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工人罷工和工人運動的前景
文．陳敬慈
編按：葵涌貨櫃碼頭罷工至今，勞資雙方仍在談判。前天（16日 ），其中一個外判商以「回家服藥」為由，中止談判，工人遂將罷工行動升級，發動遊行抗議。坊間不少評論者認為今次工運有社運化傾向，本文作者、學者陳敬慈博士則有另一種看法，並提到工聯會與職工盟的那些年……
碼頭工人罷工，引起香港社會和國際傳媒廣泛關注，也令更多人開始對香港的工會和工運發展感興趣。人們好像突然發現，工運原來是可以和包括學運在內的其他社會運動這樣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的。然後公眾輿論的爭議之一，工會應不應該政治化和社運化。代表資本利益的右翼勢力，如自由黨的政治新星，大力抨擊領導工潮的職工盟及其領袖的「政治化」；親北京的報紙，則怪責左翼21等激進社運團體的介入令事件複雜化。
戴卓爾夫人與新自由主義
在碼頭工人罷工期間，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逝世，又引起了人們對被稱為「全球化」過去幾個年代的回顧。在戴卓爾夫人所引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影響下，公有事業被大規模私營化，曾經在福利國家時期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佔有重要位置的工會逐漸被邊緣化。工會力量的退卻，當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愁。緊接的是，在全球範圍內，工資佔國民生產值比例的下跌，勞動條件惡化，貧富懸殊加劇；另一方面，私營化導致了樓市價格不合理上升等資產泡沫的問題。這個階級關係重整過程所累積的惡果在2008年爆發了。其起因正是工作愈來愈不穩定的美國工人階級，無法支付愈來愈高昂的房屋按揭，這就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次貸危機。這次危機的影響還沒有過去，歐美各國工人運動正在重整旗鼓，思索出路。起碼從1990年代開始，關心全球勞工運動的學者普遍將社運化理解為突破困境的起點。而他們所形容的社運化，也包含政治化意義。但這社運背景下的政治化，是新的政治化，和列寧主義所倡導的政黨領導工會模式又有不同。
澳洲學者Lamber也是工會運動的一位支持者，他將當代的工會分為四類：策略商業工會（strategic business unionism）、威權商業工會（authoritarian business unionism）、政治工會（political unionism）和社運工會（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像香港的工聯會和內地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一類，既從屬於後殖民或者後社會主義政權，又處處要向資方妥協，被稱為威權商業工會。力圖與資方建立伙伴關係，但是卻獨立於政權的工會被稱為策略商業工會。香港的勞聯或許是這一類，但是在美國，大部分工會都是這一類，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法律的規範下和資方進行定期的集體談判，和社會運動鮮有聯繫，也不會就社會公義的議題動員和教育會員。在1970 年代之前，這類工會很大程度上是能為會員爭取到一定經濟利益的，因為經濟上的高增長和政治上反共的需要，令資方願意在談判上妥協，滿足工會的薪酬要求；再者在法律上也有相對高的保障。
工聯會的「原罪」
過去30 多年，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判化、自僱化成為趨勢，工會力量被削弱，資方也不願意在談判桌上讓步。以美國為典型策略商業工會步入了困境，正面對組織率和戰鬥力都下跌的雙重壓力。像菲律賓KMU一類工會，接受在野共產黨領導，被稱為政治工會，他們活躍地對成員進行政治和經濟動員。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及在香港回歸還沒有上議程之前的工聯會（在1967年的暴動之前，工聯會跟隨中共的政治路線，在香港「反資反殖」；1970年代工聯會被打壓，變得低調；1980年代中英談判決定香港前途，工聯會的政治任務也開始轉變），根據Lambert的定義，均可被稱為「政治工會」。他們有一定的戰鬥性，也勇於進行政治鬥爭，直到領導他們的政黨成功取得政權後，性質也就慢慢地變了。
社運工會的典型出現在南韓、南非和巴西等新興工業國家，這些國家的新工會運動都是和民主政治運動一起成長的，並與威權政府扶持的商業工會互相競爭。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化後，這種競爭還是繼續存在，只是兩者之間的差距會有所減少。儘管在國際上少被注意，香港的職工盟這是這一類工會的代表之一。很大程度上，職工盟的醞釀、誕生和發展，都和民主運動、社會運動息息相關。社運化本來就是職工盟的「基因」，它不是從碼頭工潮開始，也不會在碼頭工潮結束。職工盟的四個綱領是「團結、飯碗、公義、民主」。推動職工盟成立的，是教會背景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自1980年代起資助工委會在香港組織獨立工會的，是國際行業工會。1989年的北京學運加速了職工盟在1990年的成立。2005年，職工盟推動和領導了全球抗議世界貿易組織香港年會的活動（《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50年》，2012）。
