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文: 假如重頭來過？

李嘉誠說，如果可以重來，他或者會從政。

說完這話，他沒有解釋什麼，好像是很純粹的一種回首前塵的自我檢視，可是我們聽起來又覺得有弦外之音。於是，沒法追問的我們，都興致勃勃從他的說話裏自行解讀，各取所需。

訪問當中，惹人迷思的說話很多，我們這天找了十來人，聽聽他們如何解讀。沒誰知道什麼答案才最正確，但至少我們摸出了，他老人家想在人們呈現怎樣的一個李嘉誠，和人們看到的，又是怎樣的一個李嘉誠。

根據南方報系的專訪原文，

1. 李嘉誠說，香港不能人治。你怎樣解讀這句話？

2. 李嘉誠又說，撤資和地產霸權是笑話，你會怎樣回應他？

劉慧卿

1. 唔能夠人治，我都唔知佢唞乜。一係唔同意，但又覺得現在好多，佢覺得好錯。但佢又好似唔係咁講。我根本唔明白佢講乜，評論唔到。

2. 唔係喎，唔淨止佢，那幾個地產家族都係有霸權。而我都同意部分，政府政策係令佢哋有地產霸權。唔止係依家嘅事，我做記者時，已有議員同我講，咁辛苦賺錢，只為養幾個地產商！

葉劉淑儀

1. 我哋無人治吖，香港從來都是法治，跟程序跟規矩，我唔覺得有改變。

2. （撤資是笑話）佢可以咁講嘅，佢的確比其他地產商globally invested，電訊呀，科技呀，佢都有。（地產霸權是笑話）佢同巿民嘅睇法可能唔同，巿民會覺得地產嘅比重好重，打工為供樓，成世就幫地產商打工咁，尤其雙辣招之前，樓價每日兩三個percent咁升，完全同社會脫節，所以香港人先講地產霸權。地產商自己覺得唔係咁樣，佢哋的確都有貢獻。責任可能喺政府度，如果政府不偏重任何一個行業，咪唔會有霸權可以出現。

田北俊

1. 好簡單，香港以前注重法治，規矩最緊要。人治呢，就似係內地，以前鮋內地，現在內地都愈來愈唔人治。我都有同感，香港反而好像變回十年前的內地。

2. 作為議員，我都做地產，我好同意佢。地產霸權最勁的是政府，晒鱓地，一路以來用公平公正的原則賣地，當然就是價高者得，所以有高地價囉。地產商只是「運財童子」，把錢從巿民手中運到政府，運來運去，當然中間會賺少少。

田北辰

1. 以我的理解，他自己的判斷是以前政府比較依賴顧問報告、程序等，但現在梁振英政府似乎脫離了公眾對此的期望。但這是否人治呢？若只以顧問報告做決定，就唔使有政府啦？但若只以主觀判斷，蓋過專業看法，唔理顧問，咁人懐又會話人治。這是兩個極端，公眾覺得要拿個平衡。但好像限奶令咁，順應民意解決了一些問題，又無人話人治喎。即係企喺飱你那面，就唔會有事囉。

2. 我同意嘅，因為有高地價政策，價高者得嘅原則就會造成樓價高。政府鍾意一忽忽咁拿地出來賣，鍾意控制供應，人們看上去就好似是地產霸權，但不是地產商偷呃拐騙呃地回來，地產商都想要多啲地嘅。

郝鐵川（昨接受傳媒訪問時說）

不予評論。

何秀蘭

1. 我個人好簡單，唔想揣測佢本來是否鍾意人治，又或者他的敵人是不是我的朋友。字面意思，就是要跟程序，唔似得CY唔跟程序，隻手遮天，好似電視發牌咁，完全唔交代。尤其怎可以刑不上特首？佢屋企僭建，現在如何？你叫公務員如何執法？

2. 撤資又真是一個笑話。當時傳得咁行，為何當時唔澄清？我相信，裏面當中一定有商業考慮，但政治形勢也是商業考慮之一。而無地產霸權，更是笑話！這是香港人的悲劇。

戴耀廷

1. 香港之為香港就是香港有法治。現在有些人常把法治放在嘴邊，但實際上卻是以人治換法治。李先生或許是對這些人發出警告。

2. 第二條無意見。

葛珮帆

1. 任何一個做生意的人，都注重一個地方的法治，因為他們要投資在一個地方，最重要是那地方穩定，而要穩定就要有法治。朝令夕改，有人治，就會令投資者卻步。

2. 撤資是笑話，是可以接受的，就算賣了屈臣氏、百佳，因為佢在香港仍有好多投資。佢可能覺得被冤枉。但說地產霸權是笑話，佢忽略了小巿民的角度。對生意人來說，做生意梗要賺多啲，合法就得。但衣食住行都在地產商控制之下，樣樣加價，樣樣賺到盡，不是霸權，是什麼？

李卓人

1. 香港不能人治，就是香港不應有李嘉誠治港！自從他與江澤民第一日勾結起，差不多就以此治港好耐。近來不知道是否江澤民失勢，抑或佢同阿習握唔到手，抑或人哋無住佢間酒店，於是就開始轉指梁振英人治。佢應該反省一下。若佢唔支持人治，係咪支持民主先？咁佢去佔中啦，佢肯去佔中，我就原諒佢咁多年人治香港。

2. 佢話笑話，這根本是風涼話，佢不是受害人。（但他說在訪問裏說地產商也是受害者？）可能因為佢畀人話咗咁耐，覺得自己被冤枉。他好明顯是霸權之最，綜合霸權、多元霸權，零售又係佢，屈臣氏、百佳，碼頭又係霸權，仲有酒店。

沈旭暉

sorry i'm occupied by my wedding and haven't followed news, hope i can help next time.（Congrats !）

姚松炎

1. 制度是香港最珍貴的，不可以放棄，他非常正確。

2. 但對於霸權，他是錯的。地產霸權，政府和發展商都有份。不如問他為何盈動可以不用競投就拿到數碼港的項目？這可以反映他的說話有多錯。

王慧麟

1. 九七前，英國佬殖民管治，法治包裝人治，土豪巧取豪奪，法治是一張包裝紙。1985年Winfat Enterprise一案，從此新界農地盡變貨櫃場，土豪賺到笑，政府拖到1991年才改例禁止，2004年規劃署才有執法權。尊重法治嘛！所以改例改得遲，誰躲在法治下得益，不言而喻；九七年後，政府連包裝紙也不要，遠有胡仙案及人大釋法，近有電視發牌，上有飛主任政治語言解釋基本法，下有貪曾貪湯許仕仁。香港從來都沒有法治，何時轉變了成為人治？乜香港素來唔係人治咩？港督/特首權傾天下，沒有制衡，難道就是法治？

