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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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SamXjones : 雷人雷語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教授日前在<晴報>的專欄中撰文指香港人必須認識簡體字。他謂簡體字本少利大,只需少少時間學會簡體字的系統,閱讀內地書籍時就可以省卻不少時間。他更謂如用簡體字在報上撰文,因為「書寫速度幾可加快近倍也」云云,省回的時間可以千小時計。另外雷教授認為推行簡體字是中共政權的一大德政。改用簡體字作中國官方文字,讓數以億計中國人免去認識筆劃繁多的繁體字之苦,加速中國人脫離文盲的速度。最後他更為簡體字辯護,批評反對簡體字的人自命清高,「在觀念上其實與堅持用甲骨文者無大分別,思想落後之極」,用意是要為「去中國化」服務。

首先本人要伸報利益。筆者不論上課做筆記,工作時的速記,都有用到簡體字,因為在列點速記的情況下,盡量使用筆劃簡單而自己明白的符號記錄信息的確帶來了方便。同時筆者也並不以繁體字為主要使用的文字自居。面對有人將簡體字視為「殘體字」,本人在此的立場也認為那是自命清高。筆者站在雷教授一貫對效率及收益執着的角度理解,其於專欄文章所言似乎並無不妥。然而,雷教授為人師表,位居系主任,所寫文章引用資料錯誤、以賣弄小聰明自居,還居然能夠厚着臉皮把如此劣文堂皇刊出,在下感到心寒。

引用數據錯誤,誇大效果

對於使用簡體字,雷教授題到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書寫速度幾可加快近倍也」。誰不知此言差矣。跟據<探究中國文字簡化問題論文集>中題到,中國大陸曾作過一項統計,取一百篇北京《人民日報》的社論,總字數為255,124字,傳統字每字平均9.15畫,簡化後7.67畫,平均每寫一個字減少了1.48畫(約16%),一份論文集取日常用字1,250,320個字頻,簡化前後為9.0減至7.3劃,相差1.7劃(19%)。如果每一個筆劃書寫的時間差不多,書寫速度跟筆劃數目成正比,跟據數字簡約化進行「四捨五入」,書寫的速度也沒有可能「快近倍」,大約也只能快20%。為何雷教授講到簡體字對書寫速度的提升是如此出神入化,但實於上簡體字書寫只快了不夠20%?請容在下引用一文:

‘所以五劃以下的字在全部漢字中,不論簡體,繁體都只佔極小的比例;反之,筆劃在20劃以上的繁體字(或簡體字)在全部漢字中也只佔極小的比例。不論繁簡,都以9-15劃之間的字數為最多,這是漢字的特點。現行簡化字,著意於簡省筆劃,帶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簡為“设”(從11劃減為6劃)孤立地看,簡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詞組裡,“我設法解決”,很容易錯看或錯排印為“我沒法解決”。’<簡化字轉繁體字的尷尬>游修齡,19/1/2003<深圳特區報>

如此,在把”我設法解決”這句子寫成簡體時,實際上只省掉了5劃,書寫速度大約只快11%。在下也來補充一下,文章題目中有”尷尬”兩字,簡體字為”尴尬”,被簡化的只有「尷」一個字內「臣」字的部份,整個詞語書寫總共只減少了4劃,省了17%的書寫時間,明顯簡體字為中文書寫時所省的力其實頗為有限,並不如雷教授所言有「幾可加快近倍也」之神效。不過以長遠來說,書寫效率的確有少量提升,理應合符社會現代化對效率的追求。

不過把文字牽涉到效率,卻要注意另一個問題。就是字的作用不是只為了讓人去書寫。人之所以造字寫字,目的就是為了把信息記錄、流傳、保存以供閱讀,理解信息內的意思。中國人文字的演進,由甲骨文的「字字若畫圖畫」到建立頗具規模的字形結構系統,除為書寫方便,就是為能夠方便閱讀文字的人能夠盡快明白意思。那麼字的結構簡約後,會否方便了閱讀呢?游老師的文中又題到了:
一個人的一生中,總是看字(書籍、小說、報紙、雜誌、廣告、影視等)的時間遠遠多於寫字的時間,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寫字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看字要求字體印刷清楚,不要出現錯別字、混淆字最為重要。漢字是方塊矩陣形的,使用的視力是,看“机”和“后”,與看「機」和「後」所化的時間目力同筆劃多少無關。

此外,我在第一次引文的時候,也引用到作者同時題出了”設”和”沒”在簡體字的形狀下較容易混淆。這其實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作者在文中更題到:

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於簡化後字形相似,無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鑒別一下,以免弄錯。

至此,簡體字的系統可將大量的字型簡化到一個頗容易令人在閱讀時混淆的地步,寫的人沒方便太多,卻苦了大量讀者要在閱讀的時候仔細認清字型以免錯讀。廣告、標語上的字粒較大,還叫容易辨認,如果是報紙雜誌書籍等印刷品中幼細如蟻的字,讀的人可真的要多花點精神,影響了接收信息的效率了。

簡體字掃文盲的迷思

文中還題到簡體字的出現是因為「中國文字太難,而中國人口當時大半是文盲,不用簡化了的文字,如何可以迅速掃盲?」就這個問題,本人想請大家再理解一次簡體字從繁體字的「進化」過程中,有多少字真的被明顯簡化?”設”寫成”设”,”開”寫成”开”,明顯是經過了簡化,筆劃的記憶量是大有減少了,但諸如”維”字寫成”维”字呢?只有減少了兩劃,全字筆劃最多結構最複雜的「隹」部居然一劃不缺﹗還有”我”字、”解”字、”魔”字、”特”字、”都”字、”象”字、”藏”字這類常用而筆劃頗多的中文字呢?簡體的寫法跟繁體的寫法居然是一樣的,「麻煩」跟本沒有減少。仲然書寫時或者是方便了,但讀呢?在下實在不想再重覆解釋「簡體字因為有時字體過簡,會出現可能比用繁體字多出現錯認別字的情況」這個論點。

再者簡體字是否令中國迅速掃盲之說其實頗具爭議。首先上段已說明,簡體字實際上並沒有太大地減少使用中文字的麻煩。此外,不見得使用繁體字的地區如香港、澳門、台灣等地,因為使用繁體字而使識字率停滯不前,或者文盲率提升。在下認為,政府投入多少資源,開動多少體制機器推動教育廣泛普及,才是直接影響認字率、文盲率的關鍵因素。如果將中國解放後文盲率的下降全數歸功於簡體字,這根本是對學術不認真的體現。那倒不如說成是「黨的領導有方,為了可以使大家明白毛語錄的內容,明白毛主席的偉大,黨政府在教育上多投放資源把認字、識字廣泛普及,大大減低了中國文盲率」這種說法在社會科學的立場上反為更靠譜。

面是人家給的,臉是自己丟的

文中又題到簡體字不能融入書法可能是一椿好事,請容在下節錄:

若從藝術角度觀之,簡體字很難融入書法,使人有所遺憾。不過,對我而言,也未嘗不是好事。記得多年前有次在北京演說,有位大學校長剛好在座,他事後邀我也到他大學演講,我其後應約前去,竟發現他們要我在其禮賓冊上用毛筆題字,這倒是要了我的命,我字跡醜陋,歪歪斜斜地寫了幾個字後,他們想得出的評語惟有是我的字挺有「風格」。若大家都不重視書法,我可逢凶化吉,避開尷尬。

看來雷教授不是不明白簡體字無視了漢字的字型結構系統。簡體字中”爱”()無心、”导”()無道之類的簡化方法,將字的表意或表音部份生硬移去,破壞中文字美觀而充實的形象。但經常強調中國人身份的雷教授卻認為簡體字可能因為難以融入書法,可以使社會不重視書法,令字跡不甚美觀的人得以被社會原諒,得到更大的開脫。這種說法實在貽笑大方。

首先,社會不重視書法絶不拜簡體字所賜。只要有心練好中文書法,不論繁體簡體,仍可寫出一手秀麗字跡。書法除了是藝術及個人修養的表現,也是因為以前古人大多以書寫記錄文字,如果字體不端正秀麗,難登大雅之堂事少,誤傳信息累人事大。只是社會現代化,引用大量代替人手執筆記錄文字的機器,如打字機、電腦等,把信息輸入這類機器中作記錄。加上高運算功能的電子用品日漸普及,輸入文字漸漸成為現代化社會中「書寫」文字的主要方法,所以社會整體對個人字體要求的執着大有下降,加上中國人向來以寬宏為德(或曰犬儒),那位大學校長才會為雷教授「甚有個人風格」的字跡打完場。其次身為中國人,身為教授,不因個人中文字體書寫欠佳為失而自省,卻以為自身缺點找到藉口開脫的小聰明自居,有失師尊師德。

不諳國情,思想落後,上綱上線,敵化異見

最後雷教授強調簡體字中文是世界大趨勢,因故步自封而讀不懂簡體字,簡直是自貶為文盲半文盲。亦將堅持不學不用簡體字的人比作用甲骨文的現代人,批評他們是為「去中國化」服務的政治偏執者。對教授指簡體字中文是全世界最多人用的文字,在下認同,可是其他的觀點和指控,在下則不以為然。

