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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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阿果: 香港人的自畫像




這個星期,因着Bistrips,人人蜂擁為自己造(自畫)像。打開面書,一個個怪形怪相的卡通人物,佔領版面——有朋友忠於原著,以鏡作畫,將自己的雀斑、大鼻和魚尾紋,悉數呈現,換來異口同聲的「好似!」;也有人摔破鏡子,憑空想像,最終畫出林峰的俊臉(他真人像林曉峰)。當然,Bistrips好玩,不僅因為它可繪製自畫像,更在於用戶能替肖像人物配上布景,加上標語,表達情緒——《東張西望》特輯播映當日,人人各自製作同款的「扔電視落街」漫畫,正是最佳實證。

看着朋友們的自畫像,我一方面躍躍欲試(於是用九秒九弄了一個),另一方面卻禁不住想:如果香港是一個人,這一刻它的自畫像,又會是怎樣?

這注定是一條僅次於「香港電視死因為何」的艱深問題。艱難,因為香港人向來品流複雜,變臉成性,要找一張統一又靜止的自畫像,幾乎沒有可能。要替這刻的「香港人」造像,我們要了解過去,觸摸特徵,尋回典型。

典型的「香港人」

如果「香港」是一個人,它的膚色應該偏黃(但有時不欲承認),臉龐頗大(所以最愛自拍),臉皮特厚(對「放假」、「加人工」、「有折」等要求有莫名執著)、臉色紅潤(不愁吃喝);眉毛有時緊蹙(臨近九七),有時放鬆(九七以後);它的眼睛偏小(只看得見自己),目光狹窄(請參閱「香港人的世界地圖」),長期近視(對遙遠的概念視而不見,如「民主」),方向感弱(不懂分辨左右),明顯略嫌盲目。「香港人」鼻大肉多(最愛在人前指着自己鼻子);耳朵極大(能探聽馬賽的性取向,分辨陳靜剖白是否發自真心);嘴角翹起,舌頭特長、嗓門奇大。身形方面,這個「香港人」個子不高(勝在諸多計謀),肚腩微隆(絕少上街參與運動);精神方面,它的腦袋容易失憶(只記得「獅子山下」),內心長期空洞(信奉「活在當下」)。

這個典型的「香港人」,由頭到腳,整個模樣,怎看也不似成功人士,頂多排在「紐約人」和「倫敦人」之後,位列第三。

當然我們知道,這只是以往的典型。九七之後,「香港人」的自畫像開始分裂。一方面有人堅持忠於過往,馬照跑,舞照跳,努力瞪眼盯鈔票,張耳聽八卦,開口吃盡所有「期間限定」的美食,努力做個色彩繽紛的「香港人」。

不過另一方面,適逢社會走過不同的轉折,愈來愈多人質疑過往畫像,走上街頭,瞥見彼此,摸索出一張張不再典型的「香港臉孔」——七一之後,它額角滴汗,瞳孔擴大,近視痊癒(竟然放眼「普選」);天星倒下,「香港人」腦袋回復(集體)記憶,內心多了「百感交集」;國教風波,它臉色奇黑,為了守護頭顱而聲嘶力竭……許多人堅信,雖然「香港人」的臉容沒有統一的變化,但我們一定要落力捕捉它的微表情,抓住它應對社會轉變的不同反應,鼓勵社會各階層,做回一個五顏六色、有情有義的香港人。

「香港人」臉色由紅轉灰

理順過去,可知現在。倘若「香港人」的自畫像,真箇如上述一樣,會因應社會大事而(局部)變化,那經歷近月全城關注的電視牌照風波,「它」究竟變得怎麼了?這幾天我勤力照鏡,專注偷窺,發現「它」至少有兩大特徵:

