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燁：中國須兌現人權公約承諾

中國逾百位公共知識分子聯署，呼籲全國人大盡快批准中國政府於一九九八年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能再用人大當擋箭牌，無限期拖延下去。

近期，中國逾百位學者、媒體人、作家等公共知識分子聯署發出公民建言，呼籲全國人大盡快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中國政府一九九八年就簽署了此項公約，但始終未提交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審議批准。十幾年來，每逢全國兩會，總有人呼籲人大盡快批准公約，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二零零八年一月，超過一萬名公民聯署要求批准該公約。今次首批聯署者已達一百多人，既有秦暉、賀衛方等學者，也有笑蜀、王克勤等媒體人，還有浦志強、周澤等知名律師，以及戴晴、冉雲飛、王力雄等作家。

中國當局宣傳系統在得知聯署事件後立即下發禁令，要求媒體不得對此進行報道，聯署全文及名單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也遭到封殺，顯示此事觸動了當局的緊張神經。

百餘位公共知識分子為何此時聯署要求批准公約，聯署動機何在？參與首批聯署簽名的受訪者向亞洲週刊表示，此時發起建言主要有幾方面的考慮：

一是中國政府簽約後，人大一直沒有批准，這既有全國人大的責任，也有公民的責任。此時發起公民聯署建言，是落實公民責任，由公民向人大施壓。

二是此時恰逢領導集體換屆。兩會後將迎來「習李時代」。習李時代的底色、時代的議程和發展方向不能由習李來決定，要體現出「人民的主動性」，參與時代議程的設置。這個時代剛剛開?，此時公民社會主動設定時代議題恰逢其時。

第三，對「習李新政」進行測試。聯署是個風向標，用來測試當局的態度。聯署者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是合力推進的結果，是所有積極、健康的力量全方位推進，不光是體制內自上而下的推動，也不是只有體制外才能推動，應該把這些力量調動起來。

第四，把聯署作為一個支點。面對中國的複雜現實，要在可用空間內努力。「保護基本人權，這就是我們能找到的空間、撬動各種力量合力的支點。我們提出最低的訴求，讓各方面都能找到共識。一種底線推動。」

一位聯署者表示：「中國現行體制最大的特點是對人的不尊重，缺乏起碼的人性，這是它的慣性。慣性是個巨大的力量，經過幾十年積澱形成的，又捆綁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基本上是堅不可摧的。」

有聯署者評價，公約在過去十五年中一直未批准，因為當局很清楚批准這個公約意味著什麼：整個體制沒法適應，既得利益會受到巨大衝擊。「最後的批准一定是一個政治博弈的結果。沒有公民社會力量的推動，沒有公民的主動精神，永遠不可能實現。」

據了解，該建言文本在形成過程中也曾遭受質疑：聯署努力未必奏效。但首批簽名者認為，此次行動首先是對執政者的人權教育。執政者有階級教育、革命教育、黨的教育，唯獨沒有人權教育。「我們以公民的姿態給他們上課，要他們知道人權是需要尊重的，告訴他們社會的反應和需求，這個告知需求的過程就是對他們進行人權教育。現在他們出面封殺，說明他現在看到了，感到壓力了」。另外是對公?的人權?蒙，「我們就是要告訴大家，政府十五年前簽過這個，大家可以提出要求」。

此篇建言提出的是「底線訴求」。聯署者認為：「公約是中國國務院自己簽署的，是他們自己的承諾，我們只要求他們兌現承諾。」

聯署者將這次行動定位為「一次社會運動、一次大規模的公民訓練」，最終的方向是建立公民社會。「在訓練過程中，讓社會成熟。社會自身就會有對權利的要求。社會運動需要題材、目標、方向，由此為社會運動提供一個能?操作的題材和目標。」

人權比政權更重要

聯署者表示，此番聯署行動「跟革命黨想奪取政權是不同的。政權不重要，人權才是最重要的。推動社會轉型，最重要的突破口是在基本人權層面與國際接軌。這跟以政權為目標的路線是有區別的」。

公民建言： 呼籲全國人大盡快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將召開、新一屆中國政府即將成立之際，我們謹以中國公民身份，鄭重公開倡議：儘快批准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進一步推動和落實人權立國、憲行中國的原則。具體理由如次：

一、國際人權憲章對於人類基本人權的申明、確立和規範，符合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一貫強調的立國與立憲的宗旨。

《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共同構成“國際人權憲章”的主要框架，成為國際社會人權保護的核心準則。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被公認為是“當代得到普遍接受的最低人權標準的最權威表達”。該公約所確認的各項基本人權，作為第一代人權，具有更為根本的重要地位。從18世紀末以來，這些權利作為人類近現代憲政革命的可貴制度成果，已經成為大多數民族國家的憲法中不可或缺的基礎性規定，它們代表了人類對於權利、自由和尊嚴的普遍訴求。

國際人權憲章所弘揚的價值和關懷，也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反復宣稱的立國目標和立憲宗旨。建政之前，中國共產黨提出“為人權自由而戰”的號召，並落實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等憲法性檔當中，為此在邊區專門頒佈了一系列人權保障條例。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席捲全國的憲政運動，中國共產黨也是主要推動者，人權保障則是題中要義。建政之後，1954年憲法即專章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奠定了我國憲法以人權為本的基調。儘管此後頗多曲折，我們在貫徹憲法、保障人權的問題上付出了巨大代價，但人權這一崇高目標已經成為今天轉型事業不可分割的核心議程，其最新體現就是我國制定的第二個以人權為主題的規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2-2015年）》。

二、儘快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兌現中國政府的莊重承諾，滿足中國人民的美好心願，並展現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的風範。

聯合國在1966年通過《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就呼籲所有國家最好將兩公約看成一個整體，同時予以簽署和批准。截止2010年11月1日，在聯合國193個會員國中，已有167個國家正式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我國批准了被稱為“第二代人權”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但自1998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至今近十五年，我國仍然沒有批准被視為“第一代人權”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儘管中國政府重視在批准前穩妥改進現有法律制度，使之儘量符合該公約要求的各項義務，但是，我們還是應把人權條約的簽署與批准之間的間隔，保持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既推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進一步落實，亦避免國際社會不必要的猜度。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從來都是國際人權憲章的積極發起者和參與者。對《世界人權宣言》的制定，中國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人權標準因此決非舶來品，而有著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貢獻。十五年前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更表明我國作為負責任的世界大國，對於保障基本人權做出了莊嚴承諾。此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不同場合多次向國內外公開鄭重表示，一旦條件成熟，中國就將儘快履行批准公約的法律程式。2008年初，也曾有一萬多位公民簽名呼籲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以，我們再無必要猶疑徘徊，而須因應人權發展潮流，履行政府的承諾，回應人民的訴求，體現大國的風範，順理成章地以積極果斷的姿態加入公約。

三、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來，中國的開放在深化，法治建設在進步，權利意識在覺醒，公民社會在發育，中國批准公約的時機已經成熟。

2011年，我國發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宣佈以憲法為統帥的完備、科學、和諧、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人權保護上升為憲法原則。2013年，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施行，引入許多符合現代人權法治精神的規定，比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死刑覆核程式的完善、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律師權利的擴大、嚴格逮捕和審批程式等。今年年初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則明確強調，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法治建設的靈魂，並具體提出將進一步推進勞動教養、涉法涉訴信訪工作、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戶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說，30年來我國法治建設朝著人權方向不斷邁進而取得的成就，完全是社會整體進步的自然邏輯結果。公民權利的擴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客觀上也為中國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創造了良好條件。

不可否認，我國的人權法治狀況與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之間，還存在相當差距或不相吻合之處。然而，所謂的時機成熟，從來不是指要萬事俱備，完美無缺，而是指為人權的保障和改進做了充分的準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實現了對接的可能。人權事業是動態的、豐富的，必須在國內與國際、政府與社會、現在與未來、特殊與普遍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空間與機制。在這個意義上，如今恰是我國批准公約的最好時機。對於我國法律體系中現實存在並且有待時間加以調整的某些難處或不足，我們可以根據各國加入公約時的慣常做法，就具體條款作出合理限度內的保留、聲明、通知或反對，但必須真誠、嚴肅而縝密，高度尊重人權事業的神聖性和經久性。

四、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助於創新憲法的多元實施機制，確保憲法中人權條款的落實，捍衛憲法的生命和權威。

習近平先生在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這句話深刻表達了“憲行中國”的基本治國理念。我國現行憲法中的一些良法條款關於各項人權的規定，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如何使憲法的這些良法條款真正成為塑造民族精神、凝聚政治共識、實現文明復興的權威標誌，關鍵就在於認真對待權利，貫徹落實憲法，為此我們必須積極探索多元的憲法實施機制。從各國憲政經驗來看，這些憲法實施機制大體包括釋憲機制、違憲審查機制、憲法司法化機制、憲法監督機制、憲法條款直接適用機制等。目前在我國，這些實施機制大都還停留在紙面規定上，需要通過更具體並且更具操作性的憲政實踐來啟動。

