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老林：從《新晚報》復刊說到報業經營

6月19日，周二。《新晚報》復刊，傳得沸沸揚揚；一星期前，本報便報道，身兼《大公報》社長及《新晚報》董事的姜在忠親口承認有復刊意願，看來這份跟讀者一別十五年的晚報，重出江湖指日可待。

光輝歲月一去不返

《信報》作者林天悟6月18日發表了一篇詳盡的評論，以資深傳媒人的獨到眼光，對一旦復刊將以免費報模式經營的《新晚報》可以怎樣定位，在已「超飽和」的免費報市場別樹一幟殺出血路，提供了一些甚具參考價值的意見。

《新晚報》在香港九七回歸同年停刊，集團將之歸因於市場變化和資訊發展導致晚報市場萎縮；換句話說，停刊乃經營困難下無可奈何的決定。然而，林天悟以傳媒人的 觸覺和對行業的熟悉，認為自負盈虧能力並非有內地資金作後盾的傳媒機構在本港市場進退的首要考慮，政治因素以至中共高層的立場取向，才起關鍵作用。這一 點，留待識者討論。

老畢感興趣的是，在《新晚報》退出市場的1997年，香港回歸適逢亞洲金融風暴，恐慌夾雜希望，本港經濟見頂卻未急瀉。不過，單以報業而論，光輝歲月於回歸前已開到荼靡，行內競爭慘烈汰弱留強，一個城市容不下那麼多份報章，印報紙等於印銀紙的風光日子，早已一去不返。

《新晚報》計劃東山再起捲土重來，令老畢想起曾經看過的一些美國報業掌故。1918年，由波士頓到紐約到克利夫蘭，報業機構一家接一家關門大吉，理由不外製作 成本急升廣告收入「插水」，虧蝕纍纍無以為繼。然而，跟林天悟認為《新晚報》停刊有商業以外的原因一樣，這場發生於一世紀前的美國報業危機，後世傳媒學者 的看法是，報紙老闆投入資金，賺錢與否屬次要考慮，辦報的首要目的是搶佔輿論陣地，以意見領袖姿態發揮政治影響力。此等無形收益，令報紙老闆不會輕言離 場，無利可圖便「摺埋」。在這種心態驅使下，報紙可以於兩種情況下持續經營：一是賺少少（marginally profitable）；二是蝕少少（marginally unprofitable）。然而，百年前美國那場報業颶風，所到之處「屍橫遍野」，一下子摧毀了多份大報。經營者棄守離場，原因十分簡單：辦報既非 marginally profitable，亦非marginally unprofitable，而是蝕到「阿媽都唔認得」（unsustainable losses）！

報紙五年內消失？

《新晚報》九七停刊是否有政治原因，老畢無從置喙，惟該報在「停刊啟事」中所列的兩大理由——市場變化和資訊發展——放諸十五年後本港的報業生態，只有更恰當更貼切。

美國南加州大學安納堡傳播學院（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旗下「數碼未來中心」（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過去十年每年皆公布互聯網發展對各行各業影響的調查。今年1月發表的報告作出了一項估算，不出五年，美國大部分主要地區的印刷日報將從市 場中消失，僅剩《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報》數份全國發行且具環球影響力的報章仍會出印刷版。

有買貴無買錯？

這雖然只是一種估計，惟收費報章市場急劇萎縮，放諸四海皆為不爭的事實。香港情況大家有目共睹，但就如林天悟所言，以本港國企、親中機構和零售業集團的廣 告，足夠養活任何一家媒體。此說有多準確，留待熟知報業經營狀況的論者評價。老畢所知的是，根據美國報業公會（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AA）的數據，經通脹調整後，美國報章廣告收益，由1950年的200億美元增長至2000年的635億美元；同年見頂後大幅回落，2011年廣告收益 之微薄，為1950年以來所未見。換句話說，報業用了五十年把廣告收入從200億推上635億的巔峰；由峰值635億重返「起步點」200億，卻只花了十 一年時間！

有趣的是，在經營困難廣告收縮的二十一世紀初，不惜以高估值收購報業集團，雄心萬丈不為數據所動的傳媒大亨比比皆是。梅鐸控制的 新聞集團（News Corp.）2007年以56億美元買下《華爾街日報》和道瓊斯其他媒體資產，成為一時佳話；同年，McClatchy以45億美元收購Knight- Ridder，以及地產起家的Sam Zell牽頭以82億美元「天價」收購後來走上破產之路的The Tribune Co.，俱為「高位接火棒」的經典。

