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論: 橫柴入灶引發強烈反彈 發牌爭議變成個人戰爭

行政會議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昨日特首梁振英發表長篇說法，而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高調反擊，從兩人講話內容看來，梁振英的說法並未稍減對發牌結果的質疑，王維基披露的一些具體情況，則強化了發牌決定不公平不公正的印象。事已至此，除非梁振英政府能夠拿出使人信服的理據，證明香港電視（下稱港視）在申請評比落後，理應被踢出局，否則梁振英政府應該及早匡正錯誤，使政府和行政會議的聲譽不致再遭損害，事態也毋須因為對簿公堂而使香港付出巨大社會成本。

　

王維基炮轟梁振英 　法律大、政策大，抑或特首最大？

　

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之前，就發牌事件發表約23分鐘講話，不過，他只是重申政府一貫說法：增發兩個牌照已經增加了競爭，行會的決定參考了各種因素，符合程序公義，絕對沒有政治考慮，而基於行會保密原則和涉及申請者的商業機密，政府不能偏離一貫做法，云云。聽過梁振英這番表述，市民卻仍然如丈八金剛，摸不頭腦，因為說法並非理據，只有事實才會提供答案和有說服力，梁振英顯然未能做到這一點。

　

王維基一反低調取態，高調地回應梁振英的說法，直指梁對事態火上加油，又透露港視已經決定申請司法覆核。王維基反駁梁振英的說法甚為具體，例如梁振英表示發牌不會「來者不拒」，王維基則指1998年的開放廣播市場政策，本來就是「發牌並無限制」，只需申請者符合資格、政策等要求，王認為梁振英改變了政策，卻又未諮詢公；另外，王維基透露今年5月接獲政府信件，始知改變政策，不會發3個牌照，但是政府又不准港視修改申請書的內容。另外，王維基再清晰地說，當局就發牌所做的4份顧問報告，港視從未排名第3。

　

王維基昨日提供的資料，由於沒文件佐證，無法證明是否真確，或是從政府的角度，會有另一番解讀，不過，單就梁振英和王維基先後發言的內容，在市民接收層面，王維基提供的情，客觀上起碼使梁振英政府的說法更不可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王維基的反擊，基本上把特首梁振英與政府區分出來，矛頭直指梁振英。例如王維基說，政府若要改變發牌政策，是否應該先諮詢？並進一步質問「現在香港到底是法律大、政策大，抑或特首最大？」另外，王維基還質問是「政治決定、來者不拒抑或個人篩選」，又說「不是一個人鍾意點玩就點玩，如今的做法不合法律，傷害香港最重視的法治精神」，這些說話都針對梁振英而發。王維基這樣的生意人，不可能不知道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現在他不留情面地公開指摘梁振英，宛如把事態視作他與梁振英個人之間的戰爭，情況與社會一貫熟悉的官商倫理和互動，有根本不同。然則王維基為何「去到咁盡」，會起到什麼效果？對事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都值得關注。

　

這次發牌事件折射出來的問題，已經溢出哪一個機構獲牌照範疇，因為觸及了政府角色與自由市場規律的原則問題。王維基質疑政府改變政策，究竟誰說了算，是其一；另外，梁振英政府聲稱增發牌照，要顧及免費電視市場的健康和有序發展，云云。港人熟悉的政府只是提供基建，打造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讓各方參與者依法競爭，優勝劣敗，由市場規律決定；但是今次發牌，政府運用公權力決定參與者的生死，汰強留弱，被認為持續能力最弱的亞視得到保護，條件佔優、主事人最積極、也已實際投入製作的港視，卻被踢出局。

　

事態的乖謬之處，不單使人懷疑港視遭到不公平不公正對待，更使人驚覺自由市場的核心價值是否遭到衝擊，營商環境是否有本質性轉變，香港究竟是法治還是人治等，都從發牌的結果和操作折射出來。這些疑問，或許是許多平日不理會政治的人，都挺身而出表達不滿的原因；事件發生短短5日，並無特定團體號召，而周日上街遊行人數之多，參加政府總部集會人群之，確切反映公民社會感到危機，市民群起自救。從這個角度理解王維基悖乎常理地針對梁振英，會看到不同景象，折射出不少人的憂疑。

　

若政府未能駁倒王維基　應及早採措施解決事件

　

按王維基的描述，梁振英處理今次發牌，操作上大有橫柴入灶（即是「夾硬嚟」）之嫌，這種乖離常理、常規的做法，放諸崇奉自由的香港社會，不可能服眾，更遑論得到市民認同和接受。事實上，事件演變至今，除了連建制陣營也敦促政府交代發牌理據，號稱集體負責的行政會議，成員為政府辯護者寥寥無幾，個別成員即使面對傳媒，也只是敷衍幾句，最值得注意者是百官之首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這個議題上隱形，周日，大批市民湧上街頭表態之前，她只在電台節目談個人的成長和心路歷程，更推介大家聽聽《沉默是金》這首老歌。林鄭月娥這些身體語言，是否表達對時局的態度，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但是以其權位，卻對發牌事件引發的軒然大波，置身事外，無論從哪個角度檢視，都不正常、不合理。此外，行會召集人林煥光所謂「行會成員只是顧問身分，最終決策由特首作出」的說法，也被解讀為與梁振英適度切割，不肯為發牌結果背書。

　

梁振英在發牌事件有陷入眾叛親離之勢，他必須及早處理，一來自救，另方面也不要繼續拖累政府。按目前已披露資料和情，除非梁振英政府拿出可信證據，使市民知道港視真的不值得獲得牌照（其實這是最簡單、直接的做法），否則就不應該以保密原則為藉口，拒絕交代。只要政府拿出資料「擊倒」王維基，則整個議題就會成為過去，王維基即使堅持申請司法覆核，也會成為笑話。若梁振英政府無法回應王維基的質疑，則應該採取補救措施，解決事件，使香港社會毋須繼續在此事上折騰。

明報社論: 梁班子若非唯才是用 變革憧憬將蒙上陰影

近日，圍繞文化局長人選，文化界有不少討論，傳聞候任特首梁振英所屬意司局長人選，有不少阻滯，若屬實，則梁振英能否物色能人幹才協助施政，推動變革，為香港帶來新希望和新氣象，就存在疑問。我們期望中央放手讓梁振英組班，不應以主觀意志強加給梁振英；梁則要堅持用人唯才原則，羅致好手為新政府效力，不應有太多其他考慮，以組成一支有真材實料的管治隊伍。

外行領導內行  許曉暉不適合當文化局長

文化局是梁振英改組政府其中一個重點，原屬康文署轄下的圖書及博物館、發展局的文物保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辦公室和西九文娛區及文藝撥款，歸屬文化局職責範圍，使原本分散零落、與文化相關的事務，在整體政府架構有清晰定位，日後在推動文化發展、制訂策略、爭取資源和與其他部門協調配合等，成為一方政策，而非附屬性質。另外，近年內地和周邊國家、地區和城市，都銳意推動文化發展，加強軟實力建設，日本和韓國的文化產業向外輸出，所獲有形和無形利益都甚為可觀；馬英九在台灣當選連任總統之後，也在政府內閣首設文化部，邀請龍應台為部長，期望她能為台灣的文化事業燒起一把火。所以，梁振英在政府設立文化局，符合內外大勢所趨，問題是他能否物色到適當人選，為推動文化事業開天闢地。