一、臉如死灰。周中立法會特權法遭否決,有朋友有感而發:「政府根本就想有識之士全部移民,留下來的則全部當順民!」我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人自尋煩惱,就如年前的高鐵爭議或國教風波,但再三留意旁人反應,卻發現這次免費電視牌照風波,成功喚醒不少向來沉睡、討厭政治的香港人,令他們的臉色由紅轉灰——走上街頭,滿目都是遊行初哥;愛自拍、重享受的面書朋友,紛紛在網上罵政府不公……不用民調提醒,我們都已窺見民情急轉。香港人的臉孔,集體變灰;分裂的群眾畫像,逐漸統一。

二、表情僵硬。這些年來,香港人嫉惡如仇,目睹社會不公、奸人當道,最常見的反應是將高官(如董建華、葉劉、曾蔭權、陳茂波等)視作殺父仇人,怒目相向,破口大罵。但這一次,我發現在部分人繼續「我是憤怒」的同時,愈來愈多人開始選擇緊閉雙眼,木無表情,冷漠以對。經歷過香港社會的多次跌宕,他們或許已經喊過太多次「認住呢班賣港賊」,呼籲過太多次「元旦見」、「七一見」,咒罵過太多次「XXX不得好死」,但結果現實仍然殘酷,社會繼續不公。於是,他們的表情開始冷淡,連憤怒的力氣,也告失去。

拿着這幅新鮮出爐的香港人自畫像,再比對本周廣傳、建制派議員的一張張近照,我的心情跌至谷底。心灰,除了因為看見灰色的眼耳口鼻,更因為它背後那塊布景板,以及底端的標語。

「香港人」目擊布景如何崩壞

一直以來,「香港人」身後的布景板,不停更迭——有時它是門外大打蛇餅的日本拉麵店,有時它是滿佈點點燭光的維園足球場;有時它由政府斥資興建,有時則由民間自發籌謀。無論香港人的自畫像怎樣變,我們依然可以慶幸,自己能夠自由選擇身後的布景,以及在頭頂浮游的雲團氣泡(例如「平反八九民運」)。香港人或許從未曾有過統一而完整的自畫像,但我們卻一直共同享受身後背景轉換的自由。亦因如此,「香港人」的肖像表情雖然屢屢有變,但卻未曾真正心灰——起碼我們相信,這個布景,這座城市,還有自由,還有法治,還有小學常識書也引以為傲的完善制度,讓我們的生活可以過得好。

但原來不。這個月來,「香港人」集體目擊布景如何崩壞——牽涉公眾利益的政策決定,可以「行會保密」為由,毋須公開;把守立法機關的議員,可以一邊指斥政府做法不當,一邊拒絕徹查真相(因為「真相終會勝利」);通訊局的專業判斷,可以被行政會議及特首的橫蠻判斷(而且不用公開因由),完全抹煞。

這幾天,把一段名為「拯救香港未來」的短片看了幾遍。片段由一連串預言組成,由二○一三年十一月六日特權法被否決開始,直至二○四六年七月一日梁振英七度連任「香港市委書記」結束。看着片段,我冷汗直流,彷彿看見「香港人」自畫像的布景板,已經換成水深火熱的井底,黑暗之中你我伸手不見五指。

我非常希望預言全部落空,這篇文章亦只是一個憤怒青年(又名杞人)的危言聳聽。但此時此刻,若要在香港人自畫像底端配上字句,我亦只能想到陳腔濫調的這句:

This city is dying.

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

果欄﹕學生出事了



文:阿果

上星期四,考評局出版中學文憑考試《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一如以往,臚列考生在中英文科考試犯下的奇恥大錯、古怪謬誤。報告指出英文科考生問題多多,作文串錯字,口試發音錯誤,港式英語橫飛:有人將「chalk」串成「chok」,將「healthy」念成「heavy」,將「snack」讀成「snake」;至於中文科,更有考生將我的人生座右銘、星爺在大銀幕赤腳講出的經典金句「做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誤當古語,錯誤引用……翻揭報章,細讀新聞,我跟許多網民反應一樣:咧嘴、捧腹、滾地。

