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 香港西化歷史角色步向終結

早陣子，西方的一篇文章提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標誌自1498年達嘉馬（Vasco da Gama）航海抵達印度後，西方對亞洲的五百年支配的終結。但奇怪的是，親歷這歷史轉捩點的香港人，卻反而對此缺乏自覺，以致幾乎在毫無思想準備之下迎接這個歷史時刻，為回歸後的混亂埋下伏線。

由此看來，香港在回歸後之所以出現急劇且前所未見的變化，不能只歸因於陸港關係的改變，而更應着眼於西方—香港—中國的三方互動，特別是中西勢力的消長。港人就是對外圍大環境的轉變缺乏了解，在沒有找到新的歷史定位之餘，還依循港英時代的定位，因而製造出更大的矛盾，令自己進退失據。

儘管不少人認為香港的歷史角色是為中國帶來民主政治，實際上這角色早已由台灣取代，所以假使台灣之於中華民族的歷史角色在於教曉華人民主政治的話，那麼香港自開埠以來的定位和角色，就在於促進中華民族西化和中西融合。

不過，香港西化的過程並未因回歸和西方支配終結而減慢，反而更因為大陸的刺激，出現類似全盤西化的主張；只不過全盤西化在亞洲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是極難成功的，要麼外來思想中國化，要麼在文化心理層面出現阻滯，所以就連從明治維新開始主張全盤西化、脫亞入歐的日本也未能成功。

如果我們根據華人接受西方思想的過程，須從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心理層面這個假設，港人之所以會有香港能夠全盤西化的錯覺，是由於物質層面的西化是不難達成的，而在其後的制度層面，香港又得到西方制度從英國直接「輸入」，得來全不費工夫。

可是一到了文化心理層面，在之前的層面缺乏整固的問題就出現了，暴露出港人一直以來只是選擇性地、工具性地，甚至放任地西化，在西化一事上幾乎從沒下過苦功，以致大體上還沒擺脫港（中）體西用這框框。

此外，二十一世紀的世局發展，亦令香港的西化模式受到極大衝擊，甚至與大陸西化或向西方學習的模式產生直接矛盾。

須知道，長久以來，香港的西化模式的目標是從西方的成功中學習，期望最終能夠複製西方。這模式在自身落後，西方如日中天的時候，當然不會有問題，甚至可以不加思索地向西方學習；只不過到了西方文明和制度出現重大問題或缺陷的時候，問題就無所遁形了——由於這模式假設西方比較優越，對西方的事物照單全收，所以結論已產生在先頭，不在調查與研究之後，是先驗的，因而在新環境中已不能從實際出發。

另一方面，亦由於這模式只是緊盯着西方，因此一開始已沒有創新，在西方制度落後於形勢的時候，更有滯後的可能。顯然，這模式當初假設西方制度有自我修復和完善的能力，但經過金融海嘯等危機後，我們知道這無非是個神話，就像相信人能夠不死不老一樣，缺乏根據。

相反，中國西化或向西方學習的模式在早期也是從西方的成功中學習，但到了近年亦同時從西方的失敗中學習。不過，更重要的是，與香港的西化模式不同，中國的模式的目標是與西方並駕齊驅，甚至超越西方，因此她不會全盤西化，也不會對西方已滯後和失靈的事物照單全收—─從這角度來看，中國的西化模式比香港的更為先進；但亦因為如此，兩種模式顯得格格不入—─香港在程度上比較先進，模式上比較落後；大陸在程度上比較落後，在模式上比較先進—─因為難以直接比較而產生直接矛盾，繼而在香港爆發。

地緣政治學泰斗麥金德（Mackinder）早於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便預言中國將與美國並駕齊驅，最終引導世界，為人類的四分一人口建設一種既非純粹東方，也不是全盤西化的新文明—─這是中國的歷史道路和任務，不是港人能夠改變得了的。所以時移世易，今天香港的歷史角色已由當初單純的西化，轉為讓世界和中國了解華人社會西化的極限了。

西方當然也知道中國崛起是大勢所趨，同時也了解目前香港對華人社會西化的指標性作用，令一場針對香港西化程度的角力，變得在所難免。當西方知道自己將無可避免走向衰落之後，便連忙加速輸出其制度、文化和軟實力這些「剩餘價值」，希望日後在世界裏也能保有一定影響力，而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中國，故此西方愈能加深中國的西化程度，便愈能預先為日後減少障礙，而香港始終是最便捷的路徑。

由此可見，香港的西化進程，對於中西雙方來說均是「寸土必爭」，因為這對未來世界秩序，特別是西方在未來世界秩序裏的角色有着巨大意義；加上香港新一代大都接受西方價值觀，給予西方一個以小博大的機會，如不加強影響，便真是西方的歷史罪人了，但無奈港人又再一次捲進這個歷史漩渦當中。

如上文所言，華人社會的西化程度有其極限。筆者認為在制度層面上，香港的西化還可以有所作為，至少徹底進化成西方政體，總比現在不上不下的好；但完成這個過程之後，香港終須要進行「換軌」─—由原本西方之路，轉回中國和亞洲之路。至於換軌後是幫助還是跟隨，港人還是有選擇的，可是如果港人把換軌這一步推得太遲的話，便將有淪為亞洲「孤島」的危機。

作者為新力量網絡研究員、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袁彌昌：華超限戰組合拳 美窮於應對

中美雙方在中共十八大與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短暫外交休兵後，想不到在互發賀電後不久便重開戰幔。

奧巴馬在連任後首次出訪，便展開東南亞三國——泰國、緬甸和柬埔寨的訪問，當中緬甸之行更是歷史性訪問，泰國亦決定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

奧訪東南亞 防釣島餘波蔓延

奧巴馬此行向中國和亞洲各國傳達一個強烈訊號，說明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重點仍將聚焦亞洲，繼續履行美國對其東南亞盟友的承諾，並延續奧巴馬一向以外交與 經濟主導的方針。不過以筆者看來，此舉還有在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嚴重影響區內穩定後，急忙將東亞與東南亞這兩個地區分隔開的用意，不讓事件餘波影響到 美國在東南亞的有利形勢。

盡管中國在美國圍堵下所面對的壓力着實不小，但局勢並不如外界想像般壞，尤其是美國有急於為東海及南海爭議降溫的傾向，讓中方漸漸摸清美國底綫。

早前中國海南省通過新例，從明年1月1日起，海南省公安將可登上並搜查非法闖入中國水域的外國船隻，勒令對方轉向或停止航行。美國對此表示關切，並就此與北京高層接觸，要求中方釐清。

助日劣勢防守 免華乘勢而上

眼見東海及南海主權爭議迅速惡化，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連「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中方的一貫主張也得祭出來，希望相關各方做到這點，亦強調東海及南海領土主權爭議堪稱當今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

從這點來看，美國已了解她唆擺亞洲各國以測試中國底綫的做法，已面臨失控，同時亦深知自己已不知不覺成為了亞太地區安全的「人質」，當危機發生時已再無全身而退的可能。

由此可見，早前美國參議院通過「2013財年國防授權法」修正案，聲稱釣魚島是《日美安保條約》的適用對象，強調美方認為釣魚島「處於日本的實際控制之 下」，並反對試圖通過「武力威懾和動武」來解決領土主權問題的舉動，表面上是偏袒日本，但實際上更可理解為美國為了避免戰爭，而對日本所不得不作出的保 證，目的是令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要一下子陷入劣勢，防止中方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乘勢而上。

故此，在美國於東海及南海爭議中將重點放在「避戰」這一點上，可視為中方的初步勝利。而事實上，美國的外交與戰略亦存在着不少的不明朗因素——勝利女神還未向美國微笑——中國不乏翻身的機會。