首先,教授批判不會簡體字的人為文盲,這種以偏蓋全的說法非常荒謬。按聯合國定義,文盲有三類人:不能讀書認字的人、不能識別現代社會符號的人、不能使用電腦(或流通電子科技運算產品)的人。一個人除非一生都與世隔絶,否則在現代社會,尤其是香港,認識社會規範(包括認識各種文字、符號及電腦產品的使用)的過程都充斥於各種各層的社會建制之中,就算有人偏激得要完全拒絶書寫和理解簡體字,現時為至香港還有繁體中文及英文可學,只要香港未正式把簡體中文字變成唯一法定文字,成為文盲實在太難。其次,教授在歌頌簡體字如何本少利大、如何提升效率和競爭力之時,內地政府和學者卻早在2005年時開始商議如何要將一部份簡體字轉用成繁體字,減少混淆,導正字意。可見當教授在大力盛讚簡體字如何偉大如何先進,並要將之發揚傳頌的時候,人家早已在審視簡體字對信息傳達時造成的不便,並研究如何逐步引入少量繁體字取代部份簡體字,糾正中國因對書寫效率的追求而對信息傳達效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最後教授視反對簡體字者是為「去中國化」服務,實在是上綱上線之舉。對於反對簡體字者,他們並非反對中文,只是社會不斷在一文兩體的衝擊下,他們舉出使用繁體字優於簡體字的論點,並堅持現時使用的繁字為中文字的正統擺了。他們題出意見,絶非要將中文趕絶,或者不承認香港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只是對中文發展之理解有自己的立場,正如教授支持認識及使用簡體字一樣。於此,學生想請雷教授明白,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衝擊,而不同的衝擊都會帶來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觀點。我們為學之人,應該理性討論各方立場,為民意謀出路,不應對持相反意見者進行敵意的政治標籤,助長社會分化。

結語

學術人必須認識的情況是,每一個寫出來被看到的字都會影響讀者的思維,務必嚴選資料,謹慎落筆。雷教授您身為經濟學系主任,又為專欄作者,應該知道自己的一字一句都份量十足。所以在下請你別自以為是,將毫無學術含量的觀點用一個經濟投資的論述包裝,刊於大眾媒體上,盡出洋相。
 

雷鼎鳴: 由簡繁之爭到對號入座

我是個愛書之人,到內地旅行出差,有時間的話都會盡量跑跑書店。店中所售,雖大多垃圾橫流,但高質量而又用簡體字出版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史哲等等書籍,數量上早已超過港台的繁體書了。讀不懂這些書,對做學問與在港求職都不利。削弱自己競爭力的行為,智者不取。不過,不少港人,包括在學青年卻誤以為簡體字難學,其實不然,幾小時便可學懂,絕對「本小利大」,所以我在1012日本欄寫了篇文章,鼓勵大家「學懂簡體字傍身」。

如此簡單的一回事卻又偏有人看不順眼,不斷炒作,把學習簡體字看成是彌天大罪。喜歡繁體不喜簡體的人各自有其原因。有人喜歡書法,有人要維護國粹等等,這是他們的自由,我不但尊重,而且有不少地方認同其觀點,我在上述文章中亦指出簡體字的一些缺點。不過,反對簡體字的人當中,也的確有一部分人(要注意,我從來未說過是全部人),把內地書刊都看成附有細菌,根本不希望別人能直接閱讀,我自己便遇上過這些人,他們的目的便是「去中國化」。


拒絕簡體字是「去中國化」?

有一位被某些人聲稱為「才子」的專欄人不知為何,對我上述文章勃然大怒,先寫了篇文章指控我說過:「拒絕簡體字,即是『去中國化』,意即堅持用正體字,不是『中國人』。」

我搜索枯腸也想不起甚麼時候,說過這些荒謬的話,若有人找到,我打賞一百元。該「才子」文章沒有點名,我是否錯誤地對號入座?不對,次天他又再接再厲,重複同一說法並加料說此位教授認為「不會說普通話,只講粵語,也不是中國人。」在不斷痛罵之餘,甚至指這位科大經濟教授「時勢一變,就會吃人。」

至此事情真相大白,自我對號入座「去中國化」的是他,與我無尤。我只曾說過「一些政治偏執者」反對簡體字是要為「去中國化」服務,從未說過所有反對者都是如此。此點「馬是白馬」的謬誤邏輯也搞不懂,實在有損「才子」之名。他當然也知道「不使用簡體字就不是中國人」等語,是他自己杜撰的。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用兇狠言詞 遮掩死穴

其政治或商業動機我無謂猜測,但此等招數是沒有用的。《笑傲江湖》中令狐沖與沖虛道長比劍,前者一眼便看穿沖虛劍招中最凶險的地方便是他的破綻之所在。這位「才子」的伎倆不外是把偽造別人沒說過的話,無限上綱,但又怕人知道,所以用上「會吃人」等最兇狠的形容詞去遮掩自己的死穴。

此種方法他絕非第一次用。兩個多月前在釣魚島問題上,他未經查證,便把一篇1953年《人民日報》放在第四頁角落譯自日文的資料文章,硬說成是代表中國官方立場的「社論」,並且自我杜撰誇張地說,若非官方的意旨,寫這篇文章用上「尖閣列嶼」一詞的作者肯定會被殺頭,因此保釣是如何多餘云云。
但我懂得看他的文章了,罵得最兇的,必是其破綻之所在,這個錯不了。我找到《人民日報》原文的排版並指出了這個資料性錯誤,至今尚未有人向我道謝。


雷鼎鳴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經濟學家



2012年8月12日星期日

李德成: 雷鼎鳴教授的國民教育



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最近撰文,就兩個方面推論國民教育的必要性,即國民教育和競爭力與洗腦的關係。

雷文指出國民教育科有助提升香港學生的競爭力,因為香港並無天然資源,不能是獨自存在的經濟體,必須靠扮演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橋樑才可生存。他並指出世界各地都爭相加強中國研究的課程,因此推論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必要性。

跟着他又就洗腦發表意見,指出凡試圖改變別人的思想都可以定義為洗腦,因此所有傳媒都在洗腦,老師在學校也在洗腦,所以洗腦原沒問題。

先說競爭力問題。若果說要提升競爭力,就要增加對中國的認識,我們首先就不應取消中國歷史為必修科。我們對國民教育的疑慮,主要是當中內容的偏頗,而這個偏頗,正正令我們的學生對中國有不當的認識。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經已成為天下第一笑話,其他如任人唯賢又和現實有多近?知道這些「事實」對提升競爭力有何關係?

雷教授指世界各地大學都增加中國研究課程,但這和國民教育是兩碼子事。第一,這些外國課程並不是必修科,正是願者上釣,相反,共產黨要的是強制課程;第二,這些課程一定不會說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因為共產黨的手還伸不到外國大學去,只怕他們研究的,是共產黨為甚麼如斯腐敗還能存在;第三,雷教授說的是大學課程,大學生的獨立思考和中小學生是兩回事,只怕是常識吧。
再說洗腦,雷教授的說法是任何要說服人的言論都可以歸類為洗腦,就當雷教授的說法成立,但我們作為家長,難道無權為兒女要接受何種洗腦教育作出抉擇?傳媒的洗腦我們有權把電視關了,因此我們也應有權對我們不能接受的洗腦教育說不。你要把我們的兒女洗腦為明辨是非的人,我們接受;你要把他們洗腦為向權貴低頭的人,我們不能接受。這當中的關鍵,在於家長是否全無發言權。雷教授的說法,是否定家長有分辨能力,是對家長的侮辱。

雷鼎鳴: 國民教育
晴報   201289

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議,我認為涉及兩個核心問題:第一是應不應設立這科?第二是若設立應教甚麼?第一個問題簡單,第二個複雜。

改進香港競爭力 先認識中國

只要用一用腦筋,便知放棄國民教育科會對香港將來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傷害。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斷不可能獨自生存的經濟體,必須靠扮演中國與世界的橋樑才可發展下去。在就業市場中,誰最能掌握中國及世界的情況,誰便更有發展事業的機會。現在世界各知名大學都爭相加強中國研究的課程,這正反映出社會的需求。

有人認為只要多留意新聞,也會對中國有一定的了解。這沒錯,但遠不足夠。我遇過不少二、三十年都未踏足過內地的人,但評論中國的時候卻口若懸河,香港的一些學生到內地交流時,往往會認為自己比內地學生更掌握中國的情況,感到高人一等,殊不知在不少內地人眼中,香港人只是傻裏傻氣的不諳國情之輩。在學校中有系統的打下認知真正中國的基礎,可改進香港的競爭力。在新高中課程中,絕大部分的學生(將來可能變成全部)已無緣讀中國歷史,這已是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缺失(先進國家中有哪裏不把本國歷史變成必修課),再無國民教育,將來的年輕人憑甚麼與人競爭?

第二個問題困難得多,關鍵是香港人怕被別人「洗腦」。

甚麼是「洗腦」?狹義的定義是有人企圖改造別人的思想,使之無興趣獨立思考,變成思想被禁錮的囚徒。

很少人願意失去自我,被這樣「洗腦」。不過,我們應對「洗腦」這概念再推敲一下,看清楚問題在哪裏。若說企圖改造別人的思想,便已犯下瀰天大罪,我並不同意。香港的媒體,哪一份沒有自己的立場,並試圖說服別人相信它們的觀點?教會的傳教士怎會不希望受眾從不信變成相信?在學校的老師若不努力改造學生,使他們從無知到有知,從邏輯混亂到思維敏銳,那麼他們便必定不是好老師,家長付錢讓子女上課,正正是希望他們得到改造。

美國反共 大學生必讀馬克思

改造不是問題,甚麼才是問題?最怕的是學生再無思想與辯證能力。要做到後者,有效的方法是杜絕觀點及資訊的多元化,而且一旦脫離老師的觀點便受到打擊。按此準則,教材中存有老師或家長不同意的部分,根本是無關宏旨的,問題是老師是否能引導學生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斷。美國是一個反共國家,但我在芝大時,發現無論是主修哪一科,都絕無可能不讀馬克思而可以畢業,但現在也無人把我當作是個馬克思經濟學家。世上甚麼觀點都有,割斷年輕人對某種觀點的接觸,不管這些觀點是對是錯,都等如把孩子放在溫室中,大大不利其成長。

2012年6月4日星期一

雷鼎鳴:西班牙經濟危機可否拆解?