可是同一時間,也有許多人扁嘴、一肚氣、火滾。報告一出,媒體一如以往,先掏出顯微鏡,將考生錯誤放大,仔細端詳;後舉起扇子,煽風點火,找來專家、老師接受訪問,聲淚俱下,告誡世人「下一代語文水準低落」;最終綜合意見,結案陳辭,感嘆「考生表現不忍卒睹」,詰問「教育何去何從」。聆聽專家們的警世良言,我收起星爺式無賴笑容,掛起吳克儉的憂國憂民臉孔,皺起眉頭,夙夜憂嘆,輾轉反側,唯恐我們的下一代會視力盡失,頓成文盲。

準時放大污點縮小亮點

不過慢。這種感覺,又彷彿似曾相識。進入Wisenews網站,輸入「考評局」、「考生」、「語文」等字眼作搜尋,果然發現每年10月底,每當考評局出版上一年度的考試報告,媒體定當抓住時機,大肆報道——一年前,指摘考生作文用上生活口語,甚至中英夾雜(如寫iPhone、facebook),大逆不道;兩年前,笑他們將「girl」讀成「girl-lo」,甚至錯引歷史,以為安徒生發明燈膽;甚至早在10年前,亦有報道指學生不懂「true」和「false」兩詞,是非不分,足證「語文水準江河日下」,是「令人擔心的現象」。很明顯,這些有關香港學生語文不濟、常識欠奉的報道,從不新鮮,甚至歷久常新。

水準低落誰的錯?

那究竟這一代的學生是否真箇語文能力差劣?這問題不好答。我只知道,每年準時在媒體出現的這種報道,事必搜索笑點,放大污點,縮小亮點(例如從未提過新一代說普通話的能力比以前的好太多),最後建構成大眾對年輕一代的(又一個)刻板印象。這種印象一方面是大眾擔憂社會,關心未來的投射,但更多時候是一種被誇大了的無謂恐慌,最終目的,不過為了讓大人們更容易管治這些下一代——中英文不濟?請放棄興趣,趕上補習班。不諳名人金句?請拋棄星爺,罷聽BigBang,模仿上一代的姿勢,閱讀偉人傳記。

若我是去屆考生,讀報紙,肯定想問:究竟這種考試報告如何能夠反映整代人的語文表現?就算整屆考生當中確有人不懂背默廿六個英文字母,那又跟我何干?好了,就算這代人真的是水準低落,又是誰的錯?年輕人將潮語視作法定語言,甚至將「chalk」串成「chok」,究竟是因為他們尊敬潮州人,崇拜林峰,抑或因為媒體愛將這類「潮語」(其實一點也不潮)不問情由地反覆運用,而耳濡目染?

再執著一點,我甚至期待年輕人指大人的大鼻質問:為什麼星爺不是古人?古人的定義究竟是什麼?孫中山是古人嗎?為何要改善語文就要多讀書少看電影少聽歌?為何星爺的金句不可以用於作文?星爺的「鹹魚夢」跟馬丁路德金的「dream」哪個更高尚?這些問題或許有點鑽牛角尖,但我寧願看見年輕人無禮反擊,也不願見到他們面對大人「逼迫」,繼續啞忍,或用口試中王牌——「I agree with you」,默然應對。

年輕人躁動的反戈

當然,年輕人不一定永遠「agree with you」。同日另一則新聞,大眾瞥見他們躁動的反戈。

有中學日前替中六生舉行中國傳統「成人禮」,學生為自己改字號(如岳飛的字號是為「鵬舉」)。當中有兩名學生貪玩,以粗口諧音取名為「卜直」、「岸久」。校方發現,但照樣刊登在場刊中,事後有家長不滿,向報章投訴,質疑校方做法等同支持學生惡搞。

學生的做法頑皮,有失大體,但亦不難理解——我們明明身處2013年的香港,為何還要守幾千年前的中國傳統?我不姓周,為何要仿效周朝周公舉辦成人禮?為何成人禮上做的,是為自己改字號,而不是全班一同留在班房,觀看與學生更有關的經典三級片《大逃殺》?更何,若要數玩粗口諧音,大人(和「合家歡」的獎門人)根本也玩得更徹底吧?