單單在奧巴馬連任後的幾周內，需要美國處理的中東問題便接踵而來，可預期如敘利亞、以巴衝突、埃及等問題將會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內，不斷纏擾着他和他的 外交團隊，以及其「重返亞洲」大計，且不說連奧巴馬屬意接替希拉莉出任國務卿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蘇珊‧賴斯（Susan Rice），因利比亞班加西領事館遇襲事件遭到共和黨質疑，無奈放棄角逐下任國務卿一職，令席位的人選至今仍懸而未決。

美棄一貫理念 盟友漸不安

再者，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在幾個重要範疇上，幾乎完全背離了美國的一貫外交理念。當中「重返亞洲」明顯已一改美國自建國以來以歐洲為重心的大戰略；亦包括美 國在七十年代首次不以擴大美國在全球的角色與責任為目標，轉而開始減少和調整美國的全球軍事責任；以及改變自列根時代起，追求軍事上的全球領導地位的做 法，改為重視美國的經濟競爭力及外交影響力。

亞洲盟友求卸責 持續性成疑

上述外交方針的重大轉變，即使暫時對美國還是利多於弊，亦難保這些與美國固有外交理念南轅北轍的思想，日後不會在美國的盟友之間及美國國內帶來問題。目前 以亞洲為樞軸的大戰略已引起了美國一些歐洲盟友的擔憂，恐怕得不到原有的支援，更何況美國的對手根本還未向這些地方出手，因此早晚勢必會令美國再次分心。 而奧巴馬的外交方針與美國固有外交理念的潛在衝突，亦很可能將激化民主共和兩黨在外交層面上的爭拗，與共和黨強調國家利益的外交理念背道而馳。

更重要的是，奧巴馬賴以致勝的「重返亞洲」戰略亦存在着一些不明朗因素，甚至謬誤。首先，雖然目前亞洲各國大多靠向美國一方，令美國一時風頭無兩，但她們 與美國的歐洲盟友沒有兩樣——一心只把美國當作保護者和平衡者，除了可能對美國的軍火出口有所助益之外，基本上只是在搭美國的安全「便車」，叫她們實際分 擔責任就免談。這與現時美國促使其盟友和夥伴盡量分擔責任的方針，有所違背，令這同盟體系的持續性成疑。

美未汲教訓 京超限組合戰待發

此外，奧巴馬欲藉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對中國實行經濟圍堵，藉此排除中國對亞洲各國的經濟影響力。然而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亞洲自由貿 易區真的有實際意義嗎？自從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內地爆發反日示威，北京向日本發動「經濟戰」，讓世界清楚了解到在這個經濟疲弱的時期，沒有一個 經濟體可以經得起失去中國這個龐大市場。試問連美國自己也經不起這種潛在打擊，她又怎樣能夠驅使她的盟友去冒這個險呢？

最後，美國並沒有從中國對日本發動經濟戰中汲取教訓，它似乎還未了解經濟戰只是中國的「超限戰」的其中一環，而只把它當作一般經濟戰來看待——「中方射出的『子彈』將是『組合式』的，不會是單一的」——中國還未展露真正的雞尾酒式超限組合戰。

這種誤解反映出美國缺乏對中國發動「超限戰」這種「不對稱」或「非正式戰爭」的實際考量，也不了解中國戰略思想的本質。中國如欲在東海及南海主權爭議，以及美國的圍堵中找出突破口，上述這幾點應該已提供了一部分答案。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袁彌昌：中美「新冷戰」 港難置身事外

早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提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而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日前亦撰文，強調「一些外部勢力仍不時對港澳內部事務說 三道四，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和扶植港澳反對派力量，甚至深度介入港澳當地選舉事務，為反對派各派參選進行協調等」，明顯反外部勢力干預已成為中央對港政策的 主軸。

中國全面應對「新冷戰」

不過，就在港人認為中央又再無中生有，一切只為二十三條立法鋪路的時候。美國國 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卻發表報告，質疑中國對香港事務干預日益嚴重，「一國兩制」政治方針有名無實，並重提應制訂《美國─香港政策法》，建議國會應 重新授權國務卿提出香港周年報告。由此可見，中央就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一事上，並非全然是無的放矢，應該已一定程度掌握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的證據。

正 如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認為，中央的憂慮與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數年來與東亞、澳洲及印度形成「半月形包圍圈」有關；然而，上述這些國 際因素，是發生已久的事件，屬中美關係裏面的一些表象，而實際上，中美關係現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形勢的嚴峻令中央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使它不得不在 短時間內為對港政策定調。

可能我們在報章傳媒上經常聽到中美「新冷戰」的來臨，令我們也習以為常，以致在它真正來臨時，反而沒有認真去對待 這事實。其實早在去年6月，習近平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首次提出「管控分歧」概念。其後在12月，習近平會見美國前財長保爾森也曾提及，說中方願與 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有效「管控分歧」。

習近平提出要「管控分歧」，和中方過去提出的要「妥善處理分歧」甚至「彌合分歧」，明顯有所不同，顯示出中方已經意識到中美分歧的長期存在已成常態，故此已再不是談「彌合分歧」或者「戰略互信」這些客套話的時候。

而所謂「管控分歧」已表明中方認為中美雙方對它們之間的分歧，有必要採取積極主動地管理和控制，以降低嚴重衝突的危險，這說明中美「新冷戰」已無可避免，而中方已做好了相關的思想準備及調整。

奧巴馬聚焦亞洲區

去 年12月，胡錦濤在會晤中國海軍官員時，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要求海軍應當「加快推進海軍轉型建設，拓展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扎實推進海軍現代化，為捍衞國家 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貢獻」。這番講話反映出北京已不再打算認真回應美國及其亞洲盟國，對中國海軍擴張及缺乏軍事透明度的指控，反而敦促海軍 進一步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積極備戰──這就是北京判斷美國重返亞洲後的局勢所得出的結論。

對於美國歷史上首次把其大戰略的重心移往亞洲，以及奧巴馬政府決定不再盲目追求全球的主導地位，及將重點放在經濟和外交方面，卻反而大舉增兵亞太，多管齊下針對中國的舉動，已不由得北京再花時間在次要問題上，必須開始認真應對這重大威脅。

此 外，奧巴馬在成功連任後，即使中東問題令美國分身乏術，但他卻馬不停蹄地出訪東南亞各國，這是向中國和亞洲各國所傳達的一個強烈信號，說明在奧巴馬的第二 個任期內，將重點聚焦亞洲地區。奧巴馬的緬甸之行更是歷史性訪問，美國拉攏緬甸除了有濃厚的地緣政治意味，對阻擋中國向印度洋方向的擴張及圍堵中國具有重 大意義之外，奧巴馬大力鼓勵緬甸加強改革開放，亦明顯帶有加快亞洲的民主化進程，進而影響中國國內政治氣候的含意。

由此可見，美國為了對中 國發動民主攻勢，連緬甸和整個亞洲的民主化浪潮也用上了，試問又怎會放過經由香港影響內地這條捷徑，以收四両撥千斤之效？無論是如劉兆佳所指，中央擔心外 國勢力藉香港作橋樑，跟內地作聯繫，抑或是香港反對中央的聲音蔓延到內地，對美國來說也絕對是本小利大的買賣，即使失敗了對它也不痛不癢。而向來對國家認 識不深，以及長期處於「去外交化」環境的港人，對美國的攻勢又有何等免疫力呢？

港或成美大戰略一環

亦有分析指 出，中國的第五代領導人可能比之前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意外地在處事上更為「成熟」，這分析或觀察很大程度是基於江澤民和胡錦濤等兩代領導人有幸得 以於文革前完成教育，以及他們的仕途都比較一帆風順。相反，習近平、李克強這一代領導人則經歷了最多起跌，他們的教育被文革中斷，並且大多有過「知青」經 歷。