正如預料,歐債危機繼續沒完沒了。希臘擾攘一番過後,新的主角是西班牙。

標準普爾日前把西班牙國債從A級下調至BBB+,離垃圾級已是不遠,國債息口直衝6.5%,拖累欠債倍於西班牙的意大利使其大叫吃不消。西班牙第四大銀行集團、早已被國有化的Bankia被降至垃圾級,擠提者眾。


表面看來,造成西班牙困境的原因與其他歐豬國家十分近似,都是政府過度開支與人民崇尚「多嘆世界少做事」的生活模式所致;但只要細察各國的形勢,又會發現各地異同之處都各有不少,不能一概而論。

歐豬國弱自有原因

我在本欄早已分析過希臘、意大利和法國的局面,若刻意簡化,可把其處境總結如下:

希臘是懶而且貪,不負責任。

若 不是懶,為什麼要債權國逼迫,才肯把退休年齡從五十歲改至六十五歲?要知道,打救她的德國,退休年齡是六十七歲;若是不貪,為什麼別國把她的欠債剃頭六成 不用償還,她仍是不滿意,而且要賴在歐羅區不走,使人不得不打救她?若是有責任感,怎會在IMF總裁正確地指出希臘人民要為過去的胡亂開支作出補償時,其 左翼政黨要大動肝火,要人道歉?

意大利同樣也有像希臘過度開支的問題,但對她造成重大困擾的是,人口老化及因其支出龐大而無法維持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高福利的國家收入從高稅收而來,哪有人願意坐以待斃,負擔高稅?意大利的地下經濟不用交稅,十分活躍,政府的收入則困難。

法國藝術科技都先進,家底厚,但人民享受生活、不想幹活的心態不會遜於希臘。她的高稅高福利制度終有一天會把她的經濟拖入險境。新上任的奧朗德總統要搞經濟 擴充政策,若擴充意味人民願意更努力工作以謀求更高的消費,這政策或許行得通。但人民若只是希望多消費,不願多作辛勞,政策的成敗已可知過半。

幾年前,法國政府因退休制度入不敷支,要法國人把退休年齡延長兩年,結果是遇到連場示威。由此可見,不但由奢入儉難,從享受生活到勤奮工作的轉變更加困難。

西班牙人過度投資

西班牙今天雖處於困境,但她從九十年代中至2007年的經濟表現卻是十分耀目,20043月的《時代雜誌》還把西班牙放在封面。從19972007年這 十年間,她的GDP增長率一般在3%以上,對亞洲國家來說,這不算很高,但相對於停滯的歐洲經濟而言,西班牙已算是拉動增長的火車頭了。西班牙的銀行素以 穩健見稱,原因是其資本比率的法定要求十分高。

與西歐其他國家相比,其政府的欠債比率不算高,2010年佔GDP 60.1%,去年也只是上升至68.2%,低於法國、英國、德國,與意大利的120%、日本的208%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也要注意,西班牙是世界第二 大的旅遊國家(僅次於法國),單是旅遊業,每年對GDP便貢獻了四百億歐羅。

造成西班牙經濟險境的主因,不是人民只願消費,不肯投資,不肯生產,而是過度投資。失業的人民也很想早日找到工作,並非懶惰成性。有兩個問題困擾着西班牙,一是她的地產建造業泡沫爆破,二是她近25%的總體失業率和50%的年輕人失業率。

從九十年代中開始,西班牙經歷過一場漫長的地產興旺期,到2008年才終結。在2007年,建造業等於GDP16%,就業人口中有12%都在建造業工作。 為什麼她的地產如此蓬勃?低利率當然是重要因素。西班牙得天獨厚,享受着使人最舒服的地中海氣候,歐洲不少地方有經濟實力的人士都想在那裏購得度假或退休 房子。

西班牙人本身便把是否擁有物業看作是身份象徵,有80%的人民擁有物業。在地產擴充期間,不少人都擁有不止一套住宅。除了物業外,其基建亦發展迅速,地鐵、機場等等都大增,但有些機場後來證實是大白象。

年輕人失業達五成

西班牙以地產和基建帶動經濟增長,容易出現泡沫。在開始時,地產靠強勁的實質需求帶動,樓價上升,從而又促使人們有更殷切的投資意欲。但當供應不斷增加,而 金融海嘯又突然出現引致樓宇需求下降時,樓價便不得不跌。一跌便麻煩紛至,負資產出現,銀行壞賬增加;又因人民覺得比前窮了,負面的財富效應導致消費減 少,失業率也增加。

這些現象,香港人應十分熟悉,2003年的負資產、8.7%的失業率我們不都是經歷過嗎?日本在1990年後也不是見到同一情境嗎?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在四年前爆破後仍未恢復過來。由此可見,西班牙的處境十分經典,並無使人不解之處。

但西班牙的高失業率卻的確使人震撼。2012年第一季的失業率是24.4%,共五百六十萬人失業,正如上文提過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五成。

這種超高失業率的殺傷力很大。失業人數多意味生產力將進一步下跌,政府抽稅能力減低,需要救助的人增加,福利開支上漲,財赤會擴大。西班牙經濟擴充期間曾錄得歐洲罕見的政府財政盈餘,但去年她的赤字已高至GDP8.5%。

更 加嚴重的是她的年輕人失業率。一半的年輕人投閒置散意味什麼?首先,這等於為社會埋下一個計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炸,造成社會的不穩。其次,年輕人是各族群 中最有創意和活力的一群,把他們棄之不用,其創意活力只會日漸消失,西班牙國運所會受到的打擊,在此可輕易預見。西班牙便有人認為這不光是「失去的一 代」,還是「被癱瘓的一代」。

討好工會種禍根

為什麼有這麼高的青年失業率?這與她的近代史有關。1975年強人統治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後,西班牙逐漸步向民主政制。當時各大政黨紛紛對工會討好以求選票,後者與資本家討價還價時,替工人爭取到極有保護性的合約。

在 經濟好景時,優厚的勞工合約不見得會帶來什麼困難,但經濟處於困境時,情況卻不一樣。西班牙的僱主既受制於一些早已簽訂的僱用合約,不能隨便炒人,在經濟 不景時特別容易蝕本,惟有乞靈於與新僱用員工改為簽訂臨時合約。西班牙於是有兩類員工,多年前早已簽訂長約的員工,以及近年大量出現的臨時合約。

誰 最有可能只擁有臨時合約?答案是年輕的初入勞動市場的員工。他們沒有經驗,僱主又早已被過去的長約員工拖累,不敢與他們再簽長約。市場一有風吹草動,長約 員工炒不了,裁員的壓力便全部集中在只有臨時合約的年輕人身上。不過,他們的失業率竟高達50%,使人嘖嘖稱奇之外,也會使人喪氣。

西班牙的困局如何拆解?對歐洲一些國家的人民慣於不用做事便可享用高福利,我對他們的經濟前景十分悲觀。但西班牙不少的年輕人是希望工作但卻找不到工作,情況有些差異。我對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殊不同意(見2012514日拙作〈法國大選後擴張政策能否救歐洲? 〉),但這並非歐洲的政府無藥方可開。

剩下選擇已不多

正如佛利民在研究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所發現,銀行出現擠提等亂象時,作為最後信貸人的中央銀行必須出手注入貨幣,才可增強人民對銀行的信心,避免問題惡化。西班牙參加了歐羅區,不能擅自印鈔票,這應該是歐洲中央銀行的責任。

眾所周知,歐羅央行的任務是控制通脹,對印鈔票搞量化寬鬆,非不得已時都會十分抗拒。印鈔票不是沒有代價,它會引致通脹和歐羅貶值,等於把歐羅區各國人民的財富移走,印出來的鈔票可用以借給西班牙等財困國;但這樣一來,等於要別國人民付鈔救助財困國,政治上這當然困難。

但 歐羅本身的設計正是把各國不相干的人民扯在一起,若西班牙或希臘等沒有加入歐羅區,她們大可自行印鈔貶值自救,不用向別國求助,現在既然此路不通,剩下的 選擇便不多。通脹貶值也有個好處,這會使到歐洲人要付出更高的價格去消費,變相地壓縮了他們的消費,效果與緊縮政策無異。通脹長遠而言,也會推高利率,對 消費進一步壓縮。

歐洲若再搞量化寬鬆,對香港和中國不見得有利,香港股票還會因歐羅貶值要下跌(見2010531日拙作〈歐羅危機對香港投資者的啟示〉),但在歐羅崩潰與歐羅貶值兩者中作選擇,我相信歐洲央行會選貶值。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雷鼎鳴:國家衰亡與發展之謎



19611997年,香港的人均實質GDP總共錄得6.68倍的增長,世界公認香港為四小龍經濟奇迹之一。從19782011年,中國人均實質GDP更有16倍的增長,是當今世上最受注意的經濟明星國。

不過,過去十多年以來,香港經濟卻乏善可陳,增長顯著放慢(見拙著《幫香港算算賬》),港人似乎毫不懂得利用唾手可得、卻令外國人眼紅的機遇。反觀中國,增長動力雖仍強勁,但難題一大堆,不能不使人擔心經濟突然變壞。


事實上,憂患意識不單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而且是十分有必要的「思想」。一個國家或城市的經濟實力或國力會否突然轉壞?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在十九 世紀初,GDP仍佔世界的三分一,但面對人口約等於中國五十分一的英國時卻一戰即潰;威尼斯在公元十到十三世紀時,是西方世界的航運和商貿中心,其後卻持 續倒退,今天只得倚靠旅遊業,吸引遊客去緬懷她過去光榮的歷史。