當然,你我也明瞭,校方、老師的安排有其心意(要隆而重之地讓學生知道成年人要負責任),但學生假如無法理解,不願吸收,那就算校方收回多少個看似很有意思的「字號」,同樣達不到教育的最終目的。

對於年輕人的反戈(無論認真抑或無意),大人該如何應對?家長投訴,學校鎮壓,就是最佳辦法?負責替肇事中學籌辦成人禮的濟川文化研究所創辦人潘樹仁,提供了另類答案。潘發現學生提交惡搞字號,但最終還是選擇照常刊登(甚至說服校長),同時以之創作對聯:「『卜』卦由己,自啟光明仁義路」、「『直』心多福,美瑜耀彩禮義燈」……從而「勉勵學生立身處世之道」。

承擔責任隨便惡搞

若「成人禮」舉辦的目的,真箇如校方所言,是一個學習機會(而非建立校譽的一場盛事),為了「提醒學生成年後更要重視承擔責任」,那這次校方的做法,正是恰到好處——你要惡搞,悉隨尊便,但最終要承擔責任,還是你自己。至於那些自覺被冒犯的家長又如何?肇事學生既已表明以後不會再「玩玩」,其他同學亦坐直身子,上了一課,那還需要什麼顧慮?教育的對象,從來都是學生,而非家長。

年輕人反擊,大人們在戴上面具,高聲責難(「語文不濟」、「不識大體」)之前,亦可嚴肅以待,認真以對,站在他們的立場,動之以情;同時反思己身,說之以理。

學生(又)出事了,但要解決問題的,不止他們,還有我們。

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阿果: 我哋個遙控唔見咗




周二傍晚,坐在電視前面,一邊以手汗洗臉,一邊目睹蘇錦樑出場,提起籃子,亮出篩子,內心極難受。不忍再看,想關掉電視,卻找不着遙控器。

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與香港電視毫無關連,跟王維基素未謀面,許多人讚好的《警界線》,我也談不上十分喜歡。但政府公布發牌結果那一刻,真的心情沉重,如失至親。

電視劇教落,痛失至親,一定要報仇。往後幾天,身邊人人咬牙切齒,握緊拳頭——在網上,我發現有從不看電視、不理政治的友人加入四十萬大軍行列,肉緊誓言「周日政總見」;在新亞圓形廣場,我目睹學生攀上天台,危坐斜坡,仰天長嘯:「為何機會是留給hea做的人?為何我們還要看雞汁?」在茶餐廳,我聽見向來不咬弦的順嫂與三姑,同仇敵愾,痛罵政府「蠢過隻豬」……毋須蔡子強提醒,我們都知道這個局面,叫「群情洶湧,民意沸騰」。不過,群情何以洶湧如此?香港人為何忽爾為電視肉緊,為王維基着急,甚至要怒火街頭,粉碎黑箱,奪回公仔箱 ?

因為我們手中的遙控器,已經失蹤。

電視,曾經是港人至親。四十多年來,我們目擊家變,欣賞狂潮,感受真情,流鱷魚淚,見大時代,晚晚皆大歡喜,歲歲歡樂今宵;我們聽見「浪奔」會唱「浪流」,看見「阿燦」想起新移民,明白「善惡到頭終有報」、「做人最緊要開心」這類人生哲理,都有賴電視。這些年來,香港制過水,停過電,但小箱子帶來的娛樂、牽動的情緒、訴說的故事,卻幾從不間斷。

