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談「帝國與民國之蛻變」的拙著裡，筆者曾不揣淺薄、斗膽地說過，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史，幾乎是千年未變；而鴉片戰後，則幾乎十年一變。何以在社會經濟方面，我們的傳統歷史是「靜如處女」，現代又「動如脫兔」呢？恕我要言不繁，這個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實是西方東來的「帝國主義」推動的結果。
「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又是個什麼東西呢？這一問題對我們這一輩二十世紀上半紀出生的華裔男女，還需要解釋嗎？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便是我們一輩子實際生活經驗的主要部分，別提也罷，提起來，我們會怒脈賁張、咬牙切齒的。
以上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這是我們親身體驗出來的，有什麼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國一般史家和國共兩黨的官方，都會肯定「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馬列派的史學家，更會把它概念化一番說：帝國主義何以是萬惡之源呢？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萬惡之源的上面，還有一個總源的「資本主義」。
可是這些說法，卻不為很多西方漢學權威所接受。他們之間有許多極有火候的歷史家，甚至是最有權威的泰山北斗，如創立當今劍橋學派的開山宗師費正清教授等，卻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於革命黨人（包括國共兩黨）不斷的宣傳，而嵌於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種幻覺。－－雖然他們也並不否認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卻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
日本人呢？在他們戰敗之初，倒頗有些懺悔心態。可是近年來，他們就逐漸地把他們在中國大陸赤裸裸的姦擄焚殺說成「進出中國」了。只是日本人這批「進出論者」引經據典的功力，無法與西方的「幻覺論者」相提並論罷了。
朋友，時間是可伯的。以感情寫歷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見二十世紀後半紀（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們對「南京大屠殺」、對「佳木斯細菌試驗所」等等的情感反應，就不會像他們父執輩那樣椎胸泣血了。君不見，抗戰期間站在不同陣地的一些華裔同胞，他們對日本戰犯不也有頗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過些年，縱是華裔大學生恐怕也要靠歷史百科全書，才能粗知「帝國主義」的定義了。
寫歷史的目的是為保存某一段歷史的真相。傳之後世，警惕將來。歷史家應該實事求是、心平氣和。他不應為某一時代的喜怒哀樂所局限而筆端常帶感情。所以像「帝國主義」這樣的議論未定之辭（debatable
subject），就應該辭簡義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論斷。
「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
若談「帝國主義」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上溯到歷史上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擴張主義是個洋名詞。我們文化中的同義字大致可說是「強凌弱、眾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絕對存在的一面；也是最醜惡的一面。它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類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甚至「動物社會行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經科學家證實的「客觀實在」。
人類歷史上「擴張主義」之動機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經濟、政治、宗教、文化、虛榮、色慾、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慾。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類向外擴張的社會行為。若論其在歷史中有記錄的犖犖大者，則我們「漢人」，原來也是這一行的老祖宗。我們早期對「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之「擴張」行為，也是天人共憤的－－可是我們的聖賢史家帝王將相，不也把這些最不光榮的對外侵略，開疆拓土、犁庭掃穴，說成王化遠播等等最光榮的民族史跡嗎？民族史家們（包括區區小我在內），又何嘗說過這些都是民族之恥呢？
就以我們對付匈奴族為例吧！
匈奴族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最早的，有明顯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奴」字可能就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把它加上去的。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個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們漢人給他們加上去的。早期的歐洲史家和漢學家，對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頗存疑慮，就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nu」字，可能就是我們中國「種族主義者」（racist）所玩的花樣。
匈民族被我們的侵略大將衛青、霍去病、竇憲等人，給「擴張」出去了。他們拋棄祖宗廬墓、君父故土，逃難逃到中亞和東歐。在那兒，他們又把當地土著「擴張」得七零八落。終於在四、五世紀之間把整個歐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後弄出個史無前例的「民族大遷移」（The Great Migration）來。沒有民族大遷移，哪有中古和現代的歐洲呢？所以歷史家如果說，只有現代的歐人東侵才具有「史無前例」的影響，那就昧於古史了。
