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從愛麗絲夢遊中國到沃爾瑪史觀

編者按：作者孫隆基為著名歷史學家、香港人，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等書。現任教於台灣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隨著中國崛起，歐、美、日在世界經濟大餅佔份變小，「西方中心論」漸失市場。史學界開始重估世界近代化過程裏中國的關鍵角色，發現唐宋明清時中國領先西方，經濟運作最接近自由市場模式。

二零一零迪士尼版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按時代需要，將原著「重新發明」：愛麗絲不是一個女童，而是逃婚少女，她從幻境歷險歸來後，勇敢地在眾人面前與安排婚姻下的未婚夫取消婚約，然後轉向那位化為泡影的未來家公，說：我不嫁給你兒子，讓我們當生意的夥伴吧！她成為老頭子旗下一名見習生，建議如今的市場在中國，並請纓前往，片尾是愛麗絲擔任公司代表，踏上前往中國的輪船。

愛麗絲還是比美國的沃爾瑪(Wal-Mart)——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晚了一步！沃爾瑪在一九九六年已打入中國超巨型的市場，並調動中國龐大無比的廉價勞力製造大眾消費的日用品。美國於二零零一年遭恐怖分子襲擊後，愛國主義劇漲，搖國旗插國旗變成時尚，國旗在沃爾瑪百貨公司是一桶一桶地擺在地上，我發現都是made in China，不無感慨地說：兩國一旦開戰，美國將怎麼辦？

從我的歷史本行觀察：西方最近二十年興起的全球史以及比較歷史學的最新動向倒是蠻能掌握時代脈搏的。比較歷史學早已存在，但它與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以及後殖民主義的「西方中心論批判」匯流則屬晚近。在二戰以前，能挑戰西方之優勢者唯日本，但後者志在「脫亞入歐」，並無動搖西式進步軌跡的典範性。只有當歐、美、日本在世界經濟這塊大餅的分享片塊開始變小，同時——似乎很弔詭——在老牌的反帝意識形態馬列主義也過氣後，這個典範才真正動搖。

從維多利亞時代至二戰後，「西方中心論」乃世界史——尤其是近世史——的圭臬。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西方優越論表達為人種優良論，後漸以文化優秀論替代：西方世俗思維之優勝在於有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宗教信仰上的獨特性則是能滋長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至二戰以後，美國學術界將西方中心論改裝成現代化學說與經濟成長論：美國代表整個西方成為「現代化」國家的典範，非西方國家非歸入「傳統」、「前現代」，即正值現代化之痛楚；經濟成長論亦以美式消費社會為最後鵠的，其他社會不是未成長，就是正在「起飛」中。

中國史學囿於唯物史觀

這固然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論」與「起飛論」，社會主義陣營不予焉。當越戰白熱、中國文革如火如荼時，林彪提「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全球戰略，不可謂不左，但仍不啻肯定西方乃中心、中國與第三世界是邊緣。中國史學受唯物史觀枷銬之惡果，至今仍未擺脫將自身相當發達的傳統社會硬生生地「封建化（=中古化）」的陋見，非得把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挺到歷史軌道最前列不可。

這也是為什麼較晚近的後現代主義「去中心論」必待馬克思主義史學偃旗息鼓，方能有所作為。在世界反帝浪潮高漲的一九七零年代，美國左翼史學的創新在提出「現代世界體系」之說：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史簡約為西方之攫取世界中心的地位、把非西方地區淪為外緣，並在兩者間製造中間地帶。但華勒斯坦遲至一九八九年方出版《現代的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三冊，已是明日黃花。

唯物史觀的基礎是經濟決定論，何謂先進、何謂落後，全視生產方式，毫無主觀餘地，在方法學上就與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諸般當代顯學講究「詮釋策略」大異其趣。但唯物史觀其實仍是一種「詮釋策略」。與華勒斯坦同代、同路數的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不得不承認：相對西方來說、非西方世界客觀地處於「不發展」(undevelopment)，但他說這個不發展正是被西方「發展」而成，蓋西方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有賴世界範圍的資本累積，實即帝國主義。待到一九九八年，他開始迎合「去西方中心論」潮流，發表了《白銀資本：重估全球經濟的亞洲時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但在客觀上仍要求必須有一個中心，於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遂被他重新發明為「中心」。