曾幾何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稱雄於世,但1588年因指揮失當、天氣惡劣而給弱小的英國打敗後,一沉不起,今天的西班牙還要面對債務危機,能否脫身,仍是未知之數。

國 家有衰亡有興起,如何才能避過衰亡,持續發展?有兩位傑出的經濟學家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2005年克拉克獎章得主)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上月出版他們經十多年研究的力作《國家為何衰亡》(Why Nations Fail),對以上問題作出深入的探討,當中引用的史料縱貫萬多年的人類歷史,橫括全球六大洲,令人驚嘆。

三種理論 證據不足

阿森莫古和羅賓遜首先指出,一些流行的理論並不能解釋國家興亡之謎——此中有三個理論十分流行。

第一個是「地理假說」。十八世紀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便已認為熱帶地區人民較為懶惰,對生產不利;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 (Jeffrey Sachs)又認為熱帶地區的瘧疾會大幅減低生產力;近年紅極一時的生態及生物學家戴蒙特(Jared Diamond)則指出,歷史上有些地方所擁有的植物和動物稟賦比其他地區豐富,所以更能創造財富。

第二是「文化假說」。韋伯(Max Weber)多年前已力陳基督教新教的工作倫理十分適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近年亦有人認為儒家精神可解釋東亞的一些經濟奇迹等等;至於中東的回教國家經濟卻乏善可陳,云云。

第三是「無知假說」。部分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似乎都甚喜此說——國家發展不起來,是因為其當政者不懂治國之道,只要教曉他們一些必要的知識,便可製造繁榮。

兩位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力陳這些假說的錯誤,其中最有力的,恐怕是一些鄰近地區的比較。

南韓與北韓文化背景相近,語言統一,地理位置相近;但是眾所周知,兩地經濟一個在天,一個在地。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一邊陲城市諾加利斯(Nogales),其 中一半在墨西哥境內。兩地人民吃相同的食物,喜歡同樣的音樂,地理環境相同,但收入卻相差三倍。地理和文化假說顯然難以自圓其說,就算是「無知假說」一樣 無用。兩地人民來往頻繁,雙方底細都十分清楚,怎會「無知」?

鼠疫傳歐 殺人無數

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多年來花費大量外援,引導各窮國推動各自有利發展的政策,但效果一般極其不濟,是否這些窮國都是無法學習?

以上三種假說既然都無甚用處,那麼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書中的答案是制度,即有利於發展的自由開放包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不是目的只在抽取人民利益的制度。但不同國家為什麼出現不同的制度,其過程卻是各有奇特或偶然性的因素。

先說威尼斯。這個城邦在1050年已有人口四萬五千人,1330年更高達十一萬人,是當時倫敦人口的三倍。在十世紀開始,威尼斯有極為包容的貿易制度,人民 就算不是貴族,也容易成為商人,可以自由貿易,其社會流動性十分高。但在1286年,威尼斯的大議會(Great Council)卻推出保護主義的「關閉條例」(La Serrata),已經有議員身份的家族幾乎可以永久當議員,新來者卻被拒諸門外。

不少商人十分不滿,大議會為了平息紛爭,議席後來擴至1500人,但並無改善其小圈子的性質。在1314年,威尼斯甚至把貿易國有化,1324年後誰人要貿 易,必須向政府交付重稅。在此不利自由經濟的新制度下,威尼斯的重要性日漸萎縮。1492年達加馬(Vasco da Gama)發現好望角後,威尼斯更加難以維持其航運中心的地位,現在我們到那裏,只好當當觀光客,買點玻璃用品罷了。

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區過去都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而後者的經濟表現卻是千差萬異,我們應先看看殖民地宗主國的歷史。

在中世紀後,影響歐洲最重要的大事,除了文藝復興外,應該是鼠疫和發現新大陸,但它們對不同國家的衝擊卻不同。

鼠疫可能從中國的雲南傳出(見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當年蒙古人的鐵騎入侵中原大地,直抵南疆,中國和歐洲人都極不適應的鼠疫菌,由附於快馬所載糧食中的老鼠帶出,河北省有些地方九成人口死掉。1346年鼠疫傳至歐洲後,幾年內歐洲和北非過半人口亦消失掉。
這嚴重的事件使歐洲勞工極其短缺,農民勞工奇貨可居,紛紛要求回復自由和加薪。1351年英國拋出《勞工法》,要把工資固定在鼠疫出現前的水平,以圖阻止農民加薪。

三十年後,這引發了一場農民革命,政府雖打勝,但卻不得不讓步,引進不少包容性的自由條款。但歐洲東部的回應,卻是對農奴控制得更加嚴密,要求農奴替地主做更多無償的工作,史稱「第二次農奴制」。到了1600年後,歐洲不少地方的農奴每周都要無償替貴族地主工作三天以上。

殖民政策 出於被迫

由此可知,英國的君主和政府權力雖不及歐洲其他地方,但在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後,議會的權力變得更大,制度更多元開放包容,這是其後出現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蒸氣機之父瓦特便讚揚國會肯保護他的發明的專利權,使他更願意發展新的科技。

西班牙人跑到美洲後,採取的策略是掠奪,把當地的首領俘虜,「挾天子以令諸侯」,逼人民交出金銀,再奴役他們開礦。西班牙人所建立的制度絕非有助於經濟發展 或平等開放自由,鼓勵創新等等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此種影響,今天在中南美洲仍然存在。英國本土的制度較為開放,但英國是否因此而不採用西班牙的掠奪制度?

並不如此!英國同樣是「有樣學樣」,1607年在北加路連那州登陸要建立第一個北美殖民地時,英國一樣計劃要把當地酋長誘來軟禁,但酋長洞悉其奸謀,沒有中 計,反而禁止與這些新移民貿易,要使他們餓至逃跑。英國很快發現此地並無金銀,亦無土著可奴役,英國到那裏的新移民亦大量自尋出路,自由開發土地,不再理 會英國派他們去的母公司。

自由開放 發展之道

為了穩住新移民,英國大幅讓步,增加激勵因素,而且政治上容許所有成年男人參與立法過程。到1720年時,十三個新的殖民地(今天的州)政制已十分接近,政治頗為開放。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是被迫出來的,但英國後來的發展卻深受此影響。

就 算是香港,鴉片戰爭前的英國對香港根本沒有興趣,當時身處倫敦的外相巴馬斯頓(Henry Palmerston)和鴨巴甸(George Aberdeen),都以為香港只是幾片石頭的不毛之地,訓斥帶軍的義律(Charles Elliott)要得到中國的貿易條約,而不是要香港,蓋因香港無資源可掠奪也。

不過,後來到港的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作過實地考察後,知其重要性,才堅持要中國割讓香港,並在此建立一套有利長遠管治的制度。香港由一條漁村,蛻變為國際融中心亦源於此。

我們可從世界歷史學到什麼發展之道?開放自由、有利市場發展和創新活動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決定性的,有些國家地區因種種原因,採用正確的制度,經濟便向前;有些政府為了保護一些人的短線利益,抱殘守缺,經濟便發展不起來。

經濟發展時,有人得益,也必有人損失,政府如何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堅持自由開放的市場,不胡亂使用權力偏幫某些集團或某些行業,才是發展之道。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2012年4月16日星期一

雷鼎鳴:自由市場、公義與功利



近月香港流行一個十分生動的罵人詞語:地鐵加價,被人罵「賺到盡」;阿信屋減價,被人罵傾銷低價壟斷,也是「賺到盡」;地產商天價售出樓宇,更是不能倖免「地產霸權」、「賺到盡」,罵聲四起。

「賺到盡」一詞內蘊豐富含義,其一是做生意的不應追求利潤最大化(此點與經濟學的假設頗有矛盾);其二是指涉事商人貪婪無道,不理其他人死活,沒有盡社會責任;其三是暗指「賺到盡」背後的功利思想不符公義等等,不一而足。

以功利思想作動力的行為,並不一定可導致符合公義的結果,例如大賊打家劫舍,出發點顯然是自私貪婪的功利思想,結果殊不公義;但社會中若不講利益,甚至人人向雷鋒同志學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社會卻會變得更加公義嗎?

公義一詞的定義各門各派都不一樣,香港對此詞近年用得很濫,而且含糊不清,但究其背後的意義,核心元素之一是平等。平等觀念貫穿社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此點沒有爭議性。大學實行教授治校,在大學的各種委員會中,無論成員職位高低,我們基本上也能貫徹平等思想,其意見是否受重視,只看其是否合理。

功利可導致公義

不過,社會中也有人把平等觀念推得很寬,收入是否接近人人均勻如一,往往被有意無意地當作是衡量公義的準則。此點則大有商榷餘地,因為它與另一價值觀存在很 大的矛盾。用人唯才,報酬獎勵按貢獻或努力而訂,這種meritocracy的思想是很多港人的核心價值,而且其基礎其實也是平等及公正的思想。但收入若 被能力、勤奮程度,冒險精神等等所決定,貧富一定會有很大的差距,此乃彰彰明甚的事實。

為了不捲入價值觀的無聊爭議,我們不妨聚焦在收入分配之上,以它作為公義的準則,並回答在什麼條件下,功利會導致公義。

我們假設人的行動以功利為動力,這並不否定世上真有雷鋒此類「聖人」,但社會中說話時大義凜然,但私下卻只顧個人利益的人太多,更穩妥的做法是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先假設大多數人都是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者,亞當史密斯「無形之手」的理論的出發點也是假設了功利主義。在人人唯利是圖的情況下,競爭性的自由市 場,我認為是最能把功利轉化為公義的機制。