據傳聞，原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馬逢國、當代文化中心總監黃英琦原本都是文化局長熱門人選，不過，最新行情兩人已經出局，現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將會升級，出任文化局長。若傳聞屬實，值得商榷。

馬逢國與黃英琦與文化界淵源甚深，界別人士形容兩人有「江湖地位」，誠然，文化界山頭甚多，由誰當局長，都可能有人另有看法，不過，在文化界「有頭有臉」，乃局長的重要條件，這在文化界有較廣泛共識。許曉暉並無文化界相關經驗，基本上是文化界新丁；文化局長並非只做資源分配，必須有視野、方向和策略，看不到許曉暉有此能力，若由她主持文化局，有點亂點鴛鴦譜之感。

例如，傳聞中，會計界立法會議員陳茂波將出任副財政司長，按其專長往績，由他負責協調工商產業及統籌國家「十二五規劃」、CEPA等發展工作，是令人有所期待的人選；而由長期參與環保工作的原任建築師學會副會長黃錦星任環境局長，由學術以至實踐都早獲肯定和取得成就的理工大學行政副校長楊偉雄出任科技及通訊局長，業界評價都認為深慶得人。當然，陳茂波、黃錦星和楊偉雄3人日後表現如何，還待觀察，但是，起碼他們被認為夠資歷和夠資格做相關工作。許曉暉連基本資格也受質疑，梁振英對此必須三思。

必須指出的是，許曉暉在民政事務局副局長任內，政績乏善足陳，卻獲升級擔正局長，負責一個全新的政策局，連蕭規曹隨的模式也沒有，若梁振英找她當局長，不禁使人懷疑他隆重其事地設立文化局，究竟是門面工夫抑或真的要大展拳腳？

有報道說，梁振英原屬意黃英琦任文化局長，但是個別政黨與她有宿怨，又指她與民主派較接近，提出反對而使黃英琦中箭下馬云云。若說法屬實，則顯示梁振英組班遭受政治勢力干擾，也有一隻手在幕後操縱。

「近親繁殖」不利管治  應量才而用接近民主派人士

另外，傳聞一些局長人選，因為諸多因素影響，使一些局是否由最適當人士出掌，值得注意。例如，被認為較適合當教育局長的張炳良，卻做房屋、規劃及地政局長，教育局則由考評局主席吳克儉出掌，就是箇中另有考慮的結果；而曾德成勉強續任民政事務局長和已經證明力有不逮的蘇錦樑繼續執掌工商及產業局，這兩個局，本已弱勢，未來5年會較容易出事而拖累整個班子，若加上一個文化局，則14個政策局之中，起碼有3個「高危局」，梁班子救火的忙亂程度，可能不亞於現屆政府，如何專心埋首變革？

以民主派和中央的關係，現在中央不太可能接受民主派人士當局長，現實上，民主派的立場，也不會接受任命加入管治團隊。不過，一些理念或歷史淵源與民主派較接近的人士，不乏人才，例如張炳良與黃英琦，從團結最大多數出發，中央不應該排拒這些人，梁振英若量才而用，中央應該開綠燈。香港是多元社會，若管治隊伍靠「近親繁殖」，由同一類人組成，則這個隊伍，首先不能反映社會多元化實質，其次是單一思維的管治隊伍，習慣互相依偎取暖，很難應付變動不居的現實環境，絕對不利於管治。

除了中央要有包容的胸懷，梁振英就司局長人選要本諸一個原則，不應有用人唯才以外的考慮，否則能人幹才會被拒諸門外。若有不合理干擾，梁振英應該據理力爭，好像他屬意林鄭月娥當政務司長，就曾經遇到阻礙，一些政治操作要他接受林瑞麟續任，而林鄭月娥則任財政司長，不過，梁振英堅持原則，終於說服中央，他應該仿效這個做法，力爭組成一支強勢隊伍。未來5年是由梁振英擔大旗，既然他當選特首，就應該放手讓他組織管治隊伍，由他承擔施政的得失成敗，這樣，對各方面都公平。

明報社論: 和解只是手段 變革才是目的

候任特首梁振英到北京接受任命，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接見他的時候，分別提示他要「團結和帶領各界人士」，「加強同各界人士交流，消除分歧的矛盾」，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呼籲大和解、大團結，同一基調。中央期望建制派之間捐棄前嫌，再次團結，為梁振英上台掃除障礙，用心良苦；不過，和解並非靠長官意志或主觀意願就可以達成，和稀泥不會出現真正和解，梁振英必須靠具體政策，讓各方知道他處事公正廉明，絕無偏私，而施政實質見效，則真正的和解就會出現，而且可持續久遠。

3種性質嫌隙  梁振英與反梁人士難和解

中央大吹和解風、團結風，呼籲建制派重新整合，或許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觀乎梁振英與建制派反梁人士扞格的性質，成效難以樂觀。他們之間的分歧，可從三方面討論。

（1）部分反梁人士不接受梁振英，根本就對人不對事，在選舉時，他們拋出所謂「ABC」，即是「Anyone but CY」（意即任何人做特首都可以，除了梁振英），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若他們在選舉之後堅持討厭梁振英，則背後不搞小動作，已經是放梁一馬；若他們公然作對甚或對抗，梁振英也無可奈何。這類反梁人士有多少，無法估量，而且幕前人物以外，還要視乎幕後力量會否放過梁振英，看來，梁與這類人不大可能和解。

（2）部分反梁人士可能準備調整姿態，例如說不會做反對黨，期望梁多聽商界意見，有人則指明法定組織負責人不要都由梁的支持者擔任等，這類人表面上和應和解團結，實際上開條件，期望在梁振英主政下，界別利益仍然得到照顧，甚或是為個人或黨派利益而籌謀。這類人為數不少，不過，即使他們與梁振英握手言和，但是這種以利益交換為基礎的和解，先不說是否「另類不道德交易」，其虛假實質，可以倚賴？

（3）撇除部分反梁人士對人不對事，他們與梁振英之間的分歧，主要在於理念不同，例如梁振英提出要處理分配不公、解決深層次矛盾等重大問題，勢必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現任特首曾蔭權治下的「舒服」日子不再，這個才是反梁人士千方百計阻撓梁振英當選的根本原因。梁振英當選之後，不可能拋棄支持者，順應反梁人士的要求，蕭規曹隨地走曾蔭權政府的老路，就這一點，除非反梁人士接受變革，一同合作，否則他們和梁振英之間，和解空間有限。

綜合上述3點，大概可以得出這樣的理路，就是：梁振英和大多數反梁人士有一個共同點，都想以和解為手段達至目的，而就動機而言，梁振英較單純，他只求減少施政阻力，反梁人士則各有盤算和圖謀。我們這樣概括，並無判斷是非對錯之意，畢竟政治就是這樣，梁振英想有效施政，政客們想得到利益，此乃政治現實，如此而已。所以，梁振英和反梁人士能夠和解，固然最好，要是勉強為之，以什麼「傾掂佢」，實質卻是再一次政治分贓，以利益為基礎的和稀泥式和解，骨子裏卻各懷鬼胎，就根本無意義，更遑論溫家寶期望梁振英給香港帶來新氣象和新希望。