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實就是創新多元憲法實施機制的一個切實可行的步驟。首先，該公約本身強調以約束政府和公權運作的方式，來達到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目的，因而可以間接理順憲法的人民主權基礎和權力制衡模式，提升政府的執政觀念及執政能力；其次，國際人權公約在實施過程中，積累了非常豐富和規範的人權保護法治經驗，其中的締約國報告程式、國家及個人的來文程式、督促各國立法和司法行政當局採取人權補救措施的規定等，有助於締約國履行人權承諾，實現廣泛深遠的憲政結構的改革和完善；第三，國際人權理事會在監督實施人權公約時，很好地做到了充分尊重各國的憲政和主權，其實踐主要是建立在促成協商一致和開展建設性對話與合作的基礎之上的，這在無形中為各國憲法的實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主、理性、尊重、包容等前提條件的示範。

五、儘早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可以使我國更加坦率公開地明確人權立國、憲行中國的至上原則，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

國際人權憲章有關人權的規範和實踐日益表明，人類的這些基本人權具有普遍性、平等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賴性。這一點對於正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下中國而言，具有格外重大的意義。悠悠萬事，人權最大。人權是目的，政權必須服務人權、保障人權始有合法性。人權立國、憲行天下的原則因此理當成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共識。事實上，人權立國與憲行中國之間，存在著深刻而內在的關聯，正如習近平先生所闡發的那樣，“只有保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眾，憲法實施才能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自覺行動。”我們擔憂，由於缺乏人權素養，對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沒有基本的敬畏和保障，在一旦遭遇全面危機時，會使整個社會陷入仇恨與暴戾，走向分裂和敵對的叢林狀態；我們擔憂，由於缺乏憲政素養，對憲法的權威和神聖性沒有起碼的體認和信奉，會導致國家工具主義盛行，執政者難以樹立一整套符合現代文明的價值觀，進而喪失執政合法性以及必要的尊嚴。

總之，對於公民、政府、國家和民族而言，唯有人權立國、憲行中國，才是成就光榮與夢想的根本尺度和不二法門。我們需要培育一個以中正、和平、理性和開放為根基的公民社會，也需要建立一個以愛和正義為基礎的美好政治。人權立國、憲行中國的原則代表了我們最為誠摯善意的心願，也表達了我們對於個人命運、共同體福祉、國家榮耀、人類文明的深切關懷。我們相信，只要能夠做到以人為本，以憲為尊，我們就既能促進當下社會的和諧，也能以最小代價實現未來中國的繁榮強盛。我們也相信，只要以人權立國、憲行中國為努力的方向、重心和切入點，並堅定信心與信念，保持堅韌和細緻，一切事關國家民族發展大計的難題都不難獲解。如此，則個人幸甚，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基於此，我們懇切呼籲國務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向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有關締結《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議案；希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立即批准該公約。如果確因時間倉促，今年不能完成這一工作，也請開誠佈公，給全體國民一個解釋，同時宣佈一個確定的時間表，以求國民諒解，以昭政府大信。

   為此，發起此次公民連署。

首批簽名（排名不分先後，以拼音字母為序）：

陳  樂，北京，獨立撰稿人

諶洪果，西安，學者

陳寶成，北京，媒體人

陳健民，香港，學者

陳鳳山，北京，獨立撰稿人

陳雲飛，成都，公民

曹保印，北京，作家，評論員

柴子文，香港，媒體人

崔衛平，北京，學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杜  婷，香港，媒體人

董如彬（網名邊民），雲南，公民

鄧瑾，哈佛尼曼學人，獨立撰稿人

鄧運清，深圳，公民

鄧志新，廣東，媒體人

黨  青，四川，媒體人

關  軍，北京，媒體人

馮蘭瑞，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前副所長

范  泓，南京，學者

范  曉，四川，學者

高全喜，北京，學者

顧海兵，北京，學者

鞏勝利，廣東，學者

郭于華，北京，學者

賀衛方，北京，學者

賀立華，山東大學教授，博導

何  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何  兵，北京，學者

何  滿，廣東，媒體人

何金路，黑龍江，高級經濟師

何培蓉，南京，公民

何小華，廣東，國企退休幹部

華新民，北京，古城保護者，城市土地問題專家

郝  建，北京，學者

胡  泳，北京，學者

胡雲飛，四川人，自由職業

黃雪濤，深圳，律師

韓三洲，北京，醫生

侯梅新（筆名餘以為），廣東，專欄作家

季  兵（筆名航億葦），廣東，作家

梁文道，香港，作家

梁曉燕，北京，編輯

黎  鳴，北京，學者

李春玲，成都，公司職員

李公明，廣東，學者

李偉東，北京，學者

李悔之，廣東，公民

李小鳴，斯坦福納特學人，獨立撰稿人

林  濤，廣東，媒體人

劉  瑜，北京，學者

劉安平，廣東，醫生

劉緒貽，武漢，學者

劉子龍，深圳，律師

劉  巍，北京，律師

羅建明（網名巴索風雲），廣東，NGO從業者

茅于軾，北京，學者

孟  雷，北京，媒體人

浦志強，北京，律師

秦  暉，北京，學者

喬  木，北京，學者

任志強，北京，退役企業家

榮  劍，北京，獨立學者

冉雲飛，四川，學者

宋以敏，北京，離休學者

宋石男，四川，學者

宋曉慧（網名櫻桃白），廣東，公民

宋曉賢，廣東，媒體人

孫旭培，北京，學者

蘇小和，北京，詩人

蘇少鑫，廣東，媒體人

邵  建，南京，學者

唐明燈（筆名令狐補充），廣東，專欄作家

譚翊飛，北京，媒體人

吳  強，北京，學者

吳  偉，北京，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研究人員

吳祚來，北京，學者

吳木鑾，香港，學者

王功權，北京，退役企業家

王克勤，北京，媒體人

王力雄，北京，作家

王  興，北京，律師

王宗力，四川，作家

王雪臻，山東，公民

徐  曉，北京，作家

徐友漁，北京，學者

徐慶全，北京，《炎黃春秋》雜誌副總編輯

夏  楠，北京，律師

邢小群，北京，學者

許蒼竹，廣東，媒體人

許志永，北京，公民

笑  蜀，廣東，媒體人

余  真，澳門，醫生

鄢烈山，廣東，媒體人

于建嶸，北京，學者

袁  劍，江蘇，學者

袁裕來，浙江，律師

姚中秋（筆名秋風），學者，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姚新勇，廣東，大學教師

嚴偉民，深圳，獨立撰稿人

楊支柱，北京，學者

楊茂東，廣東，公民

楊子立，北京，學者

張  鳴，北京，學者

張  甯，廣東，學者

張千帆，北京，學者

張麥昌，西安，律師

張英洪，湖南，學者

張永攀，香港，公民

張繼承（筆名喻塵），廣東，媒體人

章  哲，北京，公民

章志峰，廣東，公民

朱大可，上海，學者

朱學勤，上海，學者

朱瑞平，四川，作家

展  江，北京，學者

趙  牧，北京，媒體人

鄭世平（筆名土家野夫），北京，作家

鄭炎潮，廣東，學者

周  澤，北京，律師

周  燕，四川，記者

翟明磊，上海，媒體人

邱立本: 戰爭懸崖的危險探戈

中日要抗拒冷戰「邊緣險境」的誘惑，不要在戰爭懸崖跳危險探戈，不要陷入驚悚的絕望深淵。

冷戰的「邊緣險境」(Brinkmanship)正在今天重演？中日兩國的釣島之爭，雙方都不斷放出狠話，似乎戰爭就要一觸即發，但國際關係博弈的玄機，就是在「恐怖懸崖」的邊緣徘徊，測試彼此的意志，也讓形勢陷入高度危險的局面。

這是冷戰時期美蘇都玩得淋漓盡致的政治技藝——將自己的武力和嚇阻力量推到了極致，逼對方讓步。而今天中日就好像在懸崖旁邊跳探戈，共同演出，自得其樂，但一不小心，雙方都會陷入不可想像的深淵。

這樣的深淵，就是「保證互相毀滅」。這是核子時代的恐怖平衡——也催生了有限戰爭與局部戰爭（Limited War）的概念與實踐。從韓戰、柏林危機、古巴危機到越戰，美蘇都拒絕了核戰的誘惑，用傳統的武器，打現代的有限戰爭。

儘管日本沒有核武，但它背後的美國擁有核武，而美國已經表明在釣島之爭中，站在日本那一邊。今天中日兩國，正面對一場有限戰爭的誘惑。雙方在島嶼爭奪戰中都劍拔弩張，公開宣稱對方就是假想敵，沒有任何的隱瞞，也不再需要任何的偽裝。軍事專家預測，雙方可能要打一場局部戰爭，在有限的範圍內，不攻擊對方的本土，讓釣島之戰就局限在這場域中，不會擴散。

政治上，雙方似乎都沒有後退的本錢。安倍上台後，他要面對今年七月的參院選舉，他要用右翼的民粹主義來吸納選票，維持他今天超過六成的民意支持度。另一方面，習近平上台，也要面對軍方和國內民意的強大壓力，不能在釣島問題上退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不能只靠香港的保釣勇士插上釣島。