今天回望，梅鐸、Sam Zell這些「老狐狸」的確有點聰明一世。然而，在交易進行前後，像李小加為港交所（388）以往績市盈率180倍收購倫敦金屬交易所（LME）辯護那 樣，高呼「物有所值，有買貴無買錯」（Expensive, yes. But well worth it !）的論者，着實大有人在。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高位接貨，自然就有人高位出貨。說到眼光奇準、時間拿捏妙到毫顛，非加拿大湯森集團（Thomson Group）莫屬。這間由家族控制的企業，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開始逐步出售旗下一百四十多份報章，2000年前基本上做到一份不留，套現至少24.4億美 元。湯森把出售報業所得投入電子媒體生意，重點拓展市場數據供應，並在梅鐸等人收購傳統報紙前後，於2007年大手筆購下路透集團（Reuters Group），在非印刷媒體和數據供應領域大放異彩。

湯森何以如此「神」？說來也沒有什麼稀奇。集團發現，其報章出版業務的邊際利潤從1987年的33.9％，降至1997年的17.6％，管理層認為繼續戀棧報紙生意，有百害而無一利，遂決定退出報業市場，轉戰電子媒體和數據供應，結果證明這個決定正確不過。

邊際利潤不過不失

老畢翻閱了本港數家主要上市中文媒體集團的年報資料，以最新一個財政年度股東應佔溢利除以營業額，計一計其純利率（net profit margin），發現低者5％高者約18％，跟本港報業全盛時期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當中收費報章為純利作出多大貢獻，亦須進行更深入的查證。然而， 作為一個粗略的參考，香港報業集團現有的盈利能力，足以令幾家財力較佳規模較大的出版機構繼續玩下去。可是，南加州大學研究所作印刷報章五年內消失的預言，美國香港都可能適用。與時俱進，仍是生存的不二法門！

畢老林: 振英登基梁籌先行 兩制質變腐蝕金融

3月25日，周日。C.Y.登位，由寫在牆上的答案，變為落在地下的塵埃。狼，真的來了。

本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上月提出的唐籌股vs梁籌股概念，在外資行手上發光發熱，花旗上周五便按此脈絡，比較唐籌梁籌選前一周的股價得失，當中優劣，從【附圖】可看個一清二楚。值得補充的是，在特首提名階段已公開撐唐的地產王國中，新地（016）上周發生了高層遭廉署扣查事件，而恆地（012）則業績遜於預期，把唐營中具代表性的股份上周全線「淪陷」，盡數跟政治扯上關系，似欠公道。

老畢認為，唐梁兩陣在股場上的交鋒，從梁籌股的角度觀察更具說服力。由陳啟宗、羅康瑞兩位高調支持C.Y.的商家領導的恆隆地產（101）和瑞安房地產（272），上周股價跌幅似有還無微不足道，非但遠勝一眾唐籌股，跟恆指以至外圍相比亦明顯跑贏。港股和歐美過去數天因憂慮中國經濟而遍吹淡風，若非投票尚未進行結果已寫在牆上，股價預先反映梁氏上台勢在必然，恆隆、瑞安這兩大業務重心早移內地的梁籌「鐵膽」，選前表現壓倒唐籌之余還超港勝美，卻又何以致之？

自特首選戰揭幕那一天起，丑聞、黑材料、白色恐怖接踵而至層出不窮，唐梁之爭自始至終跟政綱比拚沾不上邊﹔進入短兵相接階段後，情況隻有變本加厲。不談治港理念遑論政策條陳，成為這次行政長官角逐的最大特色。港人未來五年「與狼共舞」既成事實，現在當然是好好看一看C.Y.政綱的時候。

從政綱看金融

這些年來，內地同胞的身影在本港旅游零售地產多個領域無處不在，中港一家親早非今日始。說到航運物流等香港昔日引以為傲的產業，隨著中港兩地發展此長彼消，香港在這方面亦早無強勢可言﹔剩下來的，只有金融仍具優勢和眾多可供內地利用之處。在梁振英的政綱中，老畢特別留意金融。

C.Y.的政綱洋洋大觀瓣瓣皆涉，惟包羅萬有無所不談的結果，自然是每一項皆點到即止，無法說得深入，金融當然也不例外。然而，今年2月17日，梁氏在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以〈身處香港有意義的時刻〉為題發表演說，重點論述金融。有意對這位候任特首金融政策有點初步認識者，這篇演說是一個不錯的開始，當中關於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角色一節，值得多望兩眼。