梁振英在這次特首選舉，由民望最低到民望最高，即使遭到最猛烈攻擊的一段時日，他在3名候選人之中，仍然得到最多市民支持，皆因這些市民認同他的理念和政綱，期望他做特首之後，給香港帶來希望和改變，解決深層次矛盾。現實上，按中大亞太研究所今年2月的調查，發現社會有三大矛盾，依次是「市民與大財團矛盾」、「貧富矛盾」和「官民矛盾」，其中官民矛盾首次位居第3位，而且在2008年之後嚴重惡化。社會矛盾之尖銳，深層次矛盾之深廣，已經觸及香港這種社會形態能否持續發展和繼續繁榮穩定的問題，梁振英承諾變革，他固然要努力為之，為社會帶來改變，就其他擁有一定權力的人士而言（包括立法會議員），其實也有責任參與變革，為社會發展前路提供答案。

以具體政策帶動磨合  才會帶來真正和解

過去一段日子，梁振英努力修補與反梁人士的關係，包括上周四晚上與建制派議員聚餐，雖然不少建制派議員未出席，但是梁振英盡了責任，反梁人士以積極或消極態度回應，就讓公泷來評斷了。基於一廂情願難以真正和解，所以我們一再倡議「若要達至真正和解，應讓梁振英透過實際施政，凝聚最大共識，使社會各界知道他的政策絕不偏私，各個界別都會得益，香港經濟得到發展，只要施政實質見效，就會出現真正的和解」。

例如，選舉期間，有人散播梁振英一旦當選，就會秋後算帳、展開大報復云云，這個說法弄得不少人忐忑不安，人人自危，若梁振英推出的具體政策措施，並無報復，對於反梁商家，政策上並無針對，都可以在公平公正遊戲規矩下營商，則對梁振英的成見和誤會，就可以逐步消除。老實說，若梁振英公報私仇，被發現針對什麼人，肯定會引起極大反彈，屆時他只會「吃不了、兜覑走」；反過來說，若商家仍然期望政策傾斜而得益，除非梁振英那麼快就異化，否則，這是妄想了。

「和解只是手段，變革才是目的」，這是梁振英和反梁人士都要面對的命題，若把和解視作目的，則不但治絲益棼，社會也要付出巨大代價。秉持「在發展中改革」的原則，以具體政策帶動，讓梁振英和新政府與社會磨合，才可以為香港帶來變革和希望。

明報社論: 薄熙來印證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政改豈能再拖？

「重慶事變」情節波譎雲詭，就算想像力最豐富的編劇家，大概也寫不出這樣的劇本，但是它就在大陸官場上演。薄熙來一度當時得令，呼風喚雨，曾經是躋身中共最高領導層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他的急速墜落，確切反映中共現體制在黨書記一元領導下，缺乏有效監督，加上法制不彰，形成絕對權力，終而出現絕對腐敗。薄熙來事件性質之嚴重，再一次突顯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和迫切，事關國家存亡絕續，中共要拿出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決心和勇氣，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為國家打造長治久安的政治環境。

王立軍向美國提供資料  內地不可能掩飾案情

薄熙來以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高位，所涉及案件，除了財富、女人等傳聞待證，他的妻子和親信捲入毒殺英國商人，已經成案，曲折離奇之處，可謂匪夷所思。

過去，曾經有政治局委員涉及貪污案（即是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和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兩人的案件，當局調查耗時以年計，相對而言，薄熙來今次涉案，由王立軍闖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迄今，只約兩個月，基本案情已有輪廓，當局在案情發布和相應處理上，也有較高透明度，就類似特大、嚴重事件而言，較為罕見。

內地當局處理薄熙來事件，「快」字當頭，相信與事涉美國和英國有關。王立軍在美國總領事館逗留了24小時，當時有消息說他向美國官員提供了涉及薄熙來的大批資料，也做了筆錄，另外，事件又涉及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即尼爾‧伍德）一條命，若事態屬實，內地當局想掩飾也不可能。

事實上，王立軍被國安人員帶到北京之後，外國媒體就相繼披露了一些消息，事後驗證，這些消息與官方公布基本♣合。若事態已為美國和英國掌握，內地別無選擇，只有依法查辦，試想想，若內地拖拉辦案，選擇性地調查，但是美英手握大量證據，設若美英看不過眼，拋出證據，指摘內地吃案，則中國政府就十分尷尬，國家形象也會重大損傷。

王立軍闖入美國總領事館，客觀效果搗破了一個馬蜂窩，讓過去被視為「黨國機密」的案情，得以曝光。內地當局在處理薄熙來事件，處境或許較被動，但是內地秉公辦理，強調依法辦事，保持高透明度，在國際形象方面，會另有所得。

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與薄家勤務人員涉及海伍德之死，薄是否無關，且待中紀委調查和交代，但是，已經另有消息說，薄熙來被指與大連和重慶其他6宗命案有關連。一名中共權力中樞掌權人物，若接連被指與命案有關，會使人不寒而慄，因為這種殺人如麻行徑，若與權力結合，就太可怕了。

另有消息說薄熙來生活糜爛，與約100個女人有染，其中不乏名女人，包括央視女主播，而谷開來有香港身分證和新加坡綠卡，並已轉移80億元人民幣資產到海外云云。諸如此類的消息，對薄熙來一家當然十分不利，內地當局必須查清，向國人交代。

薄熙來異化不止是個人問題  更是制度問題

上世紀80年代開始，薄熙來在大連、遼寧等地方工作，工作表現獲得肯定，才會上調中央擔任商務部長，在王立軍事件猝發之前，薄熙來主政重慶，一些做法例如「唱紅打黑」雖有爭議，但是總的而言風評仍然不俗，外界一直預期他會再上層樓。由地方至中央，內地於官員升遷，相信有類似香港公務員的「品格審查」，然則薄熙來即使有工作能力，但是個人品格、道德操守若有污點，他仍然可以平步青雲，官至直轄市之首，然後「差一點」就成為擁有最大權力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內地對官員的考核制度，未免太過兒戲了。

薄熙來的異化，有個人因素成分，內地現體制也是主要因素。薄熙來以政治局委員身分兼任重慶市委書記，這類封疆大吏，權力一把抓，他在重慶許多政策措施，容或與中央有不一致之處，但是薄熙來可以我行我素，正好體現「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真義。但是，官員擁有絕對權力，不受監督制約，一旦行之不正不當，則必然走上絕對腐敗之路。薄熙來個人演繹絕對權力使他絕對腐敗，若推而廣之，其他官員也可能走上這條路，若就整個政權言之，絕對權力而絕對腐敗的破壞力就更驚人了。

這幾年，溫家寶總理一再呼喊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在中共黨內，並未得到積極回應，今年3月在北京兩會之後的記者會，他把若不政改，提升到「經濟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文革悲劇還有可能重臨」的層次而論，當時外界不知道究何所指，薄熙來事件發生後，人們才知道他是有的放矢。若薄熙來得遂晉身政治局常委之志，則中國未來路向極不明朗，改革開放會否開倒車，無人可以寫包單。

從薄熙來事件，說明內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刻不容緩，特別是選拔「黨和國家領導人制度的改革」，更加要即時提上議程，因為十八大人事佈局，就涉及未來5年由哪些人領導中國。中共應該從薄熙來事件汲取經驗教訓，徹底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做應該做和負責任的事。

明報社論: 2017特首選舉門檻 須確保真正的競爭

2012年的特首選戰剛塵埃落定，2017年特首選舉的提名門檻又成為關注焦點，然而，社會已有清晰共識：特首選舉的競爭性不能較過去低；必須容許真正的競爭，讓在社會有廣泛民意支持的泛民代表能夠入閘，不作任何政治篩選，這是重要的指標。無論將來的特首選舉門檻如何設定，若以任何理由把一位獲得社會廣泛認同的參選人拒諸門外，我們都不會視之為真普選。