故此，外界相信第五代領導人應該是意志堅定、實事求是、做事靈活和有愛國心，他們清楚中國的復興得來不易，因而他們亦具有強烈的使命感 和憂患意識。試問他們又豈會讓香港的反對聲音阻礙他們的執政決心和復興大業？再者，香港對國內政治影響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令中央不敢冒險，因而 不得不採取強硬措施。

儘管我們港人大多對中國崛起具有一定的信心，亦不時在媒體上聽到一些西方對中國的讚美之詞，但實際上不少西方人表面上 對中國不聞不問，心裏卻認定中國崛起只是曇花一現、一場虛火，這種心態應該亦某程度反映在西方人對港人的看法上，可是港人對此卻渾然不知，不知道中國已再 經不起另一次衰落。

雖然不是說一切也須讓路給民族大義，但既然中美「新冷戰」將會是一場持久的總體戰，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港人自己怎樣也應該避免香港淪為雙方角力的「戰場」。

作者為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林行止：軍事示威美商得利 經濟將靠圓低增長

一、這幾天來事態的發展，包括中國新護照地圖、海南公安邊防局要截查非法進入中國海域的外國船舶，在在引起鄰國的抗議，顯示亞洲局勢愈趨緊張。這些發展與中共領導層換班是否有關，由於新政策尚未出台，不得而知；而美國於此時插上一手，則肯定和日本政爭白熱化有關。

日本於十六日大選，各政黨的政綱已陸續公布，在外交政策尤其是處理尖閣諸島主權爭紛上，大體而言，第二大黨在野的自民黨態度強橫，並無妥協餘地；在朝的民主 黨，於堅持主權屬日立場未變之外，尚留有與中國「和平解決」的空間。非常明顯，這些主張令日本選民躊躇莫決。從多項民調看，目前「仇華」的日本民意佔絕大 多數，自民黨似穩操勝券；但自民黨勝出，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日本經濟將因日本企業在華業務受挫令衰退惡化，而萬一與中國爆發軍事衝突，不暇自顧的美國會 否選擇做「和事佬」，從中漁利而不直接介入？有此隱憂十分正常，以美國不會為了日本而犧牲其當前有迫切需要的中國市場，在日本人中似有共識。

日本人心莫知所從，加上日本巨賈為免在華經濟利益受損，指責政客不應挑起釣魚島風波，這等於說尖閣諸島若風平浪靜，日本經濟便有望復甦。這種說法引起在慘澹經濟環境下捱了二十年苦日子的日本人的共鳴，不難理解。

便 在此敏感時刻，美國參議院同意維珍尼亞州議員韋伯突然提出在二○一三年國際授權法案中加進明確說明「日美安保條款」適用於尖閣諸島的「附加條文」，強調根 據「條款」第五項條文：「美國對日本安全負有責任，美國在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會採取行動介入衝突。」它同時重申「美國在中日的釣魚島爭議上沒有立場」。

事 實上，不管有沒有「附加條文」，從對日本政府購島行動（從私人擁有變為國家擁有）不置一詞上看，美國以軍事恫嚇中國不可以武力收復釣魚島的用心，彰彰明 甚。美國參院高調介入有什麼後果，即中國會採取什麼手法反擊？筆者相信還是以「言文」為主！近日中國多次展示軍力尤其是海軍力量，主要目的在為內地人民壯 膽而不是對老美示威，以這類「先進艦隻」，無論如何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除了可以增強內地人民的「愛國情緒」，中國「軍事崛起」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國軍火 商，因為亞洲「諸小」有見及此，必會增撥預算購買更多軍火—主要當然是從美國購入，惟美國有「海外行賄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一九七七年由卡達總統簽署生效）的規範，聯邦政府嚴禁企業對外國政府官員進行任何形式利益輸送以換取訂單，令一些這方面比較寬鬆有諸多漏洞的軍火 輸出國家有生意可做（向法國購軍艦，台灣曾鬧醜聞，馬來西亞的官司尚未完結）……。這種情況，意味中國「軍事崛起」，美國及其他軍火輸出國都有進賬，而向 非美國家購買軍火，經手官員很少不趁機發財，從此角度看，中國擴充軍備是「皆大歡喜」的事！

美國參院對釣魚島問題表態，最大的政治受惠者為 日本自民黨。該黨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必然失歡於在華的日本企業家，連帶部分日人亦不以為然而不投其一票；如今參院「擺明車馬」、與中國對着幹，等於成為自 民黨政府的「保鑣」，大壯反華日人膽子，安倍晉三成為日本新相的機會大增。

二、在釣魚島主權上與中國硬碰，日商在華的生意大受衝擊，營業額 一落千丈，路人皆見；這種眾所周知的事，日本政府又焉有不知之理。日本政府不惜為幾個無人小島與中國鬧翻，除了俯順國內反華民情，當然在經濟上另有盤算、 不擔心失去中國市場會進一步摧毀其經濟的部署。目前國內和海外不少論者主張以經濟武器教訓日本（離任的日本駐華大使公開說有此想法的中國人傲慢，是一針見 血之言），是以偏概全忽略與日本交惡中國經濟亦有重大挫折的事實。

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的經濟綱領以「無限度（量化）寬鬆」為主軸（見十一月二十八日本欄），即使在美國支持下安倍落選，連任的民主黨在貨幣政策上亦無法不加強寬鬆的力度，因為經過二十年的衰退，日本只有擺脫傳統經濟智慧的桎梏，另闢蹊徑，才能把經濟拖離頹疲的深淵。

日 本經濟在九十年代初大崩潰股市樓市跌個四腳朝天後，加上人口老化、生育率低且沒有年青力壯的新移民，意味消費市場對資金需求不足，是日本利率偏低（過去十 餘年利率在零與百分之零點一之間浮沉）一項少為人注意的因素；然而，資金成本這樣低仍無法促進投資和消費進而拉高經濟增幅，轉而採納負利率，是無路可行下 的「次佳」辦法。怎樣才能達此目的，答案是刺激通貨膨脹率上升—假如名義利率是百分之一而通脹率為百分之二，實際利率便負百分之一。換句話說，過去約二十 年日本央行力求零通脹的策略，隨政府換班，肯定會有翻天覆地之變。

近零的利率予人以「頭寸」泛濫之感，但在通脹被馴服的環境下，等於銀根甚 緊，這是已故佛利民的解釋，他因而在十多年前便主張日本央行要繼續「量化寬鬆」，它應該購進日本政府的長期債券，變相向市場注資（初步估計要注入六十萬億 至一百萬億日圓才見效），直到日本經濟重呈生機為止。這套理論（如今克魯明仍在《紐約時報》鼓吹）是否有效，學界與官員意見莫衷一是，日本央行顯然持否定 態度，但事到如今，可能刺激通脹率「上行」的「無限量寬鬆」，便應試行。事實上，負利率必然可迫降日圓滙價（新政府上台後一年內應在八十五至一百零五日圓 兌一美元之間徘徊），進而促進出口；更重要的是，負利率的出現會令國內資金為了「保值」而離開銀行，部分調往海外套利，但以日本人的島民性格，在經濟又為 出口帶動經濟前景可以看好的情形下，大部分會在國內從事種種投資，而投資產生的乘數作用，又會刺激消費……。

正如二十八日筆者在這裏指出， 日滙向下，南韓出口業首當其衝，出口導向的日股則可以看好，以「圓低」會提高其出口競爭力之外，日企海外盈利的日圓記賬亦水漲船高；除了汽車公司的股票， 電子電器製造企業及工業產品所需的重型機械（Capital goods，資本財貨）工廠的股票，均值得不擔心「蝕滙水」的投資者留意。

