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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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日星期四

21世紀是中國世紀?/文﹕林沛理



有論者認為,2014年是所謂「中國世紀元年」。理據是中國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在2014年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由於中國對全球經濟有左右大局的影響力,世界的主軸會慢慢轉移。在未來的日子, 中國將會以領導者的姿態參與制訂世界的新秩序,21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

居安思危 美文化優越證據

中國世紀論的潛文本是美國衰退論,這不是新話題。2012年,在國際 特別是東歐享譽甚隆的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訪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教授設宴款待。席上討論最激烈的題目是中美兩個大國在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此消彼長。我當時的觀點 是,當美國的科技公司(tech companies)正在如此戲劇性地改變世界的時候談論美國衰退,不是言之過早,而是罔顧事實。

當然, 居安思危是英美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也是美國強大了一個世紀的重要原因。美國的開國元勛傑弗遜說過,常備不懈是自由的代價(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其實「eternal vigilance」又何嘗不是超級大國為保其超級大國地位要付出的代價?美國的知識界和評論界有責任要美國政府、美國商界和社會大眾保持警覺。比方說, 美國如何在教育國民方面被某些國家遠遠拋離(out-educated),一直是美國社會的廣泛論題。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則提醒美國人,美國的新企業在2011年佔全國企業的8%,較1978年的15%大幅下跌,敲響了美國企業自我更新能力不足的警鐘。

美 國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質疑,是美國社會強大和美國文化優越的證據,不是它衰落的迹象。中國世紀論者只看見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節節上升,顯然忽略了文化對國 家的創造力、生產力和競爭力可以產生的影響。在跨文化傳播與溝通的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文化差異維度(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從文化差異維度的角度看,中國文化屬於高權力差距型和高不確定性規避型。

高權力差距型文化 (high power distance)指人與人之間由於出身、經歷、職位和收入等各方面的差異而形成主僕、尊卑和上下的縱向關係。高權力差距型社會的成員非常重視地位的差 別,更不會質疑自己在上下級系中所處的地位,或者挑戰上級擁有的權力。中國社會君臣父子夫婦的儒家思想,是這種文化發展到極致的產物。

所謂高不確定性規避型文化(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指社會成員對不確定性的接受和容忍程度較低。屬於這種類型的社會重視的價值是清晰度和安全感,最抗拒甚至恐懼的是模稜兩可和含混不清。

改變生活發明 不會中國出現

高 權力差距型文化和高不確定性規避型文化通常是雙生兒。當成員內化了這套價值觀之後,一個由順從者組成,隨波逐流、循規蹈矩的社會(conformist society)就會生根。此類社會的特色是善於模仿而拙於創新,並且對於改變現狀的新事物和新思維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敵意。
這解釋了為什麼 谷歌、面書和YouTube這些改變世界、改變現代人生活的產品和發明不會在中國出現。試想像一下,有什麼會比YouTube提供的網民自主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或者谷歌搜尋器提供的用戶經驗,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一個對不確定性接受和容忍程度低的社會,不要說創造和發明,甚至連想像 YouTube和谷歌這類新事物都有困難。面書更「不中國」,因為它完全超越和顛覆了尊卑分明的階級意識和社會關係,它只能夠是一個主張平等 (equalitarian)的社會的產物。谷歌的前首席執行官與產品研究部前主管合著的《谷歌之道》(How Google Works)最近面世,書中提到這家市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公司成功,因為它自創辦以來,就一直吸引到像忍者一樣有異乎尋常技能的所謂「smart creatives」投身,甚至獻身。這一點,跟谷歌是一家「一開始的時候連組織架構圖的概念也沒有的扁平公司」(a flat organization that began with no concept of an org chart)大有關係。21世紀會是中國世紀嗎?我想未必。

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

林沛理: 印度人好辯的啟示 




印度沒有做強國的意志;愛辯論及多元化,民主發展穩定,優點缺點都啟示中國。

三月三十日在市面上發售的一期《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故事以《印度能否成為強國?》(Can India become a great power?)為題,試圖解開印度不成大器之謎:一個歷史悠久、軟實力雄厚、民主體制鞏固、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七的文明古國,為什麼甘心扮演大國之中的差不多先生(nearly-power)的角色,只能在區內發揮有限的影響力,而無法在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

《經濟學人》認為,印度具備做強國的條件,只是沒有做強國的意志和雄心。比方說,印度的國防預算近年不斷增加,估計到二零二零年就會成為全球國防開支第四大的國家,僅次於美中俄三國。問題是它沒有一套綜觀全局的戰略思維(grand strategic thinking),而只是讓官僚的惰性與權宜之計牽著鼻子走。它有十二億人口,但派駐各地的外交官數目卻跟只有五百萬人口的新加坡差不多。歸根究底,印度脫離了英國管治已經六十六年,但仍然抱著後殖民的反戰主義和不結盟主義不放,反映了這個飽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的國家對西方仍然心懷戒備。

創刊於一百七十年前的《經濟學人》已成英國建制的一部分,它埋怨與英國淵源深厚的印度沒有大志和不長進,無法抗衡迅速崛起、以及(在其眼中)野心越來越明顯的中國,因此無法成為保持區內以至全球權力均衡的重要勢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實情是即使印度無法與中國並駕齊驅走上強國之路,它的他山之石對中國仍然大有可供借鑑之處。

儘管印度貧富懸殊,衛生系統千瘡百孔,社會等級制度僵化,視女性為男人發洩工具的強暴文化更令人髮指;但它實踐民主的能力卻絕對不容小覷,這跟印度好辯論、重邏輯的文化傳統(argumentative tradition)大有關係。印度人的好辯是他們的最大本錢,這是首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亞洲人、以研究社會選擇理論、貧窮和饑荒而聞名於世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的觀點。

在《好辯的印度人﹕印度歷史、文化與身份論文集》(The Argumentative Indian: Writings on Indian History, Culture and Identity)一書中,阿瑪蒂亞.森指出,印度從來就是一個由不同文化、不同族裔構成的共同體,離經叛道是印度的文化傳統,爭論不休是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印度人能言善辯,他們的史詩以長度而言全世界首屈一指,他們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的團長梅農(Krishna Menon)發言,一口氣講了九個小時,創下聯合國最長的發言紀錄。公開的討論、社會對異見與不同觀點的包容,以及學術上的多元主義(intellectual pluralism)在印度人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也是他們文化身份的重要構成元素。

中國人不好辯、不善辯,從來如此。中國人的千秋典範孟子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中國文學是一個抒情詩(lyric)的傳統而非史詩(epic)或者敘事詩(narrative)的傳統,我們最早的美學家認為詩「不涉理路」,所以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並提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大大不同於西方文學的傳統。

亞理士多德以來的西方文學評論家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皆有一有跡可循的邏輯結構,因而開創了詭辯色彩濃厚、以因果為據、「陳述—證明」為幹的批評理論。這種評論能夠說服人,因為它往往依循嚴謹的「始、敘、證、辯、結」的修辭法則。不管它用的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兩者都是分析性的——它總可把具體的經驗解釋為抽象的意念程序。而反觀中國的傳統批評卻是「點、悟」式的,以不破壞詩的「機心」為理想,能否被接受和傳承,更取決於讀者的領悟能力,而非評論本身的說服能力。所以中國的傳統批評中沒有娓娓萬言的實用批評,有的多只是一些美學上的態度與觀點。

由此可見,「一言堂」在中國自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文化根源。民主在中國的土壤難以生根,因為中國實際上根本缺乏一個論辯、說理的傳統;而一個不善於辯論、對話、以理服人和求同存異(agree to disagree)的社會,又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國政府以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打壓傳媒,以防人民將他們的不滿、疑慮宣之於口而激化社會矛盾。這種管治思維不僅反映了一黨專政對異端和異見的缺乏包容,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不長於講理和評理。

