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清田: 中國走出去的人文缺陷

道光皇帝自鴉片戰爭後還懂得問「英國在哪裏，聽說是女人做皇帝」，現在中國官員無人問「香港是什麼」，不知不問、以無知為全知。百多年來， 「香港」已遠遠逸出中國的認知範圍，自行進入現代世界文明，姜恩柱王光亞才說「香港是難懂的書」。如今舉國上下似已全知，簡單把香港全包在中國的無知裏定 性。這種「以無知為全知」的思維模式和決策方式，往下可能也會把現代世界全包在中國傳統的無知裏定性，主宰天下。

500年的現代化改造世界政經社會和人類，以「以個人實體為基礎」的民族國家為群落單位。香港意外自主創新現代性（現代性 = 個人實體性 + 事實為primacy +由下而上形成、具獨立生命、自由運作的institutions），百多年一路走來，形成一個佛教東來後唯一外來文化DNA和中國文化混成的新政經生 態、社會和文化、群族。

「一國兩制」粗糙任性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在撥亂反正（這方面早早半途而廢），而在以實用主義由一種均衡轉移到另一種均衡。實用主義的四支柱，第一是中西方大局「不 變」（反毛澤東論斷，一方面認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世界不會朝戰爭大變；另一方面是階段熄滅，不必為這兩方面作準備）；第二是（「不變」中的）「變」，另 闢開放改革戰場，求內外突圍；第三是（「變」中） 以「矛盾（言文）統一」維持「均衡」，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矛盾便以言文合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國」與「兩制」矛盾便以言文合成「一國兩制」；第四 是「韜光養晦」，不爭霸、不挺強出頭，儌天之幸（長期）維持「均衡」。

「一國兩制」原已粗糙任意任性，再經八九六四一轉轍，到2003二轉轍、8．31決議和白皮書三轉轍，這次深圳聽旨受訓，中國示範國內60多年 來一脈相承的錯誤模式。如今鄧小平這四支柱全毀（俾斯麥的小日耳曼後來不得不變威廉二世的大日耳曼）。這不但是中國對香港（和台灣）的問題，而是中國對世 界的問題，是中國走出傳統天朝與現代世界的關係的問題。

現代世界的平民大眾較平等共同擁有民族國家，取代傳統上承於天、絕少人壟斷的集體主義權力和資源（原始宗教、皇權神權及政教合一）。這個人文歷 史轉型是一個「走向未知未來」的盲鬥盲摸索過程，期間古今內外各方各層的正反元素混合如基因重組，奇蹟與災難共生共存，成敗跌宕反覆。天堂與地獄之間的決 定因素之一是群族的自覺自知，這包括（1）文化上服膺「我」之外的客觀性和客觀規律；（2）認識和決策前事先實事求是、預計（和尊重）問題和風險；（3） 事務進行過程中開放冷靜順利準確反饋和調整；（4）事後不論成敗務實檢驗和檢討、總結經驗。

知識體系四層保險

這4方面合成的自覺自知政經文化，代表現代性的「我與他者的主觀客觀相對平等多元自由開放理性實用」，是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必備特性。英國在西方 文化中具有較完備的自覺自知政經文化，而且由哲學到社會實踐形成4層保險的知識體系，從而產生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

德國和蘇俄是歐洲現代化的後起者，發揮本身內部的優勢和後起者免於創新的龐大代價的「落後優勢」，在對手英法下降時，在工具理性的科技、經濟及 軍事快速追趕（像現在中國），初見成效即開始忘其所以，科技、經濟與軍事「硬實力」結合「軟實力」文化想像服務，「軟實力」想像為科技、經濟與軍事「硬實 力」服務，形成上天下地、無限無垠的全面「綜合國力」，完全沒有自覺自知的4層保險；只有局部現代性的「綜合國力」大幅超越英法時陷入唯心本本主義替秋大 夢，崛起、爬頭、掉崖。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皇朝/國家，成功「脫亞入歐」，也只從工具理性的科技、經濟及軍事「硬實力」看現代化，把「硬實力」接駁到「前現代」無 時空限制的傳統文化想像，為「萬世一宗」主體性服務，完全沒有自覺自知的4層保險（到現在還不知自己有沒有錯、錯在哪裏）；無限無垠、只有局部現代性的強 橫「綜合國力」又為本身和人類帶來浩劫，受歷史懲罰。