但中日的戰爭機器一旦開動，就很可能擦搶走火。有限戰爭一旦開打，就要面對無限的危險。關鍵是美國在這場衝突的角色，由於美日之間的安保條約，因此中日的軍事衝突，也會演變為中國與美日衝突的場景。

而這也成為一場改變全球格局的衝突。今天的中美日經濟關係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緊密相連。如果爆發戰爭，就等於當前全球的生產鏈條與市場鏈條出現斷裂。儘管這三國的決策者想將這場衝突局限在「有限」與「局部」的範圍，但隱藏著戰神的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就會釋放種種危險的精靈，損害三國的國家利益，也損害全球的利益。

這也是有限戰爭的無限災難。今天不再是冷戰時期的經濟格局，中國不是被「圍堵」和「遏制」的國度，而是一個與全球化渾然一體的國家。中國與全球最大的和第三大的經濟體爆發衝突，不但為自己帶來災難，也會為全球帶來災難。

事實上，當前中美日經濟都出現上升的局面。中美的股市近日?升，而日本的股市也是從低谷向上反彈。戰爭的陰影，似乎只是流言的影子，而不是經濟繁榮的倒影。三國的決策者都應該有歷史的智慧，抗拒冷戰「邊緣險境」的誘惑，不要在「戰爭懸崖」跳危險的探戈，不要陷入讓全球驚悚的絕望深淵。

 

張倩燁: 誰開釣島第一槍？中日局部戰爭危機　

解放軍總參謀部要求軍隊「做好打仗準備」，中國並舉行三軍實戰演習。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表示釣島問題無談判餘地，日本與美國舉行歷來最大規模軍演。中日兩國相繼放狠話，接近戰爭邊緣，雙方領導人紛外訪爭取鄰國支持，全球擔心誰會開釣島「第一槍」。如果擦槍走火，中日將爆發局部戰爭，但衝突一旦開始，即會啟動連鎖反應，再加上美國介入，都會讓局部戰爭失控。

中日在釣島之爭不斷放出狠話之際，日本會開第一槍嗎？雙方的戰爭機器一旦開動，兩國的最高決策者是否已準備面對最壞的情況，打一場「局部戰爭」？

這是一九四五年日本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之後，日本第一次和中國戰鬥部隊如此接近戰爭的邊緣。雙方領導人和媒體都在比賽誰的話夠「激」，日本新上任首相安倍晉三，即放話釣島之爭無談判餘地。

一月十四日，《產經新聞》稱，自二零一二年九月日本民主黨野田佳彥政府將釣魚島實施國有化方針後，中國空軍「運—八」偵察機曾多次針對日方執行抵近偵察任務，認為中方戰機對日方的應對措施是「反應過度」，並稱今後如果中方飛機進入「日本領空」且日方通過無線警告無果後，自衛隊戰機可向其發射曳光彈進行「警告射擊」。

中國著名軍事評論家彭光謙少將評論，曳光彈是「會發光的實彈」，日本若進行警告射擊，則等同於向中國開第一槍，中方必予以還擊。

一些國際評論認為，中國不斷接近日本軍機，是否意圖挑釁日本「首先開槍」，以給中國合理藉口反擊？

同時，雙方都在不約而同地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都在不斷向對方顯示自己的軍事肌肉。新年伊始，中國陸海空三軍部隊分赴演兵場，展開信息化條件下的實戰化對抗演練。一月十三日，日本唯一擁有傘兵的陸上自衛隊第一空挺團(空降部隊)在千葉縣船橋市基地，首度進行模擬離島遭入侵後的「奪島演習」；。一月十五日美日兩國在日本宮崎縣開始舉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聯合空戰演習……

國際軍事專家認為，儘管中日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其中一方出現戰略意圖的誤判，擦槍走火，就不能排除局部戰爭的可能性。而雙方的決策者，都將「局部戰爭」視為一個可能的場景。

島嶼局部戰爭，就是不牽涉到兩國的本土，也不會牽涉到核子武器。戰爭的場域，會局限在雙方所爭奪的釣魚島及附近的水域。但任何規模的衝突一旦爆發，都會啟動連鎖反應，再加上美國介入，都會讓局部戰爭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東京的領導人都展開密集的外交攻勢，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第一次出訪，即前往東南亞三個國家訪問，意圖爭取更多在南海島嶼上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國家的支持，建立或明或暗的同盟關係。而在這關鍵時刻，據悉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將於三月中旬出任國家主席後，即訪問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舉行中俄第八輪戰略安全磋商，加強中俄的關係，以抗衡日本、美國及東南亞某些國家聯手的外交效應。

一月十四日，解放軍總參謀部提出「做好打仗準備」。它在頒發《二零一三年全軍軍事訓練指示》時，要求解放軍全軍和武警部隊要緊緊圍繞能打仗、打勝仗的目標，以軍事鬥爭準備任務為牽引，大力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實踐創新資訊化條件下訓練模式，加緊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進一步推動部隊訓練向實戰靠攏、院校教育向部隊靠攏。要強化打仗思想，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使命意識；做好打仗準備，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提高打仗能力，解決影響實戰化訓練的重難點問題；堅持打仗標準，按照實戰要求檢驗衡量訓練成效。

總參的指示，被中國國內輿論普遍認為是針對中國近期周邊局勢、尤其是釣島爭端的一次軍方正式表態。

新年伊始，圍繞釣魚島問題展開的中日爭端再掀波瀾。與過去一年中的釣島風波不同的是，此番紛爭起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中共新領導核心、軍委主席習近平各自初登大位之際，被輿論解讀為是兩國新領導集體對未來幾年中具有風向標意義的戰略舉動。安倍晉三再次出任首相後，對釣島的強硬態度贏得了民意支持，民調支持率升逾六成。儘管中日雙方經貿往來密切，但內政仍刺激日本政府做出強硬姿態。中國軍方存在著一直主戰的「鷹派」將領，日本極右翼勢力也借機動員社會支持。

在中日對峙局勢持續升溫之際，美國如何應對？一月十五日，美日軍演在日本宮崎縣的航空自衛隊新田原基地展開。駐日美軍派出歷來最多的九十名官兵，以及六架FA-18戰鬥機參演；日方出動四架F-4戰鬥機，是新田原基地至今舉行的最大規模軍演。中日間的釣島爭端，或許令美國重新安排在亞太的戰略部署。

據被認為是中國民族主義輿論大本營的《環球時報》消息，一月十日，中國軍隊一架運—八飛機在中國溫州以東、東海油氣田西南空域進行例行巡邏時，發現日本航空自衛隊兩架F-15飛機對中方進行近距離跟蹤，同時日方還有一架偵察機也在這一空域活動，對此中方起飛兩架殲—十飛機進行了查證和監視。

《環球時報》同時發表評論稱，在此行動後，「中日在釣魚島『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已從昨天開始上升到全新的級別。既然中國戰鬥機出動了，我們就需對局勢進一步惡化做全面準備。我們切不可犯日本當初的錯誤，幻想我方的強硬會把日本輕易嚇倒。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

來自日本方面《產經新聞》報道稱，十日當天，部署在日本青森縣三澤基地的美海軍P3C反潛巡邏機與美空軍橫田基地C-130運輸機在日中中間線附近飛行時，包括殲—十和殲—七在內的數架中國空軍戰機緊急升空，以靠近跟蹤的方式對美軍機進行監視。報道稱，美軍機當時是在東海海域執行艦艇監視和潛艇探測以及運輸任務。另外，美海軍EP3電子情報偵察機十日也曾在東海上空執行任務，中方戰機同樣採取了靠近跟蹤的策略。

《產經新聞》還稱，中國戰機十日還飛近釣魚島以北的東海上空，進入日本領空外側的防空識別區。日本海上自衛隊也派出P-3C反潛巡邏機以及EP-3情報偵察機、OP-3資料收集偵察機在日中中間線飛行，搜集中方情報，而航空自衛隊為了防止中國飛機接近日本領空，也派了早期警戒機E-2C和空中警戒管制機做好準備。

衝突並沒有就此止住。一月十三日，日本唯一擁有傘兵部隊的陸上自衛隊第一空挺團在千葉縣船橋市習志野演習場進行了空降訓練。與以往的軍事訓練不同的是，此次訓練直接以收復敵佔離島為假想，同時面向普通民?公開。據共同社報道，日本空挺團每年一月都進行公開訓練，不過以保衛島嶼為假想則尚屬首次。這一舉動被中國媒體解讀為是針對釣魚島問題、以中方軍隊為假想敵的一場軍事訓練。

一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稱日方「包圍中國」純屬異想天開。文章針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實行的「戰略性外交」必然要失敗。同時，《京華時報》文章稱，日本奪島演習「是一場秀」，文章認為，「奪島」演習有很大的「作秀」成分，主要演給日本國內公?看，顯示日本對外強硬和在釣魚島等對外島嶼爭端中的不妥協姿態。