為何職工盟的社運化性質到了碼頭工潮才受到這樣大的注意？為何職工盟組織的工潮，一向都希望得到社會支持，而這次終能得到最大支持？大概不是職工盟變了，而是社會環境變了，社會運動──特別學生和青年運動也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那就是左翼學運的出現和年輕一代階級意識的提升。4月1日，左翼21和學聯發起支持碼頭工人的遊行，學聯海報這樣寫：「學生都是工人，讓我們彈起結他，高唱工人之歌，踏步向前走，將支持帶給工友！」起初，我以為這僅是一兩文藝青年的手筆，但是現場所見所聞，都證實這是很多學生的心聲。2010年初，左翼21成立前夕，筆者應邀出席香港獨立媒體主辦的一場論壇，檢討反高鐵問題。我的主要觀點是，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參與包圍立法會，和2010年中國內地新一代農民工的罷工潮、歐美各國青年學生捍衛社會福利的抗爭，都有共同背景，就是在新自由主義和資本全球化下，帶來工作和生活的不穩定，激化了人們的反抗意識，而反高鐵僅僅是其中導火線。當我用階級關係的歷史演變去分析主流媒體所稱的「80後運動」時，聽眾有很多疑問，比較有力的批評是涉及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的問題。英國著名勞工歷史學家EP Thompson提醒我們，階級意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無數的社會鬥爭結果。在多大程度上社會鬥爭經驗可以轉變為階級意識，這是一個實踐問題。
新社運工會的幾個面向
然而，我們不宜對當前的勞工運動過分樂觀。在香港和在西方主要國家一樣，罷工率都已經跌到歷史的低位，工作零散化使每人都處於不安之中，經濟競爭的信心並沒有加強。超過10天大罷工，除了2007年的紮鐵工人罷工外，還有2001年ISS清潔工人罷工，兩者都得到很可觀的社會支持，但兩場罷工都是工人和支持者含淚結束的，談判結果遠遠低於工人所期望的，後來也沒有鼓舞和帶動罷工率的大規模反彈。爭取社會大眾支持工人罷工，是工會面對勞資力量極度不對等的時候的重要手段，可還未是壯大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抗衡新自由主義潮流的有力保證。要扭轉這個局面，需要新的政治動員策略，而這個策略，正存在於社運化的基因之中。
Lamber指出，商業工會「在回應和抗衡市場不平等上失敗了」，也已經侵蝕了「獨立的組織、意識形態和策略」，新興的「全球社運工會」（ global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以超越商業工會和政治工會為目的，被認為是「走出困境的可能途徑」。特別要指出的是，在Lamber「全球社運工會」的模型中，工會、民間和社區組織與進步的政黨是社會運動的三個支柱，他們成員之間有交叉，但是彼此不隸屬，並在社區、國家和國際的不同層面平等合作。
Lamber的研究和歐洲的工會理論家所觀察的雷同。Waterman與Munck都指出，19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已經逼使工會普遍採納新社運工會主義的特徵。Waterman強烈主張，「現行的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工會組織，都有必要轉化成為一場圍繞工作問題的全球社會運動……」。Waterman為他主張的新社運工會總結了12點特徵，總的來說，包括4個面向：
社會正義：工會鬥爭的目標必須超越工資和勞動條件，而關注包括職場民主、環境、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居住問題、反對極權、官僚化、種族和性別主義等等的議題。
廣泛團結：推動組織起來的和還沒有組織起來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專業和非專業的、受薪的和非受薪的工人之間的團結，並與其他的社會運動相聯結，建立一個多元但是有力量的民間社會。
政治參與：工會應該和立場相類似的政治力量在平等的基礎上合作和結合。Waterman特別解釋，今天工人已經有足夠經驗和教育水平和知識分子建立平等關係。
民主開放：必須推廣工作場所的民主，以及工人之間和工人與其他社會力量之間的橫向接觸。工會應該有足夠的開放，容許組織內部和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社會網絡形成。
在Waterman的理論總結裏，我們再次地看到政治化和民主化是有生命力的新社運工會應有的特徵和性質。如上所述，歷史上的政治化工會，在其隸屬的政黨取得政權後，往往會變成威權商業工會，也是人們常說的黃色工會，是對今天工運政治化有力的提醒和警惕。新時代的工運需要廣泛的社會正義議題去團結和感染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新工人階級；需要有社會改革理想的工會、社運組織和政黨之間的平等合作，而不是誰領導誰，或者誰先誰後；需要一種開放性和網絡性的民主，碼頭上青年學生和基層工人的廣泛接觸和互動，在工人大會中細緻的分組討論都是良好的實踐。期待一個能抗衡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社會力量在碼頭罷工中醞釀和誕生。
陳敬慈 --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