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顯示包含「何雪瑩」標籤的文章。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包含「何雪瑩」標籤的文章。顯示所有文章

2013年6月9日星期日

時令讀物﹕審議式民主



何雪瑩


文章刊出這天,正上千人在香港大學參與佔領中環的首場商討日。請1000人先讀一堆文章才出席一整天的討論,討論的更是香港民主政制發展這種正經八百的主題,這幾場商討日比萬人佔領中環的場面還更魔幻。戴耀廷商討日本身才是整個佔領中環運動的真正「核彈」,因為商討日眼的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深入香港的政治文化。

戴耀廷的商討日參考自兩名美國政治學者Bruce Ackerman James S. Fishkin的著作Deliberation Day。人們喜歡香港人政治冷感,除了年春秋二祭上街,甚少主動參與深度政治討論。有些人甚至以港人政治冷感、政治參與低落來明香港還未適合推行民主。這法除了忽視現時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公平設計如何讓普羅大眾對政治感到無力,其實即使在有民主的西方國家,政黨和學者亦面對公眾不願參與公共事務的困境。

選民投票前未必細想各黨立場

極大部分民主政制的國會奉行代議民主。選民在定期選舉投下票相等的選票,選出代議士參與決定國家事務。可是這種民主有也有缺陷,選民四或五年才投一次票,中間他們將參與政治的公民責任交到代議士手上。這種程序上的民主只是民主政制的必要和基本條件,決不是完美態。現實是大部分人甚少花時間在履行公民職責,專業政客霸佔政治舞台,不同的壓力團體和社運分子為特定議題大聲疾呼奔走,但大部分人樂於以「食花生」的態度旁觀政治,即使他們投票亦不一定仔細思考過主要政黨在不同議題上的分別。

政治學者當然希望選民能更實質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可是他們明白全民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只出現在古希臘的城邦,在幅員廣大,人口以千萬計的現代政體並不可行(連古希臘的民主政體亦排除女人和奴隸)。

美國大選審議日助選民深思熟慮

兩學者提出Deliberation Day並非希望完全扭轉代議民主,選民不必逐個議題討論。但他們提出次美國總統選舉前舉行兩次審議日,讓選民能在投票前更深思熟慮誰才是更能代表他們的總統,在代議士的挑選過程中加入審議元素。

戴耀廷為佔領中環運動設計的商討日並非完全照抄美國版本,因為兩者的目的徹底不同美國本身已是民主政體,商討日過程為選民分組選出他們最想問兩黨總統候選人的議題,由政黨的地方代表代他們黨的候選人代答,既可讓政黨地方組織有更多上陣訓練機會,更能透過地方組織向總統候選人傳達選民最關注的議題是什麼。香港佔領中環的商議日只是幼兒班,經過三日商討日只是想決定一個為大眾所接受的民主方案。

候選人電視辯論觀眾即席發問

兩位美國學者希望利用次大選前非常矚目的候選人電視辯論,雖然電視辯論都有現場觀眾,但一般市民不一定能就他們關心的議題向總統候選人發問。上屆美國總統選舉就被批雖然全球暖化危機迫在眉睫,但三場電視辯論兩黨候選人提及這個詞語的次數是零!美國的反恐政策擾攘多時,出兵中東,辯論也沒有觸及阿富汗這個爛攤子,主要還是繞經濟問題打轉。

陽光下審議保密環境下投票

學者提出屆總統選舉年借用兩日公眾假期,全國分兩批放假參與商討日。商討日由早上9時開始,選民自願參加,聚首一堂觀看電視辯論現場直播。10時半辯論完結,選民分成15個人一組,發表他們對電視辯論的意見和提出問題,並選出一名組長主持討論。人可獲5分鐘發言,並總結成一條他們認為應該向黨地方代表詢的問題。最後組收取小組的所有問題,並以投票決定哪些問題最得問並按優先順序排列。下午約30多個15人小組合體成500人大組,由一名富經驗的人士擔任主持人,主持人抽出組的問題名單,讓小組發問其名單上第一順序的問題,由兩名黨地方代表作答。最後參加者回到早上的15人小組,總結整天經驗和地方代表的表現。

現代選舉採用不記名投票以保障選民投票意向不會受外來壓力影響。但兩位學者認為審議過程反而要透明開放。十八世紀中英國政治哲學家J S Mill大力反對不記名投票。他認為不記名投票會讓選民有錯覺,以為選票只是為他們帶來快樂的一種商品,並不神聖;他們不會思考如何投票才對國家最有利,只會從一己私利出發,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只會眼如何為選民爭取私利,公民應該為公共利益制約私利的意義將會消失。後來為了更重要的選舉平等原則,當投票權擴大至草根階層,為了保障他們的選舉意願不被僱主左右,方採用不記名投票。兩位學者認為這種考慮雖然非常重要,但J S Mill的擔憂依然有道理。如果19世紀的少數人公開投票太精英主義,忽略草根階層的投票自主,20世紀的投票把公共決策矮化成未經深思熟慮的個人決定,學者提出的是兩個階段的民主制度先讓審議在陽光下進行,思考後讓個人在保密環境下投票。

犧牲個人時間車馬費意義大

審議民主面對其中一個最大問題是大部分人沒興趣甚至沒能力參與公共討論。學者提出兩點反駁,其中一點正是早前戴耀廷惹來極大非議的車馬費。美國學者提出的車馬費多達150美元,遠比戴提出的100港元高,甚至比98年美國人均日薪105美元高。學者認為這筆錢的意義非常重大,現實上人們犧牲自己的私人睡覺和玩樂時間來參與審議,父母甚至為了參加審議請保母照顧孩子。雖然參與公共事務是公民責任,但他們認為草根階層一向難以較少時間參與公事時務的,一筆可觀的津貼代表美國對平等公民參與的重視,實際上也讓基層能更認真看待公民責任。

更多了解可改變看法

沒有民主的香港政府喜歡做民意調,一般民意調只是問問題,作者Fishkin的團隊多年來進行審議式民調。首先隨機抽樣問問題,再即時邀請受訪者於周末參與小組討論,參與者事先須讀資料才能參與討論。學者統計參加者對公共事務看法在審議前後的改變。學者發現不少參加者因為對議題有更多了解而改變看法,而且對不同問題的意見變得更一致,減少自相矛盾。而且這沒有任何年齡、收入或職業階層明顯不懂得參與審議,各階層審議前後的觀點改變沒有根本上的明顯分別;而且事後逾7成參加者認為審議過程非常有意義。換句話,人人都能審議,大部分人都不視審議為苦。

不少人起佔領中環,都奇怪一向文質彬彬的戴耀廷為何突然如此激進。觀乎口號如愛與和平、行動如在中環靜坐、目標如商討一套廣為大眾接受又合乎國際定義的普選方案,其實佔領中環一點也不激。反而是被譏笑為書生味濃、有點理想主義的商討日才是最大野心最激的部分,它要改變的是政治冷感和被動、由上而下的公共決策,將審議文化帶入公共討論,是香港政治參與文代的一次重要實驗。

2013年5月4日星期六

周日話題﹕為何如此懼怕hit rate journalism?




