甚麼事都依法律文件辦事，法律文件上沒有的律例，一概不會承認，也不會吃「揣摩上意」這一套。中共要在香港推銷他那一套人治的慣例，只能是白費心機了，就讓中共社會主義的愛國標準與資本主義的愛國標準共存吧，不能勉強。港人已經忍無可忍達至爆發的臨界點了，不要令港人退無可退，只有奮力反抗的餘地吧！
至於「不能對抗中央」的說法更是荒謬之至。香港有誰對抗中央？有誰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我看不到。自中英談判至今，我看到的香港人，只是抗議、抗命、反抗、扺抗、爭取、訴求、批判、堅守核心價值反倒退，沒有「對抗」。莫非喬先生把「佔領中環」的抗命行動也看成對抗中央嗎？不依你們的旨意而行就是對抗嗎？看到香港人面對中共的入侵，那種無奈、那種退讓、那種犬儒，我是非常心痛的。

堅守抵抗是對入侵而言，是被動的，而對抗則是主動出擊，有很大的分別。一向以來港人非常現實，知道任何事情都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界限，哪有敢對強大的中央存絲毫對抗的心？莫說他們早知中共的強大，六四是一例，他們更自知沒有資源、沒有武器、沒有資格，如何對抗？香港人只是堅持資本主義價值觀，這是基本法所允許的。香港人普選出來的特首如能堅守資本主義價值觀，就是堅守基本法授權香港資本主義社會不變的承諾，就是落實基本法，你們不能把「堅持」說成是「對抗」，說是對抗中央。中共中央不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套強加於特首和七百萬港人，大家必然相安無事，香港也一定會按資本主義社會規律繁榮發展起來。奉勸中共中央，不要單憑地下黨的匯報，無事生非，大驚小怪，成天想著「折騰」香港，硬是要改變香港資本主義的特色，把問題擴大化、惡劣化。

此外，喬曉陽的選舉辦法還有一手，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我所知，如果單單依據基本法45條的「廣泛代表性」，「民主程序」進行普選，是完全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5條「普及和平等」原則的。問題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上。這個決定由中共單方面定出而凌駕基本法，且違反基本法廣泛與民主原則，做成假普選實質。香港人不應承認，而應加以推翻。

在「決定」裏，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沿用「附件一」的選委會組成方法，是一個欺騙港人的把戲。當年「附件一」所定的選委會組成方法，只為小圈子選舉所用，而2017年是一人一票的特首真普選，兩者是非民主與民主的區別，違反基本法「廣泛代表性」的規定，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應重新立案。至於以提名委員會而不是委員會委員個人提名的所謂「機構提名」，更是玩弄文字遊戲的技倆。依據45條的「民主原則」提名的話，不能逃避委員個人提名的步驟，否則的話就變成中共慣用的委員間醖釀協商提名，違反基本法的民主原則了。

喬曉陽先生代替黨中央說了那麼多話，無非就是為了要保證在2017年普選中必須選出他們屬意的特首，最好是自己的黨員，以保障他們的統治權和利益。為此，他們警告港人，心中要有一桿秤，要體會他們的心意，否則的話？？？？同時就在選舉機制上下其手，設置違反基本法，違反資本主義社會選舉制度的篩選方法。這樣未選先定結果的中共選舉法則，香港人不能接受。

希望喬曉陽先生，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尊重基本法授予香港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利，讓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份內的事，不要插手普選事項。香港人是聰明的、務實的，他們當然知道已經回歸祖國，在持守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的同時，也得尊重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尊重中共中央的發言權。你們擔心余若薇若選上特首後不知如何渡過十一國慶，實屬多餘幼稚可笑的想法。喬先生竟把那位畢醉酒先生的戲言當真，擔心余若薇不懂區別「堅持」與「對抗」，令我捧腹。