2. 97前，英國佬散水，扶植華資，特別係地產商，壟斷各行各業，華資老闆被捧為商界神話，英資敗走香江。英國佬撤資？怕什麼？有華資頂上。97後，華資景氣不再，中資氣勢如虹，騰籠換鳥，隨時日後獱車搵蜆殼加德士入油，仲難過搵中石化中石油。地產霸權是英國佬扶植出來的結果，但沒有銀行推波助瀾，80年代的華資怎會有米蛇吞象？沒有銀行大做按揭利誘市民上車炒樓，地產商如何資金回籠？地產霸權是果，銀行放水是因，政府高地價是因也是果。誠伯在意地產霸權之負面標籤，因為要佢食晒所有責任，唔公道。但是，為什麼我們不去批評銀行的巧取豪奪？為什麼我們不去奪回屬於我們的金融秩序？今天，「英資」中電賣盤，南方電網入股，融資機構，哈哈，竟然係獅子銀行。九七前，諸殖民地銀行（包括獅子）操盤，捧華購英，成全華資進取各行各業。97後，又係諸前殖民地銀行捧中購華趕英，成全北水南購。香港人不去追究銀行家幕後操縱，反而為他們搞的馬拉松爭崩頭，究竟香港人幾時至願意醒呢？

石禮謙

1. 香港是法治起家。每個地方都不能夠人治。他沒有說香港有人治。

2. 地產霸權在哪裏呢？在最大的地主，即是政府。地價是政府定，樓價都是跟地價；地產商跟條例起樓，條例是政府定的；樓如何賣，也有法例監管。地產商循規蹈矩，唔係強搶土地回來，跟法例做的話，點樣有霸權？

李慧玲

1. 李嘉誠一語中的。香港現在正由一個「不能」的「人」管「治」！

2. 爛gag一個，除了講的人自己笑，其他人笑唔出。

陳健民

1. 李可能不滿CY獨斷獨行的作風。特別是房屋政策出台前未有與地產商有詳細溝通。可以見到，今屆政府相當孤立，一方面與利益集團有矛盾，另一方面又因為政治原因無法獲取民間的支持。但假如政府在房屋問題打退堂鼓，則民怨隨時爆發。結果是落入現時兩面不討好的狀態。

2. 地產霸權在曾蔭權時期形成，它當然是在政府政策配合下才能發生，所以是官商勾結的產品，而不是地產商單方面造成，所以李覺得怪地產商沒道理。在他眼中，誰也不夠CY霸權。我覺得香港很可憐，在地產霸權與行政霸道中不斷輪迴。我相信民主有助對抗這兩種霸權。

陳嘉文: 誰偷走了我的香港？

「佔中三子」早預告，月底會公布第一批參與者名單。這些人大概是專業人士，來自不同行業，中年，甘願身先士卒，表態參與公民抗命，萬一事情發展至政府要強行收拾群眾的地步，這群人自當率先承擔法律責任。以「死士」名之，或者太過悲情，當事人應更樂意以先頭部隊自許。聽說名單出籠了，今日會對外公布，當中有一個名字，一聽意外，她叫陳慧。

陳慧一直低調。之所以，當聽到她名字的時候，就如眾人看溫和理性的戴耀廷倡議佔中一樣，感到一點匪夷所思。九七年六月，回歸前最後一天，陳慧動筆寫下她的首部小說《拾香紀》，一鳴驚人，奪下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書尾頁的後記裏，她說：「城巿的躁動沿著地表傳了給我，我坐立不安，張口卻無言」，於是成就了九七前的香港故事。這天，香港依然躁動，電話裏的陳慧，卻似乎沒有了當年的忐忑。我問她，《拾香紀》後的香港如今怎麼了？她只吐了一句：「我唔見我香港。」

「我的香港」，那是什麼模樣兒的一個香港？陳慧無法從無形的感情中，具體找出準確的字句描述定義。不過，現實就是走了樣。回歸快十六年，特首換了三個，香港頭頂的烏雲久久不散，說好了的民主普選，愈伸手，愈發現難以觸及。

「因為你唔睬我。」

她說，和牧師朱耀明是朋友，隔不久就會見面。年初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後，朱牧隨即舉腳支持，矢言沒有代價的底線。年近七十，朱牧熱血如昔，感染不少香港人，當中包括陳慧。「朱牧很早就跟我提起，說要找幾個先頭部隊，我沒多想，就答應了。」陳慧說得純粹，「有什麼要考慮呢？若到最後真的要坐監，若政府真的要用咁離譜的方式處理，那就接受吧。上豬籠車就上豬籠車，打指模就打指模」。這種事，陳慧想像得到，因為她在童年看見過。六七○年代的釣魚台運動、學生運動，當年的香港人為爭取不同訴求也同樣落得過如此下場。她當時還小，只記得父親自此常說不要搞事。父母不在了，陳慧說她比平常人少了一個參與佔中的考慮，不過，說到底，她認為佔中壓根兒不是搞事。「是『傾』。我們預見，到了應該要諮詢的時候，不會有諮詢。你（中央）再唔同我傾，唔得喎。我們的前設不是為犯法而犯法，而是因為你唔睬我。」正如小時候的她看見保衛釣魚台的學生被捕，「他們不是做壞事呀」。

未曾聽過陳慧談政治論普選，不過對於她願意當先行者，訝異也許亦有點過了頭，城巿的冷暖，她從來就比一般人都要敏感，都要在意。現在的香港，陳慧說，只管上facebook看看就知道，毋須她代言。近來的日子，讓她樂觀向上的是佔領中環，「有個方向，有執行步驟，可見的，清晰的」。

「我有講呀。」

陳慧本來就不是一個激烈的人，她的文章，以本土人的生活小節為養分，從小事寫出香港的小悲小喜。她的含蓄，卻讓她在先頭部隊中格外突出，也更能呼應戴耀廷常強調佔中的溫和理性。甚少接受訪問的她，突然為了普選甘願站在鎂光燈前，是否如陳健民所說，臨界點在前，不能不挺身而出？「我不是企出。我只是一個公民，是一萬人裏的其中一個。只是我比較早表達我會參與。當然，星期日當天（今天）會有記者，但我只當是一個聚會，讓我也聽聽別人的看法。」可是，自此可能變成新聞人物、社會談論的對象？「有討論咪好囉！大家討論的其實不是我，是佔領中環這件事。」陳慧說，事件其實並不如想像中複雜，香港人公民抗命也不是第一次，○三年七一，幾十萬人跨越警察原本規定的行車線遊行，政府也可以拉人，「這樣的話，香港人每次遊行上街都有風險啦」。

陳慧強調，她的決定其實很簡單，香港人的願望也同樣簡單，就是2017年有普選。只是，政府似乎借了聾耳陳的耳朵，聽而不聞，於是，公民如她，就唯有再喊大聲一點，「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電話裏的陳慧提起聲調，「我有講呀，你究竟聽唔聽到唧？」