所謂「自由市場」,是指買賣雙方可自由交易。買方當然希望可便宜一點買到心中愛,賣家則希望價錢愈高愈好,財源滾滾來,買賣雙方其實都希望自己能「賺到盡」。

自由市場中商品價格由供求關係而定,市場競爭價格一經訂定,生產商便要決定生產的數量,初級經濟學告訴我們,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人會把產量訂在價格與生產的 邊際成本剛好相等之處。假如價格是每件10元,但多產一件的額外成本是5元,那麼生產商必定增產。但假如多產一件的額外成本是15元,那麼他必定減產,直 至邊際成本也剛好是10元為止。

倘若有某生產商突然不講利潤,誓言只想「益街坊」,把價錢訂得低於競爭市場的價格,例如像阿信屋一樣,那麼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大可先假設阿信屋比其他公司更有效率,可直接從外國進貨,降低作本。倘若如此,它的減價活動會造成良性的競爭壓力,迫使其他公司也趕緊提升效率,大家都 可得益。但假如它的減價與效率無關,只是他要「益街坊」大發善心而已,那麼後果反而嚴重。其他公司的客人會被其搶走,隨時倒閉。阿信屋自己也因客人愈來愈 多,無可能繼續維持低價,最後若不加價也要倒閉;由此可見,不講功利的胡亂訂價,最終益不了什麼人。

價格管制產生尋租

我們可考慮另一情況。假設所有的大地產商突然性情大變,把樓價售價下調50%,誓要把地產霸權的帽子摘走。我們將可見到什麼?大量市民會蜂擁而至,炒家黃牛 黨空群而出搶着當排隊黨,數量有限的房子迅即售光。但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誰可買到房子?黃牛黨炒家熟悉情況,最有可能奪得房子後轉手套現,最需要房子的 人不能靠付更高的價錢得到房子,他們也不見得是得益者。

內地過去時有價格管制,以壓抑公司的利益。但有價格管制後便會出現供不應求,誰可得到這些商品?答案是尋租活動會普遍,走後門貪污容易滋生,我們很難稱這些符合公義。

在收入分配上,自由市場亦可達到最合理的效果。市場若有競爭,僱主願意付出的薪金必定等於或十分接近僱員的勞動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倘若多僱用一名員工,他只可能多生產10元的收入,僱主不會付他超過10元的薪酬,否則僱主便不能把利潤最大化。同理,一所公司應投資多少 資金才能賺最多的錢?答案是當資本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等於或接近市場利率之時,其原因與勞動市場一致。

經濟學有一著名的定理,叫「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在競爭市場中,一間公司的工資會趨向勞動邊際生產力,利率會趨向資本邊際生產力,工人所得(即工資乘上工人人數)加上資本家所得(利率乘上資金數量)會剛好等於該公司的總產量【註】。

勞資均功利主義

這個定理的重要之處,是指出工資多少、利率多少、僱用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資金,在自由市場中都有準則,而且對勞動力及資本的報酬,都是根據同一原理算出,市 場力量並無偏幫資本家及工人,十分公平。推動這種結果的動力卻恰好是資本家與工人雙方都是功利主義者,某公司的工資若過低,工人會跑到別處工作;利率過 高,公司也會減少投入資本。

從以上可知,就算人人皆自私自利,自由市場亦可將其轉化為合乎公義的結果。但要指出,市場若缺乏競爭動力,上述 結果未必出現。香港人不滿東隧西隧的高價,究其原因是政府多年前與它們訂下不符經濟邏輯的合約,而香港的法庭亦不懂得在低通脹的條件下,這些隧道的實質回 報率已經是異乎尋常的過高。

香港不少人以為樓價高企是因為地產商有霸權,但倘若他們真有此能耐十年前又怎會阻擋不了房價的大幅下滑?樓價下跌67%之時,地產商哪有半分霸主的氣魄?香港樓價貴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土地政策出錯,沒有提供到足夠的土地供應。

自由市場的創富功效宏大,但不可能保證人人有飯可吃,有屋可住。在市場機制中,買賣雙方都不用放棄自求利益的功利心態,但發了財致了富的人卻大可積極參與救急扶貧的慈善活動,此點與自由市場絕無矛盾之處。

註:歐拉定理尚需要一些數學條件才能成立,但自由市場本身卻可導致這些條件的出現。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補白:香港一些組織說不同公司的超市某些商品價格一樣,足證它們是合謀訂價搞壟斷云云。也許超市真的在搞壟斷,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不同 公司的訂價也同樣會相同。如果你公司的價錢比我的訂得低,我怎可不跟隨減價?壟斷合謀會導致相同的價格,競爭市場一樣也會帶來各公司相同的價格,以此作為 壟斷的標準根本毫無意義。香港的某些團體及傳媒的經濟水平,怎地及不上中學生?

2012年4月1日星期日

雷鼎鳴:中國對稀土應採取什麼政策?



3月中歐盟、美國與日本破天荒地聯手向世貿組織投訴,指控中國在國內壓低稀土價錢,以致其國際價格幾近中國國內的兩倍,目的是要迫使國際上使用稀土的公司,要遷移到中國生產,以求降低成本云云。

這種指控背後的真正目的是要中國放寬稀土的出口限額,如此一來,幾年前稀土的賤賣情況便有可能重現。以稀土中的氧化鑭為例,當時的價格一度是每公斤18元人民幣,比豬肉還要便宜。對戰略性高科技資源價格訂得如此之低,顯然大有問題。

鄧小平92年南巡時說過:「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從中國的角度出發,歐美日的指控殊無道理。但在國際爭議上,一旦涉及不同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便必須有理有利有節,把自己的道理說清楚,並配合以最適當的政策,才可保護到國家的總體利益。

稀土不一定稀少

什 麼是稀土?這是指在元素周期表ⅢB族中17種金屬的氧化物。稀土其實不一定稀少,它們當中的鈰,在地殼含量中排第25,與銅相若,比鉛更高。最稀少的稀土 比黃金也要多出200倍。它們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為在現代科技產品中,稀土金屬每每扮演戰略性角色,應用範圍包括航天工具、石油提煉、激光、電腦記憶體、 高科技武器、核電池等等,甚至iPhone也要用它。

稀土的蘊藏量有多少?據美國採礦部2010年的調查,全球的稀土工業蘊藏約9900萬 噸,中國佔了其中37%。但若加上一些開採困難並不符合經濟原則的蘊藏,總儲備會大大提升。中國在全球最大的內蒙古包頭市白雲鄂博稀土礦,已探明的工業儲 備則達4350萬噸左右,比美國估計的數字為高。

中國的稀土儲藏量雖只有世界的37%左右,但其年生產卻超過12萬噸,佔世界的九成五以上!其他國家也有稀土,例如美國的儲藏量約佔世界的13%,但在2002年她停止了加州隘口(Mountain Pass)礦場的生產後,美國稀土的產量基本上已是零,她只靠進口。

為什麼中國稀土產量的比例遠超過她蘊藏量的比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以前,美國是稀土的主要生產者,但當時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急需外滙儲備,於是便向世界大力推銷中國出口的稀土,因價錢極度便宜,外國公司紛紛改向中國購買,不少國外礦場亦被關閉停產。

五因素必須顧及

既 然不少論者都擔心中國的稀土是否被賤賣,我們有必要對稀土的訂價小心分析。在網上可輕易找到稀土及稀土金屬的國際價格,例如,今年35日最貴的稀土金屬 99.9%純度鈧的價格是每公斤18000美元(氧化鈧價格則是每公斤7200美元),但較便宜的氧化鈰每公斤則只是30美元。

不但不同的稀土價格差異很大,它們在不同的時間價格上落也十分驚人,例如鑭在20119月的價格可達它在2009年的18倍,鈰則是25倍!正因價格的急升(2011年下半年在急升後有下挫),十三家中國的稀土公司2011年的利潤同比增加近115%。

在價格波幅如此巨大的市場中,中國的稀土公司要如何訂價?我認為有五個因素是必須顧及到的。

第一,中國稀土輸出的實際數字因為涉及非法出口問題(內地稀土價比國際價便宜,走私出口很難斷絕),所以不易掌握。但歐盟每年約用3.5億歐羅(約30億元 人民幣)入口稀土,而歐洲的稀土用量又大約是世界的三成,所以我們可以推算外國每年大約用100億元人民幣購買稀土(中國所得可能遠低於此數)。

在龐大的高科技產品國際市場中,100億元人民幣只是一個很少的比重,這裏便可引伸出不少經濟含義。首先,就算稀土價格急升,高科技產品的成本也不會受太大 的影響,這對後者的銷售價格及數量亦然。由是之故,稀土的需求彈性很低,即價格就算暴升,其銷量也不會大受影響。讀經濟學的都知道,在此條件下,加價是企 業正確的選擇。

其次,稀土成本若上升,使用稀土的公司便有誘因探索新科技,找稀土的代用品,這個誘因若足夠強大,將來對稀土的需求量可能 會大幅下降。不過,正因涉及稀土的生產成本比例不高,起碼在中短期內各國並無強烈的誘因尋找稀土的代用品或稀土的新的礦藏,加價並不會造成中國的損失。

稀土資源可耗盡

第二,稀土是一種可耗盡的資源,現在把它都賤賣了,將來再開採不到稀土便怎麼辦?從中國的蘊藏量看來,若現時每年的開採量(12萬噸左右)不變,中國可多開採三百年左右才會基本用盡稀土,我們大可不必擔憂。

不過,這只是樂觀的看法。科技進步一日千里,高新科技層出不窮,對稀土的需求大有機會不斷增加,部分儲藏量較少的稀土可能更早便被用光。我倒是不敢排除幾十年內稀土會變得十分稀缺的情況出現。若非如此,日本等國也不用現在便努力把它囤積起來。

稀土將來若是變得十分短缺,它的價格到時自然會變得很貴。這意味着今天我們每賤價賣掉1元的稀土,所付出的機會成本便是將來損失千百元的收益。稀土的訂價有必要加上對將來的機會成本的合理估算。

