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絀文刊出後，有讀者來郵與筆者商榷「分離意識止於民主」之說。我們談論的分離意識，以及有關的民族自決，指的是長期受壓迫的民族的一種求解放 的心態和要求。先前說過，「民族」指的是有共同語言、聚居一地、自成一體而與周邊其他地區在經濟上、心理特徵上都有明顯差異的群體。前文說的「分離意識止
於民主」，有此特定意境。
獨立意識和分離主義
先看一個活生生的事例，以便釐清一些概念。前不久，美國 總統大選民主黨得勝，過後沒幾天，出現一個「分離運動」；先是南方路州、德州等的一些保守派發電郵到白宮網址要求批准獨立，繼而五十個州都有共和黨泛紅支
持者響應，簽名總人數達七十萬，十分熱鬧。不過，這些「分離主義者」，單從「聚居一地」那個要素看，便知構不成一個民族：論地區分布，藍紅相交錯，便是同 在一個家庭裏的成員，這次總統大選投票投哪個，也常有分歧。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運動，橫看豎看都不像是受壓迫社群的反抗行為，而只不過 是有些選民，包括一些如地產大亨Donald Trump的那種人，選輸之後鬧着出點氣的東西；下一回大選，要是他們贏了，莫說要分離，就算打死也保管不會跑（德州比較泛藍的el
Paso市隨即也有人發起聯署，說如果德州獨立，el Paso就馬上從德州獨立出去；那就更搞笑）。
再看一個比較嚴肅的例子。美國歷史上 南北戰爭時期的分離主義很嚴重，好像也是在民主體制之下出現的呀，那又怎麼看？那時候的美國南方，說不上是一個受北方壓迫、要起來反抗的群體住域；相反，
當時南方要分離，是因為該地處統治地位的白種人要擺脫聯邦政府，以維持他們對當地有色人種的奴役。因此，美國南北戰爭的事例，也不符合上面第一段指定的討 論意境。
其實，看深入些，在南方，真正有理由要搞分離的，是受壓迫、沒有民主權利的黑人。但是，他們根本沒有組織起來搞分離的條件，於是只 能個別往北方跑，可幸從南到北都有善心人沿途為他們提供方便；此所謂的「地下列車」，正正是美國歷史上受壓迫者的一個分離主義實踐。其後，南方的白人政權
戰敗，黑人不再當農奴家奴；幾年之後，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通過（統稱「內戰與重建修正案」），黑人得到平等政治權利，開始生活在民主體制下面。 此後，儘管社會上很多方面的種族歧視遠未消失，分離主義時有出現，但始終不成為黑人社群裏的主流意識。
另一個反例似乎是蘇聯解體、東歐民主 化之後，斯洛伐克與捷克的分離。之前，在蘇共傀儡政權統治下，捷共佔據權力主體，斯洛伐克人常受壓迫，早已產生強烈的分離意識，故蘇共一解體，民主根本未
有時間發揮作用，分離便成為事實。然而那可說是歷史上最平和、最善意的分離，雙方都認為是一件美事；分離之後，兩個民主化了的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亦十分 好。
確切點說，民主能根除民族壓迫引致的獨立行為，但不一定能消弭其他原因引致的分離意識；那好比完善的法治並不能阻止一些憤怒的人行兇，卻能保證不會有人因為得不到社會公平對待，申冤要靠暴力。
發生在聯合王國的蘇格蘭分離主義運動又如何呢？那個運動有三百年歷史。在民主體制下，蘇格蘭逐步取得愈來愈多的自主權。1998年，聯合王國通過《蘇格蘭
法》，賦予蘇格蘭組織自己的議會的權力，只要求該議會不違反聯合王國及歐洲議會通過的人權法。聯合王國已經同意，2014年蘇格蘭將進行只在境內居住人士 參與的獨立公投。公投將有一至四個選項，獨立或保持現狀或是其中兩個，另一個可能是「DevoMax」（即maximum devolution，權力的最大限度下放，指的是完全自治之餘，蘇格蘭只按比例負擔國防和外交的開支；亦稱聯邦制選項）。
近年的民調顯示，蘇格蘭境內支持徹底獨立的人數已下降至四分一以下，支持DevoMax的，則上升至四成以上，其餘則是 「取得更多權力下放而留在聯合王國」或「保持現狀」的支持者。可見，按民主要求給予蘇格蘭人真正高度自治，獨立方案或分離主義的市場就自然萎縮。