《拾香紀》

故事由女孩「連十香」第一身說起，寫連家十兄弟姊妹——大有、相逢、三多、四海、五美、六合、七喜、八寶、九傑、十香，還有父親連城和母親宋雲的故事。陳慧在九七年寫《拾香紀》，刻意把時間設定於回歸前，小說一開始就交代十香的一生，由一九七四年開始，至九六年終結。書中情節圍繞連家生活瑣事，記有要事日子，出生、開店、畢業等，大多都與當時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掛，報紙創辦、股巿大跌、大罷工等。連家的故事，其實說的是香港故事。陳慧曾道，「故事是屬於大家的」。

通識導賞﹕視覺抗爭

文 陳嘉文

【明報專訊】新特首上場半年，香港似乎還未有一番新氣象，早些天還有報道說民情差如03年七一前。人人都有一籮筐訴求，住屋、通脹、教育，在這個示威普及的年代，單靠橫額對聯是不夠的，我們更要學懂如何「搶眼球」，加點創意多點變化，在芸芸隊伍中才能脫穎而出，讓大眾和傳媒記得你的訴求。若近日學者提倡的「佔領中環」真會上演，大概也可以向一班藝術系的同學偷偷師，為抗爭搞搞新意思。

示威如何多，政黨還是最有經驗的遊行組織。不過，沒想到它們卻是最保守的一群。曾替不少政黨做橫額、道具設計的榮仔說，政黨的橫額，可發揮的空間其實很小。「他們找我設計的時候，認為你是藝術系的人，又年輕，可以為他們帶來新鮮感。誰知落手做起來，人頭又要大，logo又要大，最後又回到最原始的那種，只能在顏色上微調。」

視藝二年級的Yan Yu說，團體組織做宣傳物有很大限制，尤其它們常顧慮「阿婆睇唔到」，她曾經在一個青年團體幫忙設計小冊子，字體不斷被其他成員要求放大再放大，原本的設計其實都無法實踐，「這是個青年團體，主要宣傳的對象應該是青年，長者其實很少拿來看」。

遊行中展示「空間」

榮仔和Yan Yu，都是浸大視藝校園關注組的成員。去年，一直租用的前皇家空軍基地校園，突然被政府加租逼遷，視藝學生和舊生成立關注組捍衛校園，沒有政黨加諸的框框，發揮空間更大，有份做示威工具的還有寶鋒和Apple。他們曾經在旺角街頭做裝置藝術，路人好奇圍觀，又在七一幾萬人遊行時，在人群中隔出10米乘10米的空間，讓人感受他們所想要爭取的學習空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香港人從前示威都只得一兩道板斧，不是橫額就是直幡，其實示威還可以有很多其他可能性。」就算同樣是掛banner，也可以有不同形式。寶鋒去年曾做過「浸大視藝院 學生救校園」和「政策短視 扼殺創意」的橫額，不過他的橫額雖然雪白無色，但卻十分注目。「我在街巿撿來幾十個盛菜的大發泡膠箱，在底部用天拿水寫字，就能輕易『雕』出橫額，一個箱雕一個字」，把箱串連起來的橫額，氣勢果然不凡。

■慳家道具

自己動手慳得多

每逢立會、區會選舉，四處都看到排山倒海的旗海，榮仔說，大量訂貨的話，每支直幡都要近100元。去年為保衛校園，榮仔與戰友們也要用到大量直幡，不過沒有政黨財團資助，他們都要慳得就慳，於是放棄向印刷公司訂貨，自己動手做，在五金舖買來幼管，再套上人手印製的旗幟，每支不過10元。

■示威新點子

道具互動

寶鋒建議，道具可以走出「只能遠觀不可褻玩」的層次，若能增添更多互動元素，信息可傳達得更深刻有效

事先張揚

榮仔建議，若有意造示威道具遊行，可仿效奧運、世界盃的吉祥物，事先設計、張揚，讓示威以外的人也能接觸到相關設計、圖像，可把信息傳達得更廣泛

■示威藝術貼士

1. 有效傳達信息

．示威方式不能花太多時間，最好在幾秒間就能傳遞信息，例如街頭話劇動輒演幾分鐘，就已經太耗時，即使有路人肯花時間駐足了解，媒體也沒有時間

．要顧及受眾理解能力，一看就明最好。寶鋒說曾經有人建議做雕塑表達意見，但最終被指太難明而放棄

2. 便攜

浸大視藝同學做的學校模型，用木砌成，寶鋒說，其實這件示威道具也嫌太重，可以再造一次的話，他會想辦法造得輕一點

3. 製作簡單

示威通常有迫切性，而且一般要爭取權益的貧苦大眾也能做到，準備時間有限，不可能造一些太複雜耗時的道具，所要用到的物資要少、便宜

4. 搶眼

回歸基本步，示威最大的目的是要引起民眾、傳媒注意，所以示威道具一定要搶眼。不過寶鋒提醒，不能只追求搶眼而放棄緊貼議題，九唔搭八引起的注意也不會長久

■示威進化

榮仔說，十多年前的示威，常見的只有橫額和直幡。回歸後，示威活動愈見頻繁，2003年七一遊行，已見有不少示威道具玩惡搞，如有人戴上「掃把頭」倒葉劉淑儀。直至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苦行、音樂會，也成為抗爭的新形式。

教育局稱大學生平均只須佔用7呎乘7呎的學習空間，指浸大視藝校園過大。關注組成員於是在旺角街頭搭製裝置，劃出7呎乘7呎的空間，安排同學在裝置中畫畫，頭頂還有藝術系同學常用的工具在盤旋，想要讓民眾知道，在有限的空間學藝術是什麼一回事。（受訪者提供）

去年七一，浸大視藝校園關注組造了一座校園模型往遊行。（受訪者提供）

沒有顏色的「橫額」，反而很突出。寶鋒說這個橫額很易，只要在發泡膠箱的底部，用天拿水寫字，就輕易雕出大字。（受訪者提供）

 

七一遊行時，為體現「空間」，榮仔想出用一幅透明膠布隔開人群，是一種概念性強、能營造強烈視藝效果和容易讓人「入腦」的示威道具。（受訪者提供）

（左起）榮仔、寶鋒、Yan Yu、Apple（陳嘉文攝）

幼管（受訪者提供）

 

陳嘉文: 崩落雜誌牆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香港雜誌界人人都識王松柏，他的捷刊雜誌店，堪稱全港最齊貨，

熱門、前衛、偏鋒，王老闆環看擺滿雜誌的四面牆，「這裏有超過二千種雜誌」。

捷刊一星期開足七天，朝十晚七，

不過，隱沒在環球大廈菲傭群落中，除了幾百個熟客仔，香港其實沒多少人會來這裏閒逛尋寶。

於是，捷刊要結業的消息，一直只在兩地微博流傳，「三月尾前要多來一趟」，「又少一個來香港的理由了」。

平板電腦令印刷媒體巿場萎縮是事實，王老闆大半生與雜誌業一同起跌，然而，最艱難的時候，在iPad面世前已開始。

經濟結構嚴重傾側，在只有炒賣能賺錢的地方，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早已失效。

賺來的錢，全拿去交租，王老闆已十年沒收過人工。

為熟客開足七日

踏入七字頭的王松柏，人如其名，精神爽健，腳骨力尤其讓人深刻。捷刊的店面，一百方呎不夠，二千種雜誌陳列有致，沒桌沒椅，他一直站着打點，在雜誌堆上寫單。這是我第一次站足兩小時做專訪。