第三,中國的稀土礦多數是露天的,容易開採,但開採及分離的過程中,環境的代價特別大。水土的破壞明顯之極,提煉時的毒氣毒水及固體毒物所構成的污染,如何可以不付出代價力圖修補?訂價當然要把環境成本包括在內。

第四,中國出售稀土時,往往是己方百多間公司互相減價競爭,但外國買家卻是少數幾家大公司在壓價。此種不對稱的市場競爭模式對中國十分不利,需要改正也不難改正。

第五,出口(合法加上非法)稀土所得回的外滙儲備每年恐怕連100億元人民幣也不到。中國的外滙儲備已有近20萬億元人民幣,出口稀土每年所能賺回來的,不及外滙儲備的二千分之一,中國就算把價格提高到稀土無人問津,也不會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對生產稀土徵稅

從 稀土過去甚至以低於豬肉價賤賣的過程看來,稀土的訂價機制顯然沒有把上述因素充分考慮在內。合理的訂價標準應該是開採礦產的成本加上修復環境的成本,再加 上耗盡了稀土後,幾十年後可能再無貨可賣的機會成本。過去豬肉價的現象顯示出稀土的賣家只是顧及到相當低廉的開採成本,而沒有足夠理會環境成本及資源耗盡 的機會成本。

在與歐美日的爭議中,中國應採用什麼理據及政策以作回應?中國的目標應該是對稀土大幅提高價格,提價的幅度是要把採礦成本、環境成本與機會成本全部都考慮在內(中國已有部分考慮環境成本)。

以現時的市場不對稱的競爭機制,稀土公司不會主動充分顧及這些因素,簡單的糾正方法是對生產稀土徵稅。注意:不是對出口徵稅,而是對生產徵稅。換言之,徵稅後,納稅帶來的成本會轉移到所有買家,國內外的價格可以得到統一。

為什麼要國內的用家也負擔比前高的價格?這是因為他們使用了稀土後,其涉及的採礦、環境及機會成本與外國用家並無不同。若採用保護主義,偏袒內地用家,不但有違世貿組織的自由貿易原則,對稀土的合理開採也是不利。在與歐美日爭議中也容易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
倘若稅率最後引致中國稀土的價格比國外為高,中國大可像美國般減產停產,改為進口稀土,這也不是壞事。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補白:上周拙作「歷史不一定必然 從特首選舉說起」刊出後驚動了財經評論家及小說家周顯先生撰文評述。周先生的小說風格奇詭,流暢俐落,我十分喜歡,但對淝水之戰的影響,我卻不同意他的觀點。

元朝及清朝中國皆被外族入侵,但中華文明並無斷絕,為什麼倘若苻堅得勝,中國文化很可能便要湮沒了?問題不在苻堅是胡人,也不在他有漢人王猛輔助,而在渡江 後的東晉,中華文化根本尚未在南方生根。當時的文化載體高度集中在幾個大士族的家裏,他們若為人所滅,中華文化的相當大部分便會失傳。此點與希臘文明失傳 了一千多年後再在文藝復興後才再獲新生,或埃及被希臘人及後來的回教徒佔領後整個文明從此斷絕頗為相似。

元朝及清朝時中國的文化早已在南方 及全國遍地開花,情況與南北朝時十分不同。以上的說法我絕非原創,大學時期讀清華及西南聯大雷海宗教授(他是大歷史學家何炳棣的老師)所寫的〈中國文化的 兩周〉(收於《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對他用公元383年淝水之戰作文化周期的劃分點,印象深刻。

又上周文章結尾前一段有手民之誤。在香港知識產權被盜用後,只能提出民事訴訟,不被刑事法保護。此事極不合理。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雷鼎鳴:歷史不一定必然 從特首選舉說起



這次特首選舉過程峰迴路轉,緊張刺激,處處充滿奇詭異趣。在競選初期,唐英年得商界大力支持,明顯領先。我沒有水晶球,當時的判斷是唐如不犯大錯,應可勝出;但我跟人說及此點時一定加個條件,從唐的特性來看,不敢排除其犯大錯的可能性。

唐走向敗局的轉捩點是僭建風波,以及事前事後的應對失當。2月中,當記者租用六部吊臂車雲集唐宅門外拍攝時,我剛在北京面試一批申請我系碩士班的學生,老妻來電連呼唐唐「冇了」;足見其言也準,其目如炬。


經濟學家素來重視尋找發掘經濟規律,但人類行為有規律性並不與歷史的偶然性相悖。在現代經濟理論中,不確定因素早已廣泛引入各類模型中,例如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架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便對隨機因素作有系統的處理。

我們解釋世事時,除了注意事物與人類行為的規律性外,也絕不應忽視偶然性難以預知的因素的重要性。唐梁競選所出現的種種事件,事前無人可一早預見,但歷史中的其他大事小事一樣不斷提醒我們,偶然的因緣際會隨時可扮演關鍵角色。以下幾例,可說明此點。

淝水之戰 足以為鑑

2000 年美國總統選舉,小布殊險勝戈爾。其中票數相差之微,使不少民主黨支持者至今仍然相信小布殊是從戈爾手上「偷走」總統寶座的。但我們只要細看選情,便可知 戈爾落敗的真正原因是,當時出了個無厘頭的第三候選人綠黨的內達(Ralph Nader)。此君是個左派,只得2.74%的投票者支持,不可能勝出。小布殊是右派,戈爾算是中間偏左,內達的選民不可能選小布殊,但若無內達的出現, 這批選民便可能選戈爾;所以我們可清楚看到,內達參與競選的唯一作用,便是分薄了戈爾的票源,戈爾也終飲恨離場。

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 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能保持文化連貫性的便只有中國。為什麼中國在朝代更替中仍能保得住文化的連貫性?此本是歷史學家爭議的大題目,但在公元383年,中 國的文化道統卻差點便斷掉。那一年發生了淝水之戰,前秦的苻堅親率近百萬大軍,攻打只有八萬兵力的東晉。兩者實力懸殊,苻堅自稱可投鞭斷流,長江天險不當 一回事。

當時中華文明的載體,是南方的士族(王謝堂前燕的王氏、謝氏和崔氏等望族),若外族的苻堅得勝,這批士族恐怕遭到滅絕,中華文明很 有可能像其他古國文明一樣,從此湮沒。但東晉的謝玄訓練出的北府兵戰鬥力奇佳,且在兩兵交鋒前騙得前秦部隊在淝水的彼岸後撤,以便讓出空間待晉兵渡河過來 決一死戰。苻堅等人料不到的是,在前軍後退時,後面的士兵不明所以,誤以為大敗,急忙逃跑,互相踐踏,風聲鶴唳,前秦軍死傷大半。

倘若當時苻堅沒有犯上軍事判斷的嚴重錯誤,堅決不肯後退,今天我們可能要在考古文物中才能見到中國文化;一念之差,後果竟是如此巨大!

西方的經濟在羅馬帝國以後停頓了一千多年,中國卻在同一期間經歷過唐宋的文明盛世,但為什麼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卻只在西方出現?在中國,若有 新科技出現(例如農業從外國引進了早熟稻米、玉米和番薯等),而人民卻選擇多生子女,把新增的生產成果消耗殆盡才停止,人均收入也就停滯不前。由此可見, 科技進步不一定能使一國人民脫離貧窮陷阱,但為什麼在西方社會可以?

一條小徑 倡導民主

究其重大原因之一,可 能是抽水馬桶在十七世紀的出現,以及相應的歐洲城市排污系統的建立,以致歐洲城市人口因傳染病減少而死亡率大跌。在有關「人口形態過渡」 (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經濟理論中,人民如果預期壽命短暫,會寧願選擇增加子女的數量,不重視其質量,亦即不大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之上。19943 16日我在本報寫了篇〈送瘟神與經濟增長〉(載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詳細解釋過相關理論,不贅。但由此可見,一種新科技的出現往往充滿着偶然性,其 帶來的後果可能極為深遠,而我們卻又無從一開始便得悉這些後果將會是怎麼樣的。

我中學時期曾與一大群朋友參加過一個工作營,在大埔泰亨村修葺了一條三合土小徑,方便村民使用。上月底朋友相約重遊故地,看看該小徑是否仍然存在。為免人多喧嘩,給村民饗以掃帚,所以事先找來立法會的秘書長吳文華女士與劉皇發溝通。

訪問時的確找到了數十年前建的小徑,大家非常高興。幾天後吳文華來電郵,更使我們深覺世事之奇。大埔鄉事委員會主席(應該是文春輝先生)剛告訴吳文華,我們 那次的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源頭!當年我們一群柴娃娃在吳文華的先夫胡家彥學長的帶領下,在泰亨村實驗了一兩天才學懂怎樣製造三合土,我們事前的「經 驗」,只是靠時任港大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生的胡家彥在實驗室用筷子攪和三合土,在工地上則倒瀉籮蟹。

村民見我們的無知和沖天幹勁大受感動, 村長其後乘勢推動青年活動,泰亨村並成為新界第一個民主選舉村長的鄉村。香港以後的民主運動發展與此有多大的關係,不得而知,但我們卻很願自我陶醉,接受 該工作營是新界民主選舉源頭一說。當然,工作營的這個後果是事前絕對無人預料到的。

兼愛非攻 反成專政

上面舉了幾個大事和小事的例子,以說明偶然因素的重要性,現在再舉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其成因同樣是偶然的,但這卻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我的歷史老師何炳棣教授前年以九十三高齡獲清華的高等研究院邀去主持黃長風講座,發表了一篇題〈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一萬五千字的濃縮本發表於 2010513日《光明日報》)。何師一生只肯選最重要的題目作研究,而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秦國制度的建立。我們只要稍加思索,便 可知此說大有道理——沒有任何因素比國家的制度更影響人民的生活,而秦國開始的專制集權一層接一層的統一群縣大帝國傳衍了兩千多年,這是何等穩定的組織架 構!誰是這套制度的設計者?