中國可能是人類最後、最大的一個傳統社會等待現代化。現代化和現代性意味結構改造、重構中國早熟人本主義、天下及萬民一人所有、一人上承於天觀 照萬民，動搖天下觀與世界觀、「人」觀、生活道德美學、生存觀和身份認同。200年來，中國古文明再生的幾條路線跌宕起伏（復古、「中體西用」自強、西 化、東洋化、蘇聯化、現代化、天朝復活），在在可見中國走出去的4大人文缺陷（欠個體性、欠「他者」概念和多元觀、欠集體自覺反省及制約、欠外在於「我」 的實體性自主體制）。中國現在仍處於十字路口（跟500年西方現代大方向vs跟「前現代」大方向）。

由滿清拒絕接觸西方、無求天下，到中體西用自強運動、康有為、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資本主義，到毛澤東的一面倒向蘇聯和鄧小平的局部開放學西方，到 今天習近平的「中國夢」，都是一脈相承的「以我為主」天朝本本主義，最終要「唯我」看天下、睥睨世界，沒有一絲開放思想反省中國5000年文化在現代世界 的問題（看到也是「世界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問題在世界、不在中國，中國沒問題」）。

內部沒有指標

中國欠自覺自知，內部無指標，200年來無數次失向，迄今沒總結經驗。30年開放改革因有香港及海外華人及國際指標，回歸以來宗主權下香港標杆 漸失，海外華人及國際指標也順大勢潮流；中國「以我為主」由黨政官擴散到「新興工商中產」及草根全民，把反右、大躍進和文革帶向國際舞台，實現天朝天下 觀。

香港像中華的飄零花果，百多年跟上了現代世界的主流，給了中國很多對比參考，往下還可以提供更多給中國觀照。中國200年千方百計、不惜代價也 不能西方/現代，事實上跟也言談上說不跟，30多年實用主義是把古今中外政經文化元素以某種適當比例混合，開放改革是在事實上與言談上的不跟與跟中創出奇 蹟，如今初見成效即「以我為主」，1978至2013年的30多年古今中外政經文化元素發某種比例混合，可能因中國走向唯心本本主義而陷入德日崛起爬頭的 老路。

香港（和台灣）真是上天眷顧中國和世界的賜予，讓香港扮演中國走向現代世界的檢疫站，驗出人文缺陷和由「統戰」走向「極左」的病毒，但中國不珍惜這「民族真正和平崛起、成為人類可敬的一員」的歷史機遇。

中國五千年來迄今內部沒有這種檢疫站，要建也建不起來，香港（和台灣）無間臨時搭建起來，中國卻要行使主權強拆。

周日話題﹕中港人文差距﹕人擠人時，你視旁邊的人是人或是物？

文__洪清田

人擠人危急時，你本能上會視旁邊黑壓壓的陌生人是「人」或是「物」？

9‧28時，10萬人自發上街擠向金鐘地金鐵站、馬路、天橋、行人路，像潮水中的水珠人貼人，每個人都本能上 視旁邊的陌生人是「人」，讓出極稀少的空間，live and let live，形成那一刻生命共同體。專業訓練有素的武裝防暴隊列隊攻上來、催淚彈射過來，人群奔逃後撤四散，幾十碼外休整、叫口號、再慢慢圍攏起來、向前推 進。四方八面幾條「戰線」，一波波攻攻防防、自發自成動態秩序；12小時、87顆催淚彈，示威者沒有一起人踩人死傷悲劇。

是奇蹟，但也不全是偶然。

一個後來坐下被捕的退休媒介朋友說﹕去示威區是「走出來做個自由人」，我說更貼切是「走出來做個人」——自視是一個「人」，也視「他者」是一個「人」，大家live and let live，在這個共同空間中，以「個人實體性」為基礎，形成一個群體、一個共同生命。