王老闆早在內地大逃亡潮前，已申請來香港，「我是從東莞搭車出來的，那時候無人偷渡嚟」。不像當年普遍的內地移民看到香港遍地黃金，年少的王老闆體弱多病，在香港的阿姨說，不如來香港檢查一下。就這樣，他隻身來香港後不久，在阿姨的雜誌店打工。「後來，當時的老闆退休，說給我們一年時間接手做，我們搵唔到食的話，一年後就畀錢遣散。」最後，他們搵到食，沒被遣散，王老闆就和另一個拍檔做下去。變成自己生意，依舊簡單樸實，拍檔早已退休，一個人做起老闆來，看不出半點架子。

「少了來香港的理由」

王老闆說，賣雜誌一般用寄賣形式，代理送什麼貨來，他們就擺什麼上架，定價跟足巿價，賣出的雜誌，代理收七五折，他們賺差額。「有些商戶嫌麻煩，怕不同代理來貨重複，就拿少幾間，我懐拿齊七間。」每做十元生意賺兩個半，薄利靠多銷，散客少了，王老闆近年都主要做熟客生意。「軒仔（張敬軒）久不久會來一次，DoDo（鄭裕玲）現在多派助手來，偶爾也會自己來。」「有部分客，上了內地工作，兩星期回港才一晚，也會專程來拿走預早訂好的書，一次拿一兩包，都有十幾廿本。」捷刊店面雖小，仍是有預留不少空間為客存貨，地上有兩三疊用膠袋包好的書，上面貼有訂書人資料，順字母排序。「所以每個星期要開足七日，這批客，部分周六晚才回港，周日晚飛走，過往我們休星期日，幾年前開始都不休息了。」

在香港，有些大型書店也有入口外國雜誌，貨量也不少，不過還是不及捷刊齊全，而且近來也陸續用透明膠紙密封，每每過百元的雜誌，香港的讀者無法試看就要掏腰包，封面如何吸引，到底還是讓不少人卻步。所以，捷刊快要結業，知道的人無不惋惜，北京微博甚至有人說，又少了一個到香港的理由。對於踏進店門的客人，王老闆總個別問要什麼書，愛看什麼書，自己就是一個雜誌導賞員，拿起新書，還會拆封任你看。「不怕，隨便看，看完唔飱心水，無人買，咪退番畀佢（代理）囉。」

賺埋交租零人工

捷刊的店，原本在新世界大廈一帶，一九八七年，寄居的大廈要拆樓，於是搬到環球大廈。那時候的環球，仍未變成菲律賓人的聚腳點。「搬來這邊，多了很多新客，但最近七八年變了『賓場』，就少了散客上來。」「當時，中環未有交易廣場、ifc，這裏至少還有四分一的店舖是做本地客生意，賣化妝品、賣名牌、租CD，鱓人都會上來行下。有間時裝在我們店後面，他們不是賣假貨，衫呀裙呀同連卡佛一樣，但價錢是連卡佛的三分一。每個禮拜有貨到，一開紙皮箱，鱓寫字樓職員就來這裏挖好№。」「寫字樓妹」來淘寶的情景不再，時代變遷，自由行改變香港生態，環球的租金隨着整個香港穩步上揚，「一加租，這些店舖就走，再加再走，走剩我」。捷刊店外，四周九成九是做菲律賓人生意的商店，糧食、仿皮皮鞋、冒牌錢包，「我都很疑惑，他們的生意是否很賺錢，賣十元八塊的東西，究竟如何圍到皮？」

捷刊捱到今時今日，王老闆說，雜誌店從來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當年的租金，一萬元以下，現在四五萬。賣雜誌賺到的錢，畀了租，我就無人工。」人人都勸他不要做下去，但他總笑說「由得佢先」，他不願意讓有心人損失了尋寶地，也讓自己可以為多年的心血堅持一年得一年。兒子不是未嘗過落舖學打理生意，不過最後還是無意繼承衣谰。的確，若艱苦耕耘無法維持生計，還不如打份政府工，至少可以定期出糧，也毋須返足七日如此困身。拖了好幾年，租繼續加，年紀漸大，王老闆最終還是選擇退租，捷刊三月尾光榮結業。

電子化衝擊

專賣雜誌的商店買少見少，印刷媒體工業走向夕陽，我們已無法否認。自從互聯網進駐人們的生活，印刷媒體的傳統經營模式開始受到考驗，起初雜誌商能善用網絡便利，把訂閱雜誌的服務電子化，吸納一批年輕讀者群，當文字內容電子化，實體雜誌銷量就開始受衝擊。平板電腦，更是一場顛覆性的革命。有報道指，美國審計媒體聯盟調查北美二百一十個出版商，有八十七巴仙已實行數碼化，在平面媒體能閱讀其發行內容；去年美國雜誌銷量大跌一成，總量僅及十年前報攤銷量的一半。「呢個行業，真的開始式微。將來iPad那些，再普及多點，雜誌行業跌得更快。」

讀者變 世界變

賣雜誌賣了五十五年，入貨出貨、上架下架，王老闆曾經看見八十年代catwalk雜誌取代了舊式時裝雜誌，也目睹出位雜誌賣了兩期就停刊，雜誌店高低起跌，伴隨有整個印刷雜誌業的興衰。「外國雜誌當然跟潮流走，好像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電腦雜誌冒起，的確風行一時。八十年代中期，突然出現很多catwalk的雜誌，很瘋狂，像《Collezioni Donna》，一本賣成三百幾蚊，每次來貨三十本，其後逐十本逐十本咁補，算是很多。還有一些超長的書，一頁印一張catwalk照，千多元一本，但都有高級時裝公司買來放在店裏，覺得這樣才夠威水。此前的巴黎米蘭，其實仍未有大型時裝展年年舉辦。」王老闆站在架前，舉例地拿起幾本現在仍有出版的catwalk雜誌，的確，多看《Cosmopolitan》、《Non-no》的八十後如我，確是對這種封面感到陌生又新奇。「然後，時裝雜誌的潮流又改變了，《VOGUE》、《ELLE》這類型最多人買。不過，它們的銷量都開始跌了。」又有新種時裝雜誌取締？「整個行業的銷量都在跌。」「新一期的貨都未上架，在iPad、網上已有得睇。」「看看《Newsweek》就知道，去年尾已出了最後一本雜誌，從此只做網上版。」