在老畢看來，C.Y.在人民幣議題上跟曾蔭權政府最大的分別，在於曾氏治下對人民幣離岸中心的發展，較多著眼於爭取具細而微的產品層面開發，側重向日益龐大的本地人民幣存款提供更多投資選擇和增加潛在回報。然而，從梁氏演說中關於人民幣的發揮，可以看到他並不滿足於此，當中提到，去年底落實把離岸人民幣資金回流到在岸人民幣市場的RQFII（人民幣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在有效的「再補充」（refill）機制尚未確立的情況下推出，可能耗盡本地人民幣存款，既影響市場流動性，亦非最理想的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方案。換句話說，人民幣離岸資金池裡的水要不斷更新補充，而非暫時「停泊」在港等待回流。

從梁氏在演說中強調積極建立離岸人民幣債券和証券資本市場，以此吸引更多國際公司來港籌集人民幣資金在內地擴展業務，可見他的著力點是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固有優勢，爭取把在港積聚的離岸人民幣資金轉化為具經濟效益的資本（productive capital），為內地發展提供更大動力。不難看到，梁振英的構想是將香港過去三十年在內地工業化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於金融領域重演一次。為此，他建議成立專責促進金融服務發展的新機構——金融發展局。金融發展局跟目前負責本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推廣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否存在職能上的重迭、日後如何清楚分工，是梁氏須要解決的問題。

香港金融發展若朝梁振英設想的方向前進，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更上層樓，港人應無反對之理。然而，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在中港資本市場愈走愈近、兩地各取所需的過程中，香港是否要付出一些短期不易察覺，惟長遠對香港金融中心過去賴以成功的特質、價值造成沖擊的代價？從兩件事上，大家或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①國家財政部為了加快內地會計准則與國際接軌，近年不斷要求香港承認國內准則。本港証監會一直以調查內地會計師搜証不易執法困難為理由，遲遲未予正面響應。然而，隨著兩地在跨境監管上達成共識，本港終於在2010年12月推出新措施，容許H股公司採用內地會計准則編制財務報表及聘用內地會計師。

也談核心價值

這好像小事一樁，但新措施落實至今十五個月，在本港上市的一百六十余家H股公司中，只有不足二十家響應，比率僅一成。業界普遍認為，內地會計准則跟國際准則在技術上並無多大分別，H股公司業務在內地，採用國內會計准則編制財務報表原應順理成章，惟觀其反應並不踴躍，足見「硬件」再佳，法規執行法治精神國際形象等「軟件」或投資者對此等軟件的觀感，很難話變就變。

②內地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有意讓由半官方機構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NAFMII）制訂的場外衍生工具主協議（master agreement）「走出去」，跟國際通用的ISDA（國際掉期和衍生工具協會）主協議分庭抗禮。在新加坡去年力爭成為香港以外另一個人民幣離岸中心之際，傳媒廣泛報道本港監管機構雖明白採用內地協議有損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並未向中央進言，理由是若不按內地意思行事，在內有上海前海、外有獅城倫敦虎視眈眈下，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首選的地位難保不變。

這場特首選舉除了黑材料無日無之，香港固有核心價值面臨的沖擊亦是熱門話題。國際金融中心要有法治精神、言論自由和信息發布不受干擾配合，才能持續健康發展。《財富》雜志1995年發表〈香港之死〉一文，從回歸以來十五年的情況來看，《財富》對香港核心價值蕩然無存的判斷並不正確。還望不要從回歸後第十六年起，讓這份美國刊物贏得最後的微笑。

畢老林:1％的「哀歌」：貧富懸殊？！

話都無咁快，年曆第一個月又翻完，本文見報日，財爺將宣讀新年度預算案。連日來，兩位行政長官參選人就扶貧問題隔空對罵，梁振英批評身為扶貧委員會主席的唐英年表現不力，不願執行大多數委員贊成下來的建議。唐不甘示弱，第一時間反擊，指梁出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多年，一直未有就扶貧出過謀獻過策，如今突然開腔，無非為了選情不惜分化社會。

雙方陣營拳來腳往好不熱鬧，惟二人皆未能拿出具體對策，光說不做。港府以至特首參選人無時無刻把扶貧二字掛在唇邊，今天就來談談富與貧。

香港社會的問題，到底是三餐不保的人太多，抑或財富/收入過度向某些人傾斜，以至民憤難平怨氣沖天？有一個外國事例，或許有助闡明貧富問題的本質。

貧窮 vs 收入不公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新著《有錢人與窮光蛋》(TheHaves and theHave-Nots)中，以第一身經驗就貧窮問題與財富分配不公的微妙分野，提出一針見血的觀察。作者說，世銀為研究工作四出奔走籌募資金，每當打出「貧窮」(poverty)旗號，出資一方從不「托手?」，經費要多少有多少。然而，研究主題若由「貧窮」變為「收入不公」(incomeinequality)，對方總是實時變臉，伸手要錢難若登天。米蘭諾維奇在書中言道，美國一個舉世知名智庫組織的主事人曾當面告訴他，只要研究命題中有「收入不公」或「財富不公」之類的字眼，世銀別指望從該組織手上取得一分一毫。