如果一如所料，日本新政府全力打倒頭號公敵「圓高」（高企的日圓已被積極投入競選活動的日本主流政客視為Public Enemy Number One），日本應該很快再度進入出口導向的增長，相隨而來的是高通脹、高名義國民毛產值增幅、高企業利潤和高稅收；可是，在「如此美妙」的面紗底下，日本 國債的價值無法不下降，結果是持有者拋售舊債而新債需求不足（孳息相應攀升），如此一來，日本約為ＧＤＰ二倍半的國債將由誰承擔？這是個不易有肯定答案因 而不易評論的問題。

袁彌昌：港人思維版圖獨步全球

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香港今年上半年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高達四百多億元，只排在中國和美國後面，明顯具備一定的天時地利；但近來的示威活動卻愈來愈多人揮舞港英時代的龍獅旗和米字旗，懷緬港英統治。

當然，大家明白只有極少數人鼓吹港獨，香港亦絕無獨立的可能，可是這些人除了向中共抗議之外，歸根究底還是香港的根本優勢漸失，導致港人坐困愁城，失去昔日的驕傲，無奈之下，連米字旗也祭出來，視作唯一的驕傲。

不過，香港真的優勢漸失，非要倚賴中央或靠自己發展科技才有出路嗎？事實上，港人一直都享有一種非常獨特的優勢，只是沒有察覺到而已。

糅合中西 靈活權變

在Richard N. Nisbett所著的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中譯《思維版圖》）一書中，講述康螢儀教授與她的研究團隊曾跟一些港大學生做過實驗，發現只要向香港人展示一些跟東方或西方有關的圖像，他們就會 根據圖像以相關的東方或西方思維方式來思考。當然這種情況在一些美籍華裔人士之中也可找到，但論到長時間同時受到東西方文化影響和薰陶，香港的程度則遠比 世界其他地方為高。

由此可見，港人這種思考優勢是一直存在的，可以直接利用的，而且在世界上是非常罕有的。當港人普遍認為香港的優勢主要源自西方的價值和制度，他們又有否想過港人做事靈活，其實很可能跟我們的中國思維方式有關呢？

靈活者，權變也。權變乃中國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徵，所謂「權，反經而合道者也」，懂得權變者雖違反常規和教條，但做法卻與「道」暗合，因而最終能脫穎而出，取得成功。

《孫子兵法》亦有言：「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明顯權變也跟「勢」這個觀念息息相關，要懂得趨勢就利，才能達到權變的要求，所以才會出現孟子的「雖有智慧，不 如乘勢」，最後再由曹仁超改為「有智慧不如趁勢」，作為一種不同於西方的投資智慧，並在香港和內地廣泛流傳。故此，香港在本身體制之外的優勢，很大程度是 基於西方的理性與中國的權變這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結合的產物的有機性結合。

要同時具備這兩種思維方式的難度，事實上是遠超我們早已掌握這種能 力的港人所能想像的。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中國與西方邏輯體系上的重大差異：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有時候是可以同時聲稱某事物在同一方面既是又不是的（例如 「無為而無不為」），即對於任何命題A，A和非－A（有如矛和盾）是能同時在場的，而這一點已打破西方邏輯中的「同一律」（law of identity，即A = A），以及「無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這兩條西方核心思維規律。

換句話說，這是西方人極難跨越的思想和文化鴻溝，但港人卻能無師自通，把兩者調和，繼而運用，這是殊不簡單的。

西方思維 着重邏輯

另 一方面，西方思想的一個重大缺陷是刻意把事物模型化——建構一個理想形式，甚至想要把不能模型化的事物也模型化，導致現實和其模型之間的斷裂無法填補，有 時候他們還不得不把此一理論的缺失再加以理論化。這問題使西方思想幾乎對所有與行動和事物演變有關的事情也無能為力，以致西方軍事與管理理論中大多只能把 注意力放在技術和組織上面，反而對戰略和行動這些方面從來沒有任何重大建樹。

由於西方這種把形式與內容分割的做法，再加上他們堅持做法須合乎西方邏輯，結果產生許多學術上的無稽之談。

筆者想藉此指出的是，香港人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思考優勢，以及它能夠補足西方思想盲點的特性，轉化為香港真正的優勢。正如張炳良教授在其〈教育樞紐應連接東 西方〉（刊2012年6月6日《明報》）一文中指出，香港的大學只沉迷於表面的院校排名和量化評鑑遊戲，他呼籲「作為東西交滙的教育樞紐，香港的高等院校 應要發揮貫串東方與西方文明和學問的作用；國際排名本身並非至為重要，關鍵的是能否滙通東西、創建新知識和新思維，既向東方傳播西學，也向西方引介東學傳 統，整理或再造亞洲文化與思想的體系，以期對全球文明作出貢獻」。

試想想，如果香港的高等院校把這種思考優勢加以研究和整理，再運用在管理、投資、策略這些範疇上面，那香港便能夠有自己的一家之言，毋須整天拾西方人牙慧；長遠而言，香港還可藉此成為人才和知識出口「國」，擺脫現時嚴重依賴資金流入，以及過分側重金融和地產等產業的困局。

確立定位 自成優勢

不過，港人的思考「雙核心」優勢是有時間性的，如不好好發展的話，可能會於十至二十年內消失，這與回歸前全盤西化、回歸後卻急轉彎一面倒向中國化有極大關係。這種「一面倒」政策正逐步侵蝕港人這種在世上屬於罕有的特質。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在目前這個轉換期裏，港人的西學不行，國學也不行，可以預見不久就連原本在思想上為東西方接軌，以及擔當中國與國際的橋樑的這些基本條件也滿足不到，這樣想不淪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也不成。

所 以，如果港人不願看到中港融合逐步演變成香港受內地同化的話，那麼就該拿出點實力來。假如香港真的只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沒有重大作為，一方面盼望 中央送大禮，另一方面只看重香港現有體制和硬件上的優勢，自己沒有一點本事的話，那麼受內地同化便實屬必然，沒有什麼好惋惜的了。故此，香港在與大陸的博 弈中，必須知己知彼，重新確立自己的定位和優勢，以及具備在國人面前足以自傲的板斧，否則根本不存在任何叫內地反過來跟隨我們這一套的可能性。

袁彌昌：港人登陸釣島別具意義

8月15日，香港保釣船「啟豐二號」給日本海上保安廳九艘巡邏船包圍，並遭到多次沖撞後，香港保釣人士終於成功登上釣魚島。據日本媒體報道，海上保安廳對此次乘船前往釣魚島的全部十四名保釣人士實施逮捕，並移送沖繩本島調查。

是次登島極具象徵意義，由香港保釣人士完成，對港人別具意義。本文旨在分析登島的國際背景，以及目前中日關係和東亞領土爭議的最新情況，如有地方未能顧及保釣人士和香港人的心情，敬請原諒。

自從現任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於今年6月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批評東京都政府「購買釣魚島」的計劃把中日關置於危機之中，引發日本朝野不滿，使野田政 府計劃撤換丹羽後，中日關係便起了微妙的變化。北京意識到日本的「釣魚島國有化」事在必行，以及「知華派」很可能在野田政府中已完全失勢，令北京開始認真 考慮須與日本見真章。

中俄韓同時發難

不過，在北京得出一個結論之前，南韓總統李明博已首先發難，於8月10日 登上獨島（日本稱「竹島」）宣示主權。日本儘管反應激烈，但在美日韓三國關係的大前提下，日方明顯投鼠忌器，反制舉措也顯得軟弱無力。李明博見首戰得利， 更計劃9月初在獨島舉行登陸和海陸空三軍聯合演習。故此，相對於釣魚島「單一船隻規模」的衝突，日本自然會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獨島方面，實質給予北京可乘 之機。

另一方面，今年7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登上與日本存有爭議的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中的國後島視察；在登島事件餘波未平之際，俄太平洋艦隊14日又表示，該艦隊的艦艇編隊近期將前往南千島群島巡航，使日本實際上須同時應付中俄韓三方面的領土爭議。