八九六四到現在20多年，二三十次10萬至50萬人的示威遊行，常是人擠人，呼吸也困難，都沒人壓人、人踩人；最長時間是2003年七一「迫爆維園」那次，30多度毒太陽下，50萬人潮大部分在銅鑼灣各街道打蛇餅四五小時，自成秩序，連（當時）警察也很輕鬆清閒。

一剎那間 我是「生命」旁邊是「物」

人踩人的死傷悲劇可能是那一剎那間，人只想到「我」、我是「生命」，旁邊是「物」、阻住我逃生的「物」，務必極速排除掉；人人視「他者」是「物」，人人被視為「物」，人人變「物」，拚命互相踐踏、逃亡。

除了客觀環境（如場地建築斜坡濕滑等），或許就因這小小、微妙的「人文觀」（我與「他者」都是「人」、不是「物」，我與「他者」是「人與人」的關係）決定了電光火石剎那間人的本能反應行為（人人給旁邊的「人」小小空間、少發點力極速推開旁邊的「物」）。

死 傷悲劇能不能化險為夷，或者就在這人人的一念之間。像排隊，人人有這麼一念共識默契，從本身做起，讓一讓、忍一忍，人人自發自成秩序，相信公正、有效，形 成的體制（institution），取得群性社會（mass society）矛盾之間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沒有，就只能靠森林法則、原始野性和膂力（或三者組合）；悲劇也不成為悲劇。

但一念共識須是人人的、自願自發的，人人 的一念之間共識是一種文化（「文化」定義﹕共通、共遵和共尊的意識與知識systems of assumptions），極難建立、建立後又極難改變，要不要和怎樣建立和改變是人類永遠完成不了的存在性課題（existential issues）。

文字發明7000年以來，人類在混沌世界中突飛猛進，努力找尋和建構虛虛實實的自己，做「人」（個體與群體），但極少部分 時代先行者自己做「人」卻把「他者」作為「物」，「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係，群性社會喪失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又抗拒改 變；他者「非人」反抗，也要做「人」。人類文明就是一個「讓更多人成為『人』」的過程，在「我」與「他者」之間反覆返折騰。

西方先是原始宗 教和哲學宗教，繼而封建皇朝、城邦和中世紀政教合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啟現代化和理性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及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興起。每個階段，少部分時代先行者承諾讓更多人做「人」，但初見成效卻把「他者」作為「物」，各階段前後重疊漸變和新舊組合，重複「我」與「他者」是「人 與物」的關係，以及他者「非人」的反抗。

5000年高壓控制 自發秩序即生悲劇

中國5000年到1919年才由天地人合一的 類宗教的皇權皇朝，突變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nation-state），再由資本主義大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30年的知識災難、科學災難、文化 災難、政治災難、人文災難的false starts，都摸索不到現代化的本意旨趣、方針路向。開放改革撥亂反正，如今初見成效似又故態復萌，藉着開放改革學西方和現代的成效的物質條件，躍躍欲 試偏離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人文觀」，要「走自己的路」，不講「西方中心論」和本位的「現代化」，從「人權」、香港和台灣開始否定有所謂的「國際標準」和 「普世價值」。

這次上海外灘慘劇，一個成因是民間自發大型活動，而非十一和春晚之類的官方活動。中國5000年是高壓或懷柔的控制式、規劃式社會國度，沒有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institution），沒有「有形之手」便生悲劇。

不 能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中國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和正常國家和國民。上海和香港百多年來同是西方侵入中國的國恥傷口，但上海租界只是行政、關稅和治外法權 較不同，政經社及文化一直和全中國融為一體，香港則自成一完整體系及社會，如今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大陸旅客和學生常問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動自覺 排隊，而大陸不論政府怎樣軟硬兼施搞運動和宣傳都成效不彰。

這是百年計的香港和上海、中國和香港人文差距。歷史的反諷是﹕香港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卻被中國判為不正常國民（或「不（似）是國民」）。