站在巿場前線的王老闆，看出整個行業在衰落，客人的心態也起變化。早年的客人還有大律師、大醫生，「以前有個在瑪麗醫院做院長的，叫麥花臣，在附近吃完高級西餐，會同鱓大學生呀大教授呀，來買《Little LuLu》、《Donald Duck》這類公仔書來看，在醫院工作好緊張，鬆弛纒」。今時今日，走上環球二樓買雜誌的，還有一批熟客，廣告人買設計書、時裝店買時裝書，「大多是用來做搵食工具」。讀者變，世界變，一店之主也不得不隨着大勢改變。「都無話唔捨得」，王老闆頓了兩秒，「仲會見得番鱓客」。今後，捷刊拜別門巿，王老闆長駐油麻地老家，「只做代客訂貨」。

最八卦﹕《National Esquirer》、《Star》、《Sun》、《Globe》

最八卦的是英美小報和八卦周刊。王老闆說，互聯網還未發達的年代，這些雜誌一出，香港報館的記者就上來搶買，「買回去翻譯，做外國娛樂新聞」。哪本最開放？王松柏拿起《National Enquirer》，低頭靦腆說﹕「這本最少布。」

最另類﹕《Fool》

單從封面的設計，絕對想像不到這是一本關於食物的雜誌。薄薄幾十頁，售價高達二百多元，最新一期早就被搶購一空。

最短命﹕名字忘記了……

王老闆說，他見過的，「最短出鰦兩期就無鰦」。是什麼雜誌？「太短暫，完全唔記得。」

最長壽 ﹕《National Geographic》

幾十年來仍有不少人買。

捷刊雜誌店老闆王松柏（劉焌陶攝）

客人訂閱的雜誌一有貨到，王老闆便會把膠袋包好，根據客人的名字順字母排好，等待客人來取。（陳嘉文攝）

《National Esquirer》、《Star》、《Sun》、《Globe》（陳嘉文攝）

《Fool》（陳嘉文攝）

 

陳嘉文: 什麼史見證香港

本土史專家高添強（陳淑安攝）

香港歷史性地有建築被青睞，志蓮淨苑納入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身在出產地，我們卻沒多少人與有榮焉。

我不知道，我們是歷史冷感，抑或認為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榮耀。

議員未表態，教授沒評論，發展局雖然說支持，不過如何聽下去，他們都像是門外漢，我很好奇，這當中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倒是一個對建築不大在行的高添強，忍無可忍，連日捱更抵夜翻查資料文件，寫了幾千字反擊志蓮的理據，替我們補補課。

香港地，開埠百多年，真可與世遺扯上關係嗎？

志蓮淨苑代表香港？

有報章質疑，志蓮破天荒擠進預備名單，是因為九○年代負責復修的工程師張之平，丈夫是國家文物局的高官。牽涉人事的說法當然無真憑實據，關於世界文化遺產的陰謀論，也並非頭一回聽聞。只是，志蓮的申請，的確讓人匪夷所思。高添強閱讀過志蓮的申請文本，再比對世界文化遺產網頁上列出的要求，結論是「志蓮淨苑不代表香港本地文化，更無法見證香港的任何一段歷史，這樣的遺產與港人何干？」

我以為，世遺都是古蹟，與時間有關，志蓮重建落成十多年，跟世遺根本沾不上邊。發展局多番解畫，提出建築物的歷史長短並不是決定性因素，說世遺名錄上，就有一九七三年建成的悉尼歌劇院，也有華沙作為「重建」的經典。在高添強眼中，每一個例子都是詭辯。「悉尼歌劇院的建築，被一致公認具有劃時代意義，志蓮是仿唐建築，不是藝術創造，而是藝術複製」；華沙更是無可比擬，古城在二戰被眦滅性破壞，華沙人戰後回鄉，悲痛中合力重建家園，這種歷史意義是志蓮所不能相提並論的。

本土史 又有多少人認識？

高添強對歷史如數家珍，尤其對香港歷史研究甚深。他不是歷史系出身，沒正式上過大學。人人稱他為本土史專家，更曾經做過本地大學的歷史系顧問委員，他說，他也曾與普遍香港人同樣，對自己的城巿歷史沒有認識。「我是讀日文的，有一段長時間為日本傳媒工作。九七前，八○年代以後，很多外國傳媒對香港很有興趣，電視、雜誌、報紙。剛出來工作，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是跟外國傳媒介紹香港。那時候，帶他們看香港的景點，好像上環文武廟，他們問廟宇來源是怎樣？唔識答。」自問從小就對歷史有興趣，卻沒有一個問題答得上，「尖沙嘴為什麼有間福德宮？唔知；長洲打醮，咩嘢嚟？唔知。那時開始，我覺得我要做關於香港歷史的事。」

香港開埠百多年，比起很多地方，留下的歷史痕跡都少。英軍登陸初期，住在島上的人數僅幾千，人口能發展成現在的七百萬人，絕大部分都來自難民、移民。香港人即使要追源溯本，追不過幾代，就要在香港以外的鄉鎮再追下去。於是，根深柢固的情懷，要培養才有，可我們的歷史科，沒多少頁談香港史。

保育是我們的走向

志蓮淨苑

這次志蓮事件，讓高添強很困惑。近年香港人的保育聲音愈來愈響亮，偏偏坊間來到今次卻沒多大感覺，就連議員、學者，幾乎沒人站出來說句話，「這到底是香港人的文化遺產」。香港從未有人就世界文化遺產提名什麼建築，志蓮是第一次。「不要說遞表申請，就連提出討論的人也沒有。」世界文化遺產，看起來太遠太高，香港這彈丸之地，真能高攀嗎？「澳門的舊城區已入冊，那是絕對值得登上榜的。」台灣未有，不過台灣政府會定期出版關於可以討論提名的項目，仔細探討。在香港，關於世遺，討論該從哪裏談起，我們手足無措。「我們常常談保育談保留，有時我也很擔心。這幾年，我們聽得最多是集體回憶，要反對遷拆，要保留，就說因為那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若要申世遺 炮台更有資格

高添強說，香港對保育的理解很奇怪。「若保育只為集體回憶，這是很危險的想法，但這正是我們的走向。你看我們的炮台，魔鬼山、摩星嶺，是十九世紀香港史，甚至是世界史，很好的實地教室。」「十九世紀後期，包括現在『有幸』發展成海防博物館的鯉魚門炮台，當時的功能主要不是要防中國或日本，而是要防西方列強。英軍的假想敵是法俄，俄國一八六○年佔領了中國華北港口海參威，發展太平洋艦隊，法國在一八七四年又侵佔越南的安南，而當時香港已發展成很重要的轉口港，於是英國在維港東西入口各立炮台。從這裏就看到世界的形勢，歐洲擴展版圖，imperialism（帝國主義）、colonialism（殖民主義）。香港絕對是世界歷史的一分子。若香港要認真把古建築申請世遺，炮台有資格。」