四、五世紀時歐洲，為什麼鬧得那樣天翻地覆呢？曰：「中國擴張主義」西進之後果也。「中國擴張主義」為何物也？威爾斯（H.G.Wells）教授所謂「Chinese Imperialism」也。所以「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大致可以說是「同義字」。至於十三世紀的蒙古西侵，也可說是「Chinese
Imperialism」，因斯時的東方政治哲學尚無國際平等之概念（equality of 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傳統之宇宙國家（universal state）。彼以少數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質正如滿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現代西方的「帝國主義」，蓋亦起源於近代歐洲的「擴張主義」。這一點，任何國家、任何派別的歷史學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為中國擴張主義的「受害者」（victims）的歐洲民族，何以於近代，忽然大肆「擴張」起來呢？而近代歐洲擴張主義又是個什麼性質呢？為著一般中文讀者的方便起見，我們最好還是把中西史籍對比著看，將這樁史實，簡單地從頭敘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運動
筆者於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潰，時間上雖相去一千七百餘年，在性質上與形式上則頗為相似。中國在封建末季的「戰國時代」，王綱解紐、五霸爭雄；結果導致百家爭鳴、諸子蜂起。終於孕育出一個學術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生活……等等徹頭徹尾的「解放運動」－－它也是我東方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段史實。可惜這個光輝燦爛的運動，最後竟以最慘痛的「焚書坑儒」的方式結束了。自此以後，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將相和儒教聖賢，牽著鼻子，一牽兩千年。所以湯恩比大師說，中國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原也是輝煌燦爛的。不幸他們於四、五世紀之間，為「民族大遷移」所腰擊，竟被諸蠻族入侵（亦如我國史上的「五胡亂華」），弄得四分五裂。可是這些西方蠻族，一面雖毀壞了羅馬文明，另一面卻又自身「羅馬化」－－其情亦如我國的五胡漢化。值此擾攘期間，那原為羅馬時代旁門左道的「基督教會」乃乘虛而入。其情況亦如佛教大盛於我國南北朝之間也。經過數百年之混亂，整個歐洲終於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東方，佛教便沒有這項福氣了。）
在這個基督世界裡，那些流竄蠻族（今日歐洲白人的祖先）逐漸定居。其羅馬化、基督化了的酋長們也就逐漸地落實他們部落的統治而變為（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類似的）封建諸侯了。他們各自霸佔土地、豢養農奴、組織莊園，不斷地增進生產以自肥。而與他們平行發展的「基督教會」除霸佔土地之外，還興辦教育、建築教堂、規範文化、包辦上帝以自尊。這樣便形成了他們「政」（state）、「教」（church）兩頭大的「中世紀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紀文明的本質而言，無封建諸侯與封建生產制，則蠻族社會便無法安定，原始農業便無法增產。無教會與上帝，則諸蠻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為宗教、不成其為文化。所以封建諸侯與教會司鐸在中世紀亦各有其文化任務與歷史功勳。雙方配合適度，亦可使庶民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安居樂業、絃歌處處，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遺風焉。已故吾師中古史權威之艾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總以中古社會生活為人類社會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虛獎。君不見馬丁路德乎。路氏對教會腐敗，雖恨不得與之偕亡，而對封建諸侯則頗能曲諒，亦自有其卓見也。
但是歷史畢竟是隨時間移動的。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封建制、莊園制、基爾特制，雖俱有其歷史任務，然任務完成，時移勢異；時勢變而制度不變，它們就成為進化的絆腳石，歷史的反革命了。此吾友嚴家其先生於最近神遊羅馬參觀「異端法庭」（Inquisition
Court或Holy Office）之後，便與其誓不兩立，亦職是之故也。
中世紀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達於飽和狀態，一個「解放運動」（如中國古代之「百家爭鳴、諸子蜂起」）就應運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會之崩潰卻同源而殊途。我國的「諸子蜂起」，終以諸子同坑而結束。歐洲則因為出不了一個秦始皇，收束不了這個「處士橫議」的局面，因此現代歐洲為反抗「政」、「教」兩大桎梏的「解放運動」就像一窠蜂子，向四處爆炸了。其出現方式如「宗教改革」、「商業革命」、「方言文學」、違反教義的科技探討、規復原本為基督徒所不悅的「羅馬法」之研究與施行等等……總之一個廣義的「文藝復興運動」，乃如野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收拾。歐洲的天地太小了，它們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燒遍五大洲。它們結束了歐洲的「大黑暗時代」，便把人類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現代」。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現代世界通史」，就變成一部「歐洲的擴張主義」的歷史了。
「擴張主義」的「兩面性」
所以現代歐洲的向外擴張是有其善惡的兩面性。其「善」的一面，則籠罩由西歐開始的「現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傳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為「德先生」（民主和相關的觀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賽先生」（科學）了。
而「擴張主義」的「惡」的一面，則是歐西白種民族國家利用其先進科技成果，向落後地區姦擄焚殺，作其赤裸裸的掠奪、侵略和侮辱。
因此，這一現代的歐西擴張主義，其「善」的一面的傳播，雖非其原來的「動機」，然其「結果」則不無可取。例如上文所舉有關我們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無「西風東漸」，讓我們「洋化」一番，我們早起不刷牙、豈不難過乎哉？這一點我們就要拜侵略者之賜了。