特首選舉競爭性可增不可減  民主路不可能走回頭

香港定於2017年落實普選特首，《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由於「提名委員會提名」已寫進《基本法》之內，故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2017年普選時，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門檻不能太高，不能預先篩選部分有廣泛社會支持的參選人，才讓公眾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

回歸以來，香港幾次特首選舉的進程顯示，對部分人先作不合理的篩選，已不可能為港人接受。

例如，2007年特首選舉，首次有泛民候選人取得足夠選委支持，跨過進場的門檻入閘，梁家傑與曾蔭權的同場較量，更開創特首選舉電視辯論互相質詢的先河。

又如，2012年選舉就更進一步，泛民先有派內辯論與初選，以民調、市民親身投票等方式選出一名參選人，以文明的方法處理派內分歧；至於建制派更有兩名候選人入閘，而且鬥足全場，候選人不單落區爭取市民支持，更各出其謀爭取曝光，甚至互相攻擊，與普選不遑多讓，候選人的民意支持亦大上大落，被視為「假戲真做」。

自2007年開始，特首選舉已處於一個競爭性逐步遞增的過程，這條邁向民主普選的道路，已不可能走回頭。即使在未實施普選之時，泛民也能入閘，建制派內之爭亦非常激烈，到2017年普選時，港人早已預期選舉的競爭有增無減，並且必須是真正的競爭，因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門檻的設定，亦必須服膺這個原則，不能對參選人作無理的篩選。

候任特首梁振英上周曾說，2017年特首普選門檻愈低，參加的人數會愈多，或拉低勝出者得到的票數百分比，他認為若「勝出的得到的票數也不過半」，是要考慮的問題。後來他否認言論是要暗示為2017年特首普選設高門檻和篩選機制。梁振英此番言論隨即引來廣泛討論。

現時社會毋須過分解讀這類說詞，事實上，要在民主期望不斷升溫的特首選舉中，突然加設高門檻及篩選機制，根本是不現實的，只會引來社會強烈反彈。研究政治制度的學者亦早已指出，參選人數眾多以致拉低得勝者得票率並引致認受度不足的情，在制度上已有方法可以避免。

以美國為例，其實參選的不止民主共和兩大黨參選人，但由於美國兩黨制成熟，兩大黨在選前會分別舉行初選，選出最有力挑戰總統者參選，結果傳媒與選民自然會聚焦最有實力的候選人，最終勝出者得票率往往亦能過半，獲得社會廣泛支持。

此外，即使有多於兩名具實力候選人參選，亦可參考其他國家以多輪投票的方式，把獲得最少選民認同的候選人淘汰，讓得票最多的數名候選人參與第二回合競逐，最終勝出者自然會獲得社會廣泛認受。只要是真正的全民直選，制度上自有辦法選出一個獲社會廣泛支持的得勝者。

香港正朝向普選之路邁進，制度的建立必須以促成「真普選」為主要考慮方向，提名門檻亦必須以促進競爭、有利政黨政治發展為大前提。選舉時傳媒須遵守平等報道原則，若門檻過低讓部分「騎呢古怪」人物入閘，只會破壞選舉的莊嚴性，在這情下作出篩選無可厚非，若提名委員會以不民主的藉口把異見者踢走，這種政治篩選是港人不會接受的。

明報社論: 邁向民主或依然軍政 補選試金石還看素姬

緬甸今天舉行舉世關注的國會補選，17個政黨將角逐45個議席，昂山素姬所屬的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將參加這次選舉，昂山素姬亦會參選。選前的緬甸情相當平靜，破壞選舉事件少有聽聞，昂山素姬因勞累而減少拉票活動，倒過來成為選前的主要新聞。對於這個東南亞國家，這次選舉意義重大，一，軍政府是否真心實意允許昂山素姬參加角逐；二，緬甸大選之後，民主步伐會否繼續邁開，朝覑結束軍人專政的方向走去。

西方制裁緬甸  東盟力倡融合

就這次選舉來說，緬甸的變化令人意想不到，兩年前緬甸當局結束對昂山素姬的軟禁，令這位象徵民主的鬥士恢復人身自由；去年11月，緬甸政府修改政黨註冊法，取消一些限制政治組織的措施，本來因杯葛舊選舉法而失去政黨資格的全民盟重新獲得註冊，隨即宣布參加補選，66歲的昂山素姬親自上陣，今年1月底開始，她纖弱的身軀出現在緬甸各地為全民盟拉票。全民盟的政綱說不上激進，實事求是地提出各族和解、修改憲法及推動法律體系，對於現任總統登盛政府，並無全面對抗的意圖。

緬甸由上世紀80年代末悍然軟禁昂山素姬，到今天讓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四出奔走拉票，中間的變化是巨大的。雖然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呼籲對緬甸實施制裁，但緬甸沒有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因為，在西方經濟制裁的同時，東盟堅持保持接觸，使緬甸不至於遭摒棄世界之外。東盟的做法看來比西方的制裁有作用——東盟去年同意緬甸2014年擔任東盟輪任主席，中國及東盟則向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施壓，要求對緬甸提供更大支持。因此，觀察這次選舉的前因後果，必須以國際政治框架審視，否則會出現脫離現實的弱視。

今次選舉意義重大，雖然是45個席位的補選，佔現議會相當小的比例，但由於全民盟的參與，使選舉成為對緬甸現政府的試金石。兩星期前，緬甸總統登盛公開呼籲，要這次選舉是「自由，公正，乾淨」的補選，並說無論勝負如何，所有政治團體必須接受民眾的決定。登盛這番話是緬甸政府的保證，也是對緬甸政府政治人格的背書，若是補選過程順利，沒有暴力及舞弊，緬甸在這次「考試」即屬過關，從而邁入另一階段。

補選焦點人物當然是昂山素姬，儘管長時期遭到軟禁，始終沒有放棄原則，令人敬佩。緬甸的民主進程，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即能達至，但昂山素姬不懈不屈，堅拒流亡國外，連英籍丈夫去世也沒有到英國奔喪，情操令人動容，大大鼓舞了緬甸人民追求民主的決心，也是其他地區追求民主人士的典範。昂山素姬愈遭打壓戰意愈昂揚，在她的著名文章《免於恐懼的自由》中，她指出，任何革命都必須是心靈上的革命，要培養無懼感，「因為一旦被恐懼左右，我們便不是原來的自己」。三言兩語點出一個改革者的務須之本，突顯了她面對國家機器時的無畏。

中美相爭緬處夾縫  選舉結果意義重大

緬甸同時受到國際關注的是，她在中國及美國夾縫之間的走向。中國在緬甸興建密松水力發電站一事忽生變化，緬方去年9月下令擱置，何時動工無期；同一時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到訪緬甸，美緬關係破冰，兩國從對峙變成對話。連串變化，不僅對緬甸未來帶來變數，更對區內地緣政治發展帶來另一重可變空間。