誰來捍衛上一代集體回憶

龍虎山炮台

可是，重要的炮台，不單沒受過保護，反而不斷被破壞。有一段時期，魔鬼山成為野戰友的戰場，四圍射BB彈；七○年代，又是很多電影喜歡取景的地方，拍爆炸戲、推車落山；區議會更離譜，「九七年說要建一個升旗的地方，在炮台上、堡壘上起了一個很大的石屎台；十年前，又說要建一條樓梯，方便晨運客上山，就疊住本來的戰壕上建」。不過，罪魁禍首還是政府，「對這些炮台，法例沒任何保護，就算拆鰦佢，都完全唔需要知會古諮會」。集體回憶，由我們這一代人來捍衛，但上一代的集體回憶呢？再一代呢？「皇后碼頭有集體回憶，炮台也有，不過都死清了，難道就不值得保留嗎？整個社會，把保育的資源都投放在『集體回憶』。」

而即使集體回憶是保育重要一環，拚死守衛過後，保育的方法又似乎偏離了正軌。皇后碼頭在鬧得滿城風雨後，政府「讓步」「折衷」，順應民意「保留」，「保留」組件，再另找地方重組。不過，拆了件的皇后碼頭，搬了家的皇后碼頭，怎重組也沒可能再是皇后碼頭。連根拔起，生命就完結，保留下來的，徒具軀殼。除非這個地方，已悲哀得只留住沒有靈魂的古蹟，也夠讓我們安慰。「美利樓當年創了先河，在保育意識幾乎等於零的年代，已算是很難得，至少當時有英國人想到把組件留下來。但非原址保留，從來都不可以是保育的一種方案。凡是古蹟，都要原址保留，『原址』不是一種option（選擇），而是必要的基本條件。」

一石 一座砲 政府會關心？

長久以來，香港都是保育的門外漢，政府不見得如何重視歷史建築。香港的古蹟辦、古諮會，沒有實權，在政府的架構裏位置極低。這些年，聲音大了，保育的歷史建築也多了。中環街巿列三級歷史建築，因為它是香港碩果僅存的包浩斯建築；何東花園談保留，政府一開口就說因為它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從建築價值上看，它們當然理應留下來，高添強認為，歷史建築不應單從外表、物料去判斷價值，歷史價值同樣重要，尤其是當保育資源有限的時候。例如何東花園，「歷史價值就遠超過它的建築價值了。二十年代，海拔七百八十八呎以上的地方，出現一座中式建築，還要是非歐洲人所建所住，在對香港華人充滿歧視的年代，何東花園絕對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些觀點都沒什麼人提出，政府都只關心它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所以，高添強覺得，歷史更悠久更重要的炮台，沒人關心都是有因的，「梗係啦，一石，一座炮，當然唔及飛簷斗拱」。

民間自發尋歷史

「港大後面有座龍虎山，你知道嗎？山上有松林炮台，有沒有去過？那兒豎立了說明牌，介紹炮台歷史。」政府是不是如你所願，開始重視炮台了？高添強苦笑，「多得漁護署那些人有心，畀我立！」政府依舊未重視，有心人，唯有從民間找尋方法，保護屬於這個城巿的歷史。高添強身體力行，試過深入研究地區，卻發現最有效的，還是深入淺出、用最簡單的文字把歷史整理，替歷史冷感的我們補補課。最出名是一九九四年寫的《香港今昔》，是不少學校的參考書籍，「據我所知，已印到第十七版」。這次志蓮事件，難免讓高添強失望，民間對文物的知識，似乎未夠保持高度的警覺。「所以，接下來最重要要的，是做更多教育方面的事。」不止為保育工作做得更好，「懂得歷史，知道從前如何艱苦，就明白現在的社會得來不易，人人都多一份包容」，老套一句，世界也就更美好。

耐人尋味的世遺申請

【明報專訊】訪問過後，我在網上四處找資料，試圖為自己的知識填補一點空白。要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究竟要符合什麼要求？官方網頁內，列了十項條件，包括「代表人類天才的傑作」、「表現人類價值重要交流」、「不可多得地見證一種文化傳統」、「標示人類歷史重要階段的建築」等，納入名冊的，必須符合其中一個條件。志蓮淨苑的申請文本，就認為建築物能反映文化交流（重建時聘請了日本建築師），同時能標示歷史（沒明示什麼歷史）。當然，這些條件，對應在不同歷史痕跡時可以有不同演繹，而發展局想必也同意志蓮的說法，所以決定協助志蓮代表香港向國家文物局提出申請。

去年十一月，國家文物局公布預備名單，有志蓮的名字出現。被納入預備名單，其實與真正成為世遺，距離還有多遠？「志蓮主動遞申請，必須由香港政府代表提出，發展局支持，就把它遞給國家文物局，放進預備名單。國家文物局正式向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提名前，要再做一輪篩選，因為每年每個國家只能提名一項文化遺產。」據高添強所知，國家文物局今個月將開會討論，正式提名哪一項。結果如何仍未揭曉，不過前天登上國家文物局的官方網頁，卻又好像看到什麼蛛絲馬跡：預備名單上本來有四十五個項目，減少至前天的三十五項，志蓮不見了。發展局回應說，據他們了解，志蓮淨苑仍在最新發布的預備名單之內。高添強則有另一個發現：名單上，居然出現早在二○○八年成為世遺的福建土樓，真箇耐人尋味！

郭梓祺：（悼六四）兩部禁片——兼論理想與虛無

星期三機緣湊泊，同日看了兩部禁片。

下午看的，是應亮的《我還有話要說》，關於2008年在上海因襲警案被判死刑的楊佳，電影的主角卻不是他，而是他媽媽王靜梅。

電影今年完成，並在韓國全州電影節上映，因公安與國安近日的干涉，一時頗受注視。

晚上看的，是婁燁的《頤和園》，2006年拍成，前段以1989年的北京作背景，探討主角個人愛慾的掙扎，「這一代的六四」舉辦的電影會選了來放映。

雖然二者都是大陸導演的作品，原來錯了，歷史彷彿自有生命力，枝節總在暗角交纏，並一直攀援延伸，斷非人力所能禁制。

同日看這兩部禁片，有意思的正是，《頤和園》講的是在一個富理想的時代，一個女子不理國家大事，只顧個人愛慾的故事。相反，《我還有話要說》說的則是在一個虛無荒謬的時代，一個母親追尋公義的過程。這兩個女性的故事有任何關連嗎？八九年的大學生，現在都是四十幾歲的中年人了。回溯歷史，啟示似乎在於，我們既不應輕視環境對人的影響，以為八九年時所有人都充滿理想，把歷史當作浪漫的神話；也要抗衡更主流那種對昔日理想的嘲笑，將之歸納為天真的夢囈，以為再講理想都是多餘，最重要只是當下的利益。否則，我們慢慢必然會對所有荒謬的事情都習以為常，直到荒謬徹底失效。在這擁抱理想與放棄理想的二極裏頭，我們又應如何自處？

大時代只是佈景

1989年，婁燁剛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頤和園》的主角，正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從家鄉到了虛構的「北清大學」讀書的余虹。六四前後的政治氣候與歷史都成了底色，反襯余虹對愛慾的追尋乃至沉溺。《頤和園》內的民主牆、學運、論政場面，全成了男女主角相聚與分離的背景。最接近六四的，也只是街上零星的火光與槍聲，而那也只限於聯想。這當然與內地的創作環境有關，忌諱只能以曲筆或暗場交代。雖然如此謹慎，電影拍成之後，中國廣電總局還是以畫面太暗為由，不發證明；婁燁卻拿了《頤和園》到康城參展，觸怒當局，電影結果被列為禁片，婁燁也被判五年內不准再拍電影。