可是這一類「原本無心」的「牙刷主義」的傳播，終抵不掉他們那「存心作惡」的砲打火燒、走私販毒、「華人與狗」等等罪惡行為。這「惡」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討論那些來自西方，本質上大同小異的什麼「擴張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我們就得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們如只為感情所驅使，而把「帝國主義」看成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這多少也有乖史實。因為它在槍桿、鴉片之外也還有些好東西。君不見，我們今天搞得轟轟烈烈的什麼民主、人權、婦女解放……等等，不都與「帝國主義」同船光臨的嗎？否則我們還不是在搞那個倒楣的「三從四德」？！
可是，我們如果只看見人權、民主、科學、技術，而忘記了那殺人放火、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本質，而胡吹、或變相的胡吹，說什麼「白種人的負擔」（Whiteman『s Burden）；把販毒走私，說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殺人放火，是為幫助落後地區開化，不得已而為之；武裝侵略，是幫助愚昧帝國加入「世界社團」（World
community），納入「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那豈不變成「魔鬼的辯護士」、殺人犯和毒梟的律師了！？因此我們讀歷史、寫歷史，都應觀其多面。窺豹之一斑、摸象之一塊，便說教終生，強人從己，那就無啥學術可言了。
黃粱夢醒、天翻地覆
再者，「帝國主義」也不是任何一個單純的國家或民族所可包辦的。它種類繁多，因國而異。葡、西、荷、英、法、俄、德、義、日︱︱等國擴張的方式，有其相同之處，也有其相異之處。
縱是同一個國家，向同一地區侵略，其發展也不是平面的︱︱它是因時而異，各有其縱深蛻變底程序的。此一時可作其大惡，彼一時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論，或以偏概全也。
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通性為何呢？簡單地說來，則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擇手段，絕情寡義。這條通例可以說是自弘治六年西、葡兩國經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開始，到民國三十四年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為止，通用於四百五十餘年之間所有的帝國主義而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紀之間，西葡兩國開始向海外擴張時，就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的。當時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為掠奪土人，尋找金銀，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紀錄。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綁架土生黑人，販賣為奴。其行為又豈止「絕情寡義」而已哉？迨達伽馬（Vasco da Gamma）於弘治十年繞過好望角，直航印度兩年後歸來，獲暴利六十倍，真是羨煞西歐朝野。
西、葡兩國是西歐擴張主義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畢竟太大，兩邦實在太小。兩國向相反方向發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終於正德十六年由麥哲倫之繞地球航行而會師於東南亞時，已負荷太重。其後當地土著及東南亞華僑，雖受禍彌深－－萬曆三十年西班牙人曾於菲律賓之大侖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舉屠殺華僑兩萬四千餘人；崇禎四年於加拉巴（Calamba）再殺我華裔兩萬有奇－－然其對中國大陸本土則始終未敢過分覬覦。葡萄牙人雖於嘉靖三十六年，潛入澳門建小貨棧，並於台澎外海瞻望寶島而驚其「福爾摩莎」（Formosa，葡語「秀美」也）。然限於國力，亦無法強佔。
迨荷蘭人於萬曆三十年組織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向「東印度群島」（今之印尼）發展時，曾一度乘機佔領台灣之一角，然終於順治十七年為鄭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個海權小邦，雖曾於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把整個東南亞（亦多為中國之舊藩屬）弄得天翻地覆、海嘯山崩，但是他們卻始終未敢侵掠中國大陸，因此我大陸上明清兩朝自鄭和七航（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收帆之後，便龜縮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覺。對大門之外的西洋海盜，毫無所知，亦未加聞問。如西班牙所操縱，以華裔海員為基礎，獨佔亞美兩洲的太平洋直達航運二百五十年之「馬尼拉郵船」（Malila Galleon，嘉靖四十四年至嘉慶二十年），我國官書竟無片紙記錄，酣睡之沉，亦可驚矣！
我國明清兩代朝野，黃粱一夢四百年（宣德八年至道光十九年），迨鴉片成患，西來毒販欺人，一覺醒來，已景物全非矣！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毒梟」
若論歐西各國東向擴張之先後，英國實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國卻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不拘一格、花樣繁多而後來居上的帝國主義。事實上，一部晚清中國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國則英之尾閭也。