文 何雪瑩


在台北休息一星期回來,即使住處沒有電視,還是逃不掉台灣的電視新聞。台灣電視幾乎無處不在,無論吃鹵肉飯豬腳麵線拌麵抑或熱炒,這些平民食堂總是開電視機,先來一步的客人都挑面向電視機的位子坐。一碗鹵肉飯下來約20分鐘,佔10分鐘是首名台灣人感染H7N9,隨後是某媒體大樓女廁被裝偷拍鏡頭,訪問大樓內各女性的反應,的士司機拾金不昧等。這頓飯下來我無法得知任何政策和經濟要聞。台灣媒體亂象不是第一天的事。遠於追逐網上新聞點擊率前,收視和銷量一早已是新聞選材的考慮。香港《蘋果日報》總編輯張劍虹在《爽報》專欄,透露將會推出與蘋果日報網站點擊率掛的獎勵計劃。我們為何如此懼怕hit rate journalism
另一邊廂,前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提議引入中央電視台,提高台灣新聞的質素。兩者都引起嘩然,因為它們分別代表威脅新聞質素的兩種壓力﹕商業和政治。然而商業、政治和新聞從來分不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媒,讀者付錢買報紙,廣告商落廣告,從來講錢;新聞媒體是第四權,本意就是監察權力,於是政府軟硬兼施統戰媒體從不軟。

如何不受影響守住新聞本質?

要完全排拒政治和商業影響並不實際。重點是如何守住不讓商業和政治利益影響新聞的本質。傳媒是一盤生意,以前沒有點擊率,還有收視和銷量,所以嘩眾取寵四字遠在網上新聞前出現,煽情色腥能吸收眼球可能無奈地就是人類的天性。Hit rate journalism本質上跟追趕收視銷量可能無二致,但網上媒介的特質將這種追逐眼球的特質發揮前所未有的極致。

新聞媒體的競爭劇烈﹕沒有多少個行業可以每天、每小時甚至每分每秒清楚知道對手的「業績」。媒體員工每天早上仔細閱讀全港報紙電視新聞,才正式開始一天工作,對手爆出獨家新聞,或從非獨家新聞找出獨有角度,就要立即跟進;即時新聞、電視台現場直播讓新聞競爭以分秒為單位,輸兩秒就是輸。社交媒體發達讓所有人都能進行大規模傳播,一些話題原本非傳統意義上的新聞,經過反覆的like share,記者不能迴避輿論熱話,於是成了「新聞」。本來新聞的定義不斷在變,刻意將所有網上熱話以新聞潔癖為由不置可否難免過分自命清高,但當新聞在網上平台是分秒為競爭單位,就不容記者嚴謹把關,網上消息不經求證就成了urban legend發放出去。經典例子為近月「浸大學生向基層食店索贊助」和「大學生無幫襯霸Starbucks」兩宗茶杯裏的風波。同樣在數小時內在網上瘋傳,網民一人一句鬧爆大學生。網上媒體豈能不反應?

浸大生索贊助未求證先發放

「主場新聞」即時刊登為基層食店抱不平的網民對浸大學生的指控,並加一句網上流傳的涉事浸大學會名單。大家都在爭分奪秒,可是並沒有即時向店主求證,更沒有向涉事的浸大學會尋求回應。網上媒體的記者編輯們哪會不曉得求證和讓當事人回應的重要性?我猜這些都是時間問題。他們正千方百計求證,但網上瘋傳不等人,一旦找到當事人恐怕已經落後於人,於是原文照錄上傳者的單方面說法。至於開「 Party」是什麼party,學生是否明知食店老闆善良而搵他數這些說法,都未及求證。個多月後的大學生佔領星巴克亦是翻版。facebook瘋傳一張照片,四名大學生面前放三部電腦聊天,上傳者說他們霸位子兩小時賴死不走,只顧討論功課,用咖啡店的插頭充電,連買杯咖啡做樣也不肯,職員勸喻下也無視全台爆滿,不肯離開。《蘋果日報》即時新聞引述這張照片的說明和網民們如何鬧爆大學生。後來有當事人小聲說,其實他們有買咖啡,只用一個插頭,也從沒有職員勸喻。

照片瘋傳,豈能不報?至於在上午新聞下午已開到荼靡的網上世界之中,媒體是否負擔得起求證和回應的時間,或者根本是否在意求證的工夫,那是另一回事。論者認為可利用新媒體的特點來分層報道,消息一曝光第一時間以alert形式發放,這是第一層,最緊要快,及後的第二層、第三層才是求證核實和深入報道。這固然未嘗不可,起碼一旦出錯亦能在網上盡快澄清。可是如果第一層報道已經出錯,對當事人的傷害已經無法彌補,更遑論這些網上熱話的當事人,多是無名無姓的普通人,跟網上媒體的傳播效力相較,他們只是弱者。

指點擊率最高非色情新聞

《蘋果日報》主編及後以最近三個月的數據反駁,點擊率最高的不是色情新聞,而是「香港和國際的重大社會新聞」。從他羅列的資料顯示,這些社會新聞多是突發新聞,如年輕歌手陳僖儀身亡、忤子殺雙親等。何超盈疑似吸毒迷幻街頭更是在即時新聞、動新聞和今日《蘋果》榜上有名。其他上榜新聞亦包括「富二代斬殺靚妻」、「模墮樓亡」、「141鹹網危害亞洲」等。讀者是否因為「模」、「靚妻」、「141」等元素而瀏覽恐怕要認真進行讀者研究才能確定,而事實上有些新聞的內容根本跟色情無關,但編輯很聰明,讀者只給你半秒鐘,要在半秒鐘之內吸引讀者按下去,於是成為標題黨,加糖多甜,「美女」、「長腿熱褲少女」、「模」等成為標題關鍵字,無論內容其實幾平實,先用標題呃你click入去,哪怕睇完讀者大聲說「x!」。另一方面突發新聞固然重要,很多社會問題都是由意外引起大家關注結構性社會問題,如沒有馬頭圍到塌樓讓社會不能迴避全港整體舊樓結構安全,房大火揭露居住問題其實牽涉人命安全,但《蘋果日報》主編的資料顯示,重大政策及政治新聞無一入榜。哪怕佔領中環討論多麼熱烈,湯顯明有幾貪,長毛是否應該拉布,全部無一入榜。

點擊率比收視和銷量不同,讀者買一份報紙,全部新聞一起買,無法明確計算哪單新聞較受歡迎,互聯網則讓編輯獨立掌握每單新聞的點擊率。媒體是商業機構,除非是共產黨真理報或中央電視台,否則求賺錢無可厚非。聲名狼藉如梅鐸,收購《太陽報》每日送上意態撩人的第三頁女郎之餘,還是要辦一份正正經經的保守派大報《泰晤士報》。畢竟在這個報業萎縮的時代,靠辦報賺錢愈來愈難;或者正如前《泰晤士報》總編輯Simon Jenkins而言,好些人辦報不是為賺錢,否則梅鐸根本不必收購銷量不及《太陽報》四分之一的《泰晤士報》。俄羅斯巨富收購倫敦《標準晚報》和《獨立報》,將前者起死回生,後者日銷只有十萬份,但還是謹守左派風骨。他們為的不盡是錢,有的是政治野心,希望以輿論陣地捍衛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立場,但前提是這些輿論陣地都在生產極高質素的新聞,才得以讓人尊敬、重視。