喬先生，你們實在太理虧了，無論如何說不過去，還是走到談判桌上作出妥協吧！

（本文於《開放》雜誌五月號登出，但經過大量刪改，以下版本則為原稿，原文標題為《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權利：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答喬曉陽先生》，現標題為編輯所撰。)


梁慕嫻 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著有「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

梁慕嫻：梁振英地下黨的新線索

編者按：針對梁慕嫻對梁振英CY地下黨員的指證，沈旭輝發表文章透露葉國華的表示：說是他推薦梁振英入諮委會任秘書長。梁慕嫻認為，葉的表態，恰好證實葉是CY地下黨的領導人。

由於沈旭暉先生的文章《偽命題與真命題》提及筆者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本人現有以下回應：       

一、首先我要說的是：沈旭暉懷疑我：「梁慕嫻是否真的是地下黨員」。本人用了十五年時間把自己在地下黨內的親身經歷寫了出來，涉及很多人物、事件，有時間、地點和照片。請問有那一位非共黨人士能夠如此詳盡地描述過地下黨內的運作情況？自述的經歷證明地下黨的確存在，可作證供之用。請問沈先生，這樣客觀存在的前提，都否定的話，你又何必要寫成這篇文章？否定我在中共地下黨團近二十年的履歷，用心何在？我不明白。

葉國華提出是他推薦梁振英

     

二、葉國華是實證地下黨員，並非推算出來。有兩個證人。一個是筆者，新書中第一篇及其他多篇文章都有講及他的地下身份。我們在地下黨多年共事。另一位是宋樹材，他是被葉國華領導的地下黨員，書中文章《痛苦的覺醒》中有詳細記載。如果兩個人的證供，仍未能滿足沈旭輝求證的要求，我無話可說了。

三、沈文中關於梁振英出任諮委會秘書長，出現兩個不同的版本。一個是梁振英版本，梁稱他能獲北京賞識而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並晉升秘書長要職，是因參與解決新界土地續約問題，得到安子介的注視，並透過已故港區人大代表廖瑤珠介紹而得。

另一個是葉國華版本。他向港澳辦李後推薦兩人，一是梁振英，一是陳毓祥，而最終梁振英被選中。梁只以一頓飯表示謝意後，數十年沒有再與葉國華聯絡。沈旭輝未能在文章中解釋因何有兩個版本，誰是說謊者？因為沈不是地下黨員，也沒有去追索。

這是很重要的線索。我可以對此作一些推論。但我必須說明的是：就像基督徒有時講屬靈的話，有時講屬世的話一樣，解釋地下黨問題也要留意，他們有時講公開的地上話語，有時要講秘密的地下話語。

葉國華是梁振英地下黨領導人       

一、我認為上述梁葉兩個版本是同時存在的。梁振英版本是可以向公眾交代的地上話語，葉國華版本是秘密的地下話語，他的推薦是應黨上級循內部關係的要求，本不應公開。中央當然更相信自己的黨員葉國華，所以真正能夠促成梁振英上位的是葉國華的地下推薦。但葉心有不甘、耿耿於懷，於是憤然向年青人「踢爆」，是違犯黨規的行為，要知道他也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失意者。他們兩人都隱瞞了一半的真相，都是說謊者。

二、我要感謝沈旭暉在這敏感的時刻把葉國華版本供之於世。就憑這個版本，我可以斷定葉國華就是梁振英早期的地下黨領導人。事情起因於六七暴動，英皇書院有鬥委會。那時，葉國華在學友社北角區領導著「輕音樂組」，這個組內有一英皇書院學生阿陸，葉國華把阿陸和灰線的英皇書院學生合組成英皇書院鬥委會。暴動後期，葉國華服從地下黨領導人指令撤出學友社回歸灰線之後，地下黨領導又曾把英皇書院鬥委會從灰線轉回給學友社地下黨員柯其毅去領導。

