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星期以來，環繞免費電視新牌照的新聞，成了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後最受爭論的時事話題，社會上人們議論紛紛。不過，如果沒有亞洲電視搞的那場極度「騎呢」的「關注香港未來」集會，這個話題會否炒得這麼熱，的確是未知之數。
如果香港像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樣，有一個最壞電視節目的評選，這場城中熱話表演肯定會成為今年的榜首之選。人們哀嘆亞視的淪落，悲傳媒文化空間的扭曲，不過，我更認為這場表演節目，在世界電視廣播史上應該佔一個篇章，因為它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個案。
不過，要說這是一場「表演」其實也有點不盡不實，因為雖然它是亞視花了很多air time去直播和反覆重播的節目，內容更包括連場歌舞，由亞視旗下合約藝員不斷在起舞翩翩、歌喉盡顯，但亞視卻一直不承認這是一個由他們製作的娛樂節目，反而把它說成是目的在「表達意見」的集會活動，說它是由一個以前從不見經傳的組織「亞洲會」發起，而參加的人純粹是「自發」而來云云。
騎呢集會「開拓」歷史
世上最差勁的電視節目，播了一場便被腰斬的不少，但一場被製作單位本身否認是其製作的「節目」，在電視史上的確找不到其他先例。
如果按照亞視的邏輯，它不是一個由電視台製作的「文娛節目」，而是一個「社會事件」，那亞洲電視攝影機的鏡頭，又是否以 「新聞直播」的方式，客觀地為觀眾「報道」這件社會發生的事呢？顯然，任何看過亞視為這「活動」所攝製「影像」片段的人，都不可能找到新聞直播節目一定要具備的旁觀、見證式的鏡頭位置，也聽不到記者為觀眾解說，交代事件來龍去脈，為這件事作出專業的新聞評述。
相反地，鏡頭面前那個拿着咪以主持姿態出現的女子，一開始就解說「這項活動同時具備娛樂性、資訊性和教育性」，顯然，新聞節目所習用的「客觀性」標準，新聞媒體要在「事情真實」和「觀眾」之間作公允中介的信條，也一一被亞視諸君拋諸腦後。
所以，亞視這場「秀」的確可以作為課堂上仔細分析的個案，說明一種全新的媒體觀念﹕媒體不單反映現實，更主動參與令現實發生。因為作為一個「媒介事件」，這場「騎呢秀」跨越了「節目」與「社會事件」的界限，也跨越了「宣傳」與「新聞」的界限，也打破了「報道」與「被報道」的界限。它恐怕是一種打破傳統媒體節目類型分類學的全新的「混種視覺經驗」，甚至，既不能把它簡單地看成是新聞的娛樂化，也不能把它說成是娛樂的新聞化。
因為，當觀眾看到亞洲電視的老闆和高層管理人員，不單「參與」這場「活動」，更親自扭動自己的腰臀，赤膊上陣，那就連「投資者」、「製作人」和「藝員」之間的分界也給顛覆了。說這些都是在胡搞的，恐怕是因為這種「穿崩」演出太過出格，但你也可以說，這是一場你還未懂得欣賞的「前衛」行為藝術，很具「超現實主義」味道，挑戰了當今為止世界上各式「真人電視秀」（Reality TV show）底線和極限。
全新的「混種視覺經驗」
這場有着濃厚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後現代秀，不用一直帶領着香港前衛藝術潮流風騷的「文化人」胡恩威，給我們來一個電視鏡頭下的白板解說才能明白。單以他和中國政協委員劉迺強同台撐亞視的幾個鏡頭，筆者就曾經懷疑，自己是否在收看着香港版《潛行凶間》（Inception），以為電視也和觀眾玩起「平行時空」的玄念。這種節目類型的確比起《東宮西宮》有文化得多，喜愛它的觀眾，果然是擁有獨特品味的一群。
其實可能只是我們都不懂得欣賞，ATV已經悄悄地在「文化人」指導下，脫胎換骨地成了ArtTV，一群創勢派（situationist）的前衛電視人正在進行打破電視典範的實驗性電視（experimental TV）。
其實，早在一九七六年，美國導演薛尼盧密（Sidney Lumet）就拍了一部經典名著《電視台風雲》（Network），敘述電視行業在割喉式競爭下，為求爭取高收視而出現一個悖於常理的故事。故事說一間瀕於倒閉的電視台為敵台所收購，新老闆準備向長期虧蝕的新聞部開刀，打算辭退員工。資深新聞主播知悉自己快將成為開刀對象而鬱鬱不樂，向老友透露自己情緒低落而想自殺，並開玩笑說要在自己的節目上提前宣布。結果老友聽後靈機一觸說要搞一個專門報道兇殺、災難和戰爭的節目。而那新聞主播亦竟然在節目中真的宣告自己將要自殺。