捨棄傳媒本業權利隨之而去

言論自由是文明社會基石,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其中一個極重要面向。「不公平」的是媒體往往比一般人更自由,所以美國才有第一修正案給予媒體至高無上權力,才認為必須符合極高門檻才能成功以誹謗將媒體入罪,英國法院才判定政府無權向媒體提告;所以議員專家學者們才會忍記者晚上 11 時致電向他們請教而不被視為滋擾,所以記者才獲發記者證在特定場合暢通無阻,所以政府有重大公布一定要通知所有媒體否則被視為選擇性放風。新聞媒體的確有特權,這些特權和容忍背後的前提是傳媒做好監察強權、守護公義的天職。一單有人用編輯自主、商業利益無可厚非作為讓商業或政治利益凌駕新聞本質的理由,我們大可奪去他們的特權。這是社會跟新聞媒體之間的契約,一旦有人捨棄本業,權利也隨之失去。在網上道德判官和hit rate journalism威力當道之時,我們歡迎更多人加入消息提供者的行列,打破媒體和讀者之間 不 平 等 的 權 力 關 係 , 同 時 具 水 平 、 操 守 、 能 做 足 求 證工夫、謹守新聞天職的記者和編輯更加重要。

It's about glory

執筆之時,正讀英國《獨立報》著名駐外記者Robert Fisk回憶他30多年來在戰地報道,多次死過翻生。我想於英國全國性報章銷量敬陪末席的《獨立報》工作,Robert Fisk應該不會被提點「若敘利亞的戰地報道能有更高點擊率,你將得到分紅作鼓勵」。這些人不要命也要報道,正是新聞感動人的力量。正如壹工會副理事長公開回應《蘋果》總編的 hit rate journalism說,it's about glory

2013年4月9日星期二

丁宏量: 戴卓爾夫人有破壞,無建設?




曾經有記者問戴卓爾夫人她從政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是甚麼?她說:「新工黨」。她憑一己之力完全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一整代人的意識形態。她一手打破了影響英國數十年的「戰後共識」,不單帶領英國走出七十年代後期「歐洲病夫」的困局,更令她的對手工黨不得不擁抱她所凝聚的一套管治哲學。然而,今日英國所面對的內外困局在某程度上其實是戴卓爾夫人執政十一年所帶來的後患。

打破「戰後共識」

在經歷過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及二次大戰後,英國人選擇了由艾德禮領導的工黨去重建百廢待舉的英國。在工黨治下,英國人逐漸對政府在市場上的角色形成一種所謂的「戰後共識」:政府應該透過將主要工業國有化及補貼去確保就業;政府亦有責任照顧國民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需要。在往後數十年,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上台均無人膽敢挑戰「全民就業」及「福利國家」這兩條「戰後共識」的支柱。

然而,「戰後共識」為英國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及貿易赤字,一度要靠IMF出手拯救以避免英鎊大幅貶值。在這樣的背景下,戴卓爾夫人在1979年帶領保守黨勝出大選上台執政後立即削減福利開支及停止補貼企業以控制政府開支及通脹。但這一系列政策並未立即令經濟帶來起色,卻迅即造成大量職位流失,令失業率攀上戰後新高。由於打破了「戰後共識」,戴卓爾夫人及保守黨的民望在她執政初期大受打擊,在民調中甚至一度被自民黨所超越。

正當朝野各方均以為戴卓爾夫人將步保守黨前任首相希思的後麈,屈服於「戰後共識」,被迫轉呔之際,戴卓爾夫人力排眾議,在黨大會上發表著名的This ladys not for turning演說。在她的堅持下,英國經濟開始緩慢復蘇,再加上成功出兵在阿根廷手上奪回福克蘭群島,令她成功連任,正式宣佈「戰後共識」成為歷史。

戴卓爾主義種下禍根

面對「戰後共識」終被打破,躊躇滿志的戴卓爾夫人開始進一步全面改革英國。為了掃除改革的障礙,戴卓爾夫人先向一直視她為眼中釘的工會開刀,立法規定工會必須先經會員投票確認後才能進行罷工(相信她從未有想過阻止工會「介入」工運),以削弱工會權力。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將在英國經濟中盤根錯節的各國有企業私有化,希望不單減輕政府負擔,更能提高企業效能,推動經濟。

雖然戴卓爾夫人的政策的確一度改善了英國經濟,為往後十多年的繁榮打下基礎。但與此同時,她的政策卻也為英國在金融海嘯後的困境埋下伏線。開放金融市場令英國金融業日益蓬勃,結果是英國經濟過分依賴金融業,再加上缺乏政府監管,令政府在金融海嘯後背負龐大的救市開支。

另外,伴隨私有化計劃而來的是製造業不斷撤離英國,造成產業空洞化,令後金融海嘯的經濟復蘇舉步為艱。而英國工業的式微更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於改革後新增的金融及服務業職位集中在倫敦以及南部地區,大量位於英格蘭北部、蘇格蘭及威爾斯,以往依靠製造或煤礦業的社區長期陷入嚴重衰退,當地人難以在本地就業。結果不單是南北地區的貧富懸殊,更令位處邊陲的蘇格蘭及威爾斯人對倫敦政府漸見反感,助長分離勢力的發展,直接導致蘇獨運動的興起。

「有破壞,無建設」

有英國評論員說「你對戴卓爾夫人,不是愛死她,就是恨死她」。戴卓爾夫人離世後英國各方反應廻異。一方面,有大批因私有化政策而失業多年的前礦工表示要為她的死開香檳慶祝。另一方面,現任首相卡梅倫在悼詞中表示,戴卓爾夫人不單只帶領了英國,她更拯救了英國。

誠然,戴卓爾夫人的確將英國帶離「戰後共識」所造成的困局。不過她的政策亦同時導致金融海嘯及其後的困境。前自民黨黨魁阿什頓在BBC的訪問中表示,毫無疑問,戴卓爾夫人是一個成功的「破壞者」,摧毀了拖著英國後腿的「戰後共識」,但她卻是個失敗的「建設者」,未能成功為英國建立一套可持續的制度去取代「戰後共識」。這或許是對戴卓爾夫人較為中肯的評價。


丁宏量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歐美各國政治,選舉及議會研究等等。

何雪瑩: 罷工、警權、外判、私有化 — 你不能不知道的戴卓爾夫人

工黨領袖文立彬為鐵娘子寫的悼文,道出英國左派對戴卓爾夫人有多五味雜陳。依然,名義上打著左派旗號的文立彬說,工黨對其大部分政策絕不認同,但今天風華正茂的英國三大黨黨魁,卻是不分左中右不理是否情願,都在戴卓爾夫人的陰影下成長。

對戴卓爾夫人的最深印象,始終停留在人民大會堂門外的一跤的香港人說懷念她的優雅身影,橫跨寬廣的歐亞大陸,我們未必了解她在老家做過的事。港人跟文立彬 一樣稱道鐵娘子堅定不撓的意志,但一名政治家的願景才真正決定他的高度。BBC言簡意賅:當戴卓爾夫人在1990年辭任首相時,11年半前她上任前夕的英 國面貌,對國人已是恍如隔世。

Big Bang

如果你還未忘記數年前雷曼和引發一連串金融海嘯, 你不能不知道戴卓爾夫人。
80年代大西洋兩岸兩個時代的大國,意識形態好比相濡以沫,列根和戴卓爾夫人攜身為新自由主義拉開布幔。80年代倫敦的世界最大金融市場地位被取代,更有 繼續被「邊緣化」之危;戴卓爾夫人認為是由於英國金融過度監管,手起刀落,19861027日從此以Big Bang之名載入史冊。