同時，日本各大媒體也在大幅報道中日爭端。《朝日新聞》中文網開設「日中島爭」專題；《讀賣新聞》把一中國間諜的舊聞再次報道；《產經新聞》則連續報道安倍晉三的強硬表態。兩國衝突態勢看似一觸即發。

針對兩國輿論對局部衝突的隱憂升溫，中國軍控協會高級顧問徐光裕認為，這種「輿論戰」主要有兩個作用：「一個是想製造一定的輿論來增加自己的籌碼。日本想煽動本國民族主義向中國施壓，向國際示威。中國方面的輿論，是讓老百姓知道情勢的發展，同時也做一定的（戰爭）思想準備，雖然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很小。」

著名軍事評論員宋曉軍也認為，去年年底，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上台，需要對未來軍事訓練有一個明確表態。他認為總參的《軍事訓練指示》「只是一個長時間的文件、工作指導方針。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不大」。

總參的指示意有所指

但曾任職於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徐光裕少將認為，例行文件不是一個準備打仗的通知，今年的指示突出強調了要有作戰的準備和思想、能力、標準來訓練，考核部隊。

「訓練指示關於打仗的辭彙頻率出現得比較高，這肯定是有所指的」，徐光裕少將說：「年度訓練只是對每年軍事訓練的總的指導方針和要求，但有國家向中國挑釁，當然要強調部隊在這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準備得越充分，最壞的打算做得越好，和平的可能性才越大。制止戰爭的可能性才最大。」

總參這篇措辭強硬的軍事訓練指示是否是中共及中國軍方向外發出的備戰信號？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專家李傑表示：「軍隊要做好能打仗、打勝仗的準備，這是時刻都要有的，只不過過去強調不多或不夠而已。現在是進一步強調或突出，這兩者和要開戰是兩回事。」

在中國軍機對美方巡邏機、運輸機的行動實施緊急升空並跟蹤後，有日本媒體稱，中方此舉是「過度反應」。對此，宋曉軍認為，中方的舉動是很正當的反應。「日本先做了購島、國有化，等於是把原來的遊戲規則打破了，國有化之後向中國明確了釣魚島的主權。」宋曉軍認為，目前雙方應思考，是否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平衡，而建立新平衡是一個過程，很難說某單一舉動會成為關鍵時點。

李傑認為，針對目前中日雙方漸變升級的舉動，中日關於釣島爭端「出現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會有」。他表示：「日本曾經出過八架F-15戰機，怎?我們出動幾架就是過度反應。只是對他這種戰機的起飛，我們採取同步的反制、對峙的手段措施。我們也沒對他採取開火或打擊，我們只是常態化的巡邏，不存在過度的問題。」

在目前情況下，徐光裕認為，雙方緊張氣氛「升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原因是日方不斷地升級」。他表示，中國方面始終堅持兩條原則：一是不會搶先升級，對日本實行對等升級；二是後發制人，不會先開槍、先動作。「日本步子越走越大，衝突升級的危險性存在。爆發嚴重的大規模戰爭，這恐怕是雙方都不願意出現的局面。日本的意圖是通過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退讓，這是種誤判。」

「希望日本不要誤判」，徐光裕說，「如果他們進行嚴重的挑釁，甚至於發射武器開火，後果他們要自負，我們是絕對還擊的。後果要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中國是被迫還擊的狀態」。

徐光裕說，國有化之前的狀態是比較平靜的，不但我們一再呼籲，不要挑起這個事端，但他們不理睬我們。日本可能存在很危險的誤判，認為在中國發展中存在許多問題，目前這個時機是在給中國出難題。

對中日兩國的軍事力量對比，中國民間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兩派觀點。一些人認為，兩國一旦交戰，日本必勝；而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中華網等論壇上，唱好中國軍力的網民大有人在。

美國的力量不可忽視

對此，李傑認為，中日兩國的海上力量各有優劣，但「現代作戰不能看單一兵種的戰鬥力，比如海軍當中包括潛艇、航空兵、航母、海軍陸戰隊，包括反艦導彈等等一系列軍兵種的組合作戰能力。只靠單一兵種的強弱不能說明戰爭的勝負。海軍還要靠二砲、空軍、陸軍的力量來配合」。

中日釣島爭端中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是美國。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美國參議院在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中增加了一項附加條款，規定《日美安保條約》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據《環球時報》報道：「日本媒體認為，這一補充條款進入美國《國防授權法案》非常罕見，如果它最終在美國?議院得到通過，意味著美國對日本重申了同盟義務承諾，一旦中日在釣魚島發生衝突，作為日本盟國的美國將採取干預措施乃至直接武力介入。」

一旦中日發生直接軍事摩擦，美國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李傑認為，從目前情況看，美國未必會直接出兵，「只會（對日）提供一些情報、人員訓練的支援，做一種象徵性的支援」。

徐光裕分析，中美日三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均有各自利益，「日本目前沒有能力和中國直接較量，它指望把美國拉進來和中國較量，想利用美國安保條約挑動中國打仗。美國在亞洲的整個布局，很有可能被日本的動作攪亂。大規模衝突戰爭的可能很小，局部衝突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對方發生誤判」。

去年八月釣島紛爭再起後，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曾表示，日方對釣魚島實行國有化政策是為了防止地方極右翼勢力借此作文章，希望日本政府可以通過此舉穩定中日關係。也有聲音認為，當時中方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存在誤判的可能。對此，徐光裕表示，「日本國有化是為了控制局面這個理由是站不住的。日本方面認為在領土主權問題上，與中國沒有談判的餘地」。

日本不承認主權有爭議

徐光裕認為，日方拒不承認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存在領土的爭議，這是「造成釣島態勢逐漸緊張、不斷升級的最根本原因」。他表示，美國到目前為止，仍然認為釣魚島問題是有爭議的，對此持中立態度，因「美方清楚中日雙方都有自己的意見，從來沒有表過態說釣魚島是日本的主權和故有領土。美國是無法表態也不願意表態。日本想逼美國表態。美國只能表態到，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的管轄權。我們要求日方起碼承認存在爭議，才可以坐下來談判。現在安倍根本不承認存在爭議，這一點和前首相野田佳彥是一致的」。

圍繞釣魚島的中日爭端未來可能走向何方？徐光裕表示，中國首選是和平手段，不是戰爭手段。「和平談判，日方承認主權存在爭議，談解決方法。但是我們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我們不知道日本下一步會有什?動作。」

儘管主權問題是當事各國的核心國家利益，但仍存在談判解決的空間。徐光裕介紹，世界上最近十幾年中，「二十多起領土爭端，其中有十七起是通過談判解決的。所以戰爭不是唯一的方式。解決領土問題至少有四種方式：武力解決、國際仲裁、談判解決、擱置爭議」。他認為，目前後三種方式解決釣魚島問題的可能性比較大，但也不排除局部衝突的可能。

張倩燁: 紀錄片追溯華人移民南洋血淚

央視紀錄片《下南洋》，追溯幾個世紀華人移民南洋的血淚，在朝廷遺棄與當地血腥排華夾縫中，回眸中華民族的心靈特質，盪氣迴腸。由周兵導演、麥天樞總策劃，張曉卿投資約二千四百萬人民幣，重現湮沒的歷史。

隨著中國社會自我認識的深化，南洋越來越成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歷史課題。

巨大的南洋社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中華文化的心靈特質。南洋華人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地方，閱歷了整個中華千年和百年來的雙重命運。探索南洋對於中華文化的自我理解，以及對當下中國人自省與思考的價值在不斷突顯。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集團）下屬北京新影世紀影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在馬來西亞常青集團的鼎力支持下，特別策劃製作了一部全面反映南洋華人發展歷程的十集高清紀錄片《下南洋》（暫定名）。該片將展現華人在東南亞開拓發展的歷程與各時期生存狀態，以開放的全球視野梳理歷史、關照當下，力求打造一部能?對華人社會未來發展的建構有所?示的歷史人文紀錄片。該片計劃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製作完成，並在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正式播出。一月十二日，該片的部分精采片斷在北京提前與傳媒見面。

《下南洋》是目前中國國內投資最高的紀錄片，共分為《華南之洋》、《異鄉家園》、《血淚南洋》、《百年蘭芳》、《千年家族》、《母國春秋》、《北望之心》、《開放之門》、《南洋祝福》等十集，每集投資約二百萬元人民幣（約三十二萬美元），總投資二千四百萬人民幣。《大國崛起》的麥天樞為總策劃，中央電視台導演周兵為執導，法國紀錄片《海洋》的攝影師也加盟其中參與拍攝。

馬來西亞丹斯里拿督、常青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表示：「作為下南洋紀錄片的推動者，我深深感受到歷史和文化對一個民族的震撼、影響和發展，也代表了海外華人對自己的母語、歷史和文化有一種不可割捨的依戀和崇敬。」張曉卿表示，「文化祖國、文化民族」也是他生活、創業的精神源泉。