很多人誤以為商鞅是這制度的源頭,但據何師的考據,其實不然。真正的「因」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頭與 腳都磨了厚皮)的墨翟的追隨者,或稱墨者。歸功或歸罪於商鞅的「連坐法」和戶籍制度,淵源甚古,商代紂王已有「罪人以族」的株連,在秦國早在商鞅「變法」 九年以前的獻公,便已有戶籍制度的革新,而影響獻公最大的便墨者。

獻公能夠接受墨者,從今天的角度視之,偶然性的因素影響是巨大的。獻公生於公元前424年,其時秦相對上是弱國,東鄰魏國卻是強國。獻公九歲時喪父,但遭到排擠,流放魏國近三十年。公元前408年魏國奪取了秦國最險要的地方,變成魏的西河郡,秦國的安全大受威脅。

獻公即位後首要的任務便是搞好國防。墨者是城防的最優秀專家,當時發明了雲梯用以攻城的公輸盤(即魯班),在楚國與墨翟比試攻守方法,結果大敗,惟有想出殺 死墨翟才是唯一致勝之法,但後者早已把守城技術傳給弟子,殺他也無補於事。墨者素來主張非攻,最願意幫助弱國防禦城池,使主張進攻的強國知難而退,從而減 少戰爭。獻公既然有請,雙方一拍即合,墨者得到久經艱困、深明事理的獻公的絕對信任。

保護城池不僅要有先進的軍事技術(閱讀過《墨子》從 「備城門」開始的十一章的人,很難不佩服墨者軍事技術的先進),而且在生死存亡中不能不採用寧失之過嚴、莫失之過疏的組織方法。此點若推廣在政治上,便容 易出現專制。墨子政治學說的核心思想是「尚同」,是指下級的人意見要緊隨上級長官,全國一層一層的組織中,從五人一組的「伍」開始直至國君都如是。墨翟有 此主張,因為他認為在初民社會中人人追求自己私利,會造成「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此種一元化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可在互相爭鬥的戰國中建 立軍事強國,但容易造成專制。秦國在墨者的幫助下,迅速成為強國,但秦國卻沒有接受墨者學說背後悲天憫人、連孟子也認為絕不可行的「兼愛」倫理道德。到後 來秦國本身成為有侵略能力的軍事強國,官僚組織又已在墨者學說指引下建立起來,墨者便已再無用處,而且他們亦不會認同秦國的侵略,墨者到秦始皇的後期,已 是完全的湮沒無聞了。

上述歷史可使我們見到中國專制王朝的建立,竟是意外地源自因希望結束戰爭、善於軍事防禦的墨者與飽經苦困要力保家園的獻公的相互結合;如此重大的影響二千多年的事件成因,竟也充滿偶然性。

新任特首及其班子可在這些偶然性中學到什麼?我認為是要他們小心觀察事物的細節,不要走漏眼,洞悉偶然因素所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這裏舉兩個例子。

一地經濟能否發展,極受當地人民創新能力高低的影響。香港並不以創新能力見稱,原因一定與制度有關。制度之一是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後,並不觸犯刑法;侵犯 版權的,會有刑事法對付,為什麼遭別人盜用發明後,卻只有刑事法可用,而警方不會插手?此點殊無道理,對經濟增長的破壞力極大。

香港年輕人之中,有部分已失掉鬥心,收入只要勉可足夠生活,便不想再努力上進。任何地方若大量出現此種心態,當地的前景一定黯淡。造成此現象的成因,一定是制度存有缺陷,使努力工作得不到回報。政府要找出缺陷在什麼地方。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雷鼎鳴:流言、政治抹黑與特首選舉



今次特首選舉的最大特色,便是用以互相抹黑的黑材料特別多,此點大有可能「長留青史」,成為香港集體回憶的一部分。兩位主要候選人愈戰愈勇,似乎都認為必須「盡地一煲」,要置政敵於死地,君子之爭已不復見。

黑材料之多,範圍之廣,的確使人大開眼界。僭建風雲、黑金政治、婚外情私生子女、生意失敗、多年前意圖打壓「七一」遊行、阻撓商台續約、西九利益輸送……, 每樣指控均件件火爆、日日新鮮,使人看新聞比看電影更過癮。這還不夠,雙方殺得性起之時,仍能冷靜精準計算時間,火燒連環船,本應是局外人的現任特首也要 負上官商勾結、貪船費、機票、租金等小便宜的惡名,就算他到立法會交代時眼泛淚光、幾不成聲,也脫不了身。

所謂「揭發」 有真有假

這些黑材料有真有假,有些於理有據,有些則似是而非。某些評論人認為最初的懷疑最後都變成了事實,這恐怕是有些誇大了。以現時資料來看,僭建、婚外情等等確 有其事;西九有無利益輸送尚要調查才可有結論;至於行政會議中的一些涉及保密的討論,外人恐怕不易確知;江湖人物扮演的角色,仍是撲朔迷離,各人自說自 話。

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的房屋又僭建者眾(我近來到過新界一些村落,極目所見,竟無法找到一所沒有僭建的房屋),為什麼政府只能選 擇性地執法?這對被「揭發」的名人反而不公,政府實有必要修訂這條不可能全面落實的法例。利益申報:我的房子絕無僭建,連裝修也沒有,原因是這些對我而 言,投資回報太差,絕不可取。

此外,有些材料則已證明是假的,例如曾特首被指運用特權免費儲存紅酒便是。他既曾匿名捐贈200萬元出來,我 們不免懷疑他是否真的刻意貪小便宜,以低價乘私人飛機到布吉。從經濟學角度看,價格取決於邊際成本,與固定成本無關。擁有飛機的富豪就算付出過昂貴的價錢 購買飛機,但只要特首付出的「機票」價格不低於飛機多載一人所帶來的額外燃油費等等成本,「機票」的價格便是符合市場規律的價格。

不過,如 特首所付的錢低於這些邊際成本,他便有收受利益之嫌。這個價格與大家合夥租用飛機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涉及的飛機租金,已不再是固定成本,而變成是邊際成 本;特首與人合夥租用私人飛機到東京,自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廖柏偉教授熟悉經濟,他應有能力向檢討小組解釋什麼是合理的價格。

流言抹黑 古已有之

真真假假的抹黑和傳媒的推波助瀾,在世界各地的選舉或政治鬥爭中,顯要例子多得不勝枚舉,我們大可見怪不怪;在中國歷史中,此種手段亦屢屢用上。多年前我的 同事、歷史學家呂宗力教授賜我他的兩篇鴻文,一篇是〈漢代的流言與訛言〉(《歷史研究》,2003年),另一篇是〈漢代『妖言』探討〉(《中國史研 究》,2006年);去年宗力兄又有新書《漢代的謠言》,最近讀後不禁拍案稱奇。太陽下並無新事物,在抽象的層次看來,今天在港所見到的政治鬥爭手段,其 實古已有之。

宗力兄是低調的飽學宿儒,對中國歷史中抹黑手段的研究,當世不作第二人想。按照他的分類,抹黑(他不用此詞語,但意義一樣)的 手段大可分為流言、訛言、妖言、謠言、民謠、童謠、讖言、讖謠等等,各有共通點和精微的差異。讀他的文章後,始知謠言源自歌謠,我們大可當作是古代大眾傳 播的媒介。但若論最接近香港今次選舉所散布的黑材料,最接近古代的輿論方法,應該是所謂的「流言」。

按宗力兄的解說,流言是沒有根據、難以確認的言論,不一定等同誣蔑、誹謗。「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之,若水流言,流即放也」。朱熹則把它定義為「浮浪不根,不斷流動」的言論。

流言之所以在現代漢語語境中佔一席位,也許與白居易傳誦千古的詩句有關:「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流言特性 大概五種

白香山所提到的周公和王莽兩個案例,正好幫助我們了解流言的特性。

第一,流言的內容不一定真實。周武王既崩,成王即位,因其年幼,周公攝政輔助之。但這樣一來,卻引起其他貴族的猜疑。《書經.周書.金縢》有云:「武王既 喪,管叔及其群弟及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此種流言,顯然失實,周公是偉大的政治家,後世視為聖人,絕無加害成王。不利周公的虛假流言,後世稱為 「管蔡流言」,幾乎已成為誣衊抹黑的代名詞。

第二,流言是否符合事實似乎並不重要,虛假的流言有時也可成為重要的宣傳輿論戰中的武器。漢平 帝駕崩後,王莽奉孺子居攝,並以周公自許。東郡太守翟義用上了沒有根據的抹黑手段,說王莽鳩殺了孝平皇帝。王莽下詔反擊翟義等人「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 獸」。王莽用上「管蔡」這一政治符號,自然也是抹黑方法的一種。

但王莽自己稱帝後,也被流言弄得焦頭爛額。公元15年,民間「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王莽自承屬於五行說中的「土德」,黃龍是他的象徵,黃龍已死此一流言顯然對他造成一定破壞力。

第三,成功的流言多數能利用簡單的符號發放重要的政治訊息,上述「黃龍已死」是一例。東漢末年張角兄弟說「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另一例。二次大戰時國民黨被輿論批評為積極不抗日,終因此失掉民心。

最近的特首選舉中,豬狼兩種動物均包含着豐富的政治含義,民間一聽便明白。自十多年前「江握手」出現過後,不但媒體不斷注意中央領導人與誰握手,某陣營的支 持者亦被指刻意「霸位」搶着與習近平握手。「握手」、「霸位」又已成為新的帶有重要訊息的符號。這些名詞,將來恐怕還會在香港的政治和大眾傳媒史中繼續出 現。