除了倫敦交易所棄用大叫、打手勢等傳統交易模式,以全電腦化取代等技術一夜改變,英國放寬一系列金融監管政策。30年化的大蕭條後美國訂立 Glass-Steagall Act,區分投資銀行和一般為小市民提供存款服務的商業銀行,防止商業銀行進行高風險炒賣。

戴卓爾的改革令大量美國資金流向倫敦這個投機天堂,對高風險投資張開雙臂。有英國經濟學家指,Big Bang正是英國投資銀行業務之始。美國人帶來投資銀行外,亦帶來「能者居之」(meritocracy)的企業文化,這本身打破英國名校和上流社會的裙 帶關係,卻產生極大的負作用:企業重視交易多於客人,短期利益代替長期合作,醉心每天從交易大撈一筆而非客人長遠利益。

金融業今日惹人詬病的巨額花紅,以公帑bail out參與投機破產的投資銀行,這些禍根正是當時種下。

公共事業私有化

如果你痛恨領匯這種不顧社會需要的公共事業,或者實行有加無減機制的港鐵,你不能不知道戴卓爾夫人。

二戰後英國百廢待舉,面對生靈塗炭,社會基建推倒重來,大量市民家園被炸成焦土,發生一次意識形態轉向:1945年工黨政府上場,建立一個「由搖籃到墳墓」(from cradle to grave)的福利政府。

戴卓爾決心扭轉大政府局面,將大量公共事業私有化:勞斯來斯、英航等私有化尚算正常,後來延伸至公共事業如電油、電力、鐵路甚至食水。保守黨政府一度打算 連郵政和公共醫療(National Health Service)亦打算出售,後來因反對聲音太大,保守黨擔心會在大選全軍覆沒才因此作罷。70年代末保守黨提出出售賺錢的國家事業原意是減少負債,後來 公共事業亦一併出售,對民生有直接影響。

工會一蹶不振

如果你同情碼頭工人一直被判頭和HIT剝削,你不能不知道戴卓爾夫人。

外判制度正是戴卓爾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的重點,除了將工作外判更將責任外判。英國是傳統工業社會,工會力量強大,8485年一場煤礦工人罷工在戴卓爾夫人的強硬姿態下不但失敗,整個英國工會運動受創,從此一蹶不振。

1974年煤礦工人罷工把希斯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拉下台,戴卓爾面對罷工重臨決心不讓歷史重演。她在回憶錄說「我很清楚強硬左派,他們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將 英國變成馬克思主義社會」。她發表的著名演說,將罷工工人稱為「國家內部敵人」(the enemy within),比當時偷襲福克蘭群島的阿根廷這個「外敵」更難對付,更威脅英國本土自由。

當時保守黨政府下令關閉數十個虧損的礦場,政府囤積大量煤以作應付。當時的罷工並不如今天碼頭工人和平,不時爆發衝突甚至攻擊拒絕罷工的工人,並未贏得社 會多數支持,警察亦毫不手軟以武力上陣。去年底工人正式向英國警監會投訴,當年一場最大型、最暴力衝突是南約克郡警方設下的陷阱(博客薩基筆下的希斯堡慘劇,要負上責任者亦是南約克群警隊)。

政府不肯妥協,罷工曠日持久,一些家庭面臨巨大財政困難,工人沒有收入只好重回工作崗位,直至1985年二月尾的寒冬,逾半數工人開始工作。長達1年的對峙奪去6名工人、4名年青人和一位司機性命,11000人被捕,8000人被控。
風光一時的全國礦工工會(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的政治勢力從此一舖清袋,連帶其他工會亦無法抬頭。今天英國工人面對低薪長時間工作的困境,卻苦無工會支持,當年工潮陰霾並無因隨著工黨上場消散。

警權過大

如果你痛恨香港警方對付示威者和遊行人士使用不合理武力,極權過大,你不能不知道戴卓爾夫人。

希斯堡慘劇最近獲翻案,公開當年警察如何隱瞞暴力真相。始作俑者也離不開她。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打擊工會、印刷工人示威等引發示威衝突,需要大量警力鎮 壓。一場於諾定咸的罷工爆發,戴卓爾政府向警隊下達命令,容許警方不擇手段破壞罷工,包括使用暴力,甚至派出MI5情報人員滲透工人。當年英國警隊有 「Mrs Thatcher’s Boots Boys」之稱,維持公眾秩序之餘,也維持政府的管治秩序和合法性。

於英國殖民地成長的我們,也許30年前每天追隨著中英談判,當時500萬香港人就這麼淪為旁觀者,任由鐵娘子跟老鄧角力,決定我們的命運。香港人懷念鐵娘 子可能懷念英國自麥理浩以降的善治,然而鐵娘子在英國執政11年,為英國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我們難以明白英國人對她為何又愛又恨。
有論者說,在國家債台高築的今天,將戴卓爾夫人喪禮外判,價低者得,才是對她的最高致意。

今天造訪倫敦,昔日衰落的碼頭London Docklands80年代末戴卓爾夫人領導的金融放任政策下,今天已搖身一變成Canary Wharf:玻璃幕牆的大廈落成,金融機構得益於租金優惠進駐,堂皇的摩天大樓之間是渺無人煙的荒廢空間,是入住率低、門禁森嚴,毫無生氣的河畔豪宅。戴 卓爾夫人的政治影響隨處可見,在Canary Wharf,也在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至鉅的香港。

後記,寫於文章刊出日下午:誠然戴卓爾夫人接手的英國政府架床疊屋,經濟不景,英國在她治下緩慢復甦。可是其實增長沒有我們想像那麼一帆風順,並非印象中如此明顯;後來而且失業率升至雙位數字,貧富差距擴大。這種成效看來有限的救經濟,為英國帶來巨大社會成本,埋單計數賺還蝕,說不準。
戴卓爾夫人改革的背景跟香港大不同,我也無意說她是香港問題的元兇。文中將香港相提並論,只是想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本質,不論國界,其實如出一轍。如果我們痛恨香港某些社會問題,稱許戴卓爾夫人前應該三思。謝謝各位指點。

延伸閱讀:
警方如何為罷工者設下陷阱:
http://bit.ly/UqUvpZ
Big Band對倫敦金融業是好是壞?:
http://bit.ly/s6Yzqh
戴卓爾夫人拯救英國經濟,失業率和貧富差距卻創新高,埋單計數是否值得:
http://ind.pn/YHuEyP

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陶傑: 低俗大都會




彭浩翔電影「低俗喜劇」,大陸才女賈選凝「藝評」寫香港電影低俗,演變出一場「五毛變五萬」「獎金」的風波。

港產「本土」電影低不低俗?確實比中國的趙本山相聲、唱紅歌「低俗」,但是中國電影好像甚不「高雅」到哪裏。中國鳳凰台的「鳳凰博報」,也有一篇藝評,題為「中國電影──在惡俗與媚俗間徘徊」,即有如此悲憤的控訴:

「中國電影在表面的虛假繁榮下,隱藏着瀕死的呻吟。在票房這個指揮棒下追逐,中國的電影,已經丟掉了最後的遮羞布,在赤裸裸的惡俗、媚俗、欺騙中,榨取着最後的經濟利益……涸澤而漁吧,我希望中國電影速朽。」