「《下南洋》無意追究歷史的對和錯，我們只是希望還原歷史，從歷史的痕跡中找到可供後人反思和學習的靈感和素材」，張曉卿說：「我們不能讓歷史繼續留白和埋沒。任何歷史的進步都不是廉價的，文化是無價的。歷史可以重建民族的尊嚴。歷史是讓人知根知本、是沉重的，也是多姿多彩的。歷史孕育了幾千年的豐富文化，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下南洋》雖然充滿了血淚，卻也孕育了獨特、多元、豐富、包容的東西方文明兼收並全的文化生態和社會面貌。」張曉卿希望「中華民族血淚、苦難不再，強盛、振興可期」。

中國人何時開始赴南洋？為何離開故土？在漫長的漂泊旅程中經歷了怎樣的艱難險阻？在這個過程中，華人又展現了哪些來自其文化背景的品格特質？在一片幾乎未被開發的處女之地，中國人是如何建立起異鄉的家園？當殖民時代開始，西方以國家行為組織化地進入南洋，它們不可避免地與已經在當地生存下來的華人產生協作及衝突。

對華人的周期性屠殺

在南洋的不同地區，在不同殖民者的統治下，華人的命運亦呈現出巨大的差異，最極端的，是有規律的周期性屠殺。血流成河的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什麼？經歷了血淚苦難之後，南洋社會是否已走向更健康理性的社會架構？當地的政治生態如何？《下南洋》沿著一連串的歷史疑問，一路向南。

對中國人來說，「南洋」與「東南亞」並不是兩個可以等同的概念：「東南亞」從屬於地理定位，「南洋」則裹挾了太多文化與歷史的重量。為了將這些沉重的文化情結解開，導演周兵率領他的團隊開始了漫長的追尋。

在先人的腳印上逐光獵影，是一條艱辛的路。「從赤道到東北，從零上三十五度到零下三十五，上天下海，酷暑極寒，無所畏懼。」周兵曾經這樣評價自己的拍攝感受。「從馬尼拉到江門，從吉隆坡的酷暑難耐到阿姆斯特丹的冬雨寒寒，下南洋的這艘大船，從北向南，從夏至冬，行駛了整整三個月，真是一段漫長的旅程啊！」

「南洋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周兵說。從南洋的今天和歷史，可能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當下和未來。「儘管在福建和廣東也經常做拍攝，但是，我在南洋拍攝同樣的祠堂、同樣的傳統文化、同樣的華人表情，我感覺他們的內在是完全不一樣的。馬來西亞華人、汶萊的文化、新加坡的華人，讓我的內心受到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震撼和感觸。他們內在的東西，幾百年間，通過價值的傳承、地域文化的傳承，藝術形式得到保存。當下的中國，儘管還有著中國的面孔，卻不是傳統的、根上的東西。」

華人下南洋的歷史具有極高的對照價值。麥天樞表示，期待能有更多類似《下南洋》的紀錄片出現，「能?讓這個社會稍微沉澱一下，莊嚴地看待自己的歷史」。

他認為，南洋華人的歷史研究資料同時存在於海外知名大學，更容易補充中國大陸研究華人歷史的不足。同時，南洋華人社會沒有經歷激烈的意識形態革命，因此保留下來的文化面貌更真切。擁有大陸文化沒有經過不斷地革命、顛簸、閹割、重組，是一個自然的華人社群。

《下南洋》亦為中華民族「家國觀」的闡釋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角度。家族的繁衍時間在中華文化歷史上，遠遠長於王朝更迭周期。是什麼賦予「家族」這一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又是如何在南洋的舞台上扎根蓬勃？在早年下南洋的華人心裏，故鄉只是以留在家鄉的親人為中心，以村鎮為半徑的一個很小的地理範圍，在這之上，不是故國，而是朝廷。千年來，在天朝觀的籠罩下，朝廷是如何對待出洋的子民？南洋華人又是從何時開始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由此自認為中國人？在關於「家族」這一集裏，將站在母國視角，描述南洋華人身份的變遷，由此，也映射出母國的變遷。

中國百年來的動亂與曲折，南洋華人是最切身的旁觀者或親歷者，他們由早年間悲劇的主體變成了想要改變國家整體悲劇命運的人。隨著國民觀念的建立，他們曾以熱忱和決絕參與著國家的變革，但他們北望母國的赤子之心卻總要面臨冰或火的考驗。

幻滅之後的奮鬥與希望

在南洋華人對中國大陸的幻想與期許的不斷顛覆中，或許可以同時看到一個民族的雙重人格。名作家、《生活》雜誌聯合出版人許知遠認為，華人社會對中國的想像總在經歷「幻滅和失敗」。

他說，最近一次幻滅和失敗是在一九五零年代，當時大批華人回到祖國，他們被毛澤東所說的一個「新中國站起來了」的圖景鼓舞得熱情洋溢，操著各種口音的華語回來建設新中國，最後他們迎來的是無盡的羞辱。印尼、馬來西亞華僑是在七十年代借周恩來的政策才逃到香港去，逃離悲慘的故事。「而過去十年又看到一個新的故事：中國再度崛起了。華人社會對中國又掀起一次期待，儘管這個國家的內部是高度專制和封閉的。但華人社區一方面希望分享這個帝國雪恥的榮耀，一方面又不願意去承擔生活在帝國之內的痛苦與壓抑。」

中央電視台製片人時間很讚賞張曉卿的家國情懷與包容心態。時間的發言，充滿了對國民命運更加自由的期許。他說，張曉卿拿督給自己旗下媒體以自由言說的空間，而同時，幾百年前中國人仍有下南洋的自由，這是百姓自由選擇生活的歷史。從歷史與他鄉回望當下的中國，他期待中國能在這種對照中反省，或者開始一個新時代的「下南洋」，重新尋找自由。

張倩燁: 南週風暴延燒呼喚新聞自由開放報禁

廣東《南方週末》新年特刊疑遭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發媒體與公民抗爭，風暴更延燒到北京，中宣部點名《新京報》等媒體轉載《環球時報》批判《南方週末》「抗旨」的評論，引發新一輪媒體反抗，知識界和媒體界期望中國取消新聞審查，開放報禁、落實民主憲政。南週事件對近期試圖改善形象的中共新領導人造成損害，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中央高層授意下積極處理事件，化解危機。

廣州《南方週末》新年特刊事件引發的媒體抗爭風暴，從廣州延燒到北京，中共宣傳部門以高壓手段意欲維持形式上的「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的表象。在南週事件原本漸趨平息之際，中宣部點名要求全國都市類媒體轉載《環球時報》評論，引發新一輪媒體反抗。《新京報》高層以辭職抗拒轉載命令，無奈面對更高壓的政策。中國宣傳部門的僵化思維，使更多民?對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剛剛樹起的政令新風，表示懷疑甚至失望。媒體界期許《新京報》事件成為壓垮新聞審查制度的最後一根稻草。

消息人士向亞洲週刊透露，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中央高層授意下積極介入事件，緩解局勢，並通過路透社釋放有關信息，為自己形象加分。據接近南週的人士傳出的消息，《南方週末》編輯部與廣東省有關部門商談的最後決定是：《南方週末》總編輯黃燦將被調離；取消《南方週末》事前審查、對南週編輯記者不秋後算賬、庹震半年或一年內調離現任職位。但南週內部人員沒有對此證實或否認。

一月七日，中宣部通過各省宣傳部下令，全國都市類報紙轉載《環球時報》當日評論《《南方週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次日，《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瀟湘晨報》、《華商報》等多家媒體未聽令轉載。一月八日深夜至九日凌晨，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嚴力強前往《新京報》社，要求《新京報》轉載《環球時報》批判《南方週末》的評論。據《新京報》員工消息，北京市委宣傳部本意是對《新京報》拒絕轉載一事「息事寧人」，但受到「更高層次領導的壓力」，無奈向《新京報》施壓。

《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總編輯王躍春以辭職相抗，但報社將同時面臨停刊危險。九日凌晨，有《新京報》記者在微博上稱，考慮到報社生存問題，最終決定轉載該篇評論。報社許多員工都為此哭泣。當晚，位於湖南的《瀟湘晨報》也遭到來自宣傳部門的壓力，被迫轉載《環球時報》文章。據兩地媒體人稱，中宣部點名要求這兩家媒體轉載該文。

抗拒宣傳部禁令、要求新聞自由的媒體行動力，已從南方向北蔓延。這一次，中國有良知的媒體人紛紛讚賞《新京報》的報格。「新京也是南方的血脈」，一位資深媒體人說。創立於二零零三年的《新京報》，最初由《光明日報》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南方日報》主導，其中南方報業控股四成九，因此許多最早加入《新京報》的老員工都自豪地稱，自己是「四成九」的南方人。

不僅是《新京報》，中國目前頗具影響力的騰訊、新浪、網易等門戶網站、《瀟湘晨報》、《雲南信息報》、《時代週報》等都市平面媒體，以及中央電視台，都有前南方報業員工的身影。南方報業多年來堅持的價值觀，已滲透至中國媒體的每一個角落。許多媒體也紛紛以抗拒轉載，或是以官方微博發言的方式，向《南方週末》表示支持。