雖然這並不代表中俄韓三方聯合已在對日領土爭議上達成一致，聯合抗日，但在時機的選擇上卻別具深意—─8月15日不僅是日本的二戰終戰記念日，也是韓國的光 復節和一些亞洲國家的獨立日，日本政府須忙於反省二戰及應付亞洲各國對日本內閣官員和國會議會參拜靖國神社的抗議，必定不敢在領土問題上大舉發難，否則很 可能重新喚起亞洲人民曾遭日本侵略的深痛記憶。因此日本現時不單處於三對一的劣勢，還處於一個挨打不能還手的情況。

北京駕馭民族主義趨成熟

北京現時還不出手，更待何時？但問題又來了，如果由國內人士出手，無論成功與否，均會引起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的關注和廣大迴響，往後的行動必然多少會給 他們「挾持」，也有可能會引起一發不可收拾的情況，故此，登島宣示主權的「重任」，自然落在香港或台灣的保釣人士身上。

不過，北京又不是全然把國內的民族主義擱置不用。在早前的黃岩島爭議中，北京露了漂亮的一手，利用主要是給憤青和民族主義者看，外國稱之為中國的霍士新聞（FOX News）的《環球時報》向外國放風，顯示中國對菲律賓已擺出強硬姿態，成功令菲方態度迅速軟化。

所以今趟北京來個照辦煮碗，以《環球時報》向日本放出「日本須放棄中國會軟下來的任何幻想」，而且「在中日博弈中，中國的資源和手段都更多，並且在繼續增 長」，告誡日本當局須「展現其分寸感」；亦很可能正由於野田政府中的「知華派」失勢，反而令他們無所適從，不敢輕舉妄動。總體而言，北京已由以前每每受制 於國內民族主義者，蛻變為把他們的聲音化為己用，以達到其外交目的。

此外，由於這次台灣保釣人士未能出海，不但令行動的主動權始終留在中方手上，而且也可以讓梁振英做個幕後功臣，並且連同神九航天員和中國奧運健兒訪港，趁機讓港人上一課「真正」的「國民教育」課，為自己爭回一點分數。

當然，我們不能過分放大香港保釣人士這次成功登島，因為除了是日方審時度勢的結果之外，日方人員在島上「靜待」保釣人士，不僅可避免武力登船，亦是向世界展現日本在釣魚島行使主權的機會。

是次事件應該讓北京了解到，在領土爭議中與俄羅斯和南韓「協同」行動的可能性和優勢。此外，時機的選擇亦非常重要，如果在每年的日本終戰記念日，中俄韓也同時採取行動的話，日本將不勝其煩，難以招架。

國際戰略問題評論員

 

馬挺：日本為何「允許」港人登釣島？

前天（15日），日本抓了香港十四名保釣人士，如何是好？日本政府正在前瞻後顧，非常棘手。我們也就這一事件來個後顧前瞻。

在這次日本的「護島」行動中，最讓人感到蹊蹺的就是，居然讓手無寸鐵的保釣分子衝灘並登上釣魚島主島。日本的歷來方針是千方百計不讓中國人踏上釣魚島而使其 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狀態產生哪怕是一瞬間的中斷；但這次很明顯，雖然她有足夠手段可以不讓一個人登島，卻在做足表演之後，給予保釣勇士一個縫隙；同時，沖 繩警方卻已在島上「恭候」了。

讓日本民眾有危機感

這就表明，日本政府的方針發生了變化，「不怕」中國人登島， 甚至是要製造一個中國人登島的事實給日本國民看，讓日本民眾感到一種實際的危機感——中國人真的打過來啦，不但進入了我們的「領海」，還踏上我們的「領 土」——極盡渲染中國進行海洋擴張之能事，煽動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怖。

中國要「維穩」，日本是不可理解的。對於一個從上古起就居住在一個遭火 山、地震、海嘯等災害弄得爛糟糟的島上的民族，危機感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不能不承認，這是他們民族性的特點，甚至是值得我們好好借鑑的優點；但同時，我們 也要看到這一特點的另一面——沒有危機，就活得不舒服了。

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總體經濟是虛泡囊腫，有待擠出大量水分；退居第三的日本經濟則是結實得像一塊擰乾了的毛巾，具有在發達國家中最強勁的實力和應變能力。但日本從官方到媒體，從早到晚，張口閉口，就是「日本經濟面臨危機」。

同理，自二戰後，日本先是渲染來自前蘇聯的威脅，再抓住北韓不放，一定要說北韓要打日本，然後一定要說中國發展海洋經濟是對日本的威脅。如何使這一「威脅」具體化，讓日本民眾感到危機就在眼前？那就拎出雙方實際上同意長期擱置的釣魚島主權問題大造文章。

日本不斷試探美國

其實，近年挑起釣魚島主權爭端，是日本的最大失策。自從日本民主黨掌權後，以老一代的極右分子和新一代的右派，就按捺不住了，迫不及待地製造釣魚島撞船事 件，不但把釣魚島領土爭端問題明明白白地擺到世界各國的面前。當時的首相菅直人還一再表示，釣魚島水域「不存在領有權問題」。事後這成了日本政府要人的口 頭禪，但這恰恰是不打自招，讓國際間猛醒：釣魚島的主權是有爭議的！

難道日本政客看不到這點嗎？我想不是，走這條苦肉之路，也有日本的萬般無奈。因為日本人很明白，釣魚島的歸屬，從來也可以認為是到一定年頭的將來，就是美國的一句話——「尖閣群島（釣魚島）主權是日本的」。

對此，日本人是耿耿於懷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美國確認：一旦釣魚島有事，美國將遵循《日美安保條約》，助日本打中國，而不去確認其主權歸屬，就是因為心裏 有鬼：一旦美國表明主權歸中國，那就萬事皆休了。當然，美國此時此刻不會明言，也多次表明，不會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表態。所以，日本心裏的鬼就一直不會離 去；所以，就要一再要美國表態；所以，就要挑起事端，試探美國人是否真的會在釣魚島問題上為日本人獻出美國人寶貴的鮮血。

順便提一句，美國建國二百餘年，真正攻擊過她領土的，只有一個國家——日本（「九一一」不是國家攻擊），美國人是記仇的，想讓美國大兵為日本流血，幾近天方夜譚；況且，援引《日美安保條約》，只是空談，因為要打仗，在美國是要國會批准的。

試探還不止於釣魚島。前一陣子，北韓發射衛星，日本硬說是導彈，藉機揮師南下，完成國內軍力的戰略性轉移，並開着「宙斯盾」到東海。其實日本藉此大做文章， 也是為了試探美國是否真的願意與日本一起把「宙斯盾」開到東海；這當然醉翁之意不在「朝」，在於向中國施壓。結果日本連北韓火箭發射的瞬間都沒有抓到，因 為美國沒上當，「宙斯盾」沒往這邊來；而日本的「宙斯盾」離開了美國的「宙斯盾」，就幾近一堆廢鐵。美國不會把核心技術交給日本的。

日法西斯思潮復活

釣魚島問題，有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因素（日本），也有與人為善的過頭（中國）。事已至此，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要妄言戰爭，不要清談佔領，一時的痛 快，不能帶來長治久安。不說日本，大陸的軍隊佔着離台灣近在咫尺的釣魚島，就會讓本來就是保釣派的馬英九為難，而此時此刻給馬英九出難題，未必適宜。大陸 台灣再因釣魚島搞內訌，那就大快日本的人心了。

而且，不要以為日本的政治結構就是政府可以控制一切。「下克上」，自古就是日本某些勢力干預 政治的模式之一，中日戰爭就是關東軍造出既成事實，讓當時的內閣不得不跟着幹。前兩年的釣魚島撞船，實際上也是一場「準軍事政變」，下層（準）軍事人員， 與上層極端右翼政客勾結，造成事實，逼政府表態，並以個人名義公布撞船錄像，以蠱惑民眾，擾亂視聽。