英人作有計畫之東侵蓋始於萬曆二十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ngland）之創立。該公司為一私營之商業組織。然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窩裡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該公司擁有政治權力與英國之國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擴張。其第一目標蓋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臥兒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時已弱點畢露，治下諸侯林立，內訌不已，乃予英國之東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機。其時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強。然兩雄相爭，法人終非敵手。筆者今猶憶及數十年前在大陸上初中時，老師教世界歷史課，曾大談「英國小將克乃武（Robert
Clive）大敗法國老帥杜普雷（Dupleix）」之歷史故事；有聲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於乾隆二十二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為英國所獨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戰後始恢復獨立。
英人東侵之第二主要目標厥為中國。然其時正值我國乾隆盛世。中央權力方濃，沿海諸省亦無懈可擊。中英交往乃限於國際間之貿易。唯英國此時尚處於工業革命前期，鐘錶、呢絨等少數製造品之外，無太多商品足資供應，而我國之絲、茶、瓷器則可無限外銷。因此中英貿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憑金銀硬幣，以為挹注。
不幸我國之「順差」貿易，不數稔便迅速逆轉。至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鴉片專賣權（monopoly）之後，我國順差瞬即變為逆差，以至一瀉如注，不可收拾。
鴉片原產於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為最佳最伙。明季列為藩屬「貢品」。蓋鴉片原為極有效之藥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見「竹管啖煙」之陋習，蓋亦傳自海外，鴉片遂成為毒品矣。
順康之間（順治元年至康熙六十一年）滿族入主未久，朝氣蓬勃；而中土於大亂之後，人口大減，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北京；朝廷政令頗能一竿到底。煙毒初現，政府即申嚴禁之令，故亦不足為大患。不期嘉道之際（嘉慶元年至道光三十年），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週期將屆，朝政不綱，地方官吏之貪污腐化尤不可遏，鴉片禁令乃漸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則為大英帝國挾其吞噬印度之餘威，官商一體，揖帆東來，載其印度之高級鴉片，在我沿海作武裝走私。其囤集走私鴉片之躉船，有時竟泊於廣州城郊之黃埔！「濫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為甚。年前筆者遊黃埔，導遊者告訴我：「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官學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訴他：「比軍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國人走私販毒，鴉片堆棧之故址也。」導遊愕然。
近年來曾有中西歷史學家，堅持「鴉片戰爭非為鴉片而戰」之學說。他們認為「鴉片」只是一種商品，由英商運抵南中國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島。其銷行中國內地則全由中國本身極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運之，非英人之責任也。此一學說，真是歷史學界的奇談怪論。
筆者定居紐約市四十餘年，對本市販毒掌故可說瞭如指掌。所知個體毒販，大至億萬富翁之毒梟，小至當街兜售「白麵」之八、九歲兒童，可說「閱人多矣」。以美國今日緝毒機關之有效，科學方法之新穎－－偶讀其官方緝毒報告，直如科幻小說，然終不能禁。馴至每下愈況，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為毒犯所征服。目前聯邦政府於國內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只有乞助於友邦，冀圖直搗「金三角」之老巢，亦未見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緝毒之難，豈踞坐皮椅，於象牙之塔內放言高論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萬一？！
區區讀史之餘，每作遐想：設有超級帝國主義，以激光砲、原子彈諸武器為後盾，強運千噸今日最精純之「中國白粉」（China White），泊舟於紐約港內之「艾麗絲小島」（Ellis Island）以供應市內之大小毒販，則偉大之紐約市將成何世界？美國又成何國家？華府白宮對此超級毒梟之反應又何如哉？此不正是當年道光爺陛下的中國嗎？！
明乎此，吾人當知十九世紀之英國便是人類歷史上，若是之空前絕後的最大毒梟也！明乎此，則鴉片商品論者，也就很難自圓其說了。
「鴉片戰爭」與「茶葉戰爭」
有的學者可能還要辯論說：鴉片之為害一事也。鴉片之淪為中英戰爭之導火線，則又另一事也。以遜清政府當年之顢頇愚昧（ignorance）、閉關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com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縱無鴉片，則其他任何一「片」－－麥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為「麥片戰爭」……「溺片戰爭」之導火線，豈獨鴉片已也？中英之戰勢在必發，非鴉片之過也。
此言實昧於歷史事實之又一胡說。
有關「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之中西史籍無慮數百種。今日史家對戰爭之經過，蓋均已耳熟能詳，不須爭辯。拙作限於篇幅，亦無法重敘史實（註釋上再略敘之）。然該次戰爭之基本性質，有待研討之處則正多也。
須知「鴉片」為當年中英戰爭中，英方無可代替之「商品」也－－其獲利之豐（讀者試看今日之毒販便知），天下無雙；其有助於當年英國國庫之收入（national 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於英倫之繁榮、「國民所得」之增長，與夫紳士淑女生活水準之提高，也出乎想像－－試看倫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紀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樓大廈，有幾座與鴉片無關？（君知否？這類建築，紐約與波斯頓，間亦有之。英人壟斷了印度高等鴉片；波斯、土耳其產之次等貨，美商營之也。）