論電影，《頤和園》的畫面富美感，電影前半部分描述大學生的宿舍生活、玩樂、愛恨，或因與導演的成長經歷有關，拍來神采飛揚，熱情澎湃。但電影的敗筆可算是音效。配樂太強太密，雖能反映余虹情感之動盪，但整體失於紊亂，騷擾了畫面，也破壞了節奏。余虹以畫外音的方法讀出日記，雖然方便交代內心起伏，但用得過多，又未免嘮嘮叨叨。電影後段追蹤戲中各人在六四後的出路，縱有花果飄零的味，卻未能寫出立體的人生觀，李緹的自殺就更欠說服力了。

生活比電影更糟糕

2008年，楊佳在上海因殺警罪被拘留，連帶他的母親王靜梅也像人間蒸發一般，被非法關在精神病院一百四十三日。雖然她希望幫助兒子，為案件提供更多資料，但中途卻知道了兒子被判死刑的消息，中間的法律程序更教人懷疑。事情自然引人關注，艾未未工作室便為此拍攝了紀錄片《一個孤獨的人》。應亮則選擇以劇情片切入，《我還有話要說》試圖重構王靜梅回家以後，得悉兒子判刑前後的生活，以及她面對龐大司法體制的無力。

論電影，電影拍來克制平靜，開頭一幕也好看﹕王靜梅從醫院拘禁回來，在家中伏案專心書寫。旁邊是個來回吹動的暖風扇。原來因為久未回家，家中連暖氣都壞了，另一人就在她低頭抄寫資料時，於鏡頭前來來回回，在電話裏嚷覑叫人快來修理。由夏入冬，人去樓空，以暖氣的有無交代時間消逝，實在巧妙。但整體而言，部分長鏡頭拍攝的畫面，力量似未足夠。演員的演出有時略覺生硬，對白也寫得太規矩，因而少了實感。雖然是低成本的獨立製作，但我還是希望他能更真實，更具觸覺，影響一時一地以外更多的人。

說話爽朗風趣的應亮在討論會說，在中國拍電影真難，因為作品總是追不上時代﹕電影拍出來之後，生活已比電影更糟糕了。何等準確，又何等悲慘。正如《我還有話要說》其中一幕，兩個穿著整齊的官員，向王靜梅與親友宣布楊佳被判死刑的消息。大伙追問官員，何以當局能繞過程序，迅速判刑。兩個官員說，我們只負責通傳，其他都不知道。王靜梅說，但我還有話要說。官員說，你不正在說嗎？王靜梅再說，但我還有話要說，官員再說，你不正在說嗎？多像貝克特的戲劇。不知權力的源頭，便不知如何辯駁。荒謬的卻是，當局愈是覑重「依法」，就愈是此地無銀，愈教人驚心。又多像卡夫卡的小說。

在縱慾與虛無之上

世事很微妙，在《我還有話要說》飾演王靜梅的演員，碰巧就是《頤和園》的製片人耐安。1989年，大家叫覑爭取自由民主的口號。2012年，國人爭取的，只不過是基本的公民權利，例如公平審訊，不被非法囚禁，自己被對付時家人不受牽連，像楊佳的媽媽，像應亮的親人。這兩種爭取，好像前者高遠而富理想，後者卑微又無可奈可。但難道他們真的沒關係嗎？

《頤和園》其中一幕，有幾個人在酒吧內討論政治。一女子說，重要的是保護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做那閒角的，正是關心中國民生狀的崔衛平教授。由是想到，崔衛平有次訪問台灣學者錢永祥，文章的題目取自錢永祥一本著作，叫做〈在縱慾與虛無之上〉。六四前夕，看完《我還有話要說》與《頤和園》，再重讀這篇訪問，只覺別富深意。在此引錄錢永祥一段精到的話，以為本文作結﹕

「理想雖然旨在否定和超越現實，但它生在現實世界、由氣血之人構思和推動，注定會受到現實的玷染與镟絆。換言之，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我們都有必要認清，理想要靠你自己來經營與發展，要靠你來展示它的價值，而你是時時都有可能錯誤和失敗的。若是輕忽了這中間的艱巨考驗，認為理想主義不過是一件靠善意、信仰與獻身就可以完成的事業，那麼來得容易，去得也快，它往往會以虛無主義為結局。在拙作裏，受到韋伯的擧發，我寫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對於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慾望，縱慾指的便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於人類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於此，縱慾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於一切價值的麻木心態。』在縱慾與虛無這兩極之間，我很盼望能守住一份對於理想的『切事的責任感』。我有義務澄清自己所相信的價值何以是理想的價值，也有義務不要令這些價值淪為虛榮的裝飾品。如果無法如此維護理想，就不如回頭過『平實的日子』，還能保留一絲尊嚴。」

陳嘉文：六四平反路 一走18萬步

五月天，春夏之交，又到了這個敏感時候。

這個時節，若北京的敏感詞，是「天安門」、「木墀地」、「長安街」的話，那麼，香港的關鍵詞，當是「遮打」、「快活谷馬場」、「維園」。

1989年以來，為八九民運烈士，港人風雨不改，每年遊行浩浩蕩蕩步過軒尼詩道，每一步都是悲憤，都是汗水。

若真有一個人，堅持一直走下去，從未缺席，23年來，他已一共走了18萬步。

而這個「他」，肯定不止一人，當中包括張文光。

18萬步的長征，第一步，始於維園。

1989年，數千學生在天安門絕食，李鵬宣布戒嚴，港人披覑風雨，為聲援北京的學運走了第一次遊行。那是5月20日星期天，小島打風，但來維園集會的人數以萬計。現任立法會議 員的張文光，當年「未入議會，什麼都不是，只是個熱血青年」，被委派負責組織支援學運的集會。「那個年代，什麼集會、遊行，有一千幾百人已很巴閉，暴風雨 下的數萬人，甚至其後的百萬人遊行，根本從未想像過」。「打倒李鵬」的口號喊遍整個維園，群情洶湧，他們從維園走到新華社，每人走了3040步（以每 100米約160步計算）。

熱血百萬人癱瘓中環

北京戒嚴第二天，香港風暴過後天朗氣清，百萬人聚集遮打道，當時的直升機鳥瞰圖拍到的中環被癱瘓，每一寸土地都站了人。一星期後的5月28日，響應 北京學生號召的「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150萬人再次擠滿了中環，從遮打道出發，一直往前走，沒有確實的目的地，「一百萬人遊行，我們無法想像領頭的要 走多遠，中環的人才能完全起步。終點？哪有地方可容納過百萬人！」張文光率領超巨的隊伍，沿軒尼詩道一直走，走過金鐘銅鑼灣，走上東區走廊，直至警察通 知，最後一群人都開步了，領頭的已然走到北角，掉頭轉往跑馬地快活谷馬場。這天，熱血的一百萬人，每人走了1萬步。