必須十分注意的是，日本這次有意渲染、 擴大釣魚島事件，還會帶來更深刻的遠期影響。近幾年來，日本法西斯思潮的復活迹象愈來愈明顯；叫囂修改憲法，剔除「非戰九條」的大有人在。迄今為止，敢言 修改「九條」，就會遭到日本輿論的反對，但在「戰火燒到家門口」的情況下，不要說中間派會倒向同意剔除非戰的憲法「九條」，就連左派，也不敢反對修憲了。 萬國同理，「賣國賊」的帽子是戴不起的。而只要去掉了「九條」的「枷鎖」，那日本就又會回到二戰之前的狀況。

釣魚島紛爭，只是中日關係的一個部分。中國日益強大，如何不給某些國家和勢力牽着鼻子走，而是能動地控制包括中日關係在內的東亞態勢，應該成為中國外交極為重要的課題。

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系講師、中國廈門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


 

李平: 民間保釣　豈容中共遮天蔽日

中港澳保釣勇士搶灘登陸釣魚台，在被日本拘押送到那霸時，仍高呼日本滾出釣魚台、釣魚台是中國領土的口號，盡顯他們的愛國熱情、勇氣。確保這些保釣勇士安全、有尊嚴地離開日本，乘搭保釣船「啟豐二號」返回香港，是環球華人的共同心願，中國政府、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令人憤怒的是，內地官方傳媒在報道保釣勇士成功登陸釣魚台時，秉持一貫的洗腦傳統，不只遮天蔽日，遮掩、塗改登陸照片中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企圖竄改保釣事實，而且偷天換日，把民間衝破當局打壓的保釣行動，說成「是國家力量在震懾和護佑」。如此卑劣的政治抽水，不能不令人質疑北京當局敦促日方確保中方人員安全、尊嚴的誠意，質疑北京當局捍衞釣魚台主權的誠意。

今次保釣原本是中、港、澳、台四地的聯合行動，由於當局的打壓，大陸、台灣的保釣人士未能租到漁船出海，台灣保釣人士也未能隨香港的「啟豐二號」出海，但登陸勇士仍在釣魚台同時打出五星紅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寓意兩岸四地民間聯合保釣。這張彌足珍貴的照片，在內地官方報章刊出時遭遮掩、塗改，足證中國當局對保釣是葉公好龍。

令輿論譁然的是，《廈門商報》竟把登陸照片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塗改成紅旗。雖然報館昨日已為此道歉，承認「不當使用PS圖片，傷害了讀者的感情」，但就算一向敢言的廣東媒體，昨日一樣迴避中國國旗、中華民國國旗同時出現在釣魚台的事實。《廣州日報》頭版大標題是「日本，放人！」，但不見登陸照片；《南方都市報》頭版的大標題是「五星紅旗登上釣魚島」，內頁所刊照片也是只見保釣船船頭的紅星紅旗。

而北京《環球時報》雖然在頭版刊出五星紅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同時登陸釣魚台的照片，但在社論中強調的是國家的作用，竟然聲稱「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向他們（保釣船）打水炮，而非打真炮，這都是中國國家力量在震懾和護佑」。是的，在當局堅決打壓下，「啟豐二號」六年來一直無法出海保釣，直到今次當局網開一面才成功出海，這是當局無法再封殺民間保釣聲浪的結果，怎麼變成了當局的政績？

莫忘了，內地20多位保釣人士上月齊聚浙江寧波，準備租船出海保釣，結果被當局拘捕、遣返家鄉，其中，盛光元被送返河南省光山縣時，當地公安把他拖進派出所暴打，還叫囂：「叫你保釣，叫你逞能，叫你愛出風頭，跟咱們添亂。」這與其說是「官民默契是保釣成功之本」，不如說當局要的只是不影響其維穩的保釣，要的是符合其政治需要的保釣。正因為如此，有本港的親共時事評論員宣稱，民間保釣人士的過激行動「壞了國家的大局」，有本港的親共人士在網絡廣發所謂「香港保釣人士的真面目」，質疑保釣人士多屬泛民，「讓他們愛國，真是有點天方夜譚」。

由報章、網絡的這些表現可見，內地報章在中共長期審查制度下形成的自我閹割問題何其嚴重，中共從竄改抗日戰爭歷史到竄改民間保釣事實的問題何其嚴重，中共的洗腦機制無孔不入的問題何其嚴重，中共在維護國民利益、國家主權時口不對心的問題何其嚴重。

戴耀廷：高官落馬揭示憲政改革刻不容緩

前重慶市委書記及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反黨紀，被停止所有黨內職務和立案調查；妻子谷開來更涉嫌殺人而須移送司法機關。這事件對中國憲政發展不無重大意義，至少可從三個角度看。

事件印證三個問題

一、官員貪腐和濫權程度之深、捲入層面之廣，實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以人性必會腐化的本質來說，若權力不受制約，貪腐和濫權是自然的結果。

以中共現有的專權程度看，地方一把手差不多算是個土皇帝，薄熙來事件並未超乎我們想像的程度，只是過去沒有那麼公開的證據，證明政治腐化已到了如此惡劣的境地而已。

二、中央內部權力鬥爭慘烈的程度，同樣令人震驚。鄧小平之後，已沒人可以單靠個人的影響力實行專權統治，而是要以集體領導方式，實行黨的專權統治。過去二十年，黨內雖然逐漸發展出一套最高權力交接的制度，當中卻有極多機會予各方作出政治博弈和政治交換。

這樣，必然製造政治空間，讓野心家可以謀取更大的政治權力以至個人專權。政治穩定只是表象，當中其實潛藏了極大的政治動盪危機。

三、 廣泛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成熟程度也是令人失望。官員可以透過一些討好和門面的管治手段，便能贏取民眾的支持。民眾可能有感於現實生活須要面對各種困難， 對由自由市場帶來的秩序混亂也生出很大的不滿，加上大部分官員往往只是袖手旁觀、束手無策或上下其手，令他們只能緬懷過去的美好日子，又或渴求一位可為他 們即時解決困難的能吏；對民主、法治、公平、公義的追求，反而未能在民眾的心中孕育出來；這些都可成為產生政治強人的土壤。

薄熙來事件論證了官員貪腐濫權嚴重、權力鬥爭激烈和民眾政治文化不成熟，所威脅的，不單是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權利，更威脅到中共的執政地位——或有政治強人把黨變成個人專權統治的工具，或有民眾不滿中共管治而出現大量抗爭事件，動搖中共的管治地位。

有人或會說，薄熙來事件正好證明中共已發展出一套有效的自我調節機制，能在事情惡化至極點前，便可成功把禍因暴露出來，令問題得以處理；因此中共的管治模式毋須更改，只須進一步完善化便可以了。

這種說法實在是掩耳盜鈴，癡人說夢，完全忽視問題能得以暴露，根本有其偶然性——歷史的偶然性可向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卻不能保證它將來不會向自己一方不利的方向發展。事實上，歷史充滿着這種超越人所能及和預見的偶然性。

歷史向中共發警號

薄 熙來事件其實是歷史向中共發出的警號。中央所要防範的，不單是由下而上的威脅，如「阿拉伯之春」那種大型的人民民主運動，也必須防範由內而生的威脅，即黨 內強人奪權的政變；兩者更有可能相互配合，或說是由政治強人利用民眾的不成熟，建立起只為他個人利益服務的專權體制。因此，憲政改革實在到了刻不容緩的關 頭。

正是針對由薄熙來事件所揭露出來的三個問題，中共無可選擇地，必須盡快實行由上而下的憲政改革，這至少可包括三個方面：

一、針對官員權力不受制約而容易出現貪腐濫權的問題，應該建立政治權力制約的機制，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權的相互制約，尤其是要建立司法獨立的制度，讓法治得以彰顯，令沒有一位官員可隻手遮天。制約也要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明確分權和制衡。