總之，「鴉片貿易」（opium trade）為當年英倫朝野，國脈民命，生計攸關，不可或缺之國際貿易。女皇與國會，均不惜為之一戰。可是英國國會檔案不昭示乎，英國議員之反對戰爭者，豈非所在多有？此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小史之見也。英國與美國一樣，畢竟是個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國會之內還不是有人反對對日宣戰！
所以我們敢斷言：「鴉片戰爭中英雙方皆為鴉片而戰也。」否則它就不叫「鴉片戰爭」了。乾隆四十一年開始的「美國獨立戰爭」，是由中國的烏龍茶葉引起的。該戰爭非為茶葉而戰，因此它就不叫「茶葉戰爭」了。
然則十九世紀中葉中英之戰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論「鴉片」、「溺片」都「非戰不可」呢？
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曰：若無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貨歸官」的鐵腕政策，則「鴉片戰爭」便不會爆發！蓋清廷至此，禁煙已百餘年。然鴉片之禍，愈禁愈熾；鴉片貿易愈禁愈大。「鴉片戰爭」原為鴉片而戰嘛！如鴉片之禁令始終只是一紙具文，則英國又何必發動什麼鴉片戰爭呢？無奈鴉片之禍，至道光中葉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權的國家，為著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試一重讀道光十八（一八三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摺的原文，則知正當進出口商人經營所獲，「較之鴉片之利，不敵數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說到罰輕癮重，吸毒者「刻不可緩……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見黃著《黃少司寇奏疏》）。這種敘述之真切，以今日紐約毒禍與之相印證，都是符契相合的。至於那禁煙名句說，煙如不禁，則將來「不唯無可籌之餉，亦且無可用之兵」。中國如衰敗到那步田地，則「鴉片戰爭」就沒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這一個境界卻正是英國這個大毒梟，在鴉片戰前所企盼的中國啊！出乎他們意料的則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個有為有守、而敢作敢為的林則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煙來，真的means business，則這場戰爭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戰四年，中國大敗虧輸，落得個「五口通商」、「割讓香港」的結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細述了。
「鴉片戰爭」之戰與不戰之權，操之於大英帝國的首相與國會。林欽差被動應變而已。他如要認真地禁煙，不管貴欽差是林則徐、張則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從「印度第二」到經濟第一
英國在清末和中國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兩次是和其他列強合夥來打的「半仗」（「第二次鴉片戰爭」，亦名「英法聯軍」，咸豐八年至咸豐十年；和「八國聯軍」，光緒二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史家也稱之為「拳亂」、「義和拳」，扶清滅洋之亂也）。
前段已言之，英國是當今世界上最能隨機應變、十項全能的帝國主義，所以它對我們所打的三次戰爭的性質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兩任英國首相（同治七年，同治十三年至光緒六年）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 Benjamin
Disraeli，嘉慶九年至光緒七年）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國無永恆敵人，亦無永恆朋友，卻有永恆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華之戰，雖方式不同、性質各異，其為大英帝國的「永恆利益」而戰則一也。
概括地說來，中英鴉片之戰，英國的目標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歷史為模式的。遠在乾隆五十七年，英王喬治三世遣馬爾尼尼伯爵（Earl George
Macartney，乾隆二年至嘉慶十一年）使華時，彼即深知清軍火器之落後，在軍事上非英國之敵手。鴉片戰前，英人非但洞悉清軍之不足敵，而清政之窳劣，尤為英方所睥睨。因此縱鴉片一項之入侵，便可不戰而屈人之兵，把中國變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輩漢學家閱拙作或將誣為過甚其辭。其實英人之臣服印度又豈有若何通盤計畫哉？若輩只是乘勢入侵，得寸進尺，終於造成既成事實罷了。其侵華也亦然。鴉片戰後，則司馬昭之心亦為其血濃於水的自己白種夥伴所共識。
〈中美望廈條約〉（道光二十四年）締結之後，第一任美國駐華公使義華業（Commisioner
Alexander H.Everett）於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抵廣州履新，目擊英人在華之不擇手段，對中國主權恣意侵越，便認為英人有計畫要把中國變成「第二印度」而憂心忡忡。義氏並專書呈報美國國務卿及總統，籲請華府聯合歐洲其他列強尤其是法俄二國，加以制止。（義華業呈美國務院之報告原件現存美國「國家檔案局」。於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日，發於澳門。）其後歷任美使所見皆然。其唯一例外則為第五任美使伯駕（Peter
Parker）。
伯駕原為美國傳教士，鴉片戰前即與鴉片販有親密往還。戰後為急求深入內地自由傳教，而支持英國之積極侵華政策。迨伯駕以六任美使館代辦而升為第五任公使時，竟籲請華府「佔領台灣」，始為布肯南總統（James Buchanan）所撤職。
但是英國畢竟是個有修養的帝國主義。鴉片戰後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獨吞中國之不易。蓋中國為一高度中央集權之統一大帝國，頗難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鴉片戰後俄法美諸強亦接踵而至。對弱大中國群起而蠶食之；各分其一杯羹固為勢所必至，而一強鯨吞則為時已晚矣。因此在「太平軍」金田起義（道光三十年）之後，英國對華政策乃有極顯著之改變。