在一般人眼中，貧窮問題跟收入不公兩者共通，何以財力雄厚的智囊機構於贊助一事上親疏有別厚此薄彼？仔細一想，個中道理不難明白。智庫從事的雖是研究工作，惟背後出資的都是有商業目的政治背景的社會菁英；智庫所進行的調研，絕大多數為其捐獻者利益服務。世銀向智庫討錢，對方應允與否，主要取決於相關研究跟智庫或其背後團體的利益是否一致。

扶貧形象工程

向貧窮研究提供資助，機構名字在扶貧報告中出現，關注民間疾苦、出錢出力協助弱勢社群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以小量金錢而能換取在道德高地上占一席位，大大的符合成本效益，何樂而不為？

收入不公或許跟貧窮問題存在不可分割的關系，但比單純的貧窮現象複雜得多，富者對扶貧研究慷慨解囊，於資助收入不公研究卻一口拒絕，正好反映富人不願世銀或其他機構揭發既得利益階層不為人知的一面，送錢給「多管閑事」的家夥對可能合法也可能非法得來的財富尋根問柢，與搬石頭砸自己腳何異之有？

世銀在籌募經費上經常遇到的困難，足以回答老畢在文首提出的問題。在香港，三餐不保的赤貧人士雖值得同情，惟占整體人口比例低之又低，撥出小量資源照顧這些弱勢社群，既不會為具良知者反對，大打「扶貧牌」的政客更不難以此換來掌聲。

收入分配不公卻是截然不同的課題，涉及制度缺失官商勾結寡頭壟斷等成因，政治上高度敏感。本港社會貧者未必愈貧，惟富者肯定愈富，這才是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

「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movement)，在美國以至全球通過不同形式名堂進行，「1％ vs99％」這個口號，在世界各地早已不脛而走。然而，大家是否知道，在財富金字塔中處身最上層的1％與0.1％之間，「貧富懸殊」也許更加嚴重？左傾分子高舉反貪旗幟，露宿街頭爭取公義，曆來如此。有趣的是，極度保守的茶黨中兩名悍將——佩琳(SarahPalin，2008年夥拍麥凱恩〔John McCain〕出戰大選落敗)和賴恩(PaulRyan)——與「占領華爾街」示威者不謀而合，針對「朋黨資本主義」(cronycapitalism)振臂高呼口誅筆伐？由此可見，財富分配不公於反建制街頭鬥士眼中固然無法接受，在最保守最親商，絕無仇富之理的政客看來，同樣為禍深遠。

佩琳、賴恩當然無意為99％普羅大眾發聲，二人關注的是財富金字塔最頂層的「貧富懸殊」；簡而言之，就是1％(百分一)與0.1％(千分一)之間的差別。

大家可能認為右派政客貪得無厭無病呻吟，但不妨放開懷抱，看看美國社會的財富分配狀況對香港是否有借鑒價值。

路透社博客Chrystia Freeland 1月17日發表以〈一個巴仙的戰爭〉(The OnePercent War)為題的文章，引用美國政治學家Jeffrey Winters創立的「物質力量指數」(Material PowerIndex，MPI)，衡量「有銀士」(merely rich)與「超級有銀士」(super-rich)的收入差距。按其計算，美國收入最高10％國民的MPI讀數為4，意味這10％人口的平均收入四倍於其餘90％，餘此類推。

富裕階層不「河蟹」

最高1％的MPI讀數為15，而處於金字塔最頂端0.1％的極少數人口，MPI讀數高達124。「超級有銀士」富得令人眼紅不在話下，值得注意的是，0.1％跟1％收入差距之大，遠甚於1％與10％的收入距離。Winters的結論是，在美國社會，富裕人士與「財閥」(plutocrats)的分別，大可以此為界線。美國「超級有銀士」入場門坎多高？答案是年入400萬美元；以2007年數字為准，全美有資格晉身這個「0.1％俱樂部」的富豪，總數約十五萬。

林行止先生早前在其專欄中指出，近年本港的物業狂潮和幾乎所有政策(尤其稅制)，都向富裕階級和草根傾斜，結果是上層及下層皆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中產利益卻乏人聞問。從美國的例子來看，社會上最富有1％與0.1％之間的關系，並不如想象般「河蟹」，香港的merelyrich與super-rich是否也存在同樣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