這個「重新導向東方」之矯枉過正，在於把西方的經濟發展全說成是掠奪、西方的技術突破乃工業間諜行為，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被說成微不足道，只因為它們與西方沾上邊，而不理會它們乃普世之業。這位馬克思主義者亦步亦趨後現代後殖民主義，搞得不湯不水。他這部一九九八年著述之唯一貢獻在於指出：西方未「起飛」前，世界上大半的白銀都集中在中國。

明清累積世界過半白銀

明清的中國累積了世上過半的白銀乃當代「沃爾瑪史觀」的基石。在論及此之前，必須先交代另一個學術傳承——比較歷史學——的系譜。民國初年，內藤湖南的「宋代乃世界近代化之早春」命題已被介紹至中國。但內藤志不在去西方中心論，而正是用西式「時代」觀淘汰中國的朝代觀，並診斷現代中國已過了早春，乃遲暮的古典文化（如雅典），東亞雄飛猛進之業當留給壯年（如羅馬）的日本。他雖為日本大東亞主義鼓手，其「宋代乃世界近代化之早春」說仍有賣點，它是「唐宋變革論」的老祖宗。

「唐宋變革論」透過澳洲的中國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一九七三的《中國的歷史格局》(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闖入歐美全球史視野，導致美國全球史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自我修正。麥氏在一九六三的《西方的興起》裏把世界史分三段：中東支配時代、歐亞文化平衡、西方興起時代。其本意與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打對台，卻不料變成旗幟鮮明的西方中心史觀。麥克尼爾在一九八二年《逐富競強》(The Pursuit of Power)中修正陳說，將宋代升格為第三期之序曲，近代化由宋代開了頭，後面的路則由西方走下去。

八方風雨會中州：全球史、比較歷史學、後現代史學、甚至改弦的馬克思主義都合力重估世界近代化過程裏中國之關鍵性。美國的中國史學界自不能置身事外，較早時，已有對費正清戰後初期的「挑戰與反應」模式之揚棄、力圖替中國找回自主性，但此意圖反而把中國史置於世界史之外。能把對中國的重估與全球史掛勾是晚近的事。

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國斌在一九九七年發表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中仍只能比較中國與西歐兩地，但他已警覺：以明清的江南地區與歐洲的英法荷比地帶作比較，才恰當。他亦分判了亞當‧斯密式自由市場、商業資本、工業資本三個層次。在第一層次上，十八世紀末的江南與西歐先進帶幾無差別，真正的「分流」始自西方發動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其所以能為之，必先超越斯密式自由市場，走向商業資本之集中，迨至工業資本，則由集中淪為壟斷。與此相反，斯密式自由市場乃互通有無、讓大家都有一口飯吃，其理想形態最符合明清時代的中國：市場在中國是在政府指引下發揮「平準」與「均輸」功能、以豐補匱、以盈填缺、防止地域間與貧富間過度分化。市場在西方的操作卻導致城鄉對立、農村破產、鄉下人被驅入工廠、階級矛盾激化，中國政府「教」與「養」的功能歐洲人則留給教會擔當。中國政府的功能是防止社會過度分化、民間資本無法集中，政府對田賦又能全面支配、無需與地方勢力討價還價，中國抗租抗稅運動遂無走上納稅人爭取代議制的道路，更無資產階級奪權這回事。