第四,流言的起源或始作俑者很可能無從追尋,正如朱熹所言,「浮浪不根,不斷流動」。謠言是否止於智者?恐怕未必。流言的始作俑者本身 可能便是智者,經過他精心設計後,有可能把政敵,甚至大眾,也玩弄於股掌之中。當年周公受流言所困,雖然本身有至聖之德,又得成王信任,仍然要恐懼管蔡沒 有根據的流言。香港捲入抹黑漩渦的政要,也可以此自我安慰。

第五,流言雖在發放過程中往往被人加鹽加醋,但其政治態度和批判對象由始到終都 會鮮明不變。從上述第二點可知,事實並非流言的基礎,為何流言的政治取向可以如此持久?原因是流言被接受的程度是基於認受體的利益,而不是事實。社會怨氣 沖天,人民感到焦慮須要發洩時,流言抹黑便容易出現。

香港今次特首選舉有這麼多黑材料,傳媒亦樂於報道(有報館甚至為黑材料的報道大發獎金,犒賞員工),港人痛罵幾句,自覺義正辭嚴之餘,也加入八卦行列,成為傳播黑材料的載體,正正顯示出香港怨氣充斥,須要找尋宣洩途徑。

呂宗力兄有言:「人類歷史是流言、訛言充斥的歷史,人類社會是流言、訛言充斥的社會。」以此說為本,我們不用對近日的抹黑行動感到大驚小怪,正所謂見怪不怪。不過,任何社會現象,若在歷史中重複發生,便必定內含一定的規律性,值得探究。

傳媒天職 重新認清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抹黑是一種本小利大的活動。抹黑者常會隱姓埋名,就算是胡言亂語,別人也追究不了,自己不用負上代價。此種充斥着道德風險的行為,在現 代社會的互聯網中流行之極。抹黑的手段若是高明的話,始作俑者的收益卻是極大。既然連周公此等聖人亦要恐懼,何況是凡夫俗子!

不過,社會變 革若是乞靈於互爆不一定是真實的黑材料才能推動,這個社會便不能不使人悲哀。從學術界的角度看,香港部分傳播媒體的表現並不值得自我恭賀。媒體的天職是要 反覆核實報道的內容,但一些報道的資料準確性卻是極度可疑。例如曾特首東海花園(我曾到此探望朋友,熟悉此地)的裝修費開始時說成是一千四百萬元,後來只 是三百萬元,兩者對判斷市值租金大有影響,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未有查明事實的傳媒審判是否公平?

傳媒和學術界都應在政治鬥爭中保持獨立性,而保持獨立性的不二法門,便是事事以事實為依據,不訴諸於情緒。中外古今使用的流言抹黑手段,雖可起到一時的巨大作用,但它不尊重事實求證的特點,終不應成為社會的主流。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2012年3月4日星期日

雷鼎鳴:利益集團與特首選舉



社會中不同界別的利益集團,不管它們來自商界、專業界、工會、漁民農民或其他組別,都會希望影響政府的施政,使後者向它們的利益傾斜。此現象自古以來皆是如此,若以為「選民」只重視社會總體利益輕忽團體利益,這只會在天真的人腦袋中才會出現。改變社會中的最高領袖,例如香港的行政長官,是各集團千方百計爭奪及保障自己利益的重要時機,怎可放過?

上述現象不論在小圈子選舉或全民投票一樣都會出現,西方國家中的民主選舉,或甚至是台灣陳水扁選總統時各種政治攻訐及抹黑,若要尋找例子,又哪會有絲毫困難?不過,香港的選委擺明車馬以不同界別的代表劃分誰有資格投票,而各界別的代表又極有可能按照自己界別利益去投票,這只是把爭奪利益的競爭弄得更赤裸裸罷了。

殖民地時期已「官商勾結」

當然,選委的人數比例與其界別的重要性頗有差別,更易使人詬病。例如,代表漁農的選委共有60人,佔選委的5%,香港的漁農界又哪裏有香港人口5%的35萬人?

1200名選委中,與工商界利益關係密切的,自然是人多勢眾。這不免予人口實,說得好聽一點,是選出的特首會較重視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說得難聽一點,便是容易產生「官商勾結」、違反香港重視公平的核心價值云云。

若論「官商勾結」,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只會比今天更嚴重。當時行政局中怎會沒有滙豐、怡和、太古等代表坐鎮?怡和害怕九七後自己的特權被削去,趕緊遷冊至倫敦。滙豐是留下了,但大搞國際化,總部不在香港,而滙豐失去在港呼風喚雨的地位後,股價表現一直也大不如前。

利益集團衍生保護主義

這些當年的大財團對香港經濟有什麼影響?我們只舉一例便可對形勢知道泰半。1995年底以前,銀行公會有所謂的利率協議,規定在港銀行必定要跟隨公會所訂定的各種存款利率,而這些利率都是被壓低了的。

換言之,銀行公會是一個有壟斷力量的卡特爾會員互相勾結,以低利率損害存款者的利益,增加自己的利潤。若某銀行想參與競爭,不理銀行公會的決定採用更高的存款利率,這銀行便會犯法受罰。

此種局面,與今天所講的競爭法當然是剛好相反。當年若無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如此荒唐的利率協議又怎能強制實施。這是制度化了的官商勾結!

利益集團影響巨大,例如出現官商勾結,對經濟有何影響?1998年去世的已故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其三本經典巨著中早有論述【註】。規模龐大的利益集團對自身利益的重視程度遠大於顧及總體利益。在穩定的民主社會中,久而久之,會因各利益集團的推動,衍生出大量不利經濟增長的對集團的保護主義制度;不過,奧爾森也指出,在兩種情況下會有例外。

其一是自由市場當道,大家都忙於在市場中競爭,沒有足夠誘因花費資源通過政治投資去爭取利益。其二是政府採用獨裁的指令經濟,獨裁者一錘定音,其他人等不得異議。又因獨裁者的個人利益與社會繁榮往往掛鈎,他大有誘因排除不利經濟的因素。總體經濟好,他的利益也更大。

打散舊集團有利經濟

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自由市場經濟在不少領域(並非全部)都十分蓬勃,例如出入口基本上是零關稅,而港督的權力又極大,在行政局中眾集團把利益瓜分掉便不用再互相打生打死,反而使社會內耗不致失控地擴大。這些又反而使到利益集團的滋生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香港也享有了長期的繁榮年代。

九七回歸是香港利益集團重組利益版圖的機會。舊的利益集團若被打散,新的又未鞏固,對經濟是好是壞?奧爾森認為是好事。他舉了不少例子論證此點。

德國、日本、法國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但正因如此,其社會中過去存在的一些利益集團也就奄奄一息,無力與天下爭鋒,沒有了它們的阻力,這些國家戰後反都能進步驚人。反觀英國,在漫長的十八、十九世紀相對穩定的社會中早已出現了各種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集團,二次大戰卻對它們並無觸動(英國不曾被佔領),所以戰後英國經濟反而乏善可陳,一直要等到戴卓爾夫人的改革才有起色。

最近一套關於瑪利蓮夢露的電影中便有提到,在五十年代英國的電影界,工會勢力龐大,在片場中搬動一張椅子也要等工會專人大駕光臨才可進行,浪費時間效率顯而易見。這種情況一旦普遍,經濟不可能不停滯。

按照上述邏輯,假如九七回歸後,舊有利益集團失去憑藉,新的集團又未成形,無力推動保護各種新晉小圈子利益的制度,那麼香港經濟當可振翅高飛,勇猛前進。

特首選舉影響各方利益

但這景象顯然沒有出現。某些利益集團,尤其是英資的大行的確風光不再,但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卻仍糾結不清,香港更長期陷於內鬥,對經濟的發展已失去方寸。反觀內地,不少利益集團在文革期間被掃盪得七零八落,改革開放後,舊有利益集團無力阻止地球轉動,新出現的企業家得以如入無人之境,創造出全新的經濟局面。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新的利益集團羽翼漸豐,可能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不過,中國城市化速度驚人,1978年全國193座城市變成現在的661座,在新的及急速擴大的城市中,利益集團的實力不易鞏固從而不易阻礙發展,這或許是中國之幸。

香港九七回歸本來可以是一個掃除利益集團影響力的機會,但這機會恐怕是失去了。香港會不會有新的機會?在幾年搞一次選舉的國家,每次選舉換總統,多多少少都可以是清除舊影響力的機會,使社會不致僵化。在香港,理論上特首選舉也可以扮演同樣的角色,以此角度看,今次選舉特首的形勢如何?

唐英年顯然較得到香港一線集團的支持,他的較謙和形象,過去亦能得到不少市民認同。他若當選(又假如沒有醜聞纏身的話),香港現時的局面,不管是好是壞,最可能延續下去,但各方利益集團的影響力亦最可能維持及壯大下去。他不會打擊大財團,對民粹主義者亦無能力壓制。換言之,既無大變,短時期內的穩定可能做得到,但各種利益有衝突而又都不會顧全大局的利益集團繼續發展、繼續內耗,總會有問題出現。

梁振英是得不到一線財團及香港固有建制的信任,後者似乎要把他去之而後快,他若當選,香港的利益版圖可能會大幅重組,舊的利益集團會失去不少影響力,新的卻躍躍欲試。按照奧爾森的理論,這可能是好事。

但舊的走了,新來的是否更好,卻是不易預知的事。正因有此不確定性,撇除醜聞不論,朋友中少有人敢一言九鼎,肯定某人一定更適合,中央政府也會有同樣的煩惱。至於媒體各有心儀人物或反對對象,而且壁壘分明奇招百出,則更顯示出這次選舉涉及各階層的利益,相當有娛樂性。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