周日話題﹕《白皮書》是「五千年文化復興」芻議

文×洪清田

陳文敏說「《白皮書》是第一次正面衝擊香港法治」，言輕了。

《白皮書》是雲端天降「以法治國/施政」的「暫行」、「意見書」式聖旨，如天羅地網罩住、包裹香港的「法治」，不是「衝擊」而己（「衝擊」是把香港「法治」當「實體」，中國根本沒當（不懂當）一回事）；不單罩住、包裹「法治」，而是整個香港，以至台灣，一如罩住、包裹中國大陸13億人，擴張下去可能罩住、包裹西方主導的世界，和「現代世界」比高下。

《白皮書》是「五千年文化復興」芻議初稿，把《基本法》換上幾千年流行的聖旨敕書的現代版，不是「奉天承運」頒詔指令，而是很有系統、很強邏輯的「超現實」（回到「前現代」）理念論述，天衣無縫、天經地義自我合理和自我道德正義，宇宙洪荒的真善美都涵攝其中。

有別於中國山寨版的「以法治國/施政」，香港（較）正版「法治」（rule of law），是以語言文字把現象變成人造的真實、條文和邏輯系統；條文由生活習慣和人民立法形成，自成完整「法治」理念體系和職業專業產業；「法治」體系有實體性，獨立自行運作，以最公正、均衡（justice, equilibrium）調節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虛（秩序與認同）實（權力與利益）關係，維持公信力（credibility）、秩序（order）和多數人自願接受的正常狀態（normalcy），人人各安本分。

這些「法治」的DNA體系，由原理到結構與運作規律，不單與中國法家式的「以法治國/施政」背道而馳。法治和政治及經濟，都是西方近百年輸入中國的理性（分析性）概念，在中國傳統中，講的是天道天理奉天承運「統治」，法治和政治及經濟都是等而下之的枝末瑣事，沒有它們本身的實體性。

「中國文明」「現代文明」對立

200年來經大清、民國到現在，由千年昏庸沉睡到極右極左，由「前現代」到「類現代」和「超現代」，整個「中國文明」仍和現代法治和政治及經濟概念，相距千百年。由香港開始，連線台灣和海外「炎黃後裔」，中國正力圖把「中國文明」和「現代文明」對立起來，爭朝夕，更爭春秋。《白皮書》以天朝天下為論述，號召香港（和台灣）歸隊，共創天朝天下，可能和現代人類社會反向走，現代化愈走愈遠。

要認識現代化，須從500年前開始；要認識中港差異，須從天地初開開始。

舊約聖經裏，上帝因嫉妒祂創造的子民不認上帝、信拜別的神，發怒，連降大雨，發洪淹沒世界，剩下挪亞方舟上的人和生畜動植物；之後，上帝可能有點悔意，和子民訂了一個不可取消的協議性誓約Covenant，一邊承諾永不再發怒發洪水，另一邊承諾永遠只認、信、拜上帝。

這種「掌權統治者與無權被統治者」之間的Covenant關係和精神，西方文化一直傳承，但具體形式千年來大變。中世紀時，基督教神權、政教合一秩序和教會神職內外系統性變質腐化；掌權統治者自我神聖，只容無權被統治者順從和信拜，今生人人按安排活着為來世做準備，喪失自由思想權利和能力；由經院內部引爆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開始由農牧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現代化轉型。

1911年之前，中國由天子到庶民百姓互相依附，沉迷於詩書禮樂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天人合一的天朝天下境界，單元一統、同心同德，官民不會分際、見外，訂什麼協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可能是第一次學西方較理性介定官民關係。《白皮書》像是Wrath of God，擺明要單方面取消《基本法》這Covenant。律師又一次上街遊行，黑衣靜默喚停。

1911年前幾千年，中國天子對天立誓，不會「與」臣民庶民這些私天子私產訂協議/誓約；1911年後學西方資本主義民主，但有名無實；1949年後（大陸）「超現實」，共產黨以不斷改變定義的「人民」之名專政，代民作主，實現烏托邦式的「人本人道人文」主義，號稱超越西方主流資本主義民主的「真民主」和「真自由」。《基本法》可能是中國（大陸）歷史上第一次，掌權專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訂，台灣民主化下新的官民關係相輝映，為中國千百年官民關係的轉型示範規格和指標、座標和路向。香港的精彩，不單是商貿政經法治管治行政廉政教育，而是文明轉型的規格和指標、座標和路向。