王國斌中西何時「分流」的命題，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二零零零年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獲進一步發揮。彭氏乃兼具全球史視野的中國史家，但此處只能將他的基本論點簡化：如無中國之存在，西方之「起飛」幾無可能。在近代初期，西方征服海洋、用殖民、消滅土著與販奴締造大西洋經濟圈，但要打入一貫先進的印度洋與遠東等古老經濟中心，則欠缺一張入門券，美洲的銀礦適時提供了票價。美洲銀流固然將地球上白銀流通量翻了不知多少倍，但如不存在能吸納之容體，亦無濟於事。君不見白銀先經西班牙人之手，封建制的西班牙虛不受補、反被其淹死！幸好宋代以來的中國已發展成一塊超巨型大海綿：中國較西方離封建制更遠，市場活動不受基爾特（Guild，行會）約束，生產過程也不集中，其小環節都得通過市場相扣（這符合讓大家都有一口飯吃的原理），唯物史觀使我們誤信中國是「封建的」自然經濟，其實明清的中國乃最接近阿當‧斯密的理想，這個龐然大經濟體再加上政府稅制轉趨銀兩化，需要的是天文數字的通貨，使中國恆存一股白銀飢渴，西方無商品可以賣給中國，卻極需要中國的絲、瓷器和茶，唯有付現。正是中國這塊大海綿臌脹了西方的貿易額，在其經濟起飛期幫助後者累積巨額商業資本。

英國借印度市場起飛

《大分流》面世後，「全球一盤棋」的歷史視野蔚為風尚。二零零八年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的《帖木兒之後：從一四零零至二零零零的全球帝國之興衰》(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用印度扮演中國的角色，指出英國經濟起飛是由於宰制了印度（尤其是孟加拉）龐大的紡織業，使它成為全球最大的民生用品供應商，累積了巨額商業資本，並對本國的紡織業製造了競爭壓力，迫使它走上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在本國工業資本抬頭後，英國又倒過頭來把印度去工業化，使印度淪為英國機器製造品的市場。

西方中心論並無應聲而到。一九九二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乃最不害臊的西方中心論。近來（二零零九）因為有人寫了《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類言過其實的暢銷書，激發伊恩‧摩里斯(Ian Morris)於二零一零年發表《為何西方目前仍在統治》(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他認為自己在西方中心論與王國斌、彭慕蘭等「加州學派」兩極之間走出一條第三路線：西方目前之優勢並非先天或長期以來已鎖定，但亦非如「加州學派」所說乃短期僥倖所致。他仿照聯合國公布的國家發展指數，列出測量發展的四大標準：（一）都市化；（二）耗熱量；（三）資訊技術；（四）作戰能力，以圖表上的線條升降勾畫出過去五千年東西方你追我趕的軌跡，顯示西方超前的頻率較高，只有從宋代至明代，西方線條明顯地呈現下沉凹弧，降到了中國線條之下——也就是「加州學派」認為西方藉中國存在這個偶因翻騰了上去的時段。如果摩里斯是西方中心論的最新版，那是比福山高明多了。但進入新千年後，圖表上東西兩條線幾乎已貼在一起，因此誰先誰後，更無鎖定可言，對人類的未來已變得無關宏旨。蓋摩里斯的思維亦包含了另一類史學新潮流——環境史觀，例如戴蒙(Jared Diamond)在二零零五年發表的《大崩壞》(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在過去五千年的東西競跑中，雙方都曾碰到了天花板而導致倒退，因此已經是歷經劫數，待至二十一世紀中期，東西雙方都將碰到一個全球發展的天花板，如過得了關將會是一片新天地，不然則是「夜幕降臨」(Nightfall)。

但摩里斯認為進入新千年後圖表上東西兩條線已經緊貼，實在仍不免在溢美中國。他的論據是中國目前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借錢給美國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讓美國保有目前的生活方式，兩者已變成一個合體怪物：Chimerica。但在（一）都市化；（二）耗熱量；（三）資訊技術；（四）作戰能力這四方面，中國的上升線難道真的緊貼著美國的嗎？

最後不無感慨：今日中國史學界固然鬆了綁，但像放了腳的小腳，仍不考慮中國近千年的經濟成長發生在西方之先，頂多希冀自身資本主義「萌芽」與西方的「起飛」共時，亦即在嘉靖與萬曆之際。令人苦笑的是：這個妄自菲薄的偽命題還是建築在一個「反帝」意識形態之上的哩！面臨目前全球化歷史觀的新潮流，中國難道還要充當西方中心論的最後堅堡不成！