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林沛理: 網絡博弈的政治




網絡聯繫技術提升個體互動質量,以及參與社會事務能力,長遠必產生重大政治後果。

全球用戶超過四億的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早前公布向Android智能手機系統用戶收取每年約港幣八元(約一美元)費用,網上隨即狠批和痛罵WhatsApp,社交網絡罷用WhatsApp群組更無日無之。

在群眾壓力下,WhatsApp不動聲息將用戶的免費使用期限延長三個月至一年。多份香港報章用「跪低」(跪下)來形容WhatsApp的政策轉向,有的更認為事件就像一年前捲入禁攝風波的名牌D&G要向它「冒犯」的香港市民「衷心致歉」一樣,是人民力量的勝利、市民團結抗爭的成果。

這令我想到當年大學畢業,一個哲學教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的一句話:「Be thankful for all your small victories, they may be all that you have」(每次小勝都要心存感激,因為小小的勝利可能就是你最大的成就)。

小小的勝利,足以讓人歡天喜地,志得意滿,因為即使只是贏一點點,都會予人一種錯覺,以為擁有可以改變現狀的權力(a false sense of power and control)。從心理學的角度,人既有天生的防衛機能,自會因應生活的種種難題制定各式各樣的應對策略。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下,大多數人無力改變他們的生活與環境,只得逆來順受。於是,如何在一個沒有勝望的處境(no-win situation)中攫取外人看來無關宏旨、不影響大局的「小勝」,成為大都市小人物一種自保和自我麻醉的生存方式。

這些用來救贖平淡生活的小勝利,可以是在繁忙時間成為最後一個擠進地鐵車廂的乘客,可以是以半價吃自助餐,也可以是在網上的討論區慷慨陳詞;各適其適,最重要的是「自我感覺良好」。在這樣的標準下,令WhatsApp「跪低」無疑是小勝利之中的大勝利。

對建制來說,偶爾發生WhatsApp「跪低」一類事件,給市民積壓的不滿通通氣,讓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熱情得到宣洩,只會有百利而無一害。在現行制度下,大多數人被少數的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剝削、操縱和勞役。這種制度的最大功能,是對現狀進行永無休止的鞏固和複製;並且製造一種錯覺,叫人相信現狀是無法——也不應該——一下子改變。任何改變必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否則整個社會——不只是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馬克思認為,沉默的大多數接受或至少默許這套論述,因為提出這套論述的政府擁有管治和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而他們的思想經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無所不用其極的操縱,也會產生一種「維持現狀符合社會最大利益」的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其實這也是人性使然:人天生有一種抗拒改變的「惰性思維」(intellectual inertia),變是需要理由的,不變卻不需要理由。這使得他們成為對當權者、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非常有用的傻子(useful idiots)——他們以任勞任怨和逆來順受去維護一個把他們剝削到極致的制度。

WhatsApp讓步,社交網站的動員能力功不可沒。越來越多人相信,社交網站是推翻獨裁和反抗暴政的犀利武器:它打破時空的限制,將人與人,以及思想與行動,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不管是用來政治動員、互通消息,還是拆穿政府的謊言,皆無往而不利。

也有人覺得這是一種對新科技和新發明的盲目樂觀主義。暢銷書《網絡妄想》(The Net Delusion)的作者Evgeny Morozov將那些對網絡通訊的解放潛力深信不疑的人,稱之為網絡烏托邦(cyber-utopianism)的信徒。他指出,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所有通訊技術可以用來行善,亦可以用來作惡,本身並無反強權和反暴政的親民本質。

無論如何,作為一種通訊技術,互聯網遠較電報、電台廣播、電視、傳真機、固網和流動電話優勝,因為它以多人對多人(many-to-many),而非一人對多人(one-to-many)的幾何結構運作。至於由互聯網衍生出來的面書和推特一類社交網站,所使用的更是一種嶄新的聯繫技術(connecting technology),大大提升個人與群體互動的質量,以及他們參與和影響社會事務的能力。如此大規模、跨階層,以及每日都在進行的「給力運動」(empowerment movement),必然會產生深遠的政治後果。

2013年2月28日星期四

林沛理: 奧斯卡與大美國主義 




好萊塢表面開放,但骨子裏的大男人、大美國和大好萊塢主義其實從來沒有改變過。

本來不想寫奧斯卡。寫評論應該緊扣社會脈搏,卻不必為了趁熱鬧而給題材牽著鼻子走。

更何況,說穿了,直播給全球觀眾看的奧斯卡頒獎禮,不過是好萊塢電影工業一招自吹自擂的市場推廣特技(marketing stunt);對它認真看待,就是不自覺地幫好萊塢鞏固它的文化霸權。

奧斯卡金像獎的主辦單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所做的事情,其實是將優秀的標準一年復一年拉下去,即英文所說的define excellence down。

以今年為例,如果它真的懂得分優辨劣,最佳影片就不會是《Argo救參任務》(台譯:《亞果出任務》;中國大陸譯:《逃離德黑蘭》)。影片緊湊、流暢,但亦僅此而已。片中流露的小聰明,較之同獲提名最佳影片的奧地利片《愛》(Amour)所提供的深刻的愛的教育,簡直是隔靴搔癢。

《愛》以不帶半點感傷的筆觸寫人的老朽、衰敗和身體敵不過時間,導演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借一個老夫老妻不離不棄的故事拍出生活的悲壯。對男主角尚—路易.杜迪昂(Jean-Louis Trintignant)來說,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生命(His wife is his life),而生命太艱難、太棘手,所以必須以堅強、堅韌不拔的方式回應。這套電影告訴我們,所有的愛都是艱難的(All love is tough);要愛,就要狠心,要吃得苦。

當然,《愛》拍得更好,也不會黃袍加身成為最佳電影,因為它是一套美國人要看字幕才能看得懂的「外語片」。去年的最佳影片《星光夢裏人》(The Artist)是法國電影,但它是一套向好萊塢默片致敬、沒有對白——即沒有語言隔閡——的「仿默片」。奧斯卡頒獎禮既是好萊塢一年一度沾沾自喜、自鳴得意的大型活動,自然對恭維好萊塢的電影特別青眼有加。《Argo》講善於弄虛作假的電影人怎樣介入政治和改變歷史,其實是轉彎抹角地大大恭維了好萊塢,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諸公又怎可能不看得心花怒放?

近年,好萊塢表面上趨開放,但它骨子裏的大男人、大美國和大好萊塢主義其實沒有變過。二零一零年,嘉芙蓮.碧格露(Kathryn Bigelow)憑《拆彈雄心》(The Hurt Locker)一片成為史上首個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女性。諷刺的是,碧格露電影的陽剛,以及對戰鬥和戰爭的狂熱——美國人稱之為gung-ho——較男導演的作品有過之而無不及。她今年獲提名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話題之作《追擊拉登行動》(Zero Dark Thirty),講一個中央情報局女分析員鍥而不捨要置拉登於死地,她向負責暗殺行動的海豹突擊隊隊員說,「要殺死拉登,要為我殺死拉登」。跟這個身形嬌小、面色蒼白、但有鋼鐵意志的復仇女神比較起來,她的男上司和男同事都成了男子氣不足的男人(not man enough)。試比較這個分析員與《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裏面的女特工角色,誰比男人更男人(more man than man)是顯而易見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諸公史無前例地把最佳導演獎頒給碧格露,大概是把她當成了「自己人」(one of us)。

李安兩奪最佳導演獎,華人之光的帽子又往他頭上蓋,問題是他的得獎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究竟蘊含了什麼中國文化的內涵,又或有多少中國元素在內?這套電影的「靈魂」來自加拿大作家馬特爾(Yann Martel)的同名小說,他的「肉身」是好萊塢先進科技與頂尖製作團隊的結晶。影片的外景拍攝場地包括台灣,但這完全無關宏旨,甚至可以說是「附帶發生的」(incidental)。

李安為何獲最佳導演

《少年Pi》是一套由印度演員主演、關於一個印度少年成長和冒險的故事。影片的奇幻,建基於一種對印度文化、印度哲學,以至印度風土人情的著迷。從此片受重視的程度可見,同屬文明古國,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印度「軟實力」的重視和嚮往遠超過中國。事實上,西方對印度的玄學和靈修入迷並非始自今天。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披頭四已經是瑜珈和冥想的信徒,英國導演大衛.連治(David Lynch)自二零零一年完成《迷失荒蹤》(Mulholland Drive)一片後,更四出奔走,全力向世人推廣來自印度的「超凡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對不少西方人來說,印度是生活的智慧之泉(fountain of wisdom)。李安明乎此理,所以能夠再奏凱歌。

2013年2月21日星期四

林沛理: 美國首位女總統?