西方幾百年現代化中，知識和意識、權力和利益鬥爭換回人本人權人文新秩序和政經體制，法治（理念和體制）銜接宗教神學和俗世社會，以其獨立實體性運作，和其他政經體制一起維繫社會和國族。如今「掌權統治者與無權被統治者」之間的Covenant關係和傳統顛倒，原本無權被統治者也翻身做主人，掌權者降為「公僕」（不再稱「統治者」），Covenant精神依舊。民主制度中，權力來源於主人，主人授權予「公僕」，授權有期限，定期檢驗。

不知香港已不是華洋雜處舊社會

西方始創和主導現代化，軟軟硬硬傳遍全球，以商貿、工業化和金融衝擊各地農牧社會，東西方又戰又和，一起經歷由傳統到現代生死存亡的生活和生命轉型，個人和群體無一倖免；東西方結下血海恩恐情仇，中國幾乎亡國亡族亡文亡民。

現代化是人類千年來的最廣泛、最普遍、最根本、最徹底的文明蛻變，源於西方，東西方同樣新舊生命交替，同樣撕心瀝血，痛不欲生。東方現代化更多一重「外來強加」的恥辱和痛楚，新舊生命交替和內外生命交替縱橫交錯、游離不羈，反反覆覆。中日韓各有不同的「儒家文化圈現代化」之路。日本150年前開始，但迄今只現代化了一半；亞洲最完整現代化的可能是南韓（除了以色列）。

中國200年未完成轉型，是否開始、往下能否上正軌和路向也說不準。香港另一條路，香港政經管治行政法治廉政教育都居世界前列，剩下民主化未完成，算是「類現代化」。

30多年來，《中英聯合聲明》要消弭60多年港人幾番洪水的記憶和餘慄，以及中港千百年「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基本法》直接中港起草，還煞有介事上上落落諮詢。但無論中國（自認）多努力，處處都可見中國看低香港、錯看香港，不必要地自折騰、自討苦吃。

中國／中共百年來，向（極）左轉，從傳統皇朝加革命教條出發，按「解放內戰中對中國社會、上海洋場和國民黨官商學精英的方式」看香港，錯看歷史垃圾堆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香港，輕視、蔑視「香港（中國）問題」，不知香港已不是百多年前中國那種華洋雜處舊社會。中國只用經濟城市的「繁榮安定」遏抑和引誘港人，反而是香港人一反百年的實際，突然「虛」起來，講政治民主法治公義，跟西方現代化和現代性；100萬人、50萬、70萬人。

《白皮書》是無上無限權力者將歷史、《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自由閱讀和詮釋，在人兼神職的全知全能全權和「天理天條」靈光的映照下（像摩西十誡），按目前的組織和操作需要，一步步隨意加加減減、扭曲和轉移概念，擰扭乾坤，順理成章應用於當前眼下的現實需要，無不大義凜然義。60多年來的幾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無不如此。

那些由權力意志和主觀宏願主導的觀察方法和理解方法、系統性邏輯思維和決策模式，可以施之中國、香港和台灣，也必可以施之對外國際，都是自我合理和自我道德正義的天衣無縫、天經地義理念論述，宇宙洪荒的真善美都涵涉其中。

《白皮書》寄望復興天朝天下

《白皮書》是中國5000年不變的原始宗教式全知全權全能全德一統天下，200年幾經大反覆大變，30年來放棄「類宗教」的馬列毛，思想真空中回頭民族主義、文化主義和傳統主義，寄望於復興天朝天下，以我為主介定「新世界秩序」（不是「世界新秩序」）。

百多年前德國和日本追趕英法時，也是這種思路。據說戴卓爾夫人說中國沒能力、（therefore）無可能「主導世界、帶動世界、威脅世界」。她不明白，古文明中國沒能力也要試（百年來興亡繼絕懸一線，對西方對日本，中國如不這樣「唯心主觀唯意志大宏願」，救亡不會成功）；大躍進和文革也是以「超主觀」和「超限戰」跟「客觀性及客觀規律」對着幹。