這篇藝評,有龔自珍之風烈,魯迅之嫉惡,我認為,更值五萬元。


香港這個鬼地方,只是做生意的城市,本來就低俗,但中國自稱「三千年燦爛文化」,賈小姐如果回頭去多關心她來自的那個地方的低俗,會對她的國家,多一點貢獻。

然後就是本地「評審團」問題了。記者翻出來,一干香港「文化人」評審,決定將公帑的獎金發放給這位「有稜角」的北京才女,其中的林姓「評審主席」,拒絕回答是否認識得獎人,但聲稱「有鼓勵朋友參選」。那麼賈才女是否林主席的「朋友」?若是,此一異性朋友,又親密到什麼程度?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決定加印花稅之前,行政會議召集人,又可不可以及時「鼓勵朋友買樓」?香港不是「內地」,香港這個低俗的「國際城市」,有個更低俗的廉政公署,一旦涉及公帑,連特首曾蔭權,上了「朋友」的遊艇,也遭到「文化人」和「知識份子」聲討。

任何香港文化人,賞識有才華的大陸女性朋友,因生提攜養育之心,只要自掏腰包,不論「鼓勵」這位朋友寫新詩,或「鼓勵」她南來旺角,包一間劏房,兼職按摩,貼身考察香港這個低俗城市人慾橫流之醜惡,以增加藝術批判靈感,提高「寫作水平」均屬「文壇佳話」,絕對沒有問題。但一旦涉及這個新詩獎那個論文獎的「藝發局」比賽評審,獎金是納稅人付的,「文化人」就要自愛,做到「比白紙更白」,在低俗的香港,在隨地大小便的自由行、喧嘩講粗口的中國小農之上,樹立一股清流,可不要亂來呀。

李純恩: 為什麼台灣出李安

李安又得了奧斯卡大獎,大陸網民第一時間歡呼起來,說中國人又爭光了。接着,又有人清醒提示,說李安是台灣人,把「中國人」套在他頭上,不是太準確,如果冠以「華人之光」形容,才算合適。

這時候,也有人慨嘆說,台灣李安,香港王家衛,大陸有誰呢?於是便扯到制度上去了。

這天,正好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黨員的入黨誓詞。共產黨員的誓詞是這樣的: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國民黨員誓詞中有一大段導言,開宗明義要黨員確信「自立為立人之基,自救為救人之始。」冀望黨員可「人人都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由此制定黨員守則十二條:一、忠勇為愛國之本。二、孝順為齊家之本。三、仁愛為接物之本。四、信義為立業之本。五、和平為處世之本。六、禮節為治事之本。七、服從為負責之本。八、勤儉為服務之本。九、整潔為強身之本。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十二、有恒為成功之本。

從國共兩黨的入黨誓言中可見,一個是以人為本,一個是以黨為主。於是便產生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制度,於是,大陸暫時出不了李安。
 

青豆: 從賈氏貶《低俗》捧《泰囧》透視內地人的香港想像

(既然參與到賈選凝藝評獎的熱烈討論中來,我決定為這篇文章取一個仿賈氏風格的標題,就如賈氏《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及其另一文章《春嬌志明的中國想像》,此兩標題的混合。反正這世界也是你看我,我看你,然後胡亂想像一番。)

粗略拜讀過賈氏得獎文章,然後第一個反應是︰她如此憎恨《低俗喜劇》,她會喜歡什麼電影呢﹖大槪會是《人在囧途之泰囧》吧﹖上網搜了搜,果然,《亞洲週刊》站有她一篇熱捧《泰囧》的文章,題為《《泰囧》票房奇蹟啟示錄》。

孤陋寡聞的香港讀者若不知何為《泰囧》,先在此稍作簡介。此片近期在內地創下票房奇蹟,製作成本三、四千萬(人民幣下同),票房收十二億,大賺特賺,其投資公司光線傳媒於內地股價一度因此暴漲。此片由內地演員徐崢自編自導自演。

徐崢港人應有認識,他就是彭浩翔另一部被賈氏評為「不算好電影,但卻有趣」的《春嬌與志明》中楊千嬅與余文樂之間的第三者(港佬注意力應該都在楊冪身上,可能沒有留意到徐崢)

但賈氏喜歡《泰囧》,卻憎惡《低俗喜劇》,並覺得後者只拍給香港本土市場看「讓人心驚」,這就矛盾了,因為《泰囧》處處是港產片的影子,而且正正是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三兄弟的翻版。那麼賈氏對香港的想像還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覺得那時的香港可以接受,而也許更貼近現在的現實的香港就接受不了了﹖

若是這樣,為什麼呢﹖按道理說,現在的香港就算對內地人再反感,歧視內地的程度無論如何不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本人上世紀九十年代由內地移民香港,在港住了近二十年,這點我有很深刻的體驗。若覺得現在這點港人對內地的「意難平」都接受不了,請靠邊站。)

八十年代港產片模式於《泰囧》借屍還魂,在內地大賣,而香港人自己對這種模式已感到索然無味。《泰囧》在香港也有上映,但票房遇冷。事實上不單在香港,在海外市場,這部中國電影票房奇蹟也賣不動——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為何內地人的「口味」好像與世界如此脫節﹖這樣說來,《泰囧》不也是主要針對內地市場嗎﹖為何賈氏又沒有覺得「心驚」﹖

賈氏憎惡《低俗喜劇》,本是個人口味問題,本沒有對或錯,但影評有一點讓人很難受,就是口口聲聲為港產片「著想」,怕港產片「誤入歧途」。這大槪正是某些內地人對香港的某些錯誤想像(不排除想得太美),以及無法接受香港在改變、香港對內地的看法在轉變、中港關係在變的事實,同時也看不到內地近年的劇變。

其中一個劇變就是,我還在內地時,那裏哪像現在這樣拜金﹖電影票房論輸贏。現在的大陸如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發達、遍地黃金、大家富起來、人人眼中只有經濟利益嗎﹖後回歸的香港,隨著成功神話破滅,近年港人正在學習反思,什麼時候輪到內地呢﹖






蔡芷筠: 關於藝發局和藝評獎的幾點補充

作為委員之一,也有記者call爆問我點睇藝評獎件事,雖然我不能代表藝發局,但我可以在這裡分享幾點我答記者的,希望讓大家理解有關藝發局更多:

1. 藝發局有不同的小組,藝評獎是由藝評小組所設立,主席是林沛理。它不是藝發局所辦的大型主導計劃,獎項所頒獎金是小組資源。藝發局委員有兩種,一類是民選,一類是委任,大約各佔一半人數,林沛理是政府委任。同立法會一樣,藝發局委員有很多不同類的人,有錢佬,有親中紅底派,但也有藝術家,也有想改革之人。

2. 藝評獎參加者必須是香港居民,評審過程是不記名,分兩階段,第一階段評判會各自收到一組的參賽者作品去評審,計分,然後交給辦事處。辦事處會排分數,然後招開評審會讓評判討論並且落實排名次序,看看有否需要檢討。已故作家也斯先生有參與第一輪評審,其後因病重而缺席評審會議。而我雖沒有參與評審,但以我自己的小組為例,在這種情況下的評審程序,意見好難一人獨大。但選舉結果明顯會就評審團的口味所影響,而在香港,我們都知道有類文化人特別喜歡高雅文化,這事實上也是一種口味。