美國人心理上還沒有做好準備接受一位女總統,國務卿一職恐怕是希拉里最大成就。

六十五歲的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卸任國務卿,她掌管有七萬員工的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e)四年,曾經是世上最有權力的女人,但畢竟只是女人;而政治,說到底,仍然是男人做莊家的遊戲。

希拉里聰明絕頂,能說能幹不比丈夫克林頓遜色。可是,在表面開放、內裏保守的美國政壇,她很快就碰到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恐怕國務卿一職已是她的最大成就。

四年前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機關算盡的希拉里在陰溝裏翻船,輸給不見經傳的參議員奧巴馬,其實完全有跡可尋。從美國的電視節目和好萊塢電影可見,大多數美國人心目中,一個堅定不移、作風強悍並且有決斷力、能夠在危急關頭毫不含糊地對敵人迎頭痛擊的女總統,絕對較一個在道德上高人一等(morally superior)和在能力上勝人一籌的黑人總統更無法想像。

知名黑人演員摩根?弗曼(Morgan Freeman)曾經多次在好萊塢電影扮演總統,甚至上帝的角色。電視片集《二十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是那個像美式足球員一樣高大、面對恐怖分子襲擊毫不示弱的黑人總統。反而最後一季的女總統,卻因為好大喜功和感情用事,遭到自己女兒出賣和恐怖分子威脅,直接危害國家安全。

美國電視台ABC播出過一套以美國第一位女總統治國做賣點的電視劇《三軍統帥》(Commander-in-Chief),但只播了一季就遭腰斬,不論口碑或者收視率皆遠遠落後於播足七季、講一個男性總統在他的一班幕僚輔助下治國的《白宮群英》(West Wing)。

在另一套好萊塢電影《強復者》(The Brave One)中,茱迪?科士打(Jodi Foster)飾演的角色是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她親眼目睹未婚夫被流氓殺害,自己亦被暴徒弄得死去活來。康復後,她發現自己變成另一個人:一個手持槍械,在黑夜中尋找復仇對象並嚴懲街道惡霸的正義執行者。這樣的一個在道德上曖昧與在心理上不平衡的角色,與其說是強者,倒不如說是一個假裝成強者的弱者,在保護她的男性缺席下,失去理智而變成了復仇天使(avenging angel)。這個角色,與Maggie Q在電視片集《Nikita》飾演的殺人機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此觀之,流行文化早為美國人作好心理準備,由一個黑人而非女人去扮演美國總統這個至為重要的角色。四年前奧巴馬與希拉里在總統大選中皆強調自己是改革的使者(change agent),但實情是:要選民接受奧巴馬,只是要他們迎接一種「已經發生的改變」(the change that has already come);要他們選希拉里做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卻是要他們發動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

精神分析學鼻祖佛洛伊德認為,父權是人類文明唯一且必然的模式,而母權則只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已。他終其一生一再表示不夠了解女人,常常問自己也問別人,女人究竟想要什麼(What does a woman want?);甚至將女人形容為神秘不可知的「黑暗大陸」(dark continent)。

然而你不需要是佛洛伊德的信徒,只要是個男人,也很容易將女性視為不如男人的「第二性」和「附屬性」。「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女人是道德上的次等人,因為她讓她的喜惡左右判斷,沒有男人那種願意為自己的信念赴湯蹈火的正義感。

更重要的是女人天生的性慾(sexuality)與自戀(narcissism)使她成為水性楊花的紅顏禍水。由此看來,所有女人都是有罪的,除非她們的清白能夠得到證明(all women are guilty unless proved innocent),因為在她們「行差踏錯」之前,父系社會的父權文化早已定了她們的罪。

2013年2月7日星期四

林沛理:金融海嘯和無罪欺騙




金融衍生工具導致的金融海嘯,其實是資本主義容許的貪婪和「無罪欺騙」的極致。

西諺有云,犯錯乃人之常情(To err is human),其實不肯認錯又何嘗不是?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有保護自己的防衛機能,懂得用視而不見(denial)、合理化(justification)和自欺(self-deception)種種手段拒絕認錯和面對現實。社會越進步,越文明,人死不認錯的技巧就越高超。

堂而皇之又不著痕跡地推卸責任,既是政客的慣技,也是職場的生存之道。沒有一個從政和善於玩辦公室政治的人,會對所謂「怪罪遊戲」(blame game)陌生。危機管理必定要做的,就是召開「腦震盪」會找代罪羔羊,行內人稱之為「blamestorming」。

有 時涉及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和長遠利益,又或制度本身的缺陷和不公平,與其認錯,不如諉過於天。誠實與勇於認錯本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和理想的民族性格,第一任 總統華盛頓的櫻桃樹故事已成美國的開國神話(foundation myth)。可是,美國今日政經強人的「認錯基因」似乎越發薄弱——不管是位高權重的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還是前總統小布殊或他的繼任人奧巴馬,認錯皆 非他們的強項。

他們口徑一致,將因美國企業與金融機構過度借貸和投機造成的全球信貸危機、信心崩潰、市場失效和企業倒閉,稱為百年一遇的 「金融海嘯」(financial tsunami),目的是想世人相信這個危機就像二零零四年印尼地震引發的南亞大海嘯一樣,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然大災難,因此無可避免,亦無人需要負 責。

這當然不是事實。全球金融危機是人禍而非天災,它的發生源於美國的霸權和資本主義的本質,以及過去二十五年來三大趨勢的相互影響:全 球經濟一體化、信貸過度膨脹及各國特別是美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放鬆監管(deregulation)。「金融海嘯」是個不折不扣的「誤稱」 (misnomer),因為它鼓勵我們做鴕鳥,拒絕正視事情的本質和真相。的確,如果全球金融危機有甚麼重大啟示的話,就是它暴露了一直以貪婪和自利做基 石的猖獗資本主義(rampant capitalism)的犯罪本質。

一直以來,激活資本主義的,除了是保障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和自由 市場與貿易之外,就是存在於每個人腦海之中對財富的憧憬和想像。資本主義鼓勵、甚至獎勵所有人以法律容許的途徑,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和賺最多錢。問題是合 法不等於合情合理和合乎道德公義。早在一九五八年,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已在《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一書中,提出「無罪欺騙」(innocent fraud)的概念。事實上,在今日社會無孔不入的廣告資訊,根本就是一種赤裸裸的「合法謊言」(legalized lying)。

從 這個角度看,各式各樣的金融衍生與債務融資工具,以及它們的投資與銷售模式,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一直容許的貪婪和「無罪欺騙」的一種極致和大規模的表現形 式而已。它與龐氏騙局(Ponzi scheme)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是一種合法、獲社會認可的致富手段,因此廣為金融機構所採用;而後者則被界定為犯罪行為。

其實人誰無 過,最不可原諒的往往不是人所犯的錯,而是他為了掩飾錯誤和推卸責任而做出埋沒良心、觸犯法律,甚至出賣靈魂的事情,英文謂之「the cover-up is worse than the crime」。最經典的例子,是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為掩飾對水門事件知情,不惜一次又一次鋌而走險,視法律如無物,最終身敗名裂,黯然下台。