在此期中，英人已不再作印度模式之企圖。而改採聯合法美兩國以武力脅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條約之下，作沿海與內陸之全面開放。斯時法美諸強雖亦尾隨英人插足東亞大陸，然其經濟力量與英商相比則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動列強共逼清廷作全面開放，則實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國一國而已。英國之此項邀請，美政府因疑其動機，不願加入，而法國則欣然入彀，此即為英法聯軍於咸豐十年攻陷北京之全盤經緯。
北京既陷、圓明園被燒，而清帝咸豐亦死於承德，導致宮廷政變，寡婦垂簾。清室至此對西方帝國主義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對列強的予取予求，簡直是百依百順。因此清政府於天津、北京兩地與列強所簽諸條約，可說均是據英人所要求之條件為基礎的一邊倒的城下之盟。強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聽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謂促成中國加入「世界社團」、採行「條約體制」之實際經過也。
在此「條約體制」下，清廷隨後簽了一連串的條約，不特把中國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開放，外人在內河航行、築路開礦、傳教辦學、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條約保護。英人監督我海關、代辦郵電亦均一概落實，而〈中英北京條約〉（咸豐十年）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則為「販賣鴉片為合法貿易」。
〈中英南京條約〉（道光二十二年）中，鴉片走私被廝混過關，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廈條約〉（道光二十四年），則明訂鴉片為「違禁品」（contraband），貿易為走私，美商不得參與。咸豐八年中美天津續約，美使列衛廉（William B.Reed）原擬重續此條，然為英使額爾金（Lord Elgin）所駘，乃將此條刪除，遂使英人未費一辭竟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矣。（見列衛廉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發自天津對美國國務院之二十三號報告。原件存美國「國家檔案局」。）
既經合法化，「鴉片」這項「商品」在中國進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佔全中國外貿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當時中國進出口貿易之運輸，幾乎亦由英商總攬承包。英帝國主義之對華發展，至此亦可謂登峰造極矣。
席豐履厚，圓顱方趾，大英帝國之臣民，當時真是傲視萬邦，睥睨全球。那億萬個貧窮骯髒、面黃肌瘦、愚昧無知的鴉片鬼「約翰．支那曼」（John Chinamen），仰視豪華幽雅的上海「外灘公園」，也就不能與狗同入了。
朋友，這便是滿清末季，以英國為軸心的「西方帝國主義」侵華之大略及其嚴重後果之實況。雖然當前中西漢學界皆另有說辭，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來發掘歷史事實時，是非終必大白。林肯總統說得好：「你可騙所有人民於一時；騙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不能永遠欺騙全體人民。」這正是公正歷史家的信條。
因此當〈中英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人對華之願望可說已全部達成。大英帝國雖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沒有淪中國為第二印度，但卻取得把中國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經濟權利。可是中國畢竟還未成為殖民地。諸強蜂擁而來，則大英帝國如何保持其在華的既得利益，怎樣維持「現狀」（status quo）更從而推進之，就變成其後一階段英國對華政策的重心了。
英帝政策的蛻變與法帝的「非洲模式」
長話短說。自咸豐十年的〈北京和約〉到光緒二十七年，結束「八國聯軍」的〈辛丑條約〉之簽訂的四十年間，大英帝國對華政策的縱深發展，竟逐漸從一個面目猙獰、吸血吮髓的母夜叉，變成一個捍衛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強有力的保母了。雖然在此期間它還是強奪了緬甸（光緒十一年）、「租」佔了威海衛與九龍（光緒二十四年），但是較之俄法日之貪婪橫暴，則真是「盜亦有道」了。九十年後又有誰知道，那原先囤集鴉片、包庇走私的小島香港，竟然變成百萬人民捍衛民主人權的聖地；原先面目可憎的帝國主義之鷹犬，如今卻變成港人折檻攀轅、望碑墮淚的循吏賢宰呢？我們對英語民族的政治修養，和統治藝術，真要脫帽致敬。這也是他們帝國主義幻覺論者最強有力的理論根據吧？！
英國對華政策之演變當然都是以「大英帝國的永恆利益」為出發點。但是不論進退，它都能發而中節，正如邱吉爾所說：「殺人也要殺得客客氣氣的嘛！」不像其他帝國主義，尤其是俄國與日本那樣的惡劣作風。
再說說法國。法帝國主義在清末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原是個百分之百的「殖民主義」。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後的非洲模式之延續。在十九世紀的非洲，歐洲各帝國主義國家，分別建立其殖民地。分據之後，彼此壁壘森嚴，互不相讓、勢同敵國。一旦歐洲本土有矛盾，則非洲亦矛盾隨之。此即法人強佔安南（光緒十一年）及廣州灣（光緒二十四年）之後，向廣西、雲貴延伸之意圖也。其後德人之佔領膠州灣，據青島（光緒二十四年），以山東為「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亦屬此類。
至於俄國，其入侵中國之方式與性質，則又為另一型態。
疆土帝國主義的俄羅斯
前節已言之「歐洲擴張主義」原是人類歷史在「現代階段」（The Moden Era）的時代現象。歐洲擴張主義者之向東發展原有海陸二途。上面諸節所述原是以西葡兩國作急先鋒，以英美兩國壓陣的「海上帝國主義」；而取道陸路東侵的帝國主義，就只有俄羅斯一國了。
以基輔（Kiev）為中心的中古時期的俄國，原是一個以斯拉夫民族為主體的，極其落後的北歐小國。一三四○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輔為蒙古遠征軍所破。其後淪為蒙古帝國之附庸凡二百四十年。至成化十六年始擺脫蒙古統治，恢復獨立。然在此二百四十年蒙古統治期中，此一原為不東不西之小國，卻學到一些既東且西的統治技術。其尤要者則為蒙古治下之極權政府也。因此俄國恢復獨立後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即為當時世界上凶殘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統治者。俄民斯時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統治，一旦恢復獨立，也就追隨其恐怖的統治者，作最恐怖的擴張主義之反彈。其西方因受阻於強有力而更開化的西歐諸強，俄帝就只有瘋狂地向東推進了。斯拉夫原為北歐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發，不數十年竟翻過亞歐交界之烏拉山（Ural