中國媒體此次與宣傳部門的抗爭風暴，始於《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一月二日晚，《南方週末》部分編輯記者在微博上表示，三日即將出版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原文《中國夢 憲政夢》遭到省委宣傳部以及總編輯黃燦的多次刪改，最終成文《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在簽版後，頭版也被省委宣傳部官員越過責任編輯，直接授意增加了一段包含錯別字與事實錯誤的導語。改後的新年特刊被?多讀者評價為「一片歌功頌德之聲」。

對《南方週末》的幾位責任編輯和各版編輯來說，這是一種專業恥辱。在當期的《南方週末》頭版上，沒有一位編輯署名。

此消息一出，微博上一片譁然。有南方報業員工寫道「總有一坨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暗示南週受到來自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的壓力。當晚，因南週採編人員也未被告知新年特刊出刊過程的真相，一些採編人員認為，此事與一貫實行嚴格新聞審查制度的庹震有關聯。

其後幾天裏，《南方週末》編輯部連發聲明，要求徹查此次事故，但廣東省宣傳部門一直未有正面回應，只通過《聯合早報》放出消息稱，此事與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無關。

由《南方週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一月七日發表的聲明稱，一月一日，新年特刊在五位責任編輯簽字、《南方週末》常務副總編輯伍小峰簽可出片後，正常編輯流程結束。採編團隊開始休假。這一天也是中國的公?假期。但一日上午，《南方週末》總編輯黃燦與副總編輯伍小峰被召至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與新聞處處長對新年特刊提出多項修改意見。在經過多次刪改後，一日夜，黃燦接到宣傳部官員要求再次將專題名稱由「家國夢」改為「追夢」。二日，黃燦與伍小峰在出版室臨時加班，終成刊出版本的《南方週末》新年特刊。南週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在聲明中稱，「以上所有程式均未經過正常報紙出版流程」。

新年獻詞具標誌性意義

新年獻詞是《南方週末》有標誌性意義的年度欄目，其中以一九九九年的《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最為經典。對許多讀者來說，《南方週末》是一代人的?蒙報紙，而風格溫暖的新年獻詞，總能在艱難時世中帶給讀者些許希望與力量。「被勞教的村官」任建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在勞教期間，讀得最多的就是《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以此度過人生中的低潮與苦難時期。

著有《霧鎖中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的學者何清漣撰文指出，支持《南方週末》，「不是因為它是最優秀的報紙，也不是它每篇都是精品。而在於以南週為核心的媒體人反對的是現行的媒體監管體制」。

三日凌晨開始，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新浪、騰訊兩大微博，聲援南週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南京大學金陵傳媒學院是第一家發表聲明支持《南方週末》的獨立學院，隨後，來自重慶、江西、廣東等全國十幾個省份的高校學生，或以個人名義、或以學生社團名義發表聲明，聲援南週。

擁有百萬、千萬「粉絲」的「大V」，也開口力挺南週，從房地產界素來敢言的任志強，到「微博女王」姚晨，從「青年導師」李開復到意見領袖李承鵬，「南週事件」成為接下來一週內中國最熱門的公共話題。連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官方微博，也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廣東省宣傳部門的譴責。

一月四日，由《南方週末》前編輯、記者聯署的一份聲明，提出三條明確訴求：一、根據《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第十四條規定，庹震部長不宜再擔任現職，需要引咎辭職並公開道歉；二、對於提出抗議的《南方週末》編輯記者，認同其榮譽感與責任感，不予處罰，立即回復他們的微博賬號，解除因為這次事件而被禁言的微博賬號；三、《南方週末》編委會恢復正常運轉。

當天，逾百名南週前實習生發表聲明、南方報業下屬《南方人物週刊》、《南都週刊》、《南方都市報》、《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等近百位原、現職採編人員聯署發表的聲明，也呼應以上三條訴求。

聯署聲浪還在擴大。周澤、浦志強、富敏榮等多位律師也發表聲明，願為南週編輯部提供法律援助；來自內地、香港、台灣的部分知識界領袖也聯署呼應上述訴求。

西安交通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王天定在微博上表示：「《報紙出版管理規定》第四十七條：報紙出版管理實施報紙出版事後審讀制度、報紙出版質量評估制度、報紙出版年度核驗制度和報紙出版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按這個規定，我國目前報紙管理是典型的懲後制，報紙出版前沒有送宣傳部審查的道理。誰對報紙做事先檢查，就是違法，也就是給執政黨抹黑。」

就在微博輿論幾乎?口一聲支援南週之際，南方報業大院裏，集團黨委、南週編委與編輯部，連續幾天不眠不休開會研判應對局勢的策略。一月六日，據接近南週編輯部成員的人士表示，南週編輯部與省委宣傳部本已達成內部共識：宣傳部對此事不會事後清算、今後放鬆審查管理。但當晚，《南方週末》被省委宣傳部要求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在向上級管理層交出微博賬號與密碼前，負責《南方週末》網與官方微博操作的吳蔚在個人微博上表示，「本人已向協助分管《南方週末》新媒體業務的總經理毛哲上繳新浪微博賬號@《南方週末》 的密碼，對此賬號即將發布的聲明以及今後所有內容，本人將不負任何責任。」此後，南週官微就新年特刊事故向讀者致歉。

當晚，一份由《南方週末》編委與採編人員聯署的聲明表示，南週官方微博賬號已不代表編輯部。當晚，《南方週末》多位原記者、編輯通過個人微博，將過去一年中《南方週末》遭到的部分新聞審查公之於?，微博輿論再次被推向高潮。

據接近廣東省委宣傳部的人士表示，省委宣傳部內部對南週事件的處理方式也有不同意見，部分宣傳部人員堅持可以與南週編委會談判，但一位備受南方報業員工敬重的資深傳媒人透露，省委宣傳部最高層對南週是否罷工、報紙是否正常出街「根本不在乎」。

一月八日上午，《南方週末》一位原記者向亞洲週刊表示，南週同事已經在準備新一期的報紙內容，無論事態結局如何，「總要對得起讀者」。

一月五日，《南方週末》編輯部發表的聲明稱，「三天前的事故，只是一個導火索」。在新年特刊事故背後，令南週採編團隊積怨已久的，是嚴重侵害新聞自由的審查制度。新聞審查在中國早已有之，但將這一套制度推向極致的，還要數《南方週末》以及廣東省各媒體的「大BOSS」——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

去年五月調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庹震，一九八二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曾任《經濟日報》記者，後歷任《經濟日報》總編輯、新華社副社長。一九八三年，庹震寫出了一系列批評報道，引起強烈反響。一九八四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庹震就獲得了「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稱號，就在那一年，《南方週末》誕生，當時許多中國媒體人還心懷理想，媒體生態也沒有當下中國般壓抑。

但這樣一位原記者出身、「履歷輝煌」的媒體管理者、宣傳部官員，卻在赴粵後，令廣東媒體界怨聲載道。

「我在廣東幹新聞二十年了，庹震是最壞的一任宣傳部長」，一月七日上午，在廣州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樓前，一位報章負責人這樣講。當天，他和他的幾位同事手持白桔梗花來到廣州大道中二八九號，以示聲援《南方週末》。

庹震落實事前審查

一位備受南方報業內部採編人員敬重的審讀員在微博上表示：「庹一到廣東就分別找各報老總單獨談話，說黨把輿論陣地交給我們，大家都要守土有責，有些陣地丟了一定要奪回來。於是，連出幾道殺手?：粵媒體不准跨省搞輿論監督；不准評論外省負面事件；及時轉登人民、新華評論文章；《南方週末》每期選題須報省宣批准才可操作，重點報道和文章要送審才能上版。」

新聞「事前審查」的制度化，在庹震赴粵後得到落實。據南方報業現職員工透露，在庹震赴粵前，《南方週末》送審的慣例是事後審查，雖偶爾也會被要求事前送審，但多數事前審查只發生在重大政治事件新聞期。庹震任宣傳部長後，《南方週末》與《南方人物週刊》被要求事前送審。這兩份報刊會在每週的選題會後，將重點新聞事件選題送審省委宣傳部有關部門，「敏感」或「負面」新聞常常在這一關就被否決。幾位來自南方報業不同報刊的編輯都表示，久而久之，各報刊自己也會形成「自我審查」，編輯認為哪些選題一定過不了宣傳部的關，也就不會主動上報。

在宣傳部把過選題關後，記者採寫的文章會經過編輯、部門主任∕責任編輯、副主編等常規修改或把關，還要經過審讀員的一道「政治檢驗」。審讀員是按照省委宣傳部要求，報社內部成立的審讀小組成員通常由報社選派已退休或從業多年的資深媒體人員擔任，也有宣傳部「空降」的審讀人員。但審讀員通常情況下沒有「斃稿」的權力，會提出對文章的修改意見或政治風險評估給總編輯，由總編輯最後決定修改刊發或撤稿。