評 論人的工作是對世間的萬事萬物發表意見,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專業的「找錯人」(professional fault finder)。吹毛求疵和在雞蛋裏挑骨頭,是他的專業技能;得罪人是他的天職。他確信自己是對的,除非找到無可辯駁的相反證據(irrefutable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到那個時候,他就應該表現出肯認錯和改過的勇氣。這就是評論人的風度、自知之明與理智上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當今之世,一臉正經堅稱自己「永遠是對的」(若不計算不斷打投訴熱線的消費者),大概就只有教皇一人;但即使是教皇的所謂「Papal infallibility」,也只是指他闡述教義絕無錯誤而已。


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指出,一般而言,法律上任何人也不應以誹謗性言論詆譭他人,因此每個人哪管是特首或普通市民,也有權透過法律途徑,去阻止誹謗性言論影響自己的聲譽。

學者﹕倘非全失實 法庭傾向信納被告

不過,張達明續指出,由於當權者、公眾人物一定程度受社會監督,法庭在處理誹謗案時,除非言論完全是失實或歪曲,否則會較傾向信納被告提出公允評論作為辯護。

梁振英參選特首選舉時,便曾指《成報》不實報道他與「明天更好基金」行政總裁鄧淑德的關係,草擬律師信,要求該份報紙在網上刪除有關報道,及刊登他發出的澄清聲明,最後《成報》刊登澄清聲明。

高官就涉誹謗言論出律師信並非首次,《東周刊》在2001年11月刊登一篇名為〈御廚爆大鑊 出版商縮沙〉的文章,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自掏腰包,以個人身分向周刊發律師信,指報道內容涉及難造、有誹謗成分,12月《東周刊》刊登全版道歉啟事,並向他賠償12萬元及律師費,曾蔭權將賠償捐給公益金。

2013年1月31日星期四

林沛理: 放手是成長的開始 




非洲例子發現,父母的放任不管往往能培養出具備領袖才能的孩子,舊智慧值得現代家長借鏡。

大有可能憑《林肯》(Lincoln)一片破天荒摘下第三枚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英國演員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在自己選擇的行業揚名立萬,相信是很多望子成龍的父母心目中的成功典範。他們也許會問,路易斯的父親究竟做對了什麼,栽培出一個能成如此大器的兒子?

答案是「在適當的時候放手」。路易斯的父親是英國桂冠詩人塞希爾.戴.路易斯(Cecil Day-Lewis),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走開》(Walking Away)中,最後一段寫父母忍痛讓子女離開,蘊含養兒育女的大智慧,值得中國大陸的「一孩父母」和香港的所謂「怪獸家長」細讀:

更痛苦的分離,也不如它那樣

仍舊啃進我的心裏。也許這表明了

只有上帝才可以讓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走開是成長的開始

而放手就是愛的證明

(I have had worse partings, but none that so

Gnaws at my mind still. Perhaps it is roughly

Saying what God alone could perfectly show

How selfhood begins with a walking away,

And love is proved in the letting go.)

放手不是不管,只是要子女成才,就要放手讓他們犯錯、犯規,甚至犯險;因為犯錯、犯規和犯險是塑造個性和建立自我(character building)的最有效方法。痛苦比快樂教曉我們更多(Pain teaches us more than pleasure.),這個事實,每個成年人其實都心裏有數。以《槍砲,細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與《大崩壞》(Collapse)而廣為世界認識的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作《昨天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也提出類似的觀察。

戴蒙德挾數十年的田野調查經驗與一絲不苟的資料搜集,向讀者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夠從傳統社會中學到什麼?」進步,難道不是一個有如時間般不斷向前展開的線性過程?《昨天前的世界》卻告訴我們,原始社會用來解決人類普遍性問題的方法,諸如扶養小孩、照顧老人和解決爭議,頗值得自豪於文明進展的現代人借鏡。

戴蒙德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發現,非洲的傳統遊獵採集社會(hunter-gatherer societies)沒有「children-safe」(保護孩子免於危險)這個概念,為數不少的領袖身上都有被火灼傷的疤痕。原來他們在幼兒期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玩火、玩利器,玩什麼都可以;父母極少干預和懲罰。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與危險為伍,常常弄得遍體鱗傷。可是,他們同時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長大後變得成熟、穩重,既剛毅果敢又深思熟慮,這些特質令他們成為眾人尊敬的領袖。哲學家尼采的名言「再痛苦難堪的經歷,只要沒有令你垮下來,就會令你更厲害」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似乎在他們的身上得到證實。

這徹底顛覆了父母應該把孩子「隔離到安全地方」(put children out of harm's way)的傳統智慧。為人父母(parenting)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懂此道者不僅可以作育英才,並且能夠造福人群,為整個社會、國家、民族,甚至全人類作出貢獻。可是,很奇怪,香港的正規教育(institutional education)對此關乎人類福祉前途的重大課題似乎無甚興趣。大學既無「為人父母學」一科,社會就自然缺乏「為人父母」的專家與權威的供應。於是養兒育女之道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禮失求諸野,「教人怎樣做父母」遂成暢銷書的一大品種。稱他們做「怪獸」也好,叫他們的孩子做「港孩」也好,可憐的家長一概不以為忤。只要學得家長之道的一招半式,他們於願足矣。

為人父母之難,在於一副血肉之軀突然被賦予「近乎造物者的權力」(godlike power),對另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哀樂,以至前途和幸福,操生殺之大權。卑微的人類要扮演上帝,就像低下的蒼蠅要做人一樣,難免自慚形穢,每天都在誠惶誠恐之中度過,怕的是自己今日一時的行差踏錯,會成為孩子將來的抱憾終生。倘若養兒育女有一種萬試萬靈、萬無一失的萬全之策(one best-way approach),則天下的父母從此可安枕無憂矣。

2013年1月24日星期四

林沛理: 高峰墜落的公關災難 




從阿姆斯壯到余秋雨,都要面對從高峰墜落的失寵過程,以及難以挽回的公關災難。

西諺有云:個兒越大,摔得越重(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er they fall)。自行車之王阿姆斯壯(港譯岩士唐,Lance Armstrong)以超乎常人的意志擊退病魔,更連奪七屆環法公開賽冠軍,史無前例;卻被揭發是服食禁藥的癮君子,又是一個用謊言來掩飾謊言的「連環撒謊者」(serial liar)。他由高峰墜落的失寵過程,所謂「fall from grace」,其急速徹底、充滿戲劇性和無法挽回,用「驚心動魄」四字來形容並無誇張。

在中國也有一位仁兄,由德高望重的首富作家和權威學者,淪為網民口中的「年度人渣」。

薩伊德(Edward Said)在《知識分子群像》(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書指出,公共知識分子不是要在公眾面前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而是以獨立人士和外人(outsider)的身份,向公眾和為公眾(to the public and for the public)陳述他的觀點和信念。在這個意義上,余秋雨從來只是扮演角色的公眾知識分子(public's intellectual),而非拋頭顱、灑熱血,將公眾利益置於一己利益之前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他這類電視觀眾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和學術明星,最需要的不是學術自由或者傳統文化的滋潤,而是讓他們可以盡展所長的強勢媒介——電視。作為電視節目知識問答環節的評委常客,鏡頭前的余秋雨總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但我就是不相信,一個人不可能是這樣巨細無遺地博學的。他大概只是在每次節目播出前把題目和答案背誦得熟極而流,如此而已。更何況在現今這個網絡世紀,余秋雨在鏡頭前展現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博學早已變得無關宏旨。無論一個人怎樣博學,他可會較互聯網知道得更多的東西嗎?在大部分知識都變得伸手可及的時代,我們有必要為「博學」這一詞再作解說——所謂博學,可能只是懂得利用電腦,在互聯網上尋找資料和掌握知識而已。

然而日久見人心,余秋雨的真本色和真面目,其實早已在世人面前無所遁形。在零八年京奧揭幕前幾星期,他在電視台侃侃而談,解釋愁雲慘霧的汶川地震可以怎樣與喜氣洋洋的北京奧運「取得協調」。