六四當天，20萬人參與黑色大靜坐，再從跑馬地行到中環，又走了4800步。其後每年的八九民運遊行，從回歸前由中環走到新華社，至回歸後從維園走到政府總部，每年平均走6755步。23年，18萬步，足夠從香港走到廣州，當中承載的，是始終如一的信念。張文光說，往後的日子，遊行或許又會改為走往中聯辦，但無論目的地在哪，每一步走向平反終點的信念，堅定不移。

遮打道路口 十字路上 警民同陣線

遮打道與昃臣道交界的馬路黃格上，當年臨時搭建了一個舞台，作為遊行前集會的中心點。1989年5月20日凌晨，李鵬在北京宣布戒嚴，全港沸騰，參 與遊行的人數，遠超張文光所能想像。張文光負責籌辦當天的集會，把舞台置於十字路口，集會的人先佔據遮打道，然後是愛丁堡廣場、皇后像廣場、舊立法會外及 遮打花園，甚至匯豐銀行一帶的皇后大道中也擠滿人，癱瘓了整個中環。

當時示威者與警察的關係並非敵對，張文光說，當時負責在場的警方指揮官，遇到情緒激動或鼓譟的示威者時，他會掀起軍裝的手袖，露出繫在手臂的黑布 帶，表示同一陣線。而另一個負責整個遊行的洋人警官，其後曾表示來港最感自豪的成就，就是批准逾百萬人遊行的決定，他的辦公室還把遊行當天的鳥瞰圖，放大 後拼貼在牆上，效果相當震撼。

遮打花園 首個集會地 撻覑民主火

1989年5月，香港第一批支援北京學運的人是大學生，由當年學聯的蔡耀昌、陶君行等首先發起，而第一個集會的地點，就是遮打花園。那天5月4日，正是五四70周年，響應的3000多個學生各自從校園出發，遊行至遮打花園舉行集會，聲援學運。民主星火在遮打燃起，張文光說，這個地方很重要，沒有學生當天的集會，就沒有新華社外絕食，也沒有其後8號風球下的示威、百萬人的遊行，和23年來的六四燭光集會。

舊立會 平反六四動議 僅一次通過

最黑暗的日子過後，民主派一直討論如何在香港的議會聲援北京的愛國運動。直至1997年回歸前夕，時任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在馬路後方的舊立法會，提出第一次「平反六四」動議，雖然往後每年民主派都提出一樣的動議，但亦只有1997年這一次經投票後獲通過。當年在民建聯議員離場下，以29票對1票通過，反對的，是議員詹培忠。

大公報舊址 曾出版圖冊 震撼港人

1989年，在六四事件後，大公報曾出版一本《歷史的見證》，圖文並茂記錄八九民運的發展。這書冊在當時來說很震撼，香港人都對大公報十分尊敬。直 至事件稍為平息後，大公報重新「歸隊」，跟隨北京取態，往後每年，當愛國民主遊行隊伍走至大公報報社舊址門外，群眾都會喝倒彩。

文匯報舊址 左派新聞人也悲憤

當年香港不少左派人士不滿北京的做法，李鵬宣布戒嚴後，5月21日，文匯報的社長李子誦等人決定社論「開天窗」，只寫上「痛心疾首」四字，表示悲 憤。這個舉措給社會很大鼓舞，但也讓當時的左派出現分歧。其後，李子誦因此脫離了在文匯報一生的事業。張文光現在回看文匯報舊址，感覺唏噓，當年有風骨的 人離去了，現在只剩下一幢面目全非的大廈。

新華社舊址 學生門外絕食 感動民主派

1989年5月15日，北京天安門2000多名學生絕食第3天，香港有20多名學生在新華社外絕食聲援，民主派深受感動，認為香港的民主派關注的不應只局限於香港事務，於是決定表態支持北京學運。當年，司徒華與張文光被委派來探望絕食的學生，其後決定發起全港集會及遊行。

1989年5月20日，8號風球當天，遊行人數達4萬多，是首次打破新華社外的禁區，4萬人浩浩蕩蕩在風雨中踏上皇后大道東的馬路上靜坐。張文光記憶所及，現為全國政協常委的陳永棋，當年當天亦是靜坐的一分子。

現在，新華社舊址已改建成酒店，酒店後方的小巷厚德里，是當年警察佈防駐守的地方。

跑馬地快活谷馬場 馬會借場 草地爆滿

5月21日的聲援北京學運大遊行，終點原設在香港大球場，但由於群情洶湧，人數過百萬，當時警察建議轉往快活谷馬場，由政府出面向馬會借場。張文光說，難以想像的是，當晚竟也有從新華社來的年輕人上台講話， 表示支持。6日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也在馬場舉行，草地坐滿了人。馬會曾提出要求主辦單位賠償草地損眦，但消息一出，輿論譁然，賠償之事也不 了了之。

維園 結緣六四 始於音樂亭

六四與維園的不解之緣，張文光說，並非始於每年舉行燭光晚會的足球場，而是音樂亭。

「當年是一個的涼亭，是石造的，有5根柱，圓頂，是很多社會運動的起點。」1989年5月20日星期天，8號風球，涼亭下照常舉辦《城巿論壇》，節目完結後，距離聲授北京學運的集會時間尚有2小時，港台工 作人員相繼離去，涼亭對出空地仍有很多人站在暴風雨中。原來他們都不是看《城巿論壇》的人，而是來自新界偏遠地區、等待集會的巿民，老的、幼的。還未到下 午3點的集會時間，維園已坐滿了人。張文光說，原先的口號設計，是「李鵬下台」，至集會正式開始，左派的程介南，爬上長梯打算發表講話，張文光沒想到，程 介南也嫌「下台」未夠直接，第一句竟就喊「打倒李鵬」，然後，台下4萬人跟覑喊這四個字，一直喊至走出維園，到新華社的馬路上靜坐時，也未有止息。

民主女神 死而復生

現在每年維園燭光晚會聳立的民主女神像，雖受萬人敬仰，命運倒是坎坷的。

當年北京的20多名學生，用4天趕製神像，於5月30日運抵天安門，夤夜裝嵌，引來數以萬計的人圍觀。當時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發表聲明，指聳立女神像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6月4日鎮壓當天，女神像與千百個學生同被坦克粉碎。

兩星期後，香港學生仿製女神像，千萬巿民往維園仰望，卻因為後來無法申請永久地方安置，被摧眦長埋地下。

其後，支聯會再重新做民主女神像，在每年悼念六四期間展示。2010年，一個華人在美國做了達6.4米高的女神像，送運香港，支聯會將之放在時代廣 場「六四事件」攤位展示，卻被食環署沒收，一度被「扣留」，至當年6月4日前「獲釋」，在中文大學願意接收前，亦掀起一場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