孫隆基：歷史穿越劇何罪之有？

近聞大陸友人說：目前「穿越劇」已遭禁，因為它已拍爛。我問：有公文下達否？他說：當然不會有，中央有這個辦法，只須停止資助、影視媒體不予傳播便 成。我不買「拍爛了」這個理由，荷里活就是「拍爛」同義詞，品牌系列層出不窮，同文類搞一窩蜂主義——「暮光之城」類型的少男少女吸血鬼片集之久不退熱， 足以說明。我便追問下去，獲悉更深層的理由是當局認為：「歷史都被擾亂了」！

這個否定的勢頭，在觀看農曆新年的春晚時，我已覺察。今年的春晚有兩項節目挖苦「穿越劇」，一項是老公僱用一名幫閒，從客廳的電視機內爬出來，哄騙太太說是來自未來的兒子，太太假裝受騙，卻不經意透露「穿越」已成懸於眾口的熱題。

扭曲歷史 惹來爭議

另一節目是某片場開拍《荊軻刺秦皇》，秦皇一角開小差，導演把前來送飯盒的老頭硬拉來客串，結果後者發現，這部製作是讓荊軻把秦皇殺了，取而代之當秦皇，遂 破口罵道:「歷史都被你們擾亂了！」嚴格地說，後一節目並無「穿越」可言，把它和「穿越」硬湊合，只為了發出警訊：今人篡改古史之風不可長。

顯然「商機」並非一切。否則，自從去年《步步驚心》創造了穿越劇的高峰，該盡量讓這頭肥鵝下完金蛋，才屠宰牠，如今不讓其勢自衰，即用行政手段來中斷，想必 是慮及保衞歷史文化。我並非天真的自由派，認為政府凡有文化政策就是遏制自由。在所謂「自由市場」裏，人也受時尚左右，顧客在消費時尚，時尚也在消遣顧 客。這種控制究屬無形、極高明。

姑不論紀念建國建黨的劇集也已「拍爛」否？或比穿越劇「更嚴肅地」在扭曲歷史？後者明擺着是惡搞，至少毫無 欺騙性可言。這些問題，在此無空間談論。本文只圖在2013年該風尚行將從大眾意識中淡出之前，抓住稍縱即逝之機，紀念該文類的老祖宗：馬克吐溫。時間旅 行的故事在馬克吐溫以前已有，但都是抵達未來，不涉及歷史的過去。他先導的穿越劇也非指回到一己過去的人生，例如美國的《回到未來》電影系列，而是回到載 於史冊或家傳戶喻的偉大時代。

吐溫式歷史穿越劇，在現代大眾文化中，信手拈來即有：1973的《恐怖的伊凡改了行》，描寫一名蘇聯工程師在 住所建造時間機器，在做實驗時，把兩名現代人送回恐怖的伊凡時代，卻把伊凡本人運到莫斯科的現代公寓中。1979年的《戰國自衞隊》說日本自衞隊的一小組 在演習時突遭時空異變，運回四百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他們碰上川中島交戰（可能是最激烈的1561年那回）中的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而且用手槍把前者斃了， 這確實是擾亂歷史！

馬克吐溫 厚今薄古

2005年的《天軍》則說南北韓合作製造隱形的核子飛彈，產生了副作 用，把科研和軍事小組都送回到李舜臣的時代，發現他根本不長進，必須由這批來自未來的不速之客幫助，才成為領導露梁海戰（1598年）的抗倭民族英雄—— 如此干涉歷史，是把歷史扶正，使其按記載發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人都熟悉的《尋秦記》。

上述的編劇者知悉馬克吐溫是一個開拓者否？如 果不知，那末本文有重豎他先驅地位之任務。馬克吐溫在1889年發表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未聞有中譯。小說裏，一位十九世紀康乃狄克州的居民漢克，頭上被敲了一記，醒來的時地卻是六世紀英國亞瑟王的甘美洛城堡；巧合地，這個頭部受 重擊的戲碼也發生在《步步驚心》的瑪爾泰若曦身上。漢克自然成為該時代最聰明的人，也因此遭王家術士梅林之忌，屢次謀害他，都被他用現代知識和科技招架 了。