3. 我同意大家可以不滿以至向局方反映,但我不認同要藝發局摺埋。因為目前政府對藝術的資助類別很少,一類是九大藝團或民政事務局的資助,都是有利大型團體。而藝發局是支持小型團體,獲得政府大約一億資助,有一半都落入行政和局內主導計劃,可謂雞碎咁多。但因為有業界人士做評審員的機制,算是相對政府其他機構來說比較合理和透明。它可以有一百萬樣要改善的地方,但如果要藝發局消失,我想象不到梁振英政府會願意開新架構去支持小型藝術團體和項目。

4. 如無意外,在來屆的藝發局委員選舉中,將會重新檢討選民登記資格,讓更多業界人士可以投票以至參選。這個局是香港文化藝術界忘卻了多年的決策地,所以它確實有不少親中人士「唔識藝術做藝術決策」,即使是個別民選委員也有親中團體撐腰的。和他們開會,我也有時會納悶,為什麼藝術文化界會容讓這種人代表自己?就是因為我們容許他們肆虐。以今次事件為例,藝發局中除了林沛理以外就沒有其他藝評業界代表,原因是當年選舉時完全沒有人以藝評家身份參選,那個崗位懸空了差不多三年。

5. 連藝發局主席王英偉也講過:「(例如)視藝小組主席叫李錦賢,唔鍾意你可以下屆選走佢!」。我希望大家鬧完一輪「偽發局」,可以一起去收拾失地,藝發局是一個小點,在歷史上它是前人爭取回來的。在西九出現後,我認為政府越來越希望能將藝發局陰乾,但比較起來,我認為西九才是無人能及、無人知道他是如何操作的超級大白象。

6. 最後我想起黃子華的魚蛋論:如果見到自己得五粒魚蛋,旁邊的先生有七粒,我們的做法可以是要求老闆畀番兩粒我,而不是要求老闆整走隔離先生果兩粒。在一個支持文化藝術的地方,5萬蚊一個藝評獎濕濕碎,但偏偏香港沒有完善的文化土釀,5萬蚊好似多到嚇死人。所以,如果要發展得更好,我們不是要問點解藝評有5萬,而是問,點解其他項目得咁小???

7. 係囉!點解香港政府對小型藝術團體、藝術家和作家等等等的支援得咁少??當全港的小藝團小機構分配得5000萬,而一個區議會整d難鬼燒鵝雕塑卻有一億???

蔡芷筠 民選委員 藝術教育組主席





何雪瑩: 回賈選凝 - 香港容得下低俗

這個小島,文字賣不到錢,眾所周知。一個藝評獎項換來五萬元獎金,竟然掀起波瀾。今次出奇的,不是為錢,而是因為得獎影評批評「低俗喜劇」品味差、反映港人自卑,也因為這番話出自一位北京女子口中。

對於賈選凝的影評〈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我有千百萬個不同意,其邏輯推論也叫我嘖嘖稱奇。然而批評前,有必要先討論今次新聞的處理方法。


傳媒鞏固族群定型

蘋果日報的標題為「北京女奪藝評獎 斥《低俗喜劇》辱內地人」、主場新聞報導題為「狠批《低俗喜劇》羞辱大陸人 京女奪藝發局大獎」。社會學常說種族是看世事的一面鏡子,來自北京只是賈選凝其中一個身分,偏偏以她這樣的背景大做文章;羞辱國內人只是其藝評的其中一個重點,偏偏獨選這點為題,有意無意間將她的祖籍和論點扣上因果關係。

這種做法是日常新聞操作常見的framing、「揀個靚angle」,吸引讀者看下去,卻不知不覺地為讀者預設perspective-一個經不起嚴謹邏輯推論的族群視角。正如當犯案者是南亞裔人士,報導便喜歡強調他的種族背景。這些說法都符合事實,可是讀者需謹記種族只是了解事情的其中一個方法,既非全部,也未必最好。這種新聞操作手法本身亦無重大錯誤,但過份草率卻會鞏固一些以偏概全的定型,無助討論。

把話說在前頭之後,就讓我們回歸到賈選凝的得獎作品本身。事實上近年我也隱約感到香港人開始失去自信,變得內向,這番話出自我這個香港人而非賈選凝之口,不知會否順耳一點。

可是賈選凝的問題在於捉錯用神:「低俗喜劇」當然可以批評、低俗文化也值得討論,港人面對國內人有多心理不平衡是個一百萬研究題目,只是賈選凝將三者牽扯在一起,理據卻出奇薄弱。網上有人質疑評審邱立本擁抱大中華、林沛理精英主義,這些既有立場都不是問題,誰來當評審會沒有立場?但若他們看不出文章的理據有多薄弱,我覺得非常出奇。看低俗喜劇已是去年8月的事,整部電影的細節無法一一細數,只記得好久沒有如此盡情的電影體驗。

賈選凝說:

    ......港產片的魅力,源於通俗卻不該止於低俗,無的放矢地消費粗口與性,只會令當下港片缺失底蘊、缺乏對社會矛盾深入解讀能力的形象進一步惡化。故而,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

    ......《低俗喜劇》宣稱「不喜勿看」,但這種將「低俗」的選擇權直接交給觀眾的態度,也正表現出創作者的不負責任。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作用,因而生產一部提供低俗快感的作品,本身就是助長大眾的惰性。在香港這座根本不拒絕「低俗」、甚至刻意追捧「低俗」的城市,創作者更能利用人們跟風追逐本土文化身份的心態,將「壞品味」與「港味」劃上等號,讓人錯覺「三級片」才是港片救星。

粗口等於低俗?低俗等於差?

甚麼是低俗?這個文化研究中「高級」VS 「低俗」文化的經典討論,恐怕要另闢一萬字才能觸及一麟半爪。個人認為粗口在合適context底下,或許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粗口確是某個階層的日常生活不能少的語言,叫他們不說粗口他們幾乎失語。有趣的是他們並非「地盤佬」等一般人以為的勞動階層,身邊的不少文化青年言必粗口,以粗口討論公義問題、大是大非,絲毫不損其對話的質素;不說粗口的文化人也幾乎99%都不介意別人講粗口。

粗口只是一種溝通工具,有其文化社會背景,但我們不能忽略以粗口作包裝的內容是甚麼。在低俗喜劇而言,則回歸到電影本身,角色講粗口是否能更有效地傳達劇本和訊息?