北京要香港長治久安，不妨參考上述英國的例子。到那一天，香港政制徹底民主化了，高度自治實現了，大陸政治上也穩步開展改革開放文明化，則再加上大陸經濟發展能提供予港人的物質誘因，有人要在香港搞獨立公投也絕對無妨，更何懼區區幾支獅龍旗？
大陸人和香港人
香港絕大部分人沒有「離中傾向」，卻有不同程度的「拒北意識」，不希望大陸過分影響香港，這包括很多愛國人士、左派當權派等在內。拒北意識較濃的，還可冠以
「拒共」、「反赤化」等名稱，亦相當普遍，近年更有增加迹象。然而，在一般拒北人士的心裏，懷善意希望大陸變得愈來愈好的，無疑是大多數。港人在這種看似 矛盾、實則相當中庸合理的心態底下，怎樣才可以好好教育下一代，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呢？
一個先決條件是，中共不在政治及社會意識形態上敵視、歧視大多數港人。那會有反效果。其實，共產黨也許沒留意到，它沒有權利，更沒有道德優勢去採取那種態度。原因從兩方面一看就明。
大 陸人和香港人，同是專制政權之下生活的人；過去，分別在於是黃皮膚專制還是白皮膚專制，是全面專制還是局部專制。今天，大陸去掉了經濟專制的大部分，政治
還未開放，多種自由還欠奉；香港則只剩下政制方面還是半專制，其他方面大大超前了。就算是按馬列理論看，香港也更接近「資產階級民主」，比大陸快了半步， 因而比較先進。如此，大陸沒有資格歧視香港。
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樣受過文化思想方面的奴化，從自身的華夏傳統割裂。大陸是受馬列毛奴化，遭 遇文革刀槍棍棒式的文化割裂；香港是受英國殖民奴化，被軟刀子割裂。在大陸，華夏文化幾乎蕩然無存；在香港，傳統荒腔走板但還可苟延殘喘，受影響到底因人
而異，有的保存很好還放了異彩。如此，香港人固然不應認為大陸人全都愚昧落後，大陸人、共產黨就更無理由高高在上振振有辭歧視一般香港人的西化奴化。
六十年來，香港人經歷過的，很多很有價值；制度建設方面，吸納、消化了很多西方的好東西，尤其寶貴。因此，「香港人」這個概念，在香港人自己的心目中，儘管朦朦朧朧，基本上是正面的；如果因為認同這個概念而受到來自大陸的敵視與歧視，港人本能反應就是守護，若敵視者變本加厲，態度變成行動，守護就變成反抗。
在這個守護與反抗的過程中，馬列哲學意義上的「自為意識」便從無變有、從弱變強、從朦朧變清晰，斯大林說的少數民族心理特徵便漸漸成形，遇到再進一步打壓的
話，質變出分離意識便在所難免！所以，筆者說，要香港人的下一代能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的話，中共必須停止敵視「香港人」這個概念，學會和和氣氣 接受原汁原味、有點西化奴化的香港人。
至於香港人，在考慮自身認同之時，要有一種健康的自視和自信，不可在強權政治之下自我矮化。一個集體自卑的群體裏的人，不可能成為進取的、優質的國民。
國民教育——序言
因 此，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出發點不宜是一個容易引起意識衝突的概念如「政權中國」，因為這個政權中國一向歧視、敵視「香港人」。理想的開局，應該是在「序言」裏開宗明義提出「一個華夏屋頂之下三個不同但平等的文化實體」的觀念，講香港在華夏時空裏的特殊位置。如此強調有明顯區別的文化實體之間的最大公約
數，強調包容、平等和彼此值得尊重之處，國民教育就有一個鞏固的、統一的基礎。
第一課、第二課——然後，國民教育第一課就應該講香港人的優 點，講如何當好香港人、本分人；第二課就應該講香港人要以自身長處貢獻祖國，憑本身特點回饋華夏文明，過去如此，今後亦然。第一課是根本，因為香港人不意
識到自身優點的話，第二課就無從講起。香港的邊際貢獻，主要在「質」，而其他大陸省市的邊際貢獻，主要還在「量」。與大陸各省市比，香港的「質」非常獨 特，京官看不慣，覺得刺眼，再戴上特定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偏見就會加深（港人對大陸也有偏見，但成因不同）。