農牧傳統社會是感性holism思維和決策，「做」不是先考慮能不能，而是「要不要（應不應）」；現代工業社會「理性思維」（把問題holism multi-dimension分層縱橫分割，逐塊逐片對比更替交易取捨，再重新組合成新整體），做不做先計投入與回報和成功率，計得失；沒能力不做。這是四五百年前後農牧vs工商的人文轉型，但兩種文化形態及DNA並非截然分割，而是混合和均變或突變過渡，長期互滲。彭定康和中國鬥了幾年回去寫的《東與西》，觸及這些，努力要進入，但未大進入。德國和日本都因傳統社會holism和現代理性間的過渡而出事，禍延世界。戴卓爾夫人不知其然和所以然，intellectuality有限？或西方不可能了解東方/中國？

中國往何處去，世界往何處去？細讀《白皮書》的觀察方法和理解方法、系統性邏輯思維和決策模式，以及天衣無縫、天經地義的理念論述，或可見端倪。

廉政危機﹕「貪與反貪」基本課

文 洪清田

執教：湯顯明

對象：廉記、香港和中國

「愛國愛港」這特首條件是「常識」，不能寫成法律條文；「愛國愛港」不是法律條文寫出來的。同樣，「肅貪廉政」也不能寫成法律條文、不是法律條文寫出來的，健康奶粉和幸福生活也不能、也不是。「常識」活在人心，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香港的「肅貪廉政」，不（單）靠文字規例，超越文字，進入人心和自我意識、群體身分認同和美學道德，形成一種「現象」（phenomenon）；文字不外「現象」的局部總結和表述。

中國這「文字文明」，幾千年一直迷信文字，於今猶烈，天上人間一切想像得到的美好、完美，只要寫成文字就等於主觀願望成為客觀事實。

百多年香港比中國實事求是，唯物客觀，不會以為寫成文字就是「常識」。「肅貪廉政」寫在香港人及群族的心中，「常識」真正落實在生活和工作上，超越港式成功的標準。

歪打正，湯顯明的「嚴格守法、以法治港」，進入肅貪廉政的條文體制之外的廣大「深層次矛盾與問題」的內容，告訴廉記、香港和中國，廉政的成敗可以和文字完全無關，「廉政點止條文咁簡單」。

但如以逆向陰影論，湯顯明正在幫中國一個大忙，證明「香港沒什麼，不外如是，名過其實，露餡見底，岸涯自高、顛倒中港從屬關係，到了盡頭」，邏輯結論是﹕「現在輪到中國來教香港怎做了；香港自己不行，中國教，有什麼錯？」。

一）

湯顯明（迄今）沒犯法律條文，犯的是港人心中、生活和工作上的那把神聖的尺（「常識」）。

廉政公署四十年來遍遊世界各國傳授肅貪廉政秘笈，但都是管治與行政部門技術官僚的法律條文和操作性「技」，循例上到人文內涵、精神和靈魂時都只是「應試式」依書直說，不知內裏底蘊，不能有機結合理念與現實，拿不到港人心中的那把尺。從這角度而言，湯顯明犯事，不是ICAC的「例外」，而是「正常」。

這次湯顯明意外現身說法，有機結合理念與現實，從反面生動活潑展現「什麼是貪/不是貪、怎樣從生活中發病和傳染、怎樣反貪」，逐一上到「法規體制、人文內涵、人心認同」三層面，揭示港人從不加深究的三層之間的有機關係。近百年香港忙於成功應用中西方Best of Both Worlds，十多年來受懲罰，承受Worst of Both Worlds。

湯顯明對廉政公署的最大傷害，不在於他的「胡作非為」，而在於他的「廠佬行狀」。中國對湯顯明和ICAC這個Hong Kong Institution的最大傷害，不在於像對另一個Hong Kong Institution RTHK那樣要改造它的思想感情和行為，而在於對ICAC疼愛有加、爭先恐後要學習它、親近他，河水井水互通有無，「古井」茅台灌醉了他。