據說相較香港電影界現實中的粗口,電影所呈現的只是小兒科。如此一來,電影中的粗口是如此的順理成章,絕非賈選凝筆下的無的放矢。然則我們是否為了避免「低俗」,迴避電影行業大家講粗口的現實,正如TVB劇中的黑社會無人說粗口一樣?如果說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責任,反映現實也許也是文化藝術的要務。當代藝術早已脫離純粹的美學體驗,不迴避以錯置、低俗、醜等刺激思考;至於為何粗口必然是美的相反,那則要請賈小姐解釋一下。她又說:

    ......當一個土大款想來港投資拍港產片,腦海中只能想到拍「三級片」。

    ......彭浩翔用這種設定,為香港的文化形象作出令人心寒的註腳:「香港製造」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不是大陸在香港心目中地位低下,而是香港在大陸心目中太過廉價。當我們冷靜反思香港今時今日的語境時,便會發現整個環境的確如此。大陸人來港炒樓、買名牌、進戲院看三級片,香港只能滿足他們膚淺的、物質的、消費的需求,但本土文化的輸出上卻很蒼白。大陸人想看港片,當然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因為如今港片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

香港電影:「仗義每多屠狗輩」

若電影「無的放失」地濫用粗口,是手法上的缺失,然而影評中沒有解釋為何電影中的粗口是無的放矢。上文賈以鄭中基飾演的廣西投資者「暴龍哥」開拍三級片,解釋為彭浩翔說香港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這兩個等號實在是想當然得過份,文中卻全無解釋何以能以小見大得出如此沉重結論。大陸人看港片可能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事實上香港的普及文化,一向不喜沉重,反而多冷靜、自嘲、黑色幽默、市井。

梁款說過周星馳作為香港流行文化icon,出色之處在其無賴:面容古惑、姿勢不恭、刻薄刁鑽。可是「仗義每多屠狗輩」,這些港式通俗(或低俗)流行文化背後,卻從不缺乏人情、道理。只是板起臉孔販賣人文精神,的確不是港人性格,這些台灣多的是。

嶺南人的靈活、莊諧並重,都為香港流行文化賦予一抹黑色幽默。對我而言香港的警匪片自成一家,近十多年來如「爆烈刑警」、「黑社會」系列、「無間道」系列等,都既有本土特色,卻盛載著滿滿對社會現實的無奈和堅持。我們歡迎國內人看這些港片,他們會發現港片原來遠不只所謂三級和低俗,可是據說這些片子在國內都逃不過被禁命運。只是香港人的確幾cool,不敢將人文關懷時時掛於嘴邊,但不等於香港人沒有文化。


「低俗喜劇」:證明香港的本土性容得下低俗

我無意為「低俗喜劇」背上人文關懷這個聽來如此沉重的包袱,可是我認為「低俗喜劇」不是在賣弄低俗,不是以低俗混淆本土性,而是一次示威,宣示香港的本土性應當有容乃大,容得下低俗有餘。

賈以「只剩下」來貶低享受「低俗」的自由,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種自由絕對值得我們引以為傲。這是彭浩翔以電影對香港對低俗有多包容、對為了內地票房應該有多遷就發出的詰問:低俗而無傷大雅、卻從不辜負大是大非,這些精神因為香港電影人顧及內地市場而慢慢消失淨盡,然而這種精神卻最值得我們保留。

賈作結語中說:

    ......港產片作為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核心資本,更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 ......

健康審美觀由誰來定義,我不得而言;然而我肯定的是,我們不需要中宣部以「低俗」、「品味」、「有否跟隨黨的政治立場」等種種原因來審查電影,反而要珍惜享受低俗的自由。香港有王家衛,有杜琪峰,有彭浩翔,他們的電影不必因為性愛場面、不符「邪不能勝正」或太多粗口為由而被刪剪,這是我們「只剩下」的自由,而這些自由背後,也不是完全欠缺大家珍而重之的人文關懷。

有趣的是,賈在亞洲周刊一篇題為「香港新聞霸權的偽善」的文章,同樣以「自由」入文,批評香港傳媒濫用自由,不夠中立客觀。香港傳媒積病甚深,絕對抵鬧,可是賈下的「濫用新聞自由」診斷,足以反映其對新聞的觀念有多片面。這又是另一話題了,有機會另闢新文再談。


陳牛: 誰在焦慮 ── 一篇藝評引發的爭論

一部打著「本土電影」幌子,實際上只賣低俗但求博人一笑的電影,連導演都承認自己只是賣弄小聰明,卻有個叫賈選凝的大陸女生把它扣緊當下的「中港矛盾」,極其嚴肅地大加批判,還得了個五萬元獎金的藝評獎,此結果一出,網上一片譁然,卻把重點放在「一個大陸人批評港人低俗」,既而演變成中港矛盾的一景,而不是深究評獎的機制,似乎正驗了賈文所言的「港人自卑」。雙方均不自覺地落入對方的套子,真是「喜劇」之外又延伸出一串串活生生的「喜劇」。

是彭浩翔的自大,是宣傳策略還是港產片的焦慮?

低成本製作的《低俗喜劇》據說只用了12天拍攝完畢,其最大的問題不是以低俗文化為榮,而是電影本身便是粗製濫造,很多笑話是由網上抄來的段子拼湊而成,新意欠奉,連彭浩翔引以為傲的「小聰明」,我也幾乎沒看到(你總不能說屌騾西算是小聰明吧,這是敢不敢或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對他這部電影表示失望的人中,不乏原本很喜愛彭浩翔的影迷。

然而彭浩翔一上來就給自己戴了頂高帽,不斷強調這是部本土電影,因為票房不錯,他自己則儼然成了本土電影的代表,然而如今的香港電影界雖然充斥著大量中港合拍片,但本土製作也依然不少,隨便挑兩個都比《低俗喜劇》好得多,卻從來沒有一部本土電影會不斷把「本土」掛在嘴邊,而忽視電影本身的質素。難道《天水圍的日與夜》不是拍給港人看的本土電影嗎?難道《奪命金》不是拍港人港事的本土電影嗎?明明製作優良的港產片一值存在,《低俗喜劇》卻在宣傳中幾乎把自己說成是近年來唯一的本土電影,甚至表達過類似「只有支持它才是支持本土電影」的說法,這對業界同行一點也不公平。

我認同《低俗喜劇》片面化了「本土」,但賈選凝一面批評《低俗喜劇》『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一面又犯了類似的錯誤,看她那篇獲獎藝評,香港電影的其他本土製作一部也沒有出現過。就說《奪命金》,八百多萬票房雖然不如《低俗喜劇》賣座,卻在口碑上比後者高出幾節,這證明香港電影並不是只有《低俗喜劇》的低俗和粗糙,也有《奪命金》的深度和優秀,賈選凝卻提也不提,而把《低俗喜劇》作為唯一的分析對象,難怪有網友說這反而是幫《低俗喜劇》捧上神台。至於低俗的片子比有深度的片子好賣,也不是香港特有的情況,大爛片《吸血新世紀》(Twilight)在美國一樣比很多好片賣座得多。

當然,不斷強調自己是「本土電影」,也許只是《低俗喜劇》一片的宣傳策略而已,因為成本低,所以抓住「本土」這個社會熱門話題來加以炒作,是最節省成本的方法。如此一來,從中能看到的頂多是彭浩翔在資源緊拙下的焦慮,何來看到港產片整個業界的焦慮?很多導演既能拍合拍片,也能拍本土製作,自己要懂得平衡而已,拍得好的不管是合拍片還是本土片,都照樣有捧場客,何急之有?

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

因為從來沒有一部香港電影會像《低俗喜劇》這般強調「本土」,而它又似乎確實因為這樣的宣傳策略以小博大,而獲得了不錯的票房,於是「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土片和合拍片之爭,大概是香港才有的爭論,我認為此爭論主要源於中國和香港兩地觀眾之品味差異一直被誇大了,因為我不相信美國人可以拍出美國人喜歡看同時全世界又喜歡看的電影,香港人就拍不出香港人喜歡看同時別的地方又喜歡看的電影。我一直相信電影是一種世界性的語言,電影裡可能有些文化背景未必所有地方的人都能領會,但分辨電影好壞的標準大同小異,鑑賞能力人人皆有。

合拍片的出現,當然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一部香港電影通常很難以完整的面目進入中國市場,有的不是只剪掉一兩個「不雅」的畫面,更多時候是因為意識型態的問題而被改頭換面,比如《無間道》第一部的結局被改成劉德華最後被抓,像話嗎?像《低俗喜劇》這種電影當然更加不可能,這類題材,基本上還沒拍出來就已可肯定沒有任何可能會在大陸電影院裡上映,但有此「勇氣」的不是只有彭浩翔一人,不說杜琪峰,連據說「已投共」的蕭若元也投資拍了幾部進不了大陸的低俗電影。於是,問題來了,不低俗的《奪命金》、低俗但是講古代的《肉蒲團》算不算本土電影?