據柯其毅回憶：他接手時的英皇書院鬥委會只剩下四、五人，為首的高年班學生姓尹，卻又被指是可疑人物，讓柯其毅把他踢走。而阿陸則因參加暴動，被學校懲罰，英文科考試總不及格，而失去升大學的機會，後被指派去中資機構工作。梁振英在暴動期間只有十三歲，大約是讀F.1，F.2，參加鬥委會只可能是「拉衫尾」的角色。柯其毅接手的英皇書院鬥委會沒有梁振英，相信是經葉國華篩選過，把可以升學的，有培養條件的留在自己屬下。可以判斷英皇書院鬥委會是學友社系統的葉國華所領導，而這就是葉國華培養青年梁振英長大的一條線索。

後來的發展，是葉國華所始料不及的，難怪葉憤然向年青人吐露心聲。可以推算出梁振英在中學時期已經加入中共地下黨，葉國華是他當時的領導人。

當然地，據明報報導，葉國華為要掩飾地下黨和自己的身份，也有一個可以公開的地上說詞：就是他創立的智庫顧問公司，獲新華社委聘推薦人選。但總的來說，未見有其他資料說明葉與梁的結識經過。

沈旭暉被葉統戰而不自知       

當香港回歸在即，中央急需用人之際，由黨內部關係向葉要求推薦人材是順理成章的，也可證明葉當時在黨內地位不低，很有權威，並因此把梁振英送上中央。梁的組織關係也從此轉去中央，葉不再是他的領導人了。相信葉當時想也沒想到梁竟會成為現在的香港特首。依照黨的保密原則，規定組織關係如轉變了，有了新的領導人後，與原來的領導人沒有了組織關係，就不必聯絡，如在公開場合碰面也只當作陌生人。沈旭輝大可不必為葉國華抱打不平，責備梁振英的無情無義。實際上他們倆人只不過是按地下黨黨規行事而已。

由於是地下黨的關係，黨員沒有文件證據，「推算」是唯一分辨黨員的最好方法。我的「推算」是從事實根據出發的推算，並不是普通人無憑無據的估計，也只有我這樣的一個具有親身經歷地下生活經驗的人才能從中觀察推算出來。這樣的推算也許不能作為「呈堂證供」，但可把事件的來龍去脈解釋得清清楚楚，離真相已經不遠。

沈文中有許多斷章取義的地方，比如說「一個職位前任是黨員，後任也必是黨員」的說法，我的「秘書長要職必須由共產黨員來當」這一黨內前設條件，被沈旭暉切割了。又比如「單線聯繫沒有證明」一說，並不是我的原話。實在是，地下黨為了保密無論是單線或是小組均沒有留下證據。這都是因為沈旭輝不是地下黨員，不知地下黨運作情況之故。

沈旭暉現正自動地接受著葉國華的「統戰」而不自知。「統戰」有兩個步驟，首先是交朋友，資助送利益階段。這階段是為了得到一個接觸的機會，希望受統對象同情共黨，不批評共黨。然後才是愛國洗腦改造，進而受控為共黨服務。

葉對青年學者沈旭輝的統戰目前只在第一階段，看來其目的已經達到。面對沈這樣有才學，有思考能力的學者，我估量葉國華也不敢輕舉妄動，需要慢工出細活，放長線釣大魚。我想，如果沈旭輝完全沒有甚麼利益需求的話，何必把自己染得紅白不分？　

       

（後記：在漫長的抗衡中共入侵香港的爭戰中，眼看著我所寫的見解、預測、警告，竟然一步步地變成現實，而大多數香港人卻像「魯迅的鐵屋中熟睡的人們一樣，並不感到死的悲哀。」我承認我是敗陣了。我的憤怒和悲傷達致極點之時，昇華為意興闌珊、灰心失望，宣佈罷寫。然而，在回港之行的最後一擊中，我遇到一位年輕的記者，是他親切的一聲「慕姐」把我失神的腦袋召喚回來。他讓我意識到我再不是革命路上的「慕姐」，而是脫胎換骨的民主路上的「慕姐」，鼓舞我在挫折中重新上路，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四月一日 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