（二）

ICAC是世界最SOPHISTICATED神奇機構，根本不應出現在地球上。神話中的專員不單位極人臣、嚴肅正直，而且眉精眼企，誰會想到湯顯明（據報）那樣，慣常遲上班、不開會、打盹、囤酒、送禮、收禮，賣小聰明拆單報帳，特權自己批自己。

神話中ICAC上上下下赴湯蹈火，人人身先士卒，專員不輕發言，但發言必一錘定音，足為天下法；這次出事之後，他任由全港媒界鬧爆也不出來面對責難。和內地官員打交道時，他好像幾十年來入大陸的某些香港（和台灣）小廠主；面對責難時，他連一個台灣里長或香港街坊首長也不如。

十多年前，來CPU開會討論的官員中，我較好印象的是林鄭月娥和湯顯明。那時政府和官員由過渡前到過渡後一直在中英港政經文化湍流中跌跌撞撞，令人不忍卒睹；出問題不承認，常反駁說「你們（外邊）不明白政府的運作的」（十來年後已戒這本能反應口頭禪），往往引來新一輪社會反彈，又是一番灰頭土臉。林鄭月娥和湯顯明除了講政府規則和政策，多了一個角度從社會大眾及媒介看問題，比較能談到點子上。不論正反，十多年來他們各自有比較完整的形象，這次湯顯明卻好像變成幾個湯顯明，反差大，互相矛盾，合不成一個完整形象。

他一生在AO精英世界為官，跟對了主子，也算一員猛將，怎會明擺耍小家子的小聰明？他較少脫離社會現實，怎會不明白港人對ICAC「視如己出」、大眾對「廉記神話」四五十年累積和凝聚的期望？怎會不懂ICAC光環及專員桂冠要怎樣戴才似個樣（扮都應懂得扮）？他明顯處心積慮「經營」關係網絡，浸泡於中國官場文化，有所圖，但不圖成千上億的延後回報或別的，只求「貪過癮」？他懂用ICAC神話資產「忽悠」大陸（當政協時發言呼籲有系統組織學習香港廉政），但為什麼不珍惜羽毛，反而露出那麼多低級漏洞？哪一個才是「湯顯明」？他上位是對是錯？從哪個角度看？

（三）

對應ICAC這曠世第一的反貪倡廉機構，他這首長的反差委實太大，如今在最險要位置「倒米」倒得那麼「低莊」，令人納罕，他是怎樣上位的，又紋風不動足五年；政府怎樣了？（剩下審計署正常運作？）ICAC怎樣了？那麼多廉署內部諮詢委員會怎樣了？香港怎樣了？

更大的問題是，中央對他的委任是實質委任，三四十年來中國聲稱（也委實竭力）確保香港肅貪廉政絲毫無損，但中央對貧與反貧明白多少？明不明白香港肅貪廉政是怎樣來的、怎樣運作、和中西古今文化和社會政經有什麼關係、怎樣處理這些關係？為什麼五年視越軌異行為「正常」？由廉政而整體管治、政治和社會、文化，中國理解什麼才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戴卓爾夫人說中國不認識香港、管不了香港，果真不幸而言中？

貪污瀆職是「公/私、權/利」之間的不當行為，假公濟私、以公謀私，遍及生活和工作中的每個環節，搗亂了「公/私、權/利」之間的均衡（equilibrium）、公正（justice）及常態（normalcy）。生命在於活動，個人及群體的矛盾和利益的結構和運作，以及相應的均衡、公正及常態不斷起變化，正當與不當不斷重新介定和調整，過程中有大量空間給人有意無意間上下其手。貪污瀆職如細菌病毒，源於生活、毒害生活，但也是生活所免不了；肅貪清廉最終在授受雙方和全社會人心與自我形象，要從生活及人心出發和回歸生活及人心，但終也不能完全、徹底杜絕。

（四）

中西之別，是西方肅貪廉政一如政治和管治，不太願意太深入干擾個人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私人空間與自由（中國文化稱「人心」，西方視之為個人和上帝的關係）及私產，肅貪廉政主要在俗世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原理原則、邏輯規律」，以及「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原理原則、邏輯規律」的「人文內涵、文化價值、精神與靈魂」，不太願涉及「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西方最大恐懼是「公」權膨脹及濫權傷及「私」的自主，公權要分割和互制，不容組織體制極權和封閉。