二、針對領導權力交替制度不清而產生權力鬥爭的問題，應在黨內開始建立民主選舉的機制，亦要把基層民主真正實踐出來，並逐步擴展至市、省和全國。

三、針對民眾政治文化不成熟而導致有可能受政治強人利用的問題，應開放管治的機制，如製造更多公民參與的機制，讓民眾有更多機會透過實際參與管治而培養出能與憲政相容的政治文化，令他們有能力對任何政治領袖的政治承諾作獨立的批判，那就不會那麼容易受用心不良的人利用。

袁彌昌：改革派掌權 薄案助中國外交

薄熙來案這場政治風暴震驚中外，對內地政局影響深遠。雖然目前斷定薄熙來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已被打垮還言之尚早，不過溫家寶所代表的改革派佔上風應該離事實不遠。

事件即使被外界解讀成中共的政治危機，但筆者卻認為危中有機，隨着改革派重新主持大局，將有助解決當前中國外交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有望扭轉中國外交孤立的窘境。

左傾民粹大靠山 礙和平崛起

作為國內左傾力量領軍人物的薄熙來，他不僅代表着黨內保守勢力，亦很大程度是國內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外交強硬 派的強大靠山，其失勢意味着今後無論是黨內方向，或是國內輿論均會逐漸遠離該路綫。須知道這些咄咄逼人、好大喜功的保守派，正是由2010年起導致了一連 串外交災難，將在過去30年來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戰略一舉推翻，將北京長久以來苦心經營的亞洲政策毀於一旦的「元兇」！

他們亦是在茉莉花革命後，主張全力打壓異見分子、加強對人民監控、企圖開歷史倒車的始作俑者，直接令中國的國際形象跌至六四事件後的新低。

另一方面，正如筆者在之前多篇評論中提到，現時國內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是2010年外交危機的主要成因之一。為了滿 足民族主義者的訴求，中共領導人不惜將其外交政策向他們傾斜，逐漸失去制定外交政策的主導權，並屢次得罪美國及區內各國。而這些民族主義者之所以會如此有 恃無恐，自然是少不了黨內左派的撑腰及煽風點火。

由此可見，國內左傾力量是中國國內外眾多問題的成因和癥結所在，因此如今當局快刀斬亂麻，消除這些不安因素，正是回到溫和及改革路綫的重要契機，亦是令中國外交撥亂反正的關鍵性一步。

趕十八大尾車 回歸溫和路綫

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何改革派重掌大局會直接對中國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中共的國內外政策已互為表裏， 任何一派掌權都會對外交政策更弦改轍，以增加己方籌碼。另一方面，現時全球各國對中國及其外交的看法，很大程度側重於觀感與意識形態的層面上，正如外國經 常將中國與專制主義掛鈎，對北京的動機深感懷疑。而近年中國威嚇區內各國以及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傳統強勢地位，在國內亦反對任何法制及自由化改革，再加上經 濟進一步向封閉及國家主導方向傾斜，這些均成為各國對中國當前路向的依據，嚴重影響各國對中國的觀感。中國如欲扭轉局勢，必先改變各國的觀感，而改變觀感 則須國內外政策雙管齊下。

故此，是次薄熙來案引起了美國與歐洲的極大關注，不少評論認為中國現處於十字路口，熱切期待她能在十八大換屆前搭上 改革的尾班車，從此踏上改革的坦途。因此，現時是中國改革派與歐美各國罕有地利益及意向一致的時候，只要大陸回到溫和和改革路綫，便足以釋除美國及區內各 國的諸多疑慮，亦會令她們預期未來中國對外行為將趨於和緩，只要美國這老大哥態度改變的話，她下面一眾小盟友亦會重新檢討她們的對華政策，至少可令中國擺 脫目前的外交孤立，之後其他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便將大為提高。

薄案轉危為機 再與世界接軌

事實上，中共領導人亦深知十八大後十年，中國將面臨挑戰加劇、轉型加速、危機加深的綜合性危機，因此推行改革已刻不 容緩，所以中共根本毋須顧慮到全盤西化的指控，反而更應借這次事件順水推舟，化危機為轉機，一舉解決國內外的眾多問題。目前溫總由貨幣、經濟和金融等範疇 開始着手改革是一個良好開端，因為日後必會牽涉到司法、行政、市場，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到時候中國將更容易與世界主流文明接軌。

回到中國的外交和大戰略思想方面，盡管「韜光養晦」這總方針還是正確的，但是在新情況下必須有所變化，所以筆者建議 北京採行「滔光」「有悔」戰略。「韜光」和「養晦」均指隱藏自己的光芒，意思上沒有太大分別，可是單靠保持低調，已漸漸不能消除西方及區內各國的疑慮，故 此北京須進一步降低她們的戒心，而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滔光」——滔西方制度的光。這樣非但可讓各國放鬆警戒，還有助中國解決自身問題。

「滔光」「有悔」 防止悲劇再現

「有悔」明顯來自「亢龍有悔」——在金融海嘯後北京不單未能保持低調，更未勝先驕，使國內外政策同時走向極端，所以 在「韜光養晦」之上，北京還應當以亢滿為戒，以防有敗亡之禍（亢龍有悔），避免溫總在兩會記者會上所提及的「經濟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文革悲劇還有可能 重臨」的情況發生，防止中國再陷入系統性危機。

作者為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

袁彌昌：中俄借勢阿富汗 破美包圍網

月前於阿富汗發生的北約士兵焚燒《可蘭經》，以及美軍士兵槍殺16名平民等一連串事件，除了令美國的阿富汗政策面臨嚴峻考驗之外，更可能是令美國決心放棄阿富汗的關鍵轉折點。

美阿關係雪上霜 撤軍更堅定

這一連串事件令美國和阿富汗人民的關係雪上加霜，已再沒有修補的可能，亦令美國國內要求加快撤軍的呼聲更為增強，對謀求連任的奧巴馬構成壓力。

雖說這些事件令美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但對於早就決定從阿富汗撤軍的奧巴馬來說，他們對其阿富汗戰略卻未造成重大影響，反而有助堅定他將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決心。

事實上，考慮到單是去年被殺的阿富汗平民已多達3,000多人，上述導致反美浪潮的事件早晚都會再次發生，再加上美國每周在阿富汗戰爭耗資百多億港元，所以應該沒有誰比奧巴馬更想盡早撤離阿富汗。

只 是奧巴馬亦有他的顧慮，以及對阿富汗的承擔，因此他一直都只強調美軍不應倉卒撤離阿富汗，留下一個爛攤子，從而保證它們毋須折返。更何況並非只有美軍部隊 想撤離阿富汗，有報道指意大利駐阿富汗部隊，為了讓塔利班武裝分子停止在其負責區域內的暴力活動，曾秘密賄賂他們，以換取部隊的安全——奧巴馬可不想面對 其北約盟友逐一提早撤軍，剩下美軍單獨在阿富汗作戰這尷尬局面。所以即使奧巴馬多次重申無意改變撤軍時間表，但只要不是在被迫的情況下，他絕對不介意美軍 與其他北約部隊有秩序地提早撤離阿富汗。

「海空一體戰」 美重心移東亞

另 一點令全面撤出阿富汗更順理成章的，是美軍已採用了「海空一體戰」作為其新軍事戰略。顧名思義，在這新軍事戰略裏面，海軍和空軍才是主角，而長期作為主要 軍種的陸軍則面臨裁軍的命運。同時「海空一體戰」亦配合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到東亞及中東地區這個新戰略布局。在這前提下，仍需使用大量地面部隊的阿富汗戰 爭已成明日黃花，沒有延續下去的可能性。