Mountains）而成為中亞與西伯利亞（Siberia）之第一號煞星了。Siberia者即鮮卑利亞之轉音，我國西北邊陲內外少數民族之故鄉也。這些「少數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隨季節遷移，每年南北轉徙千餘公里的遊牧民族。本身雖極驃悍，若無大單于為之統一，則亦各不相屬；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機，各個擊破。
俄人東侵時，其武力雖不過數百人至數千人，然其擁有現代火器，以故「各個擊破」之實力極強。而俄人擴張之時其殘酷程度可能在西歐各海盜國家之上。其殺人滅族、姦擄焚掠，甚至燒烤人肉佐膳，亦時留記錄，有案可稽。筆者族叔唐盛鎬博士精通俄語，彼自俄國革命後所公開之沙俄檔案中，翻閱有關史料，讀之真駭人聽聞，不堪想像。所以沙俄東侵百餘年，鮮卑利亞真被它殺成一片血海。所幸於十七、八世紀時，中國清室崛起，而康雍乾三朝（康熙元年至乾隆六十年）本身固亦為一強大之陸上帝國主義也。以故於十七世紀之末，俄軍東侵至外興安嶺之西麓時，乃為強大清軍所遏阻。一戰之下，陸軍挫敗，乃有中俄〈尼布楚條約〉（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康熙二十八年）之簽訂。該條約之主款厥為兩強以外興安嶺為界，劃疆而治。俄人之陸路東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雙方相安無事者凡一百七十年。直至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條約〉，進佔我東北，強據我海參崴，改名俄屬「鎮東港」（俄語Vladivostok，即鎮東二字之組合也），從此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國自沙俄迄蘇俄俱為生產落後之國家，在清朝與中國貿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無太多進口貨物，故其對華貿易興趣不大，而所重者領土也。所以俄帝於晚清末葉為一單純的土地帝國主義（territorial
imperialism），較之英國之十項全能，遜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聯軍之役，彼竟能趁火打劫，不賣一彈而盡佔我東北，並及外興安嶺以東之整個西伯利亞；且乘勢穿越白令海峽而盡佔阿拉斯加（Alaska），與自加拿大東來之大英帝國主義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賄通美國參眾兩院，以七百二十萬美元之廉價（約五分錢一頃）售與內戰後之美國，然其以非法武力強佔我之東北全境卻寸土不還。
余讀咸同兩朝之《籌辦夷務始末》，見滿清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書，縱在英法聯軍推向北京砲聲正濃之時，其篇章亦以來自盛京（今瀋陽）為最，足見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國對華疆土之兼併，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統治俄羅斯四十三年，康熙二十一年至雍正三年）至史達林（統治蘇俄三十年，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四十二年），初無稍變。東起海參崴、西迄伊犁，兩國疆界綿長五千哩，俄人總是虎視眈眈，伺隙而動。其志在兼併整個滿蒙與新疆，證據斑斑。我國近代史家每舉唐魯鳥梁海、江東六十四屯、與伊犁等小區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鄰家。北鄰之大志固在中國長城以北之整個滿蒙與新疆也。
此種帝俄對中國之侵略遠景，受禍最大者固為大清帝國，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屬難能，對邊疆、對藩屬也就顧不得許多了。俄帝窺邊、清室無能，乃鼓勵了東鄰日本之入寇。
日本的「歐羅巴社會」
日本在近代東方之崛起，是歷史上一個奇蹟。其崛起後竟能跟隨歐美諸強，侵掠中國，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黃色帝國主義，而其凶殘則較諸白色帝國尤有過之，此理殊不易解。
再者，日本文明原為大陸上漢族文化向外擴展之邊緣，而此邊緣文化於近百年中竟能反噬其母體，其母體文明又表現得若斯之顢頇不可救，則尤使史家茫然也。
胡為乎而然呢？在諸多解說中或以社會型態說較為可信，且為讀者試釋之。蓋古日本文明原甚落後，隋唐以後，僧侶學子群訪長安，日本社會制度才開始漢化。然漢唐文物典章如中央集權文官制、考試制度、徵兵制度、家族制度……均未必適合島居小國。日久變質乃與中土原制各行其是。如中國之文官制、徵兵制，原均為代替世襲制而設計者，日本試行之，中央集權未成型，反而助長諸侯世襲，軍人職業化，而架空了中央，所謂藩幕是也。說者以日本明治維新前之社會結構，實與西歐封建末期之社會結構，極為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結構則為歐洲「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之溫床也。日本既有此溫床，蓄勢待發，因此一經與西歐接觸，符節相合，一個東方產業革命乃應運而生矣。此一「歐羅巴社會結構」說，頗能道其契機，故為讀者述之。至於我國傳統社會之結構則為單純的「亞洲式社會」（Asiatic
society），故與歐式經濟發展，殊嫌鑿枘不投。筆者於上篇曾詳釋之。幸讀者賢達審閱而惠教焉。
日本既以社會型態之偶合，益之以明治時代之開國精神，心物兩健，不旋踵乃崛起為侵華最後起之帝國主義矣。甲午（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一年）「中日之戰」後，割我台灣，奴役朝鮮，進窺南滿，中國之外患遂益形複雜，而英國在東亞大陸上之「維持現狀」政策，也就更難「維持」了。
所謂「勢力範圍」的因因果果
我們如把滿清末季英國對華政策再稍作回溯，便知英國這一「縱深發展」的政策，蓋有三個不同性質的階段（不像俄日兩國的侵華政策前後不變，一竿到底也）。
其第一階段便是統治印度之後，乃把中國看作印度第二。此一階段之發展，以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及其後數年為巔峰。在此階段中，英國對美法俄諸強均嫉視殊甚，而其他列強亦以牙還牙，視為公敵。此亦歐洲糾紛在亞洲之餘緒也。
