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樓低廈,人潮起伏,
名爭利逐,千萬家悲歡離合。

閑雲偶過,新月初現,
燈耀海城,天地間留我孤獨。

舊史再提,故書重讀,
冷眼閑眺,關山未變寂寞!

念人老江湖,心碎家國,
百年瞬息,得失滄海一粟!

徐訏《新年偶感》

2012年11月22日星期四

許知遠: 茶垢與港獨 




北京背離李瑞環的茶壺理論,香港政策失敗,把責任推給被極度誇大的「港獨」。

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次談話中,李瑞環把香港的治理比作「宜興的茶壺」——茶壺中的茶漬才是名貴所在,不識貨的人刮掉它,反而毀了茶壺的價值。

這段講話在香港引發了高度的共鳴。主權的交替即將發生,香港人對未來半是期待、半是惶惶。不錯,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然取得驚人成就,但這個製造了大饑荒、發動了文化革命、又在六年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青年的政權,一定不會把這套方式引入香港嗎?即使它不使用暴力,這個滿口教條的黨能明瞭香港人對民主、自由、法治的感受嗎?它又能克制自己偏執狂式的控制慾,讓「港人治港」嗎?

時任中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的講話,讓很多人獲得一時寬慰。這個準確的比喻,令人覺得至少黨內的開明人士仍能把握到問題的本質。

十七年過去了,北京部分遵循了諾言,香港「馬照跑,舞照跳」,它也動用自己獲得的龐大物質力量,來幫助香港保持繁榮。但在政治上,似乎再沒有一位領導人能發出「宜興茶壺論」式的論調。它一方面意味中國崛起給北京帶來的傲慢,不再需要敏感於香港的感受;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著政治能力的顯著衰敗——伴隨著早期領導人的離去,極權系統難以生產出富有洞察力的新人。

國力的興起與政治能力的衰退,造就了今日中國的面貌,而香港則成為這種症狀的最佳折射。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中,胡錦濤對於港澳部分的發言在香港引發了一陣驚恐,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對中聯辦日益明顯的干預表現出的不滿,被北京理解成「港獨」力量。這是極權政治再熟悉不過的論調,它把任何不同於自己的聲音視作異端,把異端又視作敵人,而不斷創造敵人,則是它保持自身權力與合法性的方法。在昔日,當你創造了「階級敵人」、「幕後黑手」這樣的概念時,也意味著你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與經濟失敗,全都推給這些力量。而在香港的問題上,當北京使用出「港獨」來形容不滿聲音時,也表明北京不承認自己在香港政策的失敗與技窮,把責任推給即使不是無中生有、也是被極度誇大的「港獨」勢力上。比起李瑞環通過茶壺理論來強調「兩制」,胡錦濤的講話則明顯著重於一國。

此刻的香港(西藏、新疆、台灣亦然),這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的邊緣地區,如今面臨著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極權力量,它雖然衰竭、仍舊強大,你可以從十八大報告中瀰漫的意識形態腔調中感受到它,這種極權式思維仍試圖壓制一切不同聲音、不斷製造敵人。另一方面,中國崛起造就了新的帝國誘惑,這帝國也充滿了規訓一切的願望,它對於邊疆保持了本能性的恐懼與懷疑,憂慮它成為包藏反叛的據點。極權與帝國的衝動,都是難以控制的,它總傾向於不斷累積、擴張自身的權力,直至被自身的重量壓垮。

不論「宜興茶壺論」多麼巧妙,它也不再適合於此刻的香港。北京的新一代領導人有可能表現出更多的政治技巧、或是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這一代接受過八十年代的擧蒙運動),但香港已不是十七年前的香港,它需要的不是開明專制,而是更為徹底的民主體制。北京和香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體制上的對衝,無法僅僅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

多年前,香港的民主領袖李柱銘也做過茶壺式的比喻,他說﹕「香港民主有如日本料理店的紙門,誰想硬闖,沒人可以阻攔。不過若懂得尊重,就會先敲門,獲得門內首肯才入內。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亦如此。」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看到北京的大員們粗魯地清掉茶垢,大腳踏破紙門,還理直氣壯。當他們創造了「港獨」這樣的名詞時,一定不知道莎士比亞在《麥克白》中的警告,語言是有魔力的,你說出了它,它就會纏繞著你。就像一九九六年的導彈演習把台灣向外推一樣,「港獨」的討論則讓香港的心離北京更遠,在兩邊築起新的籓籬。