同樣地，「海空一體戰」的出台亦等於判了「反叛亂分子作戰」（Counterinsurgency，簡稱COIN）的死刑。「反叛亂分子作戰」一直是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與叛亂分子周旋，相信能藉此恢復當地的治安與有效統治的理論根據，在伊拉克戰爭中曾取得一定成果。

雖然當初奧巴馬決定從阿富汗撤軍，已令反叛亂分子作戰進入倒數階段，其後又將最擅長這種作戰的前駐阿富汗美軍總司令彼得雷烏斯將軍，調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但真正敲響反叛亂分子作戰喪鐘，證明美軍根本無法有效執行該種作戰的，卻是上述一連串導致反美浪潮的事件。

趁美撤阿富汗 聯俄破網而出

反叛亂分子作戰要取得成功，一個十分重要的前提是必須贏得廣大平民的支持，可是重複不斷的事件，已令美軍盡失阿富汗民心，再待下去也是枉然，更直接暴露出美軍的死穴。

因 此，比起留意無意折返阿富汗的美國的動向，我們的着眼點更應該放在美軍全面撤出阿富汗後所出現的戰略真空。而再度當選俄羅斯總統的普京，就準備撿這現成的 便宜。在他競選期間所發表的文章裏面，透露出俄羅斯準備大幅度擴大參與阿富汗事務，企圖重新恢復自蘇聯入侵阿富汗失敗後所失去的影響力，並有意挑戰美國在 區內的勢力。

這對於目前遭到美國重重圍堵的中國來說，正是借力打力的好機會。既然美國將戰略重心移向亞太地區，在東亞與南 海一帶圍堵中國，中國實在沒有理由再往人家布下的包圍網裏面鑽，反而應該乘着美國主動放棄阿富汗的機會，聯合俄羅斯的力量，在包圍網最弱的地方打出去。只 要打通阿富汗這個突破口，中俄便能夠再次和伊朗連成一氣，撕破美國的包圍網。

袁彌昌: 華冀「絕對安全」 反成美國頭敵

德國與中國的崛起有極多共通點，而這種觀點已得到進一步印證：從剛於去年六月在國內出版的《脆弱的崛起：大戰略與德意志帝國的命運》（徐棄郁著）一 書中，明顯看出國內專家已發現到德國與中國的脆弱性極為相似，從而對目前中國崛起的走向深感不安，深恐中國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

從 《脆弱的崛起》這書名可以看出，它很大可能是參考Susan Shirk（謝淑麗）所著的《脆弱的強權》──後者以當代的觀點來探討中國崛起的脆弱性，而《脆弱的崛起》則採用了歷史的視角。有趣的是，全書沒有一處直接提到現今中國，但無論是作者的用詞抑或是重點，卻無不暗示及批判現時中國的外交政策與戰略，簡直是對主管外交的人士的一記當頭棒喝！使《脆弱的崛起》與 一般歷史書大異其趣。

中國建大戰略 勿重蹈德覆轍

上回筆者提到德國與中國的崛起均嚴重倚賴其「偉大的舵手」──卑斯麥與鄧小平──的個人智慧和手段。然而「舵手」卻過早上岸了，「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 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幹的庸人』和一大批容易激動的公眾。」如果連如此露骨的暗示也不是意指現今中國，那麼就只好怪筆者自作多情。

徐氏亦揭示出德中兩國訴諸於民意和民族主義的結構性原因。他指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和能量的同時，政府卻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中心，來控 制和駕馭這些新能量，這樣便出現了所謂「卡爾特化」（cartelization）的現象：主要是指國內分成幾大勢均力敵的利益集團，因而各利益集團只能 通過容忍聯盟內其他集團的政策，以換取自己不受限制地追求本集團的利益。這種方式使每一個方向的擴張都得不到限制，最終導致國家過度擴張和「被包圍」。而 在國內的結果就是各利益集團均直接訴諸民意，以便對政府形成壓力，最終使國家無法形成一個穩定有效的大戰略，只能沿着強硬路綫一路走下去。

作者談到德國在「被包圍」後，對剩下來唯一的盟友奧匈帝國的態度的改變，亦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中國與北韓的關係。早在卑斯麥時代，卑斯麥本人已認清德奧同盟只 是一種手段，目的是約束俄奧兩國以維持對德國有利的戰略均勢，所以對於奧匈這關鍵盟友，卑斯麥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防止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局面，導致 外交的自主性喪失。但這實際上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形，對德國來說，德奧同盟已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令德國被奧匈的政策挾持，最終成為大戰 爆發的重要導火綫。

北韓唯一盟友 弱者制約強者

目前中國同樣被美國及其盟友所包圍，基本上只剩下北韓這個盟友，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更重視北韓，很可能會令中朝關係由手段變為目的本身。其實早在中國「被包 圍」之前，北京已屢次被北韓牽着走，早就出現「弱者決定強者」的情況。隨着金正日的逝世，將令局勢變得更難以預料，使中國更易被捲入危機之中。

徐氏以「海權偏執」一詞來形容德國的海軍擴張，更是對當前北京大肆增強海軍實力的嚴重批判。首先，他指出德國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於歐洲中部，既有漫 長、複雜的陸上邊界，又瀕臨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陸雙重地緣特徵。這種特徵決定了德國必須同時應付來自陸地和海洋的威脅，難以集中全力爭奪海權。這些與其是 對德國而發，毋寧說是對北京勸諫。

再者，過分強調發展海軍來保衞海上及海外利益是一種「絕對安全」的思路，而這種思路恰恰是卑斯麥所反對的，因為追求「絕對安全」的結果，往往是絕對的不安全，只會引起英、法、俄的擔心，並刺激他們採取反措施，最後促成一個強大的反德聯合。

現時中國在打造藍水海軍的同時，還着手大力加強其反介入能力（anti-access capability）及建立阻絕戰略（access-denial strategy），更想在太空戰和網絡戰方面，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如不是這樣刻意追求「絕對安全」，中國也未必一轉眼便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並促使它 協調與印度、日本、澳洲等關係，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

北京建大戰略 抗衡民族主義

德國擴建海軍的巨大工程在國內亦掀起了一股支持建設「大海軍」，席捲全國的全民性熱潮，這與中國近年來迅速抬頭的「海軍民族主義」極為相似。更令人驚訝的 是，在海軍熱潮被掀起後，一種「大海軍=海外利益=世界大國」的高度簡化的模式亦隨之出現，並在民眾宣傳中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令相當多的德國人將一支大海 軍視為德國通往未來世界大國地位的便捷之路及必由之路，這與現今中國幾乎如出一轍！

由此可見，德國與中國崛起的共通問題就 是大戰略的瓦解，並逐步被民族主義、利益集團及海軍戰略等所蠶食和取代，使兩國失去了具整體性、系統性及延續性的大戰略。最後德國只得乞靈於其軍事力量， 期望可藉此打破包圍網，但卻逐漸連其軍事戰略亦變為一場大豪賭，在一戰中輸掉了這場豪賭後，堪稱「地上最強」的德意志帝國就這樣灰飛湮滅了。

幸虧現時中國還未有條件作這樣大規模的賭博，但北京再不以史為鑑，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北京必須盡快重新樹立其大戰略，並將之有效地傳遞給民眾，令社會不再被那些高度簡化且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左右。

作者為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

謝淑麗（Susan Shirk，）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學者。1971年得到了時任中國國家總理周恩來的接見，其後於克林頓政府擔任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

徐棄郁，浙江省嘉興市人，1974年2月生。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少校軍銜。200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研究生院，獲軍事學碩士學位。主要從事國際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工作期間作為主筆完成重要咨詢報告多份、「全軍十五重大課題」一項，公開發表論著30余萬字，代表作品包括《海權的誤區與反思》、《全球戰略穩定論》、《在複雜中尋求平衡——國際安仝機制與中國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