據多位南方報業媒體人透露，庹震任宣傳部長後，南方報業各重點報刊的主要負責人常常在報刊簽版的最後關頭等待庹震的指示，這位記者出身的宣傳部長對重要評論和深度報道，會親自改稿。中共十八大期間，廣東省多家媒體被要求在省委宣傳部開選題會，現場報選題，不符合宣傳部要求的選題常被當場斃掉。

「廣東只有一位總編輯」

「廣東省只有一位總編輯」，一位廣東媒體人這樣形容庹震。

某資深傳媒人透露，由於宣傳部人員疲於高強度審查，十八大結束後的兩週裏，事前審查制度稍有鬆動，南方報業的《南都週刊》趁機推出了策劃已久的專題《起底王立軍》，受到極高讚譽。但這也給《南都週刊》招致更嚴厲的審查：自此之後，《南都週刊》不僅要向宣傳部報告選題，還要在成稿後上報PDF版雜誌供審查。

此外，現任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楊健也飽受非議。楊健二零一二年從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一職兼任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此任命打破了南方報業重要領導由內部提撥的多年慣例。

《南方週末》總編輯黃燦曾供職於《南方日報》。一位曾服務於《南方日報》的記者表示，在黃燦掌管《南方日報》要聞部期間，「人還是不錯的，大家對他的評價也還可以」。但調任《南方週末》後，黃燦的表現令許多熟悉他的人驚訝不已。

一位曾任職於《南方週末》的媒體人透露，二零一零年，廣州市主辦亞運會，一位中宣部副部長到廣州視察宣傳工作，在向這位副部長彙報工作時，黃燦向宣傳部領導表示，在他調任南週之前，以為南週的問題是「個別員工」問題，現在看來，是整個團隊的問題，「這等於是陷害了南週」。

一月七日，亞洲週刊致電黃燦提出採訪請求，但被他婉拒。

「廣東向來以改革先鋒為榮」，一位報業人士如是評價，「習近平上台後第一次出京考察也是到深圳，說明中央是支持改革的，廣東省宣這樣搞，等於是逆改革潮流！」

在幾乎令南方新聞人窒息的新聞審查制度與報業部分管理層對新聞官員意志的堅決執行條件下，南方報業在過去一年重大新聞事件中，因缺席或報道不夠深入、全面，經常受到讀者批評，記者編輯也常在微博上叫屈抱怨。一二年七月，北京「七二一」暴雨，幾十人遇難，《南方週末》多個版面被撤，對遇難者及家屬報道的內容被大幅刪改。

一月七日中午，《南方週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發表的《二零一三年《南方週末》新年特刊出刊過程》稱，新年特刊在出刊過程中多次遭到總編輯黃燦與省委宣傳部官員改動。部分被刪除的內容包括：

「中國夙夢」部分不許提毛澤東等偉人；歷史上的法治人物要求替換、縮減；「夢想照進現實」板塊中的任建宇、反日遊行中的理性愛國者、錢理群；「開年十大猜」欄目中，二零一三年是否會全國範圍內開放二胎政策、會否有其他省市跟進財產公開試點、勞教制度會否鬆動、中國護照的免簽國會否增加等四個話題被刪除；歷屆「中國夢踐行者」集萃部分不許出現白岩松、劉吉等多人；在「記者行動」板塊，「什邡九十後」、夏俊峰之妻張晶這兩篇報道被撤。

經《南方週末》編輯部不完全統計，二零一二年，《南方週末》被改、撤稿件達一千零三十四篇之多。有人算了一筆賬：每篇文章按平均五千元人民幣（約八百美元）的採編成本計算，過去的一年被改撤掉的稿件，成本就達五百萬元。對報社來說，無論如何都是重大損失。

受到審查制度箝制的遠不止《南方週末》一家。在南方報業集團，《南方人物週刊》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因報道「大饑荒」專題，負責人被迫向宣傳部門寫檢查，該刊在中共十八大期間原預計推出習近平的封面人物報道，在記者已派出採訪並成稿的情況下被否決，無奈用李莊人物專題做為備選，被再次否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南方人物週刊》舉行年度魅力五十個頒獎慶典，編輯部最終確定的兩位獲獎者——被勞教的村官任建宇，以及促進廢除勞教制度的律師浦志強，皆榜上有名。在《南方人物週刊》已下廠印刷之際，重慶宣傳部門與廣東宣傳部聯手施壓，迫使《南方人物週刊》將這兩位獲獎者從榜單中取消，同時被迫銷毀了十幾萬份已印刷的刊物，重新排版下廠。

「戴著鐐銬跳舞會跳得更好」，時常有人這樣鼓勵新聞審查制度下的中國媒體，但對許多心懷夢想的年輕新聞人，愈發收緊的新聞環境正侵蝕著信念。談到南週事件時，一位進入南方報業不到一年的編輯遺憾地說，與其有一天，《南方週末》這個曾經輝煌一時的品牌因缺乏競爭力、經營不善而倒閉，倒不如現在就被宣傳部關掉，起碼保留最後的尊嚴。另一位年輕的前記者說，告別新聞行業的想法不時冒出來。他迷茫地問媒體同行：我這樣算是逃兵?？

有新華社員工稱，南週事件最終被內部定性為：意識形態鬥爭；嚴重挑戰黨管新聞工作的底線；有境外勢力參與。要加強對微博的管理，廣東的事廣東自己解決。

一月九日，亞洲週刊致電廣東省委宣傳部辦公室，對方稱不了解情況，無法證實。

對此，有媒體人分析，在中共新領導集體正試圖展現改革意願、塑造新形象之際，南週事件自然會被低調處理，但表面上宣傳部系統仍要維持黨管媒體的形象，不可開媒體成功反抗宣傳部的先河。

在南方報業的媒體人幾乎失望之際，《新京報》的相似遭遇卻給了中國媒體界一個期盼「觸底反彈」的契機。有網民甚至開玩笑：庹震是不是得罪了高層領導，惹得中宣部非要把事鬧到北京，拉庹震下台？《新京報》一役，媒體人認為宣傳部門的愚蠢將會加速僵化的體制走向崩潰，並且期許這是中國新聞審查制度不能承受的最後一根稻草之輕。

張倩燁: 中共八大元老家族財富曝光

彭博社報道指中共八大元老鄧小平、王震、陳雲、李先念、彭真、宋任窮、楊尚昆及薄一波，他們的後代成為資產階級新貴，至少掌控一點六萬億美元國企，年輕一代則在國外接受教育甚至美國化。

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是半個多世紀前，密洛凡·吉拉斯在他的傳世之作《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一書中，對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命運的最後論斷。在此書出版五十五年後，美國彭博社（Bloomberg）的兩篇重磅報道，讓人們再次想起了吉拉斯——因為讀者們看到的是，這一個誕生於「無產階級」、誓言「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黨，其元老的後代們成為國際新貴。

二零一二年末，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領導集團正致力於打造自身新形象——他們比以往任何一屆新班子都強調反腐敗對黨的命運的重要性，他們在寒冬下基層，坐在農家炕上與貧民拉家常。習近平甚至說，要是能看到「真貧」就值了。不過，已對官員作秀審美疲勞的中國網民機智回應他：建議習近平再到當地官員家中看看「真富」。

配合新領導人的上台，中共喉舌媒體新華社也播發了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的特稿。在這些長篇故事裏，他們勤政愛民的形象一覽無遺。

彭博社的報道卻在新華社「七特稿」的次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給了中共當局沉重一擊。來自彭博的兩篇報道——《紅色家庭被美國同化，投票給奧巴馬》、《毛澤東戰友的後代們成為資本主義新貴》——揭示了中共「八老」後代們的生活，這樣的報道令即使是習慣了貪腐新聞的普通中國民眾看後也會為之一驚。

根據彭博社報道，所謂中共「八老」，是指：鄧小平、王震（養活了毛澤東的軍隊）、陳雲(在毛一九四九年掌權後負責經濟)、李先念（在結束文革時作出了貢獻）、彭真（八十年代時重建了中國的法律體系）、宋任窮（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文革後被清洗幹部的復職）、楊尚昆（一九八九年執行了鄧的指示鎮壓了天安門運動）及薄一波（前副總理）。他們在毛澤東時期與鄧小平最後一次政治復出後，在中國重大國家決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共後代票選美總統

過去的一年，對中國和美國來說，都是政治年。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從年初的薄王案發，到年底的中共十八大，權術鬥爭充斥官場上下；而在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首位黑人總統順利贏得連任。當美國公民慶賀自己的國家又經歷了一次和平的政權交替時，中國的一些評論者也稱讚自己的國家完成了一次和平、徹底的政權輪換。但他們忘記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是沒有公開透明選舉的。

在一番秘密的黨內惡鬥結束後，習近平這位被視為太子黨的人物正式上台了。幾乎與此同時，在大洋彼岸，與習近平有著相似官宦背景的宋昭昭（宋任窮的女兒）卻在投票選舉美國的總統。她投給了奧巴馬。

彭博社的報道對中國官方公信力的殺傷程度無疑是致命的，中國民眾普遍相信，宋昭昭並不是少數的「一小撮」。已失勢的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在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了美國；而中共新任頭號人物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也在哈佛大學學習。