第二階段則自咸豐八年「亞羅船事件」（The Arrow Incident），掀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始，直到光緒二十四年「義和拳」之蠢動而告終。在此四十年中，英國在華與諸列強之關係則為政治妥協、經濟領先，甚或獨佔（如鴉片、如航運）。以故在此階段中「維持現狀」實為英國對華政策之中心思想。然此一思想至光緒二十四年終成泡影。蓋此時大清帝國「氣數已盡」，舉國癱瘓、振作無力；而歐美諸強之擴張主義卻如日中天。－－原本隔洋觀火的美國，竟於此年無意中擊敗西班牙而取得了菲律賓，一夕之間竟也變成遠東的貪婪一霸。巧的是筆者那位歡喜搞「以夷制夷」的貴同鄉李鴻章，秘密與沙俄勾結以抗日本，亦於此年把旅順、大連二港租給了俄國。俄帝得此二港囊括了滿蒙，便野心勃勃地把長城以北的中國領土宣佈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不容他國染指了。俄國此舉侵犯中國主權問題不大，可是它也侵犯了英國的經濟利益，弄得英國在中國長城以北，路不能修、礦不能採、鴉片也不能賣，損失不貲，那就玆事體大了。
更巧的則是我們一向好勇鬥狠以「響馬」聞名全國的山東老鄉，也於這時打毀了一座德國教堂。好個藉口，德國一下便衝入膠州灣，佔領了青島，宣佈山東省為德國「勢力範圍」。德法鄰居，法國豈肯後人，也一下霸佔了廣州灣，西南中國也就變成法國的「勢力範圍」。福建面臨台灣，日本也就當仁不讓了。
這樣一來，原以整個中國為其勢力範圍的英國，不免慌了手腳。它趕緊佔了九龍，以鞏固其香港老巢；再一步便拿下威海衛以對抗沙俄。但是威海衛在「德國勢力範圍」之內，為聯德防俄，它又不敢冒犯德國，否認其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它自己也想宣佈長江流域為「英國勢力範圍」，但是長江流域早已華洋雜居，有範無圍。並且比起中國全境也範圍太小，損失太大，心有不甘。所以光緒二十四年的英國真惶惶如喪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忽然靈機一動，找出個辦法，便是乾脆不承認「勢力範圍」這一概念的存在。但是它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的利益，又不容他人侵犯。矛盾重重如何是好呢？幸好英國政客都有優良的「巴厘滿訓練」（Parliamentarian
training），長於言辭，精於辯論。因此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乃有其面不紅耳不赤，一針見血的精擘之論曰：「勢力範圍，從未承認；利益範圍，從未否認。」（Sphere of
influence, We have never admitted; sphere of interest, we had never denied.）
因此英國為維持自己的「利益範圍」，則必須打破其他列強的「勢力範圍」。這一原則既定，長於辭令的政客乃把它取個名字叫做「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所以九十年前英美兩國在中國所搞的「門戶開放」和鄧小平在目前所搞的「門戶開放」，就大異其趣了。老鄧的門戶開放是因毛澤東「閉門造車」搞得民窮財盡，才不得已來個開門請客，迎接外資外援。而九十年前的「門戶開放」，則幾乎與中國政府無關。中國想管，洋人也不理會。他們的門戶開放是不許侵華的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勢力範圍，搞非洲式的瓜分運動，所以中國在此均勢條件下，也不無小惠。至少可免於作真正的殖民地。
可是英國當時要提出「門戶開放」，多少有點心虛臉紅。心虛者，它對它自己在華的殖民地如香港、九龍，它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如西藏，開放不開放呢？臉紅者，設英國主動送出〈門戶開放照會〉（Open Door Notes），收文者如此反問，臉紅否耶？！
所以「門戶開放」這個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故事。其發動者實為英國，而英國政客不願，也無此厚臉皮執行之，這樣他就想打老美的主意了。美國外交家自開國以來便一直是志大言誇、行動敏捷、滿腹理想而從不老謀深算。加以此時美國在華也沒有「勢力範圍」，更可不負責任。放言高論。因此一經倫敦策動，麥金萊總統（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與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便欣然同意，並一肩扛過。自此這項英國對華政策就變成美國的對華政策了。它為英國利益服務而英國還要裝模作樣，對這項「美國政策」，吞吞吐吐的作有條件之保留呢！筆者走筆至此，不禁喟然有感。我想中國的外交家，尤其是鄧小平以下大陸上那些老八路，真要多讀點英國史，才配上檯來打點國際麻將啊！
以上所述英國這幾招漂亮的手法，便是它在晚清對華政策的第三個階段了。
海約翰搞「門戶開放」的鬧劇
海約翰自承擔了「門戶開放」這宗天降大任，他便認真的草擬了一篇〈門戶開放照會〉，於光緒二十五年春正式有技巧的先後分送各列強。這照會強調三項要點：一、中國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二、主權獨立（state sovereignty）；三、列強利益均霑（equal
opportunity）。這項照會發出去之後，有關列強不久也就批准了，或有條件的批准了，而使此一歷史事件，永垂後世。雖然它並沒有正面解決任何問題。原因是建議人卻也是違議人（如英國），執法者竟也是犯法者（如美國）。英美尚且如此，其他列強的口是心非就更無論矣。
美國為什麼要執法犯法呢？蓋海約翰承擔大任之初，只知道美國本身在中國並無勢力範圍，所以心雄嘴硬也。但海氏初未想到，在美國佔領菲律賓之後，自己也變成骯髒自私的帝國主義之一了。他如以門戶開放三原則為藉口，不許那後起之秀，雄心勃勃的日本向朝鮮和滿南侵略，則日本小鬼就要南下馬尼拉了。言念及此不覺涔涔汗下。為著保護菲律賓，白宮主人把心一橫乃與日本再簽兩造密約，便把整個門戶開放運動出賣了。因此這位「門戶開放」先生，在歷史上雖然大名鼎鼎，但是自始至終只是一場鬧劇而已，未成氣候。再加上一個昏瞶無知的葉赫那拉老太太，在此緊要關頭，幽囚了兒皇帝之外，又搞出一幕更荒唐的鬧劇什麼「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義和團來，事態就更不堪設想了。四年之後，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竟集重兵數十萬，在我東北大打其「日俄戰爭」來。這一打則什麼「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利益均霑」，便啥也沒有了，門戶開放主義也就壽終正寢了。
不過天下事總是有其兩面性。門戶開放雖然失敗了，它在列強之中卻反應出一個列強「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局面。任何強權在諸強相互牽制之下，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後行。滿清政權就仰仗這點均勢，又多活了十年。否則，如中國真的被列強瓜分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也就搞不起來了！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脫稿於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七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