不過最近十年,情有變。我們看《獎門人》時的表情,由捧腹大笑,變含蓄微笑,再變無奈苦笑;對待黃金劇集的態度,由「不看無話題」,變成「唔睇無所謂」,再變成「睇都唔敢提」……曾經與平民生活、百姓情緒緊扣相連的大眾電視,逐漸成為人人得以誅之的過街老鼠。有人從此與電視絕交(收視率由全盛時期的過半人口,跌至現在的兩三成),剩下來或呆若木雞,維持慣性;或高舉遙控,嘗試轉台,結果發現——撇除那苟延殘喘、不堪入目的亞視,我們要轉台,選擇竟只有翡翠台和J2。香港的觀眾,要從電視獲得娛樂,根本無得揀!

主打劇集製作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申請成功的有線與電盈始終專注新聞資訊。這代表什麼?在未來日子,我們的電視遙控,將會繼續失靈。作為渴望被電視娛樂至死的香港人,我心痛。

失去的,還有創意火苗

港視失牌,我城失去的,除了轉台遙控,還有創作的可能。電視台是一間規模龐大的文化工廠,其生產制度如何,往往決定產品質素。無綫在七八十年代曾出產好些膾炙人口的電視劇,亦因當時工業初生,制度尚未成形,創作人不理後果,誤打誤撞。此後工廠成形,生產規章逐漸建立,創作人從此成為車衣女工,拿着分場,各自回家「集體創作」,終於令劇集質素低落,情節對白因循。我記得半年前走進電視城,訪問《老表,你好嘢!》劇集監製黃偉聲,當時他提到該劇之所以好看,全因挖角潮令創作被迫外判,可以漠視原有的編劇制度,整支團隊通宵達旦,設計對白,商量笑位,為作品注入活力。

除了偶爾的意外,香港的電視工業一直缺乏閃光。直至這幾天,緊貼香港電視動態,我發現閃光四起——編審細訴自己做copy scene學習美劇拍攝手法的經歷,頻說「學到好多嘢」;編劇回憶以往在無綫,做的只是按照指示,設計分場、撰寫劇本,到了港視後,卻可以「設計題材、賣橋、casting、參與演員圍讀、跟場、就剪片提供意見、打字幕、參加focus group聆聽觀眾反應」;有年輕員工甚至分享,公司的規矩,就係「畀細嘅講先」……很明顯,這是文化生產制度的一場革命。

我肉緊香港電視,不是因為想看《警界線》,而是因為它將製作的遙控,由利潤行先的電視台高層,重新交到創作人手中。三十多年前在無綫發生的文化故事,看似即將重演——到時師奶也許會高呼救命,年輕一代也許仍會埋怨其質素難敵,但畢竟它作過嘗試。一旦成功,它更有可能逼令無綫反思制度,改革生產。

可惜行會一聲令下,變革戛然而止。這宗事先張揚的命案,被謀殺的,除了是王維基的雄心壯志、廣大市民的集體民意,還有香港碩果僅存的創意火苗。

這些年,被罔顧民心高官遙控

當然你可以說,年輕一代老早嫌棄電視,轉戰網上,看半澤直樹以牙還牙,聽中國好聲音繞樑三日,遙控失蹤,已無影響;王維基既已明言餘生只做創意工業,那創作變革,今後仍然可期……那為何星期日還要上街?我不看電視,缺乏創意,這事又與我何干?

因為這個年頭,香港人就連生活的遙控,也逐漸遭到褫奪。關乎全港市民娛樂福祉的免費電視牌照決定,竟可不理沸騰民意,漠視程序公義,純粹遵照高層心意,就此了事?幾天過去,我們情緒仍然激動,但政府依然繼續以「行會保密協議」為名,多番推搪,拒絕向公眾解釋究竟王維基為何落選。如此缺乏透明度的施政手段,你能夠接受嗎?這些年來,我們不單唔見咗自己的遙控,更加開始被人遙控。行政會議除了能決定免費電視牌照誰屬,還有權決定港鐵加價幅度、最低工資水平、郊野公園發展計劃……你甘心香港的遙控,因為「保密」的緣由,從此落在那些罔顧民心的高官手中?