他說北京奧運可以用最漂亮的方式,弘揚最微弱生命呈現出來的尊嚴。以生命作為主軸,「五一二」與奧運就連接起來。他接著以說書人的口舌,非常生動地講述了兩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在地震廢墟中被救出的小男孩在病床上說出京奧的理念——「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又把電視記者那個話筒當做奧運火炬。余秋雨用讚賞甚至歌頌的口吻說:「從廢墟裏面拯救出來的生命,期望的是奧運這樣精采的生命。」

之後余秋雨再侃侃而談他的第二個故事:另一個也是從災區中救出來的小男孩最崇拜劉翔。他在傳媒的安排下與劉翔通電話,祝福劉翔要跑得更快。果然劉翔又(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他首先聽到的是那個小男孩的聲音。在用如此充滿電影感(cinematic)的方式把故事說完之後,余秋雨難掩一臉志得意滿之色地說:「你看,這麼巧妙的搭建了『五一二』與奧運之間的基本邏輯。就是生命,最微弱的生命和最精采的生命。生命微弱的起點和生命輝煌的高點,在幾個月之間快速的走完了。所以我說,在生命的意義上,二零零八是精采的二零零八。」

這是不折不扣的「公關辭令」(PR speak),難怪他會在博客「含淚勸告請願災民」,公開呼籲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失子女的家長要「識大體、明大理」,不要被反華媒體利用。在一個專為京奧應付傳媒和包裝形象、對媒體的負面報道(bad press)避若蛇蠍的「公關大師」眼中,請願災民正在不自知地為國家和中央製造一場「公關大災難」(PR disaster),所以必須被直斥其非和嚴厲制止。

可是能醫者未必能自醫,一個善於對負面消息進行積極解釋的宣傳者和策劃人也無法擺脫有關自己負面報道的困擾。一個願意用他的學問和才智去「處理事實」和利用傳媒的「軌道」來影響公眾的博古通今的飽學之士,最終也無法靠塗脂抹粉和故弄玄虛來脫身(spin his way out)。中國的網民眼睛越來越雪亮,信焉!

2013年1月17日星期四

林沛理: 也斯是香港世界級作家 




從也斯作品,世界得以認識香港。對於香港中文寫作長期被邊緣化,也斯始終意難平。

最後一次見也斯,是去年香港書展以嘉賓講者的身份,出席一個向他作為年度作家致敬的活動。

當天發言和朗誦他作品的有瑞典學者、德國評論家、日本教授和法國詩人。說也斯是香港的世界級作家(Hong Kong's World Writer),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

從也斯的作品,世界得以認識一個俗得可耐又生機勃勃、色香味俱全的香港。毫無疑問,在香港的作家之中,也斯是其中最life-affirming、擁抱生活和肯定生命的一個。也斯最好的作品——不管是詩、散文還是評論——洋溢一種令人喜出望外的「奇蹟感」(a sense of wonder)。他發現生活,就像發現奇蹟一樣。他是這樣寫苦瓜的:

「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裏

堅持另一種口味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語言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他是這樣寫豆腐的:

「於是他也說要吃豆腐。

於是我們就說起吃豆腐,就像詩中說的那樣,說起各種各樣的豆腐,說到可以從中榨出清酒的高野豆腐、加上各種鹹辣調味的豆腐,最後甚至說到燙熱了泥魚鑽進去的豆腐!

唉,我們本來不是說要修心養性,只吃一味湯豆腐的嗎?」

這個「唉」不是抱怨,而是讚嘆。生活的面首三千,它無盡的變化、多樣化和多變性——艾略特稱之為「the infinite variety of life」——喚起也斯的好奇心。美國小說家費滋哲羅(F. Scott Fitzgerald)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形容新移民初到貴境,第一眼看見美國,發現新大陸的雄奇壯麗,與他們的驚嘆能力不相伯仲(commensurate to his capacity for wonder)。也斯樂此不疲地寫香港,因為他在這個城市找到與他的「capacity for wonder」相稱的「infinite variety」。

也斯對於香港的中文寫作長期被邊緣化,始終意難平。去年四月香港大學的陳婉瑩教授設宴款待英國歷史學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席上討論最激烈的題目是美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我們坐在可以飽覽香港夜景的館子,但「香港」兩個字在談話中鮮有提及。當天也斯說話不多,但所說的每一句話,幾乎都與香港有關。

問題是香港有資格為它的中文寫作被邊緣化叫屈嗎?它自己何時善待過它的作家?

也斯離世,「一代詩人」和「偉大文學家」的高帽紛紛往他的頭上蓋,但他離世前幾年,連一個比較穩定和接觸面廣的發表平台也沒有。也斯不止一次告訴我,今天不少報章文化版的編輯不僅沒有讀過他的作品,就連他是誰也不知道。

這當然是資本主義和消費社會對認真的寫作人——更遑論嚴肅的文學家——的「標準待遇」(standard treatment)。在一個混淆價格與價值、靠知名度的高低來分優辨劣的「笨下去社會」(dumbed-down society),作家永遠不會是那隻怒吼的獅子(roaring lion),只會是蹲在地上的小狗(underdog)。即使是最優秀、最萬中無一的作家,也不會得到足夠的認同和尊重,香港如是,西方社會也一樣。

八十一歲的加拿大作家門羅(Alice Munro)是當今最傑出的小說家,她的短篇將神話的深刻、寓言的雋永和故事的精采共冶一爐。在她的筆下,生活平凡的一面是一隻頑皮的貓,會突然撲向你,令你措手不及;而生活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卻是一個害羞的女孩,靜靜坐在那裏不發一言。然而這樣一個優秀的作家,連一個三流電視劇演員的知名度也沒有;比起好萊塢的大明星,她簡直是不見經傳。

我們其實不必介懷。卜戴倫(Bob Dylan)說得好,沒有人因為出名而變成不朽(No one achieves immortality through celebrity.)。作家在生前能享大名和賺大錢的只屬極少數,但只要他們用心寫作,總會有一些東西給保存下來留給後世。作家靠他的作品生存下去(A writer is survived by his writing)就是這個意思。

我很相信,一代接一代的人會繼續讀也斯的作品,並在閱讀的過程中同時發現香港的「infinite variety」和也斯的「capacity for wonder」。

2013年1月10日星期四

林沛理: 《紐約書評》對香港的啟示 




《紐約書評》已經有五十年歷史。它的深度與視野,對香港的文化發展帶來?示。

今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文化評論刊物《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創刊五十週年。半個世紀以來,《紐約書評》刊登的,與其說是書評,倒不如說是論文(essay)、評論(criticism)和論述(discourse)。

舉個例,去年十二月六日出版的一期,《愛爾蘭時報》劇評人歐度(Fintan O'Toole)評耶魯大學出版社的新書《李察?波頓日記》(The Richard Burton Diaries);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探討的,其實是演戲這門藝術的曖昧和矛盾本質。波頓的日記充斥對演戲的鄙夷與憎恨,但他是一個了不起、非凡甚至偉大的演員,正因為他懂得怎樣將這種鄙夷與憎恨放進他的演技。歐度如此形容他在電影《哈姆雷特》(一九六四)其中一幕令人神為之奪的演出:波頓飾演一心要復仇的王子,遇上一班戲子,而他們正在演出的,就是他父王被殺的一幕。他們靠演技「想像」和「虛構」出來的澎湃激情,與哈姆雷特收到父王死訊之後的呆滯和漠然構成強烈對比。歐度說波頓在這一幕的演出令人嘆為觀止,因為他同時讓觀眾看到演戲的荒謬以及他對這荒謬藝術的駕馭能力。在歐度眼中,這影史上難忘的一幕是波頓一人的荒謬劇場(theater of the absurd),《哈姆雷特》的精髓,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劇場的虛無主義精神盡在其中。