緬甸雖小，但地理位置對中國極具戰略價值，二戰時滇緬公路的修築，便是為了打通海路進入中國西南。近半世紀以來，中國與緬甸關係異常密切，客觀上滇緬公路概念仍在發酵，西方一直認為中國以緬甸作為南部出海之路，尤其一旦南海被封鎖，可由印度洋經陸路入雲南，避卻封鎖之虞。因此，當奧巴馬政府插手南海紛爭，而日本及韓國聯合美國組建另一種形式的圍堵，中國東海以至南海未來可能事端多多，這樣，緬甸的角色極其關鍵。密松水電站擱置，顯示了幾十年的盟友關係出現變化，而此時美國緬甸關係解凍，某程度有挖中國牆腳觀感。這次選舉在中美角力的氛圍下進行，中國傳媒評論選舉少之又少，表面是不欲對別國內政置喙，不排除是不想橫生枝節，予旁人可乘之機。

今次選舉是緬甸內政，世人當然樂觀其成，祝願緬甸大步走上民主路；從國際地緣政治來說，這次選舉可能是東南亞地緣政治的分水嶺，美國勢力或會在選後大舉進入緬甸，成為其從亞洲東部向南伸延勢力的局面。這次選舉牽動的不單是緬甸的未來，更是東南亞國際政治的未來。

明報社論: 高薪養廉成泡影 完善制度保廉潔

前任政務司長許仕仁涉嫌貪污被捕、特首曾蔭權被廉政公署立案調查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事態不但使政務官（AO）神話再一次破滅，廉潔政府也蒙上巨大污點，使市民驚覺高薪養廉只是一廂情願，當官員、特別是職位愈高、權力愈大的官員心存旁騖，藉權力牟取個人利益時，現行機制竟然無法制止。我們認為，社會應該討論如何從政府內部加強監察、政府外部加強監督，以更嚴密和完善制度，使納稅人付出的高薪，盡量養出一支廉潔的公務員隊伍。

社會並無虧待公務員  廉潔政府卻漸行漸遠

長期以來，香港政府要做最佳僱主，公務員所獲薪酬、津貼、長俸等福利待遇，遠優於其他打工仔。納稅人供養超過16萬名公務員，是一項沉重負擔，但是市民基本上願意分擔，因為期望藉此高薪養廉，使政府維持廉潔高效，但是前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被懷疑收取延後利益事件以外，不乏署長級高官退休之後，都受聘於私人企業，工作性質和範圍都與他們的公職有一定連繫，加上許仕仁事件和曾蔭權事件，市民質疑供養公務員付出了那麼多，是否都倒入鹹水海了？

事實上，許多大學畢業生視考取政務官為理想職業，起薪3萬多元，歷年公務員加薪都參考私人機構加幅，公務員到一定職級就享有房屋津貼，子女到海外升學也有資助，其他福利都優於私人機構，例如，絕大多數公務員已經每周工作5天，近期，政府更宣布實施5天侍產假期等，一般打工仔都無緣享有，只得繼續捱世界。

高層官員待遇更優渥，在先進經濟體位居前列，僅次於新加坡。以曾蔭權為例，現在年薪約422萬元，較美國總統高，英國首相望塵莫及，曾蔭權在1967年加入政府，享有舊公務員體制多項福利，有財務顧問估計，以曾蔭權歷年公職收入，即使沒有其他投資，他退休後所擁有個人資產（包括中半山物業），總值最少5000萬元；另外，曾蔭權於2002年由公務員轉任問責官員，他除了即時領取大筆退休金，每月還持續領取約8萬元長俸，可以說，最近10年來，曾蔭權做一份工作，卻同時領取長俸和薪金，長俸更可領到百年歸老。

可以這樣說，回歸以來，市民沒有虧待公務員和高層官員，5年來，連大多數不知所謂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納稅人也默默地供養，所以，高層官員只要循規蹈矩，離開公職之後仍然足以過物質充裕、有尊嚴的退休生活。不過，若高層官員要過奢華揮霍的富豪級生活，以所得俸祿，肯定無法支撐和維持，因此，只要有公職人員不甘於平淡，廉潔政府就有可能成為犧牲品。目前，香港就處於高薪未必可以養廉的境。

這些年來，大小法定機構成為退休高官的樂園，扭曲了法定機構借助專業幹才，在體制外推動業務，以彌補政府不足的原旨，當年許仕仁離開公務員隊伍，出任強積金管理局行政總監，薪金三級跳，當時有人批評他為自己度身訂做優差。至於金管局長期由政務官出身的人把持，享有遠超美國聯儲局主席的薪酬待遇，則更是「政務官利益共同體」的另一個體現了。

我們點出政務官為小圈子利益挖空心思，只是要指出政務官之異化，並不止於許仕仁和曾蔭權與富豪關係密切，而是揭示連公營機構職位也成為政務官退休的搵錢之路，則政務官部署退休後到私人機構任職，就難怪蔚然成風了。若政務官在任時，就為退休後到私人機構部署，還可以廉潔奉公？另外，梁展文申請到新世界集團任職，政府內部一條龍地批准，雖有官員提出觀瞻問題，卻不獲理會，這個事例，確切反映政府內部官官相護、不阻人發達的心態，甚至可能有「今日我予人方便，期望他日同僚也予我方便」的想法。這樣的政風，怎能不敗壞？

高薪既然不能養廉，只能在政府內部，盡量清除官商勾結導致貪污腐敗的土壤，另外，要加強打擊貪官污吏的力度。於政府內部方面，我們建議兩點，首先，由政府做起，不再任命政務官出掌法定公營機構，使政府職位就是政務官公職事業的終結點，成為不成文共識和規定，以端正官場文化。其次，鑑於梁展文事件所顯露政府內部審批馬虎，有關高官申請到私人機構任職，應該交由一個獨立於政府以外的委員會審批，委員會由社會人士主導，公職人員只是輔助角色，以杜絕官官相護之弊。

政府帶頭端正官場文化  政務官勿再掌法定公營機構

至於加強監督方面，除了嚴格管轄特首收受利益，另要強化廉署的體質，例如仿效警隊，由廉署內部人員晉升為專員，減少特首影響甚至操控廉署的機會，還有是成立法定監管機構，防止廉署濫權。

當高薪養廉不可能實現，當公務員團體堅持退休後再就業是基本人權之時，政府只能夠從完善制度入手，包括以近乎嚴苛做法，對應退休公僕再就業問題，以確保廉潔政府不會因此而被葬送。

明報社論: 特區高層相繼涉案 香港蒙污痛心疾首

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昨日被廉署拘捕，成為歷來被廉署拘捕的最高級政府官員。他昨日一整天在北角廉署總部被調查人員盤問，至深夜11時44分坐車離開廉署時，一臉倦容。

前任政務司長許仕仁和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聯兄弟，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被廉政公署拘捕。這是一樁特大案件，因為許仕仁是歷來涉及貪污案的最高級政府官員，郭氏兄弟則是本港其中一家主要地產發展商的負責人，案情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應該作太多揣測，但是涉案人的身分，勢必加深市民對官商勾結的疑慮，而政府高層官員涉案，廉潔政府形象再一次受到衝擊。

曾蔭權被廉署立案調查  唐僭建 許仕仁涉貪被捕

回顧上月中迄今一些事態，特首曾蔭權管治香港7年以來，特區高層腐敗、知法犯法等情事，使人瞠目結舌。首先，前任政務司長唐英年豪宅僭建屬實，正待屋宇署調查後發落；然後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退任後租住富豪在深圳逾6000方呎豪宅，廉署已經立案調查他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加上許仕仁涉嫌貪污被捕；也就是說，過去7年香港特區擁有最大權力的3個人，曾蔭權、許仕仁和唐英年，都涉及不同案件。其中，唐英年豪宅僭建，不涉行賄受賄，性質較輕微，但是已知僭建在唐英年任財政司長期間發生，高層官員若知法犯法，對崇尚法治的香港，也是極大傷害。