看到那反對專頁人數直逼五十萬,我心情亢奮,又有顧慮。一年前,《ATV焦點》抹黑學民思潮,不也是人人在facebook反對,令通訊局接到數萬宗投訴嗎?但為何時至今日,這節目仍然在(重)播?這幾年我們或愛恥笑May姐,惡搞子珊,或在facebook埋怨,用電話投訴……除此以外,我們做過什麼?香港人素來奉電視為至親,但數十年來,平民百姓又何曾集體發聲,試講自己與電視機情深交往的舊事,表達對它恨鐵不成鋼的怨憤?為了電視,你可以去到幾盡?

除了讚好,除了遊行,我們還有什麼可做?網上那四十萬人當中,不少都應該是年輕人,為了捍衛公義、守護選擇,我們相約三五知己,結伴上街。然而,在走上街頭的同時,請你惦記家中的長輩,他們也許出於慣性,也許缺乏選擇,於是繼續安坐電視前面,扔掉遙控,永不轉台。他們或者態度頑固,但要講述王維基何方神聖,無綫如何無賴、政治為何可以遠至中環,又可以近至客廳……作為下一代,我們其實責無旁貸。

為了電視,為了創意,為了香港,我們得立足街頭,扶老攜幼,直視生活中的政治,重奪香港人的遙控。到時見。

2013年7月13日星期六

果欄﹕「小人物」與「年輕人」



文 阿果


上星期日,電視台推出新節目《星夢傳奇》,挑選旗下藝員踏上舞台,在全港觀眾面前比試歌喉。節目播出後,一如所料,身邊電視迷朋友火速分成三派﹕有的(又)聲淚俱下,控訴無(又)抄襲內地的《我是歌手》,踐踏創意,不思進取;有的雙手掩耳,痛斥無搞歌唱比賽,是繼讓黃宗澤獲「勁歌優秀選」後,又一折磨港人,損害聽覺之舉;第三派朋友跟前兩派不同,正能量滿瀉,聲線異常響亮,無不高呼﹕「鄭俊弘,我認得你!」

鄭俊弘究竟何許人也?這個問題,周日之前無人回答;節目播出後,全港媒體蜂擁搶答——鄭今年29歲,加入無已有十年,其間拍過四十多齣劇集,一直載浮載沉。這個星期,他卻因在節目上翻唱陳奕迅《時代曲》,獲得評判推崇(「不要當演員,乾脆唱歌吧!」),博得群眾掌聲(網民開設「鄭俊弘我認得你」專頁),然後報章大字標明「只要堅持,總有出頭天!」,雜誌放大他「月薪六千捱半年」的辛酸。又一個小人物的發故事。

將小人物推上大舞台

小人物的故事,緣何動聽?雜誌寫,鄭俊弘音樂底子不錯(8歲學聲樂),17歲參加新秀歌唱比賽獲獎,卻遇上唱片公司大地震,唯有轉當藝員。其間曾經歷半年無工開,考慮過轉行當警察,最後決定咬緊牙關熬下去,直到今天……小人物小故事,有高低起伏,有個人情緒,有教育意義,自然受歡迎。這些年來,社會階級停滯不前(甚至集體下流),香港人心情欠佳,遇見逆流而上、出人頭地的小人物,拍掌叫好,理所當然。電視台眼見此舉大收旺場,於是花盡心思,在「花旦」、「小生」的暢銷生產線以外,另闢蹊徑,將「小人物」(如「蘇基」)加工製造,推出市面。捧紅鄭俊弘的《星夢傳奇》,無疑是這思維下的文化產品。