被中國宣布為中國最高立法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提出了「五不搞」。「五不搞」是指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背叛中共階級屬性

最諷刺就在這裏：當中共的現任領導人們堅持在本國「五不搞」的時候，這個黨的元老的後代們，卻在美國享受著這五項西方政治安排帶來的社會成就。據彭博社報道，八老的後代和配偶中，至少有二十三人在美國學習，其中三人在哈佛大學，四人在史丹福大學。至少有十八人在美國企業工作，「包括美國國際集團(AIG)和偉凱法律事務所，這一事務所僱用了鄧小平的一位孫子。十二人在美國擁有地產」。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是一句出現在中國任何一所公立學校中學政治教科書裏的話。在「革命年代」，中共來自工人階級；如今，「先鋒隊」被現實賦予了新的意義——資產的先鋒隊。

據彭博社報道，「八老後代中二十六人運營主導經濟的國有企業，或在其中擔任高管。僅僅三名子女——王震將軍之子王軍；鄧小平女婿賀平；毛澤東的經濟沙皇陳雲之子陳元——他們領導或運營的國有公司二零一一年總市值為一點六萬億美元。這相當於中國年度經濟產出的五分之一強」。

在中國的制度性腐敗條件下，幾乎沒有人能否認，這三人是他們所掌控的企業最有權威的領導者，而過去的中共反腐經驗也表明，身處高位的這些人往往陷於權錢交易。

彭博社說：「陳雲的兒子陳元把他的兩個孩子都送到了美國上高中。他的女兒陳曉丹，英文名Sabrina，就職於一家香港的私營企業。」彭博社提到的陳曉丹，就是曾與薄熙來之子薄瓜瓜有過戀愛關係的哈佛女孩，「二零零六年在巴黎舉辦的名媛成年舞會上，她身穿紫紅色Oscar de la Renta禮服第一次踏入社交場合。據舞會網站說明，當天來自比利時的卑爾根達埃勒公爵埃杜瓦爾是她的舞伴」。

紅三代成西方新寵

看上去，如陳曉丹一般的中共元老的第三代，已然成為西方社交界的新寵。與西方「貴族」式生活不同的是，他們從一個專制、集權的體制中走出，其父輩、祖輩的權力授予並未經過民主選舉的程序。但西方的現實一面就在這裏：他們批評中共時是一回事，但當歡迎中共高官後代成為名校生、巴黎名媛、高爾夫VIP會員時，又是一回事。

宋任窮的兒子宋克荒對彭博社說：「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人對中國的革命、獨立和解放沒有任何貢獻。現在，一些人利用其父母的地位搜刮錢財。公眾當然憤怒，他們有權憤怒。」

彭博社的報道，揭示了極權主義下的共產主義必然命運：為了消滅階級差別，最終卻產生了新的階級。

「八老們也給黨的權威帶來了最大的挑戰。他們將國家的一些關鍵資產託付給他們的子女，其中很多人變得很富有。這促成了一個新的精英階層，現在被稱為太子黨。」彭博社文章這樣說道：「公眾對不公平的財富積累、機會不均等和特權剝削感到憤怒，而太子黨現象無疑火上加油 —— 所有這些都與共產主義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

在中國社交網站上，「彭博社」常常不定期成為敏感詞。自二零一二年六月，彭博社揭露習近平家族的龐大資產後，該網站就被中國大陸屏蔽。但人們還是通過各種辦法，使彭博社的報道在微博上流傳起來。一位網民看後認為：「中國所謂的上層社會富裕階層都是有原罪的，所謂『八老之後』等享受著超級的特權生活，中下層辛勞一生換來的是不對等的困窘生活。」

媒體人潘采夫在網上表示：「看完八老後代報道，有點窒息，平時也知道很嚴重，但數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三個二代就控制一點六萬億美元。這個太怪了，依附在資本上的紅色癌細胞，統御著被蒙上眼睛的東方群氓，一條兼具智商、貪婪和生命力的大蛆，絕對是人類歷史上的新課題。」

范疇: 產權是中國改革之錨　

中國改革方案繁多，互相拉扯消耗國力，然則只要實現產權清晰化，其他改革都將自動歸位。

中國現在的種種改革之說，需要一個錨；否則，改得東來西又倒，中國永遠扶不正。

今天中國沒有人反對「改革」這一概念，向東走叫做改革，向西走也叫做改革，向南向北皆亦然。如此之下，「改革」一詞已經失去了它的實務指導意義，變成了一個道德命題，甚至情緒命題。

有人說，不從黨內改革下手，無從進行體制改革；黨內腐敗不治，體制腐敗除不了。另有人說，體制不先改革，黨內腐敗將永遠存在。有人說，頂層設計不改革，中國基層力量起不來；亦有人說，只有刺激出基層力量，才能鬆動頂層。類似的「二律背反」例子，數不勝數；而中國的有限資源、人民的有限忍耐力，就在這些公婆各有理的拉鋸之中，猶如指縫間流沙一般的涓滴而去。改革方案都出自善意，但是互相拉扯的善意足以令人迷惘；「善意誤國」實乃中國特色的悲劇。

種種拉鋸式的改革方向之間，究竟有沒有一個「錨」？這個錨定了位，所有的善意都將自動歸位，匯流為磅?大江？我認為這個錨是存在的，那就是「產權清晰化」；產權改革，乃是中國一切其他改革之母，舉凡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人民行為改革、文化改革，都會隨著產權清晰之進程而自發啟動。腐敗將因此緩解，組織效率將因此飛升，人民創造力將因此解放，文化將百花齊放，世界將為中國鼓掌，中國將被視為人類的新希望。

中國的政治紛擾可否「一鍵式」消除？中國的經濟潛力能否一鍵式爆發？中國文明能否一鍵式啟動？這一鍵，就是產權清晰化。今天主張各種改革方向的有志之士，若能在各自的領域，不論是政治、法制、企業、文化，將注意力焦點放在產權清晰這個錨上，奇妙的事將發生，奇蹟將被見證。

經濟學家或可為此看法提供理論基礎，詳論為何產權清晰乃中國一切改革之錨。然而，經濟學家也分門派或政派，辯論起來曠日費時。其實，我們完全可以訴諸人們的常識，就可知道在今天中國的複雜現實國情之下，從產權改革下錨，才能快刀斬亂麻。與其用學術證明法，我們何妨用簡單的排除法來論證。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問：中國今天哪一個需要改革的現象，與產權不清晰無關？如果連一個例子都找不到，那麼我們就可安心的說，產權清晰化，就是中國改革之錨。

灰色收入問題，屬不屬於產權不清晰？銀行的巨額或有債務，是否就是銀行的產權不清晰？地方政府強拆民宅、強徵民地，所依據的是不是產權未清晰？國有企業的弊端，是不是因為產權所有人缺位？法制建立困難，是不是因為各級人員的財產得以隱藏？有錢人脫產國外，然後再以外資名義回流中國，是不是因為擔心內資產權不清晰？裸官現象，是不是在產權不清晰之下的「能撈就撈、撈完就走」的投機現象？人民瘋狂買房，是不是因為房產的產權比較清晰？政場人物對權位如此無奈的著迷，是否因為有權才能生財、才能保產？例子不需再舉，否則萬言也難盡。

國家猶如人體，各個器官血脈相連，由病徵下手，不如由病理下手；所謂「治標不治本」，中國病之本，即在產權。直言的說，諸如「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等高端抽象探討，即使不屬治標之舉，至少也是隔靴搔癢，緩不濟急。我們可以說，產權不清則萬事原地打轉，產權清則萬事興。

產權清晰化，越晚做就越難做，甚至有人認為，錯過了幾次歷史機遇之後，現下已經來不及了。倘若真的已經來不及，那麼中國的命運就註定了：即使不是萬劫不復，至少也是萬世平庸。然而，真的來不及了嗎？

來不及之說，主要基於當下分配機制已經完全亂了套，腐敗所犯下的原罪已經積重難返，虎口取食難如登天。然而弔詭的是，解決之道可能就在「承認既得利益、切斷未來利益」十二字上。聽起來大膽，其實中國早已實施過。當年面對國營計劃體制積重難返的局面時，世人萬萬沒有想到，「買斷工齡」這一思維創舉可以扭轉乾坤。廣義的看，那就是一場全面承認既得利益同時切斷未來利益的革命性創舉；部分人或許不高興，但是一舉奠定了「過去什麼屬於我的，未來什麼不屬於我的」的產權界限，從此萬馬奔騰。

當下形勢雖與當年不同，然而同樣的智慧可以再用一次，那就是「買斷權齡」、「買斷官齡」，甚至「買斷黨齡」。有許多人會不高興，甚至強烈反彈，但是，產權清晰化是改革之錨，此事不彰，萬事不行。部分人的不高興重要，還是中國的百年命運重要？

中共領導層未來五年的核心任務其實只有一個：以產權清晰化為錨；至於所有其他想得到的改革，不勞煩心就都會自然對號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