這是《紐約書評》作者的典型思考軌跡——從介紹一本書出發,進而評論書的作者在其所屬範疇的地位、成就、價值和意義;又或對書的題材、主題作深入的探討和挖掘。《紐約書評》的主力作者——順手拈來就有赫赫有名的奧茨(Joyce Carol Oates)、羅辛(Charles Rosen)、門德爾松(Daniel Mendelsohn)和施奈恩(Cathleen Schine)——無一不是目光如炬的「超級讀者」。

馬克吐溫說,識字而不讀書的人,較之不識字的人,其實佔不到多少便宜。長期看《紐約書評》這些super readers怎樣讀書,才知道原來讀書而讀不懂、讀不通的人,較之不讀書的人,其實也佔不到多少便宜。

《紐約書評》已經有五十年歷史,香港何時才有一本堪稱相當的雜誌?五年前面世的文化月刊《瞄》(Muse)有一個全方位評論香港文化藝術的部分名為「Voices」(嗓音或發言權),就是要向《紐約書評》致敬和偷師。整體而言,「Voices」發表的影評、書評、劇評、舞評、樂評,以及建築與視覺藝術的評論,與《紐約書評》的文章比較,當然無法望其項背;可是,身為《瞄》的主編,我還是不無偏見地認為,出版了四十七期的《瞄》,是香港文化史上對《紐約書評》最意味深長的回應。

從一開始到結束,Muse努力要做到的,是一本「有深度的人辦給有深度的人看」的文化雜誌。所謂深度,包括思想水平與語文能力。讀者作為消費者,當然有權選擇看什麼雜誌和買什麼雜誌;但其實雜誌在制定編輯政策、設計內容和運用寫作語言的時候,也在無形中篩選它的讀者。Muse用英文來寫道地的香港,又在英文之中加插時而頑皮跳脫、時而一針見血的中文,本來是要投射出香港文化獨特的本土色彩(local colors)——中西合璧是香港文化的要素,一如華洋雜處是香港社會的特徵。可是,當我們嘗試將這些要素和特徵,以中英夾雜的語言,轉化為一種獨特的香港閱讀經驗時,卻馬上變成了「英語出版界中的異類」和「本地文化中的怪胎」。這種雙重的「邊緣人身份」,註定了Muse要走進少數他者(minority others)的場域。我們沒有足夠的廣告,因為廣告商和廣告公司覺得我們不可思議和無法理解。我們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因為本地媒體和文化人覺得我們是非我族類。

關於這一點,我的體會特別深刻。我所認識的文化人之中,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對Muse讚不絕口的;特別是當他們知道這本雜誌的經費百分百來自私人投資,幾乎都要站起來脫帽致敬。可是,除了李歐梵、張灼祥和令人懷念的也斯幾位之外,就是沒有見過多少人與它進行任何形式的「文化對話」。於是,Muse變成了一本個個讚賞卻沒人談論的雜誌(a magazine that everybody admires but nobody talks about)。在這個意義上,Muse兩年前停刊,是對香港文化以至香港社會的含蓄批判(implicit critique)。

2013年1月3日星期四

林沛理: 莫言的委婉和遁詞 




莫言把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歷史傷痕「非敏感化」,往往不過是對政治謊言的掩飾。

我討厭人侮辱我的智慧,即使那人手上拿的,是光芒萬丈的諾貝爾文學獎。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莫言到瑞典出席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順道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瑪格納禮堂演講。他說:「文學遠遠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這番話出自政治觸覺敏銳、深懂生存之道的莫言口中,就像半點紅唇萬人嚐的名妓要把自己裝成一株含羞草,如此荒唐的天真太不可信。

西方的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將東方描繪成愚昧、野蠻、落後又充滿異國風情的他者和黑暗大陸,以突顯西方文明的優越,並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提供冠冕堂皇的藉口;這是薩伊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立論。

父權社會的文化商品,以不同方式展現男性對女性的歧視和物化(objectification),以及種種施加於她們身上的暴力。在女性主義者的心目中,文學不清白,藝術非無辜,因為它們的內容往往複製和再現了存在於真實世界的不平等兩性關係。

用莫言必定耳熟能詳的馬克思的話來說,政治與文學同屬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的構成部分,兩者的關係當然是互為補充和相輔相成,多於互相抗衡和互相排斥。莫言歌頌的毛澤東,在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不是說過一切文學、藝術和新聞等上層建築必須為政治服務,以及服從黨的領導嗎?

莫言為生存、為寫作、為出人頭地而選擇折腰、妥協和逢迎,也許不光彩但情有可原。可是,當他站在榮譽的頂峰,卻忽然天真起來,當世人是任由他洗腦的傻子,這不是勝利沖昏頭腦是什麼?

莫言說政治教人打架,文學教人戀愛,實情是政治可以教文學打架,也可以教它戀愛,莫言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證。莫言並不迴避中國自共產黨執政以來血淋淋的近代史,但他用黑色幽默來代替政治批判,只談人的動物性而絕口不提權力的本質。《豐乳肥臀》的?事橫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史,但莫言對歷史事件、政治運動和大?述皆沒有興趣,他要寫的是一個男人對女性胴體的迷戀。《生死疲勞》用介乎鬧劇與荒謬劇的筆觸寫文革的批鬥,其中一幕受害者被指與驢子性交並使其成孕,批鬥在群眾的喧鬧和嘻笑中進行和結束。

很明顯,莫言是要將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歷史傷痕「非敏感化」(desensitize)。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的歷史小說是不折不扣的遁詞和委婉詞(euphemism)。本來委婉語是人類使用語言過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既是一種修辭方法,也是一種社交技巧,幫助我們用較為禮貌和含蓄的方法,去提及甚至談論某些令人不快或尷尬的事情。可是委婉語的政治性使用,卻通常是一種愚弄群眾、隱瞞真相的操縱行為。關於這一點,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政治與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中早已說得非常清楚明白。他指出,委婉詞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模糊、蒼白和沒有顏色。它一方面要扼殺我們的想像力,另一方面又企圖抹去我們的記憶。它彷如文字上的義肢(verbal false limb),裝在原本健全卻遭摧殘的日用詞彙之上。

其實,委婉詞本身就是一個委婉詞,它往往不過是謊話的掩飾而已。在奧威爾膾炙人口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裏,統治者透過消滅舊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來控制人民的思想。這不是杞人憂天或者神經過敏;統治者、執政者和侵略者最擅長的,就是用語言來隱藏、粉飾和合理化它們在運用權力時的兇殘、錯失或荒謬。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的大獨裁者斯大林假革命之名實行種族清洗,將大批蘇共幹部和老百姓囚禁於西伯利亞勞改營加以殘酷折磨。他在西方的支持者為他辯護,說「不把蛋打碎,哪得煎蛋餅」(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意思是革命是大事業,畏首畏尾則大事難成。

這種「革命性的委婉語」到今日仍然大有市場。美國侵略和佔領伊拉克,布殊政府和美國傳媒異口同聲地稱之為「解放」(liberation)。以色列以高壓手段管治巴勒斯坦人,美國政府袖手旁觀,時任國務卿賴斯說國際社會無需慌張,它看到的不過是「中東新秩序誕生的陣痛」(birth pangs of a new Middle East)。這種近乎文學語言的措詞和修辭壓制我們的想像,使我們無法從有關的名稱與描述中聯想到真正發生的事情與事實的真相。文學教人的,豈止戀愛那麼單純!