曾蔭權和許仕仁現階段仍屬清白之身，詳細情尚待日後事態發展，不過，從已知兩人涉案情節，箇中有極其相似之處，就是他們都與富豪有千絲萬縷關係。

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乘坐富豪遊艇、乘搭富豪私人飛機、本要租住富豪超豪巨宅等，事實說明做了45年公職的曾蔭權，要過富豪級數的生活。至於許仕仁，1970年加入港英政府，前後做了30多年公職，他住的是4000多方呎禮頓山豪宅，愛好養馬，酷愛美食、古典音樂，經常飛往歐洲和日本欣賞歌劇。這是富豪級數的生活質素，而公職人員的收入泷所周知，除非另有收入來源，否則他與個別富豪家族的密切關係，自然使人諸多聯想。

公務人員（包括政務官和公務員）的收入，難以支撐過富豪生活。他們若要過富豪生活，應該脫離政府，到職場拼搏或在商界大展拳腳，賺取億萬家財後過超豪生活，乃憑真正本領得之，若公務人員不敢打拼，卻要過富豪生活，則除了靠手中權力得之，看不到有其他途徑。近年，公務人員退休之後到大企業任職，蔚然成風，而大企業延攬為用，會否涉及「延後利益」，經過梁展文事件，大多市民認定有其事，即使不涉延後利益，但是大企業鍾情退休高官，還不是看中他們在政府工作所儲備的人脈和影響力？

公務員團體以基本權利為由，捍衛退休後的工作權利，但是他們有沒有想過，公務人員有特定條件，退休後到大企業工作，實際上是為公務人員隊伍和整體社會埋下貪污腐敗的基因。市民願意高薪養廉，公務人員卻嫌長俸或退休金不夠，到大企業搵真銀，按上樑不正下樑歪邏輯，目前所知、所見官場疑似利益輸送、官商勾結、延後利益等現象，只屬冰山一角，官場異化程度究有多廣？究有多深？或許出乎許多人想像。

特區政府禮崩樂壞  強化廉署掃除貪官污吏

曾蔭權和許仕仁都由港英政府重點培養，而港英政府極其重視政務官等公務人員的廉潔操守，所以，港英治下的曾、許既然能夠通過品格審查，廉潔不是問題；然則，若在港人當家作主下，公務人員卻不能秉持廉潔自持，而且隱然存在集體異化的表徵和隱憂，實在始料不及。回歸15年以來，香港原有不少優勢已經漸行漸遠，但是相對於內地，甚至台灣，香港的法治和政府廉潔，仍然讓港人可以自豪、自傲，但是近期接連發生的事態，使港人驚覺廉潔政府也漸行漸遠了。曾蔭權治港7年，廉潔政府危如累卵，使人扼腕不已，痛心疾首啊！

2007年曾經同坐一條船﹕當時特首曾蔭權（左二）、時任政務司長許仕仁（左一）及財政司長唐英年（右一）在 禮賓府舉杯祝酒，與一眾嘉賓慶祝新春。詎料2012年，3人分別被查，曾蔭權因被指接受富豪款待及「曾大屋」事件正受廉署調查；許仕仁因涉嫌觸犯防賄條例 被捕；唐英年則因約道大宅的僭建地庫而被屋宇署調查，承擔僭建責任的唐太更有可能面對訴訟。右二為曾太鮑笑薇。

特區政府禮崩樂壞，值得慶幸的是廉政公署堅守崗位，保持獨立辦案。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從制度上強化廉署，使之成為掃除貪官污吏，捍衛香港廉潔的尖兵。我們認為，廉署在體質和職能上，有三方面需要加強。

首先，堵塞規管特首收受利益的法律漏洞。曾蔭權自行制訂「內部守則」，作為接受富豪款待的依據，荒謬之處，曾蔭權已現身說法體現出來，最起碼，特首應受防賄條例全面規管，與一泷公務員看齊，匡正「官職愈高守則愈鬆」的荒謬情。

其次，回歸之後，廉政專員由政務官空降出任，迄今雖然未出現影響廉署調查的情，但是政務官與政府高層關係千絲萬縷，當高層官員涉嫌貪瀆被調查時，處境會尷尬。例如廉署立案調查曾蔭權，社會上不乏曾蔭權應該休假，讓廉署放手查案的聲音；所以，政府可考慮讓廉政公署仿效警隊，自行打造接班梯隊，由廉署內部人員出任專員，或仿效回歸前的慣例，由退休律政專員出任，盡量減輕廉政專員與政務官員的個人關係。

第三，強化了廉署的體質和職能之後，要適當地加強監管。目前廉署只由幾個諮詢和投訴委員會監督，欠缺類似「監警會」的獨立法定組織，政府應該使廉署與警隊看齊，成立法定組織監管其工作，防止廉署濫權。

明報社論: 求大同存大異 梁振英應與民主派溝通

梁振英參選特首，民望由最初的單位數字，逐步攀升至最高超過五成，他與兩名對手民望起落，有各種原因，許多港人求變，而梁振英予人一旦當選，會給香港帶來轉變的印象，是重要因素。現在梁振英當選了，他必須有破有立，才可以最大程度滿足求變期望，然則破什麼？立什麼？在這方面，梁振英與民主派的關係是重要題目，若能妥善處理，則不但可以減少內耗，有利施政，對他挾良好政績參加2017年普選特首，也會起到積極作用。

何俊仁邀約會晤泛民  梁振英應接下英雄帖

梁振英勝選之後，提出分別約晤唐英年和何俊仁，向他們請益，據知唐英年以暫時不在香港為由婉拒，何俊仁則打蛇隨棍上，表示會面不應只是禮節性，他期望組織泛民人士，下月中與梁振英開嚴肅的工作會議。何俊仁反客為主，對梁振英而言，是一個考驗。梁振英應該如何回應？選擇其實不多，他可以仿效現任特首曾蔭權的親疏有別，除非必要，否則對泛民人士敬而遠之，不過，證諸過去數年，曾蔭權這個取態，對施政有害無益；我們認為，梁振英應該本諸求大同、存大異原則，嘗試摸索一條與泛民陣營良性互動之路。

泛民是本港其中一個重要政治力量，這個事實，不以個人主觀意志而轉移，在立法會地區直選，泛民握有約六成選票的實力，漠視這股政治力量，香港政治生態就會被嚴重扭曲；過去到現在，由中央以降董建華和曾蔭權，政治上排拒民主派，導致內耗不絕，事實證明對香港絕無好處。梁振英若要有所作為，應該思考如何正確處理與民主派的關係，他若在這方面有破有立，對推動施政和香港穩定和諧，肯定有積極作用。

事實上，何俊仁昨日在電台時事節目表明，不排除民主黨與梁振英的政府建立工作關係，只要政策對市民有利，民主黨會支持，不會逢梁必反。何俊仁這番話，或許可以解讀為釋出善意，因此，我們認為梁振英應該接下何俊仁的英雄帖，與泛民人士會晤的性質是否工作會議，可以研議，不過，最好並非一次過，而是定期會晤，建立特首與民主派溝通的機制。我們相信，大家都是文明理性的人，只要政策合理，有益於市民，民主派和梁振英應該有合作的空間。