中國沒有個人個體，正反意義上都是公私不分。肅貪廉政一如政治和管治，上述「法規體制、人文內涵、人心道德」三層面並舉，主觀願望是完全、徹底杜絕，但「具中國特色」，三層全從屬於單元一統絕對權力及體制，天子一直通天、一人上承於天，替天行道，以天地人合一的人心道德凌駕法律體制（孔慶東說香港的法律文化是次級文化，比不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體制只是工具，愈大權封閉愈見效。用現代人文標準看，這是「舉國反貪、一人全貪、層層分贓」，成為幾千年來歷代天子皇朝國體的不變主軸，到1911年改國體，但餘緒連綿，「革命尚未成功」。

香港面對同樣貪與反貪這老大難題，四五十年前走出自己的路，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東西人文基因竟真的結合和異變而成新品種，創出新模式的ICAC。麥理浩和姬達不知怎的冒險犯難，頂住英國法治傳統（解釋不了即入罪）和政治及行政壓力，引建制外一點學生「反貪污、捉葛」社會運動力量入政府，不顧香港華洋商界和紀律部隊的反抗，成功改造警察和紀律部隊、整個政府與官場，以及整個香港社會的「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

英人殖民如工業生產，特色是「利益為目的、體制為工具、知識為指引、當地為資源」。香港創出ICAC奇蹟，變不可能為可能，也非完全邀天之幸，而是借助香港的人類學研究，從「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探討貪與反貪的各種課題，四十年來成功把「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原理原則、邏輯規律」、「人文內涵、文化價值、精神與靈魂」及「個人及群體風土人心、信念信仰、身分認同及道德美學」三層面有機一體連接，又有靈活空間，可以調節個人與群體權力及利益的正反矛盾與競爭，形成社會共識和官民互信，臻於官與民、民與民之間的「均衡（equilibrium）、公義（justice）、常態（normalcy）」自由秩序。

肅貪廉政成為「香港文化」，人人從生活及人心出發和回歸生活及人心，成為港人自我身分認同的一部分。

（五）

「創業難、守業更難」。八十年代香港「九七問題」出現時，廉政和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人權成為港人的焦慮和訴求，現在連廉政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文化、精神與靈魂」及「人文價值及道德美學」三者各自內部及之間的無數環節都不知不覺中開始鬆脫，在最不起眼地方出現的「蝴蝶效應」。

如果壞事可以變好事，湯顯明大出港人意表、近無厘頭行逕的最大貢獻，第一是從ICAC可以看到香港的「第三種中國大陸化」（第一種是明言按中國標準改造，第二種是敲敲打打、納入「正軌」，第三種完全肯定，放手獨立自動，還虛心學習，但在中港共識和良好願望中，中港DNA交叉感染和異變），從而透視中國對港的「換血換心」國政，或有助更正中國對港政策的系統性和軌。

第二是認識貪與反貪和廉政是什麼東西、中港認識和行動有什麼分別，反貪廉政和社會形態有什麼關係，香港怎樣成功和運作，從而層層折射中港政經人文之別，香港廉政會怎樣在中港融合中受創蝕，怎樣防微杜漸。

第三是從認識廉政到認識整個管治、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什麼，中港差別多大，百多年來香港與中國（內地）處於什麼相對位置和階段，香港與中國共同面對什麼廉政和管治、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問題和課題，中國怎樣拒絕問題、香港怎樣「先行先試」問題，走出去、和世界接軌，踐行和初步完成「世界化和現代化」，率先繁榮安定、長治久安，甚而創出世界奇蹟。

第四是將香港與中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共同問題和課題引入「一國兩制」，作為「一國兩制」的內容，以普世標準界定「一國兩制」中的中港關係，中港一起學習「第一種世界化和現代化」，認識香港的價值，中國應怎樣、香港應怎樣，中港成為同道中人，一起貢獻香港、中國與世界及其現在、歷史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