一部電影本土與否,不但要看市場目標,其實還有眾多的因素,包括資金來源、題材等等,有的人還很看重參演和參與製作的人員是否清一色的本地人。我支持本土創作,但與本土與否比起來,我更重視創作的質素,不過我也嘗試問問這樣的問題:《桃姐》有大陸資金也有大陸人員參與,但故事講的完全是香港的故事,又算不算本土?《寒戰》資金來自香港,部分演員來自台灣,有國際團隊參與製作,講的是香港本土的題材,又算不算本土電影?合拍片出現以前,以香港資金拍攝的武俠電影,故事與香港本土無關,又算不算本土電影?

誰在焦慮?

我不知道多少人是衝著本土兩個字去捧場《低俗喜劇》,又有多少人潛意識裡把支不支持《低俗喜劇》當成港人的一種身分認同,或者又有多少人真心覺得它是好電影。賈文爭議出現後,也有人大喊「香港文化,你賈選凝識幾多」,以「你不懂」來回應批評,我想到在豆瓣見過的一個人,那人貌似是在北京生活的港人,她相當不滿那些給《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人,她認為只有港人才看得懂《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大陸人都是因為看不懂。中國大陸無論官方民間,回應外界批評時都愛用「你不懂中國國情」來回應,當香港同樣遭受外地人的批評時,我們其實可以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在「我們就愛低俗你吹咩」之外,能否想想除了《低俗喜劇》,你真金白銀地支持過多少部香港電影?

賈選凝接受採訪時直言討厭《低俗喜劇》,她的獲獎藝評就帶著這種強烈的情緒,雖然寫港片焦慮,但從字裡行間看到的首先是她本人的焦慮,除了直斥導演彭浩翔是「不負責任」,形容《低俗喜劇》是垃圾,還說喜歡這種娛樂至上的片子,就是「港產片的誤入歧途」。杜汶澤接受訪問時說過「低俗是港產片的核心價值」,其實就如之前黃洋達在facebook上載一張女支持者的照片加上一句「給你一個加入熱血公民的理由」,大概只是一句搞搞氣氛的玩笑話,也被焦慮的賈小姐視為「大言不慚」。近年來香港社會氣氛雖然轉變,越來越講「政治正確」,但正如彭浩翔另一部電影《春嬌與志明》所描述的那樣,港人本性貪玩,不正經起來可以沒有下限,港人和大陸人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即在於此,也是春嬌最後還是選擇和北京男友分手,去和志明復合的原因。

賈小姐說彭浩翔利用了「貶低大陸人」的政治正確,但她也有大陸文化裡固有的一套政治正確,什麼可以拿來開玩笑,什麼不可以,比如從她的藝評看來,大陸人不可以被拿來開玩笑,開大陸人玩笑就是歧視,就是精神勝利。但在《低俗喜劇》一片裡,也不無開港人玩笑之處。其實,這種嘲人也自嘲的娛樂電影,笑過也就算了,何必認真?

當然賈小姐的有一些批評,無論對《低俗喜劇》本片,還是對香港社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認為港人倒是可以用釋然一點的心態去面對,比如她說該片「連彭浩翔電影一貫為觀眾提供的敘事樂趣也付欠奉,它甚至不是個有結構的故事」,這就說得一點也沒錯;「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high至極」,從該片的賣座和港人現在對賈一文的反應來看,這個說法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偏差;甚至一句「創作者嘲弄整個行業的玩世不恭中,並未提出思考與反省,反而以極傲慢的態度調侃業界,將電影生產的複雜狀況簡化為資本與性的交換」,也正說中了彭浩翔在該片表現出來的傲慢,這種觀點其實早在電影上映時已有人說過,我也聽過一些從事電影行業的對彭的不滿。

在這次事件中,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這篇文章是如何得到一等獎的,藝術發展局為何可以拿出這麼大筆錢來嘉獎藝評,而不是對文化藝術本身提供更多的資助?一篇3000字以下的藝評可以這麼容易拿到五萬元獎金,為何聲譽良好的本地文學雜誌《字花》卻難以申請到資助?重藝評而輕創作,如此本末倒置的推廣藝術之法,究竟是哪些渾蛋想出來的?



有網民報料賈曾在亞洲週刊工作,而圖片顯示合照處很有可能是亞洲週刊的辦公室或場合,而資料顯示賈曾為亞洲週刊撰寫三十篇文章

而邱立本為亞洲週刊的主筆與總編輯多年,當然與比賽時同期,作為一位如此深資歷的總編輯,會否不認得自己週刊寫了三十篇文章的作者?

再者,連超市抽獎都要避嫌不許員工及家屬參加,以免有利益衝突,為何官方機構涉及公帑主辨的首屆藝評獎竟可如斯兒戲?


 

陳景輝﹕中港矛盾下的港產片和藝評獎

首屆「ADC藝評獎」金獎得主,是北京評論人賈選凝,她狠批港產片《低俗喜劇》醜化內地人,這引發激烈批評。

問題有二。首先是針對藝發局的。藝術發展局的評審讚揚作品具有「顛覆性」、「稜角」和「強烈觀點」云云。然而,評審為何用這些元素,視為衡量「藝評」質量的主要標準呢?為何不以另一些元素來衡量呢?諸如「細膩」、「深入」或「淵博」之類?最奇怪是,這裏所謂的「顛覆」或「稜角」,並不是指向那些形式及美學批評方面(如評論電影拍攝手法),而是近年非常熱鬧的話題:中港矛盾。這是「藝評獎」的定位麼?即「鼓勵」趕快在熱鬧話題中作出簡單表態?這是一般的文化評論抑或藝術評論?「藝評獎」的名字需要改成「時/文評獎」嗎?

其次是賈的文章本身,她說電影「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云云。問題是,香港電影傳統從來不是販賣健康,更遑論一套低俗搞笑的電影。指控「笑片」歧視,到底是廉價的,像《新精武門》和《國產凌凌漆》一類經典笑片,周星馳不是拿日本人和大陸公安來「搞笑」嗎?其文化意義,難道又是一句醜化說了算?問題是,差不多所有笑聲背後,都預設了一套文化定見,否則觀眾就笑不出來了。關鍵在於,好的電影能從那些陳腔定見裏提煉出幽默感。

像《低俗喜劇》開的玩笑,如大陸投資者的人慾橫流、大學教授的假道學、醩模的「搏上位」和港產導演的「唔識撈」等,既預設了社會既存的文化定見,也包含了抵死而觸碰禁忌的奇思怪想。若有人只看見中港矛盾,只看見「醜化大陸人」,這無疑太簡化。更不要忘記,這齣電影為觀眾帶來的最終和解:大陸投資者和香港監製齊齊賺大錢。只想說,對於這一和解和搞笑的喜劇公式,認真你就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