梁振英和民主派溝通，應該毋須擔心犯政治錯誤。前年中聯辦由幕後走到台前，與民主黨和其他民主派直接商討政改方案，連有支聯會領導身分的民主派人士，也可以進入中聯辦洽談，這種務實取態和做法，獲得普遍接受和肯定。當時中聯辦的破格做法，乃本諸求大同、存大異原則，按已知的梁振英與民主派的背景，肯定沒有中聯辦和民主派般尖銳，所以，看不到梁振英不能與民主派定期溝通的理由。

另外，梁振英在選戰後期，曾經提出「實現大和解」、「大家拍住上」，他這個訴求，若僅限於向唐英年陣營發出，與何俊仁和民主派無關，格局未免太細，而若梁振英的思維跳不出死胡同，寄望他開創新局面，或許只是奢望了。若大和解、拍住上廣及民主派，則人們看到改變，社會整體氛圍會不一樣，以梁振英而言，對他會否堅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疑慮，會因加強溝通而較易釋除。

民意牽制政黨議員取態  執政同盟鬆散難再倚恃

面對不少人的疑慮，梁振英強調他的施政重點，是解決深層次矛盾、改善民生，至於《基本法》23條立法，他說不在工作日程。梁振英此說若屬實，看不到他為何不能與民主派溝通，甚至合作。因為何俊仁政綱所提出四方面反霸權主張，切中當前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要害，有巨大民意訴求基礎，若梁振英與民主派在民主進程存在大異，則在解決深層次矛盾方面，不乏求大同的空間。退一步而言，先不說合作，古往今來，當權者「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而興衰的故事太多了，值得梁振英殷鑑。

曾蔭權政府倚賴立法會建制派的鐵票，通過法案，落實政策，但是過去幾年，在選票考慮下，不乏建制派成為政府施政絆腳石的例子。例如，曾蔭權增加生果金但要推審查長者資產、交通津貼一波三折等，都遇到包括建制派在內的議員拖後腿，最終要政府大幅度讓步才解決；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注資強積金的派錢方案，民意極度反彈，建制派不但不敢替政府保駕護航，還加入批評政府的行列。連串事態，顯示這種執政同盟模式，已經不可恃。

另外，今次特首選舉，建制派撕裂，特別是商界對於梁振英而言，更不可靠，即使建制派可以整合，回復舊觀，但是看曾蔭權政府的處境，建制派支持政府施政的能量，已經日見低下。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建制派、民主派在議會的力量消長，尚待揭曉，不過，無論結果怎樣，隨覑雙普選刻日舉行，相信政黨和議員更受到民意牽制，鐵票部隊會愈來愈鬆散，梁振英政府如何確保法案在立法會通過，從而推行政策，是一個現實問題。與民主派溝通，尋求一些共識，應該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明報社論: 黑客愈是干擾 港人愈要投票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舉辦的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能讓港人表達對特首選舉的取態，社會應該鼓勵而非阻撓。若投票計劃真的受到黑客攻擊，這些反民主的黑客應受到譴責，執法當局更應主動調查黑客的身分，把主謀繩之於法。黑客的干擾不但不能阻擋港人對民主的渴求，反而會刺激更多港人前往投票，以表心聲，以抗黑客。

昨日舉辦的民間全民投票計劃原本設有幾種投票方法，市民可攜帶身分證親身到多個票站投票，亦可登入網頁或以智能手機投票，全港年滿18歲的市民都可參與，原定最快昨晚10時有投票結果。投票計劃的負責人鍾庭耀昨日透露，原來投票計劃在3日內4度遇到懷疑黑客攻擊，曾在一秒內有過百萬個點擊，亦有職員的電子郵件帳號密碼被竄改，昨晨7時的攻擊令整個系統癱瘓，網上及手機系統無法投票，只餘親身到票站以紙張投票一途。

特首選舉是香港頭號政治活動，誰當選直接影響香港未來5年的走向，港人絕對有權表達意見，但今年的選舉仍是小圈子選舉，只有1200人有投票權，99.9%港人都無權投票，即使對人選有意見也無法表達。這次民間全民投票計劃，公眾可主動到票站或上網投票，是一個有效、公平、透明而科學的渠道讓港人表達意見。近月各民調機構雖已不斷進行民調，了解各候選人的公眾支持度，但民調對一般人來說畢竟還是「被動」的，沒有被民調機構選中的就沒有機會表達意見，民間投票計劃則能把選舉直接帶到社區，讓港人主動參與其中，是一次絕佳的公民教育機會。

泛民特首初選時，亦曾舉行類似的全民投票，雖然受到部分團體干擾，但事後證明效果良好，公眾反應理想，大大增強了公眾對特首選舉的參與感，候選人的社會認受性亦大大增加，更可變相把特首選舉帶到市民身邊，建立一種真正面向全港市民的特首選舉文化，可說是香港民主進程的一個里程碑。因此，社會應該鼓勵而非打壓這類民間投票計劃。

系統癱瘓了  人心沒有癱瘓

無論這次干擾的黑客來自何方，支持或反對哪一位候選人，其目的就是要阻止人民發聲。這種干擾行動是「反民主」的，與香港邁向普選的民主進程背道而馳，執法當局應該主動介入調查，揪出幕後黑手，繩之於法，而負責全民投票計劃的機構亦應汲取教訓，提升系統保安，避免讓類似的侵襲再次得逞。昨晚的最新發展是，全民投票計劃的時間將會延長至今天，此舉可讓更多有意對特首選舉表達意見的港人發聲，同時亦可向黑客說明，香港人是不會向惡勢力低頭的。

昨晚票站出現人龍，清楚說明一個道理：黑客令投票系統癱瘓了，電腦失靈了，但人心並沒有被癱瘓，人民的意志並沒有失靈。

特首選舉是香港的頭等大事，任何一個有助市民發聲的渠道，港人都應加以保護、珍惜。黑客愈是干擾，港人就愈要表達，面對躲在暗處、心懷不軌的黑客，港人更要勇敢地站出來，以行動擊退黑客的來襲。

明報社論: 候選人論壇 也考驗選委

選委發起的特首候選人論壇今晚舉行，來自各營負責提問的選委勢將再次發炮，延續上周五傳媒論壇的烽煙。由於絕大部分港人都被拒諸選委門外，這場論壇既是對候選人的考驗，也是對這1200名（實際有效選委1193人）有投票權的「特權分子」的考驗。我們期望選委放下黨派之爭，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代表港人提出質詢，迫使候選人交代種種問題的真相。若選委提問時只顧私利互相攻訐，只會為小圈子選舉增添不光彩的一筆，徒惹市民唾罵。

今晚的論壇極可能是選前最後一次三人同台的直播論壇，由於論壇由部分選委主辦，市民無權參與，只能提交問題讓主辦者發問。選舉發展至今，港人大都滿腹疑團滿腔不滿，但苦無質詢機會，今晚，1193名選委有機會當面質詢候選人，絕不可以讓這場難得的論壇再次淪為黨派之間的混戰。

3名候選人都提出了政綱，選舉醜聞更是一單接一單，部分候選人誠信備受質疑，這些全都是港人關心的議題。論壇上，沒有所謂禁區，但是提問者的出發點及態度，卻是這次論壇會否淪為一場鬧劇的關鍵。

選委提出的問題，公眾可以判斷他是在為港人追尋真相、伸張公義，還是在混淆視聽、黨同伐異。互潑髒水只會令小圈子選舉爛上加爛，嘲笑譏諷無助挖出事實，指桑罵槐只會令市民墮進五里霧中。選委必須放下黨派之爭，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直接要求候選人交代事實，協助港人找出真相。