這兩課國民教育，不僅適合港人，京官特別是派港京官也應學習，才不會輕率地認為「中國」多你們幾個不多、少你們幾個不少，不給你水喝，你就馬上完蛋。那些都是典型「政權中國」的話語，目的是矮化港人，是主子對奴才說話的口吻，唯一效果是增加分離意識。
第三課——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還有第三課、第四課。
第三課是反殖。後殖民時代，港人如何反殖？什麼才是今天最需要的反殖實踐？論禍害，殖民主義罄竹難書：主權侵犯、人權踐踏、文化壓抑、種族歧視、經濟剝削、
社群對立、認同扭曲，都有；殖民者能夠如此作惡，很重要是建立了一套壓迫性的、與民主原則對立的殖民主義法權。不同的時期，上述幾方面的禍害深淺有異；有 些隨着時間減弱，有些因為回歸而消失，有些卻保留下來了。現階段反殖，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奴化」指摘上面，那麼，除了延續、加深社群對立
之外，沒有真正好處。今天，港人反殖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剔除遺留下來的、當下統治階級自覺或不自覺沿用的各種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
特區政制 裏的專制成分，如立法機構無實質提案權（即所謂的「行政主導」）、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等等，都是殖民主義法權得到保留的例子。其他如近日引人關注的《廣
播條例》，其對大氣電波的壟斷，就更是殖民專制老傳統。民主開放的地方如台灣、澳紐、歐洲、北美，電台電視台多得不可勝數，內容百花齊放，受眾各適其適， 規管只限於反壟斷和一些文明守則。香港則還是殖民時代的老樣子，廣播審批權牢牢握在一個反民主政府手裏。
筆者2008年寫過五篇文章，從政 治、文化、技術等層面分析批判特區政府的廣播壟斷，當局卻以「香港山多地少、頻道太多彼此干擾」回應，當時已經完全站不住腳；到了數碼廣播技術成熟的今
天，廣播頻譜容量幾乎無限，當局又有諸多其他藉口推搪，就是不開放給大眾。支撐這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管治手段，就是《廣播條例》裏的一些專制法權 【註】。國民教育的反殖課，除了要教導學生歷史反殖，更要提醒他們現實反殖，指出哪些是繼續存在的殖民主義法權，讓他們能夠鑑別，從而知到努力方向所在。
第 四課——第四課包羅萬丈，講的大概就是「國教課程指引」裏的各種具體知識和價值觀念，不過還要補上「指引」的不足。月前筆者撰文討論「指引」兩大漏洞，其
一是不反殖，其二是完全不提中華民國。民國百年，功過都非常突出，近年更發展出華夏文化時空中最完整的民主與自由。中華民國這方面的實踐，與香港的法治和 廉政，都是華夏文明中的瑰寶；如非政治偏見，怎可隻字不提？
今天，國人分隔兩岸三地，客觀關係，以彼此防範、排拒乃至敵視為主，融合的因素 太少；大陸那方還要以吃掉對方為目的，直接助長分離意識和獨立主張。筆者提的國民教育，對症下藥，目的是達致華夏文化屋頂之下不同社會之間的最廣泛融和。
不過，有一點要強調，筆者由始至終不贊成國教不倫不類獨立成科。上述一「序」四「課」，都不指具體學習單元，而指要貫徹到學校裏正常的歷史科、地理科、公 民科、語文科裏的不同層次的學習主題。唯有這樣的國民教育，建構出來的認同，才是有機的認同；這樣認識到的中國，才是可愛的中國。
註：筆者五篇論廣播問題的《信報》文章，收錄在2008年天窗出版社出版的《練乙錚文集．香港》的「政策」部分，分別是〈永不消逝的電波〉
（2008.1.11）；〈政治自由的地方多電台〉（2008.1.12）；〈政府應參考加國電台審批程序〉（2008.1.15）；〈電台發牌制度三大 政治問題〉（2008.1.25）；〈如此亞洲國際都會？〉（2008.1.24）。或者《信報》網編可把文章的電子檔找出來放在筆者的博客裏，給有興趣
的讀者參考！
《信報》特約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