2012年12月27日星期四

林沛理: 香港文化霸權的獎座 




無綫電視向旗下藝人頒發獎項,引導他們服從,也藉此鞏固其建立多年的庸俗文化霸權。

莎士比亞的名言﹕世界是舞台,男女皆演員(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可是演戲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名演員李察.波頓(Richard Burton)在其最近整理成書出版的日記寫道,演員幹的是妓女的行業(a whore's profession),搔首弄姿,塗脂抹粉,就是為了要取悅他們的恩客(觀眾)。

被舉世公認是近代最優秀的電影演員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對演戲同樣有一種發自肺腑的鄙夷與輕蔑。他說,他演戲就像別人修理汽車和清潔廁所一樣,只是為了餬口;又自言是一個獲獎最多的二流演員(most decorated second-rate actor)。

想到這些,是因為看到香港電視藝人黎耀祥在無綫電視(TVB)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中獲頒最佳男主角之後,那副志得意滿的樣子。黎耀祥本來是個好演員,往往能夠像變色龍融入環境那樣進入角色,演貪財好色的市井小民更是一絕。可是近幾年來,他只是吃力地去演一個角色——視帝(電視劇最佳男主角)。看著他演義薄雲天的歷史人物,或者智勇雙全、有情有義的大丈夫,你恨不得走到這些電視劇監製的跟前,懇請他們放過觀眾,也放過黎耀祥。

管理學的「彼得原理」(Peter's Principle)完全適用在黎耀祥身上。他就像一個人見人愛的客戶服務主任,被擢升為分行經理,從此不用再面對客戶。換言之,他晉升到一個無法讓他盡展所長的職位。

所謂全民投票選出視帝視后,只是綽頭而已。電視台頒獎給自己的藝員,其實全無公信力可言。可是談到名利,名在利前,再當紅的藝人,也很想有人一本正經地告訴他們,演戲是嚴肅的藝術,而他們就是藝術家。按照心理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Psychological Needs),得獎可以一次過滿足自我形象(self-esteem)、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甚至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等一籃子的高層次心理需要,作用不可謂不大。

正因如此,狡猾的電視台懂得用獎項來收買服從的藝員和懲罰不服從的藝員。《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頒發的獎項成為了TVB對旗下藝員的有效管治手段。從市場推廣與品牌開發的角度而言,《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更堪稱價廉物美。拍過《一夜風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和《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等經典的導演卡普拉(Frank Capra)講過,奧斯卡頒獎禮作為一個「公關秀」(publicity stunt),是好萊塢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在這方面,TVB應該多謝有求必應的本地傳媒,它們總會「非常合作」地將這個「私相授受」、自己人恭喜自己人的頒獎禮,當成重要媒介事件那樣報道。

這當然也體現了TVB多年來在香港建立的文化霸權。你可以一直罵它的節目低能、弱智,甚至「腦殘」(braindead),它可以每年照樣大鑼大鼓地頒獎給自己,證明自己的製作有水準、藝員有演技。這種創造「另類現實」(alternative reality)的能力,加上不斷複製自己的能力,使TVB成為香港庸俗主義(Philistinism)的重量級拳王,打遍全城無敵手。

說到演技與演戲的本質,不能不提二零一一年柏林影展金熊獎的得獎電影《凱撒必須死:舞台重生》(Caesar Must Die)。這套片長僅七十五分鐘、大部分用黑白攝影拍成的電影,將莎翁名劇《凱撒大帝》搬上一個十分特別的舞台——羅馬專囚禁重刑犯的雷比比亞監獄(Rebibbia Prison)上演,而台上演出的也不是赫赫有名的大明星,而是該所監獄來自五湖四海、貨真價實的重刑犯。

令人驚嘆的,是這些人生閱歷豐富但全無演戲經驗的犯人,演繹兩千年前的陰謀悲劇《凱撒大帝》竟然頭頭是道。劇中幕幕探討忠心、出賣、傾軋、欺騙和坦然接受死亡的場面,在他們形神俱備的演繹之下,令觀者動容、甚至掩面痛哭!

演戲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偷雞摸狗、滿手血腥的犯罪生涯,是否就是做演員最好的訓練?演員跟騙子是否同業?罪犯和黑人物的演戲天份,是否來自他們的口是心非、表裏不一和那種職業所需的兩面性(two-facedness)?他們的生存本能以及對權力赤裸裸的追求,是否他們演繹人作為政治動物的最優越條件?演戲是將演員最真實的一面隱藏起來,還是展示出來?


賈選凝: 全球華人2012十大電視劇揭曉 

二零一二年的兩岸三地螢屏,在各自的文化語境中創造出了不少優質劇集。大陸有後宮戲的精良可觀,香港有警匪類型的再度演繹,台灣則有偶像劇的好看耐看,但同時觀眾也看到了不同地區在各自脈絡中所做出的精采突破。

電視劇向來比電影有更強的社會滲透力,它的播出方式決定了它的壽命比電影更長,所帶動的話題性和流行效應也更持久。二零一二年的華語電視劇生態,難得鮮明地呈現出了兩岸三地各自的文化特色與流行需求。歲末之際,回望過去一年中倍受歡迎的劇集,本身即是對陸港台螢屏文化的一場梳理。

● 二零一二年的華語電視劇中,收視最火爆、社會影響最廣泛的非《後宮甄嬛傳》莫屬,這部宮廷情感大戲三月下旬上星播出後便穩居中國大陸收視第一,更於同期被引入台灣,刷新了華視八點檔收視。「後宮」中的權謀永遠不朽,就像現實中的爭鬥永遠不衰。《甄嬛傳》的精良製作代表了目前大陸後宮劇的高超水準,依足歷史、古詩風韻的對白在戲外則被網民戲謔為「甄嬛體」——該詞還當選年度「十大新詞語」。「甄嬛」的意義不但超越了劇集本身,還打通了兩岸流行文化背後共同的情感。大陸與台灣觀眾同樣喜歡看權謀情愛、戲說歷史,清宮劇恆久不變的套路從未過時。該劇的收視成功也致使各大衛視輪番重播,有些電視台甚至二十四小時滾動播出。有趣的是,無論重播多少遍,只要再播《甄嬛傳》,不少「師奶」觀眾仍會看得津津有味。

●《天與地》在無線電視(TVB,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台慶獲「最佳劇集」獎項,本身便已映照劇情中所呼喚的「尊重民意」。儘管該劇首播於二零一一年尾的「砲灰檔」,劇情又不符合「師奶」口味,但時隔一年,TVB新引入的「一人一票」全民公投賽制,終於令這套網民公認的「神劇」實至名歸得到「最佳劇集」。《天與地》是近年港劇中難能可貴的佳作,劇情不但結連本土社會議題,更很好地詮釋出港人所珍視的自由與民主價值(亦因此在大陸遭禁播)。諸如「和諧不是一百個人說同一番話」等金句更隨該劇熱播,在網上廣傳。《天與地》就像一針熱血沸騰的強心劑,提醒人們在麻木求存之外,香港這座城市不該遺失正義的堅守和自由的信仰。TVB更響應民意,即將從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重播該劇——正如一個完美輪迴,當初《天與地》感動全城的大結局也是在一月一日圓滿收官。

● 二零一二年最火的台灣劇,是第四十七屆金鐘獎的最大贏家《我可能不會愛你》,該劇也成為台灣金鐘史上獲獎最多的劇集。這套由「八大電視」自製的都市偶像劇在二零一一年秋便已在台首播,但真正紅透大陸,則得益於一二年六月被湖南衛視引進。與一般走「王子公主」路線的台灣偶像劇不同,故事不做作發嗲——平凡一如都市男女的生活,女主角也有著接地氣的真實感。或許現實中很多女性身旁都有位默契勝於戀人的「異性好友」,於是劇情很輕易就虜獲了女性觀眾。台灣式偶像劇有一套固定的成功模式,但近年來的作品都太過程式化,《我可能不會愛你》恰恰在俊男美女的故事越發浮誇之際,將男女戀曲扎實地奏出了新意。因而該劇在大陸一經播出,便登上微博熱門話題風雲榜榜首。