中文大學學者馬傑偉今天在《明報》觀點版撰文（刊A30），談及選舉醜聞的特色，總結如下：「醜聞沒有必然的惡毒，亦沒有必然的正義，正與邪，取決於我們是追求問責，還是為求政治利益而不擇手段。」

這原則同樣適用於選委。選舉論壇是特首候選人的考驗場，同時也是擁有投票權的選委的考驗場，選委追問醜聞，本身沒有必然的惡毒或必然的正義，一切在乎提問者是在「追求問責」，還是「為求政治利益不擇手段」。這一切，無權投票的港人都會看在眼裏，自有公論。

馬傑偉﹕醜聞大觀——從濁水看出社會危疾

選戰醜聞，洋洋大觀。都說要回復正軌，比理念、拼政綱，語音未落，馬上又擲臭彈。黑金濁水，續牌疑雲，甚至傳說要出動防暴隊！一邊說君子之爭，一邊挖泥漿襲人眼目。於是乎，評論嘆息，指選舉淪落，牛鬼蛇神盡出。我想說，媒體揭弊、醜聞政治，是常態而非例外。醜聞有價，能讓公眾看出社會隱疾，正面負面作用兼備，反是港人認清深層矛盾的好機遇，也是社會博弈過程必經的陣痛，讓人反思揭弊亦應有規範有道德底線。

劍橋大學社會學家J. B. Thompson長年關心現代發展與媒體文化，我是他的忠實讀者，讀過他的大部分著作。其風格有點苦口婆心，言說細密不易討好，但每本書都是詳盡透析。他的專著Political Scandal亦如此，上溯「醜聞」根源至中古宗教，下達媒體醜聞至今天的英美政壇，有耐心的讀者可購書一讀。

這段日子，港人受醜聞的密集衝擊，茶餘飯後的熱烈討論、面書短訊的瘋狂惡搞，政治劇比電視劇好看，核心價值的抽象討論，化作深入民心的肉緊辯駁，這可以說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另類全民論政！大家搖頭嘆息之時，也許有其進步意義：建制勢力分裂於眼前，官商勾結不再是傳聞，小圈子選舉的畸形怪狀清清楚楚暴露在權力鬥爭的風眼口。港人雖無選票，樂於剝花生、睇大戲，但正值醜聞蓋天的時刻，總結一下醜聞的性質與效果，未嘗不是寶貴的通識課！

醜聞的規律

Thompson指，醜聞坐上媒體順風車，已成現代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並於美國1960年代investigative reporting揭發數宗大案而生根發展。Thompson以大量案例分析，整理了一些醜聞的規律，套用於港人近月經驗，有助公眾了解醜聞利弊。

他說，醜聞之所以吸引，其中一個主要特徵是曖昧不明。有太多疑點、太多利益、太多漏洞、太多想像，令公眾與媒體「一追再追」。醜聞過後，或有懸念，或真相大白，塵埃落定，大眾淡忘。但回想醜聞之初，正是那不確定性，把醜聞推出台前。唐英年僭建地下行宮、特首租用深圳豪宅、梁振英被指招惹江湖人物，到近日打壓商台以及出動防暴隊的指控，都是由陣陣疑團開始，把公眾引入猜謎遊戲。

醜聞四個階段

Thompson把醜聞分為四個階段：

一，「醞釀期」：不在越軌行為之時，而是揭露指控之初，或由記者追蹤，或由政敵部署。唐英年僭建由《明報》記者發掘，但選戰黑材料從何而來，例如「上海仔」赴會照片，選舉論壇唐營爆料狠攻，究竟是如何細心經營，還有不少陰謀論難以辨識。

二，「爆發期」：由媒體爆料，公眾嘩然，進一步引起質問與反駁的角力。醜聞主角每每否認，希望事件被淡忘，而媒體會窮追猛打，並進一步披露材料。雖然「坦白從寬」是「屎片醫生」（spin doctor）的其中一條「屎橋」，但醜聞往往對當事人造成難以承受的羞辱，因而方寸大亂措手不及。否認與被新證據擊倒，恒常發生。唐英年、曾蔭權醜聞初期拉拉扯扯，最終「認低威」；反而梁振英在眾多醜聞之下，還未有被鐵證擊倒。他是清者自清？還是深不可測、如狼似虎？誰可評說！？

三，「對決期」：各方指控與陳述莫衷一是，必須由正規機制與機構定奪，或有不可置疑的新證物以平風波。此階段或有人問責下台，或醜聞平反，反指造謠者賤。如今，曾蔭權貪小便宜案正由ICAC跟進，梁振英「西九門」由立法會跟進，「上海仔」風波當事人到警署與廉署落口供，唐英年的地下行宮由屋宇署調查……

四，「跟進期」：醜聞是否有價？在於最後一個跟進期！事件是否帶出積極變革，在於對決之後是否有常規化的程序處理。還「無辜者」清白？向「濫權者」問責？繩「出軌者」於法？必須有效跟進，否則醜聞只為選戰，新特首上場而醜聞湮沒於政壇，那就真的是香港淪落。追究、問責，超越選戰限期。就算梁當選，他的「西九門」若真有偏私，可損名聲甚至拉他下馬；若唐僭建有偽造文件，勝出與否，都要追究到底；曾蔭權種種收受利益醜聞，不應輕易放生；同時要引入新規條監察新特首。讓醜聞發揮積極意義，在於追尋水落石出的政治意志與公民訴求。

總結學界對醜聞的四類觀點

Thompson指醜聞為「軟權力的爭奪、名譽與信任的戰場」。政治人物的威信，建基於實權，亦建基於名譽、民望與政團內外的信任。他總結學界對醜聞的觀點，歸納如下四類：

一，醜聞影響不大，事件過去就被淡忘。唐英年婚外情、私生子在射燈下，大家似乎覺得無比重要，過後只當做平常。

二，醜聞有價，在於衝擊人們的道德底線之後，社會重新肯定及強化核心價值。例如曾蔭權醜聞令人珍惜廉潔，唐英年僭建令人再強調法治。

三，醜聞把公共議題變得瑣碎化、娛樂化、劣質化。人們對政事抱犬儒態度——乜都係「玩№」，乜都係權術，這種心態若流行，令公信不足，市民遠離政事。

四，醜聞有打破穩定、挑起爭端的能力。這是好事，引起人們關注，市民投入娛樂性豐富的醜聞追蹤之中，能反思社會隱疾，讓有心人更易倡導改革。

上述四種觀點，各有千秋。但香港的情特殊，近月醜聞有正面作用——引起關注、認識香港的種種霸權、了解大權在握的人正在醜惡地爭奪私利及道貌岸然的商人往往私利重於公益……連串醜聞，給港人一份「神秘禮物」。把這份令人錯愕的禮物，化作長遠的福祉，就不要淡忘背後指向的核心價值，並努力把醜聞推向揭弊與法治的常規。

沒有必然的惡毒  亦沒有必然的正義

醜聞沒有必然的惡毒，亦沒有必然的正義，正與邪，取決於我們是追求問責，還是為求政治利益而不擇手段。挺梁挺唐，以醜聞為刀槍，扭曲新聞專業，指鹿為馬，不顧是非黑白，都是卑劣行為。讓揭弊有道、有益，港人要努力反思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