漢克不只成為首席術士，並出任首輔，卻不接受中古爵號，要大家稱他為「波士」。漢克背着亞瑟的王庭設立秘密工廠、辦地下教育，並促使亞瑟王廢除奴隸制度。但他無法改變歷史（或大家已耳熟目詳的亞瑟王傳說），在他被教會陰謀支開期間，亞瑟王仍死於莫椎之手。

隨後，教會討伐「異端」，動員三萬大軍，圍剿漢克和他的小股現代化部隊，古今大戰，戰況慘烈如《戰國自衞隊》，漢克用地雷、通電鐵絲網和蓋特靈機關槍把中古武士殺光，卻被堆積如山的屍體堵死在山洞裏。負傷的漢克被梅林下魔咒，令他沉睡一千三百年，醒來時乃十九世紀。

馬克吐溫創作這部穿越小說，目的是替斯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歷史小說帶起的「美化中古熱」消消炎，認為內戰時代南方標榜的「騎士精神」乃其流毒。他筆下盡量描寫中古的愚昧和迷信，以及吹噓現代科技的所向無敵，力主厚今薄古。

另類歷史 可予包容

無巧不成書，馬克吐溫本人也被寫進穿越劇裏。1987年曾出版一本《永沒有吐溫》，說一今人，其祖宗因馬克吐溫的存在，沒能發迹，就回到過去，設法破壞馬克吐溫的前途，讓其祖宗取而代之。

美國具規模的書店，在「另類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名目下者，往往多達兩至三大書架，「穿越劇」與其不盡相同，但亦包含在內。「另類歷史」不一定涉及時間旅行，而是歷史流入另一條河道。例 如羅馬帝國並無解體，留存至今，橫越太平洋，與阿茲忒克帝國作戰，而後者背後則有「絲帝國」撐腰，云云。

此外，二次大戰希特拉獲勝，英國遭 德國佔領，蘇格蘭場在蓋世太保指揮下偵破疑案。最膾炙人口者乃2002的《米與鹽的年代》，響應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祭，由帖木兒西征時歐洲人已全體死於黑 死病、鄭和船隊抵達東非起講，以後六百年的世界史遂改寫成中國時代。該文類在中國不發達，是想像力不長翅膀否？

當局如有此雅量，至建國七十周年祭時，上演國共戰爭中國軍獲勝的「另類歷史」，以為大眾娛樂，有那麼一天，將是政權穩如磐石，連國民、民進兩黨都敢邀請返大陸參加競選的日子。雅量可大亦可小，其之萎也，能縮至連科幻小說都扣上「擾亂科學」帽子之田地！宜執兩用中。

作者為史丹福大學中國近代史博士、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教授；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等。

孫隆基: 大國崛起—臨摹與仿冒？

中國中央電視台財經頻道曾於2006播放《大國崛起》十二集，我當時曾戲言片集該補充三個「又一篇」：《販毒篇》、《販奴篇》、《海盜篇》。在課堂講授世界史時，我則比較嚴肅地評論這部片集：交代西方列強興起的歷史，怎能遺漏鴉片戰爭？

當時英屬東印度公司轄下的孟加拉乃名副其實的「十九世紀的哥倫比亞」，在該公司的專利未給英國國會取消前，還有各國私商介入對華的鴉片貿易，包括後來美國總 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外公華倫．狄蘭諾（Warren Delano）。

工業革命前，西方沒有什麼商品可以售予中國，但對中國的茶、絲綢和瓷器等高檔貨卻有大需求，交易惟有付現：白銀。至十九世紀上葉，出現全球白銀供應短缺的危機，而世界上大部分白銀則集中在中國，遂以令人上癮的毒品補付現之不足，導致中國的白銀外流。

歐陸小鎮 惠州複製

大西洋文明的建構基礎之一，是從新大陸對岸的非洲購買勞動力，以替代遭舊大陸疾病殺傷至幾乎殆盡的美洲原住民，使得販賣人口成為近代初期大西洋貿易之一大 宗。大西洋經濟利用在歐洲本土禁止的黑奴制，在美洲廣植世界經濟史上首批跨洲貿易的大眾消費的「上癮食品」：糖、煙草、咖啡和可可，以及後來工業革命的原 料：棉花，但最重要的是開採美洲貴金屬：巴西的黃金、墨西哥和玻利維亞的銀礦。