●《彼岸一九四五》的台灣名字是《回家》。作為兩岸首部「合拍」的大型史詩劇集,該劇描述了抗戰結束之際,在大陸上下為勝利歡騰時,台灣卻有不少因被日軍強徵入伍、離開戰場後前途難卜的軍兵。亂世無常,個人的命運滄海一粟,台灣與大陸首度合作這類題材,且劇本的文學基礎與橋段設置都算精心。這種合作方式雖仍有待市場檢驗,但不失為「主旋律」紅色電視劇的一種可能性。該劇思想調性上抒發對「家的渴望」,實際上是對人們以往認知的反常規操作,「彼岸」並非以大陸為主體所表述的「懷鄉」,而從頭到尾都在講一個台灣軍人怎樣「回家」。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設定在大陸螢屏上極為少見——大陸紅色劇集從未將焦點放在對岸,所以這樣的突破或許也是一次積極嘗試。

●《心戰》承繼《天與地》的創作班底,懸疑追兇外加精神分析的劇情,顯然同屬TVB劇集的另類。該劇雖亦是探討人性,但其深度和所引發的社會效應就遠不及《天與地》,而人物設定中的「心魔」更仿效了港產片《神探》。《心戰》以探討沉淪為主題,使用舞台劇的「戲中戲」鋪設劇情張力,劇本內更大量引用了莎士比亞《暴風雨》等經典台詞,但這樣的暗喻和電影式的拍攝手法令傳統TVB受眾很不習慣,而在剖析人性層面,劇情追求陰暗氛圍卻不夠接地氣——舞台劇和魔術兩種表演形式在香港都很小眾,觀眾的代入感不足。如果說《天與地》水到渠成讓人獲得共鳴,那《心戰》便是過於刻意地高深莫測,不過仍可算是二零一二年頗有風格的一套港劇。

● 六六是中國大陸電視劇界的金牌編劇,《蝸居》、《雙面膠》等表現當下都市情感問題與社會問題的劇集都改編自她的小說,而《心術》亦改編自她的同名作品。十萬字的原著小說被她擴充為洋洋灑灑的七十萬字劇本,主題依然是都市人的情感生活,但劇情聚焦於大陸較少觸及的醫患關係問題。醫療劇在西方是非常成熟的類型劇,但在中國大陸卻由於醫務行業的敏感屬性,所以少見出類拔萃之作,可以看出《心術》希望在該方面作出的突破。六六將醫患問題和她最擅長駕馭的「第三者」、性交易等結合一處,立意具有現實關照,但最終效果卻低於觀眾在開播前的高度期待。原因在於該劇對醫務工作者仁愛、仁心、仁術的塑造過於誇張,太刻意打造醫護人員的「高大全」形象,而患者則被寫成製造問題無事生非,作為一套醫療劇,《心術》卻避開了體制缺陷導致醫患糾紛等尖銳的現實問題,使本可以挖掘得更深入的題材淺嘗輒止,不失為該劇令人失望的硬傷。而對社會現象有所觸及卻缺乏批判立場,實際上也是不少大陸電視劇的通病。

● 台視自製的偶像劇《罪美麗》雖然拍攝週期短,卻不該成為二零一二年兩岸三地優秀電視劇榜單上的遺珠。該劇由憑《我可能不會愛你》拿下金鐘獎最佳編劇的徐譽庭自編自導,講述一個孤女被三個酒家女收養,長大成人後周旋在一對父子給予她的「父愛」與「青春之愛」之間。徐譽庭寫「愛」,不同於大多台灣偶像劇編劇的小清新,她不但能捕捉到「愛」的複雜層次,也能寫出女性藉愛人與被愛所完成的成長。《罪美麗》在偶像劇的外殼下,對女性自主掌握命運有著很到位的書寫。值得注意的是,能在電視劇這樣的流行文化載體中,將女性世界中「男性的缺席」及其所造成的影響這種主題刻劃得細緻入微,相當顯示創作者功力。我們亦由此看到台灣電視劇文化中呈現的多元性——偶像劇並非只能千篇一律,而劇情仍可做得精采扎實。

● 平心而論,《雷霆掃毒》在TVB劇集中算是中規中矩,無功無過。時裝警匪劇是港劇的傳統類型,而該劇也集合了警匪劇的所有標準元素:黑白無間、明槍暗箭、動作場面等等。有別於TVB慣常使用的肥皂劇橋段,這套劇集沒有完全陷入正邪角色的臉譜化,而試圖將每個人物的悲劇都刻劃出層次。或許兄弟情義和情感抉擇的舊瓶中裝入虐戀的新酒並不算成功,但從觀眾的反饋來看,前十集至少還算有新意。

《雷霆掃毒》收穫的評價也很兩極分化——持正評的觀眾認為該劇作為類型劇,人物刻劃較有看點,而持負評的觀眾則無法接受劇情虎頭蛇尾、後半部分邏輯不夠合理。不過該劇所帶動起的討論仍反映出人們對其關注度較高。「警匪」無論在電影還是電視中都是香港特色最強的創作類型,但這也同時意味著尋求突破格外艱難,人們早已習慣了港劇中「臥底」、「亦正亦邪」等設置,所以儘管《雷霆掃毒》不乏各種劇情漏洞,仍能看出編劇刻意營造的一些峰迴路轉——不過效果就見仁見智。

● 大陸另一位金牌編劇高滿堂「工農商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以「商」為主題的《溫州一家人》是今秋央視螢屏上的重頭戲。當人們談論起溫州人時,總會冠以「暴發戶」等稱謂,這是因為人們潛意識中總認為溫州人「富」得太快。而該劇則頗有為溫州人正名的色彩——通過溫州一戶草根人家白手起家的創業史,折射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式商人」的創業道路。

《溫州一家人》位列二零一二年央視電視劇平均收視率之冠,播出後引發不少溫州企業家的共鳴。通過該劇,人們或許可以對溫州商人的致富過程重新作出審視:他們並非一朝暴富,而也是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開放政策還不明朗時,他們同樣經歷了與市場與命運的艱難抗爭。溫州人的致富精神是吃苦耐勞、不等不靠,而在對溫州精神的褒揚立場背後,該劇也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作了一場回顧。論及該劇的最大缺憾,或許是對溫州地域特性的忽略,畢竟看著劇中人物用京腔對白演繹溫州人的祖輩生活,難免令人質疑:這樣的溫州,究竟是記錄溫州的歷史,還是以北方為中心的一種「溫州想像」?

●《北京愛情故事》其實不只會發生在「北京」,放在二三線城市也同樣能引起共鳴。該劇一二年年初開播時,在各大衛視收視如虹,被網友稱為:「台詞給力,情節犀利。」「高帥富」、「矮挫醜」、「鳳凰男」、「拜金女」等當下時代中最鮮明的形象都在這套都市情感劇中出現,切實反映出了「漂」在大都市的年輕人生存狀態。近年來同類題材在大陸較為普遍,劇情大多表現年輕人的價值觀怎樣搖擺求存,該劇試圖在這個主題上挖得再深入一些,且不論效果如果,至少大量掙扎在城市中的蟻族青年能找到自己與劇中人物相似的理想或渴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曾經是一代年輕人奮鬥的目標,然而如今這目標讓他們越加迷惘、越加無路可走。《北愛》告訴年輕人,友情與愛情皆可以買賣,或許這並不只是劇情,更是太多人的現實。

二零一二年的兩岸三地螢屏,在各自的文化語境中創造出了不少優質劇集。大陸有後宮戲的精良可觀,香港有警匪類型的再度演繹,台灣則有偶像劇的好看耐看,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不同地區在各自脈絡中所做的精采突破——《天與地》在一台獨大的港劇生態下,以民心所向,代表了真正具有香港本土性的劇集訴求;《我可能不會愛你》和《罪美麗》展示出了台灣偶像劇文化能夠包容的不同層次的情感表述;而大陸的主旋律影視也拓寬了原有思路,嘗試與對岸合作處理「紅色」題材,賦予了歷史敘述新的呈現角度。

兩岸三地的合作現時變得更頻密,而透過一二年十大電視劇所呈現的蓬勃生命力,有理由期待來年的華語電視劇市場,將會創造更多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