為了與眾不同,我自小支持歪星,追捧綠葉(曾因在地鐵遇上余子明而徹夜難眠)。然而這一次,對於電視台刻意製造的「小人物」,我眉頭皺起,腦海有問號。

「小人物」為何會是小人物?三年前,《南方都市報》派人深入電視城,進行「TVB電視人生存狀態調查」,結果發現衣香鬢影的花旦小生身後,有許多像鄭俊弘一樣,有心有力卻苦無機會的基層藝員。這些藝人,有的出身藝訓班,有的深諳藝術,卻沒有底薪,每亮相一次,只獲得數百元報酬。在不能接其他電視台工作的情下,只得望天打卦,靜待機會,或如「蘇基」古明華轉行兼職,到配音組甚至更無關痛癢的崗位工作。

肯捱自有出頭天?

這些年來,電視觀眾發現,公仔箱裏出現的臉孔,來來去去還是那幾個人。做侍應的,做兵丁的,有沒有可能往上流動?官方的說法是,只要肯捱肯努力,自然有奇蹟發生,得以熬出頭來。話說完了,制度依然如鐵板,原封不動,然後偶爾推出《星夢傳奇》這樣的節目,捧出兩三個鄭俊弘,電視台大事宣傳自己怎樣為「小人物」提供機會,追尋夢想,至於其他藝人繼續販賣青春,在台邊一角覓其理想。節目播出後,有擅長唱歌的四線藝員大吐苦水,埋怨自己沒簽經理人合約,連參賽的機會也沒有,正好反映電視台愛講的「小人物故事」,充其量是一道幌子。

這星期化身幌子的,除了「小人物」,還有「年輕人」。

上星期日,發展局長陳茂波(又)發表網誌,以「為年青一代,建造新一代新市鎮」為題,呼籲各界支持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最後方案;幾日後,特首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一邊力挺發展計劃,一邊強調﹕「今日20歲的年輕人,10年後成家立室,養兒育女,到時居住單位主要來自新界東北新市鎮;今日的初中學生,他們20年後的家會在新界北,今日的幼稚園小朋友,他們30年後的家會在填海新區。」我自問年輕(跟譚校長同齡),聽見高官反複提及「年輕人」,我專心聆聽。然後,眉頭又皺,問號又現。

爬不上這道社會階梯

年輕人需要的是什麼?最近幾年,我聽過許多年輕朋友埋怨說,樓價太貴,負擔不起,於是結不了婚,做不成人。這些苦水,梁振英應該也見識不少。但與此同時,我聽過更多年輕人說,社會缺乏流動,機會貧乏,下一代香港人,毫無希望,不如移民。對此,高官的說法繼續是「只要肯努力,自然會熬出頭來」;但我們眼見的是,這一代人讀完書,進完修,O完T,那道社會階梯照舊擁擠不堪,爬不上去。這個年頭,香港的年輕人跟電視台的小人物,處境其實相差無幾。

自去年起,「為了年輕人想」,一直成為政府推行政策的重要宣傳策略,梁接英甚至曾在施政報告中表明,若然反對土地發展,「將來蒙受惡果的只會是今天的青年人」。然而作為即將蒙惡果的年輕人,我們必須要問,究竟所謂的「年輕人」是否就只得官員口中的一個模樣?當然不。上星期日,我們看見同為年輕人的卓佳佳,情理兼備,力陳現時政府發展方案如何荒謬。年輕人,從來不只是陳茂波、梁振英口中那一種;我們當然希望早日買樓、成家立室,但同時也期望社會平衡、階層流動、法治長存;上樓是「年輕人」的夢想,但公義、公平,又何嘗不是?

我們可以預期,《星夢傳奇》結束後,鄭俊弘等「小人物」將會在電視台追捧下,乘勢冒起,成為一時熱話,但曾經與他處境相同的一眾綠葉配角,仍舊懷才不遇,繼續浪費十年;至於政府吹捧(計劃時所需)的「年輕人」,十年後大概仍然被壓在底層,無法動彈。新界東北一旦發展,到時遷入居住的,是「年輕人」?還是雙非富豪?

眉繼續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