「上癮食品」亞洲自身也可種植，不屬高檔貨，因此崛起中的大西洋經濟打入當時世界經濟中心的印度洋與遠東的唯一入場券就是白銀。

美洲的白銀生產由西班牙的殖民帝國壟斷。西班牙當局把在墨西哥和玻利維亞出產的銀製成條塊，把輸出遠東的那部分集中在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 （Acapulco），運往馬尼拉，換取中國的高檔貨；運往歐洲的那部分集中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從該處出發，而英、法、荷等國的海盜就在該處「恭候」西班 牙寶船的「大駕」。這是英、法、荷等國「崛起」的步驟之一。

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命題是：當今中國的「大國崛起」是否正在經歷「海盜」階段？ 時代變了，今日的「海盜」毋須在公海赤膊上陣，而是在原產業主鞭長莫及而法制又不健全的地方另起爐灶，例如高科技的盜版軟體、下載歌曲電影，甚至在冷氣間 中操作鍵盤便成。然而，「海盜」本質絲毫未變：讓別人投資和動腦筋開採或研發、製造、打開市場、打響字號，自己則從中冷不防殺出劫奪、討個現成，做的是無 本生意。

仿冒和盜版現象古今中外都有，惟今日中國有「仿冒王國」之稱，其規模和涵蓋種類史無前例；仿冒風之猖獗，從盜版書籍，到剽竊電腦軟體和複製電影光碟，到仿冒名牌，甚至「克隆」整間外商的公司，八仙過海，各顯奇能，已臻化境。

仿冒抄襲 中國「國粹」

不過，這種侵犯他人權益之舉，似乎只是整個假冒風的冰山一角。大陸有人誇口可以仿製雞蛋，其成本肯定比真雞蛋價格更高，只是為了證明自己有這個能耐。至於近 期某建設公司在廣東省惠州市「克隆」奧國名勝地區哈爾斯塔特，則已越出仿冒範圍，因為大家都知道哈爾斯塔特不在惠州，固然不脫借用外國的名勝形象盈利之 嫌，可謂無聊兼無恥；但說得正面一點則是積習成癖、不能自已。當今之世罕見這類癖習，似乎具有深層的文化基礎。

有一次我前往台北的歷史博物 館觀覽畢加索作品展，隔壁的展覽廳則是台灣一位戰後知名人士的書畫展覽，兩廂對比，令我震撼不已。一方是深具個性、打上別具一格印記的創作，另一方都是臨 摹四王、四僧的畫風，書法則不出魏碑宋帖。雖然明說是臨摹其風格而非仿冒原圖，且上具作家印鑑落款，題詞指涉國府遷徙後的軼事，但這批作品予人不知成於何 年何月，也可歸入任何朝代也無妨之感，而畢加索一人的藝術生涯就分幾個時期，段落分明、時代烙印深刻。

用現代主義與國粹主義比較可能並不公 平，蓋「現代主義」唯一不變的原則就是不斷求變、試驗、創新。至於臨摹古今中外都有，古代羅馬人複製希臘人的雕塑，當時沒有版權觀念，複製品也沒有存心假 冒原件，而是以廣流傳，替後代保留了不少失傳的希臘作品。不論中西，美術生入門都經臨摹典範的學習程序。但已屬大師級的人仍樂此不疲的話，則只能說是中西 文化對「神乎其技」下了不同的定義，後者指「前所未見」，前者指「摹仿亂真」。

大師級例如張大千輩就好仿冒名家古畫，不少機構和收藏家都買了他的贋品，包括當時的「北平王」張學良將軍，還傳為佳話。謂玩世不恭固無不可，但張大千也確是騙了不少錢的大老千。

據傳這位中國大師在戰後歐遊邂逅了畢加索，後者看了「東方的畢加索」畫展後問他：「張大千在哪裏？」

看來，仿冒風乃中國國粹，它在祖國正經歷「海盜階段」的崛起過程中派上了大用場。

*作者為史坦福大學中國近代史博士、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教授；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