不過，這種瘋狂舉動竟然成為節目收視強勁反彈的原因，新來的電視人看到「真人秀」打破鏡頭前後的界限的聳動效應，現場直擊悲慘現實發生的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原來就是救治電視的萬應靈丹，於是變本加厲地收買政治極端分子，要「現場報道」他們的恐怖襲擊行動。
預示「真人秀」電視年代
《電視台風雲》高瞻遠矚地預示了「真人秀」的電視年代的來臨，深刻地諷刺了資本主義社會下殘酷競爭的文化，媒體和現實相互緊靠、相互塑造的虛擬現實下，媒體操守和標準被無情地踐踏，電視行業急速向資訊感性化、娛樂化的趨勢投降退讓的現實。
如果說，香港這場免費電視牌照之爭也是一場港版《電視台風雲》的話，那麼亞視的「騎呢秀」也的確和盧密電影中那場悲鬧劇有兩分表面上的相似，因為兩個故事都是關於一間瀕臨倒閉的電視台，電影中那間UBS和香港的ATV都有電視台老闆蝕大本的背景，以及僱員被裁的危機。再者，兩個故事都是關於電視人如何運用媒體這工具以扭轉乾坤，將自己的悲慘命運坦露於媒體的受眾面前，把自己瀕於被淘汰的慘情，轉化為一個節目，嘗試把消極因素扭轉為積極因素的一面。
鏡頭後的人跑到鏡頭前，將殘酷的現實重新包裝出售給媒體的觀眾，借之以使「現實」和「被（鏡頭）再現的現實」之間產生短路，從而得出震驚效果。在電影當中，那是野心勃勃的新「電視人」可資利用的資源，使企業起死回生。而「亞視」也因為這場秀之夠爛，而且爛得夠令人震懾，從而使它一時成了城中熱話的焦點，網民也熱情地四處搜尋那段可能使亞視要不名留千古，也得遺臭萬年的影像。不管如何，電視的邏輯就是，「爛」都是一種成名之道。
「霸氣」和「氓氣」雙合的年代
事實上，「亞視騎呢秀」事件的確具有高度的戲劇性、娛樂性和思想性，如果薛尼盧密不是因為去年過世，大可考慮把它改編為《電視台風雲》的下集。這部下集，要批判的就不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的殘酷競爭，和虛擬現實的暴力性格，而是資本主義在「大國崛起」新時期的新規律，和在新規律底下的那種更為光怪陸離的媒體及政治生態。
首先，《電視台風雲》上集的新聞主播因為憂慮自己的前途而生自殺念頭，可是，亞視的員工在仍未有自殺念頭產生之前，他們的老闆為了防止他們自殺，代替他們組織了集體行動。人們在大國崛起的年代終於發現，最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就是不會講廣東話的老闆。他們才是真正的社運領導人，教曉員工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抗議，將殘酷的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叫停的道理。
在盧密的上集，受市場競爭所淘汰的新聞主播是被犧牲的弱者，他成了悲劇的主角；但在亞視做主角的下集，不會有悲劇的犧牲者，因為他們的「解放者」就是老闆。是老闆把他們都織起來，到政府總部進行名副其實的「快樂抗爭」，既娛人也娛己，寓抗議於歌舞表演，將工業行動、政治參與和上班工作無縫地連結起來。這就叫香港這群資本主義的奴隸，明白到何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上集那個新聞主播因為自殺的宣言而把對社會、對上司，以致對整個體制的不滿沒有保留的展露出來，引起了社會的擁護，掀動了社會對體制的抗議浪潮，直至UBS集團的總裁，用他獨特的一套關於獨裁、壟斷和弱肉強食必要性的大理論，把他徹底地說服了，才變成一個為老闆說話的幫閒。
但在亞視的老闆們做主角的下集，觀眾可以看到一種大國崛起時代典型，因財大氣粗而有的「凌人霸氣」，以及沒有文化素養卻又要有掌控媒體工具的那種「街童氓氣」。在「霸氣」和「氓氣」雙合的年代，不再需要上集將弱肉強食說成上帝真理的那種揮灑的辭令，而只需一種「新富蝗民」的膽色，向（如毛孟靜那種形象的）自由主義者們呼喝﹕「滾回你們的主子處！」的那種傲慢。
如果薛尼盧密在生，大可以把這部《電視台風雲》下集，拍成一部悲劇與鬧劇合為一體的史詩，去圓他未竟的奧斯卡之夢。香港觀眾都會與有榮焉，同聲一哭，因為我們都是這「真實／秀」